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活的时代，是大变革的时代。中国从封建时代向近代社会转型，最显著的一个困境在于理论上的选择太多而现实的选择太少。理论的丰富或者说混乱反映着社会的动荡与混乱，首先表现在新道德与旧道德、新生势力与守旧势力等的新旧冲突，又表现在新旧两方面各自的内部分裂，前一天还津津乐道的新道德可能到明天就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旧道德，前一天还昂扬奋发的革命势力到明天可能就是反过来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正如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新旧阵营博弈，代表了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决心和勇气，然而迅速而来的就是陈独秀、胡适分道扬镳。正如瞿秋白所说：“‘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别，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另一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新的反动思想，已经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1]而这些新旧冲突、革命与反动的分化诸方面表面的分分合合最终表现在思想层面的根本问题则是伦理原则的冲突与分裂。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的认识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可惜的是缺乏组织和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在犹豫究竟是固守文艺和思想的阵地还是大谈政治与组织政党的时候，新时代的道德重塑已经抛开他们野蛮生长。
伦理学理论认为，伦理道德是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而伦理原则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利益关系的伦理准则，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各种道德规范要求的出发点和指导原则。伦理原则是制定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准则都必须与伦理原则相符合，同时，伦理原则又为道德具体要求提供指导与方向。由于一个社会的伦理原则是该社会的统治阶级极力倡导的道德根本准则，是一定社会道德最集中的反映，而在社会道德中，伦理原则主要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问题，所以伦理原则的争论与探讨也往往集中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上。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等的探讨与争论也主要是围绕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而展开的。[2]在这一点上，鲁迅正如瞿秋白所观察的那样具有整个时代伦理原则转换的经典意义：“正是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仿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自然，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也可以说他们的个人主义主张也包含了集体主义的含义。正如胡适的名言，一个国家不是一群奴隶可以建立起来的，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那么，鲁迅式的集体主义和胡适式的自由主义到底分野何在？在鲁迅和胡适冲突里面，大量的人格、知识结构、立场、观点的冲突差异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伦理原则的不同。
这种伦理原则的冲突是中国社会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困局：“在20世纪，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最富于现代性的问题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难解决的政治难题。”[3]这个难题在现代中国被更加放大，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强烈主张的“个性解放”“民主与自由”逐渐发展为为了新中国一锤定音的强调民族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集体主义，最终造成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决战，鲁迅针对现代中国思想特征的思考过程逐渐深入，恰好也是对这个历史过程深刻的反应与同步，同时也能给今天的思考和讨论提供宝贵的、真实的、具体的历史感受和学理的还原。对任何个体来说，生命都只有一次，任何人都没有重来的机会。如果将生命、财产、信仰等都毫无保留无条件地奉献给集体，个体又如何调适内心的冲突？集体利益得到确保之后，又将如何对待出于本能的个体诉求？是继续漠视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还是转而努力进行政策调适，从另一个角度维护抽象的人民群体中每个个体真实、具体的个人利益？一个完善与成熟的现代国家，在这一方面绝对要确立鲜明的伦理原则，不然整个社会必然陷入伦理困惑和选择困难，最终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的迷惘，甚至动荡。这个原则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不论表面多么热闹，而最终很可能就是原地打转。国家还是人民，在利益尖锐冲突的时候如何处理？在集体和个人双方矛盾暂时得到解决之后，如何完善和发展集体主义还是对个人主义继续打压态势，同样事关我们国家的伦理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个国家信仰、理想、前途的自我选择。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没有得到理想的解决，还殷切希望得到解决的重大问题。
而在现代中国历史的维度中，中国社会表面上的冲突动荡、花样百出之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巨人在骨子里却又顽固依旧：“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有个特点，它在骨子里一切照旧，表面上却风波迭起，动荡得非常厉害。这就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社会变化很大，新陈代谢的水流很急，新的浪潮还来不及扩展，更新的一波又扑面而来。”[4]特定的时代特征掩盖了剧烈的矛盾冲突，但是问题一直都在：如何合理地、符合历史潮流地确立一个时代的伦理准则。个人主义原则在西方世界是已经得到证明的伦理准则，但是在中国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中，个人主义基本等于自私自利、无视集体利益的无组织无纪律性。当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画上一个约等号，个人主义就显得特别不适合中国国情。因为自从清朝以来国力衰弱的最直观的原因被认为是统治者的自私和道德堕落；新文化运动代表的国民性批判也是对国民的自私、麻木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批判。在这种语境中，个人主义究竟有多少生存的空间？
克服这种表面动荡实则顽固的药方是什么？这是中国社会的也是鲁迅的问题，而答案就是：“唯一的救治方法是革命！”[5]“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鲁迅发现自己的革命言论成为制造“醉虾”的麻醉剂，人们在吃醉虾的时候并不喜欢吃全醉的虾，而是喜欢吃半醉的、还能反抗与动弹的。鲁迅怕他的文章是造就了醉虾一样的青年。将涓生、子君这些青年鼓动起来，前途是什么呢？是被旧社会吞没，还是创造一个新社会？这就是鲁迅铁屋中的呐喊；而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却是革命的兴奋剂，针对反革命阶级的强大和顽固，革命要胜利只有一条道路，必须要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6]。革命在鲁迅心目中是极其矛盾的运动，要民族解放，革命是唯一的道路，而革命的前途以鲁迅的判断很可能是改朝换代，抢一把椅子而已。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却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在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褒扬中得到完全的统一。从信仰革命到质疑革命，本身就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联想到亚洲同为落后国家的日本的现代化道路，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其实能给出更多令人感叹的启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自上而下实现了民族动员的现代化，中国通过革命自下而上实现了民族动员的现代化，两国现代化的结局却都是同样令人叹息。但是，历史根本没有留给现代中国多少叹息的时间，现实是鲁迅不由分说地被安放在了革命文化旗手的地位。
