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2004年5月26日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演讲
主讲：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
主持：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时间：2004年5月26日
主持人：各位同学，今天人文学术论坛的题目是“当前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由钱中文教授主讲。钱先生是我国文艺理论界著名的学者，他的学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观点、新的视角和思考问题的框架，非常切实地推进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这一二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近年来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伴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以及社会的转型，文化研究进入了文学理论中间，同时也出现了种种要求开放文学理论学科的想法。如何正视文学理论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文学理论的发展应该持怎样的应对策略？对此钱先生都有自己的思考，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钱先生为我们作报告。
钱中文：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在“当前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这个题目之下，今天我主要围绕两个问题来谈，第一是文学的终结问题，有人提出了“文学已经终结”，与消亡相提并论，认为可以抛弃文学了；第二是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问题，有人认为文学理论没有意义了，设想要以其他的知识系统来替代它。先讲第一个问题。
文学终结了吗？
钱中文：如果文学真的终结了或者消亡了，怎么办呢？或许我们只能阅读过去的文学著作了？其实从19世纪黑格尔提出艺术（文学）的消亡以来，这个问题就经常被重新提起。一般而言，往往文学思潮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有作家或者理论家以不同的方式宣称“文学要终结了”、“消亡了”，在这里“终结”与“消亡”往往是同义语。比如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一些名流、作家和理论家，曾聚集在巴黎、爱丁堡、斯特拉斯堡、维也纳、列宁格勒等地专门讨论长篇小说的前途问题，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一类是现代派作家的观点，他们认为长篇小说“死”了，或者将要“死”了；另一类是理论家的观点，认为文学遭遇的危机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现代派自身比如现代派小说遇到了问题，写不下去了，所以指的是这个“死”，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后来出了个俄文本的集子《长篇小说的命运》，收入了各派的意见。但小说到底“死”了没有呢？事实上是没有“死”，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到了七八十年代，出现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证明小说不停地发展着，小说又平平安安地发展下去了。倒是之后的后现代小说，把自己解构了，这时出现过一些“新小说”、“新新小说”，还有一种所谓“活页小说”，就是随便翻开某一页，看完了翻过几页，照样可以看得下去的“活页小说”，但最后这种小说也写不下去了。这也说明了小说虽然不断地玩着一种写作的策略、写作的手段，即语言游戏，然而都写不下去了。就像我们的实验小说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一些作家也是这样做的，当翻新的花样弄完了之后就难以为继了，这说明了小说对所谓的叙事策略的倚重，是难以持久的，不过这不失为一种可以使小说产生新鲜感的写作手段。
但争论一直都存在着。最近就出现了“文学终结了”、“文学死了”的说法。这个观点在前些年的西方就已出现，最近我国学者把它介绍了来，并写了文章附和。文章认为，文学终结了，或是现在无人再光顾文学了，但文学性——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还存在、还活着。活在什么地方呢？活在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广告、社会生活中间。比如社会科学中的哲学，采用了叙事的手法。“叙事”一般是小说的写作方式或手法，而有些哲学著作不用陈述、不表现语言的所指而用能指来写，即使用描述、叙事的方法来写，这或许是有的。还有一些小说，表现的是哲学、高度的哲理思想，如存在主义文学。我们阅读一些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如加缪的《局外人》那样的小说，通过小说的样式，深刻地表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然而，如果我们阅读伽达默尔的关于诠释学的著作，能够当做文学作品来读吗？相反，它是一些极为艰涩的哲学著作，比如《真理与方法》，我们是很难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读的，而且哲学中绝大部分著作，至今都依赖逻辑推演的方法，尽管它们在某些地方或者个别部分可能使用了文学的叙事笔调，但无论如何，它们仍旧还是哲学，而不是文学。
让我们回到“文学死了”的观点。文学是怎么死的呢？我们看到，“后现代”文化思潮登陆美国之后，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美国学者一方面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用，解放了原有的思维方式，破除了对以往思想、教条的迷信，不断地推翻过去的原有的结论，不承认有什么预设的、永恒的真理存在。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这种方法，也可以提倡这种精神，这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常规，用自己的话语去表述自己的思想，把过去那些并不合乎发展的、并不合乎现状的东西进行解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这一思想简单化，如果对一切东西都使用解构、颠覆的方法来阐释的话，那无异于否定一切，过去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存身之地了。出现在美国的“文学终结”，就反映了这样的问题，理论家们使用“差异”等这类方法，认为任何文本都会自行解构的，从文学作品自身存在的问题即从文学的虚构的不真实性来否定文学，进而就宣布了文学是欺骗人的，都是谎言。