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之子郭道甫，1931年12月11日离开祖国之前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为《呼伦贝尔问题》，他以一片赤子之情，讴歌了家乡的历史及未来。他的祖上奎苏是最早被清政府派驻呼伦贝尔的武官，可以说是清王朝守护祖国北部边疆的拓荒者。郭道甫姓郭博勒氏，是达斡尔民族中较大的姓氏之一，这一氏族在我国历史上为保卫祖国边陲呼伦贝尔做出了鲜为人知的贡献。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莫和尔图嘎查（村）巴彦嵯岗有一个陈列馆，面积有200—300平方米，陈列馆中央有一尊雕像，他就是被尊为“达斡尔族政治家、教育家”[1]的郭道甫先生。
2014年是郭道甫先生诞辰120周年，他属马，恰逢2014年又是甲午马年，马对于马背民族来说是赖以生存的草原之舟，达斡尔族人对马有着特殊的情怀，骁勇善战是达斡尔人的特点，“达斡尔人尚武强悍，骁勇善战，勇猛精进，舞剑拉弓，骑马狩猎个个不在话下。当年，乾隆大帝万里调兵，镇守西部‘卡伦’，实在是看中了他们这一点。”[2]达斡尔人称得上是真正的马背民族，成为清政府时期守护祖国边陲的一支劲旅，“男丁都有终身当兵，终身服从的义务。这是呼伦贝尔的人民，所以强盛的原因，也是呼伦贝尔的人民，以尚武著名的最大来源罢。”[3]新疆塔城至今还有200多年前从黑龙江嫩江水畔去伊犁霍尔果斯戍边的达斡尔族后裔，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我国赞美马的成语之多尽人皆知，可见马在古代特别是对北方少数民族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万马奔腾成为内蒙古的象征，龙马精神寓意着奋进，郭道甫先生的一生恰似他的属相“马”不停蹄勇往直前。
1894—2014年的120年是我国历经苦难同时也是翻天覆地的百余年，无数仁人志士以满腔的热血、拼搏的革命精神改变了中国万马齐喑的局面，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以独立的姿态站立起来。特别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步入快速发展的航道。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昂首阔步独立自主，向着“中国梦”稳健地前行。与之相比，生活在120年前的中国人民却没有21世纪的中国人这么幸运了，社会制度的落后带来了落后的社会，落后的社会又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今天我国的国际地位与1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研究郭道甫家世生平、革命实践与著作就离不开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郭道甫生于1894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当时的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04年，即郭道甫10岁那年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1914年，当他20岁时又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郭道甫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我国与世界处于战乱中度过的，他的理想与抱负就不能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郭道甫的出生地呼伦贝尔，在20世纪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特殊的战略地位，从周边国家看，先是受到沙皇俄国的威胁与吞噬，尔后又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践踏和蹂躏。处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统治下的呼伦贝尔，牧民的生活极其贫困，教育状况十分落后，人才极度匮乏。考察郭道甫的一生，他以振兴民族教育为己任，面对封建顽固势力的严重阻挠，教育救国理想难以实现时，转而走向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逐步认识到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严重阻碍着民族教育的发展。1924—1925年国共合作时期，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鼓舞下，郭道甫参与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将反对王公贵族的斗争从我国东北部扩展到西北部，给封建王公贵族势力以重创。郭道甫革命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那时我国正处于封建军阀割据的混乱年代，郭道甫“作为一位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对蒙古民族问题及民族解放的认识，对中国及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世界及世界革命的认识，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由浅入深，由感性认识到理性升华的过程，甚至窥察或预见到正在萌生或可能发生的问题。”[4]目前编入《郭道甫文选》的六部著作中有五部著作都是阐述蒙古问题的，可能读者会问，郭道甫为什么如此钟情于蒙古问题？当年他说的蒙古问题与今天的内蒙古和蒙古国有着怎样的关系？这正是本书所要研究与揭示的。1923年4月（民国十二年四月）梁启超为郭道甫所著《黄祸之复活》（即《蒙古问题》）作了叙，叙中称：“郭君道甫蒙古之振奇士也。当蒙古人酣睡初觉意态横寓之际，既乘流以扬掖之，复思患而预防之，炯炯然目营四海，为族人树百年大计。”[5]梁启超先生的这一评价是对蒙古民族的高度关注和对郭道甫振兴蒙古教育事业的充分肯定。1924年当郭道甫巡访全国演讲蒙古教育问题时，引起了全国知识界的关注与重视。1924—1925年，郭道甫曾两次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即第三届和第四届年会。1924年出席第三届年会时演讲蒙古教育问题，得到了与会者的注目。会后郭道甫随即南下广州拜见了孙中山先生。[6]这一历史片段史料挖掘不够。