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养牛棚
1636年，正值英国斯图雅特王室最专制的时代，欧洲清教徒开始大举迁移到美洲大陆，乘坐“五月花”号船到达普利茅斯港（Plymouth Rock）的新移民在新英格兰地区定居。他们带来英国早期工业革命的理念和技术，推动波士顿这个港口城市迅速繁荣起来。他们也带来英国的教育传统，仿照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模式，在波士顿几英里外一块位于新镇的地方办起一所学校，由12名牧师和地方官员组成学校监事会（Board of Overseers），负责管理学校的日常事务。这个机构一直沿用至今，并享有很高的荣誉。我自毕业以后，每年定期收到哈佛大学发来的选举新监事的函件，每次都投下庄严的一票。对于监事会成员的构成，哈佛大学一直为海外监事保持一定的比例。
同年9月8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召开会议，讨论成立一所“学校或学院”，因为中途休会，延期至1638年10月28日表决成立“新学院”。这两个日期，哪一个算作哈佛大学的成立日呢？对此，是存在争议的。1936年，哈佛大学抛开这两个存在争议的日子，选择9月18日为建校300周年庆典日。9月8日与9月18日的区别在于，前者依据罗马历法，后者依据格里高里历法，都是首次开会讨论成立“新学院”的那一天，而不是议会通过决议的那一天。与此相比，对于成立年（1636年）的看法，美国史学界基本上是一致的。之所以对成立于哪一天斤斤计较，在于越提早一天，越可以捍卫哈佛大学作为美国最早成立大学的历史地位。在这一方面，存在两个强劲的挑战者。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一度宣称该校成立于1634年，比哈佛大学早成立两年。对此，美国学术界普遍表示怀疑，也没有认可。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虽然在公开场合说成立于1693年，私底下却暗指早于1619年就开始筹备。尽管如此，在美国至今没有一所大学可以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其成立先于哈佛大学。众所周知，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于1776年，而哈佛于此前140年就成立了，因而享有“先有哈佛大学， 有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美誉。
成立之初，海湾殖民地议会仿照英国剑桥大学模式，拨款400英镑成立“新城学院”，其中的200英镑迟至1637年入账，也有人把“马萨诸塞新城学院”称为“剑桥学院”。这一年学校监事会收购居民威廉·皮恩特利（William Peyntree）的房屋、银矿地和新镇附近的一片土地，这块土地上耸立着一幢屋子和一座养牛的棚子，这座养牛棚就是今日哈佛大学的心脏“哈佛园”（Harvard Yard）的前身。1644年，皮恩特利的那座房子被夷平。哈佛大学的发祥地今日在何处？细心的人会在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和马萨诸塞大道（Massachusetts Avenue）交汇处，发现有一块黄铜片镶在道路铺面上，这块黄铜就是皮恩特利那座房子的地标点。
经过两年筹备，1638年“剑桥学院”正式开学，第一届共9名学生。建校之初，恰逢1635年新税法通过，剑桥学院因过于繁重的税负陷入财政困境。住在附近查尔斯镇的牧师约翰·哈佛（John Harvard）身患肺病，膝下无子女，他自感生命来日无多，于1638年9月14日作出一项极具远见、福及后人的决定：把生前财产的一半即779英镑和400本藏书捐给“剑桥学院”，使该校得以继续运营下去。哈佛牧师何许人也？他出生于英国，来自伦敦，剑桥大学毕业，之后移民美国马萨诸塞殖民地从事宗教活动。这779英镑是什么概念呢？它既是哈佛牧师个人财产总额1400英镑的一多半，又是剑桥学院全部运营资金的两倍，更何况当时这所学院已经入不敷出，难以为继了呢。要知道，140年后的1776年，哈佛大学全部资产连同地产租金才不过1700英镑，在当时，哈佛牧师捐的这些钱绝对是天文数字了。因此，可以认定，哈佛牧师是政府出资之外的唯一出资方，是在草创阶段把这所学校带出困境的英雄。这项半裸捐行动甚至惊动了英国王室，校监事会遂依照皇室旨意，于1639年3月13日将“剑桥学院”更名为“哈佛学院”。在当时政府出资办学而又无力提供后续资金的情况下，英国殖民政府只顾疯狂提高苛捐杂税，从北美殖民地大肆敛财，哈佛牧师的善举可谓雪中送炭，剑桥学院冠以哈佛之名实属当之无愧。哈佛本人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会世代相传、妇孺皆知，成为慈善事业的楷模，而且缔造了历史。哈佛牧师的善举创造了几项第一：他开创了美国近代慈善捐赠事业的先河，成为美国最早的大学，恐怕也是当时捐赠数额最大的“首善”。哈佛牧师的义举还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激发了一浪又一浪捐赠热潮。1643年，哈佛学院收到英国贵族安·瑞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女士100英镑的捐助，这是哈佛学院成立以来收到的第一份捐款，凭此首创哈佛奖学金基金。这个发生在17世纪的故事，成为后来20世纪女权运动的先声，使哈佛学院和瑞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相邻为伴，演绎出一幕幕精彩的篇章，这是后话。
尽管财政窘迫，哈佛学院仍冒着破产的风险，于1638年投资兴建校园的第一栋教学楼，这座由亨利·唐斯德（Henry Dunster）设计的楼房被称为哈佛馆（Harvard Hall）。当时，教授和学生同住哈佛馆内，上课、用餐、祈祷和休闲娱乐都在一起。这一教育理念源自十二三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采用修道院建筑模式，以鼓励学生与教师之间更多的互动。哈佛馆采用独立分开的方院建筑风格，并不完全出自预防火灾的缘故，主要因为美国清教徒原本就不喜欢修道院般与世隔绝的形态。1642年，首届毕业典礼在哈佛馆举行，后因不耐新英格兰地区的气候，哈佛馆在1677年被哈佛二馆取代，哈佛馆多以砖为建筑材料，即被后人常称的“哈佛砖”（Harvard Brick）,反映出古朴的殖民时期建筑特点。哈佛二馆则采用镶嵌玻璃窗框、歌德式山墙及少许典雅的装饰物。哈佛馆内有图书馆和大厅，图书馆拥有10间安静的读书室，分别用金色的字母刻上捐赠者的名字，很像牛津大学的柏里恩图书馆，哈佛馆内的大厅是校长与贵宾用餐的场所，高脚餐桌的后面悬挂着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和夏洛特王后的画像，似乎刻意表明这里的宗主关系。到了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哈佛馆名声大噪，因为这里被选择为独立宣言的发表地，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也在哈佛学院居住并统领战事，它的魅力令英国王室不得不刮目相看。1986年，英国威尔士亲王在该馆参加第350次校务会议并发表演说，不过这时哈佛馆内早已不需要悬挂英国女王的肖像了。
1650年，成立哈佛学院的社团法人章程被马萨诸塞地方当局签署批准，从法律上补齐了办学手续。哈佛学院创办初期，还算不上一所文科大学，也算不上神学院，可是，毕业后担任神职人员的仍占百分之五十，可见牧师在当时属于就业热门，它影响着哈佛的办学方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清教徒牧师，几任院长也是牧师。1685年，卓越的清教徒殷克利斯·麦瑟（Increase Mather）被选为校长，他极力争取把哈佛办成一所神学院。他的儿子科顿·麦瑟12岁自哈佛毕业，17岁成为牧师，既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又是一个矛盾人物。他因支持接种牛痘遭受非议，又因率先写作警惕“妖巫”的文章，引发一场美国历史上带有污点的“猎巫”运动。他力主行善，鼓励教徒们把行善当成对上帝的义务，多做这样积德的善事，不仅利人利己，还可以带来快乐，延年益寿。这父子俩活得精彩，干得也热闹。从现在的眼光看，把哈佛办成神学院当然有失偏颇，但在当时，神学可谓社会主流，代表着一种潮流。潮流并不一定都代表正确的方向，但却是很难阻挡的。直到1708年，约翰·利弗瑞特（John Leverett）当选第一位非神职人员院长，哈佛逐渐向自由思潮与民主道路迈进，办学方向之争告一段落，从此迈入延绵200年的开创期。
