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序
老子留给后世的，只有区区五千字，然而就是这五千字，足以成就老子在人类思想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
《老子》是一部怎样的书呢？我们读《老子》，读到的通常是“无为而治”，是“绝圣弃智”，甚至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似乎与统治、权力等“有为”思想毫不相关。然而，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老子掩藏在“道”的冷漠下的挚诚情怀，就会惊奇地发现，《老子》是一本写给统治者的书，其中蕴藏着一种刚猛而又睿智的统治力量，是对生民无言的大爱。这种爱，寄托在他对统治者的深刻教训和谆谆告诫之中，是慈，是俭，是不敢为天下先。他正是希望通过改变统治者的素质，来获得百姓的安生。
老子的思想中蕴含着统治力，这并非作者的一己私见。早在东汉，史学家班固就曾经在《汉书·艺文志》中评价老子思想是“人君南面之术也”，这已经点到了精髓。其实，穿越老子论述宇宙天道的迷雾，正视老子“无为”方能“无不为”的理想，就会读懂这部“圣人王道”的教科书。
第一节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者
一 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平
老子的生平，就像他所描绘的“道”一样，恍恍惚惚，神秘莫测。
《史记》中记载：老子是南方楚国人，籍贯在今河南鹿邑[1]。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曾做过东周王朝档案馆的馆长（收藏室之史）。尽管档案馆里的文物记载的是历史信息，但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历史的断片串联来判断今天和未来的线索。博古达今，见微知著，培养了老子清醒的眼光、客观的视角和睿智的思想。
对于老子的形象，史书无述。倒是他被道教尊为太上老君后，一些道教的典籍中作了相当有趣的描述。
《神仙传》说：老子身长八尺八寸（战国时代的一尺相当于今天的22厘米，因此老子的身高应该是在1.90米左右）。老子的眉毛是黄色的，非常漂亮，长耳，耳下垂轮，大眼睛，方口厚唇，稀疏的牙齿，宽宽的额头上有三五道抬头纹。安静、宽厚、温和、长寿，与其说这是老子的形象，不如说是老子给我们的印象。
《玄妙内篇》又说：老子的母亲怀胎81年，有一天徜徉在李树下，割开左腋生出老子。这当然是道教徒的附会，增加一点儿神秘感罢了。
作为周天子档案馆馆长，老子有得天独厚的机会接触到当时保存得最完整的史籍。不过，他并没有沉溺在其中，而是抽身出来，用历史的眼光看现实，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学说。很多人慕名前来向他请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孔子。
据说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回来后称赞老子为“龙”。龙是中国文化中的图腾符号，《周易》六十四卦的首卦就是以“龙”为意象的，龙是变动不居的，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是高高在上的，是君临万物的。用龙来比喻老子，是极度赞美老子学说的神秘、权威和崇高。那么，老子究竟跟他讲了些什么呢？
老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2]
简而言之，老子对孔子提出四点建议。首先，老子指出孔子过分推崇圣哲前言的虚妄。其次，老子提醒孔子个人在时代中的局限。再次，老子点破孔子在美德和声名上的贪欲。最后，老子强调个人自身的珍爱。这些都令孔子感佩不已。
由此可见，老子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比孔子通透。他讲求随遇而安，顺势而为。人生难免身陷世事纷争，对前贤的过分倚重往往会固步自封，对个人的认知不清往往会举步维艰，对虚名的追逐往往会失落迷惘，这些会是我们忘记自身本来的幸福和愉悦，沉湎于俗世的勾心斗角，最终身心疲惫。
老子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自己亲身践履了这样的主张。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他的学说“以自隐无名为务”，不求显赫于当世。眼见周王朝大势已去，他并无回天之志，而是离开周王朝的王畿，向西而去。“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老子则自隐无名为务，所以异趣也。”[3]在人生关怀上，老子与孔子有一致的地方，但在面对社会的行为方式上，二人却是背道而驰的。
函谷关的关尹本来就对天文、养生等知识感兴趣，他在夜晚做了个吉梦，见紫气从东方而来，次日果然见到了老子骑青牛出关，于是强迫老子留下著述才可以西去。老子无奈，为他写下《道德经》五千言。
另有一说：老子当时并未写完，续篇是在半月后于成都青阳肆交给关尹的，这就是成都青羊宫的来历。
道教徒还制造出一种说法：老子（一说为关尹）西去之后到了印度一带，成了佛祖释迦牟尼（一说成为佛祖老师）。这被后世看做道教为了和佛教争夺正统地位时候传播的神话。三教之中，儒家的鼻祖孔子本身可算是老子的学生，有威胁的只有佛祖了。将两者合二为一，可算从根本上确定了老子的独尊地位。当然，这种说法是明显立不住脚的[4]，司马光与章太炎等人甚至认为道士与老庄无关，“飞仙术”和“齐生死”相悖，也是知言，我们不必太为道教徒的说法所蒙蔽。
上述内容虽然都不是可以证实的记载，但“这些传说，对了解老子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帮助。可是老子这个人，能普遍活在中国人——尤其是非知识阶层——的心中，部分的原因，却正是依靠这些传说”。[5]所以我们也确实不能抹杀了这些材料在老子思想传播历程中的作用。
二 阴柔内向的极端性格
