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体育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种种偶然现象的背后，隐含着种种的必然趋势，经常发生的偶然现象逐渐演变成必然遵循的规律，必然出现的事物在偶然事物的影响和制约下，可减弱或增强其必然几率。例如牧童为了驱赶寂寞，扬鞭抽打石子偶然玩出来的一种游戏，后来被人们无数次地偶然发现在自然的祥和的气氛下非常适合缓解城市生活带给人们的压力，因此被贵族们据为己有，并发展成规格很高，百姓难以问津的高尔夫。牧童们必然应该拥有其“专利”，可是现实中已经没有了牧童参与的必然资格。民族体育大多是在各类游戏中产生，游戏所蕴含的愉悦是一种必然，可是当具有游戏性质的民族体育成为一种体育运动项目时，特别是在人们不断地将各种偶然性加以限制，如实施以严格的技术规范和规则要求时，轻松自由的愉悦的必然性在徒然减弱。游戏向竞技项目的必然衍化，主动地吸取各种偶然因素所带来的各类变化以及它意寓的规律必然，以求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完善其体系。发展成熟的项目也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如一场球类比赛，强队雄厚的技术实力，取得胜利应该是必然的，但可能会因为队员的竞技状态、心理素质、对环境的适应、应对弱队的战术等种种偶然因素而失败。这种偶然的失败有可能会给强队造成心理上的深刻烙印，留下巨大的阴影，如果不正视和及时调整训练手段改变这一状况，极有可能成为强队走向失败的必然因素。这种偶然和必然的关系是民族体育个性和共性的发展的重要因素，分析其实质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偶然和必然关系的建立主要是由于人和社会的需要使然。
人和社会的需要是人类文化产生的根本基点，正是由于人有了不同层级的需要，社会才有了各异的发展动机，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人类的发展总是遵循着生存、享受和发展等需要之路不断前进，不断提高文化的品位，增强文明的程度。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须借助各种中介手段来完成相应的活动，以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供人类的生存、享受和发展需要。而在这些中介手段中蕴含着大量的民族体育素材，随着这些手段的分化、综合、更新，民族体育的成分从中分化和剥离出来，偶然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定的文化亚型，发挥出一定的社会功能，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人们开始从中介手段中发掘和提取这些成分，它们逐渐地聚集起来独自构成民族体育体系。
人类为了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中介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与民族体育息息相关的人类实践活动，从中可以进一步论证偶然与必然的关系。
第一是劳动。人类社会的体能阶段，劳动时体力和劳动的技巧关系到人们的生产效率，为了提高劳动效率，人们不断地对劳动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总结，逐渐形成了一些效率较高的方式和方法，而这些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民族体育息息相关，因为在当时劳动与体育之间几乎没有界限。例如为了捕获猎物人们使用投掷、射击的方法，这是后来演化的投掷和射击项目的必然，也是必然导致民族体育生产性的源泉。在农业社会中打场普遍使用的裢枷，可以较为高效地完成脱粒工作，后来该工具转化为武术中的裢枷棍；苗族的独木龙舟原本是捕鱼的工具，进而演化为民族体育项目；马匹本为游牧中的唯一可以依靠的工具，并无游戏和体育色彩，但是在种种偶然因素促进下成为民族体育活动内容；山民的劳动手段终于也演化出室内攀岩等活动内容。即使是在智能社会中，特别是知识经济社会阶段，人们依然从劳动的手段中演化出电子竞技项目。劳动可以称之为一个文化作用力的分力，且是一个力量巨大的分力，它给人类社会巨大的财富，给人类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劳动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根本，向人类社会提供着无限的资源。
第二是军事。为了获取足够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资源，人们之间的争斗无时无刻地进行者，当争端无法使用正常手段解决时，战争出现了，弱肉强食，最终资源的划分得到阶段性的强制性处理。在体能社会中的战争是依托于士兵的体力和作战武艺技术，这些技术经过战争的洗礼，被人们直接总结出直接反映军事性的武术、搏击、拳击、击剑、摔跤、射击、马术、射箭、弓弩等等民族体育内容，同时间接地分化出球类等这样的模拟战争场面的运动形式。这些内容和形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战争的技术、战略的总结，它不仅对后续战争发挥着经验传承的作用，更能促使人们具备作战的能力。不同地域的人们作战方式虽有不同，但是对战争的不懈总结却是相同的，正如人们普遍承认的物质在所有运动中都被一种必然的力量所推动，每种必然的结果，都被它的自身结构严格地决定。因此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不少民族体育形式必然地印刻着体能社会军事战争的印记，因为战争在每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发展历程中都是无法避免的。时至今日，人类的战争形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但是人类的内隐攻击性始终没有消退，这种必然导致人们从现代军事行为中不断演化出体育项目，比如各种枪械的射击、军事五项等项目。各种中介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民族体育的贡献率不同，有些手段在体能社会发挥着巨大的贡献，至智能社会阶段则被其他手段所取代。在体育文化领域中，战争为体育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促进了体育的发展，可以说战争是各种中介手段中对体育文化贡献率最高的一项内容。
第三是教育。人类为了将生产劳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技能传授继承，采取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无论是散在的、集中的、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形式，在人类社会体能阶段，古今中外的教育内容很多是与民族体育有密切关系的，中国的“六艺”中四艺与体育相关，古希腊的军事体育教育似乎成为人们对军事战争技能的专门传播基地一般，体育成为军事战争的唯一技能培养途径。社会逐步发展到了智能化因素更多制约社会前进的阶段，人们对智育的教育内容不断增加，以顺应人类社会进程中人的活动形式从大集群向小集群运动的趋势。这种趋势看似是一种必然，但是当人们看到偶发的“文明病”日益困扰人类健康的时候，开始反思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在生活中的大集群活动略有增加，虽然未成全球趋势，但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进而给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德、智、体的地位如何重构、排序。教育是人类社会知识、技能传播的必然载体和手段，人们社会早期并非仅仅局限于体育的教学内容，德、体、智的全面教育理念在各个民族中均有体现，教育是对人的全面素养提高而进行的社会必要的、必然的规范要求过程。在教育中所包含的民族体育因素，不仅得到了教育手段的保护、继承和传播，更主要的是在教育体系中，民族体育得到了不断地系统化，规范化，具备了这样的特征后，民族体育的发展才更加的有效。
第四是娱乐。娱乐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不论娱乐的层级和形式，娱乐不仅是生活的出发点，也是生活的追求目标。娱乐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于民族体育而言，它不仅是一种源头，更是一种推动力，这两种作用必然对民族体育广泛地吸纳民族、民间的肢体活动内容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同时促进着民族体育从初级的娱乐形式向体育形态发展、转化。在人类的娱乐活动中，体育是一项不可多得内容，这是因为体育可以使理智和激情有机地和谐一致，用优雅的身体活动方式和内容，培养、启发、维持人的理智，用独特的韵律缓和、教化激情中的野性，在种种偶然感受、体验累加基础上人才能感受到娱乐的根本。肢体活动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本能的活动方式，它能够体现人类的意识和意志，必然能够使人类从中体验娱乐，民族体育在这种娱乐的环境和背景下，避免了功利性的异化，使之长久地保持着原本的属性，使民族体育的基本素材和特征得以保持和不断发展。
第五是宗教。宗教在人类社会的整个进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对民族体育的起源、保护和发展都十分重要。因为在人类要表达对神灵的敬畏、感恩、显能的种种心态中，人们偶然发现一种可以有效沟通彼此间的一项信息传递方法，这就是动态的肢体符号，如果没有这种沟通方法，人类难以与神灵进行沟通，毕竟彼此之间存在着语言方面的障碍。因此，民族体育充当了这一角色，而且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故而民族体育在各民族的宗教活动中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内容，由此孕育了一定规模的民族体育。行动是建立在意向性原则基础上的，在一定意向、意识的决定性引导下，行动开始了它的整个过程，最终产生与意向基本相同或相近的结果，这样的活动方为行动。在宗教的发展的过程中，民族体育是一种与意向相近的一种宗教行动的副产品，它虽然不是宗教的意向行动结果，但是毕竟与宗教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种偶然的行动结果受到必然的宗教行动的促进，这种副产品成立、成熟之后，逐渐地从宗教中分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内容和形式。由于宗教的神圣和威严，以及宗教教义的规定和要求，使民族体育在宗教的庇护下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可以从容地发展，免受社会环境的种种冲击。同时民族体育也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使其文化内涵更加的丰厚。
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人类为了满足人和社会各种需要的中介手段之主体部分，还有许多人类使用的中介手段在不同层面上满足着人类的需求，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民族体育成分。人类的社会活动历经了不断的分化过程，每一个文化现象总是不断完成着自己的文化周期，每一次文化周期的结果都会分化出大量新兴的文化特质，当这些新兴的文化特质被一个巨大的、同质、同属文化漩涡所吸引时，它们之间出现极强的亲和力，主动地寻找着文化中心，或被动的被涡旋力所吸引，加入到这一文化之中，形成了日益壮大的文化体系，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由于文化中心的不同，中西方的文化漩涡在不同的地域中产生不同的吸引力，形成各自的文化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这样的中心较多，我们仅仅以中、西两个文化中心为例。在西方社会发展是以工业文化为主体，东方则是以农业文化为基础。民族体育特质在其生存的环境中，必然地受到了其文化背景的熏陶和影响，由此产生了民族体育文化特质的分野，西方的工业社会造就出物理体育的发展，而东方的农业社会营造出哲学体育之格局。它们各自表现出独有的特征和属性，从大格局来看，西方的民族体育可以通过物理量的测定区分优劣，东方的民族体育则需要哲学的思辨思维去感悟其意境。
第一节 中华民族的民族体育文化特殊性
在历经古今中外纵、横向的文化互动之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融会贯通，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个性的特殊品质，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娱乐性与竞技性相统一
民族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形式，包含丰富的娱乐属性。在体育起源中，有游戏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具有游戏的潜在欲望，不会游戏的不是人，是人都会游戏。在人类早期的游戏活动中，身体活动占据最初的，最主要的地位。因为在人猿揖别之后，人类的智力活动尚不发达，活动主要集中在感性的层面，缺乏抽象的能力将感性的活动内容升华为理性，很多身体活动的内容带有强烈的随意性，只要是能够表达人们的感性情感，就可以成为人们的娱乐手段。在人类的物质生活还十分贫乏的时代，精神的享受更多地局限于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体育活动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同时体育活动又是高于生产和生活动的具有游戏性质的，可以娱乐人身心的最佳方式，因此被人们直接接纳为游戏的内容和形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形态从技术文化基础上不断创造、完善社会结构文化、思想意识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体育也逐渐从依附的中介手段中分离，走向独立，然而游戏的品质并没有随着体育的过渡而淡化，游戏始终伴随着民族体育成为可提供特殊娱乐的形态，而且游戏的内容和形式在不断丰富。文化共性和文化个性都表现出具体的、历史的、完整的统一。其中文化的共性包含一般的全部规律性、共识符号系统及由共识符号系统载荷的社会信息，贯穿于文化的三个层面一技术文化、社会结构文化、思想意识文化，因此娱乐的成分在这三个文化层面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在技术层面娱乐表现为具体的手段和方法，在社会结构层面娱乐显现的是通过娱乐构成的社会网络，在思想意识层面娱乐体现出一种娱乐的价值取向。技术文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由低级向高级的三种形式，即幻想的技术形式、经验的技术形式和科学的技术形式。如幻想的技术形式的特点为旧石器技术，这可追溯到250万年前人类劳动的发生，此时技术主要以打制石器为主，缺乏准确性、科学性，后来发展到以经验制作为主和科学为指导时期，因此技术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民族体育活动中诸如狩猎项目等活动是伴随着幻想、经验，在中华民族北方族群、民族畜牧业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在活动中人们的娱乐充满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这是较为幼稚的高级思维形式，也是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源。发展到今天，民族体育文化也有了较为深刻的内涵。以及严格的技术、竞赛规则。北方地区广阔的草原牧场，马匹作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生产工具，自然产生的马上运动呈现出了高度的族群或民族认可，通过生活、生产活动的马上运动来追求娱乐是民众从事这些体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此乃文化共性。同时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马上运动包含着地域性的区别、族群或民族的区别，各地的马上项目内容和形式高度分化，充分代表着各自的文化渊源，此乃文化个性驱使的结果。中国的南方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原因是族群分散，民族众多，地域划分有时仅以一条河流、一架山丘为界，同一民族体育项目不仅在广大的南方流行，但娱乐的形式细节迥然不同。例如湘西土家族的“打飞棒”，黔南瑶族的“猎棍操”，云南普米族的“飞石索”，川西羌族的“打靶”，佤族的“打弩”等项目，项目类型基本相同或相似，所有的活动都是以娱乐为主体，然而具体的竞赛方法明显不同。在人们以体育活动为娱乐手段的发展历程中，或民族体育吸收中华民族文化娱乐素材的过程中，体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发生着三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技术规格不断提高，技精于戏，在游戏中人们不断归纳和总结体育活动技术，使技术规范程度不断提高，更加有利于人们从活动中感受和体验愉悦，提升娱乐的层级。其二是体育活动的场地逐渐规范，各种体育活动的场地随着体育活动内容的定型，场地和器材也渐趋规范，有利于体育活动的进行，有利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三是体育活动比赛规则不断细化，可操作性强的各种比赛规则，不仅可以调控体育比赛，更能引导体育活动的发展方向。正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成熟，体育活动的激烈程度不断提高，在一个公认的、公平的游戏平台上，竞争成为人们体育游戏的唯一选择。例如各民族依据自身的生活方式，在闲暇之余利用自己心爱的坐骑较量技巧、速度，也就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竞赛制度，民族体育的竞技性也孕育其中。在比赛中，人们也充分享受了快乐，娱乐中有竞技，竞技中也有娱乐，二者处于相统一状态，显示了民族体育文化的自身魅力。
（一）民族体育的娱乐性
在众多的少数民族节日里，体育游戏和文艺表演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娱乐。民族体育的娱乐性，是一种以休闲消遣、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而又有一定规模、形式的民俗文化活动，它是人在具备起码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满足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造。这些项目有的简便易行、自由灵活；有的精彩绝伦、惊险刺激，又无过分严格规则；有的则把体育活动与生产生活、节日习俗、宗教祭祀等相融合，其嬉戏娱乐的主旨不变。娱乐性民族体育项目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以娱乐嬉戏为主的民族体育活动。如回族的“打铆球”又称为“大兰子”或木球，现流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相传清朝同治年间木球已流行于民间，其起源是牧民在放牧时为驱赶无聊而用木条击打石子寻找乐趣的活动，后又用球取代石子，成为一种非常朴实又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体育活动。还有裕固族的好尔畏，东乡族的三连石击目标，藏族的俄尔多，还有回族的掷子，藏族的朵架、举皮带等，都比较接近现代体育的力量型练习。流行于壮族等民族聚集地区的高台舞狮是一项娱乐成分十足的活动，这类活动技巧性极高，大有杂技的意味，每当演出之时，人们围观四五个小时留恋不散。侗族的斗牛活动是一项参与娱乐人数众多的活动，每个村寨都有自己专门饲养供比赛使用的“水牛王”，斗牛活动时各个村寨民众聚集在一起，共同享受着斗牛带来的乐趣。这类娱乐项目有助于人们之间感情沟通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既锻炼了身体，开发了智力，又使人们在活动中身心群得到全面发展，获取快乐。
第二类是与节日习俗有关的体育项目，包含生产生活、节日、信仰等内容。节日习俗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传统庆典活动形式，各个民族这种特有的传统庆典活动构成了一个寓意深刻的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它作为一种文化传递的方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节庆活动中透射出古老而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的轨迹，涵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涵。这些节日习俗庆典活动大体可分为：欢庆丰收、信仰崇拜、喜迎新春和情感婚恋四种类型。它集娱人与娱神，自娱与他娱，身体表征与精神寄托的多种体现。通过这些活动，把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以一种更为直接的、直观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
欢庆丰收型。是人们欢庆劳动丰收或预祝来年的日子更加幸福红火的一种庆典活动，是少数民族人们表达丰收后喜悦心情的一种方式，是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长鼓是瑶族民众庆丰收的一项民族体育活动内容，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一种黄泥鼓，其制作工艺就极具民族特色，由母鼓引发的四只公鼓齐鸣的场景震撼人心，在鼓声中人们载歌载舞同庆丰收；著名的火把节，是彝族、白族、傈僳族、纳西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有斗牛、斗羊、赛马、摔跤等活动；新疆特有民族哈萨克族的骑马礼节，主要有赛马、套马和歌舞等体育活动；“望果节”是藏族人民祈祷丰收的节日，藏语“望”为天地，“果”是转圈之意，望果节也就是一个转地头的节日。每逢节日，藏族同胞身着盛装，高擎彩旗，抬着用青稞麦穗扎成的丰收塔，敲锣打鼓，边唱边转地头，然后涌向林卡（树林或公园），饮酒、歌舞、赛马、射箭以庆祝丰收。
信仰崇拜型。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化崇拜，可根据崇拜的对象分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也有宗教信仰。如伊斯兰教的圣纪节，除向寺院捐献钱和物之外，有些地方还耍狮子，舞龙灯；回族、东乡族的圣纪节还要进行膜拜健身，通过健身性的体育活动表达他们的信仰崇拜；还有回族、保安族的开斋节，开斋节是阿拉伯语“尔德、菲特热”的意译。我国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回族人民亦称之为“大尔德”，宁夏南部山区巴县回民则称之为“小尔德”，它与回族的其他两个节日古尔邦节和圣纪节并称为伊斯兰教三大节日，也是回族的三大节日。在节日里，除参加会礼等活动外，还组织各种体育文娱活动，如赛马、赛毛驴，西北地区一些青年还在节日里进行摔跤、掰手腕等。此外，古尔邦节同开斋节相似，同样非常受到人们重视，还有一些歌舞表演、对唱等。毛古斯在土家族的土语中为“拔步长”，是老公公的意思，它是纪念土家族祖先艰苦创业的一种古老的、古朴别致的舞蹈，跳毛古斯的形式非常自由，不受内容限制，可歌可舞，可做游戏，玩杂耍，翻跟斗，打秋千。
喜迎新春型。春节习俗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即“腊祭”。一年农事结束后，人们为酬谢神灵和大自然的恩赐，会用丰收的谷物、牲畜，用神灵能够看得懂的动态肢体语言来祭祀神灵和祖先。新春佳节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欢度的节日，各民族根据原始的物候历，或根据太阳、月亮的运行规律，制定传统的民族历法，确定本民族的新年，虽然在时段上有所不同，但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巨大漩涡的融合中，大部分民族都与汉族的春节时令基本相同，然而在迎春之际的各项活动内容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打手毽在苗族称为“麻古”，居住在贵州都勾、三都、丹寨等地区的苗族青年每到春节期间都要进行打手毽的活动，甚至设有专门打手毽的“毽塘”，打法也是丰富多彩。三都县都柳江大桥一带，每年在此游戏人数之众多达600余人，成为方圆数十里最大的毽塘。哈萨克族在每年一度的纳鲁孜节欢度“春节”；蒙古族崇尚白色，以正月为白月，称新年为正月白节，除夕之夜过后，男人们围坐在一起，下蒙古棋，并进行赛马活动，妇女们和儿童则玩羊骨拐；还有青海藏族的藏年节，搭台唱戏，跳锅庄舞，举行赛马、角力、射箭、拔河等活动。
情感婚恋型。此类节日具有强烈的青年人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情意缠绵的特点，是青年男女表达情感，尽情欢笑的日子。如高山族的背篓会就是一种通过背窭球的民族体育活动来表达青年男女纯洁爱情的活动，小伙子利索地爬上槟榔树，采摘象征幸福美满的槟榔，投向意中人的背篓中，以此喜结良缘；藏族的歌会，通过对歌、拔河，青年男女相互暗送秋波，表达感情；柯尔克孜、哈萨克族的“追姑娘”和“姑娘追”均是通过体育活动方式追求幸福爱情，建立美满婚姻。有心寻找配偶的姑娘或小伙子们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骑上骏马，驰骋草原，借“体”互动，互诉衷肠。情感与婚恋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人们对意中人的评判虽然存在各种差异，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不变的，即男女对意中人审美价值取向是一个常数，构成这个常数的基本因素是有机体的健美，女子对强壮豪爽的男子十分青睐，男子钟情美丽温柔的女子，正如柏拉图曾认为的男子和女子互为补充。正是这种审美意识决定了人们对强壮豪迈男子汉向往和追求，塑造这种类型的男子汉只有通过体育活动的千锤百炼，因此在民族体育中人们极力推崇和运用体育手段，估计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民族体育的竞技性
