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若干重大社会思潮评析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总结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原因时说：“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74]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往往发生在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辉煌成就之时，此时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或者发生在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之时，这时有许多教训需要汲取。而这两种情况，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理论论争。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论争，当然要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
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先后出现“社会主义封建论”、“社会主义渺茫论”、“社会主义空想论”、“社会主义早产论”、“社会主义乌托邦论”、“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论”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相对立。本章选择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若干论争加以简要叙述。
第一节 社会主义“封建论”
学术界提出的社会主义“封建论”，与如何正确评价中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关。
几乎没有人否定，毛泽东是给中国历史留下深刻印记，影响现代中国发展进程的极其罕见的伟大人物。在形形色色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争论中，隐含着对毛泽东思想及其社会主义实践的评说。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艰辛探索，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面貌、走向和特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得到历史的肯定，非议者寡。而建国以来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特别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们反复严格审视的对象。不同目的、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和观点的人们，其实做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及其失误，进行自己的评说、诠释和解读，以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势。一直进入到21世纪，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依然是评估改革开放事业得失成败是非曲直的参考系，成为当代社会思潮论争中的比照性资源。目前，围绕评价毛泽东的论争，依然看不出热度降低的迹象。恐怕，即便是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也会围绕毛泽东及其事业展开激烈的争论，难有一致的结论。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进入一个短暂的徘徊期。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思想界要为这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必然立足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对刚过去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反思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亿万中国人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以至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反思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各派人物争先恐后表达自己的看法，口诛笔伐，歧见杂陈，触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解放思想运动，从不同角度对已经开始的改革开放发生导向性影响。
有人将反思的视角深入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文化基础，得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封建论”的观点。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建国后搞的是“农业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封建化”的变种，是对“社会主义封建论”的另一种表达。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修反修，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运动的实际效果，大大出乎发动者的预料，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受到贬损。人们记忆犹新，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深层次地检测了人们的灵魂，是人们的一次灵魂大暴露。忠诚与背叛、真诚与虚伪、高尚与卑鄙、迷信与反迷信、民主与专政，还有落井下石、卑躬屈膝的表演，带给人们太多的反思和震惊。
于是，有人将思维的触角伸展到中国几千年绵延流长的历史深处，认为：封建主义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从鸦片战争算起，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辛亥革命算起，不过几十年。1949年后，“由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兴无灭资’上，忽视了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深入批判，以至于林彪和江青这类反革命两面派，有机可乘，使封建主义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在中国来了个重新大泛滥。”“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75]有人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变相的封建专制”[76]，而“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民族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封建主义毒素的现实表现或延伸罢了”，[77]“是被封建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大一统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78]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多的普通学者，是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谈论消除封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他们把封建主义仅仅当作“残余”，并没有故意夸大封建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作用和危害程度。
但是，有的学者的思想走得相当远。他们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封建因素的影响程度加以夸大渲染，不是定性为“封建残余”，而是认为封建主义在当代占了统治地位，已在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复活，全面复辟。《新观察》原主编戈扬认为中国“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将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这类学者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当成“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胜利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名义下，封建主义被自觉不自觉地在整个社会以及知识者中蔓延开来，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这就否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走向了“社会主义封建论”。
就封建性的时间跨度来说，一般的学者是从总结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角度出发，揭批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但有的学者的研究视野不是局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而是认为整个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封建专制主义一直根深蒂固。被有的人说成是“八十年代思想界领袖人物”的李泽厚认为：“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专制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79]他溯望中国近现代历史，认为“长久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并未遭受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渗透了人们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深处。这就难怪它们可以借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衣装，在反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旗帜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以前，轻车熟路地进行各种复辟了。”[80]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封建化”观点传播甚广。归纳起来，它们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论据之一是经济基础的封建性。它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封建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论据之二是政治制度的封建性。它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新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民主，只有“集权主义”。有人说：“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四十年社会主义的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在于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近四十年来的幻想破灭归咎于社会制度本身。因此，实现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封建的社会主义”。[81]这里的“四十年”，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到他们写作发表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的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的”。
论据之三是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封建性。他们认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封建主义根基尚未根本触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曰“旧文化体制”，一概都是“封建主义的糟粕”，而且形成了一个所谓“封建主义的文化场”。一切新事物新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直到共产党，一旦进入这个“文化场”就注定要受到“歪曲”而“变形”，成为封建主义的“变种”，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成了“抹上社会主义油彩的封建主义”。
显然，这种论调极其荒谬，已不是简单的学术研究范围的事情了。
社会主义“封建论”引起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提出所谓“中国社会是带有浓厚封建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问题。党中央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胡乔木立即向历史决议起草小组人员写信：“这样的文章竟能在大学学报公开发表，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思想的状况严重混乱到何种程度。我们的《决议》一定要注意到和有助于反击这种极为有害的思潮。决不能随便讲什么农业社会主义、封建主义（建国至今一直大力发展重工业，这岂是农民观点？）。”[82]
当严肃的理论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时，当然会引起理论界更加激烈的争鸣。争鸣论点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如何评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封建化程度？是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封建化了？是用资本主义反封建还是用社会主义反封建？与社会主义封建论争鸣的文章，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熊复在《人民日报》1989年8月14日发表的《回答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挑战》，应祖国的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发表的《驳“中国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以及1990年《当代思潮》发表的《划清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限》等。
应当承认，由于我国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封建主义的余毒，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端以及“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将现实的封建因素定性为“余毒”或者“遗毒”，正是因为现实存在着封建“余毒”或者“遗毒”，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我国才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
但是，反封建并不是要以牺牲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为代价的。社会主义“封建论”者的做法，是片面地夸大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仅仅以一些封建现象为根据，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建设的不是无产阶级向往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这就大错特错了。
分析、对照封建社会的特征、实质，显然不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践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封建的社会主义”。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脱胎而来的，难免带有旧社会的痕迹。那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纯粹的、不应该包含有非社会主义成分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曾一再指出过：社会主义，它不是在自身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83]如果把问题简单化，把权力过分集中、中央集权等同于专制主义，把专制主义又等同于封建主义，将这些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混淆起来，作为同义语，从理论概念的分析上看是不科学的，从历史事实上看也是不真实的。大吵大嚷社会主义“封建论”，将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引向何方？带来什么样的理论后果？其明显的要害有三点：
其一，社会主义“封建论”的实质，是将我国的发展方向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按照它们的说法，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封建的社会性质，现实中的封建主义已经盛行，那么，从理论思想上，必然提出反封建是思想战线的首要任务。既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封建化”，当然无力承担反封建的重任，那么，用什么思想武器来反封建呢？有学者指出，要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主义。有学者指明中国发展的方向：如果中国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封建主义的残余早就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因此，要肃清封建主义“遗毒”，中国就必须回头“补资本主义的课”，重新走“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道路。至此，就暴露了“社会主义封建论”的思想导向，并不是要人们科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问题就转化为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这样一来，人们要问：反封建应该成为思想领域的首要任务吗？为什么单单反封建而不热衷反资产阶级思想呢？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五四”时期中国人民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最根本的是要变革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一任务，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胜利完成。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没有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但毕竟不是直接来源于封建社会，而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而建立的，其间经过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清除了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已不是“法力无边”了，已为“余毒”或“遗毒”。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被“封建化”了呢？按照它们的说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这些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不是都应加以否定吗？