其实，文学的“真实”本来就不是现实的真实，是艺术的假定，是艺术的虚构，现在却用这个办法来颠覆文学写作的前提，来掏空文学，那文学还能存在吗！文学的“真实”包含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尽管它是虚构的，但却是虚构的“真实”，表现了一定社会的、人群的思想感情。所以说，如果把文学虚构的艺术“真实”也否定了，那文学就真的不存在了，那文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科技、声光艺术、图像艺术的广泛普及，也在占领着文学的市场，阅读文学著作的人数减少了。这种种原因，就使一些人认为“文学终结了”、“消亡了”。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的时期内，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出现了一个贬抑文学教学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文化批评日渐高涨的形势相伴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威信、文学经典的权威被渐渐消解，文学变成了一钱不值的东西，因此一些教师不愿讲授文学课，研究生也害怕写有关文学作品的论文，在一些学校，文学研究被“文化批评”取代了，出现了文学的大逃亡，人们都远离文学，一时避之犹恐不及。既然文学的真实是“假”的、无用的东西，那么似乎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抛弃它，这在文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也在文学界引起了不断的争论，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1]。而一些较为保守的美国名牌大学，对于这类泛文化的时尚研究，则不予理会，也无博士学位的设置与授予。
在文化研究流行的一些美国大学里，课堂上的讲课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讲解文学经典，进行文学的文本研究，而现在普遍打破了文学、文化、理论的界限，“电影、电视、音乐映画以及广告、动画、春宫图和行为艺术……都成了今日英文系的课程设置内容”。同时，为了激起学生的新奇感，教师不得不把那些非经典的、冷僻的、品位不高的作品拿到课堂上“表态”。后来作为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的爱德华·赛义德，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他说，在盛极一时的文化批评中，我们把什么东西都解构掉了，文学本身已经从英文系课程设置中消失，拿些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东西，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唯独不研究文学自身。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类研究把一个国家文化、文学的价值和精神解构掉了，因而造成了今日美国大学人文科学的滑坡与堕落，他提出还是要回到文本阅读和研究中去，当然那已不是原来的文本研究中去[2]。不过，在美国的这场“文学终结”的风波之后，现在文学研究、文化批评都仍在进行着。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国内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取向。把西方提出的诸如“文学终结”这样一种比较宏大的结论性的判断移植到国内来，我觉得是要谨慎的。落实到现实的情况中来看问题——文学能不能“终结”、会不会“终结”、是不是“死”了呢？一些学者强调“文学的终结”，是当今后现代的大势所趋，有多种因素，如文学是虚假的思想的传播，如人们更倾向于感性的阅读，因此图像艺术、网络文学占用了人们的阅读时间，等等。但就目前来说我们还看不到文学就此终结了，人们还在创造大量文学作品、阅读各种文学作品、颁发各类文学奖。
从实践的方面来看，图像艺术的发展，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原先那些属于文学的读者，使文学的读者圈缩小了。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例如电脑这样一些工具的发展，书籍的印数不是少了，而是大量增加了，当然，读者的兴趣也变了。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在桂林的一个全国性书市上，读者对传统的文学作品显得比较冷淡，倒是对那些实用性的东西感兴趣。这篇报道举例说，原来有一本书叫《伤寒学导论》，销量平平，但再版时将书名改为《关注中医》之后，订数一下子上升到10万册。这种诱导的确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即处于后现代社会的广大作家还在继续写作文学作品，世界范围内还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奖项，文学奖也在继续颁发，至于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后现代的，这本身就是个要引起争论的问题，怎么能说和西方一样，文学终结了呢？从人的艺术思维的发展来看，也不能说艺术思维已经走到了终结的地步。人的艺术思维是和人一同诞生的，与生俱来的，同时通过后天的培植，不断地发展、丰富着。艺术思维和其他思维一样，是人的本质的确证，或者说它是人的思维本质的一个方面的表现。例如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姓氏，但这改变不了思维的本质，因为它是跟人一同发展着的。再一个方面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一个民族语音的记录，比如典籍就是用语言来记录一个民族的文化、民族的记忆，文学作品同样也是通过语言记录下来，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精神都包含在里面。具体到文学，如果没有过去的那些经典作品，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人文知识、人文精神、人的健康的发展，就要大大受到打击。而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的人文觉悟其实大大地滑坡了，我想这是有原因的。过去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的一些做法，把国家搞到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了，一直到90年代都在不断地恢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价值。然而在实践上，学校培养的人却主要是向理工科发展的。人们很少意识到，一个国家缺乏社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会堕落下去的。当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确要依靠自然科学的进步。相应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很长时间里被摆到很不重要的地位。所幸的是，现在从上到下终于逐渐意识到了这是个大问题了，因此又开始抓青少年的德育问题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像我这一代人，我以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责任感，都是从小教育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教育和熏陶，那么在那残酷的年代，真不知何以为生，能活着维持下来！
