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曾和毛泽东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执。任弼时素来谨言慎行，遵义会议以后，他更加信服毛泽东的领导才能。那么，任弼时和毛泽东为什么会发生激烈的争执呢？争论的问题和详细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一
1947年3月12日，一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在延安上空丢下成串的炸弹。顿时，延河两岸升起了熊熊的大火和浓浓的硝烟。与此同时，国民党的34个旅（共23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延安逼近，战火已经烧到延安的大门口了。
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大打人民战争。同时，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以达到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嗣后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和后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前委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工委则由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率领，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等则率领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进行工作。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也全部武装起来，和警卫部队一起合编为中央支队，由任弼时任支队司令，陆定一任政治委员。
任弼时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一方面要和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一方面还要指挥这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同胡宗南的几十万虎狼之师进行周旋，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不久，便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狠狠打击了胡宗南的部队。为此，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胡宗南不顾一切地寻找战机，同人民解放军决战。中央则命令我西北野战军避敌锋芒，挺进陇东。1947年6月7日，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半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由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只隔几里。与此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兵由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当时，我军主力在陇东地区，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有好几百里。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只有4个连。把炊事员、饲养员等后勤人员算在内，总共不过300来人，其中还有一个短枪连，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200多人，形势相当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当时的情况是西边有马鸿逵部，南边有刘戡、董钊部，东边濒临黄河。根据此种情况，任弼时以支队司令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走，如有情况可以向东走。任弼时认为西面和北面均有敌人，而向北走路宽，活动余地大，情况紧急时还可以过黄河，这样可确保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
部队接到通知后，整装待发。可两个钟头过去了，还没有得到出发的命令。中央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走进毛泽东的住地，听到任弼时和毛泽东正在为此进行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不同意向北、向东转移，更不同意一有了情况就过黄河。他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
“部队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部队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没有保障……”任弼时迅速思考着毛泽东的意见，心里很不踏实。
作为中央支队司令的任弼时，对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在转战陕北的征途中，他时时处处关心着毛泽东的健康和安全。每次遇到危险，都是他直接派出侦察部队，直接部署警戒；他尽量争取多做工作，减轻毛泽东的负担；每到一地，他总是嘱咐身边的同志，首先为毛泽东安排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和休息的环境。
任弼时清楚地记得，朱总司令在率中央工委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之时，曾再三嘱咐留在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
为此，任弼时把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看成是全党赋予他的重托。中央留在陕北，任弼时是完全同意的。但现在遇到了险情，他很自然地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一个根本立足点，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是个出类拔萃的战略家，他具有超人的审时度势、洞察一切的才能。此时，毛泽东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他考虑的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语重心长地对任弼时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样可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而且毛泽东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追，速度也会很慢，向北到高阳岔，则是一条大路，敌人如果追过来，速度会很快。事后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是正确的。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智慧是信服的，经过争论，任弼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后来在形势稍微稳定，部队到达天赐湾之后，毛泽东又批评了任弼时，并撤了他中央支队司令的职务，由周恩来接替。这并不是因为任弼时在行军路线问题上发表了同毛泽东不同的意见，而是因为任弼时在决定部队行动方向时，事先没和毛泽东、周恩来商量就下达了命令，违反了党内的纪律。任弼时光明磊落，忠诚坦白，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积极协助周恩来的工作。
二
关于行军路线的这场争执，并没有影响毛泽东与任弼时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依然十分信任任弼时。任弼时虽然不做中央支队司令了，但仍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同以往一样，参与着中央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毛泽东对任弼时的意见仍然十分重视。
1947年11月，中央支队抵达米脂县杨家沟之后，任弼时因血压高病重，不得不离队去钱家河村休养。在任弼时临走之前，毛泽东就土改问题和任弼时进行了一次专门谈话，并委托他研究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的区别，以及划分阶级的问题等等。土地改革是当时关系解放战争全局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任弼时，可见他对任弼时是多么的信任。
任弼时肩负重任，无心养病。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带病到米脂县杨家沟周围三十几个村子广泛调查，亲自访问农民，询问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征求他们对土改工作的意见。任弼时还亲自参加一些村子斗争地主的大会，实际感受农民进行的土改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任弼时对全国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比较清楚了。这年12月，他抱病出席了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议上就土改问题作了重要发言，明确提出了对农村各阶级应采取的政策。任弼时的发言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对于“十二月会议”后我党土改路线的成熟，土改中具体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进一步规定，以及引导对土改中“左”倾错误的纠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十二月会议”后，任弼时由杨家沟返回钱家河。此时，他一方面同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和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另一方面，继续利用休养时间，进一步研究土改问题。