体育是最能直观地显示人的强健、机敏、智慧和本质力量的人类活动之一，因此人们在各类体育活动中，都将能够体现这些特质的成分以竞技的形式加以呈现。体育自古以来就与战争息息相关，体能社会的冷兵器作战方式注定体育充当着重要的军事工具，军事战争是一项竞争残酷的人类活动，战争中的竞争是绝对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从军事战争中剥离出来的民族体育自然而必然地携带着竞争的基因。在人类暂时地远离军事战争的时刻，人们将战争的衍生物加以“文化”，隐去了其残忍和血腥，放大了恢弘和喜庆的娱乐。在中国尤为突出，中国思想界历来对军事活动是轻视的，孔子就认为社会现象中首先应该弱化的是“去兵”，但见：“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逼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先进》）。“卫灵公问陈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无论言出何种背景和条件，起码当谈到军事战斗时，孔子就“拂袖”而去，其态度是明朗的。儒家把军事看作最糟糕的东西，因为军事意味着破坏和谐、礼教和中庸。由此出现了中国的“精英们面前只有摊开的书本，而从未被受以刀剑”。然而烽火连绵，刀光剑影的军事战争并没有因为思想界的轻视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军事战争伴随着中国的漫长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强烈熏陶下，中国的民族体育演变成为一种隐性的竞争，流露出浓重的哲学气息，披上了文化的外衣，与西方的竞争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是它依然是一种竞争。竞争的内含和外延比较深邃和丰富，其中竞技是一种竞争，是一种能够充分激发人们激情，发掘人的生理、心理及社会能力的驱动力。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体育竞技的萌芽，这些具备本能基因性质的萌芽在活动中体现其民族的竞技心理，包含技巧、技能、体能等活动。随着社会的进程，这些基因也不断壮大，发展成各个民族体育项目的基本构成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发挥着对社会进步的驱动作用。中国回族十分喜爱体育活动，且内容浩瀚，与其信仰不无关系。据传穆斯林的先师穆圣本人就是一名出色的摔跤手，他曾和一个名叫鲁柯南的著名大力士摔跤，连续三次把这位大力士摔到。大力士心服口服，甘拜下风。穆圣告诉他摔跤的目的不仅在于游戏，更是一种竞争。因此在穆斯林民族中摔跤等民族体育活动开展得十分广泛。可见游戏、娱乐是一种竞争结果，只有经过竞争才会产生更高层面——结果性娱乐享受。游戏、娱乐还是一种竞争过程，只有经过竞争的考验人们才能真实地体验过程中不断超越、发掘潜能的娱乐，实质上任何竞争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娱乐享受历程，也是娱乐层面的提升进程。民族体育竞技活动从参加人数看，有个人独自表演的，有两两相当的对阵的，还有多人次团体类型的；从其竞赛空间上看，分为室内、室外、水上项目等；从其有无器械来看，可分为使用器械的和徒手的。从运动训练学角度来看，依据其评定方法进行分类，按照各项比赛成绩的评定方法，可将竞技项目分为五大类：测量类、评分类、命中类、制胜类和得分类。民族体育项目，它具有娱乐、竞技兼而有之的特点，与西方竞技体育不尽相同的是没有严格的比赛规则，以及严谨的科学衡量标准。民族体育中的体育项目，本身具备着竞技，蕴含着竞争。竞争是人类的本能，任何民族的体育项目都有其自身特点的竞争成分，东方的体育是隐形的、含蓄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与自然、与生命的有序的较量，绝非一朝一夕之能事。西方的体育则表现为赤裸的竞技，是在主客两分条件下对人体机能、潜能的挑战，大多会立竿见影，它们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熊斗寅先生认为：“试问离开了竞技，所谓体育的真义又在哪里呢？”民族体育能够流传至今，本身具备的特殊竞技性决定了它的生存价值、生存能量和生存形态。
测量类项目的运动成绩可由对高度、远度、重量或通过一定距离所需时间（速度）的测量予以确定。该类民族传统项目主要有：藏族的赛跑、跳跃；回族的滑冰车；朝鲜族的顶瓮竞走等。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都比较喜爱这类内容的竞赛，除了在军事性的作用外，人们还将这类活动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例如：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元朝的放走活动，参加者是“贵由赤”，蒙古语的意思是快行者。据杨瑀的《山居新语》记载：元朝贵由赤每年举行一次放走活动，每次比赛先用一根绳子，将参赛者揽在绳子一侧，等参赛者排齐，去掉绳子，参赛奔跑而去，可谓公平合理先进有效，不会轻易出现抢跑者。
评分类项目是按照特定的规则或评分办法，给予评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投壶出现了许多技巧性的变化，比如有障碍投壶，据《太平御览》载：石崇有一妓，善于投壶，她投壶时，都是隔着屏风投壶。《颜氏家训》记载了许多投壶的玩法，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骨、莲花骁等。这些内容的比赛需要由裁判判定其技巧的高低。在各个民族的体育活动中，评分类的项目更是丰富多彩，回族的回回十八肘，保安族的抹旗，藏族的骑马点火枪，东巴族的东巴跳，景颇族的目脑纵歌，白族的绕三灵等，属于该类的传统体育项目，它与测量类竞技项目不同的是以巧见长、以技艺赢取比赛，充分体现了比赛者在运动中运用的各种技巧动作。
命中类项目是以命中某一目标的次数或完成特定的数目而取胜的评分方法。如珞巴人、藏族、裕固族的射箭，射碧秀；维吾尔族的骑射；普米族的飞石索，佤族的打弩；东乡族的一马三箭；以及各族民众喜爱的击壤和变形的击壤活动，多以不同的箭数、弓数、发数等决定胜负，这类民族体育项目充分地反映了军事性和后军事时代的娱乐与竞技相容的特征。还有较多的民族体育已经深入民心，成为民俗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裕固族的新娘在进夫婿家门之前，新郎要隔着篝火向新娘射出一支软箭，能否射中目标，象征着吉凶，试想在这种社会民俗氛围的影响下，有情人为了自己心上人大吉大利，平日里不知花费了多少工夫苦练射箭技术，射箭等民族体育活动自然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
制胜类项目比赛中通过各种技术和战术的合理运用，以求取得制服或战胜对手的竞技活动。如彝族的格，回族的绊跤，藏族的北噶，裕固族的男女跤，维吾尔族的切里西，蒙古族的搏克。摔跤是民族体育的一个十分普及的典型项目，这类项目历史悠久，《汉书·武帝本纪》就记载有当时举行摔跤比赛的盛况：“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它是一项古老的体育项目，深受各民族的喜爱。摔跤就是一种能很好展现竞争性的活动，蒙古男儿必备的“三艺”之一就是摔跤。民族体育中制胜类的项目很多，除了上述两两相交的制胜项目，更多的是集体型的制胜项目，像壮族的抢花炮，仡佬族的打篾球等形式数不胜数。同时还有人制胜牲畜的项目，如斗马、斗牛、斗羊等，发展至后来出现了人培训的各种动物进行争斗，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训练技巧制胜性的间接争斗，故也可作为制胜类的项目内容，如斗狗、斗鱼、斗鸡等。
得分类项目是通过技术、战术以及体能的合理运用，以众人的通力协作而获得分数的运动形式。这类活动项目内容繁多，如马球、木球、打铆球、牛毛秋等。这些项目多以集体形式出现。娱乐、竞技水准、竞争激烈程度都比较高，是一类引人入胜的活动内容。十分有趣的是，中国的得分类项目并不十分普及，即使类似或属于得分类的项目，对得分数量多不是最终竞争胜负判定的唯一依据，人们会根据参与者的技术动作水平加以评价，这种倾向可以从各种史料对马球的记载中得到验证。在大量的正史等文献中，绝少记载何队获胜、何人进球的具体内容，更多的是记载马球所使用的场地和设施情况，以及一些重大的事件，如皇帝观看比赛的场面等等内容，如《宋史·礼志》、《金史·礼志》记载内容的趋势。在野史中也没有更多的对进球方面的记录，而是对马球手们的高超的技术的赞叹。文人墨客更是注重对马球场面上激动人心的、精湛技术的描述。如韩愈：“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生动地写照着马球运动者持杖俯身击打地滚球的惊险场面。
二 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
1990年原国家体委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在全国范围内挖掘整理民族传统体育，出版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该书提供的资料统计，目前我国民族体育项目有676项，这个统计数字尚未包含民间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如果加上这些内容，民族体育丰富程度可想而知。
民族体育内容之所以丰富，与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各异有一定关系。各个民族存在着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格局，正是由于这样的生存格局使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得以进行，各民族文化分化、整合的速度、程度远远高于单一民族独居的生存方式。秦始皇时北击匈奴，徙民万家于河套。东汉时期，匈奴、鲜卑不断内迁中原，形成了“关中之人，戎狄居半”的局面。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民族文化交流频繁。西汉时，中原的“穿井”技术、汉家衣服、礼仪传至西域。通西域后，源于尼泊尔、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原，这一切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是文化交流频度较高的地区，这样的文化交流十分有利于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
北方民族生产方式多以游牧为主，游牧生产决定了生活方式的不断迁徙和随遇而安式的游居。频繁的迁徙、不稳定的游居使这些民族的成员生活习性喜“动”，厌“静”，由此表现多数北方民族能歌善舞，崇武尚力。歌舞与体育同质同构，彼此相互借鉴，相得益彰。民族体育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歌舞艺术活动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借鉴了较多文化特质，为丰富民族体育奠定了基础。频繁的迁徙和游居使人们不断接触新的环境，接受新的事物，这对人的意识具有积极影响，可以帮助人们克服保守，走向开放，勇于创新。流行于北方的民族体育项目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例如马上运动，被各少数民族分解成众多的形式，据不完全统计有20项之众。马上运动，可以说是最具有西北民族体育特色的项目之一，在许多民族中开展得极为普遍。蒙古族、维吾尔族、裕固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都有不同风格的马上运动，各民族的马上项目更是风格各异，精彩纷呈。蒙古族自古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他们进行马上运动分为儿童、成人、女子、男子短途赛、长途赛；12华里走马赛；16华里的颠马赛；跑马射靶；马术表演等。藏族马上运动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公元729年西藏桑耶寺落成时，曾举行过一次历时泮月之久的全藏赛马大会。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也有赛3场面的描述，藏语称赛马为“达久”，每当草原上举行赛马活动，藏族同胞都身穿华丽服饰前来助兴，其赛马的形式也是多科多样：一是短距离比速度。二是穿越障碍远程赛，据说格萨尔王赛马时即采用此形式，故称为“格萨尔王赛马式”。其选择的跷线有上下坡、弯道，有时还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以增强其精彩性。三是马上技巧比赛，骑手要以高超的技艺拾起地面上放置的东西，决出胜负，把观众们带进欢乐的气氛当中，欢呼“西格萨格”（好极了），体现了藏族人民对赛马运动特殊的情感。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马上运动在竞速和较技上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但无很大差异，主要是带有很浓的游戏娱乐的风格，具有代表性的是刁羊、姑娘追等项目。
居住在南方的民族由于生活的地域水域众多，水成为他们生活、生产的源泉，并滋生出内容、形式各异的水上民族体育项目。首先是游泳，在先秦的典籍中就有很多的记载，如《庄子》中便有：“水行不避蛟龙，渔夫之勇也。”渔夫的水性高超是为了生存。《诗经》中有：“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这是人们为生活所迫不得已的行为。在水域连绵的地域中，没有一定的游泳能力难以适应这样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生存压力下自然产生了各种技能，随着技能的提高，人们从中发现了技能所蕴含的乐趣，多数智者乐水，出现了各种与水有关的活动方式，如泅水、跳水、戏水。有记载唐朝的一位杂技艺人，他的水嬉能力极其高超，不仅能够浮于水面，而且可以潜于水中。刘禹锡在《竞渡曲》就记录了端午节龙舟竞渡时的“罗袜凌波”水嬉表演：
彩旗夹岸照蛟室，罗祙凌波呈水嬉。
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民间大量的水嬉活动波及宫廷，宫廷中将水嬉的规格进一步提升，还演化出种种新的方式和方法，比如水秋千就是一项类似当今的花样跳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水嬉高度青睐。当然，南方的较多民族都喜爱龙舟竞渡，其方式和方法也是各具特色，随着北方城市的增多，黄河流域也出现了龙舟竞渡的活动。各地举行龙舟竞渡的日期也存在差异，就湘沅旧制是“四月八日揭篷打船，五月一日新舰下水，五月十日、十五日划船赌赛，十八日送标讫，便拖船上岸”。贵州的台江等地则是在五月五开始至二十七日期间举行竞渡。还有一些与水有关的活动内容，如泼水节、闹鱼节、鱼潭会、龙船节等，可谓内容丰富，内容的丰富与这些活动开展的地域不同存在极大的关系，百里不同俗，由于习俗的差异人们自然地将某些肢体活动内容加以了改变，以适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并相沿成习。水在西北地区显得格外珍贵，虽然青藏高原上江河湖泊纵横交错，黄土高原上有滔滔黄河奔流不息，但是水对于西北各个民族来说，是相当珍贵的资源，人们爱水，珍惜水。在西北各民族中开展的具有西北特色的水上体育项目中，如皮筏竞渡、皮袋戏水、游渡黄河、夹木过河、人牛泅渡等均是以黄河为嬉戏对象，而在湖泊中的水上体育项目极为少见。一般而言，远离水域的民族几乎没有水上体育项目。生活在黄河上游的西北少数民族，在与黄河朝夕相处的千百年来，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黄河水上竞技。与江南水乡那风平浪静的情形相比，奔腾急流的黄河，水急浪大，水质浑浊，黄河两岸的保安、东乡、回、藏等民族兄弟以其胆识过人的性格利用自己的生活工具征服了黄河，开展形式多样的水上体育活动。他们将整张羊皮加工后扎结两头，充进气体，以形成皮筏子。有记载的黄河水上竞技是明朝末年，明肃王在兰州观看黄河时，见到几只皮筏在湍急的黄河上飘忽不定，时隐时现，那熟练的水上技艺，与激流拼搏的勇敢精神，使这位王者顿起竞赛念头，昭示金城，开展这项独特的黄河竞渡活动。由于黄河水流湍急、漩涡多，蛙泳、自由泳不适合于黄河中游泳，西北民族根据生活经验创造了适于黄河中游泳的独特泳姿，即头脸始终露出水面，尽可能不让河水溅到脸部，泳姿又分为“单把泳”、“踩水”，“单把泳”近似于侧泳，便于泅渡、托运物品，实用性很强。
民族体育内容和形式丰富确与地域环境有一定关系，辽阔的地域为文化变迁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使文化产生地域性的改变。1984年起宁夏回族自治区体委专门组织了武术挖掘小组，对回族传统武术进行了普查和整理，挖掘出16个拳种、20个练功方法，整理了独具回族特色的“四路拳”、“查密尔传”、“八卦太极拳”、“鱼尾剑”、“回回十八肘”、“穆圣拳”等优秀武术套路。射箭也同样有很多的“变种”内容，从使用的箭支的材料，到射箭的目标都分化出种种形式，如将金属箭换成木箭或红柳枝，将射击的目标从固定到活动，从动物到物品。显示民族力量的传统体育项目“大象拔河”在甘肃、青海非常流行。大象是藏族人民心目中崇拜的吉祥物，“大象拔河”藏语称“浪青沙西合”。它是模仿大象（手、膝着地）的拔河比赛，分为单人和双人两种形式进行较量。竞力、角力的近似内容还有“池和滩”（译为“奔牛”）、“格吞”（汉意为“撬板筋”）、“朵加”（译为“抱石头”）等。
北方生存条件相对差一些，严酷的生存环境使世居此地的民族性格刚毅、坚强，他们能够将生产、生活中一切活动开发出来供人们娱乐、竞技，这些活动具备丰厚的生产和生活来源，注定了北方民族体育的丰富性。人们在节日中赌胜的竞技体育和娱乐观赏的体育活动，就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体育活动因素集中归纳、总结和放大的结果。例如刁羊活动，就各个民族的活动形式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变形。其一是柯尔克孜式的刁羊。参加者为自愿，平行立于相距30米的终点，准备好的羊由另外一人驮着，驮羊者待两队到达起点后，放下羊，双方开始争夺，先抢到羊的一队沿商定好的路线向终点奔跑，另一队追赶、争夺，以一方先把羊丢在对方队前为胜利。其二是哈萨克式刁羊。人们将事先宰杀好的羊丢在场地上，参加者骑马蜂拥而至，不择道路，以刁到手的羊不被追赶上，且丢在指定的毡房前为胜利。其三是单骑式。即把准备好的羊丢在场地上，由代表两个队的两名骑手从马背上操起羊开始刁夺，刁夺的骑手在规定的场地中使用高超的技术将羊据为己有为胜。除了这三种主要的刁羊形式外，还有一些被人们改造的刁羊活动形式。再如斗牛活动，仅“掼牛”比赛就分为“单臂摔”、“双臂摔”、“肩摔”、“扛摔”等多种形式。评定成绩的标准有“失蹄”、“倒地”、“四脚朝天”三个等级。与牛嬉戏的活动还有很多，也多是地域不同，形式各异。
中华民族体育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与中华民族支系众多有直接关系外，还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必然联系，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八卦理论就是训导人们应明白事物存在无穷变化的经典理论，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中华民族求变、求新的意识始终保持活力，虽然受到农业封闭思想的制约，中华民族文化没有在近现代产生巨大的创新，但是在民族体育领域这种意识和理论发挥了重大作用。另外，中华民族受到老子“嗜水”、“尚水”民族性格影响，产生了如水一般的种种变化，因为水无常形，这一点在南方的民族中表现更为突出，其民族体育活动内容变形十分丰富。在文化理论中，水溶性的马赛克也受到水的影响产生与邻近的文化马赛克相融的趋势，因而出现一种新的交融后的新彩色文化马赛克。比如民族体育项目中的少林拳的分野，当北方少林拳传到南方后，受到南方佛教及人文环境影响后形成了风格迥然的南少林武术。
同时，人们不能忘记的是，人性的本能中充满着争斗的倾向，这些争斗不仅明显地表现在战争之中，还强烈地反映在和平时期人们为了保存自身、族群或民族生存空间而不断通过种种手段改善人群的体力和能力，其中突出的就是体育活动的内容，在此领域民族体育活动超越了生活、生产范畴，它是人们必须完成的一项群体、民族或国家义务，体育活动要随着人们的活动水平不断改变内容和水准，以求提高人们的体质或体能，因而丰富的变化成为必然。
中国人对待闲暇生活的情态始终是积极的，人们善待闲暇，崇尚闲暇，因此在生活中不断地创造了积累闲暇的生活内容，民族体育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古代，由于生产技术主要以维持农、牧、渔业生产为主，没有较大的发展，闲暇的生活内容资源因此相对单一，缺乏来自城市工业生产的资源。闲暇生活是构成闲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现今社会相比当时的闲暇生活内容相对贫乏，为了能够充实闲暇生活，人们只有选择本身就能供人们享受的、娱乐性突出的民族体育来支撑，别无他途。充当如此重任，民族体育必然不断发展创新，以求迎合人们对娱乐和闲暇生活不断提高的需求层级，这是造就丰富民族体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 历史渊源性和现实封闭性
民族体育以民族自身文化为表现形式，其动态变化同步反映着各自民族从产生到发展这一完整的历史过程。同时在某一民族体育产生后，便长期地以一种特定模式传承着，至今保持着较高的地域封闭特征。
（一）民族体育历史渊源性
民族体育是伴随民族的产生而起源的。体育作为一种人类的肢体活动出现在族群、民族产生初期，由于体育所具备的简单的、形象的、动态的肢体符号体系功能，能够将民族文化中的尚未被语言记录的内容，通过肢体符号记载下来，并以类似教育的形式传承下来，这是一般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人们的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的自然过程，不是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只有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的内容才被重视。当人们日益发现了民族体育活动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后，人们开始了主动地、有意识地归纳和提炼民族体育，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形式、伟人的促动、民众的热情等因素保证了民族体育保持历史传承。
社会组织是社会文化现象保留在民族历史的重要社会结构保证。例如我国南方流行的，现在全国各地均有传播的抢花炮，据说是起源于广东，原是商会为了招揽生意，扩大贸易范围，加强社会互动，一般在水、陆等交通要道或码头举行的一种群体性的体育活动，后被侗族民众带到黔、桂、湘等地，并在每年的三月三举行隆重的竞赛活动，延续至今，流行已经有500余年的历史了。個族能够将异族的异质文化较快地传播于上述地域与他们的社会结构有一定关系，“款”是侗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有大有小，“小款”是三五个至十一二个村寨组成，“大款”由若干个“小款”组成。实际上这是一种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形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十分有利于各个村寨间的协作，防止外敌的侵扰。在“款”的社会结构中有“款首”、“款约”。“款首”为民主选举产生，“款约”为共同商议制定的“土法”。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中，人们都十分遵从“款首”的号召，严守“款约”的条文，有了这样的社会组织任何活动的开展便具有了统一性。伟人的言行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例如在伊斯兰教育文化中认为体育能够培养人的强健体魄，强健的身体是完成宗教与社会使命的基础，也是对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和建设者的基本要求，更是“白天的斗士，夜间的修士”的基本素质，因此伊斯兰教很重视体育，穆圣曾经郑重地指出：“你对你自己的身体负有义务。”每个人都有责任爱护自己的身体，尽力地使自己保持强健的体魄，以便能更好地担负起“代治者”的使命。伊斯兰教文化要求人们通过民族体育达到尽量使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状态，免遭各种疾病的侵害；同时要具备强健的身体，“强壮的穆斯林比起虚弱的穆斯林，在真主看来更好更可爱。”因此，无疾之外，更应强壮；要能够适应和承受任何艰难困苦，还要随时准备面对各种险恶的环境和突如其来的灾难。可以看出体育被伊斯兰民族赋予了十分重大的历史职责，这种历史职责至今依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也铸造了西北各个信奉伊斯兰文化的民族在民族体育方面特有的素质和成就的渊源。
民众是历史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他们的热情是某种社会现象得以保留和传承的重要社会基础。例如，跳板是朝鲜族妇女十分钟情的民族体育，在每年的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大节日期间，她们举行各种比赛，平日里以跳板为戏，几乎达到人人能跳、会跳、善跳的程度，跳板的技术也由此出现艺术化的提升。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其中有“跳跳板脚底不会入刺”、“姑娘谁不跳跳板，出嫁后准难产”等俗语，站得高看得远可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朝鲜族妇女能歌善舞，整个民族艺术氛围浓厚等习俗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朝鲜族妇女因此十分重视这项活动，对此保持着很高的热情。
外在的因素极大地保证了民族体育得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而内在的因素更是民族体育文化主动寻求生存空间和发展领域的重要因素。人们发现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现象更能在人们的心目中站稳脚跟，得到更加普遍民众的认可。民族体育具有久远的历史和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从有关其来历的传说故事可见一斑。如“竿球”是高山族传统的竞技项目，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勇敢的高山族人为了守卫人类的火种，当他发现猛虎扑火，机警地用长竿刺杀猛虎，保住了火种。还说上古时有恶鸟专门伤害孩童，人们为了消灭它，燃起一堆篝火，其周插上尖利的竹竿，恶鸟误以为孩童玩火，俯冲扑下，身穿尖竹而死，人们为了纪念消灭恶鸟的壮举，发明了竿球之戏。“大象拔河”，据说约在公元2世纪藏“五赞王”时，随佛教一并从印度传入中国，最初是格萨尔王征服敌人后为自己的战士分封土地时用以决定土地多少的一种方法，传承下来就成为一种深受藏族人民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新疆民族体育大多源于草原上美丽的传说，如“飞马拾银”讲述的是很久以前有一个马上民族部落，其首领有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她的骑术很高超，想选一位有着同样高超骑术的小伙子做丈夫。于是在朝廷公主抛绣球招亲的启事下，以草原上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耳环用红布包好，放进洞里，然后让众多求爱的小伙子骑马从洞中拾回红布包，能以高超的技艺最快的速度拾回者便成为她的丈夫，就这样她选到了意中人，从此便演化出“飞马拾银”的体育活动。哈萨克族民族体育项目“姑娘追”同样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只白鹅变成俊俏的姑娘，和一位英勇的青年猎人结为夫妻，在结婚那天他们骑着两匹白色的骏马像两只白天鹅一样飞来飞去，相互追逐，这便产生“姑娘追”的体育活动。维吾尔族的“达瓦孜”（空中走绳）民间传说：古时维吾尔族人民居住的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妖怪，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它在空中来去无踪，行影自如，呼风唤雨，兴妖作怪，黎民百姓叫苦不迭。有位英武的少年叫乌布尼，决心为民除害，便在平地上竖起一根30多米高的木杆，用一根60米的绳索从木杆顶端连接地面，然后踩绳而上，与妖魔搏斗，终于将妖魔杀死，解除百姓的疾苦，从此“达瓦孜”就流传下来。斗牛在中国历史悠久，它的起源有人认为起源于李冰斗蛟的传说。宋人李昉在《太平广记》中引《成都记》记载：“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戳蛟。已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吼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此乃中国人惯常喜用的托古之法，实际上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模拟牛与牛之间的争斗而演变出的人与牛斗的嬉戏活动，最终演化出各种斗牛的民族体育活动。关于回族的掼牛，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回回营，居住着近千户人家，他们每年过宰牲节时，都要宰上百头牛，要把牛赶到一起，然后由四五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拿着绳子和木棍，相互配合把牛梱住摔倒。有一次在捆一头大公牛时，一个小伙子被牛顶伤，不久“无常”了（回族把人去世称为“无常”），乡亲们为此很伤心，第二年过宰牲节时，有一个勇敢聪明的年轻人，他眼尖手快，不用别人帮忙，一个人用敏捷的动作把牛掼倒了，为此广泛传说，从此以后掼牛便成了回族群众的传统体育项目。
