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哲学的关切，最根本的是对时代性问题的关切。在“历史”变为“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哲学的理论关切不能不是聚焦于对“现代性”问题的关切。在难以胜数的关于“现代性”的学术论著中，周丹博士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研究》一书，集中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并由此反思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学术观点，因而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
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毕业论文《现代性的资本批判》和博士后出站报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前者由我指导，后者由我的老朋友李景源研究员指导。该书前半部分探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什么？这构成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原理；后半部分探讨如何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构成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的重要内容。另外，该书还试图探讨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回应当代的现代性思潮，意在凸显全球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的时代特征。我想围绕该书探讨的这三个问题谈三点看法。
首先，如何真实地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我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写过一篇文章《“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当时是充满争议的。以往看来，《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然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难道关注的仅仅是经济学问题吗？在这个意义上反思《资本论》，恐怕就不单单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了，并且《资本论》副标题也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它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和资本运动逻辑的考察与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统一。它为“缩短和减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阵痛”和实现人类解放指明了现实道路，也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深层的存在论解释。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澄清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关于《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对于为何必须以“资本”为对象，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正因为“资本”是决定现代生产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和“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并因而决定“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历史”，所以必须以“资本”为对象才能构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在马克思这里，从“物和物的关系”中揭示“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从“资本”的逻辑中揭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逻辑。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最深刻地体现为资本批判；资本批判最深层地构成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该书大体上是按照这个思路做的，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分析来阐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思考层次上还有待深入，在理论视野上还有待拓展，在逻辑论证上还有待加强。
其次，如何用哲学视角来反思中国现代化？这是一个极具理论性和现实性的问题。首先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当代中国的发展。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过去我们穿布衣、吃粗粮、住平房、骑自行车，现在则流行穿时尚、吃细粮、住楼房、开私家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文明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全球”的意义上，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生产力水平、科技教育水平、社会管理水平、自主创新能力等许多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在国内，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现代性”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全面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其中主要包括三方面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异化”问题；从人与自我的关系说，现代性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则是“耻言理想、躲避崇高”的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问题。因此，对“现代化”的反省，应当是对当代人类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面反省；解决“现代化问题”，应当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寻求。该书在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释”中提出“中国现代性”问题，并沿着作为发展线索的中国现代性问题与作为时代主题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双重路径展开研究，做出了一些较为原创的理论摸索。当然这样的研究充满挑战，它要求在“史”的方面充分掌握事实材料，在“论”的方面准确把握思想内涵；在理论性上避免陈俗，在现实性上避免浅薄。
最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去回应当代的现代性思潮？从哲学演进的逻辑上看，近代以前的哲学可以称为“信仰的时代”即形成和确立“神圣形象”的时代；近代哲学本身则可以称为“理性的时代”即消解“神圣形象”的时代；近代之后的现代哲学则是一个建构与消解“非神圣形象”的双重性过程，即，它一面是建构诸种“非神圣形象”去取代原来的“神圣形象”，它另一面又在消解自己所建构的“非神圣形象”。当代的现代性思潮越来越表现为消解“非神圣形象”，例如反表象、反本质、反中心、反根源、反基础等，也就是反现代的后现代主义。如果说启蒙现代性的极端化导致没有选择的标准的“本质主义的肆虐”，那么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化则导致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存在主义的焦虑”。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试图超越这两种极端，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该书主要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进行现代性解读，在此基础上展开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与两种代表性思潮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新意，论证也较为充分。但是，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很多，当代的现代性思潮本身极其庞杂，这就要求作者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切实地回应这些思潮，并在这种回应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的理论阐释。
学者是人格化的学术，学术是学习的积淀和升华。一日学一日功，一日不学十日空。学术研究重在积累：文献积累，得道于心；思想积累，发明于心；生活积累，活化于心。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希望作者在学术之路上持之以恒，不断进步。
是为序。
孙正聿
2015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