影响现实中国人民思想的，既有封建残余思想，也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也给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给社会思想文化带来了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激增，而西方敌对势力又一直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在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必然会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极现象，对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击，也会腐蚀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队伍，甚至毁掉一些意志薄弱者。所以，如果因批判封建主义而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警惕，就会有利于西方反华势力实施和平演变、变社会主义中国为西方国家附庸的图谋。
当代中国确实存在封建主义残余，应该鼓励学者从消除封建“余毒”，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的角度研究反封建的课题。许多学者确实也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研究中国的封建主义课题。但是，学术界的有些学者已经不是一般地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了，而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性质视而不见，对中国共产党反封建的理论与实践视而不见。“社会主义封建化”是对现实中的封建因素影响的夸大，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极其有害。
其二，社会主义“封建论”的实质，是贬损中国社会主义的开拓者，伤害人民对领袖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感情，进而危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按照它们的观点，社会主义中国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封建主义的党，共产党的领袖们当然就是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封建论”的观点影响甚广。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一位资格相当老的理论工作者也受社会主义“封建论”的影响，而认为“最大的一言堂就是主席自己。”[84]这一点在“启蒙者”李慎之逝世后出版的上下两册《怀念李慎之》一书中暴露无遗。该书不小心披露了被一些人奉为“思想泰斗”的李慎之先生的不少观点，例如：“我的看法是，当前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1949年以后，中国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在20世纪，一个个把持政权的所谓新型政党，实际上都是专政政党。”“毛泽东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是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是从‘土匪-军阀-暴君’这个梯阶爬上来的人。”这已不像一个“理论家”说出的语言了，已不是冷静的理论研究，简直是赤裸裸的“文化大革命”的骂大街语言，显得异常恶毒、苍白、无理。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袖，而不是什么封建暴君。他在反专制倡民主的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毕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一个反封建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了一些人的眼中，成了“封建暴君”，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任何不带偏见的人，一定会赞同党中央多次强调的一个事实：正是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这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更加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晚年是有错误，但是，就像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绝对不可以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85]这样也必然涣散和破坏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其三，社会主义“封建论”的实质，是夸大我国封建“遗毒”的影响，干扰我国反封建主义的大方向。
在现实社会主义中国中，有没有封建的东西？回答是肯定的，中国确实存在封建的东西。但是，怎样评价封建性的程度？能否将反封建当作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我们认为，经过百年的中国人民反封建运动的荡涤，经过外国资本的挤压，中国的封建因素在思想领域已经不占主流而居角落了。如果硬说现实的中国是封建的中国，那是对百年中国反封建历史的视而不见，不但否定了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领导的反封建的历史功绩，而且否定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反封建的不平凡历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在1980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86]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坚持破除封建主义传统时，又明确肯定我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87]，他将当代中国封建主义定义为封建“残余”，说现实社会中的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他提出了“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同时又指出，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
有封建遗毒则反对封建遗毒，有资产阶级思想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不能以反对封建主义为由而忽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胡乔木早在1980年6月23日曾经就此有过专门的意见：“对于批判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问题，需要有慎重准备，究竟反对什么、纠正什么，如何改革，需要明确规定，以免一哄而起，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组织上的混乱，此外，而于实际解决帮助不大。现在只提反对封建主义而放松反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和各种恶性腐化现象，也不妥当。”[88]
怎样反封建？邓小平讲到要做到“三个划清”：“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89]这“三个划清”，对于指导反封建工作，澄清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模糊的甚至错误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邓小平还指出，反封建要靠健全法律和制度来加以解决。他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进一步具体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90]
与社会主义“封建论”者关于“补资本主义的课”、重新走“资本主义完整发展”道路的论点相反，邓小平提出：“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91]“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绝对不能让它们流行。”[92]这就彻底击碎了一些人企图借邓小平提反封建而反对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异化论”
如果说社会主义“封建论”的特征，是任意夸大千年历史残留的消极因素，打着“反封建”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异化论”则是受混淆以至颠倒马克思早期思想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区别的西方哲学流派的影响，把马克思早期用于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抗关系的异化理论，来说明和回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特别是企图用异化理论去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得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而宣扬这种观点的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涉及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能否用“异化”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以及能否用“异化”的观点来指导改革等一系列原则问题。
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大飞跃。在写这个《提纲》以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思想，集中讲了异化劳动问题。他在这里所说的“异化”，指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从事雇佣劳动，全部产品为资本家占有，这样就形成一种状况，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成为对自己的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反过来统治劳动者。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或异化劳动。但是，在写作《提纲》以后，马克思完全摆脱了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来批判资本主义和说明历史的方法，“异化”论的观点已经被更加科学的理论所代替。这一点在“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再考察”的专章中还会讲到。
较早注意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是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93]，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人道主义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神道主义（个人迷信）的批判和兽道主义（对所谓‘牛鬼蛇神’的迫害）的控诉。”[94]1980年6月，他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演讲，根据演讲整理而成《谈谈异化问题》。
王若水断言，社会主义存在全面异化。不仅有思想上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经济上的异化。首先，个人迷信，现代迷信，是思想上的异化。教条主义是异化，教条主义发展到顶点，就成了个人迷信，这是党的领袖的异化。他说：“宣传‘一切服从毛主席’，不就是宣传一言堂吗？不是颠倒了领袖和党，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吗？这就是异化。”[95]党也异化，“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有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政府变成了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了，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政治上的异化。”他以云南森林的大火为例，“因为破坏了生态的平衡，破坏了森林，气候条件又改变，最后这个地区成了一个不毛之地，这是自然对人的报复，人就倒过来吃苦，这就叫异化。”[96]在王若水看来，事事、时时、处处都在异化，什么东西都在异化，没完没了地异化。这正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一贯宣传的那样，异化是包罗万象的。
王若水比较早地注意研究人道主义和人的问题，但在新时期并不是王若水一个人研究社会主义异化问题。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给人留下了许多思考。有学者发表文章说：“异化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是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丑恶现象所能给以的最科学的说明。”[97]还有学者认为，异化理论是解释改革的理论武器，“我国要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消灭人的异化，就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适应部分，进行不断的改革”。[98]
当时中宣部顾问周扬也赞成用“异化”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存在的弊端，并用“异化”理论来指导改革。1983年3月7日，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举行的纪念活动中，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该报告是在王元化、王若水、顾骧的协助下完成），该报告发表于1983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他说：“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99]
与王若水一样，周扬也不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关注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这场争论的理论源头并不是八十年代，而是更早时期。根据周扬自己的说法，周扬在1964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曾提出异化问题。
周扬为了证明异化理论来自于马克思，通过别人向邓小平转交了18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1983年9月30日，为准备即将于同年10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稿，邓小平针对周扬送的材料说了几段话：“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18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针对社会主义异化论的要害，邓小平说：“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这不是马克思主义。”[100]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表讲话，鲜明地批评社会主义异化论：“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但是，上面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101]他认为，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混乱到严重的程度。邓小平十分看重这篇讲话，曾经说，一定要将这篇讲话收入自己的文选中。
还是在1983年9月30日的谈话和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得组织点文章。”“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102]
十二届二中全会的举行和全会精神的贯彻，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讨论的深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邓力群在十二届二中全会西南组作了批评王若水错误的长篇发言。指出：从思想、政治、经济所谓异化的这些道理来看，“王若水同志完全离开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本意，任意广泛地解释异化的含义，把异化任意解释成为包括矛盾、一分为二、对立面的转化、否定之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各种哲学范畴的、玄而又玄的东西。”[103]“王若水同志也不只是谈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异化残余还存在，这种异化后果还有待于消除，他主要是谈社会主义的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异化问题。”[104]
结合思想理论界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中的进展和存在问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周扬报告的同一地点发表演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整理出来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很快又以单行本的形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篇讲话中，胡乔木通过进一步分析、批评社会主义异化论者提出的“思想异化”、“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及“经济异化”的观点，说明“从异化的抽象公式出发，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消极现象统统纳入异化公式之中，势必把这些都看成是规律性的对抗性的，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中主体自己的活动造成的。这决不可能帮助我们解释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任何消极现象，只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以至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105]