在民族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民族之间的融合，民族产生时所具有的共同地域及血缘关系、文化等等都可能发生不同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人们对于这一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态度就构成了民族认同。在民族认同中，首先是血缘认同。民族是一个人类共同体，对这一共同体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的认同，是民族认同中的核心问题。这种认同划清了此民族与彼民族之间的界限。民族同根是民族认同之源。因为，在民族产生之初，人们是以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不断地发展壮大，人们的血缘关系之树变得树冠分支庞大，但对本民族共同祖先之根的认同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潜在的血缘关系逐渐走向了模糊，而民族认同却日益加强，日益表露。在这个时候，人们最直接的是用一种符号来标识自己的归属，如自称、图腾、禁忌等。民族体育文化在这方面表现为一种身体的符号，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如搏克是蒙古族的摔跤，且里西为维吾尔式摔跤，格是彝族同胞摔跤的形式，北噶则是藏族摔跤的形式，从体育活动内容上看，同为摔跤，但起源的民族不同，所表现的形式各异，具有标识不同民族的符号作用。这种由自然血统而造就出来的文化认同符号更具有凝聚力，更容易使人识别不同的民族性。其次是民族文化认同，一种文化体系以民族为载体，民族又以文化为聚合体。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必然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同时该民族在自身文化的不断发展中逐渐地壮大，这两方面是紧密相连的，也恰恰由于这种关系，民族认同的更高级表现形式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民族生产、生活中逐渐产生独特的风格，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一个民族的认同标志。如一个民族特有的节日、礼仪、宗教、生活习惯、建筑形式、服饰、风俗等等均可使人识别不同的民族。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实质上是人们对自我归属的心理活动表现，有了民族文化的认同，人们就会产生亲切感，人的高层次的需要得以满足。体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文化认同方面不仅具有符号作用，更具备民族文化形象的意义。同为斗牛，回族一的斗牛是以身体的敏捷，力量的巧施将庞然大物摔倒，与西班牙的斗牛不同，更能体现人的徒手搏击的能力。
民族文化认同由人的认知水平决定，在认知水平较低的时期，民族文化认同具体而狭隘，认知水平提高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才会发生重大改变，产生大的民族文化观念。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认识领域也在不断拓展。由于人的认知发展规律性造就了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人类社会初期，人们的认知水平有限，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体系更多地依托于血缘内部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认知水准的提高，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逐渐向着地缘、业缘方面转移。在这一阶段，民族文化的认同已经从开始的个人认同向着群体认同的方向转移。群体的认同具有更全面、客观、合理的成分，并且逐渐形成一个群体认同体系，它对个人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参照系，个人的认知会跟随群体的认同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文化大融合的情况下，个体的认同趋向基本保持与群体的一致。当民族融合、发展至国家形态时，政体的认同趋向又成为人们认同的指南，国家作为整个民族的利益代表，它的认同在大局上是整个民族意识和利益的表现，因此这时个体的、群体的认同又保持着与政体认同的一致。同时，民族文化认同一经形成，就会成为稳定的要素积淀于一个民族意识之中。民族体育文化的认同同样表现出这样的趋势。例如在唐朝审美价值与其他时期的差别较大，唐玄宗擅长射箭，为了教育宫女从事射箭活动，发明了宫中流行的“射粉团”的射箭活动，射中者可食粉团，以食粉团多者为胜，由此养育出更多的肥美者，这项活动最后走出后宫，成为民间普遍开展的活动。可见政体认同对群体认同的强大影响。新疆柯尔克孜族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自古以来该民族就生活在马背上，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骑马就成为该民族成员必备的技能，孩子出生之后父母就要把他放在马背上走一段路，象征他将来成为一名善骑的勇士。这种个人的认同是从以家庭为单位开始，对个人从小进行本民族生活习俗的认可。民族体育活动“刁羊”可谓是群体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活动是每逢节日、乔迁、丰收、婚嫁等都要举行刁羊活动。与其说刁羊是柯尔克孜人喜爱的民族体育项目，不如说是该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组织的民族运动会为各个民族提供了展现本民族体育文化的舞台，也为各个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基础上将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融入民族大家庭之中，形成一个合力强大的中华民族认同体系。
文化认同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文化认同的形成是在对一个文化全面、深刻的认知后而产生的，因此它构成了一个认同体系，其中包含文化组成的各个层面，并且在人的思想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了一定的文化认同，人的行为就会发生特定的变化。如人们在闲暇生活中进行体育活动时，很自然地要采用其认同的民族体育项目。在有关民族地区全民健身社会调查中明显地显现出这一特点，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长期流行于民间的健身内容很多，如今形成规模，为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同胞充分认可的回族传统体育健身内容有武术、木球、方棋、踏脚等。1982年首先由吴忠市马莲渠发起，后经不断整理、完善，流行于宁夏百年的木球以现代体育的形式走向了体育健身的行列。1990年国家体委和民委向全国推荐，并将该项目列为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体委还对备受回族居民喜爱的方棋进行整理，制定了《方棋竞赛规则》，使其更具娱乐性、规范性和竞争性。对能充分体现回族人民勇敢、顽强、憨厚、朴实民族感情，展示回族人民剽悍、矫健、爽朗、豪放民族性格的“踏脚”也随着全民健身热潮掀起新的高潮。可见文化认同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程度，以及对人行为的广泛渗透与支配。只有达到文化认同层面，人们才能对民族历史渊源产生强烈的依恋，才能从历史长河中合理、正确地定位民族文化。文化需要积累，缺乏历史渊源的文化积淀，文化的内涵将是浅薄的。由于世界上唯一连绵不断的中华民族文化具有久远的历史，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厚重充实、博大精深，这从民族体育文化历史渊源中可略见一斑。悠久的历史为人们文化认同提供了时间保障，使人们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去感知这种文化，体验这种文化，从而使其发自心扉地认同该种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民族体育的历史渊源性是其所独具的特色。
历史渊源性由于社会行为具有遗传性，在体育活动中表现明显。人类社会的社会行为存在着一定的遗传性，即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与上一代人或前辈的相对一致。
毋庸置疑，在任何高级的有机体中发现的内源——自动动作模式，人类所展示的范围最小。除了某些动作规范，如进食（抓住食物，放入口中、咀嚼、下咽），求偶（摩擦运动）和步行跑步中可能包含的某些自动成分，一个成年人实际上没有出现根据内源自动作用的中枢神经系统协调的动作模式，尽管缺乏这种真正本能的动作模式并不是最初的性质而是缩减过程的结果。在人的大多数本能动作的模式中，只有炫耀动作模式保存下来。
具备炫耀性质的肢体活动，以及人们生活必需的动作模式被保留下来的可能最大，因此体育活动更具强烈的社会遗传性。从生理学角度看人的体育特长行为是在长期磨炼中逐渐形成的，体育特长行为被内化为人的生理机能，在人体生理机制方面产生适应性的改变，这些生理机能在人的遗传基因中或多或少地占据一定的成分，为下一代做好了遗传的生理基础准备。因此，可以说社会遗传是借助生物遗传得以实施的。一旦在体育特长人口之间相互结合，这种基因就会呈“阳性”反应，下一代便表现出体育的特长和能力。而且在人的社会心理上也印刻下深刻的痕迹，在人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心理定向，引导人们的社会行为向特定的方面发展。社会行为遗传实质上是在一种社会环境的熏陶下，使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将某种技能有机会加以表现和发挥。遗传学家西奥多修，朶赞斯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基因在人类进化中，已经把他的头把交椅让给全新的、非生物学的或超有机体的动因——文化。虽然我们不应忘记这个动因是完全独立于人的遗传型的。
一般而言，有体育特长的家庭，体育生活氛围比较浓厚，对下一代的影响潜移默化，这就使下一代在他们的生活行为方面表现出特定的方向。在民族地区，体育生活作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成分，体育生活的社会氛围浓厚，自然对人们的体育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形成所谓的社会遗传。中国的少数民族其民族性格是能歌善舞、崇武尚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体育生活的社会遗传造就了相应的环境，而且民族体育又是民族地区居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体育生活的社会遗传就由可能性变成了一种必然现象。在封闭的环境中，由于外界的干扰较少，没有更多的文化特质的渗透，这种社会遗传的可能性被放大，表现得更为深刻、广泛。
（二）民族体育现实封闭性
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有一种深厚的地域封闭属性，这种属性在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封闭属性源于客观的自然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尚未出现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的时候，人们与外界交流十分有限。跨越自然屏障对人而言是极其艰巨的，因此人们对探险者崇拜有加。张骞、玄奘、郑和、哥伦布、达·伽马等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进程中功勋卓著，他们不仅仅发现了人类尚未认识到的事物，揭示了许多人类急需了解的现象，而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开拓意识和精神、探索勇气和毅力是人类最为珍贵的品质。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它反映了人对自然界认识的渴望，人欲超越自然的意识，以及人类需求欲望的增强。由于没有条件和能力使人们实现这种愿望，才使人类历史走过了漫长的相对封闭时代。
古代文明古国——中国是一个处于被四周自然屏障与世界分离的国度，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度里，中国人认为这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周环海则唤之为四海之内。华夏居中为“中国”，东西南北各地的民族为夷、戎、蛮、狄，这“五方之民”构成“四海”之内统一的“天下”。人们在这样一个地理单元中世世代代地繁衍生息，过着悠然的田园生活。一部《镜花缘》使“天下”人感到世界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但人们仍然认为小说每每都是夸张的，是神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西方人也是通过《马可·波罗游记》才对东方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人类社会没有跨越自然地理制约之前，封闭性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文化的交流只能是局部的，民族体育文化同样不能达到广泛地交流，只有在区域范围内自我萌发，自我发展。
在自然地理条件制约下，人们对交流的意义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更注重的是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自我保护的意识强烈，可以成为“社会防御”，或“文化防御”。在这方面表现比较具体形象的是中国长城文化，当时修建长城并将长城外围烧草致荒的目的是农业区的居民防止游牧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争夺，是一种军事防线，发展至后来变成了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人为障碍。西方国家的城堡也具有类似作用，城堡不仅是民族间的障碍，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人为隔阂。可见人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在一个民族文化刚刚萌发或发展早期，假如没有相对的封闭，民族文化难以形成其独特的风格、独立的体系，在封闭环境中，可以不断地自我发展，充实文化的底蕴，增强文化的能量，积累文化的实力。其实，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封闭式成长过程，也只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备受民族文化熏陶后才能孕育出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同时，民族文化只有在不断地成熟中才能逐渐蓄积“文化进步”、“文化反弹”、“文化争雄”所需的足够能量。
在封闭的环境中，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主体的，血缘维系的人际关系重点是敬祖，存在着强烈“辈分主义”色彩。人们行事严格讲究辈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权利是严格按照辈分高低排列的，祖先的资历越深，人们对他越恭敬，他在人们的想象中就具有更大的势力，而且他离人越远就越加非人格化、官僚化。虽然祖先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方面存在着无法与后人相提并论的差异，然而他们是祖先。在这种形式下，人们的意识、行为都遵守辈分规律的约束。该现象在现代一些不发达地区仍然存在，而且具有相当的市场。这种机制使文化的发展受到影响，产生相应的局限，因为祖先的在认识方面的局限，制约着人们思想的开拓，限制着人们的行为。民族体育文化在民族地区受到这种意识的制约，使民族体育文化笼罩在浓厚的血缘气氛中，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种族、民族色彩，使体育文化的内容和范围限定在一定的领域之中，换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人们对祖先的崇敬，为伟人作用的出色发挥奠定了基础，以至于民族文化发展得以顺利进行。即使在原始社会，人们并非都是平等的，比起其他人来，有些人是优秀的，即使他并非是祖先，但他们有能力，有眼光，因此他们登上了相应的职位，掌有更多的权力，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拥有更高的才干，在他们那里涌现出新的工具、新的装备、新的法典、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方式。在一定地域，一定历史阶段，文化的进展确乎是少数才华横溢的个人业绩之结果。民族体育文化同样是在某些具有体育天赋的伟人手中产生、集大成和推广。伟人可能是一个人，当然更多情况下伟人是一个群体的代言词，在一个伟人的周围都会有众多的谋划者。当然，百姓绝非无能之辈，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大量体育文化素材为伟人创建某项体育奠定了基础，伟人在此的作用是集大成者，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伟人也会不断向常人学习，因为“三人行必有吾师”。诸如中国的少林武术，如果没有少林寺的诸多有识之士，不可能出现禅宗与武术的融合而升华出少林武术，如果没有中原武术的丰厚的武术资源，少林武术也不会出自嵩山。
文化发展进程同样强烈地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发展，使民族文化特化出民族性。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在自然地理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制约时，它们与外界的交流可能性降低到最小程度。这时，不论从文化的技术系统，还是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系统均会处于低速发展阶段，而且保持着相当的平稳性。在此阶段，文化发展进程难以与其他文化发展相提并论，因此，人们自然地产生一种抵触、防御心态，唯恐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交流时被破坏和扼杀，在这种心态左右下，人们会十分慎重地选择交流。也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人们会积极努力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加强自身文化的能量，对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关怀备至，体贴有加。民族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其所处的地域偏远，文化、经济、政治等发展相对落后或滞后，因此在区域性范围内得到极大的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成分。
然而中国社会的封闭时间过长，严重地制约着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人类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大都是在一个开放的、交流的状态下出现。就中国自身而言，先秦时期开放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后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唐宋期间，中国开放进取，社会生产技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人民生活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封闭对一个文化现象产生初期具有一定保护作用，而对处于发展期的文化现象来讲则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因素，正如育苗期不能让幼苗受到任何伤害，在成长期须使作物经风傲雪，使作物历经自然界的阳光雨露，方能结出甜美丰硕果实一样，只有历经了文化交流，文化才能达到优势互补高度融合。中华民族体育经历了长期的封闭后，虽然产生了许多有特色的文化成果，但是原本具备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了其优势，失去了生存空间，蹴鞠是为典型一例。
四 凸显的艺术性
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故事，曲折悲壮的民族史诗，少数民族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与期望，喜庆节日的良好氛围，特有的音乐、舞蹈、服饰等文化形态为民族体育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是民族体育稳步成长的社会资源。这些文化形态与体育存在着同质同构的文化特质，是体育直接的基础和资源。
体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动态的艺术品，艺术品的产生是有根基的。这种根基首先是自然的条件，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特别是广阔肥美的草原、巍峨峻峭的高山、广袤富饶的平原、纵横交错的水系、星罗棋布的湖泊，这一切对人的震撼，对人心灵的启迪和净化，对民族性格的培养都是十分深远的。世居在各异环境中的民族自然选择了一些展现、锻炼人体能，给人以坚毅强壮感觉的，具有粗犷、豪爽、细腻、委婉迥然风格的体育活动内容。自然的选择是人力所难以制约的，这种艺术品的风格明显具备自然规律。其次是人的精神条件影响。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在中华各个民族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成员的智慧，民族优秀成员的引领作用，使民族文化产生特定的发展，产生了各自民族特定的民族性格，以及风俗习惯，这些因素强烈影响着民族体育的发展方向。例如汉族的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创造，秦以前，汉族先民已经创造了乐器和乐曲，发明了乐律。汉唐盛世，汉族音乐以歌舞音乐见长；宋元以后，则以戏曲音乐为主。汉族发明了五度相生律（即三分损益律）、纯律和平均律。汉代还成立了国家层面的音乐机构——乐府，可见音乐体系之完善。宋代的音乐舞蹈中有很多内容与民族体育密切相关，如“舞剑”、“舞蛮牌”等。汉族的舞蹈与音乐密不可分，常见有歌舞和乐舞之别，舞蹈与民族体育犹如孪生兄弟，彼此借鉴互动促进。进入近现代以来，音乐舞蹈中更是离不开民族体育的内容，各种戏曲中多有武生的演出角色和内容。汉族的音乐舞蹈氛围为民族体育的艺术化奠定了基础，民族体育为音乐舞蹈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素材。苗族是一个富有音乐天赋的民族，他们举行的芦笙舞，规模宏大，场面壮观，观众多达万余。苗族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其音乐舞蹈的形式较丰富，舞曲多种多样，巨型芦笙高达丈余，黔西北、云南的芦笙则短小精致，伴随着悠扬的芦笙音乐，人们以高超的类似杂技式的舞技表达着人们的思绪和情怀，有“倒立”、“蚯蚓滚沙”、“滚水碗”等难度较高的动作。受此影响苗族的武术套路也是技巧性动作较多，韵律感十足。东乡族的花儿会，是民间传统盛会，大都于每年农历夏秋时举行。由于东乡族人口较少，又与回、藏、保安等民族交错杂居，花儿会都与其他民族一道举行。“花儿”是东乡族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几乎人人都能唱会编。届时东乡族男女老少穿上民族服装，前往参加，人数达数万至数余万不等。赛歌分为四个程序：拦路问歌，游山歌，夜歌，告别歌。会上人山人海，从田间到山头，从河边到树林，动听的“花儿”婉转优美，十分悦耳。有独唱、对唱和合唱三种形式，歌声，有的清脆婉转，有的激昂奔放，有的高亢悠扬，优美悦耳，甚是迷人。东乡族人民用歌声表达对生活的渴望，对家乡的一草一木的挚爱。这些艺术活动强烈地影响着东乡族的民族体育，使他们的体育活动更加具有艺术品位。例如东乡族的“耍火把”是在农历的正月十五天色将晚的时刻，村寨的青少年手持麦草扎成的火把，跑出山庄，奔向田野，一支支火把在茫茫夜色中排成一字长龙，旋舞飞腾，不时变换图案，极其壮观，这种活动以跑为主，附之火把，使体育活动与艺术进行了完美的结合。维吾尔族的肉孜节是其一年一度的盛大传统节日，译为“迎接新的一年”，“辞旧迎新”。肉孜节期间人们举办各种民族歌谣朗诵晚会来欢庆，还有许多优秀的摔跤手、骑手、刁羊手、走大绳、打秋千的艺人，进行摔跤、赛马、刁羊等比赛，同时人们还聚在一个热闹的地方，打起“纳格鼓”，吹起唢呐，老少一块跳起粗犷有力的“萨玛舞”共享节日的欢乐。生活在青海的藏族，同样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藏族的歌舞绚丽明快，节奏鲜明，舞姿优美，动作豪放。每逢佳节，藏族人民进行自己喜爱的民族体育运动，欢聚一堂，有歌有舞，欢乐异常。青海藏族中以玉树、果洛、海南的歌舞最为有名，歌舞中有优美动人的袖舞，有风趣别致的对舞，有欢快如狂的群舞。其中舞蹈动作中踢踏舞最有特色，这些内容与体育活动的联系密切，没有良好身体素质的人是难以很好完成舞蹈中的难度动作。朝鲜族等民族喜爱的秋千惊险迷人，在空中回荡中，做出各种高难度的技巧动作，使平淡的秋千运动增添了无穷的艺术性。