非常之人，方能为非常之事。凡是成为思想家的人，其性格必有异于常人之处。先秦诸子们往往集学者、政客、师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而老子却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具有阴柔内向的极端性格。
我们先来看看老子是怎样描述自己的：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我愚人之心也哉！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二十章》）[6]
这是老子对理想的圣人形象的诗意赞美，其实写的就是他自己。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个世界充满了精明人和明白人，其实他们精通的，不过是世间之通识，真正的智慧不是这样，真正的智慧是只有你自己才能了解的，是不可言说与传达的，这种智慧的造诣越高，人就会越显得昏聩和沉闷，越难容于这个世道。
在这样的自我评价中，我们可以揣测出老子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对他人怀有至善的人。他之所以不爱说话不爱行动不给别人做任何决断，是因为他害怕任何一点作为都会损害到对方。
至善是阴柔的。老子理想中的人生，只是一条水平的线段，从生命的开始通往生命的终点。老子会尽最大力量克制这条生命线泛起的波澜，波峰也好，波谷也好，这些喜乐哀愁的东西是会伤害生命线的长度的。
老子讨厌那些只会甜言蜜语、耽于吃喝玩乐的人。他会认为：功业是生命的烈性毒药，而享乐却是生命的慢性毒药。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十二章》）缤纷的颜色使你看不到自然的天真，嘈杂的音乐让你听不到天籁的声音，美味佳肴弄得饮食失去了味道，而驰骋畋猎的生活最终令人心情狂躁。五官是精神的门窗，如果听力和视力全花在声色上，精神尽耗在外貌上，那么内心就没有主宰。内心没有主宰，祸福即使像山丘那么明显，人们也无从认识它。
老子追求的不是胜利，不是喜乐，不是生存，而是安宁。在面对外部事务的时候，他的神经是不兴奋的，所以在普通人看来，他的生活总是乱七八糟的。然而，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无形的小宇宙。在老子而言，生命的历程就是内心智慧不断积累的过程。与外向的人不同，他内心所积累的不是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而是生活的洞察力和思维的穿透力。因此，他看似反智，其实尚思。看似反言，其实善文。这样的人不论在多么喧嚣的工作后，最终都会忘记所有的挫折和训练，而只是保留内心的一份清醒而已。
老子是无私的。看似自私是因为他不会变通和矫饰，他不去摘取功名利禄，因为他认为这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戕害基础上。这样的朋友值得长久相处，短短的接触，你会觉得他无用，但时间久了，你就发现他的人生理念和态度是对你最大的帮助。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老子：
他不一定是仙风道骨的，但也不会是言语乏味面目可憎的。长年的孤寂思索，会使他外表木讷；但如果你给他从容的环境，和他的交谈一定是醍醐灌顶的。老子没有与人斗争的爆发力，自然遇到事情会有较多思考。这样的性格无益于建立现世的功业，但却有利于形成圆通的智慧。因为他必须在思想上想通，才能超越现实的碰撞所带来的创伤。他是不听别人说话的，他从不征引别人的言论，他对别人说了什么极其不感兴趣，他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他也没有兴趣把自己的看法说得周延，说得风趣。他不屑于在文字中直接去辩驳什么，但他的思想却有着最深沉的颠覆力。在他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恶的戕害，所以他要彻底地颠覆文化，这才是大爱。
有时候，他甚至显得有些冷漠。对于那些注定要消亡事物，勉力去维持，还不如尽快让它死去。在老子看来，身后的声名也是不值一提的。若没有关尹积极主动地要求老子留下著述，也许老子早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了。他认为一切的文化都会变成限制人生的条条框框，都是一种明里的保护、暗里的伤害。
过于觊觎统治者宝座的人，是看不透其中甘苦的人。因为天子之乐在于万民之乐，而非一己之乐，倘使得到了一己之乐，不仅万民遭殃，自己也会随之丧命。老子曾经有一连串深刻的诘难：“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是啊，名誉与生命，哪一个更亲切？生命与财产，哪一个更贵重？获得名利与失去生命，哪一个更有害？因此，过分吝惜必定招致更多的破费，丰厚的贮藏就会招致惨重的损失。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受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险情，这样才可以保长久。他认为越是把他人当成无知的草木，越是令他人恬适。
第二节 润物无声的统治思想
老子的“君术”、孙子的“兵术”与韩非子的“霸术”等，都诞生于同一个历史文化土壤之中。《老子》诞生于春秋后期，但定型于战国前期，但在周、秦、汉代那个动乱的年代，由于政治、军事环境的制约，被历史选择和认定的顺序却是先孙子（战国诸侯国的普遍重视），再韩非子（秦始皇、李斯以法家治国），最后再到老子（汉初文帝、景帝以黄老之学治国）。
唐代的帝王自认老子后人，出于对道教的尊崇而礼敬老子，玄宗把这种风气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尊《道德经》为上经，敕令士庶家藏一本，并亲自注疏。他在各州县设玄元皇帝庙，把玄元皇帝列为上圣，朝献太清宫，并大唱关于老子的赞歌。可是，唐玄宗对《道德经》的注疏却把理论对话的模式给改变了，原本是针对统治者的训诫之书，却变成了统治者的愚民之术。[7]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厘清的。