胡乔木认为，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过去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错误、挫折和现存的消极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针对不同情况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和办法，不应该把马克思用于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关系的概念——异化，引申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把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曾经发生过而已经解决的和现在仍然存在或新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曲折、缺点、弊病，甚至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只是某些同志在夸张中虚拟出来的所谓缺点和弊病，统统说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至于有些同志把经济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对客观规律没有认识而犯了错误、干了蠢事，说成是经济领域的异化，更是把异化概念滥用到无边无际的程度。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是异化，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106]
他进一步批评道：“抛开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的方法，把如此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异化，似乎有很深刻的内容，实际上思想极为贫乏。它在认识上不能推进任何对真理的接近，在实践上不能提供任何解决的办法。相反，由于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的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上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和悲观心理。”[107]
胡乔木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各种报纸杂志一段时间里围绕两种对立的历史观，发表了一批论争文章，举办了许多座谈会报告会，评析社会主义异化论。许多学者形成这样的观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存在着并不断产生异化的论调，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国家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这样的论调不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所存在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反而引导人们去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其中有些论调，实际上已经公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
许多同志认为，不能用“异化”观点解释改革。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都有“异化”，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不断产生异己力量，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也就不存在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部分人由于十年内乱而产生的对于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摇的表现。它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在同旧社会残余进行斗争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而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必须纠正和反对这种错误观点。[108]
二十几年过去了，但是，那场关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依然对目前的理论界产生着影响。人们可以在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有关论争中感觉到这种影响。
第三节 社会主义“渺茫论”以及对电影《苦恋》的批评
20世纪80年代初期，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渺茫论”和电影《苦恋》进行了讨论。电影《苦恋》并不能完全归之于社会主义渺茫论。但它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问题，助长了社会主义渺茫论的流行。所以，本书将对电影《苦恋》的批评与对社会主义渺茫论的批评一并讨论。
在下面的行文中，我们把“社会主义渺茫论”又说成“共产主义渺茫论”，是根据当时讨论中的实际情况。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也称为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也可称作共产主义运动。所以“社会主义渺茫论”和“共产主义渺茫论”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指的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悲观失望，丧失信心的一种倾向。
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艰巨的事业。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难免一些人会产生悲观情绪和共产主义遥不可及的感受。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一些人不能够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遇到的曲折，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共产主义渺茫论”，并非像有些思潮的传播那样通过大张旗鼓地写文章来论证宣传这种观点，而是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在社会中流传开来。
有些人不懂得或不承认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实践，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阶段。认为既然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就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也无法用实践去检验，因而认定“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一些人进而认为，现时就不应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不应强调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否则就是“不合时宜”，甚至认为是“左”的表现。
一些人完全否认我国解放以来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将其诬蔑为“空想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老牛破车的社会主义”、“刀耕火种的社会主义”。王若望还说：“我们对中国自己这个国家是怎样一个国家，情况也是模糊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错误的，认为有了共产党领导，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幻想”。又说：“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分析，整个社会发展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估计还要走一百年到二百年，而我们打了十年游击战争，就在天安门宣布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了，行吗？”并攻击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主观唯心主义”。[109]这些攻击性的言论，无非是说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错了，现实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目的是引导人们怀疑现实的社会主义，瓦解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回过头来走资本主义道路。
胡乔木较早注意到了“渺茫论”的问题。1981年4月16日，他在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部分同志谈话时说：“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时候，有同志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那么实践又怎么去检验它？怎么知道共产主义是真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有人继续提出，其中有些人竟由此而认定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因此，这是一个必须答复的问题。”[110]1982年9月24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分析。
破除“共产主义渺茫论”，从思想认识上说，首先要搞清楚共产主义的科学含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共产主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人类社会必然要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道德和精神文化极大提高的基础上，进而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是指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在这一科学思想体系指导下的实践，即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世界上自有共产党成立到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整个历史过程。对此，理论界也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有社会制度、理论、运动三种含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愿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更多预言，而是侧重从理论和运动的角度来阐述共产主义的。
这说明，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以及与之相关的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空想一类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共产主义一直在实践中前进，经受着实践的检验，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胜利。过去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也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今天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即共产主义运动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的实践。所以，说什么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是一种无稽之谈。有人说，共产主义渺茫不是说共产主义运动渺茫，而是说共产主义最终目标渺茫。这也是站不住的。因为尽管前进道路上充满艰难曲折，但正反面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是正确的，只要把坚持不断推进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最终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至于现时是否应当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111]共产党人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将来才为共产主义奋斗，过去就早已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也只有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今天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当然，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现阶段行动纲领的实践要严格区别开来。
胡乔木讲话后和他《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发表前后，1982年第17期的《红旗》杂志刊出《共产主义思想和我们的实践》一文，认为“把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说成‘空想’、‘乌托邦’，不是思想糊涂，就是别有用心。”[112]共产主义的千秋万代的事业，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真理在我国已经经历了长期历史实践的检验，从实践中得到检验。1982年第15期和第16期的《半月谈》杂志连续发表文章《破除“共产主义渺茫论”》和《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前进——再谈破除“共产主义渺茫论”》。文章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行为和运动，到处都存在着、斗争着、前进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是很现实的，并非‘可望而不可即’。”[113]“在无数先烈和无数英雄模范的光辉榜样面前，在共产主义思想的这些活生生的化身面前，让我们永远抛弃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渺茫’的错误观点吧！”[114]这就击中了“渺茫论”的软肋。渺茫论无法回答一个事实：无数革命先烈为实现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出现了雷锋、焦裕禄等共产主义战士。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呢？难道是靠“迷信”和“崇拜”建立起共产主义信念吗？不是的。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在自觉实践着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共产主义实践的一个阶段。共产主义是靠其自身的科学性（即真理性）使人信服的。而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归根到底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证明了是指引人民群众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科学。共产主义是在实践中已经放射出光和热，给人们以无比的信心和力量。
理论界从多个角度对“共产主义渺茫论”进行了评论。有人探讨了“渺茫论”发生的原因一是因为理论修养匮乏，缺少共产主义的系统理论，甚至缺少共产主义的基本常识；二是因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些人的共产主义信念；三是因为对外开放环境的形成，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流入，腐蚀了某些青年人的思想。[115]有学者分析“渺茫论”在思维方法上的错误，就在于片面、孤立、静止地看待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还有学者认为，要科学理解共产主义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不可一叶障目，目光短浅。曲折性虽然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错误和挫折常常是正确和成功的先导，历史的灾难总要由历史的进步来补偿，科学社会主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116]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渺茫论”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社会上存在着，鲜有论者直接在论著中论证宣扬，也就没有能够与科学社会主义展开激烈争论。也正是因为没有在理论界展开争论，“渺茫论”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没有得到彻底肃清。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受到挫折，“渺茫论”又卷土重来，再度泛起。
20世纪80年代，几乎在批评社会主义“渺茫论”的同时，理论界又展开了对电影《苦恋》的批评。
1979年，文学杂志《十月》3月号上发表了由白桦和彭宁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1年，彭宁根据此剧本拍摄了电影《太阳与人》。该电影展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画家凌晨光的遭遇，通过其女儿反问道：你爱祖国，可祖国爱你吗？画家无言以对。最后，凌晨光因为冻饿而死在荒原上。死时，他用余生的力量在洁白的大地上画了一个“？”，问号的那一点就是他已经冷却的身体。《苦恋》体现的创作方向，就是所谓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的方向。它设计了“被摧残的人”的主题，编造了画家凌晨光的故事来图解这个主题，用文艺手段把文化大革命特殊环境中的阴暗面渲染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象征和本质。于是，发出了“你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吗？”这样带有煽动性的诘问。其导向是要说：社会主义是“摧残人”的，祖国并不爱你，你为什么还要爱国呢？电影公演前，先在内部放映，部队和文艺界的不少同志都看过这部片子，意见不一，有的人赞扬，有的人持保留态度，有的人认为问题很大。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主题的同时，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问题。但是，《苦练》的突出错误倾向迟迟没有得到批评。文艺界的主阵地《文艺报》按兵不动。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对《苦恋》的批评文章后，《新观察》杂志则与《文艺报》配合，抵制《解放军报》等媒体对白桦的批评，在第14期发表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一文，提到“某种人为的困难”一语，隐讳地点出了因《苦恋》受批评的处境。还告诉读者：很多人支持他，“春天”对自己是“厚爱”的。