第二节 泥巴路
从1636年到1869年，哈佛历经风风雨雨，冲冲杀杀，跌跌撞撞，对内摸索办学之路，对外经历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洗礼，终于站住了脚跟。1727年设立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职，1780年设立医学教职，并于同年改称“哈佛大学”。按照当时大学的传统，必须有三个学院联合一体才够资格称之为大学，马萨诸塞州议会破格承认哈佛学院自我升级这一具有远见的决定。1816年设立神学院，1817年设立法学院，再加上原有的哈佛学院，这三所学院构成哈佛的根基，到此时哈佛大学才算名副其实，补齐了申办大学的手续，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虽然号称大学，当时的教学规模并不算大，1850年，哈佛大学仅有26名教员，529名学生。
1781年之前的145年时间里，哈佛一直保持着学院大小的规模，此后的两任校长颇有建树，一位名叫约翰·科克南（John Kirkland），1810年至1828年任职，另一位名叫昆西（Josiah Quincy），1829年至1845年任校长。他们两位主政时期，成立了法学院、神学院，改建了医学院（1810年），在校园里规划了绿草树木，扩大校园面积，建立了哈佛第一个研究机构---天文观测台。
科克南校长创立的哈佛法学院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法学学府，成立初期进展缓慢。1829年，约瑟夫·史多瑞（Joseph Story）将各个领域的法条系统整理出来，对法学专业教学帮助极大。1832年，法学院的第一栋建筑出现在哈佛园里，它位于今日的马修馆（Mathews Hall）。哈佛神学院的创立也是科克南的功劳，在此之前，神学教育一直置于其他学科之下。科克南校长力主这个领域已经成熟到可以成立一所专业学院的程度，并于1825年兴建神学馆，这栋古老美丽的建筑物留存至今，成为当年这三所学院成立时唯一留存的历史见证。相比法学院和医学院的起起伏伏，神学院的成长称得上顺风顺水。
虽然哈佛于1782年逐步开办医学院，初期办学仍然相当不易，解剖课常借用霍登礼拜堂唱诗班练唱的地方，哈佛馆地下室成为医学院上课的场所。几经波折直到1810年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成立，哈佛医学院才真正从小规模学院转变为成熟的正规医学院，开启了“以医养院”的医学教育模式，麻省总医院因为华伦医生第一次使用乙醚麻醉剂完成手术，引领全球医学科学迈入全新的阶段，尽管后来麻省总医院发展的名气越来越大，却一直是哈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历史学家认为，与哈佛大学有关的人士大多出自商人、医生、律师、银行家及神职人员家庭，当时波士顿的宗教观念较为自由，在政治上倾向保守，不看重宗教派别或者政治权力纷争，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哈佛人多数来自波士顿，很自然地吸引波士顿市民关注它的发展。从哈佛广场到繁华的市中心主要依靠马车代步，遇到阴雨天道路泥泞湿滑，成了泥巴路，对此，同学们毫不介意，每临周末，他们恨不得早些冲到市区的花花世界，以至于有些学生一度沉溺于城里的享受，耽误了学业，学生被开除的比例逐渐增加。更多的学生选择在泥巴翻起的校区小径里穿行，从这个馆到那个馆，从上一课到下一课，探寻知识的奥秘，接受哈佛的熏陶，在泥泞路上一路修行。当时，不仅哈佛学生与波士顿亲密接触，哈佛学院的教授们也参与其中，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教授和爱德华·艾佛瑞特（Edward Everett）教授共同出资成立波士顿市立图书馆，成为推动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驱。随着波士顿迅速成为美国的智慧之都，反过来又带动了哈佛所在地的学术、艺术和建筑业的发展，旧剑桥镇过去以工业为主，在哈佛大学的熏陶下变成景致迷人的波士顿郊外住宅区。
建筑师查尔斯·柏芬奇（Charles Bulfinch）身为波士顿市民和哈佛校友，既设计了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州政府大楼，又于1812年设计了著名的哈佛“大学馆”（University Hall），并于1820年规划了“哈佛园”（Harvard Yard）。大学馆坐落在哈佛大学校园大门的轴线上，轴线穿过哈佛馆和马萨诸塞馆，终点落在大学馆中心。柏芬奇把旧校园改建成新校园的的前院，这一精湛的设计一下子把周围的旧建筑提起神来。他还特意把大学馆外墙改用灰白色花岗岩砌成，成了四周红砖建筑的点睛之笔。他的反传统设计遭到“红砖派”的强烈质疑，但至今谁也没有胆量改变他的布局，正可谓批评归批评，存在即合理。大学馆落成之日适逢哈佛大学成立将满200周年，在随后的日子里，它每天都见证着来这里朝圣的学子和游客们。
紧邻哈佛广场的第一教堂（First Church）是哈佛重要的地标，1837年，爱默生（Emerson）曾在这里发表著名演说，哈佛无数次毕业典礼在这个教堂里举行。可谁人知晓，哈佛学院当年在此落脚时，既没有教堂，也不见广场，唯一可见的是一条穿过荒野的泥巴路，这条路日后演变成贯穿剑桥镇和波士顿市中心的著名的马萨诸塞大道。古朴的第一教堂外伴随着旧墓园（Old Burying Yard），冬日的午后是拜访墓地的最佳时光，雪花飘飞，蓝天倒映，枯树悲鸣，寂静异常，人们可以细细品味长眠于此的哈佛早期创业者的传说，这些人中包括亨利·唐斯德（1640-1654年任职）和约翰·利弗瑞特（1708-1724年任职）两位校长。这里也是让人思索文明和生命的最佳场所，可惜约翰·哈佛生前既没有留下照片，也没有留下墓地。1659年长眠于此的第一任校长唐斯德便被尊称为第二创办人，他1609年出生于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麦格戴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之后当过神父和教员，1640年移民至波士顿，抵达波士顿3周后，被10位推崇他的行政官员推举为哈佛学院院长，时年31岁。在他的任期内，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开始承认哈佛的学分和学位，并于1650年将此明示在学校的宣言中，一直沿用至今。后来由于唐斯德放弃正统的公理教会转而成为浸信会（又称浸礼会）信徒，为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毅然辞去院长职务，是个为信仰不恋权位的风骨硬汉。唐斯德任内提升哈佛学术地位的贡献功不可没，此举让哈佛及早抢占了学术制高点，若非如此，哈佛难逃同期草创被历史淘汰的那些学校的命运。
长眠于旧墓园的不只有大学校长、教授，也有一位英国王室官员和一些年轻的学生，例如1747年英年早逝的温斯罗·华伦（Winslow Warren），年仅15岁，他的墓志铭很具特色。这里还埋葬着许多美国独立战争时阵亡的将士们，其中最受瞩目的14位民兵（Minuteman），于1775年4月和英军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镇一场历史性的决战中牺牲。静颐的墓园揭开探究哈佛秘密的序幕，一旁敞开的强斯顿大门（Johnston Gate）与旧墓园仅一街之隔，似乎张开双臂静候嘉宾。随着络绎不绝参观者的脚步踏入强斯顿大门，一股股学院气息扑面而来，古老的哈佛式红砖建筑配上年轻的哈佛学子，形成强烈的生命反差。如果好奇者想了解17世纪的哈佛人一天的作息安排，有描述如下：学院的一天始于日出之时，紧接着是一连串紧凑的作息，6点早祷告，7点用早餐，学生们在传送早饭的窗台边排队，等候面包和啤酒。8点、9点和10点分别接受不同课程，11点用午膳，此时会在餐桌上使用学院的银器。午后在大厅堂有辩论会，晚7点半用晚膳，冬天会点燃壁炉提早就寝。