1925年出席第四届中华教育改进会年会时又与陶行知先生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陶行知先生为郭道甫著《蒙古教育之方针及其办法》写了按语。[7]刊登在1926年1月15日《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7期上，因陶行知先生的介绍，郭道甫在我国教育界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也使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郭道甫的一生充满了传奇，6岁失去母亲；14岁在家乡提出治乡治家的十条约章，在莫昆（氏族）集会上宣读，成为当地青年人的楷模；24岁在父亲的支持下自筹经费并用自家的房屋创办学校，将改变家乡教育落后面貌的誓言化作行动；26岁创制达斡尔文字，已在本民族中使用；29岁任北京蒙藏学校教员和学监，同时任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秘书，中俄交涉公署咨议处翻译；30—32岁两次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全国代表大会年会；31岁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兼秘书长，起草党纲和宣言，党歌歌词，担任冯玉祥的秘书；33岁担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国职工总工会主席，同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工联会议，当选为委员；34岁发动呼伦贝尔暴动，失利后经时任辽宁省省长的翟文选劝说接受张学良的调停，在沈阳任东北长官公署咨议，任张学良的秘书，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创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37岁失踪满洲里；40岁后人生结局更为扑朔迷离，直到20世纪90年代获得苏联平反书才得知当年是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诱捕的，从此离开祖国；40岁时在苏联劳动改造营，而40岁之后在苏联劳动改造营生活了多久？什么时候逝世的？至今仍是个谜。郭道甫的14—37岁是其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郭道甫曾担任过的职务有呼伦贝尔私立小学校长、蒙旗中学校长、北平蒙藏学校学监、中俄交涉公署咨议、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即冯玉祥的秘书、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委、秘书长、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张学良的秘书，国民党党部秘书等。一个从偏远的北国边陲呼伦贝尔鄂温克旗来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平，又到蒙古（当时叫库伦）、苏联（莫斯科），回国后又到南京、广州、张家口、太原、包头、内蒙古西部阿拉善……他与我国近代许多著名人物有过密切的交往，他好像天生是做秘书的料，做过王正廷、冯玉祥、张学良的秘书，做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秘书长，足迹遍及我国的大江南北，他是民国时期地方代表人物走向全国乃至国际的历史人物，与蒙古和苏联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蒙古、苏联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和足迹直至生命最后阶段。他对自己的家乡呼伦贝尔怀有特殊的情怀，把创办民族教育视为使命，郭道甫在父亲荣禄的支持下慷慨出资为家乡创办小学、中学，由私立变为公立，1929年做张学良秘书期间创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聘请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为教师；他与我国近代教育家交往甚密，他为内蒙古民族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其中杰出代表哈丰阿（又名腾续文）。[8]哈丰阿是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后期师范文科班的学生。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哈丰阿历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委员、代理宣传部部长兼教育部部长、文教委员会主任、文教办公室主任、语言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1965年l月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就是郭道甫在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的得意门生，有“小郭道甫”之称的哈丰阿。[9]教育家最大的欣慰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这点郭道甫做到了。1964年2月，郭道甫夫人郭翠介逝世，[10]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哈丰阿来家中探望家属。郭道甫不仅重视教育事业，从少年时期就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在从事革命实践的同时著书立说，目前收入《郭道甫文选》的六部著作，[11]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及主张，对蒙古问题与呼伦贝尔问题见解独到而深邃，这正是本书研究的意义所在。
飞逝的时光像一根鞭子不断鞭策着我，而催促的声音又像一支小鼓敲打在我的耳畔：快动笔啊！不安的内心也时时向自己发问：2014甲午年你用什么方式纪念这位跟20世纪20—30年代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相关人物；与苏联和蒙古历史事件、人物都有着密切关联的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者——郭道甫先生，2013年成为本书写作的启动之年，力争在2014年郭道甫诞辰120周年之时完成著作的写作任务。
乌尼日
2013年1月26日
于广西大学坚韧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