在北方地区流行的体育活动中，有不少项目与歌舞升平的歌舞形态相去甚远，如赛马、射箭、劲力拔河、摔跤、角力、马球等项目可以说是一种与搏杀、争斗、战争有直接关联的内容，是这些民族在与自然、与人抗争历史的真实写照。其中的艺术性表现并不十分强烈，更多给人们留下的是血腥，但是在民族体育发展过程中，这些项目逐渐消除了血腥象征，将征战的辉煌和精彩凝结出来，以文化之，以艺陶之，从而给和平时代的人们以无限的遐想，这些项目一则满足了人类原始的好强争胜的攻击本能需求；二则昭示世人战争的残酷，告诫人们珍爱和平；三则为人们本能的宣泄搭建平台。
综上所述，民族体育的艺术性表现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直接地表现美学因素的内容，例如“耍火把”、“秋千”、“体育舞蹈”、与歌舞同场竞技活动等。这类活动使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和体验美。第二层面间接表现美学因素，如“刁羊”、“赛马”、“射箭”等活动，它能够给人们呈现一种技术娴熟的美感，给人一种成熟驾驭能力的美感。第三层面是折射出的美学因素，如“摔跤”、“角力”、“蹋脚”，这类活动感官上给人的是一种野性的残酷，但是人们可以从中细细地品味出人本质力量的深远美感。
民族体育活动内容的艺术性，与带有个性文化的民族服饰所提供的艺术氛围有直接的关系。大凡是民族节日，或是民族体育赛事，各民族总要身着盛装，将能够反映本民族艺术特征的服装、服饰尽数披挂。例如蒙古族摔跤要在摔跤衣上缀以闪亮的铜钉和银钉，腰带“希方布格”，下身穿着白色缝制的肥大的摔跤裤，裤外还套有一种无档的套裤，上绣有民族形式的各色花纹，颈套五色綢穗形成的彩条，“景嘎”，标志着该选手获得过多少名次，名次越多彩条越多。苗族服饰的多彩是各个民族服装中极为少有的，女装在用料、颜色、绣花、款式等方面千姿百态，多达130多种式样，男装也比较丰富。在节日和体育活动期间，人们可以看到的不仅是体育活动的精彩场面，更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服装的演示会。裕固族人民喜爱射箭、赛马，每当节日庆典，举行大规模的射箭、赛马比赛时，裕固族男女都穿着高领长袍，男子系红、蓝腰带，戴圆筒平顶镶缎边的礼帽，穿高腰皮鞋，腰带上带有腰刀等饰物。妇女们外套坎肩，束红、紫、棕色腰带，腰带两端垂于腰后两侧，腰带左侧还系有几条各色手帕。比赛现场，身着盛装的人们载歌载舞，射箭、赛马，竞技较量，场面宏大，气氛热烈。
“……似乎艺术家应当全神贯注地看着现实世界，才能尽量逼真地模仿，而整个艺术就在于正确与完全地模仿。”这是丹纳的论点，我们认为中国艺术具有不可模仿性，或难以模仿，造就了艺术作品的唯一性和创意的多样性。正如对书画作品的临摹很难到达艺术家所表现的意境，歌舞的表现风格人人各异一样，民族体育的风格丰富多彩与此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中华民族体育中的武术分化正是这样一个原因。人类文化行为中，被人作用的对象如果是艺术类的，大多具备上述特征，而人们进行的机械制造则与此不同，这些内容被人们制造成标准件，可以一件件地复制，保持着高度的机械文化的一致。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艺术是一种与人弥散性思维活动直接相连的文化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人的各种器官的唤醒状态达到共鸣协调态，潜在的，在日常生活中隐性的心理激情被充分调动，使身心能够充分地完成活动的同时更能有所发挥、创新，因此艺术家的歌舞、书画、表演水平与他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如同体育比赛中选手的竞技状态决定着选手水平的发挥。而机械制造是向心性的人类文化活动，它要求人的身心状态专一守恒，在生产过程中不宜才思泉涌，应该专心致志，做到丝毫不差地精雕细琢，否则生产出来的机械产品则缺乏通用性。实质上，我们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衍到整个艺术的本质。丹纳的研究成果中明确谈到，西方的诗歌、雕塑、绘画在特定条件下是模仿性的艺术，而建筑、音乐则不然。西方后期的艺术作品，也远远地超越了模仿，出现种种新的艺术流派，这些流派的总体特征具有超现实趋向。丹纳风趣地说用模子浇铸出来的雕塑绝不是一个优秀的雕塑艺术品。对此丹纳认为：最初我们以为艺术的目的在于模仿事物的外表。然后把物质的模仿与理性的模仿分开之下，我们发现艺术在事物的外表中所要模仿的各个部分的关系。最后又注意到这些关系可能而且应该加以改变，才能使艺术登峰造极，我们便肯定，研究部分之间的关系是要使一个主要特征在各个部分中居于支配一切的地位。
超越模仿的艺术具备极大的创新空间，可以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人们可以，也只能根据自身的各种“气候”条件选择、采纳一个特征为自己艺术作品、活动的抒发支点，因此艺术性的文化活动绚丽多姿，本身也蕴含着极大的创意空间。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欠缺量化物理属性的东方民族体育文化更具有艺术的品质。
五 高度的组织依赖性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华民族以来，各民族之间文化得以充分地不断交融，从生产技术层面实现了车同轨，在社会结构达到了大一统的宗法制，在思想意识层面日渐书同文、信趋儒、行同伦之状态，社会文化的发展建立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且这种社会组织长久延续，成为全球范围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社会文化现象出现了许多独特的倾向和趋势，民族体育文化由于其自身的活力属性，十分容易表现出时代和文化背景的特色。
民族体育文化的组织依赖性主要表现在对统治集团方略的高度依赖，汉代官方的学校教育以“经学”或“辞赋”取代了先秦时期的“六艺”，官方学校教育中，基本上开始排除和削弱了身体机能的学习内容，这是中国开始走向重文轻武的肇始阶段。
官方教育思想和内容的改变，也影响了官僚成分的改变。汉初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的状况，开始被“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之士”的局面所取代（《史记——儒林列传》）。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了一个由读书出身和经推荐、考试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这开了重文士、轻武夫的先河。西汉时期不少人弃武习文，改弦更张，以迎合统治集团的需要和社会舆论的要求。
这仅仅是一个主要的变化形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由此产生相应的转变，以武为主体特征的民族体育群体社会地位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陷入了长期的从属地位，位居社会的底层，自然没有了自主性。
民族体育文化的组织依赖性还表现在对统治集团中当权者个人好恶的高度依赖。这种情况在文士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也会发生整体趋势的逆转，这与中国统治阶层的管理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国家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好恶程度左右着社会的前进或倒退。
唐太宗“少好弓矢”，射技超人，能“箭穿七礼，弓贯六钧”。他以隋代“不是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抵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乎”。唐太宗除了在殿前教射外，还常在重阳节组织五品以上文武百官都参加射箭比赛。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唐代骑射的发展。唐太宗还积极倡导过击鞠（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唐代最有代表性的体育项目。
民族体育文化的组织依赖性与统治集团所制定的相关制度高度依赖。其中与民族体育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武举制建立，更使民族体育成为系统组织中难以“自由”地发展的环节，其轨迹必须顺沿组织制定的既定路线发展，否则会受到制约或取締：武举制是武科举的简称。所谓科举，就是设科取士，即通过考试选用官吏。科举制开始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主要用以选拔文官。到了唐代，已日臻完善。武则天在发展和完善文科举的同时，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又创武举，即通过考试选拔武官，开创了我国武举选材的先例。
武举制的实施，加上府兵制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是一种积极的引导，更是一种轨道的设定，在唐代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对轻武的社会价值取向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使学校教育、社会生活、军事训练、行侠习武等领域的尚武意识得到了唤醒，这对振奋民族精神、活跃民众思想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在这一阶段，民间的习武之风再起高潮，出现了各种的民间武术形式，涌现了大量的民间武术艺人，如人们熟知的剑舞和公孙大娘。武举制一直执行到清末，对中华民族的民族体育，尤其是武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基石作用。
中华民族对统治集团的顺从，主要在于中国缺乏市民阶层，缺乏巿民社会。中国的民众是以农民为主体，他们历来是受到来自城市的统治者的统治，至今如此，是缺乏组织性的个体分散的劳动者，他们需要组织，更需要组织的管理，常言群龙无首，散沙一摊，必须有一个统治集团去组织或领导，这是中国宗法制的必然。而市民是国家的主体之一，国家是为市民服务的组织机构，市民社会可以存在于不根据政治予以的架构领域的公共、公众空间之中。
社会被看成先于政府而存在……社会具有其自己的前政治的生命和统一性，而这恰恰是政治结构所必须服务的。社会有权力和权利去确立或取消政治权力，这要视该政权是否为社会利益服务而定。
这在宗法制的中国是难以全面实现的，即使在中国不时出现了朦胧的市民阶层，然而他们的势力单薄，始终没有达到影响全局的地位。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民阶层在传统意识的笼罩中，其一切均要受到国家的管治，他们是国家的奴仆。历史学家李亚农在《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是由封建主建筑的，它不但是工商业的集中地，也是封建主的要塞和堡垒。封建主自己就住在里面，他是要利用这些堡垒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和财富的。所以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城市不仅是从经济上剥削着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即从政治上也是城市统治着农村。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则大不相同。欧洲的封建主是住在农村中的自己的堡垒中，而城市则是由工商业者发展起来的。由于城市是在封建主的土地上产生的，在初期，它是封建主的财产，封建主可以向城市征收捐税，可以把它转卖或抵当。所以，从政治上是农村统治城市。而城市只能从经济上用高利贷和商人的骗术来剥削农村。在欧洲的封建制社会里，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是对立的。而中国的封建制社会里，无论从政治上从经济上都是城市统治农村，这是中国封建城市的特点。
因此，在中国，统治集团的各种意向必然成为农民的意识和行为指南，民族体育自不必说当然受制于这种组织机构，形成了高度服从的民族性格。一般来讲，民族体育取材于乡村，加工、升华于城市，推广、普及于乡村的发展历程。如果缺乏这种的历程，民族体育的项目大多仅仅生存于较小的地区空间之中。除了对城市统治集团的服从，在民族地区民众无条件地接受族长、长者和宗教首领的组织而参加民族体育活动，同时他们还服从于习俗、乡规、村约。譬如民众们更多的是在节假日中参与民族体育活动，部分集体性的民族体育在日常的生活中较少出现，以至于在宗教组织的引领下才参加体育活动都是民族体育对组织依赖性的表现。
时至今日，现代人的全民健身活动开展依然存在强烈的组织依赖心态，其中我们在分析非体育人口的过程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属于“期待型的非体育人口”，他们心底里固存着一旦政府部门建立了各种体育健身设施、各级各类辅导机构后，再加入到健身行列之中的种种期待，严重地缺乏自觉性。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传统的组织依赖心理的惯性使然。
六 根深蒂固的退隐性
表面上缺乏激烈、残酷竞争，实质上蕴含十足竞争意识和行为特性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始终坚守着一个含蓄的、游刃有余的竞争原则，这种竞争原则可以给自己留有极大退路，有效地避免使自己走向绝路，中国人常讲退一步海阔天空，绝没有日本武士道那种极端性表现，这是一种大智大慧的文化，是辩证思维方式的呈现。偌大的中国，人口众多，没有或缺乏竞争是不可能的，人们为了争取生存，享受和发展必要的空间，经常性地进行着各种方式的竞争，否则中国社会的发展将是死水一潭，人和社会的进化将无法完成，然而人们所能够看到的中国其漫长的封建社会总是以和谐为主体，其发展始终保持在世界较高层面之上。反过来分析，如果中国没有竞争，传统哲学思想有什么必要反复强调中庸和礼教，正是由于竞争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和谐现象，需要人们从意识上讲中庸、求和谐。
中国人的退隐性意识和行为，其渊源之一是对自然界的敬畏向度的结果。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牧业、渔业为主体的国度，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也较少对高水平生产技术有迫切的需要，因此中国的四大发明没有很快地用于生产技术领域，生产技术的发达程度与工业社会相比有一定差距。由于生产技术的相对落后，人们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程度较为有限，自然对于中国人来说始终保持神秘和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在自然面前中国人渺小、自卑，这在中国山水花鸟画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之《罗浮山图》，以画山水见长的南宋马远之《踏歌图》，清代以“金刚杵”自称的王原祁之《云山图》等都是将大自然山水进一步放大，充分表达了人对大自然的崇敬，人物仅仅占画面中的一点，或者根本见不到人的身影，无不昭示着人的力量和作用的卑微。面对山水之博大，人们总以此象征自然、社会、人际关系、当权者等强大的势力，并以此抒发自己无力与之抗衡的无奈。徐渭所作花鸟《墨葡萄图》中题诗道：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是画家孤寂、躁动心灵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人普遍的无奈灵魂实录。在这种心态影响下，人们不去直接地或针锋相对地与自然抗衡有一定道理，这样可以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比较开阔的空间，使人们能够得以迂回，以便于人们逐步提高自身能力后再与自然交流。而事实上，世间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必须竞争，必须超越，有些事物必须顺其自然。比如有机体的生命周期是一定的，难以超越，所以对待生命存在着“生命在于运动”，或“生命在于静养”等观点，这从两个对立的视角给人们提供了人们必须注意的折中思路，即不可过分运动，更不能坐以待毙，任何一种极端的方式均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因此要有一点退隐、中和的意识。中国人在此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养生体育异常发达，养生体育注重“养”，而轻“耗”，但不拒绝“动”。生命的养护十分重要，因为有机体的活力受到自然和社会诸多方面的刺激，引起许多能量的耗散，如果体育活动依然一味地以耗散的方式提高有机体的质量，会产生相应的亏损。通过养生这种养护，实际上是一种退隐行为，通过相对“静”的方式达到健与寿，有效地避免了强刺激对有机体的种种伤害。而与此相反的西方体育追求的是“耗”，以绝对“动”的形式不断提高有机体的体能，结果是易于引发机体老化。养生观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持，更成为中华民族体育的座右铭，人们常常会听到：“君子无所争”、“揖让而升”等教诲，在民族体育内容中出现了大量的退隐式的活动，如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静气功、太极拳等等。
中华民族具备强烈的进取精神，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总是事事如意，事与愿违伴随着人生。对自由的追求同样是中国人的人生目标，有追求必有竞争，不过中国人的自由追求也基于束缚，如何在充满典章、规范束缚中取得自由，方式和方法较多，中国人采取了两种主要的方式，一是儒家方式，二是道家方略。其中儒家方式中又分两种。
面对困境，中国的理想主义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屈原方式，持道以论政，坚持理想，进行斗争，评论政治，这种方式走向的不是自由而是毁灭。二是儒家方式，持道以待政，坚持理想，但不争斗，平心静气地等待政治的清明。为什么不争呢？在封建专制制度里，政治黑暗，主要原因是君王的昏庸。争，意味着批评君王，这是违反礼的。另外，君王昏庸，争，是危险的。所以孔子一再用典型的人和事教导人们：“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之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孟子也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儒家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的，藏、隐、愚并非本心，实乃不得已。
对此的进一步极端化，或者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是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道家方略。
道家认为社会是堕落化的结果，“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庄子》）。社会之礼是不得已的行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此最好的追求不是社会秩序的追求，而应是对自然天道的追求。
从社会是对人的束缚这一基础出发，道家摆脱社会束縛的追求，同时又成为人的自由追求。这种自由追求的特色在于，它不仅要摆脱社会的外在束缚，而且还要摆脱自身肉体的欲望束縛，而气的宇宙给它以理论和实践的根据……很自然，这种感受使他们认为，由此努力的最佳结果，会成就一种与万物共春秋，“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的完全无带的逍遥界。
在社会思潮的强烈影响下，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分慎重地选择自己的行为，隐藏自己的真实意识。民族体育虽然与政治、社会并无必然关联，体育属于不易引起政治纠纷和文化冲突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古代民族体育中的部分内容可能是作为军事、政治的直接手段被广泛地使用。如武术就是军事战争的工具，百姓习武结社往往发展成暴动和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基础，这样就将民族体育与政治密切地串联在一起。对此统治集团必然要进行干预，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武举制三起三落（唐长安二年始设，晚唐废止，宋仁宗恢复，后又被废止，到宋英宗才定为制度）、宋代国策“固本削枝”将精兵统管于朝廷、明代的“卫所兵制”使军民分离等做法极大地影响民族体育，特别是民间习武的走向。少林武术自唐代以后所以能够兴盛除了李世民的倡导之外，还有中原一带武术习练者们更多地退隐山林之因，在佛教圣地不仅可以避世，还可以得到佛教意思的熏陶，将武术中的残暴成分逐步地弱化，通过禅坐静思提升人的修养。
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始终贯穿于中国漫长的、持续的历史时空中，形成了广泛的辐射力和强大的渗透力。这种力量使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发生文明特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同时，这种特化之后又产生异化，礼教成为制约人们的枷锁，使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表现出较强的退隐性。这种退隐性在民族体育中表现也比较突出，中华民族体育绝大部分内容中都深刻地渗透着中华民族的礼仪和道德，对礼与道的追求是体育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尤以武术表现突出。中华武德原本是社会对习武人的软控制形式之一，但是异化后的结果，使武术逐步丧失了竞争，人们不敢去竞争、较技，尤其是不能与师傅较量，仙传神授的套路绝对权威性，没有人敢于革新，有志之士退隐山林，独自习练，或大逆不道地另立门户，这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武术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武术流派的极大发展。
中华民族体育在近现代以来，由于受到强烈的西方体育文化的渗透，在占领城市市场中竞争力方面力不从心，而西方体育向边远地区的渗透同样显得鞭长莫及。因而出现了部分中华民族体育退隐到了比较边远的地区。如天山脚下，祁连山麓，伊犁河谷，空旷的草原便于游牧生活的发展，是维吾尔、哈萨克、藏、蒙、裕固等民族的主要居地，这些地区海拔高，一般在2500米以上，气候寒冷，自然条件差，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放牧牛羊，练就了牧民性格豪爽、粗犷、倔强的气质与个性。广阔的大西北草原牧场，星罗棋布，畜牧业是少数民族的主要生活来源，马匹自然成为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马上运动进一步被强化成为这些民族特别喜爱的体育项目。还有甘新地区、腾格里、库姆塔格山、塔克拉玛干等沙漠，使这些地区成为沙漠的海洋。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回、藏等民族开创了沙漠体育项目：骑骆驼、赛骆驼、赛走骡等，充分发挥“沙漠之舟”为人全方位服务的作用。在西南的云贵地区，险峰林立、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湖坝星罗、植被茂密，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长期生活着像哈尼族、白族、傣族、傈僳族、独龙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等民族同胞。哈尼族人大都居住在海拔800～2500米的山区，他们素有充分利用山形山势等条件，创造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梯田文化”。来自“东方瑞士”的白族人从事着农业和渔业生产，并创造了自己辉煌的文化。千百年来，生活在独龙河谷的独龙族人，与世隔绝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依然保留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特征，从事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各族民众能够选择的自然是本族的文化，这些文化内容不仅是他们自身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精神。更主要的是这些文化适应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异质文化则会产生水土不服的可能。在这方面表现明显的是民族体育，各种民族的本土项目，如彝族的“雄鸡打架”，拉祜族的“拔腰”，仫佬族的“象步虎掌”，瑶族的“推竹竿”等项目都不需要很大的场地和昂贵的器材，活动的开展可以因地制宜，方便有趣。近年来，西北地区的剽悍的运动项目和西南地区特色各异情趣盎然的项目开始了对外开放，如布依族的“丢花包”、苗族的“抛荷包”、纳西族的“东巴跳”、侗族的“抢花炮”、景颇族的“目脑纵歌”、京族的“跳天灯”、白族的“绕三灵”已经逐步摆脱了退隐的桎梏，开始向外界推广和传播。由于它们本身所具备的鲜为人知的内容、形式和特性，大众喜爱这些长期退隐边远地区的民族体育文化，推崇这些能够激发民族情感的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它不仅给人们带来丰富的民族文化素材，更给人们以自豪的民族情感，强化民族精神。
民族体育部分项目的退隐还与各种风俗习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其中的禁忌依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这些禁忌的作用在于阻止人们从事某种活动，使这些内容囿于一定的范围空间之内，难以超越其界定范畴。随着社会各种屏障的消除，在外界影响因素不断冲击、碰撞下，原本封闭的社会中，弱小的文化难以抵挡强大的外来文化冲击，只能进一步选择更加深入地退隐。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主流民族体育文化的幕后，或较为边远的地区，或被时代即将淘汰的活动中。通过对这些充满禁忌的民族体育活动内容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其背后交感巫术的强烈影响。弗雷泽在《金枝》中论述到：如果我们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会发现它们可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相互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巫师根据第一原则即“相似律”引申出，他能够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断定，它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
