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书院则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场所，士大夫和书院是一对难兄难弟，不离不弃，走过了千余年的历程。士大夫创办、发展了书院，书院则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两者的互动推动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唐末五代以后，士大夫和书院两者基本上实现了良性互动，而明清时期尤其具有典型性，因此，书院也发展到了普及化的程度。对我国古代士大夫和书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是一个很具意义的学术课题。
本章将对学术界有关该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并且阐述士大夫和书院的简要发展历史，为以后的研究起到铺垫作用。
一 国内研究状况述评
我国学术界对书院的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从辛亥革命开始到1949年，这一时期，由于人们逐渐发现了近代新式教育的弊端，便转而关注古代书院教育，企图以书院精神弥补新式教育的缺陷。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蔡元培、胡适、梁启超、毛泽东等人对书院的研究，多限于书院史的探讨，于士大夫和书院互动关系方面的探索则很少。
士大夫和书院的关系问题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所以无法对此进行述评。但是，在有关书院的研究成果中涉及两者的关系，这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多，而有关研究士大夫的成果中则基本上没有涉猎两者的关系，所以这里我们只梳理书院的研究成果，从中窥见士大夫和书院两者的互动关系。
（一）民国时期
1.有关全国性书院的宏观研究
民国时期学术界有关书院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胡适的《书院制史略》[1]《书院的历史与精神》[2]，他认为书院是“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书院和导师制“精神大概相同”，应该认真研究书院的历史。这一时期，研究书院的代表作还有：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3]、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宋元书院讲学制》[4]、傅顺时的《两宋书院制度》[5]、陈东原的《书院史略》[6]《清代书院学风之变迁》[7]、钱穆的《五代时之书院》[8]、张君劢的《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建立》[9]和周传儒的《书院制度考》[10]等。
上述研究成果侧重于宏观上论述中国书院制度及书院历史沿革，在书院教育制度、书院和学术文化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看法。胡适认为书院有三种精神，即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陈东原提出书院的灵魂是“自动讲学，不受政府干涉”与“反科举的精神”。[11]傅顺时在《两宋书院制度》中将怀疑态度、人格精神、时代思潮、科学方法、自动学习和反对科举，归纳为书院的六大精神。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扼要地叙述了书院从唐朝至清朝的发展历史，考证了书院制度的源流和演变过程，书中涉及了士大夫和书院的关系，例如，张伯行在鳌峰书院讲学，耿介在嵩阳书院讲学，沈德潜在紫阳书院讲学等，但失之简略。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宋元明清士大夫在书院的讲学情况进行了梳理，亦失之简单。
2.有关地域性书院的研究
关于地域性书院的研究成果，如吴景贤的《安徽书院志》[12]、王兰荫的《河北省书院志初稿》[13]《山东省书院志初稿》[14]、柳诒徵的《江苏书院志初稿》[15]、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16]等，这些成果大致上说还停留在对相关资料的整理阶段，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其中，柳诒徵的《江苏书院志初稿》是比较早的一部区域书院史，语言简洁，史料翔实。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是其学士学位论文，对广东省书院的演变、历史地理分布、行政组织及经费等问题均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是这一时期地域性书院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但遗憾的是，其中关于士大夫和书院的关系仍然没有多少论述。
大体而言，民国时期学术界的书院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虽然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既有对书院历史宏观的研究，也有对地方书院的探讨，甚至有关于某个书院历史的考证，如吴景贤的《紫阳书院沿革考》，但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分析的不够，特别是对有关士大夫和书院互动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涉猎。
（二）1949年后
1.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79年，学术界的书院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成果甚少，仅有《文史资料》刊登了17篇有关书院的资料与3篇论文。[17]而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在这一时期则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陈道生的论文《中国书院教育新论》《书院建设之源流》[18]、丁肇怡的论文《书院制度及其精神》[19]、孙彦民的专著《宋代书院制度之研究》[20]、严耕望的论文《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起源》[21]、张胜彦的论文《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初探》[22]等论著。上述成果不仅延续了对书院历史的传统研究路径，而且开启了书院教育、书院精神等新的研究领域。
2.改革开放以后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书院研究蓬勃发展，许多书院资料被整理出版，学者们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数部重量级的著作。
（1）在书院资料整理方面，出版了赵所生、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23]，共16册，选收了中国历代的书院志、书院章程、课艺、学田志等史料115种，被公认为书院研究者的必读书之一。陈谷嘉和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24]，共3册，是这一时期很有特色的书院史料整理成果，该书按内容和时间先后分章编排，以精当、全面、系统的史料，展现了中国书院形成、演变、改制的发展脉络。邓洪波还编有一部《中国书院学规集成》[25]，共3册，这是一部汇集我国历代书院学规、章程的著作，同样被视为书院研究者的必备书籍。上述工作为书院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在书院通史研究方面，有了一些成果，如张正藩的《中国书院制度考略》[26]，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27]，李国均等人的《中国书院史》[28]，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29]，陈谷嘉与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30]，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31]。