《老子》的统治力不同于兵家的征服力和法家的管理力，它并不表现为明显的战术、技术、暴力或是法令，而只是一系列无形的原则。在老子看来，有形的往往都是可以破解的，无形的才会无往而不利。无招能胜有招，才是至高的境界。
一 以道君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老子》首章开宗明义的一段经典论述。对于这段话，通常的理解有两种：一是可以被定义和命名的原则和规律，不是真正恒常的“道”；二是一旦某种原则和规律被定义和命名了，那它就不再是能起作用的“道”了。
“道”是什么样子的？
老子曰：“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章》）
如果以一年为一个小节，那么四季就是四拍，春和秋，是文人情感的强拍和次强拍。这样一节一节、一年一年奏下来的自然旋律，你能读得懂吗？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是自然节律中的一段音符，由舒缓而激越，又回旋而往复，在低回婉转中谢幕，这样的节拍，你听得到吗？
大象无形，也就是你不可能通过大象来感知大道，大象无形，大道更无可以感知的痕迹了。道更是没有办法命名的。老子把“天道”比作空虚的橐龠，这一种是古代鼓风吹火用的器具。老子说，天道就好比你鼓动这个东西，它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你越是鼓动，他越能生出无穷的风气。这就是“道”。惟其虚空，所以无穷。
举个例子来说，苏轼有一首描写琴声的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优美的琴声是必须灵巧手指抚动在优质的琴弦上才能发出的。这正如老子所描绘的“道”，只要你用心去激发，它就可以永不竭尽地贡献最好的恩赐。
那么，可以怎样用语言和思维来接近“道”呢？
《老子·二十二章》云：“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恒定的，这是统治力的首要原则。老子的“道”，就是内心智慧的高浓缩。这个“道”是无形无色无味无嗅的，但却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一切的纠纷、争斗、欲求、机巧卷进去，消融得无影无形，还绰绰有余，空空荡荡。“道”周遍在百事之中，凌驾于万物之上，它的作用无穷无尽。
山水就是古代哲人眼中的“象”。我们古代哲人不是擅长用逻辑推演的，而是擅长观物思维。也就是在天人合一的理念支配下，从自然界中发现宇宙人生的奥秘。老子的观念正是道寄托于万物之中，我们要体察道，那就必须去观照万物。由此可以得“道”。
老子曾经非常有感染力地形容过拥有“道”的人：“长古之善为士者，必隐弱玄达，深不可识，是以为之容：豫乎，若冬涉川；犹乎，其若畏四邻；严乎，其若客；涣乎，其若释；屯乎，其若朴；沌乎，其若浊。孰能浊之以束者？将徐清；孰能庀之以往者？将徐生。保此道者不欲尚盈。”（《楚简本老子》）[8]意思是说，远古时代善于做事的人，必然隐忍、柔弱、深奥、洞达，高深得难以认识。描绘一下他的形象：他审审慎慎啊，就像踩着薄冰过河；他反复考虑啊，就像害怕四面受敌；他恭敬严肃啊，像位宾客；他的光亮啊，像冰凌消融；他（名利欲）未经开化，一如混浊。谁能对混乱加以管束、控制？那将会慢慢澄清；谁是能从以往的经历中找出医治办法的人？那将会慢慢发生变化与生长。遵行此道的人，不想推崇任何自满和过分。
这里用的文体，就是“颂”。老子的这段话是赞美古代“士”的美德的，其实这正是他自己所追求的。他深情地歌颂这种“士”，也说明他本人的人生目的就是成为这样一个人。也许在老子看来，他仍不敢自居于这种境界，但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他的写照。
老子希望这个世界上最终只剩下冷冰冰、孤单单的道理，而且这种道理最好也能够被隐没掉。因为道理一旦被命名，就成为常理，就不再是纯粹的真理了。“道”永远是超乎人们的认识和命名能力之上的。
“真正具有灵智的人才是唯一合适的统治者，正是由于凭借他对于真正本质的神秘洞见，他便不会被这些目标套住，他看穿了它们。”[9]不断地减损，不断地隐藏，躲进谁也看不透的玄妙之门，就是灵智者的统治艺术。
因此，与其把统治看作是一种加法，不如做那种减法的工作，如何用最少的人为努力来获得最大的期待效果，这才是老子的管理境界。那种不能被人阐述和认识的管理，其创新价值要远远大于名目繁多的规章和政令。老子式的圣人是一个隐形的统治者，他的统治之道是你觉察不到，命名不了，但又实实在在起作用的东西。
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很有智慧和才能，经常出风头，占便宜，但他们的另一个爱好却是“卖乖”，那就是把自己的心计全部添油加醋地炫耀出来。结果怎么样呢？他在自己的身边筑起了一道结实的壁垒，没有人再会吃他那一套了。
所以，聪明的领导者从不“道”出自己的心思，而却要刻意地扫除“管理”的迹象，却实现了真正的“统治”。一个领导者，他的心思完全被下属猜到，我们就可以设想：若非愚昧，便是假象了。
当然，领导者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作为领导者而言，尊重智者的意见，一切按规则办事，保持一种谦卑的心态，是统治力的根本。因此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意思是说：道大，天大，地大，而君王也很伟大。宇宙之中有四个大，而君王是其中之一。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
老子的这段话，其实是说给统治者听的。老子彻底颠覆了统治者高高在上、洋洋得意的资本。他告诉诸侯王，你只不过是人的领袖，但在你之上，还有地、天和道。其中隐含的信息又是：既然士人总体而言是“道”的传声筒，地位自然也在你之上。这对“士”的地位，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提升。
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能行于其中。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大笑不足以为道。”（《楚简本老子》）一个这样睿智而又老实、内向的人，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当然是没有传奇故事，没有甜言蜜语，没有细致的言说技巧，实在过不去了，他就会讲道理，可是，这种道理遇到的情形是难以预见的，老子的愤懑溢于言表。
