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苑，即汉代梁孝王所筑兔苑，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当年梁孝王门下，曾聚集一批辞赋家，他们游乐于梁苑之中，写出了大量的辞赋作品。这些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论之者甚少，本文试以梁苑辞赋名之，并略加论列，以就正于方家。
一
学术界历来认为，汉赋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繁盛起来的。从全国范围讲，这是不错的。但在这之前，辞赋已在梁苑繁荣起来。早在汉文帝时代，梁国孝王门下就已经聚集了一大批辞赋家，他们主要有邹阳、枚乘、庄忌、公孙诡、羊胜、路乔如、公孙乘、韩安国等。邹阳、枚乘、庄忌3人，本是吴王刘濞的门客，“以文辩著名”见《汉书·贾邹枚路传》。。后来吴王刘濞因吴太子被皇太子打杀故，怨望朝廷，称疾不朝，欲谋反。邹阳、枚乘等奏书谏阻，吴王不纳其言。当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庄忌，后人避东汉明帝讳，改称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见《汉书·贾邹枚路传》。。关于他们离吴去梁的具体时间已不可确考，但可以肯定是在汉文帝末年。因当时邹阳奏书谏吴王时，“其事尚隐”因而“恶指斥言”。《汉书·贾邹枚路传》在叙述了邹阳、枚乘、庄忌离吴去梁后才写到“景帝即位”，更是明言他们是在文帝末年就到了梁国的。公孙诡、羊胜、韩安国等人，早在邹阳等到梁之前已在梁孝王门下。梁孝王门下还有一个重要的辞赋家，这就是蜀人司马相如，不过司马相如去梁较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考景帝时，梁孝王曾4次去长安，司马相如游梁，当在梁孝王第三次去长安时，其时为景帝七年（公元前150）。
聚集在梁孝王门下的这一大批辞赋家是写出了大量的辞赋作品的。《汉书·贾邹枚路传》中有“梁客皆善属辞赋”一语，可以为证。但由于年代久远，其作品多已亡佚，我们已不能确知其作品的具体数量和所有篇目了，只能从一些史籍的片断记载中略知一二。《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夫子赋二十四篇”，“枚乘赋九篇”。可以肯定，这些赋大都是在梁苑所作，因庄忌、枚乘虽曾仕吴，但《史记》、《汉书》都未载其在吴作赋情况。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梁苑作家作赋情况的还有《西京杂记》。《西京杂记》卷四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文中所收赋正文略，引者注。这段记载，反映了当时梁苑作家游乐作赋的情况，同时还保存了梁苑作家的7篇赋作，对于我们了解梁苑赋坛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梁苑辞赋的具体篇目，现在可以确考的还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明确记载：相如游梁，“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但这《子虚之赋》究竟是不是现存的《子虚赋》，现存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一篇还是两篇，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现存《子虚赋》和《上林赋》最早收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和《昭明文选》也相继收入。《史记》、《汉书》皆作一篇，至《昭明文选》始分为两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收录该赋前有一段记载：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
根据这个记载，有人认为，《史记》所收应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相如游梁时所作《子虚赋》是另外一篇，《史记》没有收录。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史记》所收虽作一篇，但已包括相如游梁时所作《子虚赋》，《昭明文选》将《史记》所收该篇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很有道理的。《子虚赋》是相如游梁时作，《上林赋》是后来的续篇，即《天子游猎赋》。其理由有三：（1）《史记》所收该赋，前半篇假托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言诸侯游猎之事，有头有尾，已可独立成篇，且与《史记》上文所载相如游梁“著子虚之赋”，“乃诸侯之事”等语相吻合。而后半部分借亡是公之口言天子游猎之盛状，与上文相如所言“请为天子游猎赋”相吻合。（2）《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言“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恨不能同时，这说明《子虚赋》是一篇极重要的作品。