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书院进行研究，多集中在书院教学管理制度、讲学会讲制度、经费管理制度和供祀制度等方面。如李国钧等人的《中国书院史》，探讨了“书院”与“学派”的关系。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对历代书院的数量、名称及和当时国家文教政策的关系等进行了统计和研究。陈谷嘉和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将书院分为书院类型、书院等级差异、书院职事类别、书院藏书及其管理制度、书院刻书事业、书院经费及其管理、书院的教育特点、书院考试制度、书院专科教育和走向世界的中国书院10章内容，对书院进行专题研究，是一部上乘之作。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以书院的发展历史过程为主线，阐述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延于元、普及于明清的一系列史实，重点探讨书院学术、教育和管理制度，书中大量运用统计学方法及图表示例，使论述更加具有说服力，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书院历史的学术专著。上述书院研究成果中，由于是通史性质的著作，因此，尽管于士大夫对书院的贡献有所涉猎，但不够系统深入，而书院对士大夫的作用更是有待论述。
（3）区域书院史研究方面，刘卫东、高尚刚的《河南书院教育史》[32]、李才栋的《江西古代书院研究》[33]、胡昭曦的《四川书院史》[34]、吴洪成等人的《河北书院史》[35]、赵连稳的《北京书院史》[36]、马晓春的《杭州书院史》[37]等，都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成果，它们对某个省市历史上的书院沿革、地域分布、书院祭祀、教育、藏书等问题作了论述。区域书院史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书院研究的内容，还有利于书院研究的细化和深化。由于是区域性质的书院著作，因此，于士大夫对书院的贡献涉猎较多，但仍然不够深入和系统，而书院对士大夫的作用同样论述甚少。
（4）院别史研究方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城南书院、学海堂、钟山书院、格致书院等著名书院，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如关于岳麓书院的研究成果就有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的《岳麓书院史略》[38]、杨布生的《岳麓书院山长考》[39]、朱汉民的《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40]。上述成果虽仍然侧重于论述士大夫对书院的发展作用方面，但于书院对士大夫的影响方面也有涉猎。
（5）书院和传统文化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杨布生、彭定国的《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41]，该书将书院置于传统文化系统中，从教育、藏书、刻书、学术、三教合流、建筑艺术、档案事业、文化交流等角度对书院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胡青的《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42]，从社会功能角度对书院进行研究，从家族文化、乡土文化、山林文化等视角来分析书院在知识传播、学术研究、社会教化、讲学考课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化传承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丁钢、刘琪的《书院与中国文化》[43]，重点研究了历代书院如何推进学术进步与儒家文化的传播。徐雁平的《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44]，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清代江苏、安徽、浙江等地书院的发展，论述了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之间的关系。刘玉才的《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45]，研究了书院与学术的关系，考察了书院学术风气的演变过程。上述成果拓宽了书院研究的领域，并且涉及了书院教育对士大夫的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但由于是附带论述，所以说研究并不深入。
（6）士大夫和书院互动关系方面，研究成果主要有一些学者的论文发表，如湖南大学朱汉民的《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46]，肖永明的《书院与地方社会的互动》[47]，暨南大学王元林、林杏容的《明代西樵四书院与南海士大夫集团》[48]，北京联合大学赵连稳的《窦禹钧及其书院问题考辩》[49]等。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探讨士大夫阶层，或某个士大夫集团，或某个士大夫对书院的作用，而于书院对士大夫的反作用问题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和深入。肖永明先生的《书院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一文，对我国历史上的书院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做了宏观的论述，该文认为：书院依托于地方社会而发展，依靠地方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士大夫的支持；同时，书院又反过来对地方的学术发展、知识积累、人才培养、社会风习、文化交流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目前不多的论述书院和社会互动关系的一篇典型文章，然而士大夫和书院的互动关系只是其内容的一部分，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
其实，书院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地方士大夫，更得益于上层士大夫的扶持；书院不仅对地方社会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上层社会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士大夫和书院的互动关系也不只是正面的、良性的，也有交恶的时候，这在明代比较突出。这些问题，都值得予以专门、系统地揭示和探讨。可惜的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到。
二 士大夫阶层的演变
既然研究士大夫，首先应该了解士大夫的历史。与书院相比，士大夫产生则比较早，逐渐形成我国传统社会中一支活跃的社会力量，一方面，这些人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也成为历史的名词。
（一）士大夫阶层的形成
士大夫是指古代官吏或有社会声望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吏、退休官吏和正在苦读诗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各级官吏的人物。
春秋以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组成贵族阶级，大夫和士为贵族阶级中的两个阶层。《国语》曰“大夫食邑，士食田”。说明二者身份地位相接近，后来逐渐把两者合称为“士大夫”。《周礼》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是说王公是谋划治国之道的，士大夫是负责具体执行的。郑玄注“士大夫”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50]可见，士大夫是有官职的人。
