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王道，重塑中国内政外交[1]
阎学通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他在2015年的著作《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中主张中国应该采取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对此书给予了好评。阎学通认为，随着崛起的中国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发起挑战，中国要采取“道义现实主义”的做法。这种做法更深入地强调了对外开展军事合作，对内建设更人道的社会。
阎学通教授生于1952年，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博士学位。2008年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列为世界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在访谈中，他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现在应该削减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为什么朝鲜不是中国的盟友，以及为什么他认为中美处于竞争但不会开战。
问：你说中国应像美国一样建立军事联盟。中国已经为缅甸、老挝、柬埔寨，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些成员国提供了军事援助，而且正在建设吉布提海军基地。中国应该在这些国家设立军事基地吗？
答：中国为了自身利益，应该考虑在它认为是盟友的国家设立军事基地。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坚持不结盟的原则。中国将在哪里建立军事基地还言之过早，因为中国现在只有一个真正的盟友——巴基斯坦。
问：1961年中朝签署了同盟条约，但你说朝鲜不是盟友，为什么？
答：2013年，中国公开否认与朝鲜结盟，并宣布这两国根本上只是“正常关系”，两国领导人多年没有会面，这都不是盟友做法。中朝关系还不如中韩关系，而韩国还是美国的盟友。
问：中国为什么不结盟呢？
答：有些人认为是因为缺乏军事实力，但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中国政府在1982年决定采取不结盟原则，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那时中国的力量非常薄弱，这个原则在接下来20年里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后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国，不结盟原则不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放弃这个原则的主要障碍是，多年来政府在宣传工作中一直把结盟批评为一种冷战思维。
问：中国怎样获得更多的盟友呢？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答：仅仅提供经济援助或贷款，是不可能改变中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的性质的。因此，我不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欧亚大陆经济发展倡议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关系的性质。
问：您最近说过中国应该减少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为什么？
答：我认为中国应该将对包括直接援助和贷款在内的对外经济援助减少至占每年外汇储备1％的水平，这在2015年大约为350亿美元。以中国的能力，目前的数字过高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给予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最终会被勾销，不会偿还。
我们相应减少经济援助，增加军事援助。应该向友好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提高战略合作水平，获得政治支持。但中国应该小心谨慎，避免参与中东的军事冲突。中国应该从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的行动中得到教训。
问：如果中国放弃不结盟政策，中美之间的态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答：改变只会是积极的。与中国结交的盟友越多，这种关系就越协调、越稳定。中国越回避结盟，华盛顿方面就越可能遏制中国，因此会导致关系不稳定。
双方不会爆发直接战争，因为两国都拥有核武器。目前的问题是，两国不愿承认它们存在竞争。它们仍旧假装是朋友。
2011年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访华期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中美“良性竞争”的想法，这获得了拜登的认可。当双方将这种关系性质定义为竞争，而不是合作时，他们已经降低了对对方友好行为的期待，提升了对对方敌对行动的容忍度。因此，双方都将小心谨慎，避免激怒对方，避免使冲突升级为灾难。
遗憾的是，“良性竞争”后来被“新型大国关系”替代（习近平提出的以合作及避免对抗为基础的平等关系），稳定双边关系的机会已经消失。
问：近些年来，由于中国变得更加强硬，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的一些邻国似乎感觉没那么安全了。中国的这种方式是不是适得其反？
答：只有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产生争端，中国有30多个邻国，这只是其中两个。近些年来，美国在亚洲的两个长期盟友新加坡和泰国，与中国的关系更近了。
中国的南海政策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所以我觉得并没有过于强硬，而只是之前的政策不够有力。
南海争端只是中国强国之路上的一个阻碍，而中国的这一前景是美国不愿接受的。这是中美竞争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但是是否要为了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开战，由美国说了算。这不是由中国决定的。美国最近支持日本参与南海事宜，这说明美国尚未决定在南海直接与中国对抗。
问：你说过道义现实主义指的是在以“王道”这种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领导方式下，在国内建设更好的社会。这具体是指什么？
答：道义现实主义包含以身作则，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国内外践行它向世界宣扬的道德原则。道德现实主义提及的核心原则是公平、正义、文明。平等、民主、自由也是道义现实主义倡导的重要原则。
道义现实主义指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来说，民主的实质应该是一样的，尽管形式不同。实质就是政治领导应由人民批评纠正。
在中国古代，谏官可以直接向皇帝禀报，而免受惩罚。对于王道来说，言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但谏官制度更为重要，因为与言论自由相比，该制度可以更有效地纠正策略的错误。
问：“王道”会依照普遍认同的对错标准领导世界吗？例如，中国应该就朝鲜最近（2016年2月）的核试验对其施加制裁吗？
答：这是西方的霸权主义的想法。王道是一视同仁的。如果朝鲜无权拥有核武器，那中国和美国就应该保护朝鲜的安全，换来它的去核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身作则和公平。只有西方国家会在没有考虑公平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就要求制裁，世界上共有195个国家，而西方国家只占了大约20％。
（原刊于2016年2月9日纽约时报网）
道义现实主义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2]
步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和西方的相对衰落，国际格局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的今天，面对世界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提出的“国强必霸”“中国威胁论”。我们应当如何有力回应？如何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建立命运共同体，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
“物质决定论”存在缺陷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的新著《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的中心思想被学界称为“道义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如何在与主导国的竞争中赢得竞争，进而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目前，有“物质决定论”这么一种说法，这种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物质实力是基础，物质实力决定一切。我认为这个提法并不科学。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物质实力强大的国家也会走向衰败。最近几百年里，世界的中心国家是不断变化的，从西班牙到英国，再到美苏争霸然后到美国一超独大。为什么强国会衰落，而弱国会逐渐强大？这就是世界权力的转移。
在实际研究中，我觉得“物质决定论”是有缺陷的，特别是把“物质决定论”变成“经济决定论”，把物质力量局限在经济力量中，认为经济力量强大到可以决定一切。那么今天的现实情况是，中国不论整个的物质力量还是经济实力跟美国差距还很大，但是为什么中国和美国国际影响力差距在缩小，而不是越拉越大？
我认为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即需要将领导人作为自变量之一建立起科学的系统性理论。这里的领导人指的是领导集体。每个领导集体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政府变更之后，国家实力的上升和下降就会发生变化。为什么有的领导正面作用大，有的领导负面作用大？我认为是领导的类型不同，这其中就按照一个道义的标准来划分：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争斗型。
“道义”与“现实主义”并不相悖
中国社会科学网：道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中的两个主体，它们是否矛盾？我们如何在国家政治外交中合理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阎学通：很长时间大家有这么一种观点，道义和利益是对立的，它们两个不是统一的。在中国古代，就有“义利之争”，即国家到底应该是以利益为目标，还是以道义为目标。而这样的争论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也多有体现。
道义现实主义提出后，曾有一些学者批判我，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说，你把道义都带到现实主义了，那你就不是现实主义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现实主义不是不讲道义。其实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们都很强调道义的作用。
道义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对立的。我个人认为，道义对提高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有作用的。道义对权力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遵循或违背国际道义原则具有提高或削弱本国权力合法性的作用，但不必然会相应地增强或降低本国的实力；第二，遵循或违背国家道义原则不仅具有增强或削弱自身权力合法性的作用，同时也具有增强或降低自身实力的作用。有了合法性你能得到更多的支持，所以我们说“得道多助”。比如说，现在进行的和“伊斯兰国”之间的战争，如果大家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打击“伊斯兰国”，那么这些国家的物质力量就增长了。也就是说，道义不仅仅是在法理上提高你行为的合法性，而且能够帮助提高你的物质力量，借助别人的物质力量来实现你的政治目的。
改革创新对大国崛起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网：人类历史上已多次发生过世界中心转移的现象。如何用“道义现实主义”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共性逻辑？具体而言，作为一个崛起国为何能在实力弱于主导国的条件下赢得竞争，取代主导国的国际地位？