一叶知秋，风雨同舟。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不久，1781年哈佛进入衰退时期，全校只剩下5名教授和200多名学生。1823年，哈佛迎来一个造反年，哈佛学生在豪利思馆（Hollis Hall）前集合，高年级同学跑到楼前一棵名曰“造反树”下集会抗议校方开除一名学生，学校当局也不示弱，立即用驱逐43名学生的方法回应。1834年，学生们再次抗议校规过于苛刻，他们在造反树下悬挂昆西校长的模拟像，并在办公楼里引爆一枚炸弹。1861年至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哈佛也经受战火的考验，来自美国南部的257名哈佛学生退学回家乡参战。1311名哈佛人参加北方联军，其中138人阵亡，哈佛为此修建了纪念堂（Memorial Hall）。64名哈佛学子为南方部队牺牲，哈佛没有为这些阵亡者立碑。由此不难看出，在关乎国家命运的危难关头，哈佛校方的立场十分明确，赞成统一，反对分裂。
古朴宁静的校园，让人不自觉地停下脚步，而喧闹缤纷的广场，欲又让人不由自主地加快速度。华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研究19世纪巴黎的拱廊时发现，呈现历史的最好方式，是在人们现存生活空间中想象前人的生活，而不是一味追求如何处在他们当时的时空环境，因为这样观察历史，比较容易达到主客观的一致。穿过瓦茨沃斯寓所（Wadsworth House），一幕幕历史画面会在眼前浮现，瓦茨沃斯后院的门廊延伸到马萨诸赛大道，那门廊是公共交通车站附近唯一的遮蔽处，在这里等候公共汽车，不禁令人想起昆西校长。1829年，昆西获选任哈佛第十五任校长，他带着太太和5个女儿住在瓦茨沃斯寓所。他的女儿玛丽亚在日记里描述那一年毕业典礼宴会，门廊前人来人往的盛况，“许多名流淑嫒陆续抵达，突然，雷声大作，尘土飞扬，风雨交加，仍然不减人潮汹涌的势头，直到晚上7点半，冰激凌和咖啡还在人群中不断传送着。”彼情彼景，宛如今天。如同美国总统办公的白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般豪华一样，被前人描写的如此诱人的瓦茨沃斯门廊一点儿也不大，仅能供一个人进出。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1776年7月，乔治·华盛顿曾经出出进进，指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华盛顿之后一个世纪，年轻的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开始在哈佛任教，也住在瓦茨沃斯寓所，他曾搭乘马拉式公交车到波士顿市区的后湾（Back Bay）向他的未婚妻求婚。
离瓦茨沃斯不远，著名的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随即映入眼帘。1865年，广场上还是一片寂静，传记作家阿提默斯·沃德（Artemus Ward）将他的观察以幽默的口吻记述下来：“哈佛大学让自己愉悦且便利地处在市中心的酒吧里，这个酒吧位于校园街里的派克饭店之中。”人们很自然会问：“哈佛大学怎么会孕育出哈佛广场呢？”其实，哈佛广场并非哈佛大学孕育出来，而是波士顿自身发展扩张的结果。自17世纪以来，波士顿的人文景致不仅内聚在城里，而且辐射到西边地区，这大概和波士顿东临大西洋这一有限的地理位置有关，也和外城的规划设计相吻合。总之，经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从波士顿港和93号、95号及128号州际公路向内陆环形延伸，跨过毕肯山（Beacon Hill），穿过后湾，越过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进而吞噬了哈佛发源地，把哈佛广场的商业氛围带动起来了。基于同样理由，17世纪末、18世纪初，哈佛大学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校长们尽量和波士顿的行政官员保持良好关系，哈佛的学者们致力研究“自由思潮”，不用围墙和宿舍楼隔绝大城市带来的新鲜气息和商业繁荣，用时下一句时髦话，叫做学校与社会接轨！如果今天乘地铁从哈佛广场到波士顿市中心，也就是几站地的事，用不了几分钟，可是，从地铁上面的马萨诸塞大道驾车前行，那可就说不准了，因为这条路的绰号叫“阻塞大道”。人们可能不知道，这段地铁线正是当年驿站公车（Omnibus）的起始站。1795年，驿站公车开始往返于哈佛广场和波士顿市区之间，1826年之前每小时发一班车，到1860年，由马匹在轨道上拖拉的拖车取代了驿站马车，1890年，电动拖车又取代了马匹拖车，直到1912年，地铁系统进驻哈佛广场。
1832年，哈佛开始建造学生宿舍区，在此之前因为住校生不多，学生宿舍混杂在一幢幢单独的教学楼里。1845年，宿舍区主建筑大楼竣工，其后北侧较低矮的宿舍楼于1859年完工。宿舍区由哈佛校方统一管理，把宿舍区选在邻近哈佛广场的地段，似乎是校方有意的安排，因为广场外廓呈三角形，其中的两个边角是商业街，第三边被宿舍楼包围，对学生休闲购物十分方便。恐怕很多人不知道，享誉世界的哈佛法学院创立之初，曾经“蜗居”在学生宿舍区的主建筑楼里。
第三节 三谎铜像
1870年，哈佛大学共有32位教员教73门功课，1909年，发展到200位教员教400门课程。1879年，哈佛女子附属学院（Harvard Annex）成立，首次招收27名女生入校，此时的哈佛大学仍然是所男校，女生不可以进入哈佛校园。1894年，女子学院更名为瑞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意在纪念250年前向哈佛学院提供第一份捐款的安·瑞德克利夫女士，女生人数扩展到200人。哈佛男女学院的飞速变化绝非偶然，因为正是从1869年到1909年这40年宝贵而稳定的时间里，查尔斯·埃里奥特（Charles Eliot）担任第21任校长，对于他的巨大贡献，后面将会专门谈及。这里，我们还是以物观校，去追寻哈佛先人的足迹吧！
先从“三谎铜像”说起。凡到哈佛校园参观的人，无一不去瞻仰著名的哈佛铜像。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个景点最能代表哈佛大学，也最有纪念意义。事实上，这座铜像是个“假货”。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世纪中后期，当亚伯拉罕·林肯入主华盛顿国家殿堂之际，正是约翰·哈佛的纪念雕像竖立在哈佛之时。那个时期的雕刻家丹尼尔·切斯特·法兰奇（Daniel Chester French）因制作一尊民兵雕像名声鹊起，1884年顺利接下制作约翰·哈佛纪念雕像的重任。法兰奇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这件事的重要性，有时会令我感到惶恐与不安。对许多人而言，这应是一生中难得拥有的经历，但是如果失败了，恐怕也是难以推诿的过失。”他继续写道：“我所创作的雕像，对我而言是完美的，但这之中我也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时刻。”这确实是一座完美的雕像，因为对清教徒（Puritan）有所了解的人们都知道，清教徒十分清高的性格源自他们的道德观，法兰奇准确抓住了这一特质，并且细腻地呈现在雕刻作品上，这对当时仅仅24岁的法兰奇来说绝非易事，就连非常严厉的查尔斯·埃里奥特校长也认为，哈佛铜像“相当有趣而且深入人心。”对于这个杰作，法兰奇的女儿描述得更加到位，“哈佛短暂又传奇性地跨越了我们早期历史的扉页。”她甚至注意到雕像上那“美丽和略为枯槁的手指”，“雕像的目光有一种从圣经上面望向远方的感觉”。对此我有同感，每当我仔细端详时，总能发现一些细节，雕像中的哈佛长着一双十分消瘦的小腿，这大概和常年患肺痨病有关，那双同样瘦弱的手布满着不安的情绪。毋庸置疑，雕像抓住了哈佛本人最具代表性的特质：目光刚毅坚定，代表他的精神世界无私而慷慨，手脚消瘦不安，代表他身患疾病而痛苦挣扎。