春秋以后，“士”从贵族中剥离出来，成为能言善辩的“游士”，成为知识人的通称，追求完美的道德人格、参政议政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教化的担当，以及对博学多闻的追求，成为士人的人生价值观。在孔孟眼里，“士”首先应是文化人，同时又应是道义的化身，即《论语》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志于道”。先圣主张“学而优则仕”，就是欲给有作为的知识人一种出路，具备“弘毅”品格的“士”学习好了就去做官。孟子认为士人“尚志”，即“尚仁义”。
战国时期，士成为“四民之首”，《汉书》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51]一些士人凭借自身能力，进入卿相行列，即布衣卿相；大夫也不再世袭，其中的多数是由士上升而来的，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但是，直到宋朝以前，“士”的地位和入仕途径总是变动的，许多“士”，“无以为衣食业”，纵然是孔子和孟子也莫能例外。
秦汉时期，关于士大夫的记载多了起来，西汉初期的士大夫概念比较模糊，可以指称贤士、官僚、将士。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士人由诸侯座上宾转而为朝廷官吏者日益增加。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后，郡国每年举荐孝廉的察举制度便确立下来，昭、宣以后，士大夫的含义逐渐单一化，成为一个特定阶层的称谓，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东汉光武、明帝对士人进行“吏化”改造，通经入仕成为士人主要的生存方式，士大夫阶层形成。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认为：“‘士大夫’这个名词古已有之，盖从封建制度中的‘大夫’、‘士’两称号逐渐演变而成……‘士大夫’，在汉初时主系指武人，但愈往后便愈有较广的社会涵义……至少在东汉政权建立之际，它已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士大夫阶层’之意义。”[52]在后来的反对宦官的斗争中，士大夫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纷纷立下家训，如诸葛亮《诫子书》《诫外甥书》，陶渊明《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颜延之《庭诰》，魏收《枕中篇》，颜之推《颜氏家训》等。这些家训的主要内容是立志修身、读书治学、和睦宗亲、为官处世，目的是在变幻莫测的政局下保家全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隋唐以前，士人与官僚还没有结合起来，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是在科举制度实行以后，确切地说是在宋代进入科举社会以后。
（二）士大夫阶层的发展壮大
肇端于隋，确立于唐宋的科举选官制度，是我国官员选拔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士人通过科举考试便能够进入官员阶层，打破了世族门阀垄断官场仕途的局面，科举考试逐渐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士与官僚走向了合流的道路，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士子的人生追求。
唐朝时期，是科举入仕的初级阶段，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科举考试为上层士族控制，出身寒门的士人，即使有一部分如陈子昂、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进入到官员行列，但是，仍被排斥在政权之外。所以，唐末农民起义时，一些进士加入到起义军中，成为农民起义军的谋士。
赵宋王朝，重文轻武，加上大乱之后，新的政权重建，政府机构需要很多的文人官吏，朝廷对科举考试制度加以完善，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世家权贵垄断科举的措施，实行公平竞争，这些措施有利于大量出身寒门的士人入仕，使很多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做官的梦想，士大夫数量大大增加，士大夫阶层发展起来。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李弘棋先生统计，在宋代全体文官14860人当中，前30年由科举及第的官员达到7833人，占到总数的52.71%。[53]还有人统计，《宋史》有传的1953名官员中，由平民或低品官出身而进入官场者占55.12%。[54]这在门阀制度下的隋唐以前社会是不可能的事情，说明中小地主及平民出身的中下层士大夫已经构成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主要部分，这些人对赵宋王朝充满了感激之情，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与责任感空前高涨，把自身的命运和王朝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
元代对科举考试制度不太重视，科举考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广大的士人被排挤在政权之外，加上民族歧视政策，终元一代，民族矛盾都比较尖锐。
明朝驱除鞑虏，光复中原，汉族士大夫对朱明王朝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明朝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使众多士人进入官员行列。清代统治者入关之后，迅速吸收汉族文化，继续开科取士，笼络汉族士人，士大夫阶层进一步壮大，清朝后期，全国的士大夫人数达一二百万。
三 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
（一）“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
修齐治平、“三不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理念成为我国传统士大夫追求的人生价值观，而创办书院，可以教化社会、培养人才、传播学说，是士大夫实现理想的极佳途径。
对士大夫人生价值观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叔孙豹（？—前537年）出使晋国，晋国正卿范宣子问：“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回答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被后人称赞的所谓“三不朽”。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三不朽”中首先是“立德”，即拥有高尚的道德，创立普惠众人的制度，这是前提；其次是“立功”，即为国为民排除危难，建功立业；再次是“立言”，即将真知灼见著书立说，传于后世。“三不朽”被我国的士大夫奉为圭臬，力图在道德、事功、言论方面有所建树，传之久远，虽死犹生。叔孙豹提出的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以后的思想家对此多有发挥。据说，我国历史上能够做到“三不朽”的人只有两个半，分别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半个），可见，一个士大夫要想达到“三不朽”的境界还是很难的。
（二）修齐治平的人生价值观
产生于西汉时期的《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中提出了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成为士大夫孜孜以求的高尚情怀，实际上也是对“三不朽”的具体阐释。
（三）将“立德”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
宋代“以儒立国”“重整伦常”，使士大夫转而追求主体自觉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高涨。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可以说是士大夫的“四为情怀”，即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让百姓生活无忧、修身养性，发扬光大儒家学说，创造万世太平的世界。这是对“三不朽”的再次发挥。“四为情怀”是张载对北宋士大夫阶层状况的一个描述，范仲淹说，宋代士大夫“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55]。凡国家大事，均要“罄而陈之”，发表己见，以使朝廷无过，百姓无怨，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人物。
