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西周王朝说起吧。
从公元前2600年前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开化，到公元前1100年前后周文王、周武王开创西周王朝，华夏文明大约经历了1600多年。这1600多年，华夏文明不断积累，到周代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仅就政治而言，西周王朝承袭并发展了前代封建制度，沿黄河一线展开，并向长江流域拓展，分封了71个诸侯国家。其中有53个是王室宗亲，也就是姬姓诸侯，如鲁国周公旦、卫国卫康叔；有王朝功臣，如齐国的姜子牙；也有商王朝归顺的贵族，如宋国的微子，还有封于朝鲜的第一代朝鲜国王箕子。通过这些诸侯封国的抟合与辐射，极大地促进了华夏文明的拓展，西周王朝成为当时华夏大地上一千多个国家的文明主轴。
一、西周王朝的秩序
西周王朝依靠农业立国，重视道德教化，建立了传说中令人向往的礼乐制度和以此为支撑的“和谐社会”。史传，整个王朝，从王公贵族到天下庶民，都秉承礼仪，同于教化。各种礼仪场合，人们安分守己，雍容升降，揖让进退，乐声悠扬，载歌载舞，令人神往。所以孔子一再歌颂周礼之美，并陶醉在那美丽的乐声之中，“三月不知肉味”。这其中或多或少有儒家学者的美化。但周王朝至少已经形成过比较清晰的理念框架，也进行了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社会实践。
根据历史记载，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西周王朝的概貌进行描摹。
一是西周王朝的国家秩序。
西周王朝的国家秩序建立在三个制度的基础之上，那就是封建、宗法和礼乐。
所谓封建，就是封土建国的意思。就是将王的宗室成员、忠臣和前代归顺过来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从而拓展势力，巩固王权。这个制度，是从唐、虞、夏、商几代探索演化而来的，对于抟合大量分散独立的氏族部落，建立统一国家和文明具有积极的意义。
所谓宗法，就是统治者上祭祖宗，下续香火，以宗族为根本，靠血统来巩固、延续政权的一种姻亲相携、代代相传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到了周朝更加完备。由于统治者多妻多子，正妻所生的长子被称为“嫡长子”，又称为大宗宗子，规定为合法继承人。大宗宗子按理应该一脉相承，永不变更。其他儿子被称为小宗。小宗被封出去开拓疆域，控制各地政权。王家、诸侯同理。层层叠叠形成宝塔式亲属和政权结构，构成一个完整的“家天下”。
封建和宗法相辅相成。宗法是封建的主体和根本。
由于社会人群分出了复杂的等级，从王开始，以下至少可以粗分为诸侯公卿、士人庶民和奴隶。其中诸侯还可细分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等级的爵位。为了这个等级社会和谐发展，周特别强调礼乐教化。周的社会秩序就建立在礼教之上。因此，后人常称周的社会治理模式为“礼治”。
周的礼制极其完备，极其复杂，据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国家、宗族和个人的一切行为，人的为人处世之道，都包含在其中。种种礼仪规定又与封建、宗法制度相配合，构成一套细密的社会秩序。
所以，广义地讲，周朝的一切政治制度、法律和社会生活都属于礼的范围。
但狭义地讲，周礼是指王朝的礼俗，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吉礼是祭祀，包括祭天、祭地、祭祖等；凶礼是死丧之礼；宾礼是国际交往之礼；军礼是行军训练之礼；嘉礼是个人成长与社交之礼，包括冠礼、婚礼、射礼和饮酒礼。礼仪包括程序、阵势、誓词、铭文、动作、仪态、言辞、服饰、器物、祭品、礼物等等，还要配以歌诗与舞蹈。非常复杂细致。所有礼仪均不相同。
这就是周的礼乐制度，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据说靠这样的教化，人们自然安分守己，和谐相处。因此，它是周王朝重要的治理之道和社会基础。
二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秩序。
西周王朝的政治秩序体现和落实在王官制度、乡遂自治、军事、教育、田赋、刑法等六个方面。
所谓王官，就是围绕在王周围设置的中央官吏。这些官员中最高的三人是太师、太傅、太保，被称为三公（今文家称为司马、司徒、司空）；其次三人是少师、少傅、少保，被称为三孤。这六个人，是不直接执政的。他们和王一道主要对国家大事进行决策，贡献意见。所谓“三公坐而论道，三孤为之副”。以下是六卿，相当于后世的六部。六卿的第一位是天官太宰，负责管理宫廷事物，并做百官领袖，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其他五卿分别管理农业、教化、典礼、军事、工程等。六卿之下，设副长官，名称上加一个“小”字。各卿所司又下设若干官职。据杜佑《通典》统计，王朝六卿所属的王官职位有2643人。若加上天下诸侯和他们设置的官吏，总数大约61000多人，是个庞大而严谨的官僚体系。