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写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时，《子虚赋》决不会亡佚，理当收录。同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并没有表明所录只是《天子游猎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这段话是针对《子虚赋》和《天子游猎赋》两篇加以解释的，并非单指《天子游猎赋》一篇。同时也表明，司马相如在续作后篇时，紧扣前篇作了统盘构思，因而前后两篇显得首尾一贯，以致我们今天可以作为一篇来读，司马迁也将它们放在一起收在《司马相如列传》中。（3）今存《子虚赋》，即《史记》所收前半篇，有司马相如游梁时写作的痕迹。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表现出夸耀齐国的倾向。子虚虽盛推云梦，宣扬楚威，然而先扬后抑，扬是为了抑，乌有先生折服子虚，使齐终究胜楚一筹。而这齐国实际上是暗指当时的梁国，乌有先生夸耀齐国时有“游孟诸”一语，可以为证。孟诸是古代薮泽名，其地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是西汉梁国所辖之地，并且毗临梁苑。可见所谓齐国是暗指当时的梁国，夸耀齐国就是夸耀梁国和梁孝王。因而《子虚赋》作于梁国无疑。
另外，枚乘还有两赋尚有争论，一篇是《梁王兔园赋》，一篇是他著名的代表作《七发》。《梁王兔园赋》收在《古文苑》中，而不见史传和《文选》，前人多认为为伪作。我们认为，《古文苑》编者虽不详，但属唐人旧藏本，所收诗文应有所据，不能全部怀疑为伪作。至于《梁王兔园赋》，有南朝梁代江淹《学梁王兔苑赋并序》可作旁证，我们更不能轻易怀疑。江淹《学梁王兔苑赋序》云：“聊为古赋，以奋枚叔之制焉。”可见江淹是肯定枚乘《梁王兔园赋》的，并且模拟制作。江淹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县境内），距汉梁苑很近，因而留意梁苑辞赋。
关于枚乘的《七发》是作于梁苑还是作于吴国，学术界也有争论。《文选六臣注》李善说：“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但北宋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此赋乃谏吴王濞之谋反，疑作于吴国。我们认为李善之说比较可靠。其理由有五。第一，《史记》和《汉书》没有记载枚乘在吴国的作赋情况，而都言及枚乘是梁苑赋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个。这至少可以说明，枚乘在吴国没有写出特别重要的辞赋作品，而在梁国时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作品问世。第二，枚乘在吴时年代较早，辞赋之风还囿于南国一隅，骚体赋盛行，不可能出现像《七发》这样的基本形成汉大赋体制的作品。而到了梁苑时期，辞赋之风北移，境界大开，产生汉大赋的时机才渐趋成熟。第三，《七发》明显是一部具有讽谏意义的作品。从《七发》中“太子方富于年”和“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等描写“楚太子”年龄和奢华生活的句子来看，作者所讽谏的“楚太子”不类吴王刘濞，而恰似梁孝王刘武。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吴王刘濞谋反时年已60多岁，称“方富于年”，殊为不妥，且他为蓄积国力谋反，并无过度享乐之事。而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刘武是景帝同母弟，景帝生于孝惠七年（公元前188），刘武生年当然更晚。刘武卒于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享年不过40岁左右。枚乘在梁时，梁孝王正值盛年。而且梁孝王刘武自恃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有大功，又是景帝同母弟，窦太后之爱子，因而生活十分奢华，“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所以，《七发》所写“楚太子”比较符合梁孝王刘武的年龄和生活实际。第四，主《七发》作于吴国说者，皆以《七发》托言“楚太子”，多写南国风物为证。我们认为，“楚太子”是一个假托人物，不能完全坐实理解。楚国为战国时的大国，汉人写赋以大为美，往往假托楚国。且当时梁孝王贵盛，邹阳在梁时就曾以直谏下狱，枚乘又岂敢直指斥言。既然假托为楚太子，当然就多写南国风物。且枚乘曾长期生活在南国，谙熟南国风物。所以，这些并不能作为《七发》写于吴国之力证。第五，据《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枚乘有集二卷。可见唐时旧《枚乘集》还在。又据《文选》谢朓《休沐重还道中》李善注“《枚乘集》有《临灞池远诀赋》”，可见李善是见过旧《枚乘集》的。因而，李善说《七发》作于梁国可能还别有所据，远比后人臆猜为可信。
出于梁苑赋家之手的还有两篇作品。一是枚乘的《临灞池远诀赋》，今仅存其目。这篇赋可能是枚乘随梁孝王入朝时路过灞水所作。枚乘在吴时，吴王20多年称疾不朝，枚乘路过灞水的可能性不大。另一篇是庄忌的《哀时命》，哀悼屈原，模拟楚辞，鲁迅先生认为是庄忌游吴前所作见《汉文学史纲要》第八篇。写于梁苑的可能性不大。
