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可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史记》最重要的成就就在于它成功地描写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现了一道丰富多采的历史人物的画廊。《史记》描写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历史人物，诸如帝王将相、官僚贵族、文人学士、商贾农夫、游侠刺客、妇女倡优、医卜星相等。作者不仅能够成功地描绘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人物的不同面貌，而且能够刻画出属于同一阶层、同一阶级、同一类型人物的各自不同的个性。正如日本学者斋藤正谦所说：“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正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噁叱咤来薄人。”［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史记》中的人物大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惊人的艺术魅力。《史记》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描写出众多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呢？这与作者司马迁自觉地运用了一系列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是分不开的。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谨将《史记》的写人艺术归纳为以下10个方面并略作论述，敬请各位学界同仁不吝指正。
第一，善于围绕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选择最有典型意义的材料。
《史记》所写的人物都是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真实人物，而每个历史名人一生都经历了许多事件。人物传记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人物一生的事迹都写出来，这就有一个选择材料的问题。司马迁是一位精于选材的高手，他总是围绕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来选择和描写那些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材料，借以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例如《李将军列传》就是围绕着李广的英雄性格和不幸命运来选择安排材料的。李广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作者只详细描写了其中的四次。前三次都是写李广以少敌多，在极艰难的情况下，以超群的武艺和过人的胆略，与敌人作殊死的战斗，最后才转危为安，但回到朝中总是劳而无功或有功不赏。最后一次写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单于，因受排挤而含愤自杀。这些材料对于塑造李广的形象都是非常典型的。司马迁正是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生动叙写，展示了李广作为一代名将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性格和悲惨命运。宋代黄震《黄氏日抄》说：“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生，今看其传，英风如在。”
《史记》为了既忠于历史的真实，又能够突出于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不损害人物的形象，作者常常采用苏洵所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宋］苏洵《嘉祐集》卷九“史论中”。的“互见法”，将人物的一些次要的材料放到别的传记中去写。例如《项羽本纪》主要是抓住项羽一生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三件大事，即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突围，进行详细的描述，从而突出了项羽这个举世无双的悲剧英雄的动人形象。而有关项羽不善于用人、有勇无谋等方面的史料，则放到《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中去写。《魏公子列传》也主要围绕着信陵君礼贤下士、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等主要特点，着重描写了他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与毛公、薛公交游等几件事。至于秦国索取魏齐的头颅，魏齐投降信陵君，信陵君因畏秦而犹豫不决，魏齐因而自杀，这件有损信陵君形象的事，作者则把他放到《范雎蔡泽列传》中去了。司马迁这样选择安排材料，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善于将历史事件故事化，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性格。
写人物传记，刻画人物性格，离不开故事和矛盾冲突。可以有没有“性格”的故事，但不可能有没有故事的“性格”。人物的性格有时是含而不露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才能够充分显示出来。司马迁最擅长将历史事件故事化，也最擅长写矛盾冲突。他总是将人物放在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上去显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段就很有代表性。作者首先写曹无伤告密，说刘邦“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要“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似乎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但这时项伯顾念与张良的私情，赶去通风报信，被刘邦所利用，使矛盾暂时缓和下来。第二天刘邦亲往鸿门谢罪。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要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默然不应”。于是范增又出召项庄，让他借舞剑之机杀掉刘邦，不料被项伯看出，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使项庄不得击。接着张良请樊哙进帐，樊哙“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惊得项羽“按剑而跽”，似乎就要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但性格暴烈的项羽，此时却英雄爱英雄，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将樊哙尊为壮士，赐以酒肉，矛盾因而得以缓解。最后写刘邦不辞而别，间道至军，“立诛杀曹无伤”。这段文字故事性很强，可谓波澜起伏，惊险动人。在这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项羽、刘邦、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众多人物的鲜明个性，得以生动地展示出来。