谈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我最近看到一份材料，其中谈到美国的名校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它们之所以著名，不但在于理工科管理得好，有尖端的科学家，而且在人文方面有着自己的传统，一流的传统，并且始终保持、传承着，我看了很有感触。就是像这样一些一流的大学，它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并驾齐驱的。李政道说，科学和艺术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不可偏废，既要用科学的智慧激发艺术的感情，又要用艺术的感情深化科学知识。我觉得这位科学家讲得非常到位。谈到大学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就是为了强调人文的重要性。我们实在没有必要用国外已经过时的理论，比如“文学的终结”，来作为抛弃文学教学、文学理论的口实，以致认为只剩下还漂浮在其他学科里边的“文学性”。如果缺少了文学对精神的滋养，人的精神和心灵必将变得非常荒芜。我们现今看到的一些文学作品，和《红楼梦》比较一下，当代哪一部流行的作品有《红楼梦》给我们的东西多？它给了你什么？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阅读可能是要花时间的，但它会丰富你的精神，让人们知道人的情感是怎样发展而来的，人的过去的感情形态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那么苦苦追求又追求不到？人的命运为什么要描写成为一种悲剧的命运。在现在流行的小说里，你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尽是一些躯体写作、美女写作之类。当然，休闲时看看这些我也不反对。但我们要清楚的是，那些古典作品用的是艺术的语言和结构承载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理念，而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获得发展，就是依靠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维系着的。因此，既然文学作品和其他的典籍中包含了这些东西，那么，学校就更应该予以疏导和提倡，否则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心灵就会慢慢地荒芜下来。我觉得师范大学，更有弘扬这份精神的责任，应该像哈佛大学那样，树立起“走进来是求取知识的，走出去是报效祖国和为同胞服务的”信念。阅读、学习文学经典，就能帮助我们获得这种信念。人们必须有这种精神需要。在一次会议上，童庆炳先生就讲到，人的审美，作为一种精神需要，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他举例说，“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朝鲜影片《卖花姑娘》在湖南某地放映的时候，去观看的人成千上万，不少人爬到篮球架上、树上和屋顶上，结果发生了压死不少人的悲剧，这是精神荒芜、精神极度饥渴的结果。因此文学不会“终结”，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看不到这个迹象。尽管它可能在变化，比如受到图像艺术不断扩张带来的压力，等等，但是，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审美意识的形态，它是不会死亡的，因为我们需要它，我们的精神成长需要它。
外国学者说，文学终结了，但“文学性”还存在，而且变得无处不在，它衍生于其他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社会生活之中，因此我们今后的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去研究“文学性”了。不过要说明的是，我们是否都要来进行后现代研究？来解构、颠覆原有的文化与文学？同时“文学的终结”终结后出现的“文学性”，即衍生于其他学科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性”，到底有些什么内容？“文学性”首先是在“形式主义”的理论中提出来的，将要使作品成为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那个东西。那么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艺术手法。什克洛夫斯基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艺术即手法》，他认为艺术的发展、文学的发展就是手法的发展。后来到了雅柯布逊就提出了“文学性”。要使作品真正成为文学作品，需要有手法，即艺术的手法，所以他说，手法在这里就成了“主人公”，这是比较狭义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形式主义”的理解。
我们讲的“文学性”，比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的涵盖面要宽阔得多，这是导致文学作品内容的形式性与形式的内容性完美结合的那些因素，是使作品成为有意味的形式的那些因素。比如通过语言、结构、体裁、隐喻、象征、感情、思想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作品意味的东西。而其他学科比如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表现的“文学性”，只是文学描写的某些修辞特征，即采取了文学描写的一些手段而已，或是局部生动的举例说明，在整体上它不是文学。例如哲学著作中的特征是陈述而不是叙述，从语言的角度说是所指而不是能指。尽管有时能指的成分可能多一些，“征用”了一些能指的手法，即便如此，也不足以使它们成为文学。这在我们过去的作品中也是存在的，比如《左传》、《史记》这样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阅读，它们描写人物非常生动，用了一些被后人称为文学的手法，但它主要写的是历史，是历史著作。在此，我当然赞成我们应当进行文化研究，因为它确实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它的一些方法也的确可以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来，但是我以为不能把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
