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乱世居家，不可过于张扬。大手大脚、大操大办地建造宏丽的房屋，会招来祸患，超出一般人的居住水平就违背了勤俭持家的宗旨，这也体现了他明哲保身、力求俭朴的思想。
（2）在工作上示范
对待工作，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不断地工作，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
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四万一千余件，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由此可见他工作时的勤奋与执著。
（3）在读书上示范
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而在于是否能身体力行，是否可以从严要求自己。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认识自己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
他酷爱读书，读书之勤无人能及，世所罕见。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十二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十二种功课分别为：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看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购二十三史后，其父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补，尔能圈点一篇，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从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奉其父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累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
11.做字：早饭后，做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的自课十二条自订立起终身坚持，后来他曾手抄此“功课”，让他的子弟们“效法”。
（4）在修养上示范
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曾国藩均有极大的成功，这些都得力于他的修养功夫，因此时人称之为“圣相”，实非偶然。他时刻检点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的五箴，不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
（5）在孝友上示范
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至于笃爱兄弟，更是始终不渝。
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把孝友二字作为使家势经久不衰的法宝，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这样写道：“吾细思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他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友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6）在清廉上示范
后人读书做官，做官发财，几乎不可分割。但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收取不明之财是一种最可羞可恨的事情，他这样的做法想法难能可贵。
曾国藩最重要的人生志向就是，做官不是为了发财，更不应该留下钱财给子孙后代，他告诫家人应当自谋生计。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还一再吩咐须以四百两分赠予戚族的贫穷者。以后带兵多年，担任总督时，也从来没有占有公家一丝一毫钱财。
曾国藩之女崇德老人曾这样说：“文正公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姊时，犹谨遵遗法。忠襄公（曾国荃）闻而异之曰：‘焉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够用，因再赠四百金。”如此清廉的总督，真是罕见。
曾国藩手制《家范》，内容并不复杂，也没有任何高深之处，然而却有说不尽的滋味，能够流传后世并影响深远。曾国藩一生崇尚朴实，不尚高谈阔论，认为“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这样的见识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他持家育人，不但躬行实践，身体力行，还要把它传给子孙后代。他率先垂范的教子之道深深赢得了家人的敬服，家人都以他为榜样，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忍让，为营造一个和睦、俭朴的家族而严格要求自己。
7.耕读传家是立身之本
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统一的，家是国的最基本构成部分，能够治理好家庭的人，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中国历史上的贤能之士很多是善于治家之人。治家有一定的难度，也需要一定的能力，作为一个治家的楷模，曾国藩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官宦人家的子弟多骄横，多颐指气使，往往沉溺于享乐之中，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此很难有所作为。读书人家的子弟虽知书明理、眼界较宽，却往往缺少吃苦耐劳的品德。比较下来，似乎只有半耕半读或半工半读家庭的子弟，比较有出息。
曾国藩的耕读之家风是源远流长的，曾门家教有许多良好的传统。有记录可查的，能上溯七代。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承继家教，特别嘱咐曾国藩等人，只管专心读书，其他事情一概不要去考虑。父亲曾分别给应考的曾国藩、曾国荃、曾国华去信，告诉他们“临场揣摩墨卷，一心读书，切莫分心外务”，“心驰于外，则业荒于内。此不可不知所戒也”。他甚至要求已在京做官的曾国藩，祖父去世后不必回归，家中一切不必挂牵，“嗣后尔写信，只教诸弟读书而已，不必别有议论也。”
对于子弟们在学业上的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收获，曾麟书总是因势利导地给予鼓励。在曾国藩的帮助下，其弟曾国华的文章大有进步，父亲便立即写信告诉曾国藩说：“读者专发愤，教者亦善于引导，可谓兄友弟恭，相与有成。”曾麟书要负担五个儿子读书所需费用，经济上并不十分充裕。但是，只要曾国藩兄弟专心于学，并且学有长进，父亲总会努力为他们创造条件，从不吝惜钱财。
曾麟书在督教曾国藩兄弟读书上很讲究方法，不重在求速效，而重在循循善诱，教之有常，学之有心。“教之有常，自然有效；学之有心，业必有成”。在他的晚年，曾国藩兄弟大都取得了功名，他把教导孙辈和管理农事的责任继续担当起来，“仍杜门不出；课孙子，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
曾国藩接触的是长辈勤俭素朴的生活，以及礼仪廉耻、忠君爱国之类的教诲，这样的家世使曾国藩从小就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他认为读书要有收获，有长进，首先贵在于立志，贵在于有恒。他说：“有志进取，亦是圣贤”；有了志向，才能读好书，才能做到“代圣贤之言，孝弟之心，仁义之理，皆能透彻”。自识字起，直到生命终止的前一天，他都无时无刻不以学习为事业的攀登点，他对子弟也是这样要求的。
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在民国时所写的追忆父亲的回忆录，字体端庄秀美，让人赞叹不已，这一手好字，足以显示曾家耕读风范的泽流。
