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曾国藩虽官位显赫，但他生怕“清名满天下”，于是适时将名利推让一些，以便更好与人共处。
曾氏名满天下，名门望族，时人称“天下第一世家”。
在河南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石碑，上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上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说是江河百流，终归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异，却都能达至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如这样一块石碑，身上刻有中国不同传统文化流派的印迹，他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入世与出世相统一，成为中国文化一个独特的景观。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因为它的豁达对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庄子》上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也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之说，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然而曾国藩很多年来就“清静不得，超脱不了”，总是焦虑多多。一是他名利心太切，二是他俗见太重。平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然而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剿捻”事务。勇猛如僧格林沁者“剿捻”4年，却全军覆没，以身殉职，换了曾国藩，自然也好不了多少，很快便遭败绩，捻军攻破了曾布置的防线。这一次，曾国藩“屡败屡战”的精神没有得到朝廷的安抚，却遭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懒，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臣不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唯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怍。
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因为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都不是他所愿意的，因为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好自耀文彩。近待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其有过人之才，故不愿久居林下。”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此时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只恐清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
同治五年（1866），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老子曾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人须知足，方能长乐。
在名与利上，最能体现“全生保真”精神的历史人物当数范蠡了。他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便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为由，激流勇退，放弃上将军之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携西施隐居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范蠡的退隐，就是害怕功名利禄会给自己带来性命之忧。他的忧虑很快便得到证实，与他共助勾践的文种，因不肯退隐，贪恋在国中享用的尊荣贵利，结果被勾践找个理由处决了。
“荒冢一堆草没了”，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何必非要勉强一定站在成功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决不是仅有成功的喜悦荣耀一种。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创立舟师，训练湘军，自与太平军开战后，运筹帷幄，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屡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赏和嘉奖。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可谓权绾四省。同治元年（1862）正月，又加授“协办大学士”，从而成为清朝自开国以来权势、地位最高的汉臣。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兵权在握，四弟曾国荃统兵近二万，由于屡立战功，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国葆也统兵五千之众。曾家兄弟权倾朝野，曾氏家族堪称“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国藩自己所云：“余家目下鼎盛之际……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家门的极盛，并没有使曾国藩得意忘形，却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深明“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之理，他说：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也不是凭借一两个人的发迹来维持的。当家道鼎盛的时候，要做家道衰败时的考虑。上天既能使我们处于今天丰厚顺达的境地，就能使我们处于明天艰难困苦的境地。这样的经验教训，历史上举不胜举。
霍光，字子孟。汉朝人。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由于霍去病的关系，霍光十几岁便入朝做官。武帝朝为奉车都尉，后擢为大司马、大将军，受武帝遗诏，辅佐幼主，位居五辅臣之首，执掌朝政20年，勤政纳谏，轻徭薄赋，百姓充实，四方少数民族归顺，连辅二代皇帝，鞠躬尽瘁，恪守臣道，未尝有过。然不晓“人满天概”之理，致使族党满朝，权倾朝野。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夺了霍氏家族的大权。之后又以谋反罪，铲除了霍氏家族。霍光在世时，宣帝对之十分惧怕：“光从骖乘，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然而，在他去世后，族人却遭到了残酷的杀戮。所以人们说：“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俗语云：老年疾病，都是壮年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因此，曾国藩在信中告诫弟弟们要以霍光为鉴：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上天惩罚一个人是无形的，常常借助于人之手。霍氏的势力太强大了，上天就借汉宣帝来削平、限制他的势力；像霍氏那样，等到别人来限制，为时已经太晚了。咱们家族正处于鼎盛时期，所以我们兄弟要自律自戒，不等上天来惩罚限制，也不等别人来惩罚限制，我们自己应该主动想办法限制自己。曾国藩针对弟弟们买地建房上的挥霍，银钱取予上的不谨慎，言谈举止的傲慢等，提出了自我限制的方法：“廉、谦、劳。”“俭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希望弟弟们“俭以养廉”，每用一钱，均须三思。不妄取分毫，不寄银钱回家，对亲族不随便馈赠；在为人处事上，要做到内心谦虚，外表恭让，切忌颐指气使，气焰嚣张；在为朝廷办差上，要竭诚效劳，恪尽职守。只有在“廉、谦、劳”三方面潜心修炼，“正己为先”，才能够持盈保泰，家道长久。