巫师为达到其控制人们的目的，通过巫术或某种具有巫术特征的思想作用于人们，使人们必须遵守其各种戒律。例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天人感应”限制了人们与自然抗衡意志，“知命”观削弱了人们自觉主动强体的意识。中国人总是以“知命”时时地告诫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因为儒家只把命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道家同样认为，人类要获得幸福，必须自由地发挥我们的自然能力，即“德”。而天在这里指自然，人乃人为。“天在内，人在外”（《庄子·秋水》）。顺乎天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人的生命是父母赋予，是命中注定的，其健康与否已经由先天决定，后天的修养、修炼只能力求达到“天人合一”和“顺其自然”。如果过分追求生命、生存、生活的质量，不仅会徒劳，且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因此，中国的养生活动内容绝大部分是顺应自然，不敢越雷池一步，并将有机体视为虚弱之体，锻炼方式非理性地求稳、求静同样不利于有机体的健康。而对部分民族体育活动内容而言，他们不能违背禁忌，否则被感应后后果惨重。例如：独龙族认为万物有灵，风、雨、电、雷、高山、大水、巨石、怪树皆有鬼，鬼会降祸于人，因此人们为了祈福免灾，便不惜花费大量牲畜粮食来祭鬼。祭祀活动自然少不了体育活动的介入，因此使民族体育活动也被熏染了浓厚的巫术色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剽牛宴”。再如：佤族每年多次举行大型的“祭鬼”仪式，其中木鼓是一种独特的祭祀工具，后被演化成一种“拉木鼓”的民族体育活动，这项活动是村寨人都参加的盛大活动。类似这样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空间日趋缩小，它们只能选择退隐。民族体育仿生技术的形成同样受到巫术的影响，在模拟巫术原则的制约下，中华民族体育中存在着众多的仿生类体育活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着积极的存在价值，同时也不容忽视的是，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众多科学、合理的、重人格的体育活动形式和内容层出不穷，仿生活动中有些内容和形式已然不能适应人们的审美、实用等方面的需要，因此逐渐地从人们的视野中退隐或淡出。
上述种种特性，始终没有脱离融合二字。融合是多样性、统一性的前提，融合是历史渊源性、封闭性的纽带，融合是依赖、退隐心态的核心，融合是艺术性的支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是一种具备高度融合特质的文化。
第二节 民族体育文化的共性研究
通过对中华民族体育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华民族体育不仅具有十足的民族文化特殊性，同时蕴含着许多与其他民族体育相近、相同等共性的元素。种种特殊性的聚合必然导致同类相生、同类汇聚的共性表现，尤其是在全球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特殊性不断地融合，日趋共同构成全球民族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无论哪个民族，何种文化，在进入了广泛交流和融合的时代，各个民族文化都被强大的多元文化漩涡所吸引，产生激烈碰撞，彼此之间高度融合，表现出民族体育的共性特征。
一 符号化
在人性构成的圆周中，有各种构成圆周的符号小扇区（面），这些扇区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共同肩负起人类交流的大任。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弥补，相互促进，使单独难以胜任的交流得以通畅地进行。符号者，表意、传意、承意是也，乃人类广泛创造、使用、弘扬的文化特质。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的退却多少，人的符号能力进步多少，文化进化似乎就相应的进步多少。就一个个体而言，他进入的文化范围，从最广泛可能的意义上说，是由所有影响他的变量所组成的，这些变量是其他人安排的。这些发挥作用的变量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符号，符号包围着每一个个体。
民族体育文化在其中也占据一个小扇区，这个扇区本身具备动态性，不仅秉承着神秘、厚重的历史密码，更凝结着明朗、丰富的时代信息。与民族体育文化十分接近的是艺术类的符号体系扇区，不过两者存在着差异，诸如绘画、雕塑是静态的符号，音乐、诗歌是抽象的符号，舞蹈、戏剧是美化的符号。而民族体育文化是构建在竞争基础上的，健康、常态、鲜活、具体的主、客体集一身的人类动态符号，人们可以由此克服语言的障碍达到彼此之间有效地互动，可以从中看到某一民族的历史，更能发现其时代进步的痕迹。民族体育文化在人类的互动、交流圆周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讲，民族体育文化的符号作用使人类实现了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早于经济、科技的全球化。如今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通过因特网人们可以实时地接受来自全球的文化信息，实现文化的全球化。而民族体育文化传播是通过人们切身地进行相应的肢体活动，这种肢体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感官感受，而是全身心地实践过程，该过程中的所有信息可以有效地被人们汇总、归纳、提升为理性的体验和感悟，因此，体育文化传播要比因特网的信息传播具有更多优越性。在文化交流全过程中，人类没有一次离开过体育文化的交流。因为民族体育在人类社会早、中期多是蕴含或并行于军事战争之中，尤其是冷兵器时代。频繁的军事战争贯穿于人类的历史，早期的人类战争也没有因为地理因素的影响而局限于某一地域，军事战争冲破了自然地理屏障，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规模东、西军事战争，如著名的十字军东征、成吉思汗西伐等。这些军事战争不仅使自然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更使文化交流得以实现，因此军事战争是一个不容忽视且广泛存在的文化领域，也是一种突破文化屏障的强劲力量，它尤其受西方文化的重视。实质上，民族体育通过肢体的动态符号实现着人类的最为基础的互动，完成着人类固有的攻击性本能宣泄，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避免或减少着军事战争、文化冲突、政治对抗的发生。进入近代以来，民族体育自身实现了全方位的文化交流，其中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成功的典范，还有各种类型的地区的、单项的体育竞赛活动都是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广泛性的体现。有人认为现代体育竞赛可以说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军事战争”，所不同的是它没有硝烟，是在正义的、荣耀的光环下进行的残酷的竞争，竞争之激烈非常类似于军事战争。受到种种因素影响，东、西方存在着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制约因素影响着脱胎于军事战争的民族体育文化与社会其他现象，使之表现出东、西方巨大的差异。如东方民族体育以哲学式、植物式的方式为生存形态，西方民族体育则是物理式、动物式的形态出现。这种同质异构的体育构成各民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只有看到了差异，才能通过“见异”寻觅“求同”途径。从上可以看出体育与军事战争之间的联系，军事战争的普遍性就如同人的影子，时刻与人类社会伴行。认识到军事战争的普遍性，就可以认同体育在人类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广泛性，可以理解西方体育中作为军事变形符号的项目内容异常丰富的根本所在。由此，我们可以说早于国际因特网之前，已经存在着第一个“因特网”，这就是“体育网”。体育网与国际因特网相比，国际因特网仅是一种工具，而体育却是一种文化载体。民族体育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全球化的文化，也正是民族体育文化依托了自身动态肢体符号系统，充分利用其通约性使人们极其深刻地进行民族体育间的文化互动，在广泛交流，取长补短基础上，通过彼此的交融，诸如从西方民族体育向全球传播，实现了全球竞技体育化，从东方民族体育向世界推广，实现了人类健身活动的养生化等层面，人类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自身，发掘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了人类全面的健康发展。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类发明和广泛使用了符号，它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能力集合，对改造客观世界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只有通过符号，全部人类文明才得以产生并获得永存。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运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彼此的交流越来越便利，语言的障碍性日趋缓解，然而人类的交流毕竟还是受着语言等因素的限制。社会成员，特别是普通百姓难以依靠抽象化的符号进行交流，比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使用科学的语言进行沟通，人们需要通俗化的互动沟通符号，这一点连计算机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也使用了百姓能够接受的“语言”——普通的操作平台上可以充分地体现出人类对通俗语言的需求。人类社会越是进步，其使用的符号越加广泛和频繁，越加迫切，符号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标志，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人类离不开符号的支撑和帮助。
人并非直接地，而是靠着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思维过程，才获得了抽象空间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不仅为人开辟了通向一个新知识领域的道路，而且开辟了人的文化生活的一个全新方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通约性的、形象化的、具体的、动态的，又具有深厚内涵的肢体符号形式之一的民族体育充当了人类互动的媒介和平台。通过篮球，人们会对集体项目中能够自由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发挥技术的西方个人主义形成初步认识；通过对东方的个人项目一武术发现严格的师承关系，对东方的宗法文化有所了解。通过奧林匹克运动会人们看到了古希腊人尚武崇力的雄风；通过中国的少数民族运动会人们看到了古代中国人重团结、求中和的缩影。这是在动态的肢体符号作用下，人们通过民族体育的具体活动内容，了解和认识蕴含在民族体育之中的不同文化，这个过程是一种文化解释。
吉尔兹（Geertz.C）就文化解释理论做了大量的实证工作，他在列举翔实实例的基础上，认为：人类不同文化之间在达到相互认识和理解中，依托的是对符号的解释，通过对符号系统中各种编码的解读，人们了解和掌握了某种文化。
为替代这种接近的思想（near–idea），帕森斯不仅继承了韦伯而且继承可追溯到至少是维柯的一套理论，他发展出文化概念，将文化解释为一个符号系统，依据这个系统一个人可以给他自己的经验赋予意义。人创立的、共享的、常规的、有序的而且的确是习得的符号系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意义框架，使他们能够互相适应，适应他们周围的世界及自我。符号系统既是社会互动行为的产物，也是决定因素；他们对社会生活过程就像是电脑程序对于其操作，基因螺旋体对于器官的发展，设计蓝图对于桥梁的建造，乐谱对于交响乐的演奏一样；或者用一个更通俗的类比，就像食谱对于烤蛋糕。符号系统是信息源，它在某种可测得程度上，賦予行为的连续进程以形态、方向、特性及意义。
人类对各类符号意义的解读存在不同的方式，大凡是抽象的符号，需要人们深入地掌握信息集的更多信息，并经过长期的感知才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而对于一个相对具体的，特别是动态的、生动的符号，人们可以比较轻松地认知，并能够激发人们对这类符号的高度亲和趋向，这就是人们经常看到的，对于各异的民族体育活动内容，一经传播至某一地区很快就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一样。其中不仅是由于民族体育具有动态的通约性，使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掌握新异的娱乐、竞技方式，理解、体验其欢愉意义，了解其各异的文化特性，更是由于民族体育中包含着丰富的异质文化，可以满足人们对新异刺激的欲望需求。
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人们发现民族的、地域的文化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如法国对本民族文化十分重视，实施了许多有效保护民族文化的举措，其目的就是要防止本土文化被侵蚀，保持本土文化的特性，帮助其立足于世界，因此人们发现在强势的英语文化影响下，法国巍然屹立在英国的旁边。法国人还智慧地举办环法自行车比赛，通过全程的跟踪转播，使人们能够通过枯燥的自行车比赛，饱览风景如画的法国风光，激发人们对法国文化的向往。世界各国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民族体育文化，这些文化形式给予人们轻松和快乐，给予人们立体的、动态的文化形象，使人们在平和的氛围中感知、理解异质文化。诸如篮球使人联想起美国，马术让人们看到英国，柔道将人们带到日本，足球为人们打开了巴西的国门。反观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现在马可波罗对中国描述之后，西方人对中国才有了朦胧的神秘感觉，直到现代，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才开始逐步地认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乏体育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乒乓球外交开创了一个外交典范，接着是中国体育兵团频频出现在国际体育比赛赛场，不时冉冉升起国旗，频频响起国歌；富有东方神韵的中国武术代表团经常性地境外巡回演出，武术教练出国任教；场面恢弘的龙舟竞赛将中国的龙舟驶向海外；翩翩起舞的风筝跨越了国界飘向异域，这一切使世人逐步地了解着中国。中国承办2008年奧运会是让世人全面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绝好机会，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进一步向全球推广的极佳时机。在这个层面，民族体育文化具备了极强的政治符号意义，发挥着政治的部分功能。这时的世界开始意识到中国的真切存在，1996年7月4日的《明星周刊》以“一个中国人正在用筷子将地球送入口中”为图对“饥饿的巨人”一中国进行评说，十年之后的中国已经更加被世人了解和认识，中国所代表的“筷子联盟”的“亚洲价值”已经被世人逐渐地认同，其和谐发展的思路是使世人共同、长期地保护和享用地球资源，成为举世公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系，人们逐步认识到“刀叉联盟”用钢叉、钢刀、钢勺掘毁地球的工业化思潮的局限性。
符号交流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其基本动因之一是异质异构，具备强大的异质文化特性的符号体系，强烈地激发着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兴趣和内驱力的产生，就如生物的异性相互吸引一样，人们对自身文化不具备特质的异质文化格外容易被吸引，这是交流的最基础的东西。当人们首次接触篮球时，或人们初次接触太极拳时，总是被唤起极大的兴趣，产生接近它的驱动力。随着对底蕴深厚的文化进一步了解之后，会被它的魅力强烈地吸引，触发更深刻的动力，因此中国随处可见篮球场，西方到处有习练太极拳的人群，这就是近现代以来中西典型民族体育交流中的鲜活实例。在这种交流基础上，有些会出现卢元镇先生提出的交流文化的“易帜”现象，在文化接受方，人们对传入的文化有高度的兴趣和激情，促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从事之，导致其发展速度异常迅猛，反而超越了原产地的发展规模和规格。比如来自西方的乒乓球在中国落户，中国人的乒乓球技术水平现已成为世界的领军者；日本的太极运动从规模和规格上也远远超越了中国；中国人的礼仪教育在日本、韩国的民族体育中体现形式和内容也远比中国的深刻和广泛。
民族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今后会向着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其中在其具体、生动、立体、动态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抽象符号形式，使这个体系能够更加的独立。目前，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了，如奥林匹克的五环标志，没有人对此感到陌生，它已经成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随着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武术习练者的行头，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难怪西方人见到这种装束的人便称之为“功夫人”。更主要的是民族体育文化中的价值符号越来越受到人类的尊重，例如体育文化对自由的价值取向，西方民族体育对公平、竞争的追求，人们对“更高、更快、更强”价值意义的深入理解，东方民族体育对自然养生的钟情，对“天人合一”价值属性的深刻思索。
今天，西方对禅宗和道教的兴趣更为突出，没有一所社区学校（community college）不开设具有道家意味的课程——太极拳、气功、风水，再看一看书店，大量具有道家意味的劝诫读物在销售——从《生财之道》到《性之道》（The Tao of Sex）。这一切涵盖了西方人（也不仅是西方人）内心欲望的诸方面。道家和禅宗这种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可以解释为：他们的时间、观点和智慧与今天个体化的生活方式相合拍。在一个全球性的精神超市上，一个人可以像选择商品一样选择一种宗教（包括一种相应的身份）。
这些比较抽象的价值观念日益凸现着其意识、精神的激励作用，完善着不同民族的价值体系。民族体育已然成为代表民族文化、民族价值的符号体系，对抽象符号的传播是文化交流、交融的根本，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去接受一个没有价值的文化，因为这样的结果对本土文化没有任何有益的促进或影响。西方民族体育借助奥林匹克运动符号体系向全球推广，其目的正如歌德所言：“有权就有理（might is right）”，无非是将西方的价值观念统治人类。然而，各个民族清醒地认识到单一价值取向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需要健全的价值观念、健全的文化体系。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民族体育现今给予社会最主要的是一种精神符号，这种精神符号的内涵已经由过去的竞争转向了人的自然化。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异化使人的自然生存，人的精神状态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界，人们渴望着回归到人的自然状态，使人的身、心、群、德诸方面保持在一个健康水平，免除因为人化后的异化困扰。在这个方面东方民族体育发挥着引领作用，西方民族体育也开始了反思，然整个体育文化领域对此仅仅是初现端倪，尚未表现出影响社会的、影响全球的势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随着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理性思考，这种趋势必然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符号。
二 现代化
社会学中对现代化的阐述是，由于将工业生产方式引进前工业社会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变迁过程。^我们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时代中最能代表时代先进力量和成果的文化特质，是一种前进式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每个时代都会产生相对于前一个时代更为先进、合理、有序的社会变迁，它相当于时态，一般是对时代发展的-种动态表述方式。因此，现代化不应仅指当今后工业化时代，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超越前代的“现代”意味，它是社会进步的阶段性象征。
现代化是一个大的范畴，包含着意识层面、结构层面、技术层面和效能层面。这些内容共同组成现代化。在民族体育文化方面，突出、鲜活地体现着现代化，这与民族体育文化本身的结构特点和竞争机制有关。
我们可以发现民族体育文化的意识层面，竞争是其最基本的特质，无论是西方的民族体育，还是东方的民族体育，竞争是它们客观存在的根本，只不过一个为显性的竞争，另一个更多地表现为隐性竞争，其意识的终极目标就是不断超越，现代化是阶段性的目标，它们在不断地追求着具有动态意义的现代化。对现代化的追求是人类的永恒话题，无论是何历史时期，人类对现代化的追求都是引人注目的。培根（Bacon Francis）这位生活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物，他大胆地抨击传统的思想流派，号召在知识领域进行变革，“抛开种种观念，从头了解事物”，他认为古希腊人没有给我们留下哪怕一个有用的实验，他极力推崇观察、实验重于一切。因此，英国出现了科学复兴，随后出现了牛顿大师，引发了西方的现代化。设想如果没有培根现代思想的产生，西方的现代化的意识从何产生，西方在笛卡儿思想的统治之下，还将延续着传统。在谈到“现代人”时，亚历克斯·英格尔斯就现代人应具备的特征概括为"具有接受新事物的思想准备以及对新发明的开明态度；思想上倾向于民主制度；坚信个人和人的尊严，以及相信科学和技术等12项特征，这是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论断。在体育文化中人们可以有效地、直观地践行和强化现代人的种种特征，通过体育锻造人的开明、民主、尊严、科学精神。没有一个有体育生活经历的人或人群是保守的，保守意味着落后；没有一个体育群体是缺乏民主的，缺乏民主的体育群体难以发挥各方面的能力，难以形成群体；体育最尊重人的尊严，也是实现人的尊严的最有效的场所；体育文化讲求科学，没有科学的支撑，体育文化将失去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现代化的体育意识使体育技术水平不断前进，使体育文化不断发展，现代化的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念和方式已成为现代社会人们追随的精神和模式，体育生活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体育文化不仅作为受体，更作为传体将具有现代意识的动态信息和意识向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渗透。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人都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对人和人的意识尊重，社会发展的意义将不复存在。中、西民族体育对人的尊重范畴不同，但对人性的关怀却是一致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以及具体要求是对人更加全面地关怀，现代化社会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成效的就是体育对健康或非健康人群的关怀。对人的关怀是现代性的除去科技因素之外的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实质上，现代性是现代化人的文明结果，没有人的现代化，社会事务中的一切现代实在都没有了现代意义。
在现代化社会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价值观念趋向个人主义的变化。
个人的价值标准和态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人们更加注重变迁。他们的目光所向是未来，而不是过去；他们不再那样听天由命，而相信人有能力主宰和改变环境。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观念，并相应地丧失了对社会的效忠之心。
个人主义在叔本华、尼采等非理性大师的极力推动下突显了自己的地位，成为现代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量之一。当然，这种力量同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种种分力，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合力的形成。体育将个人意志的推崇达到无可复加的程度，体育场成了个人主义的表演舞台，表现出日趋直白、赤裸的竞争，即使在集体项目中也看到了个人主义广泛存在，即使具备隐性竞争的东方民族体育也强烈地受其同化和感染。同时，人们也看到了残酷的竞争，极端的个人主义对人性的泯灭，对体育文化竞争精神的亵渎。随着东方民族体育的广泛传播，和谐的意识和境界已作为人们价值参照系，以东方民族体育文化精神来不断修正意识层面的非和谐因素，用理性的控制力削弱非理性的影响，使人们保持高尚、良好的现代人品格。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认识到生命未必在于运动，在一定情况下还必须有静养的方式加以调整，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现代人在高强度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中合理地缓解压力。因此，现代社会中中西民族体育是一个高度交融、协同发展的时代，它们是共同造福于现代人的文化。