对于这座寓意生辉的雕像，哈佛学子们更加顶礼膜拜，每年毕业典礼上，凡经过这里的青年男女，都会摘下学士帽以示尊敬，然后用手轻轻抚摸这位“创校人”的脚，据说这样可以带来好运气，以至于雕像脚尖的黄铜色已经泛去，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其实，哈佛雕像于1884年完成后，安置在哈佛纪念堂（Memorial Hall）的西边，1924年，哈佛铜像被移至大学馆前方，弥补了大学馆设计上的缺失。至此，哈佛雕像坐落在几个世纪以来学校主要入口的中轴线上，这个位置给校园的游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野。沿着哈佛的目光望去，整个哈佛园一览无遗，前方正对着强斯顿大门，右前方是哈佛馆，左前方是马萨诸赛馆，十分对称。再往深处想想，作为清教徒的哈佛真正远望的是越过大门，再穿过广场，位于马萨诸赛大街对面的第一教堂的高塔，他在守望着哈佛大学的发源地，思念着教堂旁边古墓园里的创业者们……
哈佛纪念铜像的正面刻有：“约翰·哈佛，创始人，1638年”三个十分精炼的短语，正是这三句话，惹出“三谎铜像”的说法。批评者首先质疑，哈佛本人是剑桥学院的创始人吗？严格地说，他是这所学院的捐赠人，没有他的钱，剑桥学院难以渡过建校之初的财务危机，可是，哈佛牧师并没有参与筹划建校，也没有担任校方的任何职务，说他是奠基人还可以理解，没有他投的钱垫底，剑桥学院早被一阵风给摧垮了，说创始人有点牵强，因为他只出钱，没创业。此外，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不是1638年，如果雕像中的短语指他1638年逝世，那是对的。所以，这个1638年属于模糊的“谎言”。最后一点，哈佛本人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雕像的原形以1882届哈佛学生谢尔曼·豪尔（Sherman Hoar）为模特雕塑而成，所以，现在的哈佛铜像实际是豪尔铜像，只不过用了哈佛的大名而已。这一现象，正应了毕加索的一句名言：“艺术总是美丽的谎言。”无论怎么理解，取约翰·哈佛之名来命名这所大学都当之无愧，因为，哈佛牧师不愧为这所大学的基石和灯塔，对此，当年的波士顿人、清教徒们、参与立法程序成立这所大学的法律人，以及受惠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都见证了他的历史性贡献，这大概是人们明知“三谎”也不追究的原因吧！
号称哈佛三大雄伟建筑之一的兰德尔楼（Langdell Hall）是哈佛法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设计建造于1906年，16座巨大典雅的石灰岩廊柱在兰德尔楼前一字排开，中间入口处的上方是一座庄严的山型墙，墙面刻着发人深省的题词：“不屈服于他人，只向上帝和法律低头。”兰德尔楼以哈佛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夫·兰德尔（Christopher Langdell）这位杰出的法学教育家命名。1870年，埃里奥特校长为进行教学改革，特地将名不见经传的兰德尔从纽约聘请回哈佛担任法学院院长。兰德尔不辱使命，彻底改革了法学院。他推翻传统的法学教育，着力推广案例教学，提倡问答式教学互动。他认为法律和科学一样，应讲究对动机和观念的调查分析。他在院长位置上干了25年，成功恢复了法学院昔日的光彩，把哈佛法学院带向新的高峰。
大概为了平衡法学院先辈们的位置，一走进兰德尔大门，首先看到一尊法学院奠基人约瑟夫·斯托瑞（Joseph Story）教授的石像，他为法学院办学方向定了调子。兰德尔楼里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大学专属法学图书馆，穿过图书馆进入一条长廊，长廊两侧均为法学院资深教授的办公室。当年，我经常到这里找罗伯特·昂格尔（Roberto Unger）教授请教问题，他是我的指导教授。昂格尔是巴西籍犹太人，30岁就当上了哈佛法学院教授，这要归功于巴克（Derek Bok）校长对昂格尔的赏识和重用。昂格尔教授曾经引领20世纪70年代轰动美国学术界的批判法律研究运动，矛头直指美国的寡头政治和不公平的司法制度。昂格尔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他在美国法学界却属于少数派，在哈佛教职员工里形单影只，颇受孤立。巴克校长敢于提拔这样一个怪才，在自己国家高薪聘请一个外国人常年批评自己的政府，其学术涵养和政治容忍度时常令我赞叹不已。昂格尔十分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大学教授的架子。他在美国早已进入天才级精英阶层，却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原因在于他挥之不去的祖国情怀。当年他在巴西遭受政治迫害，青春年少时流亡美国，功成名就后，念念不忘祖国的父老乡亲和政治生态。他经常返回家乡投身政治活动，还竞选过巴西总统，可惜没有当选。他曾经对我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同情并理解中国所选择的道路，我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1988年，我协助邀请他到北京讲学，并担任他的翻译，从此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讲学期间，他住在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每天早上我和司机去接他，都看见他准时站在宾馆门口，手里拿着报纸在阅读。他考虑问题时有个习惯，喜欢把眼镜架的一边放在嘴里轻轻咬动，他平时只喝矿泉水，不喝任何其他饮料，更不抽烟喝酒，完全一副清教徒的模样。
记得当时在北京，我和昂格尔教授还发生过一次小小的争论。这件事起因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评价，昂格尔问：“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吗？”我答：“那当然了。我们国家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没有雇工，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昂格尔继续发问：“那你们国家的保姆制度如何解释？”我吃了一惊，怎么大教授关心起小保姆来了？我答道：“保姆是对城市就业的一种补充，一般由农村来的妇女到城里人家里打工，收取劳务报酬，主人和保姆之间平等相处。”昂格尔紧抓不放：“那主人算什么？资本家？保姆算什么？雇工？他们之间不是雇佣关系吗？这怎么能说是一种平等关系呢？”我赶紧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雇主和雇工，没有资本家和工人，没有地主和雇农，城里人把农村妇女请到家里帮忙，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一种补充，这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昂格尔教授不慌不忙地回击：“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解释，雇工制是私有制的表现，雇主以私人身份占有雇工的劳动，剥削劳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本身就是剥削行为。”我有些蒙，且战且退道：“社会主义的保姆制和资本主义的雇工制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国家的宪法规定禁止剥削。”昂格尔笑道：“剥削不剥削，主要看行为表现是否构成犯罪要件，而不是用社会主义的高帽子一戴就可以抵赖掉了。”好家伙，哈佛教授真不简单，一出口逻辑严谨，观察入微，还把法律术语用调侃的方式用上了，把我套进去，让我无语了。昂格尔见状不再穷追猛打，就此收兵，他安慰我：“其实，社会主义不必要搞得那么纯，有一点儿剥削算什么？美国不也用了很多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东西，比如用税收来限制贫富不均。”这就是昂格尔教授，多么可爱的学者！