人们总喜欢以家世、金钱、地位等这些单纯的客观现象或外在条件去衡量一个人的荣辱毁誉，把它们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却忽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可变的因素，从而犯下了许多错误，造成了诸多悲剧。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得失无常，兴衰浮沉有一种透彻的理解。这种独具慧眼的思想和认识，对现今那些居官自傲，贪赃枉法，稍有一点地位和荣誉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人，不失为一剂良药。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对于这样的贪官，只能给他点好处，他才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水师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人担任领头的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
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做官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对人谦让，与人为善的原则，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在人们的一生中，处处都有风波险阻，遭遇功名利禄，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谦让才是处世的妙方。做到恭谦让人，争斗就会停止，忿恨才会平息，积怨才会化解，天下再大的祸患都会冰消雪化于“让”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够把握住它，则可以免除灾祸而获得幸福。
12.抱残守缺乃最高境界
物极必反，盛况过后，衰落便随之而来。湘军维护清朝政府的重大作用让曾国藩在国内影响颇大，凡与之为敌者，必然会失败。社会动荡时候，曾国藩自然能与各方势力抗衡，但社会安定后，情形则会突变。曾国藩能够看到长远，分析前景，不求功德圆满，而宁愿抱残守缺。
1868年5月，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后路军有功，又被封云骑尉世职。一年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表示清政府对他很是倚重。可是时过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久耶，思之悚惕。”
党徒的被排挤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宦不得罪巨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就是宦海之途不自由啊。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曾国藩明显感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并与他为难，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撼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后来，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只有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闻讯后十分担忧，惟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耽耽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10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曾国荃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其变。
慈禧太后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她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表面上顺从了湘军所奏，实际上对官文也没有什么损害。
这件事对曾国藩触动很大，官场本来就危机四伏，必须谨慎小心，如何还敢得罪巨室，为自己树敌呢？
曾国藩虽然平生谨慎，忍让为怀，但是遇到与自己为敌，暗中败坏自己的人，他也决不手软。他与胜保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一例。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1840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历官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1853年在河南、湖北、安徽、直隶、山西、山东等地镇压太平军，咸丰皇帝特赐神雀刀，许其先斩后奏，权势显赫。1857年2月以副都统衔帮办安徽、河南“剿匪事宜”，进攻捻军。但胜保以“客军办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所以每战辄败，人称“败保”。胜保虽“不知兵，尤不晓事”，但“满腔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对异军突起的湘军总想染指，从1858年到1859年，曾千方百计想并吞湘军，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激成与“楚军不相容”的尖锐矛盾。1860年秋，英法联军进攻京津，胜保奉命节制八旗禁军及各路“勤王”之师，奏准调鲍超军北上。曾国藩、胡林翼一眼就看穿了胜保欲吞并湘军的险恶居心，是“挟君命以谋夺楚军者”，因此采用“按兵请旨”之策，请求由曾、胡一人亲自统兵北上，挫败了胜保的企图。
湘军势力伸入安徽时，曾、胡认为，胜保不走，自己就无法在安徽站稳脚跟，因此，必欲挤胜保出安徽而后快。但胜保并不好对付。在朝中，他有恭亲王奕撑腰。这还不够，他虽不知兵，但也知“无兵不能自立”，没有坚强的武力后盾，别想与曾国藩的湘系集团相抗衡，因此，使出招降纳叛的本领，培植亲己武装。他招抚过李昭寿，后来招抚过宋景诗，而最终与苗沛霖“相为倚重”，苗沛霖集团成了胜保与湘系集团抗争的法宝。
两派纷争不已，形同水火。但政治形势决定胜保与曾国藩的满汉之争必败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