宋朝士大夫特别注重道德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将“立德”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宋代士大夫阶层之所以有这样的人生价值取向，与宋代的科举罢诗赋而专以经术取士有关。宋朝把《诗》《书》《周礼》作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所依据的标准教材，强调经义造士，所以，宋代文人多“以经术为先务”，“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56]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念由汉唐时代对功名的孜孜以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追求。周敦颐指出：“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57]明确主张以有德作为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陆九渊则说：“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之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58]宋代理学家把伦理道德赋予永恒的“天理”意义，将它提高到本体的高度。
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尽管政府推崇程朱理学，但和汉族士大夫之间始终没有很好的合作，士大夫的经世致用的情怀没有能够施展开来。
（四）“知行合一”的人生追求
明朝万历中期以后，皇帝怠政，宦官专权，党政激烈，社会矛盾激化，在此危机之下，士大夫们有的在朝中惨淡经营，苦苦支撑，力求挽救朝廷危局；有的脱离庙堂，去书院讲学清议，以图扭转学风政风；有的尽力推动所在地区的教化与慈善事业，借以缓和社会矛盾。王守仁，字伯安，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王守仁是明代思想界的大儒、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教、佛教，他的著名的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宣扬“知行合一”，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致良知”学说，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独立思考。明穆宗朱载垕评价王守仁：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历史上，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除去王守仁以外，还有清朝的曾国藩。
（五）天下为公、救民于涂炭的济世情怀
明清之际是我国思想界大放光彩的时期，众多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对国家、民族前途进行深度思考，充分展示了士大夫的救世情怀。顾炎武说：“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59]“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60]黄宗羲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61]“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62]“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63]王夫之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64]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内忧外患，魏源、龚自珍等士大夫们又展现了济世救民的胸怀，如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65]、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66]，就是救世情怀的写照。
四 士大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作用
（一）创立学派，推动文化发展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如缕不绝，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士大夫发挥了重大作用，从孔子到孟子，从孟子到董仲舒，从董仲舒到“二程”和朱熹、王守仁等，这些人是士大夫中的精英，他们创立学说、建立学派，共同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动荡和思想较为自由的历史时期，士大夫们更是将自己的智慧贡献给社会，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两宋时期的“学统四起”、明朝的王阳明学派、清代的考据学派等。
所谓诸子百家是后人对春秋战国时代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诸子百家学说中流传最广的是法家、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和纵横家等，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的“仁政”、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和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以及法家的“废私立公”等思想成果堪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明相媲美。
两宋时期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这与士大夫们积极进取、创立学派密切相关。北宋仁宗庆历之际文化发展的突出标志就是当时学术界新流派的勃兴，诚如清代学者全祖望所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杨适、杜醇、王致、楼郁、吴师仁），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日希，亦古灵（陈襄）一辈人也；关中之申（颜）、侯（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祖禹）之先。”[67]此后，宋代士大夫形成了各种学派，主要有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苏辙的蜀学，朱熹的闽学，吕祖谦的婺学，陆九渊的心学，陈亮、叶适的事功学等。各个学派精彩纷呈，共同推动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二）创造太平盛世，推动朝政改革
士大夫们在王朝初期，辅助明君，实现一个个治世，例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在王朝中期，进行改革，剔除弊病，如“王叔文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洋务运动”等。在王朝后期，反对暴政和宦官擅权。例如，东汉的太学生反抗宦官的斗争，两宋太学生关心国家社稷、追求真理、主持正义、勇于斗争，明末的东林党人不惧宦官专权的淫威，反对宦官误国，晚清的“戊戌变法”。士大夫们在国家危机之时，为国纾难，为民请愿，体现出浓厚的爱国情结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朝廷设立太学之目的，就是要为国家培养治术人才和贤人君子，这就决定了太学自创办之日起，太学生便与朝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为了自己的前程，太学生们关心政治，希望朝政清明，对黑暗势力进行挞伐，或上书言事，或集会请愿。东汉后期，政治危机，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面对这一危急形势，以杨秉、陈蕃和李膺为代表的正直官吏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他们的行为和太学生的诉求一拍即合，两股势力联合起来，形成反对宦官腐朽集团的强大力量。