我刚到美国时没有多少钱，住在为蓝领阶层提供的出租房里。有一次周末，我请昂格尔教授到我家做客，他二话不说携夫人亲临寒舍，一进门就说：“我也是从劳苦家庭出来的，很习惯，没关系。”这就是昂格尔教授，多么朴实的学者！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我在北京的工作单位成了“重灾区”。正当我走投无路、举棋不定的时候，昂格尔挺身而出，顶住压力，力荐我担任哈佛法学院的访问学者，使我绝处逢生，而且在哈佛享受研究员待遇。这就是昂格尔教授，多么仗义的学者！
紧挨着昂格尔教授房间的是他的秘书诺玛小姐的办公室。诺玛也是犹太人，一直未婚，热情助人，时常帮我查找资料、打字、复印材料，甚至帮我选课。刚到美国时，我不太习惯自己选课，习惯被动地等学校统一分配上课的教学方法。每当我为选课的事不知所措，又不敢去问老师的时候，诺玛总鼓励我：“不要怕，有问题就去问，即便个别老师态度冷淡，你也要坚持去问，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诺玛是第一个给我灌输大学里雇主雇员关系论的人，她说：“你交学费上哈佛，你就是雇主，教授是给你打工的！”可她哪里知道，我上哈佛自己没有交一分钱，拿的是全额奖学金，我心虚呀！后来她听说我拿奖学金上学，伸出大拇指说：“那你更了不起，能拿到哈佛的奖学金，比交学费的强多了。”大概因为长期为昂格尔教授工作的原因，从诺玛嘴里说出来的话特别象昂格尔说的，连语音语调都像，这让我看到熏陶的作用。诺玛有两个习惯，听音乐和抽烟。我送她一盘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诺玛听后赞不绝口，说东方竟然有这么典雅的西洋乐曲，她又向我要了两盘送给亲戚朋友。每当工作间隙，诺玛总站在办公楼外的空旷处吞云吐雾，我路过那里，总向她投去同情的目光，美国的烟民太苦了，如同过街老鼠无处藏身。美国的法律对吸烟者限制和处罚十分严厉，挤压到连在公共场所都难找到抽烟区的地步。
诺玛的办公室位于法学院主楼一层，楼下半地下室有个资料库，我的办公室就在资料库旁边一间约7平方米的单间，这在寸金寸土的哈佛校园里，可谓贵宾待遇。隔壁学者一位来自台湾，另一位来自以色列，我们常在资料室过道相遇，交换对美国社会的观感，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时期，如何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这是我在法学院研究的课题。
从兰德尔楼的正门出来，直接面对福尔摩斯操场（Holmes Field），这里因19世纪著名作家兼诗人奥利佛·福尔摩斯曾在附近居住得名。当年，哈佛大学在这里举办过无数次体育比赛，现在，操场早已被绿树草坪覆盖，恬静宜人，吸引不少学生躺在草地上读书休闲，围坐在树荫下讨论学业。哈佛法学院每年毕业典礼也在这里举行，到时候，草坪上会支起巨大的帐篷，搭起简易主席台，人们纷纷选择兰德尔楼为背景，身着毕业服装、手持学位证书合影留念。令人心跳的不仅仅如此，福尔摩斯草坪还是电影《爱情故事》的外景地，影片中男女主人公从这里双双踏进法学院大楼，夏日他们俩在草坪漫步，冬日在这片雪地里打滚，好不令人神往。刚到哈佛留学时，我有幸住在福尔摩斯草坪旁边的查尔德宿舍楼（Child Hall）。每天傍晚，我都沿着这个足球场般大小的草坪漫步30圈，既放松身体，又可以细细观察它的一草一木，碰巧了还能撞上年迈的教授夫妇，原来他们也喜欢这片浪漫之地。身临福尔摩斯草坪的感觉实在美妙极了。
第四节 泰坦尼克号与镇校之宝
时钟跨入20世纪，1909年到1933年的哈佛属于罗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时代，他主持了哈佛建校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建工程，24年修建的楼房馆所相当于之前273年的总和。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很难阻止他实施更为庞大的扩建计划。罗威尔校长起初反对美国参战，后来迫于压力，在课堂上增加了军事科目，邀请法国军事教官指导军事培训，当美国克服孤立主义思潮投身战场时，哈佛以送出一万名师生上前线作为回应，其中一半以上担任军官职务。375名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为此，哈佛专门为他们修建纪念教堂（Memorial Church）。1916年，经威尔逊总统批准，哈佛成立由1000人组成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他们在哈佛培训后分配到参战部队。这个在当时看来天经地义的培训项目，以后竟然引起轩然大波。
哈佛商学院起初在雷曼馆（Lehman Hall）办公，附属在哈佛政治学院里，1908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独立过程在当时颇具争议。反对一方认为，商学院的商业气息太浓，鼓励其发展壮大将有损于哈佛传统的办学声望。商学院校址最终脱离哈佛校园，在查尔斯河对岸离群索居。建院规划始于1925年，由纽约银行家乔治·贝克（George Baker）出资，1927年揭幕投入使用。商学院的心脏地带自然由贝克图书馆领衔，贝克楼前有一片翠绿的大广场，绿地朝查尔斯河慢慢延伸，两旁则坐落着面向中庭的建筑群。贝克图书馆有着优雅的廊柱、华丽的拱顶钟塔及细腻的山形墙饰，如一艘航空母舰统领着商学院建筑群。贝克图书馆既展现出哈佛帝国的气势，又巧妙映射出18世纪哈佛园的身影。
1913年动工到1915年完工的威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更代表哈佛的骄傲。这座哈佛最大的图书馆落成后，“哈佛帝国”的称号不胫而走。威德纳图书馆像一座庞大的锚，将校园零零散散的建筑物统领起来，它长约76米，宽约61米，高约24米，厚重踏实，石材坚硬，馆内藏书采用开放式阅读，不经意间又提供一处绝佳的约会场所，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被用功的学生所盘踞。哈佛教授吉尔·康威（Jill Conway）这样写道：“博士制度从欧洲引进，19世纪末开始应用于美国大学······当天一亮威德纳图书馆开馆之际，一群面色苍白的年轻学子鱼贯步入图书馆里，沉入浩瀚的书海中，直到黄昏太阳消逝在校园时，才抱着珍贵的研究笔记撤离。”对于威德纳图书馆在哈佛的地位，一位教授甚至断言：“任何一栋楼馆都可以被焚毁，只要威德纳图书馆在，我们就拥有一所大学。”威德纳图书馆名气这么大，它是如何建成的呢？它由威德纳夫人捐资建造，她的儿子亨利1907年毕业于哈佛，不幸在泰坦尼克号大型邮轮撞上冰山时丧生，为纪念儿子痴书如命、藏书似宝的习惯，威德纳夫人捐赠时附加了两个条件：其一，图书馆内留下一片空间专门展示亨利生前收藏的图书；其二，图书馆的建筑风格由她决定。对此，罗威尔校长评论说：“威德纳夫人不是出钱建新图书馆，而是修建一座外观符合她口味的建筑物。”要说评价，还有一句更到位的话：“没有泰坦尼克号事件，就没有威德纳图书馆。”你知道此话出自谁人之口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敝人也！难怪威德纳图书馆被列为哈佛三大雄伟建筑物之首。