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文学理论的“危机”。如我们所看到的，文学理论出现了一些危机，但我把它称做“合法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次危机，但那是教条式的、庸俗社会学的危机。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调子，这扼杀了文学的发展。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了一次大批判之后，把庸俗社会学的、阶级斗争的东西逐渐剥离了，文学才慢慢恢复生机。这个时期我们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我也是见证者之一，比如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就是我找出来请人把它翻译过来的；同时，我与同行组织翻译了一批外国的文学理论著作。从理论形态来说，80年代是西方的“新批评”派，统治了我们大概有十多年，这是我没有料及的。又如强调文学要建立自己的自主性，要回到文学自身，要回到文本，这也可以看做这些年来文学对自身的调整。
1985年，美国学者杰姆逊在北大作报告，介绍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当时没有什么反应，人们似乎还不太清楚这个理论到底有什么用。直到90年代，一些年轻的学者才从这个理论中间发现了“好处”，这好处是什么呢？原来有好些政治话语过去只能由政治家来讲的，例如体制问题、政治问题、殖民主义问题，现在通过文化批评，评论家也可以讲了，扩大了自由，于是发现了它的好处。当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也被介绍进来以后，又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文学概念中间。文化研究扩大了我们的领域，这的确是有好处的。90年代初已有学者提出，要用大众文化、大众文学来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这主流意识形态的构成却是很复杂的，相当一部分是官方意识、官方话语，但主要成分则是广大学者在文学研究中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积累，如果对这些东西也要进行解构、颠覆，那我就要起来反抗了。到了90年代末，生活泛审美化、审美现象泛生活化这样一些观点就被不断地从外国介绍进来。
现在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有人认为在文学研究中，要清除文学理论，保留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就可以了，不要文学理论的理由是什么呢？这表现在课堂上，学生不爱听文学理论，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八九十年代，我和高校的老师联系比较多，他们经常谈到文学理论在教学上的难处，学生爱听的少，如何有效地组织教学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教学大纲的规定摆在那里，教师不便在课堂上随意发挥，我自然体谅文学理论老师的苦衷。当然也不排除学生不爱听是因为教师没讲好。我可以举个例子，童庆炳教授讲文学理论课，学生都爱听，甚至他在新加坡、在鲁迅文学院的讲课效果也非常好。他讲得比较灵活，比较实在，跟大量作品结合起来讲，讲一些理论问题，最后归纳到一起，大家都爱听。我知道还有好些学校的老师，他们讲的学生都很爱听，为什么有些学校的文学理论课学生就不爱听呢？因此有一次我还建议童教授跟讲授文学理论课的老师们介绍一下经验。另一方面是，文学理论课程中的一些内容的确跟不上现实的发展和文学的实践，这也是存在的。当然这有它的难处，因为文学理论需要的一般是那些被公共认可的东西，比较稳定的东西，恐怕不宜随时变动。而文学实践的发展却是不断更新的，今天出现一种形式，明天出现另外一种，后天又把这些都否定掉了，再来一种，花样不断翻新。倒是文学批评可能跟得上这种变化，文学批评比起文学理论来，能够及时地跟踪、评论新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文学理论不大可能把随时发生着变化的文学现象，概括、总结，写进教科书中去。所以，文学理论就与文学现状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而现在是个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什么都讲功利，要求学了就用，立竿见影。经济知识比起文学知识实用得多，但是人们选听经济科学讲座，据说往往是选择微观经济讲座的多，原因大概是微观方面的经济知识，马上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发挥增值的作用，宏观的经济知识就不好办了，至于文学知识就更加难以发挥这种效益。
有的学者把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归说成仍旧是苏联体系。但是我知道，现在的文学理论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类概念，来探讨文学问题，已经不是很多了，十多年来，这一直是被定为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就是庸俗社会学。但是，正是这些反经济决定论的朋友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了，我们的社会也是后现代社会了，因此，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应和美国的一致了，那么，这是不是新的经济决定论呢，算不算是新的庸俗社会学呢！在文学理论书籍中，的确有着存在与意识，思想性、典型、形象等论述，这在过去苏联教科书中是有的。但有目共睹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已经“改头换面”了，里面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学理论概念，如果其中仍有“思想性”、“典型”、“形象”这类术语，那么怎能说这就是苏联体系呢？如果有人还说整个文学理论都是苏联体系，我只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认真看过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我和童庆炳教授从2000年至2003年合作主编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出版了36种。其中当然有的著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但我觉得这些著作提出的命题和概念，已经和80年代很不一样了，更不用提六七十年代了。其他的著作同样跟苏联体系毫无关系，借鉴的是西方的各种思想成果与方法，怎么能说我们的文学理论就是苏联体系呢！从文章中看到，持这种观点的人抓住苏联体系不放，主要是他们认为，这类文艺学概念都来自苏联，现在苏联既然已经解体，正如福山说的历史已经终结，所以这类文学理论理所当然可以不要，因此干脆也把文学理论教学、文学理论一并取消算了，最多也只能靠边，这样的观点是极为片面的。