梁苑辞赋是何时开始兴起和繁荣起来的呢？我们认为，梁苑辞赋兴起于文帝末年，到景帝四年开始逐渐繁荣起来。梁孝王是在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封到梁国的，但当时梁国文士尚少，辞赋之风尚未北移，因而梁国不可能有很多辞赋出现。到了文帝末年，邹阳、枚乘、庄忌等人自吴游梁，开始形成一支作家队伍，辞赋便开始在梁国兴起并逐渐发展起来。到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大约在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前后，梁孝王始筑梁苑，且当时梁孝王正野心勃勃，春风得意，东西驰猎，倡导辞赋，因而辞赋开始在梁苑繁荣起来。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六月，梁孝王去世，枚乘东归故乡淮阴，司马相如归蜀，梁苑作家纷纷出走，赋坛也就冷落了。梁苑辞赋大约繁荣有10年左右。
二
梁苑辞赋的繁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梁国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梁苑的富丽，是梁苑辞赋繁荣的物质基础。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国“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为大县”。景帝初，吴楚七国作乱，“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由于梁孝王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有大功，又为窦太后所溺爱，因而“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为辞赋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关于梁孝王所筑兔苑，《西京杂记》和《图经》也都有具体的记载。《西京杂记》卷二云：“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苑。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太平御览》卷一五九引《图经》曰：“梁王有修竹园，园中竹木天下之选集，诸方游士各为赋，故馆有邹、枚之号。又有雁鹜池，周回四里，为梁王所凿。又有清冷池，有钓台，谓之清冷台。”从这些记载看，我们不难想象当时梁苑的宏大规模和幽雅富丽。这为梁苑作家们提供了恣意游乐的场所与写辞作赋的优越环境和条件。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梁苑作家作为梁孝王的侍从出入天子殿门，游猎上林苑中，也使他们开阔了眼界，为他们写作京殿、游猎大赋提供了条件。
第二，梁孝王广招人才，提倡辞赋，对梁苑辞赋的繁荣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汉号之曰公孙将军。”这样重金高官招延人才，不亚于战国时之燕昭王。由于梁孝王广招人才，又好辞赋，因而邹阳、枚乘、庄忌离吴游梁，司马相如也宁愿放弃朝中的官职，来到梁孝王门下，一时形成人才济济的局面。梁孝王不仅能广招人才，而且还待游士若上宾，使他们乐不思返。举一例可以为证。《汉书·贾邹枚路传》载：“汉既平七国，……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从这里可以见出梁孝王真能待士，深得游士们的信赖。对梁苑赋坛来说，梁孝王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和倡导者，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梁孝王，就没有梁苑辞赋的繁荣。后来梁孝王一死，梁苑作家纷纷出走，正可以反证这一点。
第三，楚国吴国写辞作赋的风气对梁苑作家也有很大影响。辞赋这种文体，本是一种地方文学，最先是从楚国兴起的。战国时宋玉、唐勒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见《史记·屈原列传》。。以后楚国写辞作赋的风气一直很盛。西汉初年，贾谊曾为长沙王太傅，受楚风影响，写出了著名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后来贾谊又为梁怀王太傅，想必会将楚国的辞赋之风带到梁国来。但那时梁国尚小，文士亦少，写作辞赋没有形成风气。汉时吴国都广陵（今扬州），广陵本属楚境，因而亦有作赋之风气。枚乘、邹阳、庄忌曾在吴王刘濞门下作文学侍从，因而亦受吴楚辞赋之风熏陶。后吴王濞欲谋反，枚乘等人离吴王至梁，便再一次将吴楚辞赋之风带到梁国来。适逢梁孝王招延文士，提倡辞赋，因而辞赋之风便在梁苑盛行了。
三
