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发》是汉赋发展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但是，关于《七发》的主旨却是一个自古以来争论未决的问题。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篇》指出：“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选·六臣注》李善说：“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谏吴王刘濞之谋反。清梁章钜《文选旁证》引朱绶说：“《七发》之作，疑在吴王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以上三种意见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今人则多从“戒膏粱之子”一说。但是，《七发》真正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间题作出一些新的探索和论证。
一
据《汉书·枚乘传》记载，“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枚乘一生主要活动在吴国和梁国，《七发》究竟是写在吴国，还是写在梁国呢？笔者认为，《七发》当写于梁国，乃谏梁孝王之作。理由有六：
1《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说七事以启发楚太子。很明显，作品中的“楚太子”就是作者所要劝谏的对象。从作品中“太子方富于年”一句看，《七发》所劝“楚太子”不是指吴王刘濞，而是指梁孝王刘武。“太子方富于年”，意指太子正值盛年，未来的年岁正多。这与吴王刘濞的年龄相距甚远。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刘濞反时，曾自云“寡人年六十二”。枚乘在吴时，刘濞也当有50多岁，称“方富于年”，殊为不妥。而刘武是景帝同母弟。据《汉书·外戚传》载，景帝生于孝惠七年（公元前188），刘武生年当然更晚。刘武卒于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享年40岁左右。其“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时，不过30多岁，正值盛年。
2从作品中“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等描写“楚太子”享乐生活的句子来看，《七发》所劝当指梁孝王。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王刘濞因吴太子入朝被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打杀故怨望朝廷，称疾不朝，谋作乱。后景帝即位，议削吴，吴率七国诸侯起兵于广陵。当时吴王刘濞遗诸侯书中有云：“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史记·吴王濞列传》。可见，吴王刘濞为蓄积国力谋反，并无过度享乐之事。因而说《七发》是劝谏吴王刘濞，这“久耽安乐，日夜无极”诸语就有些不着边际。而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刘武“东西驰猎，拟于天子”，确实有“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的情况。因而，《七发》若是劝谏梁孝王，才算对症下药。
3从史籍的记载来看，《七发》应该是写在梁国。《史记》、《汉书》都有枚乘在梁国作赋情况的记载。《汉书》的记载较详，其《枚乘传》云：“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这说明枚乘是梁国梁孝王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家，理应写有非常著名的作品。而《史记》、《汉书》都未载枚乘在吴国的作赋情况，这也可说明枚乘在吴国时主要的还是“为吴王濞郎中”，在写作辞赋方面成就还不够高，不可能写出《七发》这样的特别重要的作品。
4从辞赋发展的角度来看，《七发》也当写于梁国。枚乘在吴国时，辞赋还囿于南国一隅，流行的是抒情的骚体赋，不可能出现像《七发》这样明显带有讽谏意义的散体大赋。现存比枚乘略早的贾谊的作品正可以说明这一点。而枚乘到梁国后，辞赋之风北移，使辞赋境界大开，产生像《七发》这样的散体大赋的条件才渐趋成熟。
5《文选》卷二七谢朓《休沐重还道中》李善注云：“《枚乘集》有《临灞池远诀赋》。”据此可知，初唐李善是可能见过旧《枚乘集》的人。他可能从目录次序或其他材料中得知或推知《七发》的写作时间和地点，远比北宋以后持《七发》写于吴国说者的臆猜为可信。
6持《七发》写于吴国说者往往以《七发》中假托“楚太子”，且多写南国风物为证，我们认为这是不足以服人的。辞赋作品通常采用隐喻的笔法，多有虚构和假托，对于其中的人名和地名都不能坐实理解。战国时期楚国为大国，汉赋以大为美，故多有假托楚国者。既然假托为“楚太子”，又是“吴客”往问，当然就多写南国风物。而枚乘是淮阴人，又曾仕吴，谙熟南国风物，所以他在梁国所写的作品中多写南国风物也不足为奇。更何况与枚乘一同游梁的邹阳就曾以直谏被谗下狱，枚乘又怎敢直斥而不作此假托呢？
