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以来，在文学的各种样式中，诗是进步得最快而比较最有成就的。其所以如此者，第一是为了它没有受到商业资本主义的牵制，不像写小说的人们那样，要受了市场的影响而改变其作风，甚至思想，并因供给市场的需要而大量生产，而粗制滥造（这是一般的现象，我们当然不乏优秀的小说作家，如废名，沈从文，施蛰存以及其他少数的作家，但这不幸都是例外）；第二是因为那些但为“幸福的少数”或甚至但为自己写着的那些诗人们，如果他们的写作手法并不比别人高一点，那么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一定要比别人深切一点，因为，在取诗为他们的表现形式的时候，他们就是高人一等的了。
但是这在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最有成就的新诗，在中国文坛上却受到了它所不应得的遭遇：一般人对于它的态度是忽视，另一些人却竟加以轻鄙。但看一般文艺杂志把填补空白的地位让与诗或竟一点地位也不给它，就是一个明证了。在读者之间呢，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中学生，自然以巴金式的恋爱革命型小说最合脾胃，对于那不能满足他们的浅薄的趣味的诗，不感到兴趣的是不足怪的；但是有鉴赏力的纯粹诗的读者，却似乎也并不像别人所猜度那样地少，观乎以前新月书店出版的诗刊之繁荣一时，以及现在新诗社出版的新诗月刊之生气蓬勃，写诗的人们也就可以得到一点慰藉了。
但是这种慰藉究竟只是一点点，因为现在又有人主张8不需要这些纯诗，而提出了“国防诗歌”这口号了。在这些人的意思，一切东西都是一种工具，一切文学都是宣传，他们不了解艺术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深邃；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盲目的工具，便以为新诗必然具有一个功利主义之目的了。他们把诗只当作标语口号，所以在一般的标语口号的更换之下，我们听到了阶级诗歌、反帝诗歌以及现在的“国防诗歌”（在另一方面，提出了民族诗歌的人们也是同样的浅薄）。平心静气地说来，诗中是可能有阶级、反帝、国防或民族的意识情绪的存在的，但我们不能说只有包含这种意识情绪的诗是诗，是被需要的，我们不能说诗一定要包含这种意识情绪，除非我们否定人的思想感情的存在，否定人的存在。
但是那些所谓“国防诗歌”的提倡者们是怎样的呢？他们以为只有包含国防意识情绪的才是诗，是被需要，他们主张诗必须要包含国防意识情绪。有了这种偏狭的见解，这种非人性的头脑，无怪其不能和诗去接近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诗中是可能有国防的意识情绪的存在的，一首有国防意识情绪的诗可能是一首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但是反观现在的所谓“国防诗歌”呢，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脚韵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辞而已。“诗”是没有了的，而且千篇一律，言不由衷，然而那些人们却硬派它是诗，而且，为要独标异帜起见，还给它巧立了“国防诗歌”这头尾不相称的名称。
这种所谓“国防诗歌”，因为在写作上有极大的便利的缘故（第一，它有着固定的公式，其次，它用不到艺术手法），所以在自己的一群中一唱百和，你也来一首国防诗，我也来一首国防诗，结了一个帮口，造成了一个风气，好像摇身一变大家都成为真正的国防诗人了。然在有识之士看来，这真是不值一笑。
现在，我们姑且把这所谓“国防诗歌”的艺术价值搁起不提，而来看看它的实际效用吧。当然，我们不会苛求这些纸人纸马化为千万神军，把敌人杀个片甲不留，也不希望这些出自“国防诗人”手笔的古怪的东西像李谪仙醉中所草的吓蛮书一样，把番使吓退。我们至少要问的是：这所谓“国防诗歌”者，果能鼓动群众的爱国御敌之心吗？果真能激励前线战士们的勇气吗？如果是的，纵然不是诗也是一种有用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所采取的形式，它的表现方法，它的字汇等等，都是不能和大众接近的（为了实用起见，那些国防诗歌的倡论者实在应该放开了诗而走山歌俚曲那一条路，我不懂他们为什么抓住了诗不肯放手），其结果只是自写自读自说的书斋里的东西而已——而且是怎样寒伧的一个书斋啊！
空言无益，让我举出我亲自碰到的实例吧：旧历年底我回到杭州去的时候，在火车上偶然买了一本所谓前进的杂志翻翻，在这杂志里，就登了两首“国防诗歌”。这时候我忽发雅兴，想知道一般人对于这所谓“国防诗歌”的理解是怎样，便对我邻座的一位劳动者型的人（后来我知道他是上海某营造厂的工人）提议念诗给他听，请他听了之后说觉得怎样。他在惊讶之中答应了，于是我念起来，于是他惊讶地听着。等我念完之后，他摇摇头，说道：“不懂，不懂，也不好听。”这时对座的一个士兵正在好奇地望着我们，我便把那杂志递了给他，请他看看我所念过的那首诗，因为他手头有一份报，我知道他是认字的。他接了过去，皱了眉头用心地看着，有时还念出声来。等他看完了，我问他觉得如何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全是废话。什么‘打敌人’，尽嚷着中什么用，还不是要靠我们的枪杆儿！”接着他便说了一句粗鲁的话。
这所谓“国防诗歌”所自以为能从而收效果的人们的感想是如此！“国防诗歌”往哪里去！既不是诗歌而又和国防一点也不生瓜葛的“国防诗歌”留在那么寒伧的书斋中做一个空虚的幌子吧。
（载《新中华》第五卷第七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