梁苑辞赋在汉代辞赋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万曼先生在《辞·赋·颂》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辞赋从一种地方文学发展成为宫廷文学，梁苑赋坛是一个过渡时期见《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梁苑辞赋的繁荣，就没有后来武帝时期宫廷辞赋的繁荣。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梁苑辞赋之前，汉初赋坛上作家极少。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梁苑之前的汉代辞赋作家只有两人，一个是楚人陆贾，写赋3篇，今佚。一个是文帝时的贾谊，曾作长沙王太傅，受楚风影响，写赋7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苑之前，辞赋之风还没有伸延到中原地区，且作家甚少，只出现了《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重要赋作，还是追随楚辞，并没有形成汉赋的体制。只有到了梁苑时期，才出现了大批辞赋作家和作品，且辞赋之风明显北移。从这一点来看，梁苑辞赋的兴起和繁荣显得特别可贵。
其次，梁苑辞赋为后来汉武帝时期辞赋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从内容上讲，梁苑辞赋已有游猎、宫苑、咏物诸类，同时也已具有了歌颂和讽谕的特点。从形式上讲，梁苑辞赋的某些作品已经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设为问答的形式，采用散韵结合的语言，极尽铺陈夸张，篇幅宏大，历来被认为是汉代散体大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成为后来辞赋家模拟的范本。
再次，梁苑写辞作赋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宫廷。早在景帝时期，司马相如作散骑常侍时，就已羡慕梁孝王门客的游乐赋作生活。《汉书·贾邹枚路传》中记载：“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武帝刘彻是在景帝七年被立为太子的，可见那时枚乘已以赋闻名京师，给汉武帝印象很深，因而后来武帝即位立即征枚乘，爱枚乘之赋才兼及其子。从这里可以见出梁苑辞赋对汉宫廷的重大影响。
另外，梁苑赋坛还为汉武帝时宫廷赋坛输送了许多人才。最突出的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后来成为武帝时期最重要的辞赋作家。此外，有史可查的还有枚皋、庄葱奇、庄助等。枚皋是枚乘的庶子，其母是枚乘游梁时所娶小妾。枚乘东归淮阴时，“皋母不肯随乘，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见《汉书·贾邹枚路传》。枚皋是在梁国长大的，从小受到枚乘的教育和培养，又耳濡目染梁苑辞赋之风，因而也有一定的辞赋才能。后来他在梁国任郎时，遭谗遇罪，逃亡至长安，“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见《汉书·贾邹枚路传》。拜为郎官。《汉书·艺文志》著录枚皋赋120篇，可见他也是武帝时期的一个重要赋家。不过“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见《汉书·贾邹枚路传》。。严助就是庄助，与其弟庄葱奇都是汉武帝时的重要赋家。他们是梁苑赋家庄忌的儿子，也与梁苑赋坛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梁苑辞赋在汉赋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梁苑辞赋是汉赋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梁苑辞赋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枚乘的《七发》成为后世赋家学习的典范，对后世影响极大。西晋傅玄《七谟序》云：“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蠲》、《七举》之篇。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可见《七发》影响之深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是汉大赋的代表作之一，其影响也不亚于《七发》。此外，梁孝王招揽奖励文士的胜举和梁苑作家写辞作赋的雅事以及梁苑旧迹，也为后世文人所仰慕，所向往，并付诸歌咏，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南朝宋代诗人谢惠连就曾写出歌咏梁苑的《雪赋》，假托梁孝王游于兔园（即梁苑）遇雪，命司马相如、枚乘等人即景作赋，以此结构全篇。因《雪赋》影响很大，故后人将梁苑又称为雪苑。再如南北朝诗人颜延之、王融、沈约、谢朓、王筠、庾信，唐代诗人王昌龄、储光羲、高适、岑参、李白、杜甫、韦应物、李贺，宋代诗人晏殊、梅尧臣、苏轼、苏辙，明代诗人李梦阳、王廷相、朱家相、李嵩，清代诗人侯方域、宋荦、陈维崧、陈维眉、周茂源、田兰芳等，他们也都曾写有歌咏梁苑的诗篇参阅《商丘县志》卷十七《艺文》。。他们凭吊梁苑遗迹，仰慕古人雅事，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杂志、报纸副刊以“梁苑”命名，怀古人之遗风，开今日之生面。
（原题《梁苑辞赋谈》，载《商丘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后修改更名为《论梁苑辞赋》，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