以上六点足以证明枚乘《七发》当写于梁国，实为讽谏梁孝王之作。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排除《七发》主旨是谏吴王濞谋反一说了。
二
既然《七发》是写于梁国，又是为谏梁孝王而作，那么，它的主旨是谏梁孝王不要过于奢侈享乐呢？还是谏梁孝王不要谋反呢？
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曾经修东苑，扩城池，“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有过一段十分奢侈享乐的生活。同时梁孝王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是汉景帝的同母弟，又深得窦太后的宠爱。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梁孝王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钦，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梁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后嗣事由此。”“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孝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可见梁孝王不仅有十分腐化享乐之劣迹，而且也曾有过欲谋反的迹象，尽管他最终没有谋反。既然如此，那么《七发》的主旨就只能从作品本身来查找了。
我们知道，《七发》是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七事来启发“楚太子”，实际上就是用七种方案来给“楚太子”治病那么“吴客”给“楚太子”治的究竟是什么病呢？是由于日常生活过于腐化享乐所引起的肉体上的疾病呢？还是思想上、精神上的疾病呢？从《七发》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楚太子”患的主要不是肉体上的疾病，而是思想病，“精神”病。试想，如果是由于日常生活过于腐化享乐而引起的肉体上的疾病，那么，“吴客”提出以饮食、游宴、女色来治疗，当然要遭到拒绝，但当吴客以音乐、骏马、田猎、观涛来劝他时，他就不应该拒绝，因为这些活动是可以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况且，如果是肉体上的疾病，一听圣人的“要言妙道”，就怎么能够“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呢？用“要言妙道”来治病，用“圣人辩士之言”来治病，这治的只能是思想病。而这思想病是一般的贪图腐朽享乐生活的思想病呢？还是严重的政治病呢？我们认为是严重的政治病。如果是一般的贪图腐朽享乐的思想病，“吴客”用饮宴、女色、音乐、骏马、田猎、观涛等活动来规劝他，他就决不会毫无兴趣，表示拒绝。“吴客”用这些方案来给他治病，说明他患的是严重的政治病，说穿了就是想谋反的病。他没有能够得到皇位的继承权，因而心情郁懑，所以“吴客”先以音乐、美食、车马、游观等活动来启发他，想以此来陶冶他的情致，排遣他胸中的郁闷，但他丝毫没有兴趣。后来，“吴客”又用田猎、观涛的活动来启发他，使他胸中的郁闷稍解，“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但也并没有真正解决他的思想问题。于是，“吴客”最后说：“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涣然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才最终放弃了非分的企图，解除了精神的郁懑，“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当然，也许人们要说，“吴客”所列举的“圣人”的“要言妙道”比较笼统，并没有谏谋反的实际内容。这是因为当时梁孝王虽然有篡权谋反的野心，但没有见诸公开的行动，所以“吴客”不能直言，只是暗寓讽示而己。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七发》的主旨正如李善所说，就是劝梁孝王不要谋反。应该指出的是，枚乘生活在文景时代，当时诸侯国势力很强大，谋反的事屡见不鲜，严重威胁着汉朝的统一政权。《七发》这种谏谋反的意旨在当时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七发》还有刘勰所说的“戒膏粱之子”的含义，正所谓“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从而告诫膏粱子弟不要过于奢侈享乐，而要注意修身约己，加强思想修养。这是《七发》在描写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意义，也正是文学作品多义性的一种表现，它并不是枚乘写作此赋的主要意旨。至于谏吴王濞谋反一说则属后人臆猜，无可征信。这一结论是否允当，俟博雅君子正之。
（原题《关于枚乘〈七发〉主旨的商榷》，载《商丘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后修改更名为《枚乘〈七发〉主旨新论》，载《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