1933年至1953年，第23任校长康奈特（James Conant）主政，这个康校长很神，虽然家住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可祖宗七辈都没有进哈佛的命，只因为他来自离波士顿几英里之远的贫民区道切斯特，哈佛招收少数贫家子弟时才侥幸进入，他人穷志不短，学习、毕业、留校，一路走到校长位置，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而且与众不同。1935年，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400美元，这之后又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渡过大萧条时期的国内经济危机，又迎来充满恐怖气氛的世界战争危机，康校长似乎命里注定多灾多难。错了，康奈特校长何许人也？他什么苦没有吃过呀！他的命很硬！在经济不景气、学校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他做出一项十分冒险的决定：批准男女生混班制度，这在哈佛的历史上算是开了先河了。事情起因于战争，因为参战的原因，哈佛校园里的男生日渐减少，参战男生中还有一人战死在珍珠港遇袭事件的“亚里桑那”号战舰上。为应付生源不足的困境，哈佛大学监事会于1943年通过决议，允许瑞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女生到哈佛上课，并享受同等学历待遇。这一措施立刻泛起一池春水，把哈佛园的人文生态激活了，男生女生都乐了，教授们也乐了，康奈特校长更乐了。当有人问他，战争结束后，是否回到男女隔离的老规矩，康奈特校长笑答：“教授们喜欢教男女混班的课。”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说明这项反哈佛传统的措施符合民心。
事实上，女生进入哈佛的过程并不平坦。普利策奖得主、哈佛教授奥瑞奇（Ulrich）曾发表文章，标题是“哈佛无女性的历史”，感叹哈佛以前忽视女性教育，阻碍女性教育发展。回顾历史，哈佛的女子教育开始于19世纪。1879年，设立了由哈佛教授负责教学的女子大学协会，随后更名为“哈佛附属女子学校”，成为一家正式教育机构。1894年，升格为瑞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当时，美国已经有几家女子学院，其中有1861年成立的维塞尔学院（Vassar）、1871年成立的史密斯学院（Smith）和1870年注册成立的卫斯理学院（Wellesley），当时，这几家女校从教学水准上还没有达到瑞德克利夫学院那样专业精良的程度，原因在于“哈佛帝国”这个后盾。然而，哈佛校园里的正统派却对给女生上课充满敌意，禁止哈佛教授这样做。如果授课的哈佛教授被当场抓获，后果会相当惨。如何在夹缝中生存？睿智的瑞德克利夫学院阿格西斯院长长袖善舞，60岁的她，风韵不减当年，她在1896年的毕业典礼上特意说道：“瑞德克利夫学院的真正创建者是哈佛的教授们······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财富和力量。”这场演说扩大了两校沟通的渠道。哈佛一开始并不承认瑞德克利夫的学位，只授予“女士学位”（ladies degree），经阿格西斯院长再三争取，哈佛同意在瑞德克利夫学院章程上注明，该学院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具有与哈佛学位的同等效力。之后，她又向哈佛大学校长提出两校学生混班上课，获得默许。从此，女生们可以自由进出哈佛校园。1963年，哈佛接管了瑞德克利夫研究生部的全部教学事务。1970年，两校开始共同举办毕业典礼。1975年，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部向社会上的女生开放招生，尽管在此之前，瑞德克利夫学院的女生可以到哈佛校园里混班上课。弄明白这一点，自然就解答了一道疑团，为什么电影《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不是哈佛本校的学生，而是瑞德克利夫的学生，而且可以自由出入哈佛法学院？因为1970年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女主人公还不允许报考哈佛，身为瑞德克利夫学院的本科生，在自己学院的图书馆里邂逅年轻英俊的哈佛法学院研究生，自然合情合理了。她以混班上课为由出入哈佛法学院，也在情理之中。据说坚守哈佛男校的一派认为，女生入校会带来花花绿绿和风情万种，分散男生学习的注意力，甚至勾引男生和女生谈恋爱，发生性行为败坏校风，降低哈佛的教学质量。还有人担心哈佛的教授们抵挡不住女学生的诱惑，产生师生恋这种不伦不类的怪胎。可是，男女之间的事情靠挡是挡不住的。现在看来，这些担心即多余又可笑。俱往矣，多少哈佛事，都付笑谈中！
1953年，普希（Nathan Pusey）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尾声接管哈佛校长职务。战争期间哈佛虽然深受其害，总算惨淡经营熬过来了，好在哈佛远离欧洲战场，不像伦敦和柏林被空袭毁容，甚至全城被夷为平地。哈佛的建筑物毫发无损，哈佛的师资没有断档，哈佛的生源应接不暇，相比之下，牛津、剑桥和柏林大学人才流失、校舍被毁、经费匮乏、后继乏力。哈佛的名气逐渐超过当年的楷模牛津和剑桥，牛津口音开始向哈佛口音让步，哈佛也悄悄地跃居世界大学排名的榜首，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顶尖大学，完成后来者居上的华丽转身。
记得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读中学时，我们班的英语老师姓孟，是一位旅居英国多年的老太太，在那闭关锁国的年代，她算得上是珍稀人物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和丈夫放弃欧洲舒适体面的生活，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毅然回国。她丈夫当年和聂荣臻元帅一起赴欧洲留学，属于周总理、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那一批的。讲课的时候，孟老师力主英国式英语，身体力行地教我们伦敦音。那时侯，我已经感受到美式英语的风潮强势扑来，哈佛音也被留学美国的老师们津津乐道。两种英语教学方法势均力敌，一边有英国产的“灵格风”唱片，另一边有美国编的“英语九百句”盒式磁带。一边有现代牛津双解英语辞典，另一边有美国编的韦氏大辞典。面对牛津和哈佛，向哪边靠拢？孟老师私下告诉我，美式英语占据主流是大势所趋，国运昌，英语强，人们会冲着这个国家学英语，美国也一定要输出它的文化，你不必拘泥于英式英语，可以向美式英语靠拢，多了解美国文化，不然会落伍的。孟老师的教导，造就了我走一条不英不美的平音路线。我大学暑期到国际旅行社打工当翻译，果然发现绝大多数游客来自美国。由此看来，哈佛的国际化和美国的全球化发生在同一时期，哈佛成为世界第一名校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几乎同期出炉，这绝非偶然。
从1953年到1971年普希校长任职期间，哈佛大学奉行不参与政治的独立办学方针，成功抵制麦卡锡（Joseph McCathy）参议员无理要求开除4名同情共产主义的哈佛教授，顶住政治压力，保护了学术独立。麦卡锡主义这一怪胎的产生，根植于美国社会浓厚的政治、经济、宗教及民众基础。抗击法西斯德国的苏联和美国，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肩作战，战后均迅速发展。苏联阵营席卷东欧，震动亚洲，鼓舞非洲，矛头指向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美国对此感到威胁，采用冷战方法和遏制、封杀乃至对抗的策略，力图避免重蹈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希特勒所采取绥靖政策的覆辙。麦卡锡主义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明里暗里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态。记得20世纪80年代外国人填写入境美国申请表时，还会看到三种人（共产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和恐怖主义者）不欢迎入境的警示语。美国把这三种人放在一起来对待，可见当时的美国政治生态。后来，随着时局改变，中美关系解冻，苏联解体，美国执政当局对共产主义采取现实主义的方法，这个问题才从根本上得以缓解。美国是一个重证据的法制国家，一个人是否定性为“共产主义分子”需要证据的支持，这其中还闹出一些笑话。有一段时间风传受怀疑入境者的签证上有个记号，很多人拿到签证后，纷纷仔细查看自己的护照和别人的有什么不一样。我认识北京某大学的一位教授，祖宗三代和共产党没有瓜葛，他自己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被打成“右派”，家破人亡。改革开放以后获得平反，赴美国访问研究，出于爱国之心发表拥护中国政府的言论，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盯上了，又是找他谈话，又威胁要驱逐他出境，最后证明完全搞错了。
