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聪明
《我报道，报道我》，是我在整理资料中的一个“突想”。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了，闲暇时间多了些，有时翻出过去的资料看看。
没想到的是，看了我30多年前的几篇报道，作为记者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和脑海图像，一下又回到了当年发现新闻事件、分析新闻的思路和场景中，激情不减当年。
看了媒体对我或我主持工作的几篇报道后，又下意识地从新闻事件主体的角度，体味当时那些记者发现新闻事件、观察分析新闻的思路和方法，不论赞许、感谢或遗憾依然心潮起伏。
冷静下来了，就来回地“换位思考”，便就产生了“我报道，报道我”的立论，并各挑选出一些汇集起来，以《我报道，报道我》为名出版一本书的想法，作为历史的记录和见证留给后人。
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调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工作后，虽是“半路出家”，却很快就深深热爱上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并努力边学边作报道，有的自己写有的与人合写。到党政领导岗位后仍联系新闻工作，且“记者职业惯性”使然，逮着机会就写一点。
“我报道”中有几篇的背景正值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那是新闻报道的极好机遇。如1978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综述性通讯《河套的希望——内蒙古河
套商品粮基地建设纪事》，是我在三年多时间里，目睹甚至参与了当时、当地各方面有关人员，围绕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实和历史上不同思想认识展开的争论，再加上有针对性地反复采访酝酿概括而成的。
1974年夏，“批林批孔”运动闹得中共巴彦淖尔盟委第一书记无法工作了，连正在召开的旗县委书记会都无法结束就走了。内蒙古党委便调了李贵同志来接替。李贵对造反派搞“批林批孔”很反感，且旗帜鲜明，很快结束了会议就下乡搞调查研究去了。
李贵发现，河套近20年耕地面积扩大了，可粮食总产量却始终未能超过1956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套有灌无排，造成土地严重盐碱化。所以，盟委决定秋收后动员万名机关干部下乡和农民一起挖排水沟，降低地下水位，治理土地盐碱。为此组成了全盟“一抓三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总指挥部，李贵亲任总指挥。为了集中精力工作，将办公室设在了五原县。我当时在盟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工作，1974年11月15日借调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报到时，就是这天早上直接从指挥部办公室走的。
河套排水治碱工程搞得轰轰烈烈，但上下左右存在多年的争论也加剧了。争论的主要焦点，一是造成河套土地盐碱化的主要原因，二是如何治理。我接受李贵的观点：土地盐碱化主要是有灌无排造成的，疏通排水是治理的最基础环节。所以，到分社后即向领导作了汇报，受到了重视。1975年1月林沫副社长带记者去河套采访，春节后新华社大批机关干部在巴盟下乡，与农民一起挖排水沟治理土地盐碱化。记者从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的角度发了一条消息，《人民日报》在头版采用了。
大概是排水工程及其争论传到了上面，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所以，在后来的三年里，国家水利部牵头，自治区参加，曾派了两个专家组到河套考察，我两次都自始至终随考察组采访。两次考察组里都有大专家，记得头一次有位姓粟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第二次是由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李质院长带队的。
我始终未见到考察组的结论意见，但从多方人士交谈和讨论中总感到有层“窗户纸”没人“往破捅”。可记者正是从这里发现了新闻，并形成了基本“结论”——新中国成立后河套的水利工程建设存在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当之无愧，且可追溯到秦汉，靠的是难得的有利自然条件——河套平原西南边界与流经内蒙古的黄河首先交汇，便借河套由西南向东北平缓倾斜的地形，从黄河自流引水灌溉。河套平原的东南角比西南角低，但比东北角略高些。所以，由黄河进入河套平原的地表水、地下水，只能在枯水期从这里自流排入黄河，实现“灌排平衡”。这就逐步形成了从河套平原进入黄河的排水口，但排水量很有限。这决定了河套“宜灌难排”的客观实际。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出于扩大河套的灌溉面积、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的考虑，几经勘察设计拿出了规划。规划中虽有排水的内容，但在1958年首先在河套西南角与黄河交汇的三盛公，建成了拦河大坝和调控闸，并开挖了可大量引水的总干渠（俗称二黄河）。由此，全河套的灌溉面积扩大了，加上大种水稻，灌水量大增。而排水工程虽挖了总排干和十大干沟，后来又建了30m3/秒的扬水站强排，但由于地下水位大幅上升，排水沟严重坍塌淤堵，实际排水量很有限。这就严重违背了“以排定灌”的一般规律，致使河套得了“水鼓症”。