1981年8月7日，胡乔木致《文艺报》和《新观察》主编冯牧与戈扬的信中，对《新观察》发表白桦《春天对我如此厚爱》文章一事提出批评，他说：“看了今年第十四期《新观察》发表的白桦的一文，觉很不妥当。对白桦同志的批评文章或批评方式，不能说没有缺点，但是决不是说《苦恋》和《太阳和人》不应批评，白桦同志不应该作出认真的自我批评。白桦同志发表这样文章，以及《新观察》发表这样的文章，我认为都表现了一种有害的对抗情绪，《新观察》从党的纪律（暂时冷一下）来说也不合适。我热烈地希望你们对此有所纠正和补救。”[117]
提出应公开批评《苦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邓小平。《邓小平文选》里有几处关于批评《苦恋》的语段。一是1981年3月27日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他明确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118]二是1981年7月17日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他尖锐地指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119]“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并且提出：“《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120]还说《人民日报》要转载批评文章。
胡乔木在1981年8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批评《苦恋》，指出《苦恋》的要害在于“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极力向人们宣扬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四人帮’就是中国共产党，十年内乱就是社会主义；似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和幸福”。[121]
邓小平1981年3月27日关于批评《苦恋》的讲话之后，从同年4月中旬开始，《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北京日报》、上海《文学报》、《时代的报告》增刊等陆续发表文章批评《苦恋》。
批评之初，难免有缺陷。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题目叫《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邓小平评价说：“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122]
后来，在文艺界有关领导的组织下，由《文艺报》唐达成、唐因执笔，历时三个多月，写出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在《文艺报》发表。1981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章指出在社会上的某些人中间，“甚至发展到对党失去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的地步。”而剧本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中间“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表现出来的错误，“最根本的，是对党、对社会主义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
这场批评《苦恋》的活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思想战线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比较落后。剧本是在1979年写的，对于这样严重问题的作品，文艺批评界的许多同志竟然长时间没有给以适当的批评帮助，以至于拍成电影。确有些同志对批判《苦恋》不理解，甚至有某种抵触情绪。而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文章后，一些人热衷于指责评论文章的缺点，而不积极对《苦恋》的错误进行分析。这不能不说是思想战线的软弱和失职。
尽管严肃地批评了《苦恋》的错误倾向，指出它反映了一种正在蔓延的错误思潮，但党中央和有关领导部门仍然肯定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健康的，要求文艺界把主要精力放在繁荣创作上。批评者对《苦恋》的作者并没有采取一笔抹杀、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在指出他在《苦恋》中体现出的严重失误的同时，也指出他“过去写过比较好的作品，近来也写过比较好的作品”。他的话剧《曙光》，当时仍然受到赞扬。1981年5月，他的诗歌《春潮在望》获得了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新诗奖。白桦也说批评是实事求是的，表示愿意接受批评。白桦曾经写了一封《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在军报和《文艺报》同时刊出。信中说：“春上《解放军报》首先对《苦恋》提出了批评，我自己曾经有过抵触情绪，说明我自己缺乏‘闻过则喜’的虚心态度，而无视《解放军报》的原则立场。今天再回头去看，显然就更感到《解放军报》的这个开始是应该的。《文艺报》署名文章发表后，又给了我启发和帮助。我之所以认识到《苦恋》剧本的错误‘是当前一部分人中间的那种背离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创作中的突出表现’，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的。党对一个普通的党员作家，像面对面谈心那样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充分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者的重视与关怀。同时给我充分的时间，让我自觉地去认识、去思考。这股巨大的热流是温暖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些同志曾问我：你是不是感到压力很大呀？我诚恳地回答说，正相反，我感到很温暖。”并表示“向《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和所有关注着我进步的同志致深深的谢意！”
这场批评活动，摆事实讲道理，与人为善，团结人帮助人，分析错误根源，对事不对人，受到了包括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肯定。但是，也有人对批评不以为然，认为大可不必进行批评。甚至指责批评是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
开展批评《苦恋》是必要的，目的是帮助作者提高认识，以再写出有益于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新作品。周扬在一次座谈会上诚恳说：“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代表了一种错误倾向，应当批评，并帮助作者认识这个问题。就是有才能、有成绩的作者，也不应拒绝批评。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的文学界和思想界就将变成一潭死水。对《苦恋》没有进行正确批评，我们也是有责任的。”[123]
第四节 苏联剧变引发的论争：社会主义
“原罪说”或“早产论”社会主义“原罪说”或者“早产论”，是苏东剧变后对人们社会主义信念发生重大影响的重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是历史规律对社会主义冒进者的惩罚，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成熟违反社会规律强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罪”造成的。十月革命是革命条件不具备的产物，是一个革命的“早产儿”，这个“早产儿”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注定要夭折。
199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会上，俄罗斯学者布兹加林教授等公开讲：“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病态的早产儿。”[124]在斯大林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原罪说”的波兰学者亚当·沙夫，在20世纪90年代重申自己的观点。1991年在《西欧的迫切问题：经济、政治、思想》上发表文章，认为俄国并不具备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当时俄国社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和价值并未取得共识。[125]2000年，他对以往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回顾，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不是像世界上形形色色反动人物企图证明的那样，是包含在社会主义的固有弊病造成的，而是社会主义实践上的错误造成的，这种错误就铸成了——我喜欢用形象的比喻——在它诞生之时，死亡天使就在它的襁褓中与其亲吻。这非同小事的可怕以及后果严重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血流成河般的沉重代价。”[126]他把苏联社会主义称之为共产法西斯主义的魔影，“它是建立现实社会主义所犯的原罪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沙夫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原罪的产生，是因为十月革命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出的要求相违背。马克思一直强调某个社会，当它尚未存在客观条件（物质发展水平）和主观条件，尚未存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那些条件，那么试图建立的社会是不会成功的，而且旧有的问题也会死灰复燃。不具备条件，愿望再好也无济于事，“即使智慧过人的所罗门也不能从空桶中倒出圣水来”。[127]
沙夫不同于西方极端反共产主义分子，虽然他曾经被当作反苏分子。就像普列汉诺夫发表反对举行十月革命意见但义正词严地哄走劝说他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说客一样，沙夫也坚决地与苏东剧变后的右翼人士反共分子划清界限。当苏东剧变以后，有人抹杀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沙夫认为：历史是多面的，多价值的，如果肯定一面而否定另一面，那么就会导致歪曲事实。他对自己批评现实社会主义的言论作了评价，认为是“为了使社会更加容易向前进，批评是必要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因为事实往往比社会主义敌人所能想象的和所喜爱的更加多种多样。”[128]还承认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我依然要明白无误地严正指出：伟大的十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其震撼之烈度不亚于法国革命，它对人类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影响，这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那些出于极端反动立场的人，今天试图这样做，其可笑程度与撒切尔夫人在法国革命200周年巴黎纪念活动会上的令在场者十分震惊的无耻狂言相类似。她声明说，这场革命从它的后果看是不必要的，其影响是有害的。谁如果今天胆敢在这个问题如此说，那么只能引起人们怜悯的嘲笑。要想使人们的情绪镇定下来，并让事实更被人们所了解，尚须等待一定时日，届时那些否定伟大十月革命历史意义的人们，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129]可见，他与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者有着根本区别，并不像他们那样，不顾客观事实，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功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理论界也研究了十月革命的发生条件问题，有一些学者认为苏东剧变的真正原因在于十月革命搞早了。当时的俄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以渐进的方式向前发展，会进入发达资产阶级国家之列，而十月革命打断了俄国的发展。十月革命发生在落后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俄国没有成熟到可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国内也不具备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内在条件。俄罗斯科学院俄国革命史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十月革命史委员会秘书长弗·普·布尔达科夫于1991年在莫斯科出版《1917年十月革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还是社会灾难》一书，其中有关于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问题的研究。在列举了俄国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转折关头中的演变特点以及对1917年革命的影响以后，他依然认为俄国完全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已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完全不是。列宁在晚年的一篇著作中甚至认为，关于俄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的先决条件的论点是‘无可争辩的’。”他还举出前人的争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有人非常准确地预言了十月革命的结局。列宁过去的战友亚·亚·波格丹诺夫认为，在战争年代资本主义普遍具有‘军事共产主义’（以专制调节）方式组织大规模寄生生活和杀害活动的特点，这不是有助于而是有碍于向‘协作式生产方式’过渡，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波格丹诺夫同那些确信无产阶级政权能够相对容易地使国家脱离‘军事共产主义’状态的人（决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进行过辩论。”[130]虽然布尔什维克认识到不具备进行革命的条件，但由于认为世界资本主义陷入绝境，而渴望对俄国进行革命改造，不得不号召人民充当世界革命的先锋。
由此可见，十月革命的性质条件、社会主义是否搞早了等问题，已经成为苏东剧变以后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个问题还引发了世界其他响应十月革命的落后国家举行的革命是否“早产”的问题，如在同样生产力落后的中国搞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性质？现实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罪”造成的？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革命”，也许现代化步伐会加快，中国现代化程度有可能比现在高多了。
这些问题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当前中国干部党员的思想混乱，恐怕与类似的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争论有关。不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将进一步影响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其实，这并非是新观点。列宁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是否“早产儿”的争论中进行的。当代的社会主义“原罪说”或者“早产论”没有比其原创者的言论增加多少内容，只是借苏东剧变的契机，老调重弹而已。笔者仅仅举两位原创者的言论为例。
第一个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考茨基。他反对十月革命，攻击布尔什维克在不具备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制造革命。他将社会主义革命寄托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认为“革命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时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不具备这些条件时是不可能发生的，而这些条件则只能逐步地形成。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可能性。”[131]1918年考茨基又发表《无产阶级专政》更加明确地攻击十月革命是“早产儿”，他断章取义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里的这样一段话：“即使当一个社会已经走上发现它的运动的自然法则的正确道路的时候，它也还是不能跳过，或以法令清除它的正常法则的各相继阶段所有的障碍。但是它能够缩短并减轻生育时的阵痛。”然后，考茨基紧接着说：“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朋友，虽然他们多次援引马克思，好像把这一段话全然忘记了，因为他们所主张和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无异于跳过或者以法令清除正常发展的各相继阶段所有的障碍的一种崇高的尝试。他们以为，这是社会主义分娩最少痛苦的方法，‘缩短并减轻阵痛’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继续采用这样的比喻，那么，他们的这种做法使我们记起一个怀孕的妇女为缩短她所不堪忍受的妊娠期，竟然极其愚蠢地剧烈运动，以致早产。这种做法的结果，照例是生下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孩子。”[132]预言列宁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不发达情况下搞出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