这也是圣贤共同的愤懑。道的亲和力是强是弱，取决于各人不同的接受“悟性”。什么是道的“悟性”？也就是人对私欲的控制能力。由于一切的道都是抓住人的最强欲望进行攻击的，所以人对于自己的私欲得控制能力高低，就决定了“道”的悟性高低。有些人天生的心境淡泊，实践力强，负面欲望的减法需求少，正面习惯的加法又容易形成，这就是最有福气的有“道”之人。反之，无“道”而任情之人，青壮年生活跌宕而精彩，中年暴喜暴悲，但晚景必然凄凉。
“道”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下地来看，德、名、义、利这些概念都是可以承载“道”的东西，领导者只要秉持公平的原则，这些承载“道”的东西可以自行运转去推动成员的行动。
20世纪，在老子的版本流传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马王堆帛书本的发现，另一个是郭店楚简老子著述的问世，比较最早的楚简本和现在的世传本，会发现楚简本更注重“道”，而传世本慢慢把他变成了一种帝王之术了。楚简本说明了帝王因其以民为先，因此成了子民的王；而流传本变成了你要想成为王，就必须首先有意识地居于人后。
所以作为一个真正拥有统治力的人，必须不能仅仅停留在统治艺术层面之上，还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真正把自己那种乐居人后的心态培养起来，这样，你的想法，你的话，才更加有人愿意去执行，因为说到底，那都是为所有人着想的好事情。
二 以德御人
用“德”来实现统治，尽管已经落入了“第二义”，但仍然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老子的“德”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迷失了“道”而后才有“德”，迷失了“德”而后才有“仁”，迷失了“仁”而后才有“义”，迷失了“义”而后才有“礼”。人欲的不断深重，使得“道”的隐秘无法维护，于是只能以德来感召人，而后以爱来感化人，而后以义来组织人，而后以繁文缛节来维持表面的统治。每当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感动地看到本国领导人出面、各国也来援助。但在人为的灾害爆发的时候，领导人出面买好就显得非常无耻了。
古代帝王非常重视自己是否失德。
汉代初年，以黄老学说治国的思想盛行。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的第一年就接连发生了两次日食（一说月食）。文帝认为：这是人主没有德行，施政不当，所以有天灾示警。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广开言路，请大家来批评自己，并且选贤任能、轻赋减兵，把不祥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这把老子所说的“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老子·七十八章》）的理念做了行动上的诠释。在任何一个单位里，凡是那些危难之际可以挺身而出，把所有的污浊一力担当的人，不管他有没有领导者的名位，他都是具有统治力的人。所以，心胸和能力，就是最好的美德。
事实上，汉文帝外示以老子之道，也是时局之不得已，“盖文帝貌为玄默躬化，其实最擅权制……盖文帝以老庄、申韩之术合而为一，故能及此”，得老子治国之道者，后人亦推宋仁宗，他的薄税宽刑很得称道，然而于政术上却不如老子的柔中带刚，“老子之术，平时和易，遇大事则一发而不可当，自来学老子而至者，惟文帝一人耳”[10]。观《史记·孝文帝本纪》，可知汉文帝是怎样用自己的行为为以《道德经》为主的各家政治思想作注的。
老子赞美拥有“德”的人：“含德之厚者比之于赤子也，蜂虿不螯，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老子·五十五章》）
不过，“德”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正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老子·三十八章》）。根据陈鼓应的解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上‘德’的人不自恃有德，所以实是有‘德’；下‘德’的人自以为不离失德，所以没有达到德。”[11]
《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个故事很好地诠释了这个原理。秦国攻击赵国，邯郸告急，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魏军杀死秦将晋鄙，打败了秦国。信陵君解救了邯郸的危难，保存了赵国，这样大的恩德，赵王岂能无所表示？赵王决定亲自到郊外迎接信陵君。谋士唐雎提醒信陵君说：“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意思就是：别人的恩情绝对不可以忘记，但自己对别人的好处却一定不可以牢记。唐雎继续说：现在您立此奇功，赵王亲自来迎接您，希望您在心中事先做好准备，完全忘记自己对赵王的恩德吧！
“德”，是对人的根本性的保护与帮助。根源于“道”而造福于人，这是“上德”，是真正的“德”。真正的德是不被感知和标榜的。而“下德”则实质上是一种伪善，是时时刻刻去展现、维护的东西，这种“美德”只能给别人增添麻烦，给自己增加负累，实质上不会给人带来进步。
因此，具有上德的人不表现为外在形式的“德”，所以实际上是有“德”；下德的人死守着形式上的“德”，因此实际上是没有“德”。上德的人顺任自然而无心作为，下德的人在形式上表现“德”并有心做作。
三 以柔胜人