阎学通：人们看到世界权力发生转移最直观的感受，是新崛起的大国的物质力量超越了原来的世界霸主，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归结于物质力量的增长。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是不严谨的，是什么促使物质力量能快速接近甚至超越主导国？我认为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集体的改革创新能力。现在我们提倡全民创新，叫“双创”。双创的概念是大众要创新，各个领域都要创新。其实对政治领导人来讲，创新更重要，一切都是在变化的，领导一个国家、组织一个国家、管理一个国家，需要创新，没有创新能力，对国家的管理、治理是不可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果的。这不仅仅在中国，全世界都如此。哪个国家当他们领导集体的创新能力比较强的时候，国家的发展速度就快；当这个领导集体趋于保守、丧失创新能力，这个国家发展就会比较慢。所以我更强调的是，在国家竞争中，领导集团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至关重要。可以说能否改革创新是影响世界权力发生转移的重要因素。
为世界秩序变革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世界秩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的今天，您认为我们可以为世界秩序提供怎样的中国方案？
阎学通：国际社会越来越多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那么人们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中国强大之后，将为世界提供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你这个领导跟美国现在的领导有什么区别？
荀子讲的“国际领导”有三类，王权、霸权、强权。王道思想的核心是“仁”和“义”。这里的“仁”非常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平，“义”非常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正义”。我个人认为，中国要给世界提供一个王权式领导，这和美国的霸权领导有根本不同。王权式领导的本质是仁慈。我们讲究以“仁”促进国际公平规范；以“义”促进国际正义原则；以“礼”促进新型大国竞争。我认为，中国不是要跟美国去争霸，而是应该创立一个新型的王权式领导。
应该说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去解释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政策有什么不同。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出席清华大学主办的首届世界和平论坛时提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以公共产品为例，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就是通过同盟方式然后向盟友提供保障，而中国提供公共产品是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和美国建立同盟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贯穿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
中国社会科学网：一个大国的崛起离不开强大的理论支撑。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一直在努力从中国崛起的实践中提炼出一些理论，试图回答一个崛起大国可以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您认为现有理论中哪种理论比较有影响力？其中“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和平崛起能提供怎样的理论支撑？
阎学通：目前我认为还是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对中国的崛起起了较大作用，因为国际政治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部分，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现在还不太适合当前的国际社会。现实主义，比较强调国家的利益，强调物质力量。道义现实主义还强调思想观念的作用。思想与物质，都是我们要面临的现实问题，你忽视了物质方面的建设，这个国家强大不了；但是你忽视了思想上的建设，这个国家强大可能会走上邪路。
道义现实主义是一个二元理论，既强调物质力量的作用，也强调主观能动作用，这样一个二元论比一元论效果更好一点。从分析层次来讲，国际关系理论有三个层次：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把三个层次贯穿起来了。从领导层的个人层次出发，领导人的政治去向决定国家类型，国家类型又提出国家的规范类型，从而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影响国际秩序的变化。总之，我觉得一个二元论的理论，一个能够贯穿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层次分析的理论可能是比较适合现实情况的。
（原刊于2015年1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道义现实主义外交视角下的中国崛起[3]
人民论坛：近年来，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来，中国的崛起呈现出哪些新的变化和特征？
阎学通：自2013年以来，中国崛起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迅猛且不可阻挡。国家的政治目标由经济建设转向民族复兴，政治治理由维持稳定转向反对腐败，社会变化的动力由积累财富转为改革创新，经济增长点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消费，外交战略由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道德观念的变化相对较小，但出现了转变的迹象，讲道义的声音开始出现，物质主义虽然仍占有主导地位但开始弱化。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中国外交的变化是一个整体性的转变，它涉及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工作思想、实施方案等领域。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有很多中国古代的思想，我将之总结为“道义现实主义”，即现代化的“王道”思想。中国以往韬光养晦的策略反映的是弱国外交，中国变大变强之后，采取“王道”外交的理论和政策应是一个主流趋势。
这次（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时表示，中国政府欢迎蒙古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这其实就属于“王道”的思想，即谓“以大事小以仁”。从宏观上来说，允许中小国家搭中国的便车，展现了大国对自己实力的自信和君子与人方便的大度风范。具体而言，中国今年（2014年）年底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中国从哪个国家多进口一些东西，哪国就能得到免费开发的市场，这是中国允许别国“搭便车”的一个微观体现。从宏观上讲，中国可以提供公共产品，比如，中国维护地区和平，所有相关国家均可享受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亲、诚、惠、容”原则都是讲道义的王道思想体现。
我1998年出版《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后，长期因坚持中国会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观点而遭到嘲讽。到2013年7月我出版《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时，这种舆论仍很强大。而现在，怀疑中国在十年内崛起为超级大国的人明显少了。最近（2014年8月8日），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调侃中国，他说，中国搭了30年便车。超级大国都得对世界事务负责，而中国却不用。世界上有事都来找美国而不去找中国，他希望也能有中国这种优势。中国媒体不满意奥巴马抱怨中国搭便车，但没注意到这个调侃流露出奥巴马认为中国是超级大国的内心的想法。
人民论坛：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识是否也发生了改变？
阎学通：苏联1991年年底解体，1993年就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后来又出现了“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现在西方媒体仍在宣扬“中国威胁论”，但语气变了，已不再是信心满满地遏制中国崛起，而是无奈地怨天怨地。而且这种宣传的影响力下降，几年前说中国在非洲搞经济殖民主义的舆论在非洲已经失去了市场。拉美和中东国家把中国视为未来最主要的合作伙伴。中国周边国家除了日本、菲律宾、越南和朝鲜四国，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好于2012年，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更加深入，俄罗斯最为典型。
对中国崛起的认识方面，西方阵营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美国、日本、欧洲三方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众所周知，美国现在的国力相对衰落，不再具有领导世界的能力。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它想和中国分权，把其不想承担的责任交给中国，但中国也不想承担这些责任，矛盾便由此产生。日本则是不甘心中国获得如此多的国际权力，但它又没有足够的力量牵制中国，于是便想办法站在美国一边，借重美国而防止中国权力上升。欧洲首先承认中国权力增长已不可避免，但它更多地是想如何在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中保持平衡、得到好处，走一条“中间化”的道路。中国制定的措施是依照实际情况决定的，不过中国目前采取的大国外交还需要注意区分敌友的原则。1987年，中国开始告别意识形态的站队，不做国家间的排序，不分敌友。这样的优点是灵活，特别在经济导向的外交下更有利于发展经济合作，但现在中国的外交的主要任务已由开展经济合作为主转为以战略安排为主，中国亟须解决战略方面的国家间关系问题，现在还不区分敌友是不合理的。
人民论坛：从学理角度看，您认为“中国崛起、中国威胁、世界和平”这三者应是怎样的逻辑关系？
阎学通：“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向美国接近，中国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安全责任。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是指为中国自己、友邦及合作者提供安全保护，中国不会为敌手和对抗者提供安全保障。这就是说，面对中国崛起的客观趋势，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就会感到安全威胁减少，而与中国对抗的国家，特别是从军事上与中国对抗的国家，则会感到安全威胁增加。
“世界和平”有许多的定义，至少可以定义为“没有世界大战”和“世界上没有战争”两种含义非常不同的解释。以前者为标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和平就没有消失，今后十年，世界大战的危险会越来越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与核武器及核威慑战略是并存的，因此一般认为，在核威慑功能被废除前，世界大战不会发生。这意味着，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都不会引发世界大战。以后者为标准，自有国家以来世界上每天都在进行战争，也就是说从来没有过世界和平。中国崛起也不可能创造出没有战争的世界。现在看不出中国崛起可以消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无论与中国对抗的国家是否感到“中国威胁”，这对创造无战争的世界都没有影响。现在世界上每年有30起左右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增加几起和减少几起，都改变不了世界上每天都有战争在发生的现象。
人民论坛：就现在而言，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上的哪些国家或地区影响最大？是否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如何化解？
