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后，容国团读完两年课程，跟随父母返回香港，转到香港湾仔轩尼诗道一间知行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有几位教员是过去与容勉之一起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的革命同志。其中教务主任黎子云是共产党员，早期曾同容国团的大舅公林文岳一起进过华侨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来林文岳和黎子云分别被党组织派往越南、缅甸和马来西亚搞华侨救国运动。黎子云坐过几次牢，历尽艰险，回到香港后自感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使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组织几个老同志一起合股筹办知行学校，专门招收工人子弟入学，灌输革命思想，培养一代新人。
然而，由于当时的环境非常特殊，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势力，他们作了一些妥协，由一位名叫刘克平的国民党右翼分子出任校长。这样，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摩擦，有时甚至是拍桌子摔凳子的争斗。容勉之此时尽管已不具体参加什么活动了，但他还是支持他人搞革命活动，成为革命阵营中最基础的一分子。几位怀揣特殊任务的老师，知道容勉之为人忠厚侠义，干脆就把容家当成一个联络点。这几位老师经常在晚上到容家开秘密会议，进行反蒋抗英的革命运动。
这时，小小年纪的容国团已经大略明白大人们在干什么事，主动跑到楼下望风，听到楼上的人召唤，他又立刻蹦跳回来，为他们充当跑腿，到街上买纸烟、烧酒和花生之类的东西回来宵夜。黎主任很喜欢这个听话而又懂事的孩子，每次到他家里，都会带来一些进步的报纸刊物给他翻看，有时还带许多花花绿绿的体育画册给他阅读，以开拓他的视野。黎主任用自已的亲身感受引导容国团说：“香港是一个殖民地，英国人很欺负我们中国人，连印度籍红头阿三都可以随便打骂中国小贩。我们虽然读书成绩很好，毕业出来工作的工资，却比成绩较差的英国毕业生的工资低十倍，所以我就出来革命，参加大罢工。其原因就是中国极弱，连体育都被外国人瞧不起，称为东亚病夫。我看你的球打得蛮不错，要好好地练，将来为国争光。”他又讲了容国团家乡的唐家村人、被誉为“中国第一代球王”的唐福祥的事迹。
唐福祥在早年，以香港人的身份作为中国足球队第一任前卫兼队长，统率三军参加第一届至第四届远东运动会，连续三届蝉联冠军。黎主任以此暗喻中国人也不是窝囊废，将来也有能力取得世界冠军，这对容国团的成长影响很大。
这时期，殖民地的统治者实施的是愚民政策，宁让老百姓多一些时间搞体育活动，也不愿让老百姓们搞那些政治活动。故此，香港的体育事业尽管水平仍然低下，但相对于内地，却有些畸形发展。换言之，就是你到街上的报摊上便可看到大量的有关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的消遣性娱乐性书刊，至于那些有关世界潮流而催人更新观念的书籍则很少。
知行学校有一位著名的音乐教师名叫李凌，他是马列主义音乐理论家，对西方音乐颇有研究，常教学生唱《马赛曲》、《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容国团特别喜欢听他的音乐理论课，开始对西欧古典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容国团很崇拜贝多芬、肖邦、舒伯特等作曲家，他们创作的优美旋律常令他陶醉，而每位音乐家本人的坎坷经历和他们对音乐事业的执著追求，也令其感奋。容国团产生不愿平淡过一生的念头。
容国团在知行学校读四年级的时候，爸爸突然失业了。这是因为他在公司上班时经常看《大公报》、《华商报》、《经济导报》之类的进步报刊和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的政治言论，商会的老板知道了，认为他有“八字脚”（接近共产党）的嫌疑，便派一名总务负责人约他到咖啡馆谈话，劝他不要再看这些进步报刊了，并要他写一份检讨书。容勉之听后，很不服气，硬邦邦地顶撞了一句：“嘿，我打你们这份工，怎么连看报纸的自由权利都要受到制约呀！”结果老板觉得容勉之这种“危险”人物做他的秘书会惹政治麻烦，立即把他解雇了。容勉之失去了这份500元高薪的工作，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那位介绍容国团入知行学校读书的黎主任，也因为意气激昂，搞革命缺乏些政治艺术，身份暴露而被港英政府通令递解出境，再不能让容国团免费读书了。容国团只好转到一间师资水平较低的同济小学就读。
容勉之几经周折，通过大舅林文岳的介绍，找到一份“民生轮船公司”的工作，专门行船。他也从洋务工会会员转为海员工会会员。其间，由于学费负担太重，同时又不满意同济小学的教学质量，文淑莲找到她嫂子的一位当修女的姐姐，通过她认识一位天主教神父，并由神父介绍容国团到筲箕湾的慈幼学校读书。
神父在会试容国团时，觉得这个孩子聪明伶俐，诚实好学，有心培养他。容国团于是在1948年2月正式转入慈幼学校读五年级。
为了容国团能就近读书，容勉之从原住的湾仔区一幢三层高的楼房，搬迁到筲箕湾浅水码头村的一处贫民窟。在山坳搭起一间18平方米的木屋。屋内分隔成一厅一房，摆放着一个衣柜、一张油漆剥落的书桌、几把旧木椅和一张叠架床，非常简陋。容国团平时睡上铺，爸妈睡下铺。屋子十分低矮潮湿，活像个“白鸽巢”。由于住在木屋区，经常有火灾发生，他们还时刻都受到“无牙老虎”的威胁。
容勉之出海行船常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很少回家。容国团全由妈妈照顾，文淑莲将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儿子身上。那时，她因为营养不良，居住条件差，积劳成疾，染上了肺结核病，骨瘦如柴，身体非常虚弱，可她宁肯节衣缩食，也尽量加强容国团的营养，增强他的体质。她常做家乡一种名叫“松糕仔”的面食，给容国团带着上学填肚子。慈幼学校是一所天主教办的学校。容国团像父亲一样，也是无神论者，他不相信宗教，认为人的命运不是由上帝来主宰，而是人本身的思想行为使然。所以，他对于校内每星期举行一次的祈祷、礼拜等一切宗教活动不感兴趣，常常借机逃脱，成为令学校老师头痛的“忤逆学生”。
但是，这所学校毕竟有教会撑恃，财大气粗．周围的环境优美而宽广，尤其难得的是各种体育设备一应俱全，设有乒乓球室、足球场、篮球场等；文化教育也比一般商业化的私立学校高出一筹，因为学校的教职员都是香港教育署所定中级资格的。容国团来到这所学校读书，如鱼得水，学习突飞猛进，各科成绩优异．尤其学校每届举办的书法比赛，他都名列前茅，受到老师们的嘉奖，他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常作为学校乒乓球代表和足球代表参加校际比赛，获得不少锦旗。成为学校的体育健将，校长对容国团十分器重，认为他球艺出名，会给学校带来好处，今后会招引更多的学生投考慈幼学校，因此，容国团又被视为学校的“台柱”。
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