河套的土地盐碱不治何谈商品粮基地建设？我们的报道稿1978年8月就写成了，并引起了新华社总社和人民日报有关编辑部的重视，但送到自治区党委分管书记那里放着不表态。据说，主要是觉得当年主持河套水利治理规划的司领导已经升任了水利部主要领导，怕报道中说“违背客观规律”有所不妥。后来还是送到了任第一书记不久的周惠那里才“通过”。据说，周惠当时只说了一句：“那有什么关系啊！”我是10月在新疆参加新华社国内部召开的畜牧业报道会议时看到报纸的。我感到一条憋在心里几年的“新闻”终于发出去了，内心的高兴劲儿可想而知。
1980年8月我们又发了《希望就在这里——来自河套的报告》，报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套农村已经发生的很大变化，就是在治理土地盐碱化的同时，又实行了“包产到户”和科学种田等政策措施的结果。
另一篇最令我心情难以平静的报道，是1979年4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内蒙古农村牧区形势大好，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认为，当前关键仍然是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方针政策》。这是条消息，那么长的题目，是总社和《人民日报》针对当时复杂形势定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后，各地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然要引起生产队土地、耕畜、农机具分配及社队管理等方面的变化。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刊发了一封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张浩是兰州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反映回河南老家过春节期间看到家乡农村很“混乱”，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不能变。这就等于说三中全会的《决定》不行。更重要的问题，是党中央机关报加了编者按予以赞同。
我当时看后觉得来信中所说有很大片面性，特别是觉得“来信”看问题的思路不符合三中全会的精神，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问情况。从通话中感到，刊发那封信和按语至少是中央一重要部门领导的意图，就更有些着急了。
三中全会后，内蒙古党委为了加强自治区农委的工作，决定由第一书记兼任主任，一位副书记和一位革委会副主任兼任副主任。我就去找两位副主任采访，在采访中说了张浩的信不符合实际，并用头年悄悄实行“口粮田”的托县中滩公社的成功事例，来说明农村改革的形势和发展前景。自治区领导强调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并谈了全区的一些情况。
我据此整理出一个内部报道稿发到了总社后，很快就看到总社当时的一内部刊物刊登了。又过了几天就接到总社国内部电话，要我抓紧作进一步采访后改写成一篇公开报道稿。
这篇报道发表以后，听到内蒙古也有批评记者的声音。这就使我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张浩的信反映了一定的“气候”，就是新闻界当时称为的“倒春寒”。
后来听总社有人说，那篇报道对扭转当时全国的舆论环境还起了一定作用。我由此想到一篇未发出去的内部报道《“包产到户”这个禁区必须“冲破”》。这是我进入新华社后一直在考察和酝酿的一个问题。可成稿时正值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定》，其中包括“一律不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规定，不得不作罢。当时一方面为“包产到户”仍是个“禁区”而“不甘心”，另一方面又从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中看到了终将“冲破”这个“禁区”的希望，4月份的那篇消息送到分管副书记手里正值中央有一个“松动”的精神才签发。1980年12月，又在《人民日报》用了近一个版发了我们《从“口粮田”到“大包干”——对内蒙古农村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的调查》一稿。至此，两年前提出“冲破”“禁区”的愿望实现了，自然很激动。
作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农牧业报道记者，对大力“种树种草”，改变不少地方“沙进人退”的生态情势，是我一直抓住不放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土改前，我曾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牧区放过羊，对风沙的严重程度和危害性感触至深，因而对防沙治沙的紧迫性、艰巨性也很清楚。因此，我特别尊崇那些长期坚持种树种草的模范人物，结交了牛二旦、沙木腾、刘茂桐等一批老典型。1978年4月发表了《农民治沙专家牛二旦》，10月以记者来信形式，批评了“牧民不吃亏心粮”，要求牧民开垦草场种粮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同时，记者旗帜鲜明地支持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种树种草，防治沙化的政策措施。1980年5月，我以新华社通讯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了《周惠同志在视察内蒙古一些农村牧区后提出：抓住种树种草活跃自治区经济》的消息；8月又在《内蒙古日报》头版头条发了《“林（草）—牧—粮”——内蒙古发展粮食生产的有效途径》的文章，针对许多人追求开荒种粮的短期效益，而忽视种树种草长期效益的思想，通过典型事例强调从根本上、长远上说，“以粮为纲”不一定有粮，而坚持种树种草一定会有粮。