阎学通：大国崛起是一个过程，崛起国的影响力也是由近及远地延伸。即使是全球化的今天，崛起国影响最大的地区仍是其周边国家。然而，由于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有正面和负面两种性质不同的影响，因此中国崛起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从经济角度讲，中国崛起几乎使全世界所有国家受益，甚至与中国对抗的国家都会受益于中国进口、出口、投资和技术发明。经济上受益于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政治上也必然受益。例如，美国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量增长，但美国不愿失去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国际地位。日本受益于在中国投资，但日本不愿失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从安全上讲，俄罗斯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受益于中国崛起最多，因为中国军事力量越强大为上合成员提供安全支持的力量就越大。然而，日本和菲律宾侵占中国岛屿的安全则不会受益于中国崛起，他们会认为中国崛起对他们构成安全威胁。中日战略矛盾不是因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导致的，美国是利用中日矛盾。没有美国的介入，中日之间的战略矛盾依然存在，因此解决中日矛盾的出路在中日，而靠美国不介入来解决中日矛盾是做不到的。
任何大国崛起都必然形成战略冲突，因为霸主国不愿任何国家强大到与其平起平坐，其他大国也不愿别国比自己强大。“崛起困境”原理就是解释为什么大国崛起过程伴随着国际体系压力越来越大的现象。中国崛起也摆脱不了这个规律。崛起带来冲突是正常的，我们不应恐惧引发冲突，而是要考虑如何克服冲突，实现崛起。克服冲突的策略非常多，需要结合具体问题决定如何克服这些冲突。抽象地讲，克服冲突的基本策略有两类，一类是向冲突的对方让利，使其看到放弃对抗政策获得的好处比进行对抗的好处多；另一类是给对方造成损失，使其看到放弃对抗的损失比坚持对抗的损失小。有些同志只看到让利可以解决冲突，而忽视了制造损失也能解决冲突，因此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从来不分析和解与对抗哪种方法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
人民论坛：您曾经提出“中国要实行和平崛起战略，其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应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而是要研究哪些策略能使中国和平崛起”。那么，您觉得中国的和平崛起首要采取的策略有哪些？
阎学通：我参加了2004年关于和平崛起的研讨会，我与许多与会者对和平崛起的问题认识不一样。很多人讨论的是中国应不应该和平崛起。其中有些人提出，和平崛起是目的，如果不能和平崛起，中国就应该放弃崛起。我与他们不同，我讨论的是中国如何和平崛起。我认为崛起是目的，和平是手段。当和平手段无法实现目的时，就得改换其他手段，不能因和平手段不具备就放弃崛起目标。
我认为，和平崛起比武力崛起更困难，因此如果连武力崛起的能力都没有就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我坚持认为，和平崛起的基础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强大的标准就是美国的军事水平。当中美军事力量相等时，和平崛起就具备了基础，当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有巨大差距时，中国就没有和平崛起的条件。需要强调的是，当今中国国防建设的目标已经有所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防建设的目标是防止外部军事入侵。但自从国际社会诞生了核武器之后，核国家间不敢进行大规模战争。面对这样一个大形势的变化，如果现在仍继续坚持以往的国防建设目标的话，这是不符合我国实现民族复兴这一战略利益的。在没有外部军事入侵可能的条件下，仍以防止外部军事入侵为国防建设目标，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对军事资源的浪费。在全球化的核时代实现民族复兴，中国的国防建设要符合时代特点；与此相对应，中国现在的国防建设应以维护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为目标。如果我们的国家利益在南美受到侵害，而我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仍局限于中国边境，这显然是不利于我国民族复兴的伟业。
再以和平统一台湾为例。在美国有12艘航空母舰的条件下，我国拥有6艘航空母舰，就具备武力统一台湾的条件，当我国也拥有12艘航母时，就具备了和平统一台湾的能力。这个例子是为了理解和平崛起的基础是什么。至于缩小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并不是靠航母数量与美国一样就能实现的。军事力量包括了军事装备、军事机构、作战指挥能力、军人战术能力等多方面的因素。故此，中国和平崛起迫切要求我国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我国的军事体制是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战争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适宜在我国大陆境内进行作战，而不适宜在海外特别是海上进行作战。军队文艺团体的存在仅是这个军事体制不符合时代需要的一个连外行也看得出来的突出表现，而我军需要改革的内容几乎涉及军队的各个方面。
（本文原刊登于2014年9月12日人民论坛网）
中国在世界不应争霸权而应争“王权”[4]
借助先秦思想丰富国际关系理论
新浪国际：您在《世界权力的转移》中提出“道义现实主义”，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这一理论做准备的？
阎学通：这本书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1999年亚历山大·温特（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重要学者）的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国际关系理论自建构主义之后，连续好多年进步都很慢，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挖掘中国古代思想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分了三个步骤：一、从先秦文章中寻找相关的段落、资料；二、编辑整理、从现代社会去理解其思想并用其来解释现实中的国际政治；三、在此基础上创建自己的理论。《世界权力的转移》第一部分为理论创新的内容；第二部分为借鉴与应用，即如何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第三部分是具体的政策建议。
新浪国际：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都是借鉴西方，您提出“道义现实主义”，是否是为了中国在国关理论领域争取话语权？
阎学通：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国学者的理论思想是有的，但被西方认可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这当然是一个遗憾。但并不是因为没有这个理论体系，我们要去创造它。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多数是建立在西方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对于这方面我们怎么去理解、研究都不太可能超越西方学者，我们不太可能比他们理解得更深刻，但是，我们想要在理论探索中前进，就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来。幸运的是，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并且也形成了体系。不管是个人层次、国家层次还是体系层次，都可以用它来解读国际关系，这逐渐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认可，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追求“王权”更注重权威而非权力
新浪国际：您在此前的一篇论文中提出，道义现实主义只能由中国人来提出。
阎学通：也不完全是这样。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无国界，不同的文化知识对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有一位英国学者写过一篇关于道义现实主义的文章，标题就为《道义现实主义》，他提出：在摩根索、凯南这些古典现实主义学者的思想中，都有考量道义的因素，他意识到了道义的重要性，现实主义普遍被认为是不讲道义的，他认为这是不对的，现实主义也讲道义，但他没有提出一套理论思想。我和他的区别就在于，我是从科学的方法来分析道义在客观上对政治领导、世界主导国的类型、国际规范的转变所能够起到的作用。这样，我们就完善丰富了这套理论，而不是只停留在原先的层面上。
新浪国际：这是道义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最大不同？这个理论如何与国际政治现实联系起来？能否举个例子。
阎学通：举个例子，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崛起，其中一个最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存在权力争夺，比如TPP、亚投行。对外界来说，他们会关心中国如果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那么他提供的领导，是比美国更好，还是比美国更坏？也就是说，“中国威胁”论是不是会更严重？而我们自己看来，如果我们领导世界，我们会怎么领导，我们会哪里与美国不同？我认为，中国如果实现民族复兴，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就会提供一种崭新的领导，这会与美国的领导不一样。西方国家对世界领导不做类型划分，荀子将领导国类型分为王、霸、强三类，美国现在提供的是霸权，美国称其为“仁义的霸权”，可能这是很好的霸权，但它究其竟是霸权。中国不会追求比美国更“仁义的霸权”，我们要提供的是王权，这是性质区别。
新浪国际：您指的这个王权是什么？
阎学通：我们说提供王权，其实就是说我们追求的是权威，而不是物质权力。权力与权威有联系，但不等同。就像经济和政治紧密相连，但经济不是政治。所以，我把“医生”比喻为“权威”，“警察”比喻为“权力”。王权，我把它翻译为human authority，authority 就是权威；而霸权，它指的是种权力。所以王权不是霸权2.0或3.0的升级版，是性质不同的概念。
争取战略伙伴是中美博弈关键
新浪国际：您在书里提到，主导国为维持现有国际秩序，与崛起国想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在您看来，当前这种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了吗？
阎学通：一般说来，崛起国会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制定一种新的国际规范，当这个规范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并依据它来行动时，就有了新的秩序。书中有专门提到主导国的转变和国际规范的改变，美国主导了一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的国际秩序，它维持了世界和平，但缺少公平正义，这是一种秩序，但不够完善，需要改变。今天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应该提出什么样的秩序呢，是更公平正义，还是更不公平更不正义呢？你可能建立一个更稳定的秩序，但它可能是更不公平的。一个用暴力残酷压迫的体系，可以是极其稳定的，但它绝对是不公正的。
新浪国际：如今谈到格局，都避不开中美关系，但中美关系一直都是阴晴不定的，前不久（2015年），美军舰进入中国南海相关海域，再次引起中美争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
阎学通：这次美军舰闯南海发生在（2015年）10月12日，我们召见了他们的大使进行抗议，这是好多年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正越来越严重，美国要保持其老大地位的一极格局，而中国的崛起使这个一极格局难以维持下去，世界将会变成两极格局，这样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结构性矛盾和战略友好关系的竞争是相互伴随的，就是说，在结构性矛盾中，谁的战略伙伴更多，谁就将在竞争中胜出。而道义现实主义强调的就是战略伙伴关系，两极格局除了实力对比，还有战略伙伴关系，对我们来说，争取战略伙伴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英、法、德纷纷向华示好，就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新浪国际：除了中美，谈格局也不能忽视俄罗斯，俄罗斯目前在叙利亚的行动会改变中东地区格局吗？
阎学通：中东地区基本格局目前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美国从中东撤出后，即使俄罗斯派去飞机，也改变不了该地区权力格局向沙特、伊朗、土耳其和埃及转移，美国的真空是任何外部大国都无法填补的，俄罗斯没有能力填补这个真空，中东今后只会属于中东地区大国间的互相争夺。