所谓乡遂自治。王城以外，王畿千里之内，由近及远，依次被称为近郊、远郊和甸。最外围的甸被划分为六遂，设官自治。这些乡遂自治的官员每年要到朝廷向王官汇报工作。
周朝的军事编制是，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一军12500人。军队内部的具体编制与乡遂自治编制完全一致。一遂之中每户一人服役，正好组成一军。
周王朝重视礼教，因此与之相应的教育制度十分完备。教育机构分为王朝与乡遂两大部分，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直属学校和地方学校。从基层开始，每25家为闾里，闾里设“塾”。五百家为党鄙，设“庠”。2500家为州，州设“序”。这些乡遂教育为小学教育。主要教六德、六行。王朝的教育，也就是中央教育，分大学与小学，负责教太子和贵族子弟读书。由“师氏”、“保氏”主持。“师氏”教弟子“三德”、“三行”。“三德”是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三行”是孝行以亲父母，游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保氏”教弟子六艺、六仪。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仪是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祀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另外，还有“乐师”教弟子歌诗和舞蹈。8岁至20岁上小学，学习一般的常识。20岁至30岁（大约九年期）为大学时代，“九年之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礼记·学记》）。教育和生活结合得十分密切，与现代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有一比。
周朝的田赋制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井田制，一类是“贡法”（按几年收成的平均值，交十分之一的赋税）。男子20岁以上30岁以下，并有妻室的，授予25亩田地；30岁以上，并有妻室的，授以一夫之地（根据地之好坏等级100亩至300亩）。60岁还田，由子女奉养。
古代的法律主要是刑法。发展到周代，确定为五刑：墨、劓、剕（刖）、宫、大辟。此外还有流刑，就是流放。周代刑法有三点很重要：一是刑法条例要及时宣传普法，一再晓谕，使民周知，不知者不得罪。那时有个基本理念叫“不教而诛谓之虐”。二是有一种宽待之法，包括议辟、听讼、施教。议辟，就是研究罪人有没有将功折罪的地方，可以减轻处罚。听讼，就是听取官民意见，看大家觉得他有没有委屈，是否可以原谅，有些像今天西方的陪审团。施教，就是在判刑的同时，还要给他以严厉的教训，令其悔过，而不是一判了之。三是对精神有问题、无知和年老之人，又有三宥、三赦之法，对这类人员在执法上给予宽容。
应该说周旧有的秩序是比较完备的，但是王朝制度的设计者没有想到，正是封建制度本身，给自己埋下了分崩离析的祸患。因为分封出去的诸侯，有自己的宗室子民，又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落地生根了。而且多年以后，赖以维系王室与诸侯的血缘宗法关系也大大疏远了。落地生根的诸侯们之间甚至与王室之间，开始了自然的丛林法则。王朝分崩离析也就势所必然了。
二、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及其表现
公元前771年，西周第十二代王——周幽王在一场关于立储的宫廷政治斗争中，被杀死于骊山之下，史称骊山之乱。
这场血腥的政治斗争，祸起于周幽王宠幸美人褒姒。关于这场灾难，还有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是为了博得美人褒姒一笑，周幽王不惜点起边塞烽火，骗得各路诸侯慌忙领兵前来救驾，几次三番无事而点烽火，惹恼了诸侯们。结果后来犬戎部落真的入侵，再点起烽火诸侯们都不来了。这是个古代版的“狼来了”的故事，它的真实性令人质疑。因为据专家考证，边疆烽火台的设置，是汉朝才开始的。因此，这个故事里包含了后人贬抑周幽王的杜撰的成分。
真实的情况是周幽王宠幸褒姒，废掉了原先的王后申后，进而废掉了申后所生的太子宜臼，将褒姒所生的儿子伯服立为储君了。这极大地伤害了申后、太子及其母国申国的政治利益。而这个申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它与许多贵族和诸侯，包括西北少数民族犬戎部落都有姻亲关系。为了夺回宜臼的王位继承权，申国与犬戎部落合力发动了政治叛乱，将周幽王杀死于骊山之下。
周幽王死了，美人褒姒被犬戎掳走，宜臼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周平王。然而，经此一乱，本来就日见没落的西周王朝更加千疮百孔，岌岌可危了。京城镐京被犬戎洗劫一空，王畿千里之内被戎狄部落抢占蚕食，满目疮痍。无奈之下，争得王位的周平王只好选择了东迁，于公元前770年将京城迁往洛邑（今河南洛阳）。那里是周成王和周公旦时代就修筑好的一个东都，时称成周。而将已经失控的西京千里之地分封给在骊山之乱中有勤王之功、正在崛起的西部国家秦国。秦自此才正式成为诸侯国，开国之君为秦襄公。