宋代太学生继承历史上太学生参政的传统，劝谏皇帝，革新朝政。北宋徽宗时期，太学生领袖人物陈东八次上疏，“言极愤切”。南宋光宗，好逸恶劳，不理朝政，太学生余古直言力谏，言辞激烈，被发配秀州。太学生们敢于进“逆耳忠言”“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68]。太学生还和朝中的奸佞大臣作斗争，如宣和、靖康年间，太学生和蔡京、李邦彦的斗争，建炎年间和黄潜善的斗争，庆元年间和韩侂胄的斗争等，史载：“李邦彦议与金和，李纲及种师道主战，邦彦因小失利罢纲而割三镇。（陈）东复率诸生伏宣德门下上书曰：‘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69]太学生和朝中的正直大臣结成反对腐朽势力的统一战线。
（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许多士大夫在做地方官吏时，兴修水利、兴办教育、铲除恶霸、为民申冤，如欧阳修、范仲淹、海瑞等人。欧阳修做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时，滁州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任邓州知州，在邓州任上前后共计3年，邓州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范仲淹出任泰州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堰，全长约50公里，这就是被当地人民所命名的“范公堤”。海瑞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清官。清代顺天府尹周家楣，江苏宜兴宜城镇西门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在顺天府尹任上，他弹劾贪官污吏，救灾施赈，修葺金台书院，百废俱兴，政绩斐然。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五 书院历程
（一）书院的诞生
1.唐朝后期的书院
作为我国古代社会一种新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书院，最早产生于唐代。我国最早的书院是家族书院，这种书院主要是教授本族子弟，目的是科举入仕，以确保本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威望，自从科举考试制度诞生以后，通过读书应试入仕成为读书人的梦想，例如，创办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的江西桂岩书院和创立于唐大顺元年（890）的江西东佳书堂。这两个书院均有了教学活动，本家族的子弟通过读书，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此可见，科举取士刺激了家族书院的产生。
2.五代十国的书院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原有的官学体系被打乱，无法满足士子求学需要，于是，书院便发展起来，悠久的私人办学传统，科举取士的制度，使一些士大夫继续通过创办书院，满足本家族子弟读书的需要。当时，民间书院共有13所，有北京的窦氏书院、河南登封的太乙书院、河南洛阳的龙门书院、高安（今属江西）的留张书院、江西吉州的匡山书院和兴贤书院以及光禄书院、江西洪州的梧桐书院和华林书院以及云阳书院、福建古田的蓝田书院、广东连州的天衢书院，还有从唐朝延续下来的东佳（义门）书院。
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大都是私人创办。留张书院的创办人张玉，唐天复二年（902）进士，后任九江观察使。唐亡后隐居山中，构筑书堂，讲学其间。匡山书院由“清修不仕”的罗韬创办，受到了后唐皇帝的表彰，肯定了书院托斯文、裨风教的作用，特敕翰林学士赵凤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额。兴贤书院由邑人解皋谟创建，光禄书院由邑人刘玉创建，天衢书院由邑人黄捐创办。这些书院中大多数均具备了藏书、讲学功能。
窦氏书院是北京第一所书院，由五代后梁时期的窦禹钧创办。窦禹钧，范阳（今北京昌平）人，生于唐末，卒于后周。唐末任幽州掾，唐亡后，相继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担任官职。窦禹钧品德高尚，擅长诗词，据范仲淹记载，他“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70]。其后李昌龄、彭元瑞、李卫都曾在著作中提到此事，窦禹钧把书院建在了自家住宅的南边，有房屋20间，藏书几千卷。他还聘请了名师前来讲学，几个儿子相继登科，“五子登科”的美名流传至今。窦氏书院在今北京昌平区，是一所家族书院，不仅本家族的子弟可以入学，附近乡亲的子弟也可以在此学习，凡“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71]，书院招收的生徒数量相当可观，对于生活贫困的学生，书院则发放“膏火银”，予以资助。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政局动荡，但却是书院发展的重要阶段，清人王日藻说：“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乎不绝如线矣，而书院独繁于斯时，岂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已始基之欤！”[72]成为五代十国乱世时期一个耀眼的闪光点，诚如钱穆先生在《五代时之书院》所称，它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潜德幽光，必大兴于后世。
唐朝五代时期，具有教学功能、学术研究功能和科举考试功能的书院，总的来说还处于初期阶段、诞生时期，它的大发展是在北宋以后。
（二）书院的发展
1.两宋时期的书院
自北宋以后，书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过程持续了南宋、元朝和明朝三个朝代，而且一朝比一朝发展得快。根据邓洪波先生统计，北宋时期，全国书院创办72所，重建1所，共计73所，实际上应当有百所左右；南宋时理学的发展，官学衰落，科举腐败，促使书院大发展，创办书院424所，重建书院18所，共计442所；元代创办书院282所，重建书院124所，共有书院406余所，实际数量应当有500余所；明代创办书院1707所，重建255所，共计1962所，实际上至少有2000所以上。
宋元明时期，书院完成了官学化过程和制度建设，逐渐变成科举考试的附庸，一些理学家包括朱熹和王阳明虽然批判科举制度，但并不反对生徒参加科举考试，我们熟悉的东林书院是因为它敢于抨击朝政，其实该书院还是科举考试的重镇。
北宋初期，恰兵锋之后，宋太祖“重文轻武”，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发展，而官学体系经过多年战乱，已经破坏殆尽，刚刚建立起政权的北宋王朝，忙于统一战争，以及抵御辽和西夏的侵扰，加上初期经济力量不强，统治者无力恢复官学教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需要大量的文官；另一方面是官学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增加中式人数，且凡是考中进士者均授予官吏，这种文教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间力量兴办教育的积极性，书院获得了较大发展，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但书院制度尚未形成。北宋书院的发展可以仁宗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的支持下，书院获得较快发展；第二阶段由于仁宗以后，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发起了三次官学运动，官学运动对一些著名的书院产生了较大影响，有的被改为官学，如衡阳石鼓书院、湘阴笙竹书院分别改为州学、县学，岳麓书院、湘西书院则与潭州州学连为一体，形成所谓“潭州三学”，表现了书院的官学化；有的书院则被停办或者改为他用。但是，书院发展并没有停止，数量仍然在增加，民间力量在兴办书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南宋时期的书院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书院出现官学化倾向；二是书院的制度建设完善，对后世书院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被后来的许多书院遵行，书院制度走向成熟。