中国应与韩国建立军事同盟
新浪国际：最近（2015年），中断了三年的中日韩三国首脑对话开启，如何以“道义现实主义”来看待目前的东亚国际关系现状？
阎学通：根据我的理论，中国在周边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竞争战略伙伴的问题，当我们不给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时候，想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是困难的，因为美国承诺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我们不承诺，他们怎么可能跟你关系好？对这些国家来说，都不需要选择，谁保护他们，他们就感谢谁。
新浪国际：那根据您的理论，中日韩三国合作有没有战略性的选择？
阎学通：中国在这个地区要给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提供安全保障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就是承担国际责任，这意味着你是可靠的，要让别人认为你是讲诚信的。在国际社会，对大国来讲，诚信的最大基础就是，我来保护你。盟友关系不可靠，但其他关系比盟友关系更不可靠。对于韩国，它是美国的盟友，我们可以争取让它同时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关系，韩国在历史上有两次都是这样做的，它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行的。对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是不可能的，应该采取政经分离政策，政治是一套政策，经济是一套政策。
新浪国际：但给韩国提供安全保障，又该如何处理和朝鲜的关系，毕竟韩朝还处于敌对状态。
阎学通：这并不矛盾，比如说，巴基斯坦，它既是中国的伙伴，也是美国的盟友；韩国、日本矛盾很大，但同时都是美国的盟友。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别人愿不愿意跟中国结盟，而是中国愿不愿意跟别人结盟，从“王道思想”来讲，王道策略就是靠结盟，结盟是一种战略信誉，有了战略信誉这个基础，才能有权威，才能实行王道。
新浪国际：所以您认为，还是须有更紧密的关系才行。
阎学通：以经促政是不可能树立国际权威的。
（原刊于2015年11月10日新浪国际网）
如何减少反对中国崛起的力量
今天（2016年5月7日）组织的这个讨论是受到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影响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讲道义有利于崛起大国提高实力地位、争取国际支持，但这并不意味道义现实主义认可“不讲道义的国家就崛起不了”。历史上有讲道义崛起成功的大国，也有不讲道义崛起成功的大国。如秦帝国、罗马帝国等都是靠暴虐杀戮成功崛起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不认为中国今天的崛起应借鉴历史上靠暴虐杀戮成功的经验，而是建议借鉴那些使用武力但也运用道义原理取得成功的经验。如中国历史上的周武王、齐桓公、唐太宗的经验。下面谈一下国际道义的标准问题。
崛起国应比霸权国更具道义
首先，国际社会是以霸权国的道义水平作标准来衡量崛起国的道义水平的，即国际道义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在既定的历史时期，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对外政策都具有相同的拓展性质，但只要崛起国的政策道义水平比霸权国高一点，就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讲道义的；而如果低一点，就会被认为是不道义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崛起国要争取国际政治支持就需要采取比霸权国相对道义的对外战略。
其次，中小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哪一方更道义的判断，并不依据他们是否进行战争，而是看哪国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多，特别是安全上的好处，如果两者都带不来好处则看哪一方给他们造成的伤害小。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层面的道义是指一国政策行为的正义性，而非不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被认为是不道义的。英国对纳粹德国的政策是和平的，但给欧洲其他国家没带来好处而是害处。
许多亚太国家采取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向战略，这个现实说明，他们认为经济上可以从中国获利而安全上可以从美国获利。同时也说明，他们认为中国对他们构成的安全威胁大于美国。我们特别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冷战后美国天天进行战争而中国一场战争都没打，反而是许多亚太国家采取“安全靠美国”的政策？认为一国崛起无害，是他国认为该国讲道义的必要条件，当这个条件不能满足时，该国就会被认为是不道义的。
拓展新兴领域利益阻力更小
最后，国际社会根据霸权国与崛起国拓展利益的内容，判断何者相对讲道义。无论是霸权国还是崛起国，其实力上升的过程都是利益向外拓展的过程。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拓展的利益内容不同使得一国的道义形象不同。一般来讲，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比在传统领域拓展利益容易形成道义性。如果崛起国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利益冲突方会较少，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就小，甚至可以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支持。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常常创造出一些新的利益领域。在新兴领域，拥有相同利益的国家相对较少，于是拓展利益对他国形成伤害的可能性也较小。例如，当工业生产创造国际贸易市场，这时美国在中国搞门户开放的扩张政策就显得比欧洲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地的扩张政策显得讲道义，这是清政府同意门户开放的原因之一。当工业化创造出国际资本市场后，向海外拓展资本利益就比拓展商品市场利益显得更讲道义，这就是为什么打开一国投资市场的阻力相对小于打开对方商品市场。大国崛起都不可避免地要拓展其国外利益，其国外利益得不到拓展的国家肯定不是崛起大国。其拓展重点是传统领域还是新兴领域，对其道义形象的影响则不同。
争取国际社会不反对中国崛起
根据上面有关国际道义相对性的讨论，我想总结三点。
一是中国外交战略要将国际社会不反对中国崛起作为首要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上再考虑争取国际支持。如果世界上没有人支持也无人反对中国崛起，我们的国际环境就会比现在好很多。这意味着，出台一项政策首先要考虑是否会引起反对，然而再考虑如何争取国际支持。为保障中国崛起的成功，总结历史上道义在崛起国成败中的经验和教训都重要，但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重要，因为以往的成功战略并不必然适于现在的时代，但以往历史的原因仍会导致今天重复历史的失败。总结历史上那些崛起国因遭到严重反对而失败的教训，对我们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二是中国崛起是在信息时代，因此中国崛起战略的主攻方向应选择在网络领域拓展利益而不是传统领域。网络代表了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经济，中国已是网络技术第二大国和网络使用第一大国。网购能力是我国拓展境外网络利益的有效工具。由于多数国家与我国网络技术和网络使用能力差距较大，因此拓展我国境外网络利益将具有利益冲突小的特点，且很多国家愿意搭乘我国网络发展快车。这意味着，拓展境外网络利益比拓展传统领域利益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甚至会被认为是相对讲道义的行为。
三是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是大国道义的核心内容。超越国力的承诺和目标是无法兑现和实现的，于是必然导致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从操作化的角度讲，我国的实力为世界第二，而非第一，即综合国力约为美国的50％。这意味着我国的国际承诺和战略目标应低于美国。总之，防止极“左”路线对外交的干扰，我们就得依据国家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防止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争取“得道多助”的国际效果。
（本文是阎学通教授在2016年5月7日“大国崛起与国际支持”研讨会上的发言）
“仁、义、礼”价值观超越“自由、民主、平等”[5]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的局面。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主导着国际政治秩序的发展和演变。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国际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深陷反恐战争的泥潭，对国际政治秩序的主导能力相对下降，而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对国际政治秩序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权力出现了转移，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两超多强”“G2”等反映中美实力变化对比的概念。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对崛起后的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诸多假设：有的学者认为就像当初美国取代英国一样，中国也会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有的则认为中国可能建立一个以中国主导的类似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区域性政治体系。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世界权力的转移？崛起中的中国应当选择怎样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呢？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在其新作《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中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新思路，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和政界的关注。近日，光明网记者专访了阎学通教授。
欧洲与东亚实力的此消彼长是引起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记者：阎教授，请问“世界权力中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阎学通：一个地区能不能成为世界权力中心，是由该地区国家的实力和战略关系决定的，而不是地理位置。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然后该地区还应是国际争夺最为主要的地区。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世界权力的中心在向哪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呢？引起这种转移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阎学通：对这个问题，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世界权力中心正由西方向东方转移，有的认为从北方向南方转移，还有的认为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我认为，欧洲自19世纪到冷战结束都是世界权力的中心，而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是世界权力中心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这种实力可能还将保持二三十年的时间，因此，在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时，我们应该把美国看作一个不变的常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欧洲与东亚实力的此消彼长才是引起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是一国政府讲道义的核心，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国家的兴亡
