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重大课题之一。梅荣政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一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研究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是梅教授多年来孜孜研究这一课题的结晶。梅教授希望我能为此书作一序言，我欣然应诺。我写了以下一些文字，以表达我对梅教授所作研究的一次呼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及其内在统一性，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昭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蕴涵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实践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或外国的现成经验和做法，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深刻把握社会与时代的变化，深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光辉旗帜，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证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
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得到进一步弘扬。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道路。自此之后，我们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总纲，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的新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结合起来”的新鲜经验和崭新成果，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坚持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坚持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坚持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坚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内在地包含了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实现理论升华，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系列新的概括和新的论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新的活力和新的魅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相继发生的三大历史性转变为基本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的。自20世纪初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三大历史性转变，既有社会根本制度的变迁，又有经济社会运行体制的变革，亦有两者的并举和交错。这些历史性转变，是实现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创举。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近90年的历史发展，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历史发展，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些基本事实。特别是肇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更是以第三大历史性转变为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历史潮流，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的新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推进社会发展和时代发展、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光辉旗帜。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必须牢牢把握这些基本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从深厚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中，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现代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为其形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在内容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而且还要汲取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的精粹，取得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先进文化相结合的新形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密切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汉书·河间献王传》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理解，这就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实事求是”这一旧典，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内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战略思想。“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千百年来，“小康”或“小康之家”一直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殷实而宽裕的生活的一种说法。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思考时，总结历史经验，立足现实国情，将民族复兴的梦想和百姓民生的追求融为一体，赋予“小康”一词以全新的时代内涵。198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4]进入21世纪，我们提出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都是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广大人民群众耳濡目染的语言方式，生动地表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思想特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特殊实践中的理论创新为显著特色的。通常，我们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的实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实践经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和形式，使从中国实际中得出的新的思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实际上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前者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也可以认为，前者是理论运用和探索的过程，后者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往往是螺旋式发展的，是伴随着成功和挫折、经验和教训而前行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复杂性。
从这些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特殊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例如，毛泽东思想中体现的创新性的理论贡献就有：实事求是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农民作为主要革命动力理论、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理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理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体现的独创性的理论贡献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理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这些创新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既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过程的科学反映和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括和凝练。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两大理论成果，也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毛泽东率先冲破教条主义的樊篱，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科学命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探索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路径，并从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上给予哲学概括。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思想是由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构成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坚持、继承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新发展。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进入21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发展。
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命题，并对这一命题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社会背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实践基础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断取得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为基本主题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依据国情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宝贵经验，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民经济基础，不断完善和发展教育、科技和卫生等事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革命和建设为主题的。作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是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基本主题的，是以解决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其根本任务的，也是指引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社会进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轨道上的战略决策，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部署。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中共十六大，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了全面开放的新局面。
党的十六大后的五年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党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力度，取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明显成效，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结晶和思想指南，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的重大战略思想，主要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重大战略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新成果。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5]。对于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坚持。“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6]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7]
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上，江泽民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江泽民强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8]
进入21世纪，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胡锦涛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了新的探索和回答。胡锦涛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9]。这一论述，深化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认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回答的基本问题。邓小平首先提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0]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这一基本问题，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当今时代特征出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本质要求、主要任务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等重大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把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胡锦涛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11]。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提出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和解决。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形成合力、全面发展，提高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深度。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首先要搞清楚的基本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12]的思想。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顺应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就要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续深化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的认识，重点提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思想，强调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13]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四个“着眼于”的新要求，即“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14]。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把发展看做是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大问题。他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15]的结论，从思想观念上和政治意识上解决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为什么需要快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江泽民十分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紧密地联系起来。
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作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作了八个方面的概括。这一概括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当做当代中国的最大的实际。立足国情要和当今世界变化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结合起来。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作出新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中的时代化和大众化，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与传播的重要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发展的崭新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时代化”，在根本上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中，形成过一系列能够解决重大实践问题、能够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和理论，在根本上就在于深刻地把握了时代变化的脉络，准确地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精神。21世纪开始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建设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事业的领导核心，肩负着更加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21世纪时代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时代化”的新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大众化”，在根本上就是要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真诚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大众化”，既要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又要采取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更广泛地适合于当代中国的实际、适合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适合于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新的时代特色。只有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集中体现。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最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坚持、发展和创造性的运用上。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思想精髓。
江泽民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16]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7]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改革开放的新的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探索中，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继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新篇章，是至关重要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必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阈愈加宽广，必将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愈加璀璨，必将谱写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愈加恢弘的时代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