南宋时期，有的书院山长由政府授予官职，甚至由政府选派人员充任或者兼任。从景定元年（1260）开始，南宋朝廷向每个州派出一名山长，但山长必须具备科举考试中举或者太学毕业资格。朝廷又规定担任山长的条件必须是和州学教授一样，“山长应注有出身，应格合入教官，及经任合注教官也”[73]。同时，书院的地址也由山林向城镇或者郊区迁移。
邓洪波先生认为，书院制度的确立有如下几个主要标志：第一，书院和理学互为表里，荣辱与共，形成一体化结构。这种结构，使书院具备了在学术文化领域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功能，事实上，书院对中国思想文化在南宋时期形成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功甚伟。第二，书院规制日趋完善，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等成为书院的六大事业，表明书院已经成为一个功能齐全而且可以独立运作的文化组织。第三，书院内部的职事设置日趋合理，基本形成研究教学、行政管理、财务后勤、学生自治等相互连属的几大条块，说明书院的组织管理已臻完善。第四，各书院开始制定并执行学规、规程、揭示、学榜等不同名目的规章制度以规范自身的行为，宣示自己追求的目标与学术文化主张，南宋后期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颁行天下后，书院更有了共同的准则。这种自觉的举措，是书院制度走向成熟最终确立的标志。[74]
2.元朝时期的书院
元代书院继续着南宋以来的官学化倾向。政府通过委任山长、拨付学田、严格书院报批手续等措施，强化了自南宋以来的书院官学化倾向。
元世祖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政策，以后的元朝统治者也大多支持书院的发展。中统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下诏：“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75]成宗即位（1295），“诏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赡学土地及贡士庄田，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庙宇。自是天下郡邑庙学，无不完葺，释奠悉如旧仪”[76]。元朝统治者把书院山长与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教授一同列为学官，接受礼部、行省及宣慰司的任命。书院学田由政府拨付，元世祖三十一年（1294）七月，成宗即位，在政府的告谕中说：
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照依世祖皇帝圣旨，禁约诸官员使臣军马，勿得于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亵渎饮宴、工役造作、收贮官物等。其赡学地土产业及贡士庄田，外人勿得侵夺。所出钱粮，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师生廪膳。[77]
政府还拨付给书院生徒一部分膳食津贴，根据《日下旧闻》记载：“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78]又规定：“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79]将书院生徒和官学生员同等看待，而且仁宗皇庆年间以后，还可以和官学生员一样参加科举考试，应试入仕。而申请创办书院更是手续繁杂，需要层层审核报批。上述措施都是为了加强对书院的控制。
3.明朝时期的书院
明朝初期，朱元璋对书院采取限制甚至禁止的态度，成化、弘治年间，由于官学和科举考试的弊端日益显现，国家对书院的政策有了转变。成化十五年（1479），宪宗为“紫云书院”赐额。成化二十年（1484），诏令重建江西贵溪县象山书院。弘治二年（1489），孝宗准奏修复常熟县学道书院。皇帝的态度转变对书院发展起到了示范效应，地方官员对书院予以关注。成化、弘治以后，书院数量逐渐增加，尤其是正德以后，王学遍天下，王门弟子在各地创办书院，甚至内阁首辅徐阶也素称姚江弟子，极喜良知之学，“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80]，使明朝的书院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渐入高潮。嘉靖朝创办书院达550所，隆庆朝6年间，书院创办了65所，万历朝创办书院275所。所以，尽管嘉靖、万历和天启三朝，政府多次禁毁书院，书院发展受到挫折，但整体上说，这一时期仍然是明代书院快速发展时期，明朝禁毁书院的诏令并没有在全国各地普遍执行。
书院官学化日趋严重，如果说宋元时期书院的官学化是政府政策控制的结果，那么，明朝时期书院的官学化则是官员大力推动、亲自加入到创办书院的行列中所致，各级官员创办的书院必然会使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向官学靠近。明朝书院中官员创办的达到972所，民办的有507所。书院山长由官府掌控，经费使用也被官方间接干预。官员创办的书院占据书院的大多数，各级官吏参与对生徒的课试，即官课，很多官员还亲自为生徒讲学，唐龙《正学书院续记》记载，弘治初督学杨一清建正学书院，并“于中教授生徒”，“郡邑弟子员心怿神怡，三十余年，未之有改也”。[81]
（三）书院的鼎盛和改制
1.书院发展到鼎盛时期
清代的书院由于统治者的支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数量达到历史上的顶峰。康熙时期，清圣祖玄烨对书院赐予图书、匾额，以示支持。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胤禛特颁谕旨，令各地督抚在各省省城均建书院，并且给予经费支持，史载：
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选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材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豫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82]
清朝书院官学化更为严重，官倡民办的书院超过纯粹的民办书院，书院院长、生徒的选拔，经费和日常管理等方面都有官府的干预，甚至控制，但书院并不是官学，只是官学化。
乾隆皇帝即位后不久即颁谕旨，对书院发展做出具体要求，令各省督抚仿朱熹白鹿洞书院之例，设立条规，慎选院长、生徒，“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同时规定，学臣三年任满，咨访考核，如院长“教术可观，人材兴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以示鼓励”[83]。对书院院长和生徒均有奖励措施。乾隆以后，对府州县之书院，凡经费困难的，准许地方政府给予经费支持。
道光和光绪两朝，政府财力日渐紧张，于是转而鼓励社会力量捐资，或修建书院，或充作生童膏火，使清代书院发展又掀起一个高潮。但这时的书院教学活动已经加入了不少西学的内容，如开设天文、地图、舆地、算学等，传统书院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向近代教育迈进。
2.清末书院改制
甲午战争，天朝大国竟然败于小岛国日本，人们痛定思痛，认为“只有兴学育才为救危之法”，而“整顿书院，尤刻不容缓，此省先变，则较他省先占便利，此府先变，则较彼府先占便利”[84]。书院改制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各地掀起了书院改制的热潮。而至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竟然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在两个月内全部改制为学堂，结果随着变法的失败，书院改制也停顿下来。庚子之变后，慈禧为了自保，推行“新政”，书院改制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二日上谕称：“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85]加上有“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和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等配套措施的实施，书院改制迅速推开，大部分书院在清末完成了改制工作。