记者：实力的此消彼长引起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那么，又是什么导致实力的此消彼长？是经济吗？
阎学通：“经济决定论”者是这么认为的，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有一个问题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基础比美国差，却能够缩小跟美国的差距；美国经济基础比中国强，为什么不能拉大跟中国的差距？原因是什么？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弱者能赶上强者，而强者没法赢得弱者。人类社会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出现叫“以弱胜强”，弱者跟强者俩人斗，结果强者输了，为什么？经过多年的研究，我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即“道义现实主义”。在《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一书中，我提出“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这是道义现实主义对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原理的核心解释。
记者：“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道义”指的是什么？
阎学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在国内层面，政府讲道义的核心是仁爱。在国际层面，良好的战略信誉是一国政府讲道义的核心。国家领导类型的不同，决定一国政府是否看重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对崛起国来说，具备战略信誉有助于它改变现有的国际格局，也有助于它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简单来说，就是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国家的兴亡，然后国家的盛衰再决定了国际格局的变化，成为世界领导之后的领导类型，再决定了国际规范的变化。
中国古代王道思想中的“仁、义、礼”等观念与现代国际政治相结合，完全可能建立起“公平、正义、文明”这样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观，并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规范。
记者：遵循“道义”与一个国家“权力”的提升是什么关系呢？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是国家外交政策要实现的目标。道义对权力的影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遵循或违背道义具有提高或削弱本国权力的作用，但不必然会相应地增强或降低本国的实力。比如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行为。另一种是遵循或违背道义不仅增强或削弱本国的权力，同时也具有增强或降低自身实力的作用。比如1990年的海湾战争。
记者：中国的崛起是举世瞩目的，有学者认为中国有望赶超美国，形成新型的国际体系，但也有学者认为即使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赶上美国，也暂时无法在思想价值观方面超越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对此您怎么看？
阎学通：中国的崛起能否改变现行的国际规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价值观是否与美国不同。有的学者认为“自由、民主、平等”是人类最高层次的价值观，是不可超越的。实际上，将中国古代王道思想中的“仁、义、礼”等观念与现代国际政治相结合，完全可能建立起“公平、正义、文明”这样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观，并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规范。2013年，中国提出将对外战略由“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习主席提出对周边国家“亲、诚、惠、容”和“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我认为，这就为中国实行王道崛起战略提供了现实的政治基础。
（原刊发于2015年11月光明网）
以国家利益评估对外政策效果
评估对外政策的效果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政策的重要步骤，因为只有对现行政策的效果进行正确的评估，才能延续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纠正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然而，如何评估对外政策的效果，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笔者就如何评估对外政策的效果谈一些看法，以推进学术界形成一致的评估标准，从而避免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无意义争论。
第一，国家利益是评估对外政策效果的根本标准。维护、实现和拓展国家利益是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推论，一项对外政策出台后其是否能够维护、实现或拓展国家利益，就应该成为评估该项政策效果的标准。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个标准，但在对一项具体的政策进行评估时，人们却可能会用非国家利益的东西来评估对外政策的效果。例如，所有国家的外交部门都很注重他国对本国领导人的礼宾待遇，甚至以其规格的高低作为评估一项外交行为实现国家利益大小的标准。事实上，礼宾待遇仅仅是一个用于实现本国利益的手段，并不是受待遇方所获得的国家利益。
美国接待外国领导人的礼遇标准分为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顺路访问、私人访问、秘密访问等不同等级。同为外国领导人来访，美国给予对方什么样礼遇的出发点，是以不同级别的礼遇使美国获取利益。原则上，美国给予盟国领导人的礼遇高于非盟国领导人，通过这种差别来突出双方的同盟关系，促使该盟国与美国在政策上保持一致。当然，根据具体情况对不同国家的礼遇规格会有所调整。其实受到白宫较高礼遇的外国领导人并不能以此来维护其国家利益。同理，我国给予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的礼遇也有所不同，这种差别也应该依据其是否有利于实现我国的利益来决定，而不能认为这是对方的国家利益。事实上，对方也不会将高规格的礼遇视为他们的国家利益。
第二，对外政策的成果表现为以小的国家利益为代价实现大的国家利益。对外政策服务于国家利益，这不等于其实施是零成本。任何对外政策的实施都是以一定的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这就是外交成本。评估一项对外政策的成果，不能只看该政策获取了多大的国家利益，而是要比较所获得的国家利益是否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该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国家利益。如果获得的国家利益大于所付出的外交成本，说明该项对外政策是有成效的；如果两者相等则说明该项对外政策是无效的；如果获得的国家利益小于外交成本，则意味着该项对外政策是失败的。依据上述原则，我们可对日本的两项对外政策进行评估。
日本于1989年参加了美国组织的对华全面制裁。1991年日本重新评估了实施这项政策的利弊，决定解除对华经济制裁，成为做出这种决定的第一个西方国家。这自然使美国不满，但日本以美国的不满为代价却换来了中日政治关系的大幅改善和日本优先进入中国市场的好处。而后，美国也逐渐解除了对华经济制裁，其对日本的不满也随之消失。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政策，成功地拓展了日本在华经济利益。日本于2012年实施的钓鱼岛所谓“国有化”政策则是一项失败的政策。这项政策不但没能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权，反而给中国对钓鱼岛实行有效管辖创造了机会，使日本原先的管辖权受到了更大制约。
第三，对外政策的效果还表现为以小的国家利益为代价防止大的国家利益遭受损失。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对外政策，不仅能够扩大国家利益的政策是成功的，能够减少国家利益损失的政策也是成功的。在有些国际问题上，一国可能面临着一种困境，即国家利益损失的危险很大、没有获取利益的可能。此时该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减少损失而不是扩大收益，这如同救火的决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火灾损失，而不可能有任何收益一样。对于此类政策效果的评估，要以其他政策的效果作为参照标准，如果实施其他政策的效果都不如该政策时，该政策就是成功的，反之则是错误的。
2011年叙利亚发生内战，西方国家建议联合国对叙利亚政府进行制裁，以阻止其对反政府力量使用暴力。这个建议得到了叙利亚之外的阿拉伯联盟成员的支持。但是，俄罗斯反对制裁叙利亚政府。面临联合国安理会对这一建议的投票问题，中国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投弃权票。这个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因此弃权是一个只有损失而没有收益的政策。第二个选择是支持西方。这个政策的收益是获得西方和阿盟国家的肯定，但代价是与俄罗斯形成对立。西方与阿盟对中国的肯定只是暂时的政治形象收益，而与俄罗斯对立则会严重影响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其战略利益的重要性远大于国际形象。这个选项明显的是弊大于利。第三个选项是与俄罗斯共同投反对票。这个选项虽然有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失，但可以防止中俄战略关系恶化，这是以小损失防止大损失的政策。
叙利亚战争持续了5年，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承认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主力是推行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国”。国际舆论反思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力量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欧洲人抱怨叙利亚战争引发的难民问题给欧洲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目前，叙利亚政府在军事上开始收复失地，“伊斯兰国”的军事力量开始萎缩。叙利亚战争在过去5年的进程表明，中国在安理会投反对票、与俄罗斯保持一致立场的政策是正确的。
第四，以实力与政策目标的差距为标准可以事先预估对外政策的效果。国家的实力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超越实力的目标不是利益而是奢望。利益通过合理的策略是可以实现的，而奢望则是无法实现的。以国家实力来界定国家利益就是将对外政策目标限定在国家实力可实现的范围之内，以此制定的政策取得成效的概率就会较高，而超越实力的政策目标则实现的概率较低。国际冲突是人类内部政治群体间的冲突，之所以几千年持续不断，是因为其复杂程度和艰巨程度都超越了人类的解决能力。因此，各国政府只能在无休止的冲突中制定维护本国利益的政策，任何试图消除国际冲突的理想主义政策目标都无法实现。
即使是超级大国，其对外政策目标超越了具体实力要素的能力，也是实现不了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曾把用武力摧毁朝鲜的核力量作为对朝政策目标，后来将这一目标修改为以非军事打击方式消除朝鲜的核力量。这个新目标超越了美国所拥有的国力资源，故此其政策长期无效。现在美国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希望寄托在朝鲜政权的意外更迭之上，这种靠运气而非靠实力实现目标的政策，是没有效果评估意义的。
阎学通
2016年8月
（原刊于《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3期）
“黑天鹅现象”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警示