事实上，文学概论的概念不是从苏联来的。早在1914年北京大学就设置了文学研究法课程。1917年蔡元培开始主持北京大学的时候，教学课程里明确设置了“文学概论”，但还没有实际内容。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课程中有梅光迪（他被称做所谓的文化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文学概论课。1921年，梅光迪在东南大学任教，开设了“文学概论”课，课程内容主要依据美国温采司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当然，他是把该书当成文学概论来讲的（可见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2部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8页）。20年代我国学者翻译过一些这类外国的文学理论著述，30年代初几年，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开设过“文学概论”课（舒舍予：《文学概论讲义》，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而那时苏联的文学概论还未曾在我国出现过。直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国翻译工作者才把苏联的文学概论、文学理论翻译过来，并仿照编写，才开始成为我们的一个体系。这跟我们当时的政治取向有关，因为当时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封锁我们，我们和西方的交流中断了，只能一边倒，倒到苏联那边去了，也可以说这是西方的封锁逼着我们这么做的。始料不及的是，后来证明在这种被称做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著述中，有很多是庸俗社会学的东西。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结果，终于使自身发展到了极端庸俗化的地步，扼杀了整个文艺创作的生机。因此，不能说文学概论是从苏联来的，我们在20世纪初就有了。如今人们说到理论体系，认为不是西方的就是苏联的，一个是西化，一个是俄化。当然我们的确经历了西化——俄化——西化的过程。我还想说的是，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失去了传统，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我们是非常痛苦的，可能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痛苦过。在各种文化的交流之间，在复杂的文化传统面前，我们如随风的浪潮，卷过来卷过去，甚至到现在还是这样。
有些学者批评文艺学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是”，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要我们把后现代文化思潮当做“后现代真经”来膜拜。唐僧到西方取的是佛祖的真经，现在我们向西方取经则应取“后现代真经”了，甚至有人认为在今后的几十年内，鉴于西方的学术思想会继续占有主导地位，我们就有必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把“后现代真经”学深、学透，等到“修炼”好了之后再来建设中国的文艺学也不迟，这时新的文艺学就自然形成了。但在我看来，这是在创造神话了，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我们就不用操心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只需做些翻译工作就可以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只不过是在中国开了一个西方“后现代真经”的分店而已，我们除了学样、照搬，还去谈什么新的文化的创造呢！或许有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跟西方接轨，所以也就用不着担心断裂、传统等一揽子问题，这可能是省力的一相情愿吧。关于传统的思考，我比较赞成全面地看问题，比如我曾提出，要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作为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一种策略，目的在于把古代文论中有用的思想吸收到我们当今的理论中来，重新阐述和“发现”传统，以求解决与传统之间的断裂或裂痕。一些学者正在这么做着，而且做得很有成绩。但我的这种倡导，遭到两个方面的嘲弄与批评。一种是古是古、今是今、中是中、西是西，不可通约；另一种是之所以提出这类主张，是出于对苏联体系的留恋，而且还是“终南捷径”，这真使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了。
另有一种是认为当前“文学理论死了”，要以“文化研究”来替代文艺学的倾向，应该扩充文艺学的内容，超越文艺学的边界。文学理论死了没有，这一问题见仁见智，但不是因为你现在主张要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研究，就可以做出这种充满非此即彼思维观念的结论的。如前面所说，文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许多问题，需要进行内容的扩充与理念的更新，在面向现实这点上大家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把什么东西扩充进文学理论？一些朋友认为，如今艺术的美、文学性已经不在艺术和文学本身了，而是表现在别的地方，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在别墅里边，“诗意”在售房广告中。美在哪里呢？在汽车博览会、时装展览、商场购物、主题公园、度假胜地、美容院、城市广场、城市规划、女人线条、减肥等，所谓扩容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扩到文学理论中间来，文学理论研究生的论文要做健身房、汽车文化了，等等。如果这种做法也算是文艺学的“扩容”的话，美国早已经做过了。如前所说，他们课堂上讲一些文学的片断、新奇俚语，展览一些春宫图片、美女写真、行为艺术、人体艺术、自拍电视片段等。但把这些东西的讲解当作文学理论来讲，文学理论本身就给掏空了，它原有的那些价值，都被转换了，被诸如时装设计、时尚、服装展览、香车美女所替代了。这些东西当然可以讲，但它们不是文学理论课程的内容，因为它们不是文学现象。或许有的人要反驳说，为什么它们不能叫做文学呢？人们不应该先给文学规定一个定义，进行本质主义的预设：这个是文学，那个不是文学。像以前的长篇小说，它本来也不叫文学，只是一些闲谈、闲聊，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后来也成了文学。所以人们现在也就不能规定这些“新的内容”不是文学，它们以后可能也会进入文学。然而，文学的概念是经过很长的一个时期甚至几千年的演变，逐步确立起来的。原来是一种“杂”文学，慢慢蜕化出来，通过文字、语言的审美结构形成的一种体裁形式，慢慢把它称做文学，这是一个历史演变，不是随便就可以转换的。至于那些服装时尚、建筑物、度假村、城市规划、健身房、汽车展览，都是物质性的东西，都有专门的部门、专门的人才在管理，把它们都称为文学，或将来可以变为文学，实在太牵强了，实在是对文学知识的挑战。知识门类的再划分，恐怕不是这么进行的。至于在课堂上进行这种研究，比如设立审美文化课程，把上述文化现象的讲述作为文学课程的补充，但仍然不是文学理论。甚至广告，尽管现在很多广告的确借用了文学的语言来“说话”，可能有的广告词还有点儿像诗，但它们整体上毕竟不是诗。它们面向的是物质的销售，不断刺激你的无法满足的消费欲望，背后潜藏的是商业运作的规则，是机械复制的而非精神的精美创造，你不想观看它们，可它利用金钱，通过被收买的媒体，不断强加给你，不断强迫你看。