六 士大夫和书院之互动
唐朝五代以降，士大夫纷纷加入到书院教育事业之中，直到清末书院改制为学堂。士大夫倡导创办书院、重修书院，并且为书院筹资、聘师，参与书院管理等，为书院的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同时，书院反过来又对士大夫的构成、价值观、学说（学派）的形成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士大夫和书院相伴而行千余年，其间虽然有相互交恶的时候，但总的来说，两者基本上还是能够相向而行，实现了良性互动。
自士大夫创办书院到南宋中期，两者实现了良性互动，士大夫创办书院，书院则为士大夫培养了大批颇具社会担当的后备力量。南宋中后期，受到朱熹被打成“伪学逆党”的影响，理学家创办的书院也遭受损失。元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士大夫和书院二者良性互动，书院数量增加。明清两朝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王朝初期对书院采取打压的政策，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都对书院采取支持的态度。要说明清两朝的区别，那就是明朝中后期，士大夫和书院的互动并非一帆风顺，清代则自雍正帝十一年（1733）以后，两者的互动关系相当顺利。
七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内容
首先，对明代以前士大夫和书院互动的历程进行论述，旨在明确明清时期士大夫和书院的互动是历史发展的延续和必然。
其次，研究明朝士大夫对书院发展的作用。明朝士大夫对书院的态度比较复杂，有时支持，有时禁毁。本书将深入分析士大夫，特别是上层士大夫和书院的关系，在分析两者关系时，将其和党争问题密切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再次，对清代士大夫对书院的发展作用进行探讨，包括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书院的态度由禁止到支持的原因，清代整个士大夫阶层如何闻风而动，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书院发展的举措等。
最后，探讨明清时期书院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包括为士大夫培养后备人才、士大夫价值观形成、学说的培育和弘扬等方面。
（二）研究思路
把古代社会时期士大夫和书院的互动关系放在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例如，从朝政变化、党争双方力量的消长这种新的视角深入研究明代士大夫和书院互动状况，从朝廷政局变化的视角细致分析两者互动关系。清代士大夫和书院的关系则从最高统治者对书院态度的转变开始，勾勒一系列鼓励士大夫支持书院发展的政策措施，从而揭示士大夫和书院二者是如何实现良性互动、促进社会发展的。
（三）研究方法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吸收了学术界同仁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方法以文献为主，同时运用调查法、个案法、列表图示法，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考量案例的影响，在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特征，对士大夫和书院互动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揭示。
注释
[1]胡适：《书院制史略》，载《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3期。
[2]胡适：《书院的历史与精神》，载《教育与人生》1923年第9期。
[3]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1930年第10集第111—114期。
[4]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宋元书院讲学制》，载《民铎杂志》1925年第6卷第1期。
[5]傅顺时：《两宋书院制度》，载《之江期刊》新1卷第7期。
[6]陈东原：《书院史略》，载《学风》1931年第1卷第9期。
[7]陈东原：《清代书院学风之变迁》，载《学风》1933年第3卷第5期。
[8]钱穆：《五代时之书院》，载《贵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17期。
[9]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建立》，载《新民月刊》1935年12月第1卷第7、8期。
[10]周传儒：《书院制度考》，上海励志书局1929年版。
[11]陈东原：《书院史略》，载《学风》1931年第1卷第9期。
[12]吴景贤：《安徽书院志》，载《学风》1932年第2卷第4—8期。
[13]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载《师大月刊》1936年第25期和第29期。
[14]王兰荫：《山东省书院志初稿》，载《师大月刊》1936年第29期。
[15]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载《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1931年8月第4期。
[16]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17]邓洪波、周月娥：《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8]陈道生：《中国书院教育新论》，（台北）《师大教育研究所集刊》1958年6月第1期；《书院建设之源流》，（台北）《思与言》1962年第2卷第3期。
[19]丁肇怡：《书院制度及其精神》，（香港）《民主评论》1959年第10卷第13期。
[20]孙彦民：《宋代书院制度之研究》，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1963年。
[21]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起源》，（香港）《民主评论》1954年12月号。
[22]张胜彦：《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初探》，《食货月刊》1976年第3、4期。
[23]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24]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5]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西书局2011年版。
[26]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27]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28]李国均等：《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9]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0]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32]刘卫东、高尚刚：《河南书院教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3]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4]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5]吴洪成等：《河北书院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6]赵连稳：《北京书院史》，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
[37]马晓春：《杭州书院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38]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