在民族体育结构方面，体育领域是社会结构中最不稳定的文化现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民族体育的组织者，还是践行者极大受到体育发展的制约，使其时刻处于变化之中，今天的优胜者绝不可以成为永世的赢家，默默无闻者可能在竞技场上一举成名，我们可从走马灯似的中国足球队外聘教练现象中充分地证明这一点。现代化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社会成员的频繁流动，这是社会高速发展对社会成员的必然要求。因此民族体育项目结构时常更新，结构体系不断扩充。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是以业缘为主的结构体系，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业务能力为参照，决然没有血缘结构时代的亲情决定一切。体育领域是最不讲亲情的，中国古代的家族式的体育传承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没有了市场，中华武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教练、教师群等传授武技的方式。如今社会结构独立化倾向十分突出，就上面谈到的中华武术的传承方式而言，在以往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使中华武术传承不断。进入现代社会，原来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或融合于社会其他关系之中的体育结构成为一种独立的，以次属群体为主的体系。这是因为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不是一般常人能够从事的社会活动，它需要特殊人才的特殊能力，这些特殊人才构成了特殊的社会关系，独立于其他社会关系。如1750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体育组织——赛马俱乐部，之后各类俱乐部风起云涌，逐步形成了独立的体育组织体系。自《少林寺》电影播出后，中国的武术学校开始了它独特的办学历程，形成了专业化的办学模式。这一切又决定了体育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具备高度专业化的特殊能力的人才进入体育领域后，一般而言，一生的社会活动领域就基本上被锁定在体育领域，较少有可能向其他社会领域转移或流动，成为其他社会活动中的专业人才，尤其难以进入现代化社会中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不像农业社会时期，体育只是一种人们活动的内容，较少以此为主要职业，它是一种副业。
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下，体育结构出现了十分突出的变化，这就是当一项盛大的体育盛会召开之际，或盛会开始前后，一项民族体育活动风行之时，人们更多地聚集于体育领域，形成一个庞大的次属群体，从事着同样的活动内容。例如足球世界杯期间，世人们钟情于足球运动，特别是青少年，踢足球、穿足球服形成了一种社会时髦。同时，由于NBA的商业运作和姚明在NBA的那么现代性就是民族体育的灵魂，因为民族体育文化就是一项动态的肢体符号，是十分强调发展的文化过程，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化是一个必然，更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在民族体育技术层面，受到时代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的影响，技术动作的内在变量达到相对恒定的状态下，人们更加广泛地借助科技成果，不断促进着技术动作外在变量的更新，使技术动作日趋现代化。
作为一门应用科学，近年来体育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突出特点，是全面吸收和应用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现代体育的发展，已经同材料科学的进步密切相关。目前，世界上的传统材料已有几十万种，新材料的品种正以每年大约5%的速度增长；世界上现有800多万种人工化合物，而且以每年大约25万种的速度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发展成为新材料的潜力。运动员比赛的器材、装备和服装已成为各种新材料的“试验田”。可以预料，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深入发展和新材料的广泛应用，体育运动自身的面貌将可能发生带有根本性的改变。
这种现代化是民族体育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部分，也是体育活动中物化的部分，是受到现代科技影响最直接和充分的部分。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民族体育的技术系统发生变革，古老的拳击虽然依然是直、摆、勾三种主要的拳法，然而现代的拳法从速度、力量上可谓今非昔比，因为传统的训练方法随现代化而发生改变，在对拳击运动员进行训练时，使用了能显示运动员拳击动作物理参数的数字化拳击练习袋，大大提高了训练的有效性，避免了从前凭经验训练的模糊性。流行各国的射箭项目，也在科技的引领下，采用了新材料制作的紧凑小巧的钨箭头，这使射箭的精确度进一步提高。武术训练使用了通过三维检测的装置，用录像提供最佳参照动作数据和影像，有效地帮助运动员完成难度动作以及对意境的感知。古朴的运动焕发着现代朝气，展示着现代文明。民族体育在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像社会其他现象，发生着根本的变革，产生与传统断绝关系的倾向，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为特征的绘画、建筑等方面表现较为突出。体育文化借助外在科技变量促进肢体运动能力，但无法改变肢体动作的本质，而对于企图改变肢体动作本质，乃至威胁人性的兴奋剂则是现代性的异化，为人们所唾弃。根据马克斯·韦伯理论，在人类的社会行动中存在四种类型：
如同所有的行动一样，可以把社会的行动判定为：（1）目的合理的——对外部环境中事务和他人的行为有所预期，并以这些预期作为达成经过合理衡量和合理追求的合理性目的之“条件”或“手段”；（2）价值合理性的——这种行动单纯出于对某一特定行为方式本身的绝对价值的自觉信仰（不管会被解释为道德的，审美的或宗教的等等），而全然不顾及后果如何；（3）情感的——特别是由于特定的激发情感的因素和特定感情的状态而引起的激情的行动；（4）传统的——由于长期的习俗而习惯化的行动。
体育这一社会行动可以说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行动，它具备着上述四种类型的特征，而前两类则是长期从事民族体育人群行动的主要动因。民族体育的起源，以及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某种目的的追求，特别是民族体育中期以前的行动多是以实用性为出发点，例如技巧、技能、教育、健身、娱乐、军事等目的，在发展过程中是十分合理合情的动机。对于价值的追求在民族体育发展过程中日趋凸现，尤其是在民族地区为了宗教、习俗而促动的体育行动占据重要的成分，中华民族体育对道德的执著追求举世瞩目。奥林匹克运动的自觉信仰使行动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的氛围，如开幕式中的各种仪式。这两项动因作为长效机制影响着民族体育的发展，而后两种动因则对时段性的体育行动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动因综合地促使着民族体育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使技术系统产生现代性的转变，以适应现代人对体育生活的要求。现代人可以通过体育行动防治快节奏、高压力所带来的文明疾患；通过体育生活行动实现自我价值；通过体育行动激发长期被压抑的激情，保持适度的、充满活力的心态；通过体育行动保持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维持健康的生存状态。
现代社会中，现代科技为民族体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空间，使人类的体育技术体系更全面，过去人们在民族体育中只能选择牲畜作为驾驭的对象，展示人的掌控能力，现代可以选择摩托、汽车、汽艇、飞机等现代科技产品作为人类对客观对象驾驭能力的展现方式，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为人们的能力展现提供了极其广泛的空间，为体育文化的拓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这些项目虽然与民族体育的联系不大，但是从其本质上看，它们是相同的，只是驾驭的对象产生了时代变化而已，由此而言，这类项目是民族体育的时代翻版。体育人的现代意识决定着他们对技术系统现代性变革的巨大动力和行动能量。
民族体育效能层面也在现代化的促进下，使其原本的功能体系更加完善，且使其潜在功能价值进一步显现，为人类健康资本培育、人类本质力量的发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发挥着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作用。在民族体育的“多线进化”前提下，表现出来“多元功能”，民族体育的效能体系也逐步完善，表现出更为广泛的社会能效。无论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进程的现代化程度如何，民族体育本身的固有的本质效能，即强身健体的效能始终未变，且越发显示出其独有的社会价值。面对现代化，面对科技产品对人的异化，体育所具备的人的自然化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高度关注的议题。正如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RolandN.Stromberg）在他的著作结语中谈到：……在19世纪末，现代性的社会危机促使韦伯、滕尼斯、涂尔干、勒邦、索雷尔以及几乎所有的严肃思想家对它做出充满焦虑的论断。按照韦伯的说法，在这个“铁笼”里囚禁着失去根底的、都市化的、幻想破灭的现代人。
民族体育是发挥其人的自然化的时代了，也只有体育真正发挥对人的自然化效能，才能有效地为现代化做出本质的贡献。李力研认为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伴随着一种“文明进步=奴役扩大”的马尔库塞现象。这不仅是人类社会进程的总结，更是对现代化的形象描述，人类日益成为自己创造的文明之奴隶，使自己失去了自由，丧失了自然属性，一切的一切都笼罩上了社会的、现代的特征，这种对人性的剥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就是人类有机体的机能退化，随之出现“智慧的烦恼”（拉美特里）、“激情的丧失”（罗素）、“科技的异化”（海德格尔）、“精神病的发作”（弗洛伊德）等心理病症。这种无情的历史悖论，促使着民族体育效能走向真正、真实地作用于人类自身健康生存的大问题上，成为现代化过程中日趋重要的人类活动内容，这一点从逐年增加的全球性参与大众健身的体育人口数量上，可以佐证人们对自然化的渴望和追求。这种现象是人类的自觉行动，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追求人的自然化，即回归人的健康生活方式。李力研对此认为：在永恒的“自然的人化”过程中，配以永恒的“人的自然化”才是预防或补救人类物种退化的唯一方式。因此，这时的体育运动才具备了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只有在摆脱了种种实际需要（即从外界获取能量的过程）的游戏中，“人类，才显出了他的自由”。
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确存在一定的对立。一般来讲，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它表现出的现代性代表着社会各层面最新的发展状态，极富时代的表象，而民族性则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是人类各个民族文化、文明成就的结晶。比如在体育文化中，F1方程赛就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凝聚着现代最新科技成果，标志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驾驭能力。马术则是一项十分古老的民族体育项目，截至目前它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装束和规则要求，充分展现着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历程，体现着对历史的思念情怀。民族性在现代社会向现代性转化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时态，任何民族性的文化都发展、转化为现代化，这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趋势。今天的现代化明天将会成为民族性的积累元素，为民族性添加时代的文明成果，推动民族性的发展，没有现代的促动，民族性将会产生停滞不前，最终会导致民族性的消亡。现代风靡全球的西方体育原本也是发源于各民族的民族体育，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现代化的改进，并整合形成西方竞技体育，这种迎合时代发展的民族体育运用现代化的形式，自然化着人的有机体，使现代人易于接受。东方民族体育应该更广泛地学习和借鉴西方民族体育的发展模式，使原本追求自然和谐的人性化民族体育焕发出时代的光芒，为人类的健康资本充值。
三 全球化
大凡民族体育的产生就其产生历史、背景以及社会发展的轨迹来看，人类社会共同走过了基本相同的历程。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更加趋向同一，民族体育也不例外，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普遍、强烈地影响全球人的生活方式。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断地向世界范围刺激体育文化的发展，在此过程中，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本土文化的能量，同时也应看到文化渗透往往是在各种有利于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逐渐诱发的。从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西方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已经强烈地影响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物质生活。使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满意感受阈值不断提高，产生较为强烈的依赖性。可谓正中下怀，这正是文化帝国主义百般营造优越的物质生活理想和现实的初衷，在物质引诱前提下，进而对其精神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渗透，西方的价值观、人生态度、宗教信仰等等随之蜂拥而至，使人们清醒地看到自西方开始世界范围的殖民侵略到全球文化帝国的目标所在。同时，文化帝国主义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霸权性质，霸权的威力使应有的公平交流原则受到一定冲击，例如先进技术的垄断就是其中的一种霸权形式，在这种霸权的制约下，被侵入地区的各种资源被廉价剥夺，破坏了原有的资源生态，霸权成为不利因素。实际上，文化帝国主义所煞费苦心营造殖民化、全球化的终极目的就是对资源的独家占有。用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的坦言加以总结：“文化帝国主义这东西，是最巧妙的，并且它能单独地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而改变两国的强权关系。”因此强权演变成霸权。在体育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使具有竞争、互动、娱乐属性的体育文化更快地为更广泛的人群服务，霸权却成了一种有利因素。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自然产生势能高的一方向势能低的方面渗透，外加的霸权力量使原本的渗透更加快捷、全面，在此霸权又具有积极意义。社会其他领域同样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随着外来力量的推动，使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
进入现代以来，文化帝国主义借助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便利的中介、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各个国家对世界文化的苛求，促使着全球化成为趋势。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技术层面的发展，在技术层面中计算机技术又独领风骚，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有效促进文化传播的网络技术，使其拥有了主导权。据统计，互联网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站中，设在美国境内的就有94个。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制作的网页，占到了互联网全部网页的80%。美国前商务部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说“对美国来说，信息时代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必须是在世界的信息传播中取得胜利，就像英国一度在海上处于支配地位一样支配电波。”由于技术的革新使地球成为日益“缩小”的地球村，使文化的传播克服了自然空间的阻隔，可以日益自由、快捷地流动。文化系统中技术层面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只有技术层面的发展，文化的其他层面才能得以发展。同样，由于技术层面的发展，民族体育文化才能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更广泛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使身居不同地域的人群都能接触以西方民族体育为主体的、以“增强体质、磨炼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为宗旨的奥林匹克，受其影响，并逐渐地将其价值内化或融合为自己的行为和意识。
除去传播媒介的作用，西方民族体育巨大的扩张能量来自于其自身，下面是其主要的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民族体育最大特点为规则明确、公平竞争、尺度客观、评价准确，因此，被誉为“物理体育”。西方民族体育运动使人感到强劲的竞争，诱发人勤奋进取。以不同技术、战术取胜对方，有效、合理地满足人原始驱力——攻击性的宣泄，同时也造就、强化了现代人的竞争意识。
第二，西方民族体育最大的属性是群体性。几乎绝大多数项目都是在集体协作的情况下完成，由此极大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有效交流的机会和条件，促进了人的社会性。
第三，西方民族体育最大的魅力是悬念娱乐。不同项目给人的愉悦之情各不相同，西方民族体育的运动过程总是处于一种结局未卜，需不断奋争、时刻把握机遇的过程之中，产生强烈的诱惑力，这一切给人带来无限的刺激，产生不尽的感受，愉悦也油然而生。
第四，西方民族体育最有效的传播在于其便利性。人们对某一民族体育运动技术的掌握不需要专业化的身体条件，也不需要长时间的磨炼，人们便利地随时随地地进行体育生活。对普通百姓而言，这种极富吸引力的，选择余地博大的，且十分“亲民”的体育生活内容会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生活方式之中。
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经历着从生存到发展到享受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均离不开对游戏的需求，人类喜欢游戏，游戏伴随着人类，并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游戏的形式很多，较高表现形式是体育。体育运动源于游戏，却又高于游戏，最终它仍将是以游戏为其主导。大师们这样看待游戏，“去于道，据于德，依于任，游于艺”（《论语·述而》）。“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田子方》）。黑格尔（Hegel）认为：“假如我们看看这些游戏内在的本质，我们首先会注意到‘游戏’同正经的事物、依赖和必需是怎样处于反对的地位。这种角力、赛跑和竞争不是什么正经事情！既没有防卫的义务，也没有战争的需要。正经的事物乃是为某种需要而起的劳动。我或者‘自然’必须有一个屈服，假如这一个要继续生存，那一个必须打倒。但是和这种正经相反，游戏表示有着更高的正经，因为在游戏中间，‘自然’当被加工制造为‘精神’，而且在这些竞技举行的时候，主体虽然没有进展到思想最高级的正经，然而从这种身体的练习里，人类显示出了他的自由，他把他的身体变为‘精神’的一个器官。”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人们格外喜爱游戏形式中最有诱惑力的体育，体育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构件，越是发展迅猛、国力发达的社会，趋同的体育生活比重就越大；越是地处边远的民族地区，民族体育越是保持各异特色、古朴风貌广泛地镶嵌在人们的生活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体育能还原人类的本性，通过体育人们能得到种种人性本质力量的感受。这是民族体育全球化的社会基础，或者可以认为是人类学基础。
体育文化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内容之一，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体育文化本身的通约性。因为体育文化是一种体能符号，它能使不同人群直接理解其中的意义，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体能符号是克服语言交流障碍的有效手段，它是一种较艺术更高形式的符号，因为体能符号是一种流动的、有机的表达方式，可得到直接的回应，产生长远的效应。文化流变均能在体能符号上留下印痕，使体能符号拥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蕴，因此，体能符号的交流成为一种有价值的交流。同时，它还加载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人性化的体育文化促使着人的自然化，遏制着人类的退化、异化，这使体能符号更易成为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使各地域文化优势互补，人类文明达到共享。人类应该拥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各异的文化差异成为维持社会进步的动力，文化差异促进着全球文化间的交流，全球化进程说明人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和行为表现。人类的确拥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环境中人类拥有众多的文化，它们之间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多样性，但是文化多样性不等于多样的文化都是具有先进性的，对人类社会有益的文化是一种先进性的文化，它需要推向更广阔的范围，使更多的人群得到恩惠，这就必须构建一个沟通的途径，使有益于人类的先进文化服务于人类，全球化是实现这一愿望的中介。从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发现体育文化是一个值得全人类共享的先进文化，人性化的体育文化对于人类而言是保持人类健康生存的基础，是人类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在经历了工业化、现代化洗礼的人类社会，人类享用着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备受异化后文明成果的困扰，身、心出现了极度的扭曲，人类对此医疗的方式和方法只有选择先进的体育文化。
全球化在强势文化的作用下，以强势文化取代本土文化，使得文化的多样性失去其真实的意义，成为空洞的形式；强势文化使全球化表现为单一的文化，使全球化失去了丰富资源的根基，成为空泛的形式。奧林匹克文化的单一向度似乎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各民族体育要获得现代性就必须抛弃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改用西方民族体育的形式。如果这样下去，奧林匹克运动越普及，对非西方的传统体育的威胁就越大。奥林匹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各种具体的活动内容将其中负载的西方文化价值密码推向全球，这种文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应的现代性和先进性，在体育文化方面主要表现在物理性、科技性和竞争性。其他地区和国家在这种强大的渗透和控制下，民族体育文化只有停留在维持性学习阶段，难以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作出自己的创造，只能处于传统、封闭、滞后状态。实质上，这加重了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空洞和空泛程度。这种局面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氛围，绝非单纯的体育文化表现形式。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启蒙运动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在使人享受到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也使人的理性习惯于以一种定量定性、数字化、标准化的态度判断并榨取一切，便成了工具化、技能化的理性。工具理性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占据统治地位，就必然产生自然界的异化、人的异化等等问题，导致技术统治的冷冰冰的非人化。而这种非人化就使得当代工业社会成为物控制人的“病态社会”。而这种病态社会中，发达工业社会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都表现为“单向度性”（one–dimensionality），“逃避自由”成为现代社会里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新现象。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不断进行文化的审视，在经受了一段时间的“先进”文化洗礼之后，必然出现的是对本土文化的反思和重建，人们发现了地域的民族体育文化的先进性，即对人性化的追求始终构成民族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主体，更发现了它的普遍性，即民族体育从来就是以生活性为其根本。这可以从当今地域性的民族体育文化反弹、复兴的浪潮中管窥一斑。欲代表全球人类的文化必须是具备普遍性的文化，仅仅以先进性为衡量标准显然是局限的。目前的奥林匹克运动仅是一种强势体育文化，它还须进一步发展为拥有先进性的同时，具备多样性和普遍性，即极大地包容不同地域的民族体育文化，将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的先进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华纳入到强势的体育文化之中，使其本身容先进性和多样性、普遍性为一身，将传播的途径进一步扩大，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强势文化。