文学艺术记载的则是精神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进入了一个物质化的时代，就把精神美学抛弃了。这主要在于，一个人除了满足正常的、物质的需要之外，还有精神上的需要与满足，人需要提升、建设自己的精神。如果把精神的需求完全排斥了，那人就被完全物化了，与动物没什么两样了。文学理论扩容或者说越界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但是“扩”什么东西，“越”过什么界限，应该扩入那些接近文学的东西。正在产生中的新的文学体裁，比如摄影文学，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它是一种新体裁，如果将它置于文学理论进行讨论，我觉得是合乎常识的。摄影文学实际上是摄影与文学的一种具有二重审美维度的融合。还有影视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都可以成为文学理论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也不是绝对地不赞成扩容，问题是扩入什么。很可能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之处是一片模糊地带，但每一种学科都有一定的规定性，如果越过了这个规定性，把一些文化现象特别是物质文化现象扩大到文学理论中来，这就成了泛文化理论。我在2001年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理论的前景》一文，其中提到，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理论就朝着这个方面发展，它们的文化理论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些东西，在课堂上带来一些负面的后果；我还提到，美国的学者是如何争论的，赛义德又是如何痛心地检讨这些问题的。所以，当有人把这些理论照搬过来时，我就看到了这种迹象，表达了我的忧虑，现在这个忧虑已经成了事实。当然，关于这种理论的争论，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现在一些学者为了提倡文化批评，把过去的文学理论观点全盘推翻，过去那样说，现在这样讲，唯一的理由就是现在变化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了，这实在是言过其实了。怎么能够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当做文学了呢？生活跟文学艺术是有紧密的关系，但生活本身不是什么文学。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审美趣味扩大了，可以表现到日常生活中去，可以美化建筑，美化住房，美化环境，美化自然，使生活多些情趣，但这不是文学或文学现象，而是具有不同程度审美特色的文化现象。
2004年5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的研讨会。会上的观点是有分歧和冲突的。诚然，各种观点的确需要切磋和对话，如果人们都抱着求真的信念和探讨的态度，经过一段时间，这些甚至互相歧异的观点将会逐渐形成比较一致的共识，当然也可以继续坚持各自的观点。这些问题，可能在一个时期后还会被讨论。有人提出把流行歌曲、性别、身体等都放到文学理论中来研究，这些想法当然是值得肯定的，歌曲的歌词应是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自应研究，同时音乐理论也在探讨。又如有关身体的问题，在几千年的文学艺术中间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西方学术界有关身体的著述十分丰富，看来这一潮流也在我们这里热闹起来了。身体的问题涉及肉体的需求与精神的需求，它们的可能与不可能，过程十分曲折，文学作品也主要在于如何表现两者的关系。
进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我以为应保持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作为一个传授知识的学者，同时应该是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学者。刚才我讲到一个学校要发展成名牌大学，它应该是既提倡科学，又提倡人文这样的双向结合的。人文的主要方面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于问题的阐释应是反思的、分析的、批判的。并非“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们的研究应该秉有基本的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至于一些低俗的文学现象、文艺作品之所以会出现，首先应该反思它们存在的原因，而不是贸然地以“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作为前提。实际上我以为还存在一个反命题：“凡是存在的并不都是合理的”，存在大量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就其产生的原因来说，有其必然的因素，但就其作用、功能来说，并不都是合理的，而对于不合理的东西应该站在现代性的立场进行反思、分析、批判，起到一个人文学者应有的作用，否则还要人文学者干什么呢？人文学者不应满足传授一些知识，他还应该对知识进行分析，作出判断，作出导向，给学生以引导。如果没有导向，那么现在的网络就可以大大地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了。这就是所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人文学者更应该是思想的创造者，他的创造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方面，在创造文明的水平上，并不亚于自然科学家的创造。我们的文学理论原创性的东西太少了，或者说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当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要创造一些新东西、提出一些新观点，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以及思维惯性，又是非常困难的，同时它需要大量的积累，这样才能比较准确、深入地提出一些观点来。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给研究生上课时就说到，当人文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向前走了一小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学者在大力地搬用人家的东西，还以为就是“后现代真经”，既不考虑人家用得怎么样，也不顾及在我们这里将会发生的后果。
我觉得通过反思、分析、批判之后，就可能使整个文学理论活跃起来，同时也激发了这门学科自己的生命力，而有所进步。我想我自己也应这样做。
思想互动