中华历史至此进入了东周时代，也基本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东周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至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尽献其地于秦），苟延了514年。而春秋战国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合计549年，比东周长出35年。其中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03年（三晋封侯），共368年被称为“春秋”，得名于孔子著作《春秋》。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共183年，被称为战国，得名于刘向编辑的著作《战国策》。似乎更多的史学家愿意把春秋战国的历史分界点定在公元前476年或公元前475年。而笔者倾向于以公元前403年为界。《资治通鉴》也从这一年的韩、赵、魏三家被周王室封为诸侯写起。
长达549年的春秋战国，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它的时代特征，那就是“乱”。身处乱世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对此有切肤之痛。
公元前517年，35岁的孔子来到了齐国，见到了齐国国君齐景公。齐景公向他探询政事，孔子回答了一句千古名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的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国家就大治了。孔子用一句颇有文学色彩的话，形象准确地道出了封建宗法秩序。在身处春秋时代的孔子看来，社会已经失序。他渴望回到西周礼乐教化中去。
的确，从社会现象上看，孔子一语中的。春秋战国，就是一个失序的时代。旧有的西周秩序已经崩摧，用清代国学大师章炳麟的一个词“礼崩乐坏”来表达再恰当不过了，因为这时，根本上崩和坏掉的，正是西周的礼乐制度。
礼崩乐坏，具体而言就是封建礼教的礼法制度、礼法观念遭到极大的破坏。君不君、臣不臣、乾坤倒转，父不父、子不子、伦常大乱了。
先说说礼法制度的破坏。原有的周礼制中，王与诸侯、诸侯与士大夫之间，等级森严，规矩繁复。比如，诸侯每年都应朝贡。而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有明确记载的诸侯朝贡天子只有3次。诸侯间的相互朝见，却有43次之多，都是弱国朝见强国。诸侯眼里都没了王，而只有世间霸主。还有就是仪式、器物、乐舞等的使用都有严格等级制度。可是，到孔子的时代，鲁国的士大夫季氏竟然在自己家里享用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八行八列）之舞，大大地僭越了。孔子看到之后说了另一句千古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可见旧有的礼法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当时对礼法制度的破坏，一方面是为下者僭越，一方面是为上者自坏。
说到为下者僭越，可以举几个大的史实例证：楚国称王、郑国射王、晋国招王。
楚国原本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芈姓的男爵小国，地位很低。但它在南方偏远的荆蛮之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励精图治，发展成了一个大国，已经不满足于以往的政治地位了。但是周王室无视其发展壮大，仍然从宗法角度和地域角度看问题，不给楚国以更高的政治地位。楚国做了很多努力，甚至托请其他爵位高的宗室诸侯国去做周王朝的工作，也未能如愿。到了楚国第四代君主熊渠，干脆说：“我夷蛮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摆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直接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这是什么概念，直接与你周王室分庭抗礼了。说不好听的，你不承认我，不抬高我的政治地位，我就直接做“王”之父。也够厉害的。但很快周王室出了个周厉王，十分暴虐，就是那个“防民之口”逼得人民“道路以目”，后来被人民赶出京城实行“共和”的周厉王。楚国害怕他来问罪，又自己主动除去了王号。后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之后，看到周王室大势已去，楚武王又称王了，此后代代称王，从形式上都不臣服于周王室了。这是最早也是最彻底挑战周王朝礼制的诸侯。