第二个是差不多与考茨基同时代的普列汉诺夫。他是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成就显著，但同样认为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具备条件，俄国当时要做的是放任资本主义发展，人民的政治斗争仅仅是为遥远的未来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而已，而一切举行社会主义的试图都是空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普列汉诺夫是从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的角度谈论问题的，与社会主义“乌托邦论”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乌托邦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认为社会主义根本上是个可笑的荒谬，而普列汉诺夫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荒谬的，仅仅认为在条件不具备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妥当的，但未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成熟了，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不能把普列汉诺夫归结为社会主义乌托邦论者。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是患有急性病的空想主义：“拿破仑说过：‘把俄国人剃了头，你们就会发现他是鞑靼人’。我说：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剃了头，你们就会发现他是——当然并非永远是，但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原来如此坚信真理和正义的力量的空想主义者心灵深处却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幸运的偶然性上。（意指布尔什维克无视俄国生产力落后这一事实而幻想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引者）这就说明为什么——而且只是因此——我国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在上述时代居然比马克思更加‘急进’得无法比拟……现在我们要补充说：‘布尔什维克’甚至连头也不用剃，因为它的空想主义就是不剃头对于任何一个稍微懂事的人说来也是清清楚楚的。这是加圈加点的空想主义。”[133]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3天，普列汉诺夫发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说工人们为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而高兴，但“我要坦率地对你们说：这些事变使我痛心”，“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向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134]
考茨基等人关于十月革命是否合理的争论被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就所淹没。可是，历史发生的进程出现了相似的一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大厦被突如其来的苏东剧变的大地震所袭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发祥地、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的苏联崩溃了。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又使历史上的沉渣泛起。围绕十月革命的性质，十月革命是不是早产儿等问题的争论再度兴起。
社会主义“原罪说”或者“早产论”是站不住脚的。早产论者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生产力水平落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不是没有联系，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但为夺取政权进行革命与夺取政权以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所要求的条件并不完全一样。二者既相联系，又有所不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是为了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营造美好生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难以跨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但革命能否成功举行并获得胜利，并不是绝对地取决于革命发生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是说革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关系，革命归根到底是包括生产力在内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产物，只是说仅仅有生产力高低水平的条件是远远不够的。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提出过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和取得胜利。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说：“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135]但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多国共同胜利说”绝对化，并没有排除无产阶级革命在不同国家可以先后举行。马克思说过，德国革命要由率先进行的法国革命来鼓舞，“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136]恩格斯预言过：“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137]也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相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恩格斯时代的俄国、意大利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意大利版序言中，对这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寄予厚望，他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8]对同样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则说：“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139]这表明，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很有可能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另一方面认为并不应机械地固守这一理念。
这样理解，是不是违背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那段经典的、著名的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呢？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严肃的科学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在帝国主义时代，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必须从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越出一国地域的狭隘性，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传导、激化。在世界性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市场成为世界性市场，个人成为世界性个人，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由于环境的孤立封闭，每一种生产方式运动都是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内“单独进行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世界性不明显，一国地域性的重大事件，不会对遥远的另一地域发生影响。中国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直接动摇了秦王朝，但对欧洲、美洲地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同样，威震亚平宁半岛的斯巴达起义，对于东方国家也没有什么刺激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把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整体，组成了一个世界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40]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这种特点就更明显了。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把它们的势力伸展到世界各地，“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141]在这个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中心和主宰的地位。落后国家的经济日益被卷入为发达国家服务的轨道。过去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在国内展开，而现在，这种矛盾已扩展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一种“普照的光”。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内部矛盾都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的影响和制约。这是我们观察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讲的是生产力，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讲的是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到了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又扩展为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所有这些矛盾的集合点，不是在发达国家，而是转移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用武力和商品征服落后国家，掠夺其资源，倾销其剩余商品，把经济危机转嫁给落后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缓解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经济却被扼杀了。另外，发达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也在向落后国家转移，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不仅受本国剥削阶级剥削，而且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还是殖民地向宗主国割地赔款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受到多重的残酷剥削，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底层。落后国家的阶级矛盾尖锐化了，相对地发达国家的阶级矛盾反而有所缓解，甚至在其工人阶级内部还可能出现一个工人贵族阶层。另外，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在战争中，仍然是落后的国家倒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对落后的德国和俄国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所以，在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这一最基本的矛盾的集合点，随着发达国家的转嫁剥削和转嫁危机，革命形势由发达国家转移到了落后国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就由发达国家转移到了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其中一个——帝国主义中最落后的沙俄，另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大的中国，便成了革命风暴的源泉。
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孕育成熟的，半封建、半帝国主义的沙皇俄国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它是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同时又和殖民地国家存在矛盾；沙皇俄国的矛盾集中表现在沙皇专制制度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也比一般落后国家尖锐。所有这些矛盾的集合，使俄国具备了革命形势的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社会矛盾，最终成了十月革命的导火线。本来十分孱弱的沙俄，在前线屡战屡败，国内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统治阶级内部乱成一团，内讧不断，大战中的沙俄政府换了4位总理，3个外交大臣和4个国防大臣。1917年二月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根本不可能也不愿意满足广大劳动人民需要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反而在同年4月18日向协约国发出照会，声明保证把世界大战进行到底，激起了工人、士兵的极大愤怒。经过游行示威与七月事变。人们认识到只有武装起义进行革命，才能挽救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制定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路线，提出了其他政治集团不可能提出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满足了广大工人、农民、士兵的基本要求。正确的策略终于使得千百万群众抛弃了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站在布尔什维克党一边，占据了苏维埃中的大多数。当条件成熟时，列宁提出：“等待就是对革命的犯罪”，果断起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学术界争论当时的俄国能否避免十月革命的问题，一些学者否定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的必然性。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国际十月革命史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山大·叶莆根耶尼维奇·拉比诺维奇在接受苏联《对话》杂志记者访问时论证了十月革命的条件性，“到1917年2月，革命形势在俄国业已成熟，这一点在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反映得很清楚。三年世界大战使国内形势极端紧张。贫困、战场上的死亡、日益加剧的全国危机、群众对结束战争的渴望等加强了人民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旧制度已不可能阻止革命的浪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已不能阻止革命的进程”，结论是“在1917年秋季俄国的政治形势下，不进行重大变革已经不行了，临时政府的垮台是这一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142]
其实，早在1885年4月23日，恩格斯就敏锐地注意到俄国当时处于革命的火山口上。他在写给俄国革命者查苏里奇的信中说：“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弹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小伙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释放出一种接着便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幻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密谋团体的活动来推翻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存在的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只要火药一点着，只要力量一释放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那么，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它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143]恩格斯是早于十月革命发生30多年说这番话的。总体而言，从此以后的30多年里，俄国的国内外矛盾没有缓和而是进一步激化了。
历史没有使恩格斯失望。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失败，导致1905年大规模革命，而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催化剂。正如列宁所说：“三年来的战争把我们向前推进了三十来年”[144]，“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145]列宁还说：“如果没有战争，俄国也许会过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发生反对资本家的革命。”[146]正是战争，使得社会主义革命不免表现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战争改变了以往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特点的看法。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有句口头禅：“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在病中所作的《论我国革命》一文，痛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147]列宁在肯定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顺序上的普遍性时，并没有排除历史发展顺序的特殊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48]