《老子·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世界上的事物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是攻击坚硬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胜过水的，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水。老子看重水，因为水是智慧的喻体，是道的喻体。水是无端无续的，水是无止无休的，水的温度变化永远是小的，它宁可冻结成冰，也绝不低过零下4度。大水浩浩荡荡，淹没一切的龃龉和巢穴，细雨连绵流连，滋润万物悄无声息。这正是道之爱，这是无法战胜的。
像水一样的正是上善之人。老子说：上善之人像水一样。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甘心停留在众人所厌恶的低洼地方，因此最接近于“道”。居处，善于像水那样安于低卑洼地；心胸，善于像水那样虚静深沉；交友，善于像水那样施仁亲爱；说话，善于像水那样遵守诚信；为政，善于像水那样精简清明；处事，善于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动，善于像水那样顺时变化。正因为像水那样与物无争，所以才没有过失。《慎子·外篇》云：“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无遗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将语子：过故乡而下车，知之乎？’老子曰：‘非谓不忘故耶？’容曰：‘过乔木而趋，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敬老耶？’容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刚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尽矣。’”“我们看到古今事实，柔弱能胜坚强，并不是假的；从老子问商容故事中，不就看出强齿易掉，而舌柔常存的主张吗？”[12]道是内刚外柔的。老子《老子·七十六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自然万物与人类生命也是一样，它是道的一个载体，至为柔弱。可是随着他自身的生长，道会一天天减损，他就会表现得越发刚硬，一直到死。如果能永远守护着刚健的道所负载于的柔弱身体，他就可以永生。
“老子之教，以刚为体，以柔为用，故尚柔。尚柔，尚啬，不敢为天下先，皆自内心收敛而来，既不同于强制情欲，亦不同于懦弱无用，信古之博大真人哉！”[13]所以，成大事者不怕暂时的示弱。
“道”是治理天下的法宝，太平年代，不能以战争之道来辅佐君王，否则必定有恶果。战争不可轻发。不论胜败，人为打破的平衡总会被纠正。而有道的君王是不需要防范进攻的。当然，蓬勃于世间的生命力必然带来相互的攻击，那么面对这种无意识的侵略该怎么办呢？老子认为，就是首先要消耗掉对方的生命能量。
弱能胜强、柔能胜刚，天下的人没有不懂这个道理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遵循它。老子《老子·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里的反（返），是相反相成的反。《列子·黄帝》解释为：想要刚直，必须以柔和守护之；想要强硬，必须以虚弱保护之。周公旦的做法正是这样，地位越尊贵，反而越谦恭；邦家越富有，反而越勤俭；越是胜利，越是警戒。所以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想要缩小它，必须暂且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须暂且加强它。
晋献公想要偷袭虞国，就把宝玉良马赠送给虞君；智伯将要袭击仇由，就把载着大钟的广车赠送给他们，所以老子说：想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与它。不露形迹地完成事业，求得在天下获取大功，这就叫微妙的明智。处在弱小地位而能注重自行谦卑克制，说的是“弱能胜强”的道理。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谦慎的行为方式，就是阴柔哲学的外化。
“老子最高目的曰道，曰朴，着其手则曰反，曰复，对其治时病而立之目的，曰去甚、去奢、去泰，而着手则曰无为而无不为，前以治本，后以治标；前者用之于至盛之时，后者用之于将乱之际；后者孔、老之所同，前则老子所专有也。”[14]对于各种时尚文化的概念，按照老子的“反求弱用”的思维方式，只要认可相反的一级就对了，这就是文化陷阱中的自我保护。
四 以无治人
老子对“无”是情有独钟的。“无为而无不为”，“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为无为，事无事”，这是他面对乱世的解脱之道。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在于，老子认为天下万物都是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来运转的，因此最好的治理方法就是保持“无”（没有，勿要）的心态来顺应它，而不是用“有”的方法来改变它，这样，同时也就使得那些一心出风头钻空子祸害良善的人（“智者”）没了表现的机会。
何谓“无为”？其实就是无利己性、无功利性、无政治性。其实就是无私之为。好比水的化育，好比母亲的养育，这都是被道家经常拉来的例子。
无为的根源在于人心的不可约束。《庄子·在宥》篇中借老子之口有一段话，写得触目惊心，核心议题是：千万不要触动人心。人心遭受摧抑就低声下气，受了推崇就趾高气扬；有时像泥巴般柔弱，有时又像钢铁般坚强；他热时猛于火，冷时寒过冰；人心变化之快，俯仰之间已达四海之外，平静时如同深渊，急切时像升腾的飓风。世间最不可约束的，恐怕就是人心了！
每个人看似机物鞅掌，实际上只是在治理自己的内心。内心越是虚空，世界越是太平；内心越是多欲，世界越是动乱。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取决于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心中的动荡小，情绪安定，自然在行动上就不会过格，得到的反击幅度也就小。那些所谓的聪明人的千变百计，最终会感觉打到了棉花团上，慢慢他们就开始疲惫和放弃了。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小鲜，是小鱼的意思，烹调小鱼，最重要的是忌讳折腾，一折腾就全碎了。治理家庭、单位和国家也是这样。
