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珍重每一天，微笑着面对每一天。
——钱三强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中学时代，同学们看他身体强壮，学习成绩好，品格优秀，便送给他一个绰号“三强”。父亲钱玄同觉得这个绰号很好，便给他改名为“钱三强”。
在古越绍兴有一处宁静的小巷。
被国际友人称之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于1913年10月16日诞生在这个小巷里。
这个可爱的小生命来到人世以后，他的父亲钱玄同笑微微地扶在床前，疼爱地摸摸他宽宽的脑门，捏捏那胖乎乎的小手，欣然为他起名儿为钱秉穹。
钱秉窍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的次子。
钱秉穹出生不久，钱玄同便告诉妻子徐琯贞，他将辞去杭州教育专署的工作，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做国文教师。
1914年8月，徐琯贞带了长子秉雄和刚满十个月的次子秉穹，风尘仆仆赶赴北平，与丈夫团聚。他们在琉璃厂西侧附近一座老式四合院里定居。
徐琯贞喜欢树木和花卉，小小四合院栽满了丁香、月季、海棠、蔷薇、桃花、李花。这位善良的母亲总是把屋子，庭院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在客厅小方桌上摆了一只花瓶，从春天开始，每隔一些日子更换一束插花，先是黄黄的迎春，接着便是紫白色相间的丁香，而后，便是粉嘟嘟的桃花，蓝色的马兰花……满屋清香宜人。幼小的秉穹觉得生活是那么温馨，那么美好。冬天，母亲便在花瓶里插上一枝松枝或柏枝，于是，屋子里便洋溢着松脂的清香，那香气往秉穹的小鼻孔里直钻。到了快过午时，屋子里又开出了一朵朵生机盎然的水仙花。贤良的母亲，便是用这四季鲜花陶冶着孩子们的情操，企盼着她的孩子们如鲜花那样有品格，有气节。
夏天的夜晚，他们一家人在庭院纳凉，小秉穹是一个富于想象的孩子，每当他挨着妈妈的膝头在庭院纳凉时，小脑袋仰望着星空，会生出许多天真烂漫的遐想。当一轮明月挂上树梢时，他问妈妈：“妈妈，月亮上面有什么？”
“有嫦娥，还有桂花树”。
“好大好大的桂花树吗？树下边那个人就是嫦娥吗”？他好奇地问道。
“那是吴刚”。妈妈说。
“那吴刚在树下干什么”？
“在砍桂花树”。妈妈问答说。
“那桂花树会被砍倒吗”？他担心地问妈妈。
“不会的，他今晚砍去的那块，明天就长好了”。
“吴刚砍桂树做什么”？
“他用桂树皮酿制桂花酒”。
“那酒很香吧”？
“很香。等你念好书，长大就可以到月亮上去尝尝那桂花酒”。
从此，秉穹的小脑瓜中天天憧憬着长大了，到月亮上去尝尝那桂花酒。
夏季，小四合院的桃树上结满了桃子，抬眼望去，让人馋涎欲滴。一天夜间，秉穹正在练习写方块字，忽然听到院子里有动静，趴到窗边一看，原来树上有个男孩子正在摘桃子。他不禁喊了一声：“妈妈，有人偷桃子！”
妈妈闻声与秉穹一起走出房门，那男孩惊慌失措，“扑通”一声摔到地上。妈妈说，不用怕，回转身又摘了几个又红又大的桃子送给他。那男孩眼含热泪给这位女主人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用一张报纸兜着那几只桃子离去了。
母亲没有多讲话，却教给了秉穹—生做人的原则：要宽以待人。
一个人，如果没有美好的童年、青年，便不会演绎好他的中年、老年。钱三强正是因为有美好的童年，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才有了他以后的豁达、平易、宽厚和率真。
1920年，当钱秉穹刚满七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进了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等北京大学教授们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读书了。
孔德学校是一所最早提倡教白话文的学校。学校除了注重德、智、体三育外，还强调美育与劳动，对音乐、图画、劳作课也很重视。学校实行十年一贯制，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所比较开明的学校。这所学校，师资较强，阵容整齐。钱秉穹得到的教育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钱秉穹是一个兴趣广泛、性格好胜的学生。体育、音乐、美术……他对一切都很感兴趣。刚进入初中他就成了班上“山猫”篮球队的队员。他打组织后卫，与中锋配合默契，传球、投篮，速度快，命中率高。他打起小球来，球艺也属上乘。1928年冬天，北京举办了首次全市乒乓球大赛，钱三强报名参加，获得男子组第三名。
秉穹的外公徐树兰曾在北京段祺瑞政府当过税务官。后来，因不满段祺瑞政府的腐败，毅然辞职，离京返乡。这一天，外公带了秉穹的舅公徐燕到秉穹家中辞行。燕舅公临别前赠给秉穹一张自己画的《雄鹰图》，并写了一行赠言：“鹰者，有三强：一曰目光敏锐；二曰，翅膀矫健；三曰爪喙锋利。”舅公徐燕祝愿秉穹像雄鹰那样“三强”，像雄鹰那样展翅翱翔。
秉穹非常喜欢这幅《雄鹰图》，一直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孔德学校的同班同学周某来家中做客见了这幅画，说秉穹的身体就像这雄鹰一样棒。于是，他给秉窍起了“三强”这个绰号，并很快在孔德学校传播开来。
1927年，钱三强已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当年，大革命从南方开始了，它为祖国的未来燃起了一团希望之火。就在北伐军节节胜利、捷报频传的日子里，进步书刊开始在孔德学校流传了。钱三强喜出望外地读到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在《建国方略》中，中国未来的建设蓝图被勾画得那样宏伟，那样气势磅礴：修建以兰州为中心的几条铁路干线；开辟北方、东方、南方几大港口；实现电气化的构想……他充满激情，一口气读完了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杰作，思想豁然开朗，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祖国光明的未来。