郑国射王，这个故事也叫繻葛之战，或者叫射王中肩。发生在周桓王（周平王的孙子）和郑庄公之间。郑庄公本来是周王朝世袭的上卿，因为势力太大也不把王放在眼里。周桓王就想削弱他的权力，结果触怒了郑庄公。于是郑庄公又是派兵偷割王的麦子，又是假借王命征讨宋国，而且再不去朝贡了。年轻气盛的周桓王一气之下，召集了几个小国的部队，找郑庄公兴师问罪。郑庄公干脆就此撕破脸皮，于公元前707年在繻葛（今天的河南省长葛市北）跟王打了一仗。而且他手下的将军祝聃还射了王一箭，射在王的肩膀上。周王的军队大败。这是中原诸侯首次公然对抗王室。从此周王室威风扫地，再没有出兵讨伐过诸侯。
晋国召王，发生在公元前632年十月，晋楚“城濮之战”后。这时晋文公重耳逐渐称霸中原，为了进一步巩固霸主地位，晋文公在晋国的温地召集了一次盟会，并强迫周襄王来参加，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周天子贵为天下共主，而晋文公仅仅是刚刚被封为侯伯的臣子，以臣召君，大不敬，大僭越。《史记·周本纪》记：“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也就是说王室的《尚书》还要替周襄王遮羞，说什么天子是来打猎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可见，孔子很看不惯这件事情。
上面这些是为下者的僭越。
而说到为上者自坏，先要回溯一下骊山之乱。周平王虽是周幽王的嫡长子，是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但他重获继承权是靠勾结外族戎狄乱华弑君而得，所以他和王室在政治大节上有所失，他们在诸侯面前从此失去了道义制高点，从此有点直不起腰来了。这可以说是春秋时期为上者自坏的发端。
到春秋末，又有了“三晋封侯”这样严重违背礼制的事情。
所谓三晋封侯，就是公元前403年，在三分晋国天下的韩、赵、魏三家一再要求之下，周王室竟然将他们封为诸侯了。按照礼制，这三家应属于造反的“乱臣贼子”，可是东周王室居然承认了他们，并被封为诸侯。这是破坏礼制的典型事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件事开始写起的。其中写道：“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仪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从这几个史实我们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旧有礼法制度已经被严重破坏了。而制度与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在制度遭受破坏的同时，甚至在制度破坏之前，人们在观念上就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是忠孝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日渐衰微，直至殆尽。下面这些史实可以为证。
从“楚庄王问鼎”到“秦武王举鼎”。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兵追击陆浑之戎，到了东周洛阳附近，在此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把周王室吓得够呛，赶紧派能说会道的王孙满来劳师。楚庄王问王孙满九鼎的大小轻重。那意思要取代周王室的地位。王孙满回答得很巧妙。《史记》记载：“（王孙满）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楚庄王说，别跟我吹九鼎有多重了，我楚国把军人们所用的武器钩上的小嘴头折下来，就足以铸成九鼎。王孙满于是讲了一大串道理。其实偷换了概念。他立论于“在德不在鼎”，可后来结论是“天命未改”，所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说，当年周文王建立周王朝前占卜过了，周有八百岁天命，现在时间还不到呢。楚庄王于是打消了取代周室的想法，打道回府了。王孙满的话也许起了些作用。但对言论作用的夸大是中国历史叙述中一件趣事。笔者倒认为政治上十分成熟老到的楚庄王，可能还是觉得条件不够成熟，恐怕惹起众怒，所以也只是问了问也就放过去了，也多少说明“鼎”在楚庄王心里还有一点分量。这也是成语“问鼎中原”的来历。
到了公元前307年，秦武王的时候，周王室就更不行了。这一年，秦武王来到周天子所在的洛阳。周的最后一代王——周赧王（赧nǎn，羞愧之意）知道秦武王来者不善，小心接待。酒席宴上，武王居然要借周天子的九鼎来举着玩儿玩儿。周的九鼎代表华夏九州，是王朝的政治象征，秦武王要借来玩耍，这既是炫耀政治实力，也是炫耀他的体力。这个秦武王是个大力士，手下还养了任鄙、乌获、孟说等大力士。这时秦武王喝了酒，跟力士孟说商量举鼎玩。想不到这个周赧王也不是吃素的，他就让秦武王举九鼎中看起来较小，其实最重的龙文赤鼎。九鼎实际都是合金，龙文赤鼎内多含黄金，比普通的鼎要重很多，但秦武王还是凭借神力一举成功。可惜龙文赤鼎过重，将武王的髌骨压碎，武王还没来得及回到秦国就死了。《史记·秦本纪》记载：“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髌。八月，武王死，族孟说。”《史记·赵世家》也记载：“（赵武灵王）十八年，秦武王和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不管怎样，鼎这样王权的象征都有人敢搬着玩了，可见礼法观念在诸侯心里是怎么回事了。