《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是通过故事化的情节，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的。全篇主要写了“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历史故事。“完璧归赵”、“渑池会”写秦赵矛盾，突出表现了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和爱国精神。“将相和”则通过廉、蔺之间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生动地刻画了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和廉颇勇于改过、负荆请罪的磊落气度和胸怀。另外，《魏齐武安侯列传》写田蚡拜访窦婴、灌夫使酒骂座、武帝东朝听辩等故事场面，矛盾也很尖锐，人物栩栩如生。《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三，善于运用对比衬托的手法突出人物性格。
常言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好花还得绿叶附衬”。对比衬托是塑造人物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它能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项羽本纪》写巨鹿之战一段就巧妙地运用了这种手法。作者先拿宋义与项羽作对比描写，继而又通过其他诸侯将“莫敢纵兵”，“皆从壁上观”，入见项羽时“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等描写，衬托了项羽这个盖世英雄的形象。正如明代凌约言所说：“羽杀会稽守，则一府慑伏，‘莫敢起’；羽杀宋义，诸将皆慑伏，‘莫敢枝梧’；羽救巨鹿，诸侯‘莫敢纵兵’；已破秦军，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势愈张而人愈惧，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可想见也。”［明］凌稚隆《史记评林》引。《魏公子列传》在塑造信陵君的形象时也成功地运用了对比衬托的手法。如“亲迎侯生”一段，写信陵君“置酒大会宾客”，待众宾客皆已坐定，信陵君亲自“从车骑，虚左”，往迎夷门监者侯生。当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毫不谦让时，信陵君不嫌他“傲慢无礼”，而为之“执辔愈恭”。当侯生还要信陵君给他赶车到市场上去会见屠夫朱亥时，信陵君不顾市人的窃笑，“引车入市”，而侯生“故久立与其客语”，“从骑皆窃骂侯生”，而信陵君却“色终不变”，一直恭敬地等候。最后信陵君把侯生迎到家中，引之上坐，向众宾客盛赞侯生，并为之敬酒祝寿，“宾客皆惊”。在这一段中，作者拿侯生的“傲慢无礼”与信陵君的“执辔愈恭”作对比描写，又拿“市人皆观”、“从骑窃骂”、“宾客皆惊”来作侧面烘托，就将信陵君礼贤下士、不以富贵骄士的品格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另外，在“对博闻警”一段中，作者还用魏王的昏聩平庸和信陵君的从容大度作对比；在留居赵国一段中，用平原君的不识人、假爱士与信陵君的真识人、真爱士作对比。这些也都有助于塑造信陵君的感人形象。在《李将军列传》中，作者将李广与匈奴射雕者作对比描写，突出了李广高超的射技；将李广与程不识作对比，突出了李广治军简易宽厚的特点；将李广与李蔡作对比，突出了李广所受待遇的不公平。这些都增强了李广形象的典型性和感染力。作品写“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这就从敌人方面反衬了李广的神威，使人物更加风骨凛然。
第四，善于通过小事或细节描写刻画人物的性格。
人物的行动总是受性格支配的。事无巨细，总与人物的性格有关。《史记》常常通过描写一些小事，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志向，特别是善于通过人物早年的一两件小事，来表现人物的性格，预示人物的未来。例如《项羽本纪》写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要学“万人敌”的兵法，但“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些小事就突出了项羽少时豪迈不群而又粗疏的性格，为他日后的成功和失败埋下了伏笔。再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少时的一件小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件小事就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张汤少时善做治狱游戏和残酷的性格，一个酷吏的形象在这里已初见端倪。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与仓鼠而发感叹等，这些小事的描写也都能昭示人物的未来，刻画出人物鲜明的个性。
《史记》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展示人物的个性特点。细节就是细微的环节和情节，描写细节有利于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形象和性格。《高祖本纪》中就有许多细节描写，非常真实生动，对于细致地刻画刘邦的性格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写刘邦欲与项羽争夺天下时，听说项羽杀义帝，遂当着众人面“袒而大哭”。“袒而大哭”这个细节描写就生动地表现了刘邦随机应变、即景生情的性格和本领。正如明代凌稚隆在《史记评林》中所说：“汉王袒而大哭，特以此激怒天下，非真哀痛之也。要知项羽不杀义帝，汉王岂能出义帝下者？”再如写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时，项羽曾伏弩射中刘邦，“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这个细节表现了刘邦的绝顶聪明和善于应变的能力。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恐士卒怀散，故言中吾足指。”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说：“变起仓卒，而举止泰然如此，汉皇非徒木强人也。”
第五，善于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表现人物性格。
语言是心灵的窗户，人物语言与人物性格密切相关。准确把握人物的语言，人物的性格也就昭然若揭了。司马迁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笔下的人物语言，无论是独白还是对话，都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和心理状态。例如《项羽本纪》写项羽观看秦始皇渡浙江时曾脱口说道：“彼可取而代也！”这句话十分坦率，非常切合项羽出身楚国贵族目空一切和强悍率直的性格。《高祖本纪》写刘邦也见过秦始皇，刘邦当时叹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说得委婉曲折，与他泗水亭长的身份和机警、贪婪的性格相一致。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矣。”《项羽本纪》写鸿门宴上的人物对话也是非常出色的，刘邦的话委婉，表现他的冷静机智；项羽的话爽直，表现他性格憨直；范增的话斩钉截铁，表现他性格的偏激；张良的话缓和沉静，表现出他的从容镇定；樊哙闯帐，一席话折服了项王，确实有一种“死且不顾”的精神。由于人物语言个性化，口吻毕肖，因而也就使人物的形象显得非常鲜明生动。