“要使祖国不受屈辱，摆脱贫穷，走向富强，非建立强大的工业不可”！同学们情绪激动地各自述说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钱三强的志向是报考电机工程。
“爸爸，我想学工”。高中毕业后，他兴冲冲地走进父亲的书房。
儿子的突然出现，而且非常自信地提出了报考大学的志愿，使父亲感到惊奇。这位把心思倾注于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民主的语言文字学家，向来倡导开明的家风，对孩子的兴趣和志愿，总是采取支持、保护的态度。
“你想报考哪个学校”？钱玄同先生望着目光炯炯有神、思想趋于成熟、身体壮壮实实的儿子，亲切地问道。
“上海交通大学”。钱三强胸有成竹地回答。
“你的志愿是什么”？
“我想当——一名工程师，为国家建设出力”。
“做工程师不错，可是，你想过没有，上海交通大学是英文教学呀”？
三强沉默了。这确实是个难题。在孔德学校一直学的都是法文，一下子要适应上海交通大学的英文教学，谈何容易！
夜里，三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难题的办法。
次日，三强又来到父亲的书房，继续昨天的话题：“爸爸，我想出一个办法。先进北大理学院的预科班，待英文提高后，再考上海交通大学。”“进北大预科，也要考英文，而且也是使用英文课本。想过吗”？
“想过。我想求爸爸一件事，请你出面跟北大交涉一下，准许我用法文考试。入学后，我努力跟上英文。如果跟不上，再留一级也行”。父亲见三强对工科如此着迷，再也无话可说了。
1930年，17岁的钱三强，以法文应考，被北京大学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
从进北京大学校门的第一天起，活泼爱动的三强，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了。运动场上见不到他的影子，在家里听不到他的笑声。只要不上课，他就猫在图书馆里查字典，对笔记。回到家，三口两口吃完饭，或埋头书案，或朗朗阅读英语。眼看着，圆圆的脸消瘦了，头发蓬乱了。母亲担心这样下去会把儿子的身体累垮。
“你看见没有，这样下去，三强的身体吃得消吗”？徐琯贞着急地提醒丈夫，“他年龄比别人小，就让他留一级吧，何必这样拼命呢”？
“哈哈，”钱玄同笑起来：“你怎么不知道他的牛脾气，他真的肯留级吗”？
半年以后，第一学期的考试结果出来了。钱三强的英文得了65分，其他各科成绩都不错。父亲伸手接过成绩单，不由得心里暗喜：“这个属牛的孩子，真有一股牛劲哩！”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玄同出于爱国立场拒绝同日本人来往。在宴会上，凡有日本人参加，他都拒不出席。不久，日寇步步逼近北平，钱玄同写文章便署名钱复，寓有早日复我华夏不愿做亡国奴之意。在日伪逼近的北平，钱玄同拒绝工作，闭门谢客。钱玄同曾寄语大后方的友人：“钱玄同决不任伪命。”表示自己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原本不识愁苦滋味的少年钱三强，因为日寇的入侵，却平添了几多忧伤。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钱三强在课外阅读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对原子结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他把学习兴趣转向物理学。
1932年秋季，三强在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以后，毅然放弃了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初衷，转而考取了清华物理系，从师于留美归来的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教授和萨本栋教授。
清华物理系云集着当时中国物理学领域众多名家，又多是从科技发达的美国留学归来，他们一色的美国教育方式：上课不宣读课本，而是讲解例题，启发思考，重视掌握解决问题的本领。
1936年，钱三强在清华大学毕业了。他的毕业论文的成绩在全班排名第二，毕业论文成绩在全班排名第一的则是被同学们称之为漂亮“女神”的何泽慧。
当然，钱三强也发现被同学们称之为漂亮“女神”的何泽慧也不同凡响，那秀美的面庞镶嵌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苗条的身材，拖着两条粗粗的长辫子。三强对“女神”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尽管清华园当年是男女生混合编班，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男女生社交公开。但慑于封建残余思想在各方面的影响，他二人还是将爱慕之情悄然深埋于心底。
1935年，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那时，喜欢埋头读书的钱三强还在课堂上规规矩矩地准备期末考试呢。次日，何泽慧送给他一份清华大学救国会散发的《告全国民众书》。钱三强得知12月9日那一天，同学们因为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句口号，从而惹怒了汉奸特务，他们动用了大批军警，用大刀、皮鞭、水龙头袭击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打伤一百多人，逮捕二十多人。钱三强怀着急切心情读了《告全国民众书》，只见上面写道：
……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领土一省一省地被敌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敌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敌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他人干涉……
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钱三强读罢，顿觉热血沸腾。他拍案而起，于12月16日清晨，冒着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参加了爱国学生控诉反动军警的大游行。