“无”是一种观念。宋国有个乡下人得到一块玉璞，然后就把它当作宝贝进献给子罕，子罕却不接受。乡下人说：“这是宝玉，应该作为您的器物，不应被小人使用。”子罕说：“你把玉看成宝，我把不接受你的玉看成宝。”这即是因为乡下人想要玉，而子罕不想要玉。一个真正的君子，应该“把没有欲望当作欲望，不要把难得的财物看得贵重”。
“无”是一种悟性。老子说：我的道，实际上是最好理解、最好执行的，可惜没什么人知晓，没什么人运用；但物以稀为贵，以我的道理处世，必将成为圣王。那么，为什么在道的接受环节出现这样大的困境呢？那就是因为，人们能够多大程度上做到“无欲”、“无私”，这决定了他对于“道”的知晓和运用能力。可惜，在人欲横流的东周、晚明和当代，我们离大道是越来越远了。对于君子而言，“无”就是一种坦荡的胸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反而更容易接受生活的新变化。
“无”还是一种功用。《老子·十一章》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就是说，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个毂上，有了毂中间的洞孔，才有了车的作用。揉捏黏土做成器皿，有了器皿中间的虚空，才有了器皿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中间的空地方，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给人以便利，（全靠）“无”使它发挥作用。
然而，想做到“无”也并非易事。老子的解决方式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断绝信息的来源。他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四十七章》）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即使足不出户，也能知道天下大事，也能辨明天地运行的规则。有时候，人们往往是走得越远，知道的事情反而越少了。这是因为太多纷乱的事物扰乱了人们的视听。因此，圣人就算是不了解、看不见，或者不做什么，也能够成就自己的品行、名声和功业。在老子看来，“道”是独立而又深奥莫测的。掌握它的人，可以轻松地判断下属想法和行动，可以推知社会的变化，这就是统治者真正的立身所在。
对于统治者而言，信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不敢离开信息源，另一方面他又容易被信息淹没和陷溺。信息通道一旦打开，虚浮的、伪装的、曲意的就都来到眼前了，这是令统治者最为头疼的。因此，重要的不是海量信息的搜集整理，而是对道的体悟的不断进阶。“王”并不是一个根据民意来做事情的人，而只是一个跟随着道的方向引领人群和历史的人——这是管理者和统治者之间最大的差别。
作为统治者，尤其不应该有意识地去推重一方。对一方的推重，就意味着对另一方的贬损。有很多单位的领导喜欢拉帮结派，其实有了亲信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树立了仇怨。还有很多领导喜欢塑造榜样，鼓励先进，其实这就等于定义了其他人的后进。尽可能地公平公正地处理人际关系，小尺度地进行奖惩，才能打造一个团结的队伍。领导在内务上越有作为，越是喜欢品评是非；越是想得到一个当面的美名，越是会得到背后的非议。有些领导愿意甚至专门搜集属下对自己的评价，结果只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韩非子》中记载了下面这个故事。宓子贱治理单父，有若说：“您为什么瘦了？”宓子贱说：“君王不知道我没有德才，派我治理单父，政务紧急，心里忧愁，所以瘦了。”有若说：“从前舜弹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风》诗，天下就太平了。现在单父这么个小地方，治理起来却要发愁，那么治理天下该怎么办呢？所以有了办法来统治国家，就是安闲地坐在朝廷里，脸上有少女般红润的气色，对治理国家也没有什么妨害；没有办法去统治国家，身体即便又累又瘦，也还是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让老子去治理国家，他宁愿做一个无事天子。恰当地安排好手下的职责，搭建起合理的团队，制定出公平的制度，就让它自己运转去好了，最完美的境界是，你无法评定每个员工的优劣，因为你看不出谁的贡献更大些，但你只知道，团队是和谐的，成绩是坚实的。反过来，如果在哪项任务中某个人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那只能证明你的团队出了问题。遵循“道”的原则，会将一切喧嚣的牢骚、抱怨顷刻轧成齑粉。这就是真正的统治力。
五 以静生人
静，就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连绵无休的战争；就个人而言，目标是没有突发的病患或灾难。没有战争，老百姓休养生息，繁衍子嗣，国家也就会随之兴旺发达；没有突发的病患或灾难，人们拥有健康和平安，得以安享天年，这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老子主静。他相信“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老子·二十六章》）也就是说，厚重是轻率的基础，宁静是躁动的主宰。因此作为君子，整天行走不离开载重的车辆。虽然有华丽的生活，却不沉溺在里面。
我读到过明代人写的一段小语。说猴子在树下的时候，就思量树头上的果子；爬到树上的时候，又惦记养猴人的橡子，就这样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忙个不停。这不正像我们的生存状况吗？我们被躁动的心灵支配着，每天奔波个没完没了，但实际上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呢？很多时候不过是为了平衡自己的心绪罢了。大学生们在家盼着开学，在学校又盼着回家，从不肯安安静静、随遇而安地过眼前的生活，心里莫不是也有个猴子作怪吧！