英国的“脱欧”公投获得通过、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被称为“黑天鹅现象”）和“反建制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些现象与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相反，这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向。由于2016年的“反建制主义”思潮和“黑天鹅现象”明显不符合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原理，人们下意识地转向现实主义理论寻找答案。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较好地解释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其理论假定相关。
第一，现实主义理论假定国家行为源于追求利益，因此可以解释为何西方国家重新重视主权的作用。现实主义认为，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一些国家采取区域合作的方法应对全球化的伤害，因此区域化不过是它们应对全球化的手段，是对全球化的反动。这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将区域化视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不同。由于发达国家长期无法彻底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人们开始怀疑区域化有助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说法。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相对衰落是参与全球化的结果，而北美自贸区也起不到维护美国利益的作用，因此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许多英国人看到保留英镑不参加欧元区的政策使英国遭受的危机伤害小于欧元区国家，因此支持“脱欧”。
现实主义将主权视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为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生存的根本，其性质与所有权力一样是零和的。国家所让渡给国际组织的主权与其失去的主权相等，让渡得越多，自主权就越差，在危机面前的自救能力就越低。2011年以来，中东地区的多场战争给欧盟成员国造成了严重的难民危机。当社会安全危机临头时，欧盟成员国意识到了将边界主权让渡给欧盟的安全危险，开始质疑自由主义关于让渡主权利大于弊的集体合作思想，于是一些成员国违反《申根协定》开始管控边界。这如同中国小岗村的村民为了生存，违背人民公社的规定重新搞单干一样。
国际权力是依据国家的实力分配的，也是零和性质。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使其国际权力扩大，从而导致相关国家特别是主导国的国际权力下降。2008年之后，西方国家实力的增长慢于崛起国，处于相对衰落的境况。面临扩大本国国际权力已不可能的现实，防止本国主权利益受损则成为现实选择，如今西方国家已不再像冷战结束初期那么强调“人权高于主权”了，而是强调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于是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第二，现实主义理论假定国际体系是无序的，因此可以解释为何全球化造成的国际冲突会多于合作。国际体系是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体系中，所有的行为体（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都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来决定自身行为。由于各种行为体所追求的利益多数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冲突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而国际合作仅是协调利益冲突的一种方法。国际合作并不保障成员国由此可获得比采取对抗方式更大的收益，而且合作者获得的收益也不是公平的，因此国际行为体在无（合作）条件的情况下，会倾向选择对抗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选择合作方式。例如，“伊斯兰国”（IS）是个国际行为体，其武装力量成员来自几十个国家，选择了以武装对抗为主要战略。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认为全球化可以推动国际社会的进步，而现实主义则认为在缺少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全球化造成的国际冲突必然大于国际合作，因为全球化为局部冲突向全球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恐怖主义、两极分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非法移民、“颜色革命”、黑客攻击、环境污染、流行疾病、电信诈骗、卖淫、贩毒、走私，等等，都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全球性问题，于是全球治理相应而生。全球治理之所以兴起，就是因为全球化造成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而且越来越难以遏制。2016年被称为“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行为，不过是人们抵御全球威胁的本能反应。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认为，全球化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因此可以增强群体间的互信，从而促进国际合作。而现实主义则认为，在无序体系中的全球化不但不能增进互信，而且会强化群体的认同意识，制造更多的敌意和冲突。群体向心性是人的天然本性，防止其他群体伤害本群体的利益是人的本能。全球化扩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范围和频率，不可避免地要增加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排斥移民仅是这些冲突的一种表现，管控外国非政府组织、限制进口外国文化产品、限制穿戴宗教服饰、批判他族的政治或宗教信仰，都属于同类性质。自1998年中美恢复领导人互访后，多年的交流不但没有增强双边互信，反而加剧了双方的战略对抗。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是针对中国的，特朗普执政后的对华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双边关系的对抗。
第三，现实主义理论假定历史发展是非线性的，因此可以解释为何自由主义思潮出现衰退趋势。现实主义理论是建立在观察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共性的基础上的，理论解释要符合所有独立国际体系的共同现象。由于自古以来，在所有国际体系中，和平与战争都是两种轮流发生的现象，因此现实主义假定历史是非线性发展的。罗贯中观察到中国历史上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这种现象体现了历史非线性发展的假定。如果“统一”和“分裂”这两种现象是轮流发生的，那么促成统一和分裂的思潮也必然是轮流成为主流观念的，与之相关的有利于统一或分裂的规范也会轮流获得主导地位。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从古代与现代国际体系的差别入手，建立的是解释为什么现代国际体系与以往古代体系不同的理论。这两个流派多采用现代历史论证其观点，很少用古代历史为论据。因此，这两种理论认为国际思潮和国际规范只会沿着符合进步的原则向前发展，不会发生逆转。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束，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的终极主导价值观，再也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能与自由主义一争高下了。然而，2016年“反建制主义”思潮的兴起，对自由主义形成了严重挑战，特别是特朗普在自由主义的旗手国——美国赢得了大选，这对线性的历史观构成了挑战。
国际主流价值观是制定国际规范的指导思想，当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时，依据自由主义原则制定的国际规范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挑战。例如，自由贸易原则受到了公平贸易原则的挑战；资本自由流动原则受到防范金融风险原则的挑战；保护难民的人道主义原则受到控制非法移民原则的挑战；保护知识产权原则受到了知识服务于人类原则的挑战；各国都有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原则受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挑战。
中国是当前最有潜力的崛起大国，中国的青年学者们对中国崛起所起的作用必然会超越老一辈。面对2016年的“黑天鹅现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不得不再次面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力不强的现实问题。多年的经验表明，哲学思辨方法是无法提高理论的预测力的，而目前又没有任何方法比科学实证方法能更有效地增强理论的预测力。运用科学实证研究方法费时费力，实证研究的理论成果很少。希望我国的青年学者发挥知识优势，通过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创造出预测力强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科学》愿为科学实证的理论成果的发表提供便利。
阎学通
2017年2月
（原刊于《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
国关理论研究要能解释当前世界
自1987年中国官员提出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来已近30年了，其间中国学者为创建国际关系理论有过许多的争论。争议的内容大概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治性的争论，即创建的国际关系理论应是中国特色的还是普世性的。第二类是研究方法的争论，即创建国际关系理论是否需要科学方法。第三类是名称的争论，即中国学者创造的理论应称为中国学派还是各自名称不同。这三种争论我都参加了，也都写过文章，我的观点是，中国学者应采用科学方法创建普世性的理论且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不会被称为“中国学派”。
许多学术争论没有正式的结论，都是以不了了之的形式结束的。然而，学术研究却不会因此停滞不前。上述三个争论也是这样结束的，没有共识，中国的国关理论研究却有进展。道义现实主义的形成说明，采用科学方法是能创建普世性国际关系理论的，而且不会被称为“中国学派”。一些誓言要建“中国学派”的学者近来将他们的观点称为“上海学派”而非“中国学派”。
之所以在此介绍创建国际关系理论在我国的争论，其目的是明确今天（2015年12月20日）研讨会的目的和原则。今天的会不是给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唱赞歌，恰恰相反是要讨论这种理论的缺陷、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未来的创新方向。道义现实主义是一个贯穿个人、国家和体系三个分析层次的理论，因此今天的三组讨论也是依据这三个层次设置的。其目的是讨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在这三个层次上的缺陷，并寻找每个层次上值得深化研究的问题。
我想结合今天研讨会的标题谈一下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建背景和问题。今天会议的标题是“从清华路径到道义现实主义”。“清华路径”和“道义现实主义”这两个概念都是张锋先生发明的。前者是指研究方法，后者是指理论内核。
清华路径的方法包括了三要素：
一是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二是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东亚地区的历史经验；
三是解释中国崛起带来的以往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的国际新现象。
道义现实主义的内核是以政治领导为自变量，以道义作为领导类型的划分标准，从而解释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减、国际格局的转化、国际规范的演化，以及国际体系类型的改变。
这个理论建构的过程和结果有三方面的经验。
第一，由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和东亚的历史都与欧洲的不同，这为中国学者创建理论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资源。这有助于扩大理论的普世性，即理论具有解释不同国家的相似现象的能力。例如，以政治领导为自变量，既可以解释为何美国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取代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后改变了美国的军控政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依然是共产党执政但外交政策会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
