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29日，延安城到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气氛。
坐落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内，挂满了贺幛、贺联、贺诗、贺词。在礼堂正上方悬挂着一条红底黑字的横幅：“敬贺朱总司令60寿诞”。毛泽东、刘少奇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送来了贺词。
这天傍晚，中共中央为朱德举行祝寿会，各界代表聚集在一起，纷纷向朱德敬酒表示祝贺。会上，刚从南京回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充满深情地说：“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亲爱的总司令，你60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听了周恩来的一腔肺腑之言，朱德的心久久未能平静，他不禁回想起20多年来和周恩来相处的一幕幕往事……
1922年10月下旬的一天，朱德和他的朋友孙炳文急匆匆地登上从法国巴黎开往德国柏林的火车。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寻找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
一个多月以前，当朱德还在国内的时候，他曾在上海见到了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他向陈独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却遭到陈独秀的拒绝。他怀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心情来到法国。在巴黎期间，他听说这里也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负责人就是周恩来。
黄昏降临的时刻，朱德和孙炳文来到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叩开了一幢楼房的房门。
“你们找谁？”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出现在朱德的面前。
“我找周恩来。”朱德说。
年轻人自我介绍道：“我就是周恩来。”而后热情地把朱德和孙炳文引进房间，让座、沏茶，询问他们此行的来意。
朱德坦诚地向周恩来叙说了自己是如何在寻找着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经历，打动了周恩来的心。当他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时，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这年11月间，在张申府、周恩来的介绍下，朱德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柏林会面，成为朱德和周恩来友谊的开端，在后来数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两人并肩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7年4月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在腥风血雨中，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反革命的屠刀所吓倒，他们掩埋好被害同志的尸体，揩净身上的血迹，不屈不挠地同反动派进行着殊死搏斗。这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委派周恩来赴南昌担任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的当天，便来到百花洲畔的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
朱德与周恩来在德国分手以后，又先后在德国、苏联学习了近4年的时间。北伐革命的炮声，召唤着他，激励着他。1926年7月，他回到了祖国，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初，他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南昌，从事革命活动。江西是他原云南讲武堂的同窗朱培德的势力范围，因而为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党中央决定举行起义后，他奉命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分别5年，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危急时刻相逢，两人都格外兴奋。朱德迫不及待地摊开地图，向周恩来详尽地汇报了敌军的兵力部署等情况。几十年后，当周恩来重温这段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对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在进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10年中，朱德和周恩来分别担负着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中，他们共同合作，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机动灵活地运用兵力，选择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击破或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首次创造出红军史上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战绩。在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他们同张闻天、王稼祥等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对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确立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党和红军度过了极其艰难的阶段。以后，他们又同毛泽东等一起，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促其抗日。为了尽早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周恩来肩负中共中央的重要使命，前往西安与张、杨两将军以及被扣押的蒋介石谈判。行前，朱德把自己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以备御寒。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朱德即将率领八路军将士开赴抗战前线之际，周恩来又把毛毯回赠给朱德。一条普通的毛毯凝聚着两位战友间的深情厚谊。
1937年8月，朱德和周恩来应国民党之邀，同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在会上，他们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南京期间，朱德和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商谈了在南京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等事宜，并且拜访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共同讨论国共合作抗日等问题。
八年抗战，朱德作为八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浴血奋战。周恩来则在大后方，作为国共合作抗日的共产党代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期间，他们偶有会面，又匆匆别离。然而，他们在不同的战线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此刻，周恩来充满深情的话语依然回响在朱德的耳边，“你现在60岁了，仍然这样健康，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
果然，周恩来在祝寿会上的预言在不到3年的时间终于成为现实。1949年10月1日，朱德和周恩来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一起踏上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台阶……
新中国建立以后，朱德和周恩来都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忙碌着，但他们始终惦念着对方。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政府总理，日理万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经常来到朱德家中，嘘寒问暖，关心着朱德的身体健康。朱德的女儿朱敏后来回忆说：“总理和父亲之间的友谊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他们彼此尊重，互相关心，我们做子女的在生活中感受最深。”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德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陷。但他始终坚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曾深情地对他的夫人康克清说：“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
1967年初，在江青、康生、戚本禹的挑动下，一伙“造反派”竟要召开“万人批判朱德大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朱德。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立即请示了毛泽东，而后让秘书给戚本禹打电话，责成戚本禹通知“造反派”停止召开“批朱大会”，如果一定要开，周恩来将前往陪斗。“批朱大会”虽然被制止了，但是，造反的狂潮仍然沿着错误的轨迹发展着……
1976年1月8日，当朱德从收音机中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他惊呆了。尽管一个月前，他去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已经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但是，他怎么也无法相信周恩来会这样匆匆离去。
两天后，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哀乐声中，朱德缓步走进灵堂，他凝视着周恩来那清癯、安详的遗容，颤巍巍地抬起右臂，庄重地向这位交往50多年的同志、战友和知己行军礼致敬。此时此刻，他像是有许多话要向周恩来倾诉，久久不愿离去……
回到家中，朱德黯然神伤，不思茶饭，长久地陷入极度悲痛之中。他动情地对家人说：“总理要把骨灰撒向祖国的大地和江河。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话语中饱含着对周恩来的深切情思。
时隔半年，朱德也告别了人世。虽然他们已长眠在九泉之下，但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伟业将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上，流芳千古。
（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