四 艺术化
艺术总与一定时代社会的实用功利紧密纠缠在一起，总与各种物质的（如居住、使用）或精神的（如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需求，内容相关联。
艺术的历程是与审美联系在一起的，按照李泽厚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到，艺术的审美最初是比较实用的，也就是说人的功利性决定着艺术的生命。譬如中国的古代建筑风格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定型为木制建筑，大约是由于取材方便，对工具等技术要求不高有关。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生产技术工具的发达程度有限，很少有高效的工具帮助人们建造石头建筑，因此在中国的建筑中木制建筑十分实用，这决定了东方人的建筑类型审美对象相对地固定。随着时代发展，物质实用基础上衍生出非实用性，或转化为精神的实用，在这一过程中，审美态度、审美感受、审美理想与心理结构产生关系链，形成内在心理结构与外界审美对象的呼应，产生心灵共振，引发艺术美感。李泽厚道：“艺术正是这种灵魂、心理的光彩夺目的镜子。审美对象的历史正是审美心理结构的历史，是人类自己构建起来的心理一情感本体而世代相承的文化历史。”人们借助日益壮大的心理——情感本体世界，可以深入地体验物态化的艺术。丹纳为我们勾画出了艺术与外在的因素对艺术存在的作用，如种族、环境、气候等等因素，而李泽厚为我们点明了艺术存在的内在机制，一切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均离不开人的心理体验。最终艺术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表面上看它似乎较少实用性，但实际上精神享受依然具备十足的实用价值。世界各地的民族体育文化同样遵循这样的发展历程，从开始阶段的实用到后来的物态化的非实用，如NBA篮球比赛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实用价值，如今人们趋之若鹜基本上是追求一种高超技艺艺术的享受。中华武术从战争中走来，又抛弃了军事实用性，以花拳绣腿的套路形式呈现，经久不衰被人们追捧同样也是人们对其神形兼备艺术的追求。风靡全球的F1方程式赛车完全是将人类发明创造的实用工具加以改造移植后的非实用性运动，人们对它的痴迷也完全是将其看成一种艺术，一种人类超越极限的艺术体验。日本的相扑现今也可以被认为没有了实用价值，但它具备着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备受日本人推崇的象征性运动，此结果的产生是由于相扑扮演着精神艺术的角色。
是什么能够引发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和推崇？是因人的审美理想。它包含着人们对真实、崇高、善良、正义、美好等价值理想。不同民族文化塑造的人群其审美理想各异，但对真、善的理想几乎可以称为人类的共识，同时随着广泛的交融，彼此间的价值互补，使人类对体育文化的审美理想日趋一致。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对这种审美理想的践行，如对体育行为者们进行的真实体育生活实践过程的自然化，即在人类社会不断被人化、文化过程中，体育使人保持着原本的主体对自身客体的掌控全部过程；体育运行机制中对人类行为善与恶的甄别和校正公开、透明化促使着人们对善之理想的理解和切身体验；体育文化是对有机体内外兼修美学塑造过程，是对人类的健康之美趋向动态、立体化的符号意义化过程。这一切构成了人类在体育文化中的审美理想，逐渐构成人类审美理想的重要成分。在体育的竞争中，还原了人性的本能，几乎在没有掩饰的情况下进行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所能够表现出来的真、善则是人类最为本真的审美理想实践活动，具备审美意义的人类活动内容才能构成艺术，充满审美理想的审美对象才能成为长久的艺术，体育文化具备了这些特征，因此体育文化促使着人们对艺术感知能力。
物态化的艺术自身结构决定着审美取向，构建了美学特质体系。在美学构成因素中，存在许多内容是含混不清的，人们无法清晰地说明何者为美，例如中国人讲“羊”大为美，美在何处？仅壮大为美学标准，显然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但是人们在不断地对具有审美意义的对象进行分析中，发现艺术是可以量化的，量化后的美学能够给人一种相对统一的、客观的审美标准，虽然不同民族文化对美的感悟不同，但是人类对于人体的审美方式基本一致，就上述的羊大为美，就存在一种“壮大”的量化标准。
对于人体之美，人们分析得出黄金分割值，根据0.618比例，人体应加长一点下肢的长度，即使是白种人也要如此，因此人们看到了芭蕾舞对演员的要求足尖着地，使身高增加6～8公分，因而显得挺拔、高挑；体操运动员的所有动作都必须绷直脚面，充分地延长下肢的长度，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显现人体之美。对此几乎没有一个族群、民族心存异议，即使在中国这样的曾几何长袍加身、裹足裹腿难现下肢修长的国家，也通过足蹬木屐、身着短褂等方式来达到外观上增长下肢的目的。在中国的民族体育活动中，可以看到人们通过借助外在物体来延长和弥补自身的不足，最突出的有“高跷”、“跳板”等内容。“三庭五眼”是中国人对美学量化的表现，起初它仅仅是对人的面相上的美学分析，相对缺乏整体对人体美学量化，仅就这一种量化倾向随之扩展为一种审美量化趋势，为人们提供着更为丰富的审美量化标准。在智慧的东方民族体育中表现十分明显，中华民族体育通过运动的节奏和节律等韵律形式来体现、展示人体运动产生美感的动态量化指标，如中华武术中“十二型”就是表现动作中动静之势及变化规律的美学量化指标，如果计算一下快与慢的比值，估计人们会发现只有达到了符合0.618的临界值，才会产生套路演练的出神入化。民族体育活动与音乐、舞蹈相随相伴，韵律的变化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美学量化指标。对此人类具备共同的社会学基础，试看：
韵律最初就是脚步的节拍。每一个人都要走路，而由于他用两条腿走路，用两个脚轮番地踏在地上，由于他只有反复这样做，他才会继续走下去，因此，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出现了有韵律的声音。
这是韵律产生的雏形，这种模式与人类有机体的心脏跳动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由此构成人类本能地对节奏、韵律的审美意向。人们纷纷效仿这种节奏，并产生埃利亚斯·卡内提（Canetti）所称之的“韵律的群众”。具备了这样的“群众”，才会产生人们对某种事物达成共识和形成认同，审美才有了“群众”基础，更有了艺术的塑造者。
格式塔心理学派（gestalt psychology）从物理学和生理学出发，提出由于外在世界（物理）与内在世界（心理）的“力”在形式结构上有“同形同构”或者“异质异构”关系，即它们之间有一种结构上的相互对应。由于事物的形式结构与人的生理——心理结构在大脑中引起相同的电脉冲，所以外在对象和内在情感合拍一致，主客协调，物我同一，从而，人在各种对称、比例、均衡、节奏、韵律、秩序、和谐……中，产生相互映对符合的知觉感受，便产生美感愉快……人的这种生物性的同构反应乃是人类生产劳动和其他生活实践的历史成果。人的审美感知的形成，就个体来说，尤其是生活经历、教育熏陶、文化传统的缘由。就人类来说，它是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首先是劳动生产的基本实践），在外在的自然人化的同时，内在自然也日趋人化的历史成果。
人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原本自然的事物加工成为人类可以辨识的符号或编码，出现上述表象，归纳为艺术量化指标。请看事实：0.618的自然表现十分丰富，如花朵、螺壳上的黄金螺线；植物叶片、树杈、花瓣分布所错开的角度为0.618；人体舒适温度约为231，与正常体温371的比值恰好是0.618；人之所以产生精神愉快，其脑电波频率的下限为8赫兹，上限为12.9赫兹，两者比值0.618……
与客观的美学量化指标相对应，艺术中还存在着“玄虚”的成分。例如中国的诗境深厚宽大，词境精工细巧，曲境酣畅明达，这些均是艺术境界的表现形式。由于存在艺术境界，因此艺术具备了令人回味的美学价值，境界是一种间接的审美表现形式，需要人们审视之，探索之，境界存在于艺术深层，它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通过对它的解读人们可以从中更加充分地了解民族文化。我们可以发现体育运动中，使用最频繁的器材之一——球不仅具备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一切立体图型中最美的是球形”的特征，而且在人类生活的周围球体无处不在，实际上它意味着自由、简约，制作球形物体的用料最节省，球形的容量也最大。体育活动中使用这样的器材由于球形可以随意向各个方向自由地运动，充分地体现着人们向往自由的强烈愿望，虽然人们不直接地说明，却用这种非常智慧的方式昭示着人类的心理。西方民族体育中的球类运动很少规定参与者的技术动作统一规范，只要能够在规定的场地内将球投入篮圈、射入球门、击到对方场地即可，充分体现出高度的自由，充分地展示着社会对个体意志的尊重。而体操等项目则要求参与者严格地按照技术动作的规范标准一丝不苟地达到苛刻的要求，蕴含着社会契约的严谨、包容着工业社会的标准之印记。这是两个看起来相对对立的境界，实质上是一种西方哲学的二律背反，即只有遵循严格规定、规范基础上才能够真正体现人的充分自由。在中华民族体育中充分体现着含蓄抗争与敬祖伦理等矛盾现象，如武术套路将残酷的军事战争因素加以掩饰，展现给人们的是优美的肢体符号，习武人口口声声地咏诵着武德戒律，而实际上它在冷兵器时代却是地道的杀戮工具。最突出的是少林武术，其所使用的兵器一般为棍，没有一般兵器的尖锐锋芒，以此来表示它没有杀生的可能，仅为修行之器，其实少林棍的格杀能力十分强悍，而且取材方便。究其本源是由于中华民族体育中充分表现着宗法制度下所特有的敬祖意识，以及伦理道德倾向。矛盾的对立可谓无处不在，同时矛盾也存在着辩证统一。只有通过正常的途径将人过剩的能量加以宣泄，必将减少对社会的整体危害，通过合理的渠道将人的修养加以培养，必将增强社会成员的素质。在上述中、西方民族体育的实际活动中，人们追求的境界就在于通过肢体磨炼，通过场地、器材、规范、规则、武德、戒律、活动形式等方式对人的约束，不断提高人的“真”意和“善”行，这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功利性所在，也是体育艺术境界的本质所在。现实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体育运动中高超的技能、巧妙的战术、协调的配合、不懈的追求、不断的超越、坚忍的意志等等具体表象，这些具体表象同样将人带入一个具有崇高美感的艺术境界。无论是什么项目，只要习练者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人们将会从中体会到人类的本质力量。因此，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体育，能够发展到现今的项目多是具备艺术境界的内容，这些项目具备深刻的个体和社会功利性，具备物质和精神的功利性，且具备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实力，只有这样的文化才真正能够成为艺术。如果缺乏这样的境界，它必将会被社会、文化、历史所淘汰，因此体育可以称之为人体艺术。这种人体艺术之本可追本溯源到古希腊的艺术中的雕塑，雕塑是希腊的中心艺术，丹纳感叹：“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结果竟奉为偶像，在地上颂为英雄，在天上敬之如神明。”希腊城邦中各种象征体育优胜者的人体雕塑比比皆是，以至于罗马人在清理希腊遗物时发现，雕塑的数量竟与罗马城的人口数量相当，可见人体艺术的昌盛，充分说明人类对人体艺术的追求之久远。如今的体育人体艺术形式不同于以往，人们更青睐于动态的人体运动艺术，并从中体验艺术境界。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规律性的论述，就是在人体艺术境界中往往存在一种将人的本能、本色充分展露后，再不断塑造、培养、升华其精神的过程，这种艺术境界是其他艺术中少有的境界形式。
五 城市化
在1850年以前，城市化的人口还不到全球总人口的1/5，各个社会的城市人口都不到其成员总数的一半。在1850年，只有一个城市——伦敦的居民超过了100万人。
伊恩·罗伯逊（Ian Robertson）诙谐地认为：“城市是相当多的，自己不生产所需粮食的人们的长期集中地。”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在前进过程中的巨大进步，它将人类的智慧集中地统一呈现在城市这样一座人工的空间内，使人类社会化、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人类之所以选择城市化，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可以有效地发挥集体的智慧和群体能量，尤其是在交通、通讯手段不发达的时代，城巿可以为人们提供更便利的生产、生活、休闲、安全空间，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为人类的社会进步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智慧整合、聚变空间和资源，工业、科技进步主要是人类大规模进入城市后的结果，同时工业、科技的发展使城市在近现代快速发展，其结果影响着社会的文化和价值标准，它通过经济的、政治的和传播工具进入最偏僻的乡村。当然，城市也几乎是所有袭扰着现代社会的社会问题发生地。
芝加哥学派的沃思认为城市具有三个特点：城市的规模、人口密度和社会复杂性。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远比小社区中的生活方式更无个性特征的生活方式。因此，城市居民变得比生活在人为聚居空间分散、狭小，自然空间广阔的农村中的人更能容忍多样性和异常行为，具有更加强烈的相对性，即一般不把自己的观点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更有可能看到其他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正确性。在这样的空间内，这样的人群结构中，必然导致从众心理强烈的“城市的群众”，即市民阶层，因而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具有较为统一的格局，其行为特征也非常相像。
马克思（Marx）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类聚合的根本，社会成员聚合的倾向是无法阻挡的，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会自觉地聚合在一起，城市为更多人提供了产生丰富社会关系的空间和载体，使初级群体向次级群体的社会结构演变成为可能。在乡村社会结构中，初级群体的比重占据主导地位，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进入城市后的人群逐步摆脱了相对单一的血缘至亲圈子，走向了广阔的以地缘和业缘为主的社会关系之中，使人们的意识体系产生改变。帕克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混合、相互作用的大熔炉，新的种族、新的文化、新的社会形态就是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帕克的论点进一步证明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框架中，人们的智慧、能力发生前所未有的聚变。就个体而言，在各种新影响的冲击下，在各种机会和场合的作用下，人们的潜在创造力被释放出来。神圣、安全、商业决定着城市成为人类主要聚居地，城市由此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这是乔尔·科特金（Joel Kothin）对城市的总结性表述。
体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关系的产物，比如在生产劳动中人们相互的协助因而产生集体项目，在传授生活、生产技能中催化了体育技术的成熟，在宗教的号召下民族体育成为大众的节日组成部分等等现象，充分说明体育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虽然在乡村生活阶段，体育被人们作为一种相对松散的个体爱好，尚未形成比较庞大的独立化体系，但是它们依然强烈地依附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生活的分工逐渐细化，使更多的人有可能专门从事体育活动，来满足社会成员观赏、娱乐、从业、经营等种种需要。专业人员高超的技艺所展示的体育魅力极大地吸引着民众，城市居民具有日益充裕的闲暇时间，强烈的从众心理，易于被公众的意向所左右，强烈的创造欲望，不断严重的文明病困扰，以及人际关系疏远导致的人的社会性衰退，体育也因而成为城市人一呼百应的文化活动，出现了城市化前所未有的体育人口群体。因此，相对松散的民族体育进入城市后向着独立化、集团化、社会化方面发展起来，并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影响着乡村，吸引着乡村的人口。例如英国的户外运动，对此帕克称之为“趋向性”，就像飞蛾趋向灯焰一样。城市中的体育文化在广泛的社会结构关系中，在城市人从众心态基础上，在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力推动下，大量地、快速地被制造、改造出来，其内容中秉承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丰富养分，经过城市化的改造，民族体育呈现出新的姿态和形式，具备了现代意识和风格。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组织、城市的学校、各种刊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政府组织对城市体育文化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相对于乡村人口来说，城市人口的组织性较强，西方国家的社区、倶乐部、中国的街道、单位均是人群聚合的社会组织结构。因此各个国家都对大众的体育活动设计了种种方案：
美国专门成立了健康与体育总统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健康与大众体育大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敦促企业主给雇员提供增进健康的设备，督促学校制定各年级每天进行体育活动的计划，鼓励各州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成立专门的机构。日本政府还制定了发展和保护社会体育的法律，如《体育振兴法》。最近又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大众体育白皮书》。英国体育理事会于1983年制定了一份十年发展计划，要求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在目前男子1260万人、女子790万人的基础上分别增加170万和390万，共560万人……统一规则，集资兴建和综合利用新场地。不少国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所有运动场地都要向群众开放。并尽量开放广场、街道、停车场甚至教堂为大众体育服务。如巴西名城圣保罗市每到周末就有数以百计的街道关闭，从早到晚供群众从事体育活动。许多国家把体育设施建设列入城市建设规划，如联邦德国于1960年制定了三个“黄金计划”作为全国朝野的共同奋斗目标。
学校和报刊图书对城市化过程中体育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于它们大面积地传播着大众体育技能和信息，形成一种社会氛围和舆论导向，引导着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如各个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加强学校体育的功能和作用，使学生能够在校期间掌握有效的健身技能和形成终身体育的习惯。各个国家通过各种媒体就大众体育而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感召力的口号，德国的“有氧锻炼——130”、法国的“保护心脏”、加拿大的“人人参加”、中国的“一二一工程”等等。
世界各国的城市进程不尽一致，其中存在较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管理模式不同。如1982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1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21%，明显低于国际许多国家的水平，这就是中国政府长期实施严格的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所致。不过，无论城市化进程速度如何，城市化已经成为全球文明的一种模式，城市化使世界各地的城市大有趋同态势，基本相同的城市框架、城市社会结构、城市人口分层，决定着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的相似，作为城市文化的熔炉，锻造出来的各种文化现象自然会出现近似的方面，体育文化也同样如此。
第一，城市化的体育文化淡化了原来在乡村时代的生产性。因为具有生产性的民族体育活动内容与城市的生产活动相去甚远，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故而多以生活性、竞技性取而代之，使其更符合独立的体育文化属性。赛马活动中人们难见其生产性的影子。
第二，城巿化的体育文化更加规范。因为城市以契约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严谨性决定了城市生活各方面的严谨程度，我们可以发现大凡进入城市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多数内容产生了规则细化倾向，减少了乡村时代体育活动的随意性。例如看似随意的高尔夫运动中充满了细致的规则要求。
第三，城市化的体育文化更加丰富。因为在城市中人口分层的原因，人们的需求层次多样化，为了能够满足各层面人群的需要，体育文化产生了分野，出现了大量的新兴体育活动。由于敬祖机制作用的消退，人们可以相对而言无所顾忌地发展充满个性的体育活动内容，这也是城市体育文化多样化的影响因素。比如中国的木兰拳、扇舞的出现和快速发展。
第四，城市化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在此基础上，社会需要向着精神追求的方面快速发展，因而城市化的体育文化出现了非物质实用性的内容和形式。例如迅猛发展的体育舞蹈、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类的项目可以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艺术享受。
第五，城市化的体育文化更加具备现代意识和风格。进入城市的民族体育经过城市文明的熏陶产生了意识、内容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保守模式的束缚，使民族体育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前所未有地取得了突破。比如竞技武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不小的进步。
正如社会学家所言，城市史几乎就等于文明史，人类在文明进程中十分青睐于城市的建设，从起初的防御堡垒，到后期的文化、政治、经济中心，人们强烈地依赖于城市，“植物性”属性表现强烈，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道：“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还未摆脱植物状态。”而不像动物一般，本能地、不得已地不断迁徙。但是，人类毕竟是人类，当他们拥有了稳定的家园后，人们的野心和欲望驱使着他们开始了不同规模的高于“动物式”的迁徙活动。“正是在不断变换环境、变换地点的移动过程中，人类才逐步具备了那种为人类所特有的脑的功能，亦即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和习惯。”其目的是建立起更多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城市，由此人类迈开了他们的全球化的步伐。据此我们认为体育文化城市化程度决定着全球化的程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城市化后的奧林匹克运动向全球推进历程中发现这一规律，与竞技体育向其他国家传播一样，西方竞技体育进入中国一开始就选择了城市，其后的发展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并逐步向广大乡村蔓延，占据了乡村的体育发展空间，影响着本土民族体育的发展。中国的民族体育在现代城市化方面进程相对缓慢，因此，民族体育中的佼佼者——武术、摔跤、龙舟、风筝等难以进入西方式的城市体育文化之列。不过，这些早已本土城市化的民族体育文化尚有一定的城市生存空间，而中华民族体育的其他项目内容却远远没有这种幸运，在现代城市中难觅其踪影。这些项目表现出顽强的“植物”属性，宁可在“乡村”环境中自生自灭，也决不迁徙寻找新的生息之地。它们还有巨大的同化能力，会将西方民族体育同化为本土特色的形式，比如高雅的“司诺克”运动进入中国乡村后被快速地转化成村头场院中的台球活动。这与中国的本土民族体育多数内容发端、生存于乡村，不善于“动物式”迁徙的，不适应城市生活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故而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体育属于“植物体育”。中华民族体育需要：习和借鉴西方民族体育发展经验，不断对这些内容进行现代城化改造，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六 竞技化
体育在成为一个自身独立体系阶段，游戏色彩弥漫，引人注目，使人目眩。随后不断成熟，竞技逐渐凸现，竞技高手层出不穷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体育文化形态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竞技体育，竞技体育成为体育文化中的领头羊，且不断被强化，越发成为强势体育文化。竞技体育在强化过程中，自身的竞技含量不断增强，体系日趋完整。更重要的是竞技体育超越了自身发展的领域，向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快速发展，成为在社会现象中政治因素最突出的一种文化。运动会为代表国家获胜的运动员升国旗、奏国歌，政要们为优胜运动员奖勋章，此情此刻体育越来越不像体育，而更像是全球的政治制度“竞技”汇演。
在民众心目中，体育竞技高手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体育崇拜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时髦或时尚，或者可以说成为一种人们价值取向。崇拜似乎是人类社会贯穿始终的人们心理活动，确乎如此，人们在起初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到宗教崇拜、领袖崇拜、人物崇拜，经历了一个崇拜对象逐步集中于人类自身的过程，人格化的崇拜演化正是人类能力不断提高的表征。在对人的崇拜类型中，体育崇拜与其他的人物崇拜不同，它是一种对“活人”的崇拜，是一种对普通人的崇拜，是一种对现实人的崇拜。