1983年1月在《内蒙古日报》发的《补前人之过，立千秋之业》一文，是我几年中多次到伊克昭盟采访，并在盟档案馆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形成的，力图用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说明当时横贯伊盟东西的库布其、毛乌素两大沙漠，主要是近300多年来多次战乱和人为滥垦、滥伐造成的，强调当时的盟委、盟公署狠抓种树种草基本田的政策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具有广阔前景和深远意义。
访问罗马尼亚是我离开新华社四个月之时。访问考察中我提的问题最多，甚至仍然像一个“农牧业报道记者”，不论在车上还是步行、吃饭，只要有机会就向罗方和我使馆人员询问情况，索要有关材料。回国后围绕农村牧区的政策和做法，一口气写了十篇“随感”，发在《实践》杂志上。
在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工作的30多年中，“报道我”的新闻也不少，我主要选了在西藏和广电部工作时的几篇。
看到我在西藏工作期间到基层各族群众中考察的报道，一下想起了《西藏日报》随行记者一边走一边说的一句话：“田书记倒是像个记者在采访。”我当时笑了，并站住脚说：“是啊，咱们本来就是同行啊。”在多年来的不同场合常有人对我说：“你当高级干部这么多年，却没有多少官架子！”每逢这时我都说：“我实际还是个记者。”2000年回新华社任社长后也曾感慨：“离开新华社20年，记者秉性未变。”40年来，我始终以新闻记者为人类社会最崇高的神圣职业。我多次说，记者不是官，要想当官就不要到新闻单位工作。有了“官架子”就很难听到老百姓的真心话，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那怎么搞报道啊？
看了关于20年前电影改革的报道心里也是不能平静的。我作为彻底“外行”分管电影不久，就认定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改革，是中国电影行业的根本出路。但也深感这是一件很难做又必须做好的事。所以很快就将其作为自己学习、调查、思考的一个重点列入了工作日程。根据我新接手一项工作，三年之内以调查研究为主的一贯原则，像电影改革这样的重大举措，一般要在三年后启动。可在我进入电影圈整两年的1992年年底，客观形势已不容我再调查论证了，可以说是“逼”着我必须尽快实施改革。
当然，经过两年的学习、调查、思考，对当时电影行业体制、机制中存在主要问题的“症结”；实施改革的“切入点”和需要着重处理好的关系等，也已基本“心中有数”了。所以，尽管启动改革的思想准备不够充分，准备工作也会紧张些，但改革实施方案从正式起草、征求意见，到会议讨论部署等，大体一个半月时间就正式出台了。
1993年1月实施，在此前后都已有媒体报道，但引起各方关注的，是春节后不久看到《舞台与银幕》第一期刊发的那篇报道，题目叫《中国电影业大地震“揭秘”》，署名金天。
新闻界关注电影改革我是知道的，这篇报道的基本倾向也是正确的，而且可以看出记者对此已经考虑了不短时间，也了解了上下左右不少情况。但也发现报道中个别具体事实不准、用语不当，特别对我本人有些毫无根据的揣测和过誉之词。根据我做记者的体会，主要原因是未直接找我这个“新闻事件”的主导者和当事人采访，甚至我事先一点也不知有这一媒体、这一报道，至今也不认识金天（也可能是化名）这位记者。那记者为什么不找我采访？他又是怎么了解了那些情况的呢？我至今看了这篇报道后，在引起心潮起伏的同时仍有一些不解。
想到此，我就不由自主地在体味那位记者、那篇报道的发表，大概是那时的舆论氛围所致：业内外不少人，包括媒体，对于我当时敢于触动那么敏感的问题、又那么快就出台了改革方案有些不好理解，改革实施后又在国家高层和中央国家机关引起了很大震动。记者由此发现了新闻，又要赶时效和出版周期，就使得记者实在来不及作更深入采访。因而对电影改革及我本人的一些细节就只能靠“二手材料”分析甚至猜测了。
关于“村村通”广播电视，虽然至今仍有媒体常提及，也经常见诸中央文件和领导讲话、批示之中，并被列为全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但当时的强烈反响主要是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牧区的农牧民，报道也主要在省以下媒体和广播电视形式。我收集到的几篇报道中，一篇还是《北京青年报》刊登的中央电视台一篇报道的文字稿。
说实话，我现在看到有关报道的情绪仍很复杂。一方面，是当年抓“村村通”广播电视时，我在“盲村”看到、听到农民一声声恳求能让他们听到广播、看到电视的一幕幕场景历历在目，回荡耳边：众多农牧民守着收音机、电视机（外出打工买回来的）急切渴望能很快听到、看到的神情，整村整村的农牧民，头一次收看到中央电视台“春晚”后即自发跑到村头，大声呼喊自己也成为“城里人”了······内心依然激动不已；另一方面，是中央文件和领导仍不时针对偏僻和边境农村牧区听不到、看不到我们的广播电视，只能收听、收看外国广播电视，特别是曾经“通”了的村又“返盲”了等情况所作批示，受到鼓舞的同时，也有忧心。
同时，也感到有关“村村通”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太少了，特别是大城市媒体的报道更是凤毛麟角。如果说“村村通”抓得热火朝天而媒体未给予重视，作为记协主席和当年曾主持“村村通”的老广电，心里也确有点不是滋味。
2013年11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