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任弼时撰写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上进行了演讲。这是一篇关于土地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文中对我党在土改中应采取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毛泽东对任弼时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视，做了精心修改，并决定以任弼时的讲话代替中央的“一月决定”，作为进行土改的纲领性文件下发。
中央“一月决定”，即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任弼时等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草案）。这个草案论述了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反对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问题、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问题和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中央原本准备以“一月决定”作为当时土地改革指导文献的，但后来毛泽东却改变了这种想法。3月17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电中指出：“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话，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刘少奇接电后，随即于19日复电表示：“‘一月决定’内容由弼时同志一个讲演的形式发表甚好。”这里所指的“弼时同志的讲演”，正是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演讲《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一些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文件中，他一再肯定了任弼时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印发1933年两个文件的指示》中说：兹将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略加修改，印成小册子，并加入弼时同志的报告为附件。然后，将其发给各级党委及工作团，当做正式文件，遵照实施。“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以弼时同志1948年1月12日《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为准。”同日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1933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亦作出同样的规定。
三
关于行军路线的争执不仅没有引起毛泽东在工作上对任弼时的不信任，也没有影响他们的私人感情。毛泽东始终十分关心任弼时。
1949年任弼时再度休养之后，毛泽东特地派人将一缸红鱼送到任弼时的住所，并附信说：“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战友情意，凝聚其中。
任弼时在国内休养了一段时间，病情虽有好转，但并没有根本改善。为此，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去苏联治疗。毛泽东于11月21日亲自致信斯大林，商议任弼时去苏养病一事。斯大林得知任弼时的病情后，表示欢迎他去苏联，并特地派著名的医学博士哥诺瓦洛夫乘专列到北京来接他。
任弼时赴苏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特地前往任弼时的寓所为他送行。毛泽东紧紧握住任弼时的手，一再嘱咐他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
这年12月16日，毛泽东也来到苏联进行访问。当时任弼时正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看望了任弼时和其他一些在苏治病的中国同志。
1950年初，任弼时由莫斯科皇宫医院转到郊区巴拉维赫疗养院。毛泽东又专程到疗养院看望任弼时。当毛泽东从苏联医生的口中了解到任弼时的血压已经降下来时，便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一天，任弼时征得医生的同意，离开疗养院，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为了让任弼时吃顿可口的饭菜，特意吩咐厨师做了两样不放盐的菜，还准备了一盘有湖南风味的辣酱烧黄鱼。可是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任弼时吃辣子时，便把那盘鱼端得远远的，幽默地说：“对不起呀！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能不听啊！”任弼时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会意地笑了。
在饭桌上，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选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来学习，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建设人才、技术专家。
毛泽东非常赞赏任弼时的远见卓识。他风趣地说：“今后要大规模地搞建设了，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一批人来取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有黄油面包吃，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任弼时频频点头，两位战友心心相印。
说话间，周恩来匆匆赶来。他是1950年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工作的。他刚同莫洛托夫会谈完毕，准备同毛泽东讨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事。任弼时看毛泽东和周恩来很忙，不忍心再久坐，便起身告辞。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将他送到大门口。
汽车在大道上飞驰。车窗外，雪下得正紧，四野完全是一个银装世界。任弼时坐在车里想：“毛主席、恩来、少奇、朱老总，他们都太忙、太累了，我应该赶快把身体养好，帮他们分挑一点担子才对！”
1950年5月底，任弼时由苏返回祖国。医生本打算让他再静养一段时间，可任弼时躺不住了。6月25日，电台报道了朝鲜发生内战的消息。26日，任弼时致信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各同志，要求恢复部分工作。信中说：“我回抵北京后已近1月，血压尚继续下降中（160左右），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4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劳。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傅连暲医生和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任弼时的病情。经中央商议，同意任弼时每天工作4小时。
恢复工作不久，任弼时便把自己的病情抛到脑后，他先是把工作时间增加到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而实际上他往往工作8小时以上。
由于劳累过度，任弼时恢复工作不久，病情就加重了。但他全然不顾，而是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以革命者坚如磐石的意志顽强地支撑着自己，在人生旅途中进行着最后冲刺，直至生命的尽头……
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十分悲痛，禁不住热泪滚滚。他叮嘱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定要抚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
10月28日，任弼时逝世的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当天上午9时，毛泽东到景山东街任弼时住处亲视入殓，并亲自扶灵，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汉白玉墓碑的正面，端端正正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力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