还有就是弑君夺位者也比比皆是。
春秋战国时期，最有戏剧性的弑君夺位故事是楚穆王弑父。
楚穆王是楚成王的太子，名叫商臣。起初成王不顾大臣的反对，立了商臣为太子，后来又后悔了，想废了他。商臣不知道成王确切的想法，就请教他的老师潘崇。潘崇建议他宴请成王的宠姬江芈，然后故意在酒席上怠慢惹恼她。江芈一怒之下说难怪王要杀了你。商臣惊恐之下，决定弑父篡位。于是带兵围困了成王，逼他死。可怜英雄一世的楚成王跟儿子要求吃个熊掌再死，商臣不同意，认为熊掌难熟，耽误时间，立逼成王把自己绞杀了。于是商臣登位，是为楚穆王。
各国弑君夺位的事情层出不穷。周王室内部也有王子叔带通嫂弑兄、杀周襄王未遂的事情。本来周襄王看着宗室诸侯们一个个都靠不住了，就从戎狄娶了个女人，打算靠少数民族的力量来保护自己。想不到这戎狄女子很快跟小叔子好上了，还帮小叔子谋刺篡位，差一点得逞。
礼义廉耻被抛诸脑后，各阶层特别是贵族阶层肆意妄为。宫闱大乱、伦常大乱。
宫闱大乱、伦常大乱的代表人物非卫宣公莫属。这个卫宣公乱得厉害，娶“母”、夺媳，他都干过。他当公子的时候，就和父亲的妾夷姜私通，还生了个孩子取名叫急子。先寄养在民间，后来宣公即位当了卫国君主，就把急子接进宫，还立为太子。眼看急子长大了，卫国就从齐国给太子娶了个宗室女子。结果卫宣公一看这齐女太漂亮了，就筑了个新台，自己把这漂亮儿媳妇占有了。这个女子自此被称为宣姜，意为宣公所娶之姜姓女子。后来宣姜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又闹出废长立幼的惨剧来。卫宣公这个父亲，不仅夺了儿子的媳妇，还要了儿子急子和寿的性命。他做儿子时不像儿子，做父亲时也根本不像个父亲。在他的心目里哪里还有礼法观念？
这个卫国原是个地位很高影响很大的诸侯国，开国之君叫康叔，是周文王的第九个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文王、武王和周公旦都很宠爱他，所以封的爵位很高，是公爵，而且起初实力很强大。周王室对这个封国的期望是很高的，希望它靖卫王室。可惜这个国家被荒淫无道之徒毁了，后期内乱不止。最后几位国君不得不一再自贬爵号，直到亡国。
那时类似的事情各国还有很多。如楚平王夺太子建的媳妇秦女，最终导致了伍子胥破楚雪恨的悲剧；蔡景侯给公子般取来楚国女子，而自己与她通奸；鲁惠公夺了儿子的漂亮媳妇宋女，后来还提升宋女为夫人，立宋女所生的儿子为太子。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末了感叹鲁国之衰：“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其行事何其戾也？”
宫闱大乱的例子还有夏姬乱国、齐襄公通妹以及宋襄公的夫人以姨奶奶身份恋上了孙子鲍革，帮他杀了宋昭公，成为宋文公。
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大致情形。
三、各方面对礼崩乐坏的态度
面对“礼崩乐坏”，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各不相同。
王室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偶尔狐假虎威，摆个空架子，更多的时候只能苟安而已了。所以发生了周郑交质（周王室与郑国君臣之间各将太子送往对方做人质）、乱臣（韩、赵、魏）封侯这样一些可悲的事情。
诸侯的态度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攘夷）、窥鼎争霸天下。
思想界的态度大致可分为复古与革新两种。复古者有儒家，痛心疾首，主张恢复周礼旧制，孔子是典型代表；还有墨家，主张恢复到夏以前的圣人之治上去，王权交接也搞“禅让”；道家就走得更远了，主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要回到远古“小国寡民”中去。革新者主要是法家，主张变法，主张“不法古人”，即根据社会发展重构社会秩序。
四、礼崩乐坏的根源和实质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根源主要有六点：一是封建诸侯落地生根，宗法制度失去约束；二是各阶层人自我意识觉醒，思想解放；三是贵族社会骄奢淫逸，自掘坟墓；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旧有制度自然瓦解；五是社会动荡，政治、军事和外交需要，使得社会组织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人的地位身份在动荡和博弈中发生变化；六是诸侯从自身经验和王朝教训中认识到分封制度的弊端，纷纷主动变法改革。
整个社会，就这样在生存发展竞争中急速发生着变化。这就是春秋战国“乱世之秋”中的“礼崩乐坏”。这是封建社会的旧秩序的崩摧。这个崩摧过程中，无论好的或是坏的，都解体了，但整个社会必将获得重生。新的社会、新的秩序正在这场大崩摧中孕育萌生。
而与“礼崩乐坏”相伴随的就是“弱肉强食”。残酷的弱肉强食，或许也是人类走向文明不可逾越的一段泥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