“社会主义早产论”者常常指责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存在矛盾，认为马克思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规律，是讲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才能有改变生产关系的要求，所以马克思不会提出什么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列宁研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不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中。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已经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和工人运动成熟程度的差异。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本主义国家间生产力的差异性表现并不突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精力放在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性上，对资本主义国家间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差异性现象也给予当时情况下的尽可能多的关注，只不过没有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概括成为规律。而列宁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明确地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149]考察了资本主义不平衡规律与革命的密切关系，认为在帝国主义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性加强了，一些不发达的帝国主义发展起来，赶超发达国家获得成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要借助军事力量与发达国家分割殖民地，瓜分世界市场，新老资本主义国家矛盾激化。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所引发的民族、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世界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新老、大小、强弱帝国主义之间的“狗咬狗”战争，极大削弱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力量。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的严酷压迫与疯狂掠夺，加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宗主国与殖民地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交织、激化，造成了某些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因为落后国家往往蕴含着比先进国家更加深刻的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人民的矛盾等。
同样地，20世纪初期的东方社会中国，也是世界矛盾的集合体。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150]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中国革命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归根到底，革命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但是在帝国主义阶段，对这一矛盾一定要从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否则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马克思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51]没有一定性质的生产力，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就不会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单靠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社会范围内改朝换代，不可能建成资本主义，更建不成社会主义。同样地，世界上有些国家比较落后，社会化大生产不发达，工人阶级力量极弱，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社会革命的形势总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引起的，但哪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最尖锐，能够形成革命形势，在帝国主义时代，要从世界范围进行总体考察。全面看生产力性质、水平、发展要求及其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之间的状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并不一定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地方。马克思经典作家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从来没有表述为生产关系一定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把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性质、水平、发展要求）的原理曲解为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切，这是对唯物史观错误理解的一种幼稚病。
其次，考察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考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状况，因为一个国家是否有革命形势，首先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是否尖锐。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解决。只有在旧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环节上，才可能取得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胜利，然后才能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产阶级旧统治的薄弱环节，即旧上层建筑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和胜利。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历史……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互相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但在德国“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152]列宁的意思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俄国都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但德国旧的上层建筑统治太强，所以，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未能成功，社会主义的鸡雏只能从旧统治相对薄弱的俄国那里突破蛋壳（即旧的上层建筑）生长出来。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毛泽东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省的军阀割据，在各省交界的地方，革命有回旋余地，革命根据地也才可能存在、发展壮大直至胜利。这也是讲旧的上层建筑统治存在薄弱的环节，革命力量才有可能突破。
所谓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比较薄弱，二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比较成熟。所以，也不是任何一个落后国家都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非洲许多国家社会矛盾极尖锐，资产阶级统治也薄弱，但无产阶级力量更弱，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从那里开始。沙皇俄国和中国反动派统治相对比较薄弱，又有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所以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这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既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统治很强的发达国家突破，也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基本没有发展的最落后的国家突破，突破口只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是最高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国家[153]。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首先在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胜利违反历史的“常规”。其实，历史上新制度常常不是在旧制度最发达的地方诞生，因为旧制度发展得愈充分、愈成熟、愈完善，新制度突破它就愈困难。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古希腊和古罗马把奴隶制度推向了鼎盛时代。而奴隶制度不发达的中国却远远先于（将近1000年）古希腊和古罗马过渡到封建社会，而且这种过渡所引起社会震荡也要小得多。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发展得极为完备、充分，但资本主义却在封建制度发展不充分、不完备、不典型的西欧首先诞生，而且是在封建势力比德、法相对薄弱的英国率先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北美几乎没有封建势力，但美国却后来居上，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最快、最典型的地区。奴隶制的光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封建制的光彩却在中国，而资本主义的光彩又在西欧和北美。这些正说明，社会革命在经济不甚发达，旧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始，是新旧制度更替过程中的常规现象。实际上，一个国家生产力越发达，生产关系越完备，上层建筑越强大，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调节能力就越强，对新生产关系的压抑就越厉害，新生力量击破旧制度的外壳就越困难，社会革命也就愈难以成功。相反，一些社会基本矛盾比较尖锐，旧制度的统治比较脆弱的不甚发达的国家，新生力量却较易发展，有可能率先推翻旧政权，跨入新制度。这种普遍现象是否应当概括为规律，尚待进一步研讨，但至少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太充分，统治比较薄弱的国家首先放射出光彩，后来居上，不是违反历史常规，而恰恰是合乎历史常规的普遍现象。
再次，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经济比较落后，制度逐步完善，在曲折中前进的初期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至今，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也面临严峻的现实：处在初期发展阶段，经济仍不发达，制度、体制不够完善，曾有过严重失误，一些国家还发生了严重的倒退。于是有人感到迷惘：既然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必然，为何还有如此多的磨难？既然社会主义高于、优于资本主义，为何经济上还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后他们又归结到，还是原来不该搞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不该坚持社会主义。
其实，从历史长河看，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以来的社会形态更替，新的社会形态大都要经历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制度不够完善，在曲折中前进的初期阶段，古希腊经过了城邦制，才发展到大奴隶制。古罗马经过了王朝制，才发展到共和制和帝制。中国封建社会几经兴衰分合，才步入高度发达的阶段。资本主义也历经原始积累，自由竞争，才进入垄断阶段。从低级到高级，逐级而上，是任何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在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后再向高级阶段发展，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现象。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文明社会以来社会形态的更替相比，除了有共性之外，还有它本质上的区别。以往的社会形态更替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新旧剥削阶级之间往往有某种妥协、承继的关系。而社会主义是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最终消灭阶级和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其变革的深度要大得多。所以，新社会实现形式的探索要困难得多，旧制度的抵抗和阻力，比以往也大得多。而且，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最先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心脏部位（西欧，北美），而是发生在边远部位，所以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受到沉重打击，但不是致命的打击，集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经验于一身的资产阶级，还有相当强大的力量，甚至是联合的力量来对付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比以往社会形态更替面临更大的难题。具体说，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面临几个根本性的困难：①最根本的困难是生产力状况的落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合点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危机、阶级剥削转嫁给落后国家，从而把革命风暴的焦点也转移到落后国家。但是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却不能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转移”到自己国家，它只能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在这方面估计不足，曾经发生过急于求成的错误。②生产力状况落后，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不能很高，公有化的具体实现形式还需要探索，还必须保留和适度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完善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154]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不能全面充分地体现出来。而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都有过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排斥价值规律，否定市场经济的错误。③由于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这就形成了发达、强大、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不发达、不够强大、不很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还有众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处而又斗争的历史格局。在这个阶段，虽然社会主义总体上是在前进，其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看也比资本主义国家快，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上还强于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经济、科技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些主要方面，还很难令人信服地展示其优越性。另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力量也强于社会主义国家，它们还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与“超越遏制”即“和平演变”的战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利用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与它们建立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反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干涉、渗透和演变。这时，社会主义国家中必然会有一些人羡慕，甚至追随资本主义，而且执政的共产党内也会存在机会主义的条件和土壤。而在处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中，我们也犯过“左”与右的错误。以上几个方面的困难，就注定了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是充满风险、崎岖坎坷的历程。所以，它的革命形势的成熟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却是比较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包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长期、艰巨、充满曲折风险的历史阶段，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对于这一点，列宁是有预见的。他说：“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就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韧不拔。西欧情况将会不同，那里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要继续下去却容易得多。这是必然的，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在组织和团结方面要高得多。”[155]他还说：“现在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美国或任何德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在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156]。又说：“很明显，在一个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中，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正是由于这个的国家的落后，各种事件使得这个国家在短时期内，在个别问题上大大超过其他比较先进国家），革命必然要经历最艰难困苦的时候，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要经历最凄惨的时刻。”[157]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也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58]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认为落后国家根本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勉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成功。另一种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能够很快发展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全面超过、优于资本主义，当这种想法遭到挫折后，有些人又会走向第一种错误。
