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竺可桢耳闻目睹了中华民族的贫穷、落后。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壮举深深地激励着他。
有一次上课，老师给同学们讲杜甫的诗，当讲到：“甫昔少年时，早充观国宾”时，老师停下来问道：“你们说说看什么东西最苦，什么东西最甜？”
教室里一下子乱哄哄地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地争着回答。有的说，蜜糖最甜，药最苦。有的说，没钱最苦，家有万贯产业最甜。还有的说，种地最苦，做官最甜。竺可桢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想，现在中国人最苦了，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人受尽了欺凌。就拿前几年的《辛丑条约》来说吧，我们把白花花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拱手送给别人，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正想着，忽然竺可桢听到老师让自己来回答。他从座位上站起来，非常郑重地说：“老师，我认为丧权辱国最苦，振兴中华最甜。”老师惊喜地看着竺可桢夸赞道：“你回答得非常精彩。”
就这样，竺可桢从少年时代起便发愤读书，立志走科学振兴祖国之路。
1909年春天，19岁的竺可桢抱着科技救国的美好愿望，来到了离家有几千里之遥的北方小城唐山。他考入了由英国人创办的唐山路矿学堂。为什么竺可桢要选择这所学校来上学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唐山路矿学堂主要讲授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全部课程由英国人用英文来讲。竺可桢多么渴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同时又向外国人直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啊！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要做一个有志气的人。”
可天不遂人愿。这里的老师非常傲慢，看不起中国学生。他们认为中国人天生是奴隶，所以在课堂上让同学回答问题时从不叫学生的名字，而是叫他们的学号，好像这些学生都是试验室中的试验品一般。同学们对此都有意见，可为了读书又有什么办法呢？竺可桢对此也特别反感，他心想，当老师这样喊我时，我一定让他难看一下。
一天，碧眼棕发的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请同学回答。他喊道：“227号！”这恰好是竺可桢的学号。只见他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仿佛没听到似的。
“227号！”老师有点生气，嗓门提高了八度，眼睛紧盯着讲台下同学们的位子，嘴角略微有点抽动，上身稍向前倾着，双手按在讲台上。
教室里鸦鹊无声，静悄悄地。一种压抑的气氛笼罩着。大家神色紧张，屏住了呼吸。竺可桢附近的同学斜眼看着他，示意他快点说话。“227号！”当这位被怒火燃烧着的英国教员喊第三次时，已浑身颤抖，暴跳如雷了。他多么想冲到台下，揪住竺可桢瘦小的身躯，给他一个耳光，然后再问问他为什么不吭声。可碍于自己的身份，他不能那样做。他的眼睛停在竺可桢的脸上，嘴里下意识地用软绵绵的口气叫了第四次“227号”，听那声音似乎是在乞求。
竺可桢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然后准确、流利地回答了老师刚才提出的问题。最后，他非常有礼貌地用英语说：“对不起，老师，我以前和您谈过不叫同学的名字而只叫学号是不礼貌的。请您尊重我们中国人的人格。”说完，非常和气地坐下来。那位英国教员什么也没有说，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继续上课，可是语气比以前谦虚多了。
同学们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许多同学忙用衣袖擦了擦额头的汗。有的冲着竺可桢伸了伸大拇指，意思是说，你做得真棒，可替咱们中国人争了口气。一时之间，竺可桢在课堂上理直气壮反驳英国老师的事在学校里传扬开来，人们都对这个浙江青年产生了敬佩之情。
后来，学校里又发生了几起学生为改善学习条件同校方作斗争的事儿。这些事情使竺可桢想了许多。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受到歧视和欺侮？自己怎样做才能帮助我们中华民族改变厄运？
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用外国先进的技术建设中国。他更加坚定了少年时代的志向，决定到国外去深造。
1910年，竺可桢去了美国。在那里，他把气象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因为他深知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观测机构，我们的天气变化情况是由外国人通过他们建在我们领土上的气象预测机构来报告的。他决心要改变这个旧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