第二，以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为基础，有助于通过克服其局限性，创建超越现有理论的知识。自沃尔兹提出理论分析的三个层次后，多数人认为理论只能分别建立在三个层次上，无法贯穿。道义现实主义突破黑箱化做法，从国家内部的政治领导类型入手，客观上使个人层次的决策理论，国家层次的实力理论和体系层次的规范理论三者联结起来。例如，在决策层面，党的十八大后的中国领导人开启全面改革；在国家层面，取得了国内反腐成果并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体系层面，中国提出了许多以公平正义为原则的新国际规范。
第三，研究中国崛起的新国际现象，有助于提高理论的预测性。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事件，也是对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变化的最大影响因素。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有助于预测国际趋势。根据现有的一些政治学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都不如美国，然而中国缩小与美国综合实力的趋势却是一个客观现实。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都表示要推动多极化，但国际格局却出现两极化趋势。欧洲被认为代表了世界进步的方向，但世界中心却开始向东亚转移。这些现象带来的理论困惑都与中国崛起直接相关。现有的经济决定论、军事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互动理论都解释不了这些困惑，而从政治领导的角度分析中国崛起的问题，则可预测中国崛起对国际趋势的影响。
道义现实主义建成了一个基本理论范式，其所能解释的问题远少于没有解释的问题，解释这些问题将使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下面罗列一些理论问题供大家参考。
1.有关政治领导的问题。政治领导能否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采取相同的分类标准，奥巴马的对内自由化政策和对外霸权政策如何统一为同类政治领导？政治领导类型作用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不明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冷战后三个不同时期，同一类型的政治领导能否发挥相同的作用？不进行战争的中国政府能否实现中国的崛起，进行战争的美国政府能否长期维持其霸主地位？
2.有关道义的问题。道义的水平或类别如何科学划分，普京的叙利亚政策在国内支持度高而国际支持度低，其政策行为的道义类别如何界定？为什么被认为是不道义的“伊斯兰国”的实力能得到发展，为什么道义的国际反恐行动却产生越反越恐的现象？以身作则是大国推行国际规范的道义策略，但为什么建立自贸区时大国会率先执行规则而在裁军方面却不会率先执行？战略诚信是低水平的道义，对中国实现崛起和美国维护霸权的作用是否有所不同？
3.有关规范的问题。规范被认为是道义的，但许多国际规范都是双重标准的，如核不扩散。主权平等被认为是道义的原则，但许多国际规范都是等级规范，如安理会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双重标准规范与等级规范是如何体现道义性的？目前尚无网络规范，维护网络秩序是道义的还是保护网络自由是道义的？
最后我想重复一下我在《世界权力的转移》中的观点，不能解释当前现象的理论是缺乏效力的理论。要创造出更能解释客观世界的理论，就需要不断地面对当前解释不了的现象，从研究现实困惑出发创造更多的理论，增加我们的知识。希望今天的讨论能为今后的理论创新找到好问题和突破点。
（本文为阎学通教授于2015年12月20日在“从清华路径到道义现实主义”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现实主义理论靠实事求是得以发展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在众多国际关系学术流派中，现实主义理论经历的发展阶段最多，理论的继承性最强，解释的国际现象最为广泛。笔者认为，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比其他理论流派进步得快，主要原因是其内涵包含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现实主义”（realism）一词的含义，就是强调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应该与客观实际存在相一致。
研究者具有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能够承认自己以往的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黑洞悖论”学说，但进入21世纪后他承认自己对“黑洞无所不吞”的判断是错误的，2014年他在网上表示，黑洞理论是他一生中铸成的“大错”。事实上，凡是科学的理论都是依据客观事实来判断自身正误的，并依据新观察到的事实不断对自身进行修正。至今，现实主义理论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就体现了这种科学的精神，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科学精神体现为：坚持以客观的国际政治现实事件检验理论观点，不脱离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生活，这样才能使理论研究有生命力。
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和平难以维持的客观现实，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创建了“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国家利益、综合实力、国际权力、国家主权、民族主义、决策原理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主要是关于国际战争和国际冲突的研究。
冷战中期，面临两极格局的相对稳定状态和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明显下降的趋势，现实主义理论家超越古典现实主义，对为什么世界和平得以维持的新的客观现实进行研究。由此，借助行为主义理论和博弈论，现实主义理论研究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此后出现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科学化的重大进步。结构现实主义从国际体系的层面解释了国际格局对国际和平稳定性的影响，这不仅提供了从体系层面分析国际关系的视角，如无政府体系和权力格局，而且明确了国际关系分析的三个层次：个人、国家和体系。这为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研究方法基础。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下的单极格局不但保持了冷战时期国际和平的稳定性，而且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也变得更加缓和，甚至连冷战时期两大军事同盟对抗的局面都不复存在。由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形成新的军事集团对抗，于是现实主义学者分别从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寻找答案。由此，继续在体系层次改进相关理论的学者创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将当今没有出现新的军事同盟对抗的原因归为：从体系层面看，在单极格局下，没有任何国家能组建起与霸权国相对抗的实力联盟。而从国家层面寻找答案的学者则创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重新打开“国家”这个黑箱，从国家性质的角度解释没有形成军事集团对抗的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同步发生。中国崛起改变了国际格局，随之产生了许多已有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新的客观现象，如为何多极化没能形成，反而出现了两极化趋势？为何冷战后崛起国可以通过非战争的方式改变国际格局？崛起国的物质实力并不强于霸权国，但为何能在综合实力上缩小与霸权国的差距？借助中国古代“政治决定论”的思想，现实主义理论家重新引入“政治领导”这个自变量，创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以“国家领导”的类型解释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国际领导”的类型解释国际规范的变化。这种理论不但能解释当前客观的国际现象，而且能对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预测力。
简言之，现实主义理论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不断用客观现实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适用，理论建设紧密结合客观事件，而不是空对空的概念辨析；二是当已有理论不能解释新的客观现象时，就对原理论进行修正，从而创建出新的理论。现实主义理论的进步是在承认已有理论缺陷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流派的实事求是原则。
在《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收到的有关理论研究的稿件中，有些只讨论概念而不与任何国际关系现象挂钩。这种从概念到概念的辨析文章有可能适于某些学科的讨论，但显然已经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畴，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指那些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专门理论。为了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国际政治科学》非常愿意发表与具体国际现象紧密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希望学界同仁给予大力支持。
阎学通
2016年11月
（原刊于《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4期）
国际关系分析中的逻辑自洽
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问题分析的逻辑自洽。“逻辑自洽”是指作者所陈述的原理没有内在矛盾。逻辑是科学地分析问题的思维基础，因此只有对分析的结果做到了逻辑自洽，它才可能具有科学性。逻辑具有语言上的可证伪性，因此通过观察作者在分析过程中所陈述的道理是否存在矛盾，就能判断出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为了减少《国际政治科学》来稿中的逻辑不自洽现象，在此提供一些如何做到逻辑自洽的经验，供大家参考。
对问题进行因果分析需要时间上的逻辑自洽。在研究中所陈述事件发生的原因，应该发生在结果出现之前。这个逻辑虽然是常识，但在一些文章中还是有将先发生的事件视为后发生事件的结果的现象。例如，进入21世纪后，首脑外交成为各国普遍使用的一种外交手段；在分析首脑外交的效果时，如果将首脑会晤之前发生的事件作为其成果，就产生了时间关系的逻辑不自洽问题。
以事物的变量因素解释其变化才可能达到逻辑自洽。在分析一个事物变化的原因时，需要以其中的变量而非常量进行解释。“常量”是指长期保持不变的因素，因此它具有保持事物状态稳定的作用；而“变量”是指引起事物变化的因素，因此它具有造成事物状态改变的作用。以一个常量来解释事物的发展变化，就属于逻辑不自洽。例如，在漫长的日本历史中，其领土面积一直不大，这可被视为常量。但长期以来日本的对外政策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早期执行过闭关锁国政策；20世纪前半期疯狂实施军事扩张政策；冷战期间实行和平主义政策。因此，以日本领土狭小这个原因来解释其对外扩张政策，就缺少逻辑自洽。
自变量与因变量两者变量值的关系需要逻辑自洽。在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确定的情况下，自变量的变量值变化应与因变量的变量值之间形成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自变量的变量值在正反任何一个方向上发生的变化，都对因变量的变量值形成一定影响；如果是只有单向影响，则有可能出现逻辑不自洽的问题。例如，C国为世界第一大“发动机”，即指其当年的GDP增量为世界最大，由此可判断该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同理，如果该国的GDP增量同比减少的量大于任何其他国家当年GDP的萎缩量或增量的减少量，那么C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这样就保持了逻辑自洽；如果否认了这一点，就违背了逻辑自洽的原则。
