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最深刻的变化，是在其发展历程中，实现了从翻译、编译，以及一般性地介绍向深入、系统、独立研究的转变，“世界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完全具备了任何一门科学学科所具有的科学形态，以及不可或缺的理论和方法。世界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研究队伍的成长、壮大，以及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问世，其地位和影响日渐扩大。当然，这是就世界历史整体学科的状况而言的。今天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无论在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还是在专门史、历史人物、历史文献的研究上，都可谓硕果累累；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前无古人”，“史无前例”。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时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2]。这使广大世界史工作者不仅深受鼓舞，更深感责任重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使世界史研究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我们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明确的回答。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重视对外国历史的研究。司马迁《史记》，分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五类，计130卷。有关外国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列传”中，如《大宛传》、《匈奴传》等，包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大宛、乌孙、康居、燕蔡、大月氏、安息等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核心。而要达此目的，也需要对中国以外地区的了解。只不过当时的某些“外国”，现在早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在当时并没有在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史记》以下的二十五史，除了《陈书》、《北齐书》之外，其他二十三种史书中，都涉及了对外国的介绍和研究，各代官修纪传体史书中都有“外国传记”，包括东南亚、中亚、西南亚、欧洲和西非许多重要的地区和国家。
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萌生，始于19世纪中叶，这和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中国先进分子为拯救民族危机“睁眼看世界”，林则徐编译《四洲志》、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下，中国世界史研究从“萌生”开始逐渐发展，力图通过外国“亡国史”、“革命史”、“建国史”的研究，寻找中国独立、自由、解放的道路。辛亥革命期间，美国《独立宣言》（当时译为《美国独立檄文》或《美利坚民主国独立文》）曾五次在《国民报》、《民国报》等报刊全文发表，绝非偶然。20世纪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特别是对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深远影响。1920年，李大钊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4]除李大钊外，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恽代英等，也开始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对“改造世界”的理性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抽象的“学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特点是与时代的脉搏同时跳动，它研究方向的主流，从不曾脱离时代的主题。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时期即表现出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继续发扬光大，并不断赋予其新的社会意义和时代内容。
1980年，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全面恢复；北京大学等高校历史系开始设立世界历史专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招收世界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国家级的《世界历史》杂志创刊，在国内外公开发行；10余个全国性的世界史研究会（国别史和专门史）相续成立；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世界史组，开始接受世界历史科研项目的申报和评审；等等。然而，这一切令人鼓舞的事实，并没有解决一个更为迫切、更为直接的现实问题，即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发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自觉坚持世界史研究的正确方向问题。“文革”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要真正做到“拨乱反正”尚需要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等于这条路线就可以一帆风顺地贯彻落实了。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学术思潮，包括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鱼目混珠，大量介绍到国内来，一时不少奇谈怪论充斥其间，有人甚至公开鼓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出路，是“国际化”，是“价值中立”，是“全盘西化”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方向”问题越发重要。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世界历史研究如何体现出它的社会责任尤其重要。为名利而研究，还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研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基本立场问题。世界史或其他学科研究的主、客体有其特定的内容和规范，但这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并不相悖。世界历史研究的社会责任，从根本上要落实在“二为”方针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历史研究的成果令世人瞩目，但毋庸讳言，在前进的道路上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少数人仰承洋人的鼻息，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生吞活剥，盲目崇拜，甚至主张放弃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去与西方“接轨”，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丧失起码的学术尊严和民族自信心。这与我们所说的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史学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当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和商业上的投机心理侵蚀着学术，世界历史研究也不是在真空之中，如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热衷炒作、拉拉扯扯，无原则地吹捧；等等，而信仰、理想、使命等，却被抛到九霄云外。凡此种种，都是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学术研究是一项严肃、艰苦而又崇高的工作，研究人员要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要发展，有许多事情要做，但首先要加强研究人员的社会责任感，要牢记学术研究的目的，不为名利所惑。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国家文化力量的重要标志和体现，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充分认识广大世界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在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联系到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现实，笔者以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世界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其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统领世界史研究，重视对世界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在充分实现世界史研究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同时，服务大局，自觉地坚持“二为”方向。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吴于廑、齐世荣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和《世界通史》时，曾探讨过这个问题，目前，世界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正不断深化。
吴于廑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漫长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5]吴于廑关于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6]。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7]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今天我们理解“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齐世荣总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这部著作的《前言》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8]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化的主要标志，是将理论上的探析，同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人们不仅从理论上，而且通过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实际过程，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真谛。
其二，理论联系实际，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努力做到深刻的理论探究与高度地关注现实的辩证统一。中国世界史研究历史感与现实感并重的优秀传统，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重视弘扬历史研究的时代精神，将历史认识建立在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的深刻理解上。对现实理解的深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历史认识的深度，成为越来越多的世界史学者的共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9]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清醒地认识到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际国内现实，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才能有根有魂，广大世界史学者才能自觉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例如，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13卷，包括《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拉克卷》、《土耳其卷》、《巴勒斯坦卷》、《伊朗卷》、《埃及卷》、《阿富汗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也门卷》、《海湾五国卷》、《约旦卷》、《塞浦路斯卷》。这是我国第一部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著作，由商务印书馆自2000年陆续出版，这既是一部学术精品，对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对世界历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批判。
又如，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治水社会”的理论，杜撰出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他不仅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歪曲古代中国、希腊、印度和埃及的历史，而且污蔑社会主义国家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种”。为揭露这部“学术著作”的欺骗性和反动性，1995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开辟专栏，组织世界史学者撰写论文，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谬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包括世界史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能失语。不久前病逝的吴冠中先生曾说：“走上艺术的路，就是要殉道，还需要痛苦，而我的心永远被痛苦缠绕着。”[10]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同样需要殉道者的精神，要时刻牢记自己平凡而又崇高的使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努力工作，在科研工作中开拓创新、锤炼自我，争取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
注释
[1]《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第32卷，第3期，收入本书为《代序》时，作了一些修改。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3]《前汉书·司马迁传》，《二十五史》第1卷，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18页。
[4]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见李大钊《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344页。
[5]《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页。
[8]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当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9]《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10]韩小蕙：《文艺·人生·时代——从吴冠中现象看文艺家与时代的辩证关系》，《光明日报》2010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