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气氛的日益宽松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国内思想理论界也日益成为显学之一。在中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的思想日益引起了自由主义者与学界同仁的关注。刘明贤同志的专著《以赛亚·伯林自由理论研究》一书，以此为背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了伯林的自由理论。这是一个现实性很强、问题尖锐，也有一定难度的题目。
该书的写作是在刘明贤同志的博士毕业论文《伯林与马克思自由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002年6月他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又于2003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研究室进一步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我是他这一研究工作阶段的指导老师。在进入哲学所以前，他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所的两年多时间内，他一方面继续刻苦钻研学问，另一方面又能虚心向各位老师请教。因此，他在西方政治哲学领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他进一步充实了其博士论文，并以《以赛亚·伯林自由理论研究》为题作为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顺利出站。他在出站后，由于受到了哲学所各位老师严谨学风的影响，并没有急于出版此书，而是继续认真地加以修改。如今，该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指导老师，我很高兴为之作序。
该书整体结构严谨合理，体系完整，材料丰富，论证翔实。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作者首先梳理了伯林思想发展的过程和背景及国内外关于伯林思想研究的现状。第二章研究了伯林的历史观，在分析了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形态和产生根源之后，从决定论与自由选择、决定论与责任两方面批判地研究了伯林的历史决定论。第三章研究了伯林的自由观。作者将马克思与伯林在自由观上的异质性作为比较性研究的讨论平台，首先指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并非伯林首先提出，消除了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误解，进而分析了伯林形成两种自由概念过程中两个阶段（即“自由”与“浪漫”、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自由观念。第四章研究了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思想，分别从价值多元论对自由主义的辩护与背离两方面进行了相关理论的探讨。最后两章分别从两个角度阐述了如何超越伯林的自由理论。其中，第五章探讨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对伯林自由观的挑战，揭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伯林自由观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中一家独大的现象是如何被打破的，从而拓展了人们在自由观问题上的视域。第六章提出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研究方略，强调任何研究都应当结合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不能食洋不化，论证了建立和谐社会与实现自由和公正的关系。
总体来看，该书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站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上立论，而是着眼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旗帜鲜明地分析和批判了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盲目崇拜的现象，澄清了人们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一些糊涂认识，避免我们走入西方思想文化霸权的桎梏之中，体现了作者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警惕，做到了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这对于我们研究如何建构科学的自由观和进一步加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二，具有原创性。首先，在分析伯林的自由观时，与其他学者的论证角度不同的是，作者没有一味地从分析哲学的角度或者是从纯粹的西方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进行分析，而是独辟蹊径地从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角度，比较分析了伯林与马克思对自由观念的不同理解，从而阐发了马克思自由观的科学性，剖析了伯林自由观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其次，作者在论证价值多元论如何证成自由主义时，提出伯林悲剧观的独特性在于他把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悲剧理论移植到了政治哲学视域中，指出伯林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伯林与马克思的观点的不同。最后，作者将本书的最后两章命名为超越伯林自由理论的上、下两章，分别从分析共和主义的第三种自由概念与探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研究方略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前一章的分析使我们洞悉了西方政治哲学界对伯林自由概念的批判性研究现状，而后一章的分析则使我们进一步明白了只有突破自由主义的狭隘视野，才能建构起科学的自由观。这是一条颇具学术特色、颇见哲学抽象思维能力的研究思路，有效地避免了国内有些人对自由主义做简单的“政治大批判”的粗暴学风。
第三，具有完整性。一方面，作者将理论性分析与现实性研究密切结合，既分析了伯林的自由理论本身，又关注到了该理论在现实中的影响力以及我们的应对之策。另一方面，作者把对伯林思想自身的分析与国内外理论界对其的批判性超越研究统一起来。这样一来，既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又能够在理论上大胆创新。
总的来说，尽管该书有些观点还有待雕琢，如对伯林思想的批判在个别地方有情绪化的痕迹，一些批判仍流于表面断言，对国内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剖析尚有待加强，但是作者可嘉的理论勇气、敏锐的学术思维、严密的逻辑推理、流畅的行文风格、坚定的政治立场都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促进我国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将会有所裨益。
谢地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14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