以充分条件解释事件发生以达到逻辑自洽。所有国际现象的出现都是多个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产物，因此在解释一个现象为何能够出现时，需要论证它至少具备两个以上的必要条件，如果仅以一个必要条件来解释，就会违反逻辑自洽的分析原则。必要条件的缺乏，具有决定现象不会发生的作用，但必要条件的具备并不决定现象一定会发生。例如，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是一些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的必要条件，但它们并不一定都会进行安全合作。例如，以色列、美国和叙利亚都面临着“伊斯兰国”（ISIS）的安全威胁，但美国、以色列进行了安全合作，两国却都不与叙利亚进行安全合作。
以特殊性因素解释特殊现象才有可能做到逻辑自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问题可分为具有特殊性和共性两类。对于具有特殊性的问题，需要用特殊性因素进行解释，而如果选择了具有共性的因素进行解释，就会导致逻辑不自洽。例如，与世界其他地区古代的国际体系相比，东亚的朝贡体系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要解释这一体系的形成原因，需要从东亚的特殊性中去寻找答案，而不能仅用实力对比或实力结构这种具有共性的因素来解释。否则，就会发生逻辑不自洽现象。
应以共性因素解释普遍现象争取逻辑自洽。人们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规律并对其做出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解释的对象是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因此需要寻找它们的共性因素。而若使用特殊性因素对其进行解释，就难免造成逻辑不自洽问题。例如，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以弱胜强的战争事例，如要解释相关军事强国为何无法赢得战争，就不能只靠每场战争中的特殊原因来解释这种普遍现象，而需要从多个以弱胜强的案例中抽象出一些具有共性的因素，如已有利益方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大于拓展利益方追求利益的决心，或弱者维护自身生存的利益大于强者入侵他国的利益等。
逻辑不自洽是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一个常见现象，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千差万别，多不胜数。为了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希望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以逻辑自洽的原则指导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增强我们创新国际关系科学理论的能力。
阎学通
2016年5月
（原刊于《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2期）
造词≠学术创新
有学者曾经批评经济学界的一些人热衷于造新词，以博得领导的青睐，而不是集中精力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这种现象其实并非只存在于经济学界，在国际关系学界也十分盛行。而且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学界由来已久，只是现在比以前更加严重。这值得学界同仁共同警惕，以防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走上歧路。
国际关系学界的造词现象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最盛行造的词是各种“陷阱”，以“陷阱”为名的文章多不胜数。用“陷阱”两字编造新词，这比经济学界造词的方法更为简单容易，因此其具有学术意义的可能性就更低。目前从“百度”上搜索到的与国际关系相关的“陷阱”造词法有四类：最时髦的做法是用外国人的名字加上“陷阱”二字，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博格陷阱”“保罗·肯尼迪陷阱”“奥尔森陷阱”；第二类是用一个国际关系的概念加上“陷阱”二字，如“地缘政治陷阱”“国际制度陷阱”“软实力陷阱”“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第三类是在方法论概念上加“陷阱”二字，如“科学主义陷阱”“本体论陷阱”；第四类是随便找个词加上“陷阱”或“的陷阱”，如“海洋争端第三方陷阱”“海运减排履约陷阱”“国际关系的资源陷阱”“既有大国的低碳制度陷阱”“追随战略的碳交易陷阱”“西方文化的陷阱”等。
根据2001年1月修订的《新华词典》，“陷阱”是指“施以伪装的坑穴”。这个定义说明，陷阱是指人为故意制造的，目的是使他人或动物落入其中的坑穴。然而，上述这些所谓的“陷阱”没有一个是为了陷害别人而故意制造的，就连使用较多的“修昔底德陷阱”也不是。“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权力争夺有导致战争的危险，然而这个危险既不是双方中任何一方故意制造的，也没有一个第三方故意制造这个危险的陷阱。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陷阱”是人们主观想象出来的，而不是客观存在的。根据这个道理，以上用“陷阱”组合制造的其他词，所反映的都是主观想象而非客观存在。
用“陷阱”制造的词有一个社会功能，即可为错误决策提供免责的理由。因为有人制造了陷阱，如果决策失误，就能将责任归咎于陷阱制造者。例如，“海洋争端第三方陷阱”，就明确地将两国发生海洋权益冲突的罪责归咎于第三方。经济学里的“中等发达国家陷阱”，也是将未能制定出有效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策归咎于“陷阱”，而不是决策者本身。正是由于以“陷阱”编造的词有这种社会功能，学界更要特别小心其负面的社会作用。
不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容易促使人们热衷于造词。我国学界将政府文件采用了某人造的词视为该人的学术成果。创造一个新概念是否对国家有贡献，取决于这个新概念对国家的进步是否起到了正面作用，而不应以其是否进入了政府文件为判断标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造了许多词，如“人定胜天”“大干快上”“破旧立新”“资本主义尾巴”“社会帝国主义”，等等，不计其数，很多都进入了政府文件。然而历史表明，当时制造的那些词不仅没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加剧国家灾难的作用。
将社会流行程度作为学术水平标准也会促使研究者造词。国际关系学本是关于公共事务的知识，所研究的问题与国家利益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是非常严肃的学问。这个学科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是由其对增进学术知识的贡献所决定的，流行与否并不能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当把社会流行程度作为学术水平的衡量标准时，就可能驱动研究者通过造新词的方法吸引世人眼球。这也是某大学宣布将网上点击率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后，引起学界哗然的原因。如果社会流行程度可以作为学术水平的评价标准，国际关系中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在网上和网下都非常流行，难道可以以此判断“中国威胁论”的学术水平很高吗？
研究靠“熬”而非靠“造词”
中国崛起为当代中国学者提供了无数有重要意义、有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例如，大国崛起成功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在网络时代，大国崛起成功的原理与无网络时代有何不同？如何制定我国崛起战略效果的衡量标准？
军事外交发挥作用的边界是什么？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其充要条件有哪些组合？综合国力的提高速度与实力构成要素比例两者间的关系是什么？与此相关的问题很多，但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却不多。
在当前许多社会科学专业已开始使用大数据的方法进行研究之际，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使用大数据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大数据方法的出现，为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即所谓“后发先至”的机会。例如，我国没有经历私人支票的阶段，一步跨越到信用卡阶段。在我国的农村地区，人们甚至跳过私人支票和信用卡两个阶段，直接进入手机支付阶段。在大数据方法面前，我国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因此，只要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投入精力用于大数据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像使用共享单车一样，走到世界的前列。然而，目前讨论大数据的人多，而身体力行使用这种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少。在目前阶段，用大数据方法研究出来的成果，多数都是很有发表价值的。
在大数据方法的推动下，国际关系研究正在向实验研究发展，这一趋势必然促进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科学化。“实验研究”的字面含义就是动手做实验。国际政治心理学和国际政治预测学是领先的领域。我国从事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学者本就不多，而且基本上没有做实验研究的。在国际关系预测方面，有些学者已经开始了实验研究，不过好像多数是女学者，男学者似乎很少。这与造词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男性而无女性的现象正好相反，原因不得而知。如果长此以往，20年之后，国际关系实验研究将由女学者主导。目前已有女学者开始进行事件预测的研究，无论有什么成果，这都是在趋势预测和程度趋势的基础上向前迈出的一步。
定量衡量国际关系概念仍是一个需要国际关系学界集体努力的方向。国际关系已经形成了有体系的理论，也有了成套的专业概念或术语。然而到目前为止，许多核心概念都缺乏学界普遍接受的定量衡量标准，这严重阻碍了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的进步。例如，综合国力、国际权力、国家利益、战略稳定、相互依存、一体化，等等，这些概念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物理学在不能衡量“力”和“能”的时代，就难以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同理，只有在衡量核心概念上投入研究精力，才能促进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发展。这类研究成果都属于有重大学术贡献的知识创新。
目前，《国际政治科学》和其他国际关系专业杂志都面临着缺稿的问题。《国际政治科学》一年发表20多篇文章，来稿量是发文量的几倍，但有学术价值的稿件却不多，我们不得不采用多种办法征集有学术价值的稿件。从来稿情况看，合格稿件少的学术原因是，作者对于所讨论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或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或是综述已有的研究成果，或是提出一些解释性假设却缺乏可靠的实证检验加以支持。
有学术价值的投稿较少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这需要研究才能知道，但编造新词的现象如此广泛可以证明，学者缺乏坐冷板凳的精神是原因之一。在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发表“短、平、快”的时评成为出名的捷径。时评是给非专业的大众读的，于是编造新词以吸引眼球就顺理成章了。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或者个人的业余爱好，国际关系学者写国际评论无可厚非，但这终归不属于本职的学术研究。知名人士三日一文的国际评论，既不增加国际关系知识，也无引导社会进步的作用，虽然可以提高个人的知名度，但其代价是浪费了学术研究的时间和资源。
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健康发展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如果我们把时间和资源投入研究国际关系的真问题和原理，用于大数据和实验研究，这会较快提高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希望国际关系学界少些造词现象，多些研究问题和原理的成果。
阎学通
2017年11月
（原刊于《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