最躁动的形象，莫过于孙悟空了，但他永远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逃不出紧箍咒的束缚。这个故事，寓意了我们的心灵和宇宙大道的距离，静能制动，这是一个恒定的法则。
在老子看来，轻率就失去了立身处世的根基，躁动就必然丧失思想行为的主宰。人应该牢牢抓住最根本的东西，而不要被表面的现象迷惑了头脑，应该用稳重、宁静来克制轻率、躁动的干扰。一个人如果常常为流行的风潮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改变自己的外表，他的内心一定是不够稳重和淡泊的，一定会累及父母，伤害家庭，最终一事无成。
滔滔俗世，不但老百姓会在风潮的漩涡中迷失方向，就连大国的君主，也往往以轻率躁动的行为来治理天下。骏马奔驰，人声叫号，驿路上黄尘四起，这似乎是天子权威的象征。但是在老子的设想里却不是这样，送信的马匹去运送肥料，战马在郊外产下幼驹，人们平静安稳地生活，就是以“道”来统治的理想图景。
然而，这种理想在人群中却很难实现。不进则退的忧虑促使我们不断透支生命来追逐权势、地位与财富，于是喧嚣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仅以当下而言，在人群之上慷慨激昂地宣讲，在单位内部三天两头地训诫，也仍然是当代领导施政的惯常图景。如果按照老子设想的场景，就应该是在国家或单位里，人人都熟悉事物和事件运行的规律，舒适自在地工作和生活，没有繁琐的公文和政令，没有无必要的情绪冲突，这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想要做到这种“静”，需要莫大的定力。这种定力，不是靠外界的压力，而是靠人们的内心，消除各种概念的分别和欲望的追逐。
翟国人把名贵的狐、豹之皮献给晋文公，晋文公对着皮毛感叹道：“活生生的狐狸、豹子，就因为身上漂亮的皮毛惹来了杀身之祸啊！”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消除概念的分别。在老子看来，美的凸显本身就激起了对美的争夺，对善的标榜本身就负担着对善的维护。这样就会出现纷争和动乱。一个概念会引起两方的争夺，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双赢而是双败。文化发展到今天，概念异常繁复，人们内心之中的交战异常深重，生活得不是更快乐而是更痛苦了。
明代的吕坤曾经给自己的房间题名为“远美”，并做了如下说明：“天地间之祸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寝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祸媒也。不美则不令人多。不多则不令人败。予有一室，题之曰‘远美轩’，而扁其中曰‘冷淡’。非不爱美，惧祸之及也。”（吕坤《呻吟语》）这段话，值得我们记取。
各种概念的分别，导致人们的欲望极大地膨胀了。人们的生活其实是可以非常简单和朴素的，然而对良田华服、名利地位的追逐却是无尽的。对于个人或者国家来说，身上有被人垂涎的东西，是最大的危险；而想要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则是最大的罪恶。同理，战争也起自欲望。诸侯纷争，给个人和国家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无尽的欲望，只会带来毁灭。春秋时代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智伯贪得无厌，伙同他人攻打赵国，韩、魏救赵，最终智伯兵败晋阳，身死高梁之东，国家被瓜分，头颅被当做便壶。所以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老子·四十六章》）。哲学诞生于静，驰骋畋猎的生活激烈欢快到了极致，但人的理性也丧失到了极致。物质的繁荣从各个方面丰富着人们的感官体验，但我们却越来越难以得到内心的安静。人们越来越愿意整天把自己挂在网络上，每天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充塞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不留一点地方给自己的心灵。这样的生活，怎么能令人不极端狂躁呢？
安静是有力量的，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得以滋养。
六 以先胜人
在统治力上，这里提醒我们的是要防微杜渐，不能养成大患。
“老子生周衰文敝之世，乱端已兆，故欲持而保之。”[15]老子说：“其安也，易困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几也，易散也。为之其无有也，治之于其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作于累土。百仞之高，始于足下。”（《楚简本老子》）在事物安定的时候，容易控制它们；在事物还没有出现变化苗头的时候，容易采取对策；在事物还很脆弱的时候，容易分解它们；在事物还很渺小的时候，容易分散它们。处理事情要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治理国家要在国家还没有出现混乱的时候。合臂环抱的大树是从很小的萌芽状态成长起来的。九层高的高台是从小土堆上堆积起来的。百仞高的位置，是一步步走上去的。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对待事物是非常审慎的，同时也是非常智慧的，他会根据自己事先想好的准则去对待事物。
《国语》中记载从前晋公子重耳出外流亡，路过郑国，郑国君主不以礼相待，轻慢他。叔詹劝说道：“这是贤明的公子，您好好待他，可以积德。”郑君不听从。叔詹又劝说道：“不好好待他，还不如杀了他，不要让他日后给我们带来祸患。”郑君又不听从。等到重耳返回晋国，起兵伐郑，大败郑国，夺取了郑国的八座城。这时的郑君悔之晚矣。