不参与政治不等于政治不找上门来，1969年，美国深陷于越南战争泥潭之中，正当美国政府调兵遣将，准备继续增兵之际，一群哈佛学生冲进校长办公楼，占领“大学馆”，抗议校方支持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向越南战场输送军事人员的培训计划。普希校长叫来警察用武力驱赶占领者，又引发一场全校规模的罢课运动。其实，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早在1916年就开办了，它本身不具备政治色彩，争议在于培训后派到哪里，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就没有争议，而派到越南战场，反对声就起来了，其实，这恰恰反映出民主监督的作用。今后，这个无辜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还会遇到麻烦。就像人一出名马上会招致非议一样，预备役军官培训事件丝毫没有影响哈佛的大发展、大扩张和大跃进，这一时期，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从3000人增加到9000人，捐赠基金规模超过10亿美元。
第五节 煤厂
如果我说，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所在地曾经是个煤厂，你相信吗？事实上，1907年的煤厂算高科技，是很先进、很新潮的地方，是给哈佛大学送温暖的地方，是剑桥市的居民赖以过冬的地方。从煤厂的位置，我确认100年前哈佛大学还没有扩张到现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地段，更不用说发展到查尔斯河对岸现在商学院的地方了。1914年，肯尼迪政府学院这片宝地又变成连接波士顿市中心地铁站的终端，地铁在当时也属于引领时代潮流的新事物，把煤厂拆除腾空后，用来存放哈佛广场地铁站的轻轨车厢。1978年，哈佛大学为纪念被刺身亡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将肯尼迪家族和友人1969年创建的政治研究院、1937年成立的在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培训计划及20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公共政策硕士学位（MPP）培训项目结合到一起，命名为肯尼迪政府学院（HKS）、肯尼迪大街和肯尼迪纪念公园，地点还是选在煤厂。人们很难想象，从过去的煤厂里走出一个个耀眼的美国政坛人物、世界各国政要、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我侥幸在煤厂里熏了熏，跌跌撞撞爬了出来。
我通往哈佛的道路并不平坦，前后历时8年。1979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仍然沿着过往形成的惯性，相当保守，受同学的启发，我申请了10所美国的大学，想试试办留学。不料遭周围人的白眼，还受到学校领导和系领导的批评。面对误解和压力，我不改初衷，坚持联系自费留学。终于，耶鲁大学录取我为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签证手续乃至在纽黑文的宿舍都安排好了，耶鲁为了等我入学，破例为我连续三年保留入学资格，等我把奖学金和生活费筹集妥当，却申请不到中国护照，不得不含泪放弃去耶鲁留学的绝佳机会。这次挫折成了埋在我心中永远的痛，难以释怀。我怎么会忘记，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冒昧敲开北京大学西语系李赋宁主任的家门，请素不相识的“老耶鲁”给我写推荐信，他欣然答应，临别，他不无感叹地说：“耶鲁回来的不如哈佛回来的受重用啊。”李教授为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做事，既不收钱，也不收礼，多么高尚的品质！我从哈佛毕业后，也遵循他的习惯，凡是求我写推荐信的，我一律按李教授对待我的方法办。
耶鲁去不成，我面临研究生毕业分配，那时侯，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导致人才断档，大学生成了抢手货，不少单位都想要我，海关总署抓住空当，把我这个前北京海关小关员挖了过去，为避免我留学美国“贼心不死”，第二年便把我派到欧洲的一个海关国际组织担任海关专员，一干就是三年。回国以后，海关总署立即提拔我当副处长，仕途一片光明。6年了，留学美国之梦该心灰意灭了吧，可我的这颗心没有死。一位在欧洲认识的瑞士朋友曾留学哈佛大学，他推荐我申请哈佛。一申请，哈佛不但录取还为我保留两年入学资格，我重新申请奖学金，为此又用了两年时间，终于如愿以偿，踏入美国，进了“煤厂”。后来，每当年轻人问我如何才能办成留美手续，我这样回答：“只要你有一颗不动摇的心，就一定能走进美国的大学！”
在这座“煤厂”里，我亲耳聆听了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先生小范围的演讲，并共进午餐。正是这次演说，他透漏出对指挥越南战争的反省和后悔之意，世人皆知，他当年是个鹰派人物，积极推行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如今，斗转星移，他悟出来了，悟出当年的粗鲁和草率，理智战胜冲动，这显示出学术的力量，他在哈佛的学术殿堂面前屈服了。在这座“煤厂”里，我与来自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同学促膝而谈，与韩国总统秘书结为好友，与菲律宾总统夫人紧邻相坐，和日后成为政要的墨西哥朋友鏖战排球。“这里的学生，回国都是人物”,肯尼迪学院一位老教员这样告诉我。课余时间，各国学生聚集在肯尼迪公园里烧烤聚餐，沿着查尔斯河慢跑散步。周末到了，学校组织大家旅游参观，以排除思乡之苦。肯尼迪家族在其位于海滨的别墅接待过我们，记得我和同学一起，在他家的游泳池游过泳。尽管校方的安排尽善尽美，刚入校时，我还是一片茫然，一到周末，就傻傻地等候“组织上”的命令，慢慢地发现这里没人管，一切由自己做决定，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煤厂”熏黑了。紧临着肯尼迪政府学院有一座查尔斯饭店，从2006年，我连续5年在这家饭店参加哈佛大学全球校友领导人年会，聆听哈佛著名教授的演讲，接触来自世界各国的校友，加深对母校的了解。