主持人：下面是主讲人与听众的思想互动时间，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钱先生提出来。
问：钱先生您好，我知道您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叫陈晓明，是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不知您有何评价？
答：我们曾经师生过几年，现在他是后现代研究权威，很有锐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这方面我的确是大大落后了。我注意到他在2004年第1期《文艺研究》的一篇文章，谈“文艺学的反思”，我以为它相当武断地否定了文艺学、嘲弄文学理论学科，说除了文学史，文艺批评早就与文学理论不辞而别了，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我平时也阅读文学批评，发现他在探讨后现代文学现象时确很在行，在颠覆文学理论方面也很在行，但这正是我所害怕的文风，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章中，我自己也有过这种使我懊悔一辈子的文风。我和他理论上有不同观点，但在个人关系上我们相当融洽，相互尊重。在当代文学的探讨中，不用后现代那套概念、方法而使用其他话语、观念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有年长的，中年的，也有年轻一些的，这些人的评论也非常出色。他批评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仍然是苏联体系，没有“离经叛道”。以我和童庆炳教授合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为例，包括许多未包括在丛书的其他学者的著作在内，这苏联体系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在今天不应该再将80年代初的观点重复地套在当今文学理论的身上，不能因为有的文学教科书、提到意识形态，就武断地认为这是苏联体系，就要废除它。有目共睹的是，20世纪很多文学观念、思想已经成了我们现代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当然，现代文学传统中有消极的东西，我们要克服它，而积极的因素我们应该予以保留，作为建设新的文学理论形态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新的文学理论形态也不是某一年某一天从某一本书里“横空出世”地宣告被它完成了的，肯定地说，这不是一部“后现代真经”。我们只能说，现在进行着改造、充实、更新的文学理论就是发展中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因为不可能在10年或20年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当代文艺形态，这是一个积累过程，尽管现在它可能还很不成熟，但它必然是当代文学理论形态的表现。
问：现今的文学理论中间似乎总是有许多花样翻新的东西，看起来更多的是同国外的东西有更多的关联，相反，对中国古代文论却注意的很不够。事实上，从曹丕到王国维，中国古代文论展现出了一个有着自身的阐释范畴与方法的理论形态。现在的情形是，中国古代文论看起来已经不再能够进入或者很少进入到当代的文学理论中间了，您能否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答：的确，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学理论。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文学理论到了现在已经过时或者不太适用了。当然，对传统的“偏见”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比如由于“五四”新文学的产生，原有的文学理论的确难以阐明新的文学现象了，加上激进主义的影响，新的文学理论似乎执意要显示出和之前的文学理论的“断裂”，尽管当时不同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总体的取向却是，在引进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就把自己的传统文学理论放到一边去了，几乎没能冷静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深思。中国古代文论，都是建立在文学创作经验之上的，使用了灵感式的、领悟式的方式进行写作，而不像西方使用逻辑的、理性的方法进行分析、推理。或许单篇的古代文论不像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系统化”，但从总体上看，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文学理论的体系，其中一些著作也是体大思精之作。从复旦大学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7卷本就可以看出，我们有着非常深刻、丰富的一套文学理论思想。当然，中国文论发展到了20世纪初时，被认真清理了一下。像王国维、梁启超，他们一方面使用了过去的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话语，但同时他们也输进了大量的国外的文学、美学话语。特别是王国维，他论述“境界”和悲剧，引进了二十几个关键词，这些术语至今我们还在使用，如“自律”、“他律”。我们在80年代讲文学的“自律”与“他律”时，大概还是从康德那里来的，而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方面显示了王国维沟通中西所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的确说明了中国与西方的资源应该在对话中相互释放活力。“五四”前后，中国古典文献中和新文学不适应的成分被极端夸大了，做了非常情绪化的理解，西化的倡导和偏激的打倒，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是一股不加区分的西化浪潮。到了20年代中期，俄国的、日本的又引进来了，比如左联时期，使用的是苏联的一套，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40年代的“延安讲话”又是在左联基础上的一次总结，同时又做了本土化的努力，成为催生我国新文学的理论经典；50年代大量引进的东西又是苏联的。现在的任务是要冷静地分辨出哪些是合理的，可以继续利用的，而哪些是需要反思，予以剔除的，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得花不少气力来做这项工作。