所幸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掌握了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锐利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改革一切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同时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初步回答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已经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开始了历史腾飞，可以预见，它必将引导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逐步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为光辉灿烂的历史现实。
第五节 社会主义“乌托邦论”
伴随着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列宁与考茨基之间曾经发生过现实社会主义是不是“乌托邦”的争论。这场论争已经由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作了初步结论。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而暂时被丢弃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论”，在苏东剧变后，又被一些人重新捡起。苏东剧变给世界各国理论家、政要带来了一个问题：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德国法西斯的苏联的政权，顷刻间灰飞烟灭，社会主义是不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最大的空想”。地球上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搞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美国政府的高级谋士布热津斯基曾经说：“在反思苏联失败的同时，简要回顾一下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实验所走过的历程是颇有教益的。把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移民知识分子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中苦思冥想出来的、一种基本属于西欧的思想，移植到一个相当遥远的欧亚帝国的准东方的专制传统之中，再由一个专会写小册子的俄国革命者来充当历史的外科手术师，其结果必然是荒诞不经的。”[159]他反复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尝试”，“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与复杂的人类环境水火不相容”，“共产主义已经失败”。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他竟然把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列，污蔑二者都是要建立“强制性的乌托邦”。[160]
社会主义“乌托邦论”的讨论，必然涉及现实社会主义的定性问题。在国际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意大利学者A.博雷利认为：“认为苏联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在苏联并未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劳动者不仅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而且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拥有实际权利为前提的。可以像麦德维杰夫那样认为，在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如对生产过程的监督，消灭私有的剩余价值，生产的计划化等。但这些还不足以将苏联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其原因恰恰在于缺少某些基本的因素。”[161]苏东剧变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论调，仍然相当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发生怀疑，不能说与社会主义“乌托邦论”的蔓延没有关系。在社会主义“乌托邦论”的影响下，一些原本信奉社会主义的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丧失信心，出现了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红旗在中国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思想上的困惑，带来行为上的消极和组织上的软弱涣散，部分党员和干部经不住考验，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幻灭感。
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吗？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曲折，是不是说明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这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加以评述。
第一，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有质的区别。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许多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进行了揭露，天才地提出了各种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主张。16世纪已经有了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直接描述，如莫尔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与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相似之处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精神文明、按需分配等，还提出了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妻制、消费资料共有等主张。18世纪有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摩莱里和马布里）。到19世纪初，出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1802年圣西门出版《日内瓦书信》；1808年傅立叶出版第一部专著；1800-1829年欧文担负管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的工作，实际上是进行纠正资本主义工业狂飙产生的社会弊端的实验。这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建立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合乎理性、合乎正义的社会，消灭剥削、贫困、失业、经济危机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直接来源不是16世纪的莫尔以及“乌托邦”，而是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过，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162]并称三大空想思想家是“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在这里，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是德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发生史，但我们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社会主义学说，直接来源于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当然，不能说16世纪的社会主义空想家没有对马克思发生过影响。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论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两次引用了《乌托邦》里的言论。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第827页的“注193”中，马克思讲到：“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说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吃人’。”另一处引用是第845页的“注221a”，提到了莫尔的《乌托邦》，以证明英国的“羊吃人”法令制造了一批被迫盗窃的难民，而难民被迫成为囚犯，成为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的劳力。在正文中，马克思还提到一句话：“把大法官福蒂斯丘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163]另外，莫尔的思想对傅立叶影响较大，傅立叶关于消灭剥削的观点来源于莫尔并有所发展，从这点来说，马克思是通过傅立叶或者其他人而间接地接触了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但是，16世纪的乌托邦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不可估计过高，毕竟，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一文中一再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是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不是莫尔的“乌托邦”。
也许，社会主义“乌托邦论”认为，既然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空想”的了。这种论调是大错而特错的。肯定科学社会主义直接来源于近代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与人来源于猿猴，但不能认为现代人就是猿猴一样，科学社会主义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质的差别。单就思想方法来说，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本质区别。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生活的年代，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从空想者的思维着的理性中来。他们发明了一整套新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宣传、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乌托邦论的思想方法重视人，以人的尊严、人的理性为出发点，以公平正义这类理念为原则，批判资本主义，论证新的社会。圣西门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要通过对人类理性过程的研究，“找到最好的社会组织体系”。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找到改造社会的现实力量，不懂得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将实现新社会诉诸于理性自己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少数人的密谋，特别是出现了天才人物，可以免去人类的迷误、斗争和痛苦。普列汉诺夫在19世纪通过研究空想社会主义，发现“本世纪上半期所有的无数的乌托邦不过是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的企图”。
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理性正义等抽象概念出发，而是从批判资本主义中发现了社会主义，在参加社会实践，研究社会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们用于得出科学结论的思想材料，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方法臆造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64]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天才的幻想家的主观愿望，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完全而且仅仅是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来的。马克思一方面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天才思想给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严格地将自己的学说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165]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66]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恩格斯阐述过这样的一个思想：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端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论断，重复了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早已死亡的论断，必将还要被历史所否定。
关于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说法，早在马克思时代就不绝于耳，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马克思的诅咒和谩骂。从产生那天起，共产主义被欧洲的反革命势力说成是“幽灵”加以围剿。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或者思想家认为共产主义是空想，多次宣布共产主义被消灭。列宁曾经总结过：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教授们，“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机勃勃了。”[167]
人们不会忘记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下去的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曾经狂叫：“社会主义从此休矣！”而马克思回答：公社死了，公社万岁，公社的原则永存。果然，50年后，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无产阶级国家便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礼炮声中诞生了，而且，成功地打败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绞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穷凶极恶的德国法西斯。以罕见的速度，在一片废墟上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由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经济大国。
在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宣扬改良。张东逊、梁启超等，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当时的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空想，而把社会主义推向遥远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未来。1943年，蒋介石抛出的《中国之命运》，继续攻击马克思主义“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但客观的历史进程已经对这些谬论做出了科学回答，谁也无法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中国人民靠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目前正行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目前，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尚未进入新一轮的高潮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树立必胜信心。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的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面前还有困难和曲折。”[168]苏联东欧剧变以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论”获得了对社会主义发泄不满、偏见、诅咒的机会，但比起以往的言论没有增添多少新的内容。可以断言，未来社会主义的复兴将无情地回击目前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论”。
第三，“乌托邦论”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犯了两个“忽视”或者“无视”的错误。