同治四年（1865）五月二十六日，曾国荃的长子曾纪瑞县学考试取得第一名，曾国藩得知此事，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教导兄弟子侄读书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给弟弟写信说道：“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其中体现了曾国藩对家族的期望，不是出富贵之才，而是出读书之才。
曾国藩家风以耕读为特征，因此，在固守业农世家的同时，他强调读书的重要性。曾国藩的子侄们自幼就受到曾国藩反复训导。对于读书的作用，曾国藩告诉子侄们，除了生存所需之外，读书更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你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你身体向来轻薄之弊正是一路毛病。你当用油纸摹颜真卿的《郭家庙》、柳公权的《琅琊碑》、《元（玄）秘塔》，以医治你的这种毛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则字质太薄，即体质亦因之更轻矣。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曾国藩告诉长子曾纪泽，读书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变化人的气质，但是只有立志读书，才可以实现这一变化。人生短暂，如果从小不立志读书，老大就会后悔莫及。他反复嘱咐曾纪泽：“你今未满二十，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读书应该惜时如金，应当珍惜这优越的家庭环境，趁年轻的时候，勤奋读书，为将来的发展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曾国藩认为，读书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也可以进德、卫身，还可以陶冶性情，从书中领略古人的诗文韵味是一种享受。他对儿子纪泽说：“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此处可见曾国藩的读书之乐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境界。曾国藩十分推崇的张英、张廷玉的父子宰相家训中说，书卷乃养心妙物。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
太平天国战事兴起后，曾国藩成为湘军统帅，与太平军鏖战。几位弟弟都想借此时机一显身手。由于个人资质和努力程度有限，他们通过科举正途升官晋爵的希望非常渺茫，而这几个人又不甘心终生当个农民，所以争先恐后想钻到军营里。曾国藩认为家中不可无人操持，因此多次劝告弟弟们回家，可是无人听从。后来他借曾国潢在军中的一次失误，说他不适合从军，硬是把他赶回了家中，让他全力主持家政，教导子侄读书。曾国潢开始时不服气，后来渐渐明白，也就没有怨言了。
在曾国藩的家信中，内容最多的就是督导子侄读书。在子侄辈年幼时，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几个弟弟身上，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督促他们读书向上，切勿放任自流。从言传到身教，他都亲力亲为。当几位弟弟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子侄辈的培养上，他经常写信给家中管事的曾国潢，告诉他一定要注重子女读书。
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家中读书事，弟弟也应常常留心。如甲五、科三等侄儿，皆须读书，令晓文理，在乡能起稿，在外能写信，庶不失大家子弟风范。若不能此二者，则是为父母者之过，即余为伯者亦与有责焉，弟不可太疏也。”这样一个耕读之家，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孝友精神，曾国藩就是这个模范家庭的表率。
曾国藩从军打仗时，无论多么忙，无论在何种状态下，他都不会忘记敦促子弟读书，即使在军事紧急的状况中，他都能毫不耽误地把儿子的学业《闻人赋》圈批发还，而且还不忘夸赞、鼓励儿子说“能抗心希古，大慰余怀。”
为了让曾家能代代有读书种子，曾国藩费尽心血。他教导其弟、其子、其侄的家信不绝于缕，同时，他还费心费力地给子弟择师、择地、择书。曾国荃与他同在京城时，曾国藩给他规定课程，日日督促他学习，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儿子在他身边时，他也总是悉心教导，费尽苦心。
曾国藩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倾注了很大心血。他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无论是从科目的选择上，还是在课程表的制定上，他都细细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在曾国藩的耳提面命、悉心教导之下，他的子女们都走上了成材之路，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次子曾纪鸿精研数学，并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曾广钧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中有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曾家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耕读”为本，这是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的一贯主张，他既希望曾家后人兴旺发达，又时刻忧虑他们养尊处优、沾染坏习气。因而他反复指出，应该坚持把“耕读”作为立家之本，他的这一思想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曾家子弟能有所成就，与曾家教导子孙读书有很大关系。曾家这种耕读风气世代相传，曾家后人中才出现了很多卓有成就者。
8.莫存代代做官之想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传统社会中，人是有身份差别的，官与民地位悬殊，做官成为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而曾国藩却教育子女不要把做官作为自己的梦想。
古代父子宰相、相门世家有许多，豪门望族，家世显赫，很让人羡慕。因为在中国古代，官与权、势、财总是联在一起的，可以说，做了官就拥有了一切。在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中，士（为官）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穷不跟富斗，富不和官斗”的俗语从侧面反映了为“官”的优越性。
但是，做官的危险也很大，在帝王眼中，有作为的官员也最值得警惕，因此有才干的大臣往往要冒杀头的危险，有些还招致“灭族”重刑。为了在这复杂险恶的官场中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家族的安全，封建官场中便出现了一套“从龙术”，即如何在宦海中避免祸害的技巧。曾国藩经历了“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深知其中的缘由，在家庭教育中，他并不提倡代代做官的梦想。
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官场中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举例说，苏东坡才华横溢，可称为一个奇才，但是却屡次遭贬，因为他不精通险恶官场中的“潜规矩”，结果犯了三大忌，使满腹的才华无处发挥。
曾国藩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翰林，又从军、做官。很多人可能对此羡慕不已，但是，他却告诉弟弟不必非走科举之途，又告诉儿子，不可从军、不必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