《左传》中还有一个故事与之异曲同工。晋献公用垂棘的宝玉相赠，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大夫宫之奇劝说道：“不可借路。唇亡而齿寒，虞、虢互相救援，并不是在互相施恩。今天晋灭虢，明天虞必定会跟着灭亡。”虞君贪图小利，没有接受宫之奇的劝谏，而是接受晋国宝玉，借给晋军道路。晋在攻取虢后，返回路上就灭了虞。
这两位臣子都抢在祸害刚露苗头时就想出了办法，但两位君主却不采纳，郑国因此战败了，虞国因此灭亡了。所以《老子》说：事情安定时容易维持，事情未露苗头时容易想法处理。
七 自胜为王
老子《老子·三十三章》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这样的人，生存之道就在于自己战胜自己，通过征服自己来统治世界。要消灭自己的情绪和欲望，以化解可能的袭击。但世人却大多不是这样，他们靠征服别人来征服世界，靠满足自己来征服自己。
老子提出了“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这个“四不”主张，意思就是人不要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自我夸耀、自高自大。这些，都是“自知之明”。
老子《老子·七十七章》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把天道比作张弓，他看到了天道的公允，也看到了人道的悖谬，要求人们去效法天道。
对于天道是否善良和公允的问题，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之间曾经有过一次讨论。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当然是友善的，但争起真理来还是各有千秋的。韩愈认为：天与人是相仇的。老百姓高兴了整天做着伤天害理的事情，受到他人欺侮了却哭天喊地请求上苍的帮助，这怎么行呢？在上天看来，人类都是破坏自然的刽子手，都是上天的仇人，所以人间的恶人正是上天的朋友啊，天又怎么可能去惩恶扬善呢？
柳宗元认为：天固然不是人类的朋友，但也不是人类的仇人，天人之间是没有道德关联的。人有危难那是咎由自取，与天没有关系，人必须自己解救自己，自己给自己营造福祉。比较而言，还是柳宗元讲得务实一些。
八 重实轻华
相比外表的浮华，内在的本质才是更重要的。老子曾经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也就是说：人应该看轻名利的诱惑，不过分地在意，不过分地囤积，这样才可以永葆不受辱、不疲惫。
韩非子在《解老》篇中说：“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这也是提醒我们，要保持对“实”的冷静，不要被表象弄昏了头脑。那些汲汲以求地装饰外表的人或物，往往有内在的虚弱之处，真金美誉即便不装饰，也难掩其价值。
老子学说是乱世之中的良方。“历来承平之世，儒家之术，足以守成；戡乱之时，即须道家，以儒家权谋不足也。”[16]范蠡、张良、李泌等人皆于乱世得《老子》之助。承平之时用老子之术者，陈平之粗疏、盖公之不作为、魏晋士人之空谈，都是流弊。
任何言语都会有一个对话者，老子不和人直接对话，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听众，但其实他也是有对话者的，那个对话者就是诸侯王们，老子自居为道与人的沟通者，他看到春秋末叶社会大动荡即将形成，老百姓生灵涂炭，他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淡统治者的名利欲望，所以他把不得已的著述当作和诸侯王对话的教科书来写了，本质上也是为了解救那个时代的苦痛。
受老子学说影响的法家学说缔造了强大的秦国，带来了国家由动荡而统一的变化，但也随即埋葬了秦帝国的统治。而受他影响更深的庄子则站在个体的立场，力图在乱世之中保全自己。
总而言之，老子的思想，就是提醒人不要沉溺，也不要走极端，珍重健康和生命，把名利放在后面。老子永远给我们一种面对当下文化彻底的反思精神，让我们不会沦为某种流俗理念的牺牲品。
注释
[1]关于老子籍贯说法甚多，谭宝刚认为老子是春秋时期“沛”（徐州）人，有《庄子》中材料可证，详见他的《老子及其遗著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70—74页。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40页。
[3]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4]关于“老子化胡”问题，学术界有多种考证，观点也有分歧，对于其是否相关三教正统地位之争也有不同意见。
[5]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6]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0页。
[7]参见尹振环《唐玄宗对〈老子〉的两大负面贡献》，《老子与〈老子〉之演变》，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20页。
[8]参见尹振环《重识老子与〈老子〉》，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68页。
[9][美]史华兹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10]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7页。
[11]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6页。
[12]赵雅博：《十子批判》，台北：星光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3]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14]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15]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16]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