一是忽视或者无视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封锁、围剿的基本历史事实。如果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势力为什么费力劳神地围剿呢？让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自生自灭算了。事实上，自从无产阶级政权产生那一天开始，资本主义的围剿镇压就没有停止过。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资本主义不甘心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时时刻刻极尽围剿封锁之能事。1918-1920年，英国、法国等14国武装干涉苏俄，国内的反革命发动叛乱。新中国成立，美帝国主义纠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在新中国的身边，一北一南，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粗暴地干涉中国台湾事务，在西太平洋形成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岛链。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势力为了对付社会主义，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物资，战死了多少人。正是西方敌对社会主义的势力，耍尽了阴谋诡计，用军事、政治、文化、外交等手段，耗时大半个世纪，来搞垮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试想一下，如果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话，资本主义花如此大的代价包围封锁围剿这个“乌托邦”，岂不是在闹“唐·吉诃德大战空风车”的大笑话？
二是无视或者忽视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只要地球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存在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现象，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永远有感召力和吸引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就是建构有利于资本流动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的世界秩序，必然激化世界范围的阶级矛盾，激化大小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实际上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未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当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后，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宣传“历史的终结”（意为资本主义成为永恒）。但大量清醒的学者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仅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局部现象。只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其崩溃具有浓重的悲剧意味，但苏联社会主义毕竟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目前社会主义低潮期也不能够表明未来的社会主义不再复兴，不能由此得出未来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结论。有学者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固然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历史上的悲剧，但这仅仅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而不是世界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恰恰相反，是苏联领导人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结果。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巍然顶住资本主义势力的压力，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即使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令人痛心的重大变故，也不可以判断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失败了，谁敢保证社会主义不会在接受20世纪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21世纪或者更遥远的未来蓬勃发展，并且比20世纪取得更大的胜利呢？资本主义能否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这需要历史和逻辑来回答，不能由几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充当算命先生改变历史结论。由世界社会主义局部的暂时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判断社会主义是“乌托邦”。
也许，我们无法预料社会主义将在什么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实现伟大的复兴，彻底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究竟最终谁战胜谁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预料，未来的社会主义者一定吸收社会主义的前辈们的优点，总结社会主义前辈们的教训，沿着前辈们的探索足迹，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样式。到那时，社会主义政权的任务不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获得巩固和发展，而是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性衰落，资本扩张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走到尽头，世界实在没有可以供资本主义发展空间的局面，社会主义力量强于资本主义的力量而大兴于世界。到那时，再回过头去看一看苏联东欧这场社会主义的悲剧，那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经历过的无数个挫折中的一个弯路而已。
第四，社会主义“乌托邦”论认为苏东剧变表明，社会主义是不可以实现的，在实践中已经遭到失败。这显然没有具体分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失误”，在理论上也是讲不通的。
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不可以实现的话，这种论点实在不值得一驳。社会主义早已不是空想，也不仅仅是理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目前有十几亿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并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获得世界人民的广泛承认。如果社会主义“乌托邦”论是针对社会主义遭到失败这种情况而提出的话，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几十年来，几代社会主义者披荆斩棘，使得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是，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误，在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期，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面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这一现象的确值得社会主义者反思，但不能由此证明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至今，当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没有拿出像样的证据，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判断已经过时。资本主义有产生、发展，就有灭亡，必然被更加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社会主义者当然希望社会主义运动每天都高奏凯歌，每天都出现令人鼓舞的伟大成就，但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社会主义者们可能抱着满腔的工作热情工作，但却难以避免犯错误，不能说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一帆风顺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开拓性事业，各个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少，容易照搬照抄某些国家取得的一时一地的经验，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层层包围中，曾经有过放松警惕而招致重大挫折的教训，不得不提高警惕性，高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容易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某个时期，为了应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不得不打破农轻重的发展次序，不得不号召人民群众为国家多一些奉献精神，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得不受到影响。在比较落后基础上成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具有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容易不顾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国情，执行不切实际的赶超型发展战略等。诸如此类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可以称之为“失误”、“错误”。这些失误，有些是能够避免的，但有些是很难避免的。有的属于社会主义者在开辟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探索中难以避免的弯路，是社会主义先行者们的经验不足造成的，也有的是敌对势力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制造出一种严峻局势，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做出的过敏反应。社会主义运动出现这样那样的难以避免的挫折和失误，仅仅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客观外部环境是否险峻和主观指导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等问题，并因此出现了一些体制上的、工作中的失误，没有涉及社会主义基本结论的非科学性问题，也得不出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结论。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必然、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失误，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受到了锻炼，反而使得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主观要与客观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和具体情况相结合，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次或者若干次挫折，就是彻底的失败，就是那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的主张，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解决的，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人们允许有些科学试验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才能成功，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时间里，经过了多次的起落升降。社会主义发生了曲折、挫折、失误，也属于正常现象。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话，那也是人们听信了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言论而停止了社会主义的探索，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了，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脱离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不过，历史有它的内在规律，将最终扬弃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告社会主义“乌托邦”论的破产。
在前几节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若干争论的述要中，还没有说到近些年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实质上即是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宣扬者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要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扫清障碍”。它们还用歪曲、篡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手法，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恩格斯晚年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暴力革命的主张。并称，我国改革开放就是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要害，就是妄图使我国改旗易帜，步苏东剧变的后尘。由于本书随后即有专章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评析和论述，这一章中不再对此问题进行介绍和评论。
不过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活跃和喧闹中，还有一种声音值得注意。即鼓吹我国要“继续进行民主革命”，“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论调，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同社会主义“封建论”倾向相结合的一种产物。在一些人看来，民主革命是永恒而不可终止的。他们否认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已有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借夸大某些存在的问题，打着“反封建”和“继续进行民主革命”的旗号，来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还打出“回归”、“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旗号来制造思想混乱。其实，一些人所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阐述和实践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否则就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新中国成立即标志开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尽管“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也正如《决议》所论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发展的基础。”所谓“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其要害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也即否定在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正确性。而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根据，就否定了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前提，其实质就是要把改革开放引向民主社会主义，走苏东剧变的道路。
我们介绍、了解、评析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各种争论，目的在于在前进道路上保持头脑清醒，不为错误思潮所惑，更好地深刻认识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伟大旗帜和根本方向，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从而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这条道路的总依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这条道路的核心，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是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和展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这条道路的总任务和宏伟目标。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不仅经受住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而且30多年间国民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近几年来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对各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和检验。我国在应对危机冲击带来的严重困难中于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在逆势上扬中稳步崛起。这不能不说显示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对于西方模式的比较优势，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当然，我们清醒地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十分艰巨，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面临着诸多考验和危险，还有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但是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已经昭示：只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一定能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