众所周知，肯尼迪政府学院以培养政府官员为主，哈佛大学政治系更侧重培养学术人才，这是两者的区别。究竟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难解决，还是政治学的学术问题更令人头疼，双方各执其词。比如政府部门的决策，出发点不是寻求学术真理，而是解决问题，因此，一项政策的制定，揉进多种势力的声音，体现了各个派系的博弈斗争，往往是折中的产物，等待下一届政府去修正甚至废除。而政治学的研究，相对心平气和一些，课题也比较超脱，对社会现象力求找出相对准确的答案。比如：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为什么会发生“9·11”事件？民主是万能的吗？自由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对政治信心的打击有多严重？对待金融危机应该侧重建立预防机制，还是危机发生后的救援机制？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几任院长都在美国政府工作过。首任院长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当过里根政府国防部长的特别顾问、克林顿政府国防事务助理国务卿，他在卡特政府任职期间，应哈佛大学校长的邀请回校组建肯尼迪学院。约瑟夫·奈（Joseph Nye）院长当过国防事务助理国务卿，他拿到哈佛的博士学位后，除了在美国政府工作5年外，其余40多年从未离开过哈佛大学，经过多年潜心比较和研究，他提出“软实力”这一说法。有这样一个笑话，萨默斯校长听到有关软实力的传闻，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什么软实力硬实力，先把肯尼迪学院的财政实力提高吧！”约瑟夫当院长时，美国经济衰退，先前的捐款人撤回对肯尼迪学院的资助，造成预算紧缩，约瑟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募得300万美元填补财政缺口，仍然捉襟见肘。而当过美国财政部长的萨默斯，任职校长期间为哈佛募得十几亿美元的捐赠基金，说话自然硬气。
美国的政治家和大学校长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募捐上，区别在于，美国总统当选前忙于募捐，美国大学校长们在任时到处募款。约瑟夫坦承，肯尼迪政府学院比较穷，不如哈佛商学院和法学院有钱，他在院长任内四分之三的时间用在募款上。正因为钱是从多种渠道筹集来的，肯尼迪学院才能够保证很强的独立性，有些出大钱捐款的人，想趁机提要求安插自己人进学院，或者参与学院管理和决策的制定，都遭到无情的拒绝。大卫·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当院长前，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肯尼迪政府学院出来的人经常往返于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在哈佛各个学院中和美国政府关系最密切。然而，肯尼迪学院的学者批评美国政府最切中要害，因为他们了解内情。
罗威尔校区（Lowell House）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相隔两条大街，兴建于1930年，属于新校区。这一片校区不叫“馆”（Hall），而称“院”（House），意在沿袭英国剑桥、牛津的传统称谓，事实上，1638年以哈佛名字命名的剑桥学院，最初就叫“House”，而不叫 “College”。House在这里的含义指寄宿型学院，1871年开始在哈佛校园推广，192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慈善家爱德华·哈克尼斯（Edward Harkness）同时向哈佛和耶鲁出资，兴建寄宿制学院，他在耶鲁没有做成，却在哈佛推行成功了。寄宿制学院有利于降低贫富不均，消除因肤色、性别带来的不平等，使师生更加和谐相处。罗威尔校区的主楼采用雅致的山型墙设计，山型墙的上方是罗威尔校区入口处的钟塔，里面安放着来自俄罗斯的一座大钟。这片校区呈方形建筑，里面有个四方院子（Great Court），集寝室、餐厅、图书馆、音乐琴房和运动室于一体，所有的生活作息和社交活动都在方院里，当年几百名师生天天生活在这块世外桃源里。当然，身处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同学们的活动范围早就脱离这片与世隔绝之地了。
现在，再转回头来说说我所钟爱的法学院，因为，有一件事不能不提。1971年至1991年巴克校长任职期间，一群愤怒的学生曾经占领法学院图书馆，对此，巴克并不惊慌，他当过法学院院长，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十分了解法学院学生的心态，巴克校长没有动用武力，用对话方式巧妙地劝解占领者撤出图书馆，用智慧化解了一场流血冲突。还有一件事，1977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抗议的学生把目标转向另一个领域，他们反对哈佛校方在南非投资，理由是这样做会纵容那里的种族主义分子。抗议期间，同学们占领教学楼，召集烛光晚会，他们还邀请著名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发表演说，杰克逊讽刺哈佛校方“白天大讲道德模范，晚上狂敛投资收益”。凡此种种过激的行动，巴克校长均采取容忍态度，没有把事态引向对抗，展现出他过人的气度和处理危机的能力。
哈佛大学建筑群的三件宝，除了威德纳图书馆和兰德尔楼之外，人们一致认为哈佛医学院主体大楼也在其中。波士顿人都知道，大波士顿地区有5个著名的住宅区，其中旧剑桥区以哈佛大学为中心，许多教授学者在这里结伴而居，房屋虽然老旧，房价却高得惊人，跻身旧剑桥区居住，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中剑桥区位于今日的哈佛广场西侧，系19世纪前期波士顿中上阶层的郊区住宅；奥斯顿（Allston）原来是一片农田和庄园，后来成为劳工阶层住宅区；朗伍德（Longwood）和牙买加平原（Jamaica Plain）这两处住宅区，则是铁路时代延伸的产物。于是，从朗伍德到波士顿市区的“沼泽道”（Fenway）的地段人气大涨，商业繁荣，哈佛医学院的建筑群就坐落在这里。如果说，哈佛商学院在哈佛主校区外索群独处，那么，哈佛医学院则更是远离哈佛园了。
哈佛医学院与华伦家族的渊源很深。1781年，29岁的约翰·华伦（John Warren）为哈佛大学主讲了一堂医学课，他当时任职波士顿一家军事医院院长。1782年，哈佛医学院成立，华伦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医学教授。子承父志的小约翰·华伦于1821年整合世界著名的麻省总医院，并且因首次将乙醚当成麻醉剂用于手术而名扬四海。老华伦的孙子接过帅旗，于20世纪初将医学院从毕肯山迁移到朗伍德区并最终落户。哈佛医学院楼群由5座白色大理石高楼组成，中间一座4层楼的门前竖立着五根宏伟壮丽的廊柱，它就是医学院的行政楼。在这个医学王国里，分布着各类医学科系、医学实验室、附属医院及4000多名具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等职称的教学、研究和医务人员。
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除麻省总医院外，布莱罕医院（Brigham Hospital）也很有名，它由波士顿富商彼得·布莱罕（1807-1877年）出资530万美元兴建，这笔捐赠相当于当时哈佛大学总资产的四分之一。捐赠人只提了一项要求，医院必须冠以他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彼得经商十分成功，但生前未婚无子女，他1877年留下这530万美元时，指定25年以后再用这笔钱修建一所医院。根据他的遗嘱，布莱罕医院于1913年修建成立。布莱罕医院落成后，儿童医院（Children’s Hospital）于1914年随即建成，它是全世界最早的儿童医院。1993年，位于旧校区的麻省总医院和新校区的布莱罕医院合并，成为一所合作型的大型医疗中心。在此基础上，该医疗中心的伙伴医院迅速扩大到十几家，其中包括5家哈佛医学院旗下的附属医院。麻省总医院在2012年至2013年度《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最佳医院排行榜里，荣登5000家参评医院榜首，布莱罕和妇女医院位列第九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