古代文论的研究，到80年代真正兴盛起来。90年代初我和一些学者提倡“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化）”，并不是说把古代文论讲一下就变成了古为今用的东西，而是经过深入的研讨、鉴别，吸收里面有用的东西，作为当代文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沟通古今。当然，有一些古代文论的学者并不完全同意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化。2002年初，有几位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写了几篇文章批判这种转化，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它们认为，中是中，西是西，古是古，今是今，不可通约。情况要真是这样，那问题敢情简单得多了。可是实际上，20世纪很多大学者都在那里进行中外古今的沟通，比如在王国维、梁启超那里，中西横向、古今总揽，努力进行沟通。到后来的宗白华、朱光潜、钱锺书、郭绍虞、王元化、蒋孔阳，包括现在的胡经之、童庆炳、陈良运都在做这种转化工作，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也在做。可以说我们的转化工作做得是有成绩的。中外古今的沟通和融会，是当代文论建设的大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朱光潜先生讲过：“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这个策略到现在还是适用的，但它是1942年提出来的，正值抗战的高潮期间，没有引起多少注意。这是朱光潜写在《诗论》序文中的几句话，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外古今沟通起来的。朱光潜先生自己很重视《诗论》这本著作，甚至强调他毕生的著述仅此一本，其他都是别人的东西，可见他的重视程度。比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疏证》，也是在吸收中外学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造，目的也是中外古今的沟通。胡经之的《文艺美学论》，这在国外也是没有的，他是借用西方的一些观念与中国美学思想进行沟通。因而，人们不能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没有成效。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在这方面也是出手不凡。所以，我们不能在古今中外之间进行二元对立的划分，否则，古代文论只能成为老古董，永远不可能进入当代文论中间，也就没有传统可言了。传统是活的传统，传统是不断继承与发展的，如果把当代与传统截然对立起来，我们就会又一次中断传统，继承传统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古代文论思想，局部性地已进入我们当代的文论话语，但是作为一个漫长时代的种种范式、范畴，与当代文论整体性的融合，则是需要长期的探讨与极大的努力的。
问：您刚才提到文艺学的问题，我想问的是，文艺学是指文学学，还是大于文学的范围，比如包括其他艺术门类，如果包括艺术这个学科的话，那么广告、装饰等属于艺术的范畴吗？
答：“文艺学”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但苏联又是从德国“引进”的，在俄文里其实应该叫做“文学学”，只是在我们把它翻译成了“文艺学”而已。文学学就是关于文学研究的学科，它由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组成。韦勒克也是这么看的。由于人们不断地把文艺学、文学学与文学理论混用，2000年在山东开会的时候，我曾经在会上提出动议，希望将文艺学改称“文学学”或者“文学理论”。但文艺学的名称与文学理论现在还在继续混用。教育部有关学科的设置中有文艺学，内容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批评史，文学史则包括在各类文学研究中。在学校里，文艺学与文学理论是互用的。至于其他门类艺术的研究，应属艺术学；广告有广告美学，装饰大体属工艺美学、实用美学，建筑、园林有建筑美学、园林美学等。在西方即使现在也还是讲文学理论。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主持了一套丛书的翻译，是近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方面的教科书，有美国的、英国的、俄国的。俄国的书名叫《文学理论》，英国的本名干脆就叫《文学》，而美国的书名叫《文学理论实用导读》。我想说的是，这几本著作都是围绕着文学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结构和撰写的，尽管它们的内容、章节设置并不完全一样，这几本书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们或许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外国文学理论的教育情况。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提问就到此为止。钱先生今天的报告，回应了“文学的终结”和“文学消亡”的观点，同时对“文学理论合法性的危机”的一些观点，包括关于后现代的问题、扩容的问题、越界的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文学理论确实需要在发展中建构，它和文学实践的关系是，既要不断地介入文学实践，又要通过文学实践反馈到自身的理论建设中来。所以说，包括文学理论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比如是不是文学、文学有没有本质的规定性等，都可以展开许多探讨，包括反对文学的本质主义。另一方面，文学始终有它的基本问题，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把握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它是否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钱先生对这些作了非常充分的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他讲到了文学提供给我们人类一种生存的价值，文学可以作为保存人类完整的感性的一种方式，同时文学提供给我们反思生活的一种方法。他还谈到，文学保存着我们语言的活力，思维的活力，它们都通过文学得以伸张。钱先生的观点，既是从文学的基本问题出发的，在回应现代文学理论建设中的种种争论的同时，又有着相当大的开放性。他的报告澄清了当前文学理论争论中的一些问题，回应那些比较片面的或者单方面的观点，对我们有着很好的启示，可以促进我们对当前文学理论论争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钱先生的报告是一个面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现实的实践，是非常具有现实感和理论深度的。我们非常感谢钱先生深刻、精彩的报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谢谢钱先生。
（记录整理：赖彧煌）
（刊于王光明等主编《我们时代的文化症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这一现象，可参见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和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两文均刊于《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2]转引自钱中文《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