产生体育崇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运动，区别于其他任何文化现象的根本特征就是其明确的竞争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符号学价值。体育运动所以能激发人们的崇拜行为，盖因为它以最直接、最不加掩饰的竞争方式（其他领域当然也有竞争，如企业、商业、政治等，但由于他们的竞争必须有许多中介条件的参与，而不能表现为赤裸裸的直接竞争）呼唤着人的本质力量。达尔文解释的生物学法则认为，竞争是决定物种存亡的根本力量之一种（另一种是“自然选择”），人类作为万物之精灵，确乎应该是也必然是所有物种竞争能力最高的一种。如果人类没有竞争能力，则其长期进化的成功就难以解释，人类的文明史也就不好说明。
因此，竞争能力最高的物种通过人类社会中最出色的体育竞争，产生出成功的竞技优胜者必然就成为人类的偶像。
同时，现代社会中体现个体价值的领域更加广泛，但是能够成为成功的佼佼者却越来越难，人们都期待着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在现实中却较少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故而人们将自己的期望移情于运动员、运动队，移情于体育运动，他们的胜利似乎就是自己的胜利，体育运动得到重视就像他们被人尊重一般。另外，个体发展中不可避免地经受种种挫折，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战胜挫折，他们试图用体育游戏来宣泄自己的郁闷，在此过程中每一个小的竞技成功或进步都令人欣喜。逐渐人们发现在体育活动中优胜者可以引领着他们不断地超越，崇拜之情油然而生。
竞技体育原本是纯洁的，很少功利性的竞争，“为荣誉为胜利而战斗”，这种竞争形式在世人心目中至高无上，冠军头上的橄榄枝象征着竞技能力，仅此而已。虽然世俗社会使功利成分逐渐附加于体育，人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世上没有绝对的纯粹，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体育的竞争依然属于相对纯洁、很少功利性的社会领域，特别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唯体育独具，由此产生的历经千锤百炼、不断超越的成功者，也就很自然地成了社会成员崇拜的屈指可数的对象之一。
在对体育的崇拜中对个体的崇拜只是崇拜的表层，比如足球运动的女球迷们中有相当数量的成员是对英俊、强健、威猛、机智、果敢运动员的人格崇拜，以弥补现实生活中男子汉难觅的缺憾，实际上她们却不懂得什么足球技术。对体育崇拜的实质应该是绝大多数体育崇拜者所崇拜的运动员所表现的高超、娴熟的体育运动技术和技能。拥有相应的技术和技能标志着一个人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能力决定着社会生存空间。体育的竞技是其本质属性，不论现代体育如何依赖于外在变量的促进，体育运动水平最终依然是需要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来体现，因此人们对体育的崇拜是建立在对人之竞技能力的崇敬上。
体育竞技的崇拜背后是人类对自我的发现和追求，在人类的能力和力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自我实现逐渐地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自我的实现已经超越了个体，或群体的范畴，成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驱动力。通过以个体、群体的肢体活动为主的体育实践，人们看到了社会环境、文化现象中最能体现自我的领域就是体育竞技。通过体育竞技，不仅可以完善自我实现的意识，还可以培养自我实现的能力，特别能够提高自我实现中的意志品质。自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后，人们对自我高度重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人们也同时发现过分地追求自我，有时很难得到自我的真正实现，原因就在于人们在非理性状态下有忽略理性的倾向，这是一个十分不利的制约因素，自我的真正实现必须是在社会的整体环境中，在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前提下，以理性思维的方式和方法实现自我。在体育竞技中，有规范的场地、严密的规则、公认的道德、严格的技术等等制约因素规范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以规范的约束克服非理性的盲动，内化为理性观念，并由此培养着人对自我实现深层的理解。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可以尽情地张扬非理性，可以充分地品味、实践着理性，非理性与理性在体育运动中实现了高度的统一，这两个方面是构成自我的重要构件，通过体育竞技人类感知了自我，也实现了自我。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通过体育对自我实现的现代认同形式。
信仰是人类重要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从人类的崇拜类型演变过程，到信仰向务实性转移看，信仰不会在时间向度上消失，只会在空间向度上发生结构性变革。没有信仰是不现实的，人们总是需要一定的信仰来支撑自己的精神，在现代社会，崇尚科学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随着科学给人们带来的异化，自然的人化、现代文明疾病使人类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窒息，人们呼唤着基于对人自身关爱的信仰，这时可使人自然化的、以健康有机体为活动主体的文化凸现了它的现实意义，逐步促进了现代认同的形成。
体育文化形态中强化的竞技体育代表着体育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体育文化中的文化中心，它具有巨大的涡旋力吸引着以此为中心的其他体育文化形态。民族体育作为竞技体育的基础，在竞技体育的强力作用下，它不仅向竞技体育提供大量的资源，同时受到竞技体育合理运行模式的影响，从技术到竞赛等形式发生着竞技化的变化。西方民族体育中的绝大多数项目比较自然地被纳入到竞技体育之中，因为它们属于同质同构的体育文化。东方的民族体育进行着相应的改造，日趋竞技化。最成功的当属日本的柔道和韩国的跆拳道。东方的其他项目虽然没有完全竞技化，但是在其发展历程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重大变革，如中华民族体育中进入民族运动会的项目，大多已经竞技化，发展最快的应该是竞技武术。一种文化形态中必然存在发挥中心引领作用的形态，如果缺失这样的中心，处于混沌状态则会导致系统的无序。体育的竞技性又是体育运动的主体，离开了这一主体体育将不复存在。在其他形态中竞技性虽然没有竞技体育这样凸现竞技，但是在其本质属性中竞技为最重要的特质。一旦时机成熟，竞技化趋势必然成为各类体育文化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卢元镇将竞技体育的社会文化价值概括为：“竞技体育是一种庄严肃穆的礼仪庆典文化；竞技体育是记录人类潜能的人体文化；竞技体育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规范文化；竞技体育是提高审美意识的情感文化。”因此，竞技化成为全球体育文化的主旋律。
任何体育活动一旦被人们反复地习练，最终都会出现技术不断竞技化，因为人们通过归纳、总结、升华技术，技术被推向自动化，使技术更加符合运动规律，更能体现有机体潜在能力，更能使人们随心所欲地以肢体活动来满足自身的娱乐需求，只有到达较高的竞技化程度，人们方能比较完全地感知体育运动的乐趣，体现民族文化的价值。比如橄榄球可以称之为美国的国球，在人们娴熟的竞技化技术中充分地体现出集体项目的团结协作的精神，个体的竞技化技术固然决定着本队的战绩，但是他必须在健全的团队意识下才能充分地运用既定的战术，发挥出个体的竞技能力以及整体的竞技实力。这项运动不仅是一项个人主义的竞技化乐园，橄榄球更是一项有效培养人们团结协作精神的运动项目，充分反映了美国的文化兼收并取的价值取向。规则也不断竞技化，规则是体育运动的保障机制，规则具有导向作用，它使体育运动向着竞技化方向快速地挺进。比如拳击的规则规定运动员只能使用几种手法，因而拳击拳法被极大地竞技化，同时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击中对方有效得分部位的点数或对方无力还击为胜利标准，极大地激励了运动员运用极强竞技化的拳法凌厉地出击。相对而言，武术对练项目在规则的要求下，运动员要使用各种技法，在事先编排好的套路基础上进行演练，它的优劣标准是看运动员的模仿能力和相互的配合能力，而非实战能力，这就决定了这个项目的表演性质。组织形式必然相应地去适应运动性质呈现竞技化，不同的体育运动形式在一定的组织形式指导之下发展。竞技化的竞技体育其组织形式具有高度严谨、完备的制度、机制和结构体系，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上层统领层面可以有效地引导竞技体育发展，规范竞技体育的运行，促进竞技体育的竞技竞赛水平。比如1974年国际奥委会根据世界各国对传统奥运会非职业化原则的实际现状分析，通过了允许奧运会参赛运动员因参加训练和比赛而获得工资补偿，允许运动员在食、宿、交通、运动装备、医疗、保险等方面获得资助，也允许西方国家的大学生运动员获得体育奖学金的决议，使职业的竞技体育快速地发展起来。在体育文化系统内部的技术竞技化、规则竞技化以及组织制度竞技化的促进下，体育的竞技化趋势迅速蔓延。
体育运动的竞技化更是一种人类文化战略的要求。在社会环境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种种竞争，人的竞争本能维持着人类的基本抗衡和生存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是始终伴随人类的体育蕴含和培育着竞技基因，诱发了人类潜在竞争基因的萌发、壮大，被激活的小小的竞技基因在社会环境中逐渐被人们认可，发挥着重大的社会效应。在自然的人化趋势中，人类不能失去这一珍贵的人类基因，必须通过体育活动使人的竞争意识和行为得到进一步强化。体育竞争的手段是竞技，竞技是竞争的桥梁和中介，竞技化是为了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战略。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进程，人类的竞争越加激烈和残酷，社会更加需要具备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的人，通过合理、有效、公平、公正手段实现人性化竞争的体育是培养人的合理竞争能力的园地。对基本的竞技能力锻造已经不是体育领域自身的狭隘行为，它肩负着对人类实施突破自我异化后的自然化重任，体育是防止人类技能退化的唯一的途径和阵地。
七 融合化
民族体育已经没有了，或很少有屏障的制约，日趋走向了融合。从现今的许多项目内容来看，人们已经难以判断其原生地文化特质，具备的仅仅是体育文化本身的独特特质。
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文化融合，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经过交往接触后，经历冲突后，彼此借鉴、吸收、交融而形成的更加完善和进步的文化过程。这一进程根据交流的文化形式而异，一般来讲，同质同构的文化交流相互的整合速度较快，如中国各个民族的摔跤彼此之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交流就十分容易；同质异构的文化在交流的范围和时间上会出现一定的难度，需要人们花费一定的精力和时间不断地研究对方的文化内涵，如武术与西方搏击是同质异构，它们明显地带有地方特色，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很好地了解和掌握它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异质异构的文化虽然彼此有较大的引力，但是融合起来的难度最大，需要克服一定困难。例如印度的瑜伽与美国的棒球，两者之间的融合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印度的瑜伽却融入美国这样崇尚刚与力的文化之中。
文化同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文化同化是将不同文化经过相互接触交往后融合为同质文化模式的过程。一般是先进同化落后，本土同化外来，多数人的文化同化少数人的文化。但也有例外，近代西方国家在殖民国家的体育文化传播往往属于这种类型，其影响一直遗存到今天。
无论文化差异有多大，文化融合首先是器物层面的融合，这种融合比较容易，只要是先进的器物会很快地被受者所接纳。在体育领域中，西方的场地和器材是首先被国人所认同，并很快成为体育事业建设中首先考虑的因素。而且在现实中，中国的各项体育场地和器材设备已经具备世界水平。文化融合的第二个步骤是技术层面，由于技术是先进器物的内涵，只有先进的技术才能保证器物的高效实用，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层面融合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需要认识、认可、掌握，直至与本土相关内容结合后才能逐步达到融合为一体的程度。体育运动的技术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于先进的运动技术，学习和掌握的过程中必须结合本种族人群的身体素质等基本条件，对技术进行必要的改革后才能充分发挥先进技术的优势。文化融合最艰难的一步是文化精神的融合，本民族文化融合中精神文化与体育文化经历了长期的“磨合”，使各种民族体育表现出深刻的民族文化底蕴，由此也形成了地域特征的民族体育文化。由于各个民族文化的孕育与发展历程差异，意识上的差距较大，特别是潜意识的差距更大，该方面的融合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竞技体育中的竞争精神和意识而言，进入中国体育文化领域后，花费了近一个世纪的融合期。列宁曾经说：“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既然是器官就必然与整个机体的功能相吻合，不协调的器官终究被整体所遗弃。各个民族的文化是人类文明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存在各种差异，但都会服从于人类共同利益。因此只要是人类先进的文化成果，特别是精神成果，必然会产生文化间的融合。
体育文化的融合化包括自身不同结构的融合，更包括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融合。
第一，在体育文化自身结构方面，是各种技术体系的融合。西方的民族体育技术体系是构建在物理属性基础上的技术，东方民族体育则是以哲学为指导思想，这两种全球最富影响的民族体育技术系统在彼此融合过程中，逐渐表现出西方竞技体育接受了东方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将技术改造得更加符合人性，摒弃了对人身心伤害的技术成分，强化了艺术境界在竞技运动中的表现，有很多内容转化为大众健身的活动手段。东方民族体育融合了西方竞技体育中的客观因素，使玄虚的成分转换成为客观实在，竞赛制度向着竞技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竞技化的民族体育形式，出现了具备引领作用的中华民族竞技体育，例如形成了竞技武术、赛龙舟、摔跤等与传统形式相去甚远的现代民族体育。与体育文化全球化不同的是，融合化是建立在彼此平等基础上的交流，是强势和弱势文化共建过程，在文化融合期，人们平和地接纳对方的优秀文化成分，很少有抵触情绪，人们把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看成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将它们共同分享。西方体育发展到今天是建立在广泛融合其他民族体育文化基础上的结果，比如美国现代篮球运动，是篮球之父奈史密斯博士从一本杂志上得到了灵感而发明的。奈史密斯和他的妻子都是基督教徒，他们订了一份中美洲出版的传教杂志，其中一期介绍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3000多年来一直在玩一种名叫“奥拉玛”的球类游戏。那种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对阵双方只需用髋部或臀部将一个橡胶球送过高悬墙上的石圈，就能得到一分。由此博士改造用手传、运、投球技术，创立了篮球运动。中华民族体育同样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比如中华武术中的长拳是广泛汲取查、华、炮、红拳基础上而创新形成的动作舒展大方、刚柔相济、快速有力、动迅静定、节奏鲜明的长拳套路。从这一点上讲，任何体育文化都是人们在客观实在基础上的融合，无论是体育文化内部的相互融合，还是借助于外界之力进行的文化融合，融合都是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文化过程。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各自的缺憾和不足，因此融合成为可能，差异的存在为融合留下了必要的空间，由此引发了彼此的融合动力。越是融合，越能拓展人们的意识，融合的范围也越大。
第二，体育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融合，主要是体育文化广泛地借鉴和借助其他文化形态中的有益成分，帮助体育文化的发展，这里不仅包含技术系统、社会结构系统，更包含着思想意识系统的成果，在现代化一节中我们重点分析了科技成果对体育文化推动作用，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现代科技成果的支撑，仅依靠内在变量的促进，体育文化发展的速度是十分有限的。通过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融合，极大地推动了体育文化融合的内在动力。因为体育文化在融合过程中暴露出某些结构与功能的不和谐，例如民族体育原始结构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不和谐问题，这就需要体育文化借助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修正自己的不足，融合社会结构功能的有益运行方式运用于体育文化，由此解决了原始民族体育文化的结构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表现比较突出的是西方民族体育。如美国篮球在发展初期历经艰辛，难以立足于社会，波士顿花园体育馆的老板沃尔特·阿布郎同时提出新的职业篮球概念，即职业篮球必须有雄厚的财力支援，一名选手只能为一家俱乐部效力并要签订严格的合同，联赛还要建立选手储备制。这些理论贡献在于将巨额资金和法制制约引入篮球，为日后的湘八的发展奠定了高薪制和合同制两大基石。街头篮球原本是贫民窟中孩童们的游戏，当这项活动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原有的松散结构体系弊端逐渐显露，人们开始探索能够大规模发展篮球的社会结构形式，人们借鉴娱乐界惯常使用的俱乐部形式，篮球俱乐部应运而生，街头篮球也进入了职业篮球行列。当篮球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后，如何地将其社会功能进一步表现和放大，人们借助商业运作形式，因此NBA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并制造出一批批有血有肉的英雄。通过与系统外的文化进行融合，可以有效地消除系统内部长期积累的，不利于深入发展的制约因素影响，增强系统的活力。
文化融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文化杂交，文化的杂交有利于文化发展，产生杂交优势。这种文化融合形式是在强制基础上进行的，开始阶段难以被人们认可，一旦它的优势表现出来，人们会普遍地接受。在体育文化中这类情况比较常见，因为体育文化即使是异质异构的内容也是在肢体活动的范畴之中，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同质性，杂交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体育技术组合，是一种产生影响互动双方文化的活动。比如棒、垒球的分野；英式、美式足球的分化是同一类属的重新组合，还有不同类属的组合，如走马与竞走；搏击操与散打等，这些组合形式的出现不仅有利于产生新的体育项目，也对原生的运动形式产生冲击，督促着它的“进化”。使用汤用彤的话说，总结在接触时产生相互选择、改变的体育融合化过程就是“融化新知”的过程。
中国自商至清，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即是对折中主义的强烈追求。这种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有利于接受新异事物，有利于文化兼容，以致融合的思想基础。另外，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和谐观，首先人自身是和谐的，“无礼之礼，无声之乐”是也；人与人是和谐的，“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是也；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也。正是这种和谐观作为一种强劲的动力推动着中国人对世间万物的包容性的处理方式，以至于能够融合世间的各色文化。因此中华民族体育之博大与此关系密切，中华民族能够包容西方民族体育于此关系紧密，中华民族体育未来的发展更是注定要在此基础上拓展出更广阔的空间。
目前全球文化中占据一定地位的主流文化存在两种等效性倾向。其一是以西方为主的普遍主义，它是建立在逻辑、理性和法治的基础上，并充分借助自由经济的文化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主的天下主义，该主义是建立在高标准的伦理思想、精深的文化，以及不以物理法则运行的宇宙道德基础上的文化模式。这两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模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所以称之为等效，就是因为它们所发挥的社会效应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东西两个文明模式，每种模式都有过辉煌。然而卜松山认为这两种文化模式之间却存在不可通约性。就这两种普遍主义的道德制约能力而言，卜松山认为：
在跨文化的背景范围内强调这两种等效性有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点还完全未被当今西方道德“论述”之主流所认同。基于理性之上的普遍主义理论尚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只是问题在于，这一理性的普遍主义主张是否或多或少地渗透着欧洲中心主义。
并观上面两种思潮我们能引出什么结论呢？就对当今西方社会事态的评估而言，我们不能武断地作出我们西方的道德哲学具有比其他文化更大价值的判断——至少它们对公共道德的影响微不足道。而当今的中国局势在最近几十年里主要通过引进西方成果（如自由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而发生了急剧变化，但在道德意义上，并非如何振奋人心的范例，更不要从其政治层面看了。无论如何，我们似可以问一问，我们在伦理领域是否确实需要新的哲学发明用以努力“维持”我们的社会和道德生态。
值得深思的发问，不可通约性的确影响着文化的融合，至少制约着融合的程度。任何一种没有充分结合本土文化的融合仅仅是时段性融合，它很难解决根本问题。在全球性的文化融合过程中，作为急先锋的体育文化融合不仅在速度，还是在范围方面均占据领先地位，表现出体育文化应有的活力。现实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体育事业受到了西方体育文化重大影响，发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尤其是在竞技化方面。但部分民族体育在所谓的融合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本土化，特别是对竞技思想认识的片面，导致部分民族体育变成了不伦不类的体育项目。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肢体活动的体育文化是具备较高通约性的文化形态之一，不可通约性或不易通约性主要表现在思想意识层面。体育融合化有其积极的社会效应，也存在着某种不足，人类应理性地分析不同文化的价值，充分地结合本土文化实际，将文化的优秀成分加以融合放大。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不易通约的精神文化融合是至关重要的层面，它不仅关系到融合的致密程度，还决定着融合后的文化持久性。融合的结果会产生新的文化形态，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任何一种融合后产生的所谓成功文化决然不会缺乏文化传承性、思想交融性，割裂历史的发明，或创造是没有根基的，印度佛教与中国道家思想的融合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日本柔道与西方竞技体育的融合也是一个辉煌的典型。因此，我们认为卜松山的发问虽有道理，但是缺乏文化历史的考据。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应该运用智慧融合各种文化模式，避免文化自卑、文化自大等不利心态，以全新的视野、视角看待融合，以理性的方式进行广泛的文化融合，尤其是思想意识层面的融合。文化的融合是一条通向全球文化公约的大道。
民族体育共同的基础是族群和民族，归根结底是人。人类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何种存在形式，都是建立在人本基础上。关乎于人的民族体育更是如此，即使有各个民族在体育文化方面特殊的个性体现，也不会削弱共同基础上的共性特征的强势表现。人类社会的演进，活跃的民族体育如影相随，折射出极强的地域和时代特征。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跨文化融合使文化趋同已经成为趋势，尤其是为人类健康生活为主要目标的民族体育自然实现了文明共享，因此，民族体育共性特征必将成为各个民族体育发展的参照指标。
如果说，在体能社会阶段民族体育尚处于工具状态，那么在智能社会阶段民族体育已经成为容工具、玩具为一体的文化融合现象，民族体育的社会地位变迁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虽然，民族体育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没有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但是充当保证社会发展的人力健康资源的角色却无可替代和担当着文化动态传承的地位始终不移。除此之外，民族体育文化的社会地位还有什么表现，尚需进行理论层面的系统研究，应客观地分析民族体育的社会地位，这对于有效地发展其社会价值和功能作用意义重大，对民族体育自身发展作用更是异乎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