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陈平原先生认为“文学是寻找精神的故乡”之类的话是“很煽情的话”，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说法，借文学谈故乡应是在地理、文化、历史，当然也包括精神层面进行，[1]也就是说，文学与故乡的关系应该是具体的、可感的，而不只是虚指的、象征的；但我思前想后，还是采用了这样一个有些平庸，甚至烂俗的煽情性的句子作为本书的题目。这或许是我的词穷，但同时也是我阅读和研究了刘震云所有作品后，最为直接和深刻的感受。诚然，用一两句话是难以概括一位作家的全部创作的，更何况这位作家的创作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且仍在继续延伸中。在此意义上，“寻找精神的故乡”这样一个指向性宏大而朦胧的界定，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我也是从刘震云关于文学的认知中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曾说：“文学是文章的学问，或者叫学问的文章。为抒情状意、催人泪下，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这就叫文学。文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技艺。”[2]在“兴、观、群、怨”的中国文学批评正统理念中，刘震云独取抒发个人情志的“兴”作为自己文学写作的最重要准则。“兴”无疑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核心特质，文学与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它是从自我的感性体验出发，继而达到对广大外部世界的观照，最终仍是要回归到自我本心。刘震云认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关注人物内心的洪流比关注历史的洪流更重要。[3]这一点，我是极为认同的。可以说，刘震云30余年的文学创作，就是文学本质精神的典型体现。
然而这并不是说刘震云的创作仅仅局限于自我一方小天地，仅仅着意于个人情感的抒发。他的历史反思意识、社会关怀意识，在当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摩罗就对刘震云的文学价值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在《大作家刘震云》一文中称其是一位“鲁迅式的大作家”“鲁迅式的痛苦者和精神探索者”。[4]将刘震云的文学价值与鲁迅先生相提并论，我认为这并不为过。在很多的访谈、对话中，刘震云以其特有的幽默面对公众，在看似轻松诙谐的语言背后，难掩其极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考察刘震云的创作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其小说的精神内核的确与鲁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小说，还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乃至21世纪更为丰富多样的长篇小说创作，他均以一位“痛苦者和精神探索者”的姿态审视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对平民生活与官场生活，现实生活与历史生活，表现出一贯的忧虑、愤懑、嘲弄、悲悯的姿态。这种源于知识分子视角的现实与历史审视，是刘震云写作中理性精神的体现。
对刘震云小说的兴趣与热爱，源自我20年前在天津师范大学读研期间，当时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在导师汤吉夫教授的指导下做了一篇刘震云论。那时，刘震云的创作刚刚进行到新历史小说阶段，但已经让我意识到，我面对的是一位难得的具有历史与哲学视野和人文情怀的当代作家。此后2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追踪他新的创作，并逐渐产生了做一个更为全面的刘震云论的念头。但实事求是地讲，作家论（尤其是当世作家论）这样的宏大课题在把握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如何切中作家创作的核心，是我自始至终思考的一个问题。最终我将思考的结果落脚在“立足都市对故乡的守望——怀疑与倾覆下的故乡重构——冲出乡土家园寻找精神故乡”这一线索上，试图以此串联起刘震云各个阶段的创作。希望这样的概括没有偏离作家的写作方向。
本书的写作历时三年。在三年的时间里，我沉浸在刘震云的小说世界中，依靠最笨拙也最有效的文本细读，努力去感知刘震云在创作时的情感与思想，感受他倾注在人物身上“内心的洪流”，理解他隐藏在语言和技巧背后的文学观与世界观，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描述作家为我们呈现的文本世界。写作中也经常遭遇瓶颈，时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尤其是十分后现代的两部作品《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在我的理解能力内深感困难，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否阐释出了文本内涵之一二，期待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无论如何，该课题完成了我一直以来的夙愿，是我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