第六，善于用抒情的笔调和夹叙夹议的手法描写人物。
清代刘鹗说过：“《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老残游记自叙》。《史记》明显带有强烈的抒情性，甚至可以说它是一首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包含着作者全部血泪的悲愤诗。《史记》写人物，常常是夹叙夹议，甚至以议代叙，并在叙中抒情，使人物形象显得分外生动感人。例如《屈原列传》通篇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整个作品就像是一首抒情诗。当写到“王怒而疏屈平”时，作者就直抒胸臆地写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作者还直接赞颂屈原的伟大作品《离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以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作者甚至为屈原的悲惨结局痛哭流涕。文章结尾写道：“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两千多年来，屈原的伟大名字之所以能够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司马迁的这篇《屈原列传》分不开的。《李将军列传》也是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结合在一起，时而夹叙夹议，时而以议代叙，时而又引用他人的话代发议论，文章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抒情气氛。李广的治军简易是作者所激赏的。文章先将程不识的治军严正与李广的治军简易作对比叙写，而后评论说：“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又如写“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士以此爱乐为用。”这段文字是叙述，同时也带有浓烈的议论风味，流露着作者对李广的无限钦敬之情。再如写李广死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这就寄寓了作者对李广惨遭不幸的无限痛惜之情。明代凌约言说：“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皆垂泪，广之结人心于此可见。非子长笔力，安能于胜败之外乃出古今名将之上如是哉！”《史记评林》引。结尾的“太史公曰”，作者更直接用悠游唱叹的笔法评论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这就把对李将军的无限钦敬、无限惋惜之情，抒发得更加淋漓尽致。
第七，善于借助浓烈的环境气氛去烘托人物。
人物的活动离不开环境，环境气氛的渲染对人物往往能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司马迁是善于运用这种艺术手段的。例如《刺客列传》在燕太子丹送荆轲赴秦时写道：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这样一派惊心动魄的氛围中，荆轲慷慨悲歌，其盖世之气感人至极。明代董份说：“荆轲易水之上，就车不顾，只此时，懦士生色。”《史记评林》引。孙月峰说：“只此两句，却无不慷慨激烈，写得壮士心出，气盖一世。”《评注昭明文选》。再如《项羽本纪》写垓下之围，在四面楚歌声中，项羽慷慨悲歌，美人和之，左右皆垂泪，后又写他英勇突围，力战敌军，最后不愿苟活性命而拔剑自刎。这种浓烈的悲壮气氛，也有力地烘托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感人形象。明代田汝成说：“项羽拔山盖世之气，以后日至衰飒，史家模写，逼真如画。千古英雄至此，殊令人凄恻。”《史记评林》引。
第八，通过肖像、心理描写刻画人物性格。
肖像描写，就是对人物的外貌作具体的描绘。《史记》中的肖像描写虽然不多，但往往能够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东西。如《秦始皇本纪》写秦始皇：“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这样一付尊容和声音，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形象。这与秦始皇的残忍、奸诈的性格是十分吻合的。《高祖本纪》写汉高祖刘邦：“隆准，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真是一付天子相。鲁迅先生说过，要极节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画他的眼睛。《项羽本纪》说“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这就突出了项羽的不平凡。《史记》描写人物肖像的方法很多，有的是通过别人介绍出来的，如秦始皇的狰狞面目是大梁人尉缭谈出来的。陈平的外貌是灌婴等人向刘邦讲的，说陈平“美丈夫，如冠玉耳”。有的是运用比喻的手法来写，如《留侯世家》描写张良的外貌：“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当然张良长得像个女人，这与他“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的特点是一致的，也与他一生多病有联系。《史记》还注意在人物的行动中进行肖像描写，如《项羽本纪》写在鸿门宴上樊哙闯帐：“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种描写既突出了樊哙的勇武形象，也烘托了宴会上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气氛。不管以什么形式进行肖像描写，司马迁都注意肖像描写与人物性格特点的联系。《李将军列传》介绍“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这就与李广善射的特点联系起来了。而《项羽本纪》写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这就突出了项羽盖世英雄的伟岸形象。
心理描写就是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它是细致地刻画人物增强人物立体感的一种有效手段。《史记》也有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之处。但它与现当代小说直接的大量的心理描写有所不同，它主要是通过人物的独白感叹，或者是以他人的语言，或者由作者直接点拨，来披露人物的内心世界。《李斯列传》就是通过李斯的独白感叹来进行心理刻画的。作品中写李斯的独白或感叹主要有五处。当他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扰”时，慨然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当他功成名就时，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当他为赵高所挟，听任赵高私改遗诏擅自废立时，仰天长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当他被赵高陷害囚于狱中时，仰天长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当他临刑咸阳时，又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以上五处感叹，都是李斯一生中各个关键时刻最具有代表性的感情流露，也是作者为刻画李斯的心理活动而精心设计的。清代李景星《史记评议》说：“行文以五叹为筋节，‘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云云，是其未遇时而叹不得富贵也；‘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云云，是其志满时而叹物极将衰也；‘斯乃仰天长叹垂泪太息曰’云云，是已堕赵高计中不能自主而叹也；‘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云云，是已居囹圄之中不胜怨悔而叹也；‘顾谓其中子曰’云云，是临死时无可奈何以不叹为叹也。”从这几段独白叹息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斯一生思想感情的发展脉络，集中表现了李斯的精神品格。