[39]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0]朱汉民：《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41]杨布生、彭定国：《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42]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3]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44]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5]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6]朱汉民：《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47]肖永明：《书院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载《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4期。
[48]王元林、林杏容：《明代西樵四书院与南海士大夫集团》，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夏之卷。
[49]赵连稳：《窦禹钧及其书院问题考辩》，载《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50]阮元：《十三经注疏》卷42《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7页。
[51]班固：《汉书》卷24《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17—1118页。
[5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241页。
[53]李弘棋：《宋代的社会阶级与社会地位》，1985年杭州国际宋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54]陈义彦：《从布衣入仕论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载《思与言》1972年第4期。
[55]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9《奏上时务书》，载范能濬：《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56]脱脱等：《宋史》卷202《艺文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31页。
[57]周敦颐：《周子通书》卷24《师友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58]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0页。
[59]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病起与蓟门当事书》，载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60]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载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9页。
[61]谢枋得：《叠山集》卷5《与李养吾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6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原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页。
[6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原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页。
[64]王夫之：《读通鉴论》（下册）卷末《叙论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71页。
[65]魏源：《魏源全集》（第12册）卷1《偶然吟》之九《呈婺源董小槎先生为和师感兴诗而作》，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98页。
[66]龚自珍，刘逸生等校注：《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下册）《己亥杂诗》第220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72页。
[67]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首《宋元学案序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68]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篇》卷2《无官御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1页。
[69]脱脱等：《宋史》卷455《陈东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60页。
[70]范仲淹：《范文正公别集》卷4《窦谏议录》，载范能濬：《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页。
[71]范仲淹：《范文正公别集》卷4《窦谏议录》，载范能濬：《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页。
[72]王日藻：《嵩阳书院记》，载耿介：《嵩阳书院志》卷下，清康熙二十一年刊本。
[73]解缙等：《永乐大典》卷14621《吏部条法·差注门》，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残本，第6550页。
[74]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3章“书院制度的确立”，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153—154页。
[75]宋濂、王祎：《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1页。
[76]宋濂、王祎：《元史》卷76《祭祀·郡县宣圣庙》，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01页。
[77]佚名：《庙学典礼》卷4《崇奉孔祀教养儒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6页。
[78]朱彝尊：《日下旧闻》，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79]宋濂、王祎：《元史》卷81《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32—2033页。
[8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书院》，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8页。
[81]沈琮修、陆耀遹、董祐诚：《咸宁县志》卷12《学校志》，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82]《清世宗实录》卷127，雍正十一年正月壬辰，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册，第666页。
[83]《清高宗实录》卷20，乾隆元年六月甲子，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册，第488页。
[84]熊希龄：《熊希龄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85]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169，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乙未，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