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却又并不矛盾。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对矛盾的克服。不但是对单一矛盾的克服，而且是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统治阶级与无产阶级，个人主义伦理原则与集体主义伦理原则，宗法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矛盾的克服。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基本原则的确立就这样吊诡地以伦理始，以革命终。
无论是鲁迅的革命，还是毛泽东的革命都要服从中国的现实。而毛泽东的矛盾论就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哲学组成，而矛盾论作为一种杰出的理论创新最后指向了阶级斗争。在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矛盾中，穷人和富人的矛盾成为最重要的矛盾。而鲁迅毫无疑问是“矛盾”的，他的矛盾是对现代中国矛盾的矛盾，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绝望或者憎恨或者爱这些复杂的情绪而进行抗战，在理性上基本认为自己毫无胜算。与之相反，作为一种世界观，毛泽东的矛盾论认为：“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而作为一种方法论：“次要矛盾服从主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要服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解释了中国革命充满了矛盾的现实又指出了解决的方法。在现代中国，还有比这更有力的哲学武器么？
但是问题在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革命的最初，革命的方方面面是温和的、包容的、人道的、讲究方法方式的，但是随着主要矛盾对次要矛盾的一次一次的克服，次要矛盾对主要矛盾的一次次反动和反扑；矛盾主要方面对次要方面的一次一次的战胜，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是政党的利益还是全民族的团结？鲁迅说我们是在背着古老民族的阴暗的心理与思维模式和灵魂在革命，旧中国有形的一切被砸得稀巴烂之后仍然具有异化革命的能力，这是迷信的诅咒，还是可以通过科学解释突破的宿命？革命的原始信息量在不断流失，在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过程中，革命日益激进化，革命越来越成功的同时离革命出发的地点也出现偏差。
鲁迅更多的是反映了与政治革命同步的伦理革命的变迁。鲁迅作为一个反抗绝望的矛盾集合体也能够在这个革命中得到说明，也需要在这个革命中得到说明。鲁迅在早期的光复会、后来的左联中观察到很多革命者背离革命初衷和宗旨的行动，他不断指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文学”的鼓吹者其实是投机分子，今天的革命文学者，心理上已经是希望受到特殊对待的特权阶级。同时，他的无奈又在于他要服从于投机分子肩扛的那个招牌——革命的终极宗旨和革命的终极利益。毕竟已经烂透了的旧中国唯一的救治方法就是革命。在黑暗里沉沦，在反抗中异化，这就是鲁迅的现实，这和鲁迅在《野草》中表达的心境多么类似：在影子里，会被吞没，在光明里会被照灭；死火在山谷里会被冻灭，跃出山谷又会被烧完。鲁迅的纠结确实让人苦闷、痛苦、无所适从。还不如一场不顾一切的革命来得直接痛快。那么不怕牺牲、毫不利己的革命能不能摆脱这种令人纠结的气闷？历史的结局现在又成了反思的对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真是难以破解的一种窘境。
鲁迅研究界“回到鲁迅”的口号提出了很长时间，问题在于真正要回到鲁迅实际很困难。假如要回到鲁迅，首先要回到那段历史，如果重来一次历史会改变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意义在于回到历史我们肯定会变得更聪明、拥有反思历史的能力，可是现代中国那种极端的内外部现代化的条件能改变吗？我们所有的讨论要考虑具体的历史情景和条件，这是讨论的前提。那么回到鲁迅，首先还是要面对鲁迅所面对的问题和面对他所处的时代的历史条件。不然，得到的仍然是一个自说自话的鲁迅，仍然是一个被风干的鲁迅。重回那段历史在当下看来是困难重重的，那个时代的史实需要发掘，用来分析历史的史观也需要重新建立，用还原历史中最核心的伦理原则的冲突也许是一个折中的办法。正是重新考察鲁迅对伦理革命的参与，在人道主义的演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变迁、阶级斗争的论证与发展的过程中鲁迅的真正面貌才能得以浮现。鲁迅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中，进行写作和生活，最终形成了历史的鲁迅。
鲁迅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伦理问题。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锋与桥梁，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中国的现代化不可想象。但是，面对实现现代化的重大责任，知识分子自身存在严重缺陷。鲁迅尖锐地指出担负这个使命的知识分子存在两大致命缺陷：知识匮乏与道德堕落。由此，鲁迅则陷入两线作战，既要反对知识分子的各种缺陷，同时又要反对打着现代化旗号进行的不公正的权力再生机制。因此，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在根本上反映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伦理重建所必须面对的自身内部困难，它们更加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内战：在知识的背后，不同知识结构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同时在更深层反映了政治伦理中的一个古老难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对政府忠诚，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拒绝效忠于它？这种分歧导致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伦理与政治分裂。鲁迅面对这个困境时富于个性地将政治分为“革命”和“统治”，赞成政治“革命”一面，而反对政治“统治”的一面，鲁迅将之称为“文艺和政治的歧途”。虽然如此，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知识分子伦理重建的立场依然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摇摆，精神界战士是鲁迅知识分子伦理重建的最终选择。
注释
[1]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2]倪愫襄：《伦理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3]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4]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5]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8—19页。
[6]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转引自孔范今主编《百年大潮汐——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文录》，泰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