由他人的语言揭示人物心理的例子，如《吕太后本纪》中的一段：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无）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说，其哭乃哀。
吕后死了亲生儿子，本当悲伤，但她忧虑自身及吕氏家族的前途更超过了她的丧子之悲。陈平奏请重用吕氏，使之掌握卫戍部队军权，吕后方才心安，“其哭乃哀”。吕后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通过张辟强的口，得以揭示出来。
由作者在叙述和描写中直接点拨人物心理的例子，如《司马相如列传》写司马相如奏琴挑逗卓文君，文君“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这就写出了卓文君倾心司马相如而又忧虑担心的复杂心态。又如《吕太后本纪》写：“太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冯）无择为博城侯。……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史记评林》引明人凌约言说，此“皆太史公揣摩吕后本意，欲假公以济私也”。
除了通过人物的独白感叹，或者是以他人的语言，或者由作者直接点拨，可以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外，人物的表情、神态、动作也往往是人物内心活动的直接流露。因而，《史记》也常常通过描写人物的表情、神态和动作来刻画人物的心理。例如《汲郑列传》写道：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
在这里，作者通过描写汉武帝“默然”、“怒”、“变色”、“罢朝”这一连串的表情和动作，就揭示出了汉武帝被汲黯刺到疼处时的痛苦、恼火而又不便发作、无可奈何的心理变化过程。
第九，善于运用虚构和夸张的手法来描写人物。
虚构和夸张都是文学手段。《史记》虽然是一部史书，但它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甚至可以说它明显带有一些小说的因素。多写奇闻异事，多写传说，多用虚构和夸张的手法，借以突出人物的形象，这是《史记》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留侯世家》就明显带有一些虚构的成分。作者写张良早年的事迹时说：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锥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这段描写对塑造张良的形象无疑起着很好的作用，使人物一出场就显得卓越不凡。明代陈仁锡在他的《通鉴纲目》中说：“子房一锥，宇宙生色。”但是这段描写也带有一定的传奇性质。宋代刘辰翁《班马异同评》曾说：“从仓海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举于旷野之中，正中副车，虽架炮不能也。大索甚急，良非独自免，并隐力士，此大怪事。”《留侯世家》接着又写道：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欧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这段文字简直就像传奇小说，很可能是根据当时的传说写成的。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说：“此节夜半来去，悄悄默默，写有鬼神气。”日人有井范平说：“《左传》善写鬼，此段若有若无之事亦类鬼。史公盖自狐突见太子申生之章变化来，极夺胎换骨之妙。”《史记评林补标》。作者用这种传奇手法遂使张良的身上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一代帝王师的形象逐渐树立起来了。
《史记》还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去写人物，如《项羽本纪》写樊哙“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写“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种夸张的描写往往会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
第十，善于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描写人物。
《史记》在刻画人物时，常常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作者笔下的人物总是显露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血肉丰满，让人感到真实而生动。项羽是《史记》着力描写的一个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正如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说：“‘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多种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中在项羽一个人身上，这就使得项羽这个人物的形象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让人感到非常真实而丰满。《史记》写李斯，也能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反复刻画出李斯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又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昏庸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又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可谓跃然纸上。《史记》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人物的基本特征，同时又能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给予充分的重视，总能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这也正是《史记》中的人物有血有肉、丰满生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史记》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是多种多样和行之有效的。作为两千多年前的一部历史著作，能够在描写人物方面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是令人震惊的。称它是传记文学的名著是当之无愧的。
（原题为《试论〈史记〉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载《黄淮学刊》1993年第4期。后经修改更名为《〈史记〉的写人艺术》，载《渭南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