“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钱三强打着横幅标语走在最前列。何泽慧则紧随其后。
天桥，汇集了一万多学生、两万多市民。抗议大会开始了，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黄诚，健步登上一辆停驶的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指出，华北垂危，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形势，号召“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而后到外交部大楼示威、请愿。
当钱三强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天色已近黄昏，饥寒交加。他快步朝家门走去，远远瞧见了父亲的身影。回到家来，三强扑进妈妈的怀里，流出了痛恨的泪水。妈妈告诉他：“你迟迟不回家，你爸爸连饭都吃不下，他一直等着你呢！”
三强顿时感到，敬爱的爸爸和青年人的心是相通的。
几天以后，爸爸与三强有一次终生难忘的对话。爸爸问三强：“偌大一个中国，近百年来，为何老是遭受洋人欺侮？”
“中国太落后了”。三强很干脆地回答。
“咱们的祖先不是有过四大发明的光辉历史吗”？
“因为近百年来，西方科学技术发达了，中国又闭关自守，犯了自大狂”。钱三强思忖了一会儿，回答着父亲。
“你说得对。我们犯了自大狂。我们像是一个离开了泥土的巨人安泰，我们瘫痪无力了”。钱玄同十分动情地接着说下去：“我们现在必须把两只脚重新站立在泥土上，承认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该迎头赶上去。你们现在努力读书，就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救国啊！”
钱三强谨遵父训，重新回到了清华大学的课堂上，用功读书，一如既往。
泽慧也向钱三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挨打？”
“因为我们落后。弱肉强食，残酷的竞争，这就是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钱三强义愤地说道。
“面对这种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我们再也不能沉沦下去了。我们要发奋读书，用我们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改变我们的国家”。何泽慧心情激动地说道。
何泽慧是一位非常刚强的女孩子，她与钱三强的谈话总是很投机。因为二人总是志同道合。
眼看他们就要毕业分手了。一天，何泽慧落落大方地走到三强的身边。他依旧独自伏案读书。于是，她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座位上，问他毕业以后干什么。三强头也不敢抬，嘴也口吃起来，半天没能回答出她的问题。最后，她有些赌气地站起身离去了。但是，何泽慧又停下脚步。她回转身，用那双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脉脉含情地注视着他，良久，才转身走了。
爱情犹如美丽的花木，在不成熟的时候，只会生叶发芽，而不会开放美丽的花朵。钱三强与何泽慧，就这样为了各自的理想将美好的爱情深深地埋藏于心底。
当年，学校当局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思想很严重，尽管何泽慧学业成绩优秀，但拒不为她这个女同学分配工作。钱三强被著名物理学家、北平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选中，走向科学实验第一线；同班同学王大珩由周培源先生亲自送到南京弹道研究所，从事他所热爱的职业。可是，何泽慧却苦于就业无门。就在她焦虑之时，有位山西老乡传递给她一个信息：阎锡山有个承诺，凡山西籍的学生在国立大学毕业后，他出资3000元，资助出国留学。因为当时德国马克较为便宜，何泽慧便用阎锡山资助的这笔钱，选择了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她出于抗日爱国热忱，毅然选择了“实验弹道学”。
当年，科学院的每一个研究所总共不过十来个人，经费也少得可怜，但人员素质却非常之高。钱三强的导师严济慈，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获得博上学位。以后又在法国从事科学研究多年，在现代物理学领域有骄人的成就。
钱三强第一次与严济慈见面，还真有些拘束。这位在物理学界享有很高威望的所长，笑微微地说：“你的毕业论文写得很不错嘛！”严济慈刚一见面就对钱三强给予鼓励。接着，他又问道：“今后在所里从事研究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呀？”
三强知道，这位所长在光谱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便回答说：“我喜欢实验物理，特别是喜欢分子光谱。”
这次谈话之后，严济慈尊重钱三强的选择，给他的选题是研究分子光谱。几个月下来，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几台光谱仪的操作，还学会了照相。
当时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每人还要担任一项服务性的工作。钱三强兼做图书管理员。这正好遂了三强酷爱读书的心愿。他按照严济慈给他开的书目，挤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与此同时，他把学习光谱学、分子结构学与光谱实验相结合，踏踏实实地向分子光谱研究的纵深领域摸索、探求。他很快拍摄到了一批清晰的光谱照片，并在显微光谱仪上画出了光谱分布图。
1937年初春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钱三强正在图书馆看书，严所长兴致勃勃地走来，对他说：“听说你过去在中学学过法浯，现在还记得吗？”
“忘了不少，若是查查字典，还可以看看文献”。三强问答说。
“那好，我来考考你的法文程度”。
说话间，严济慈从书架上选了一本法文杂志，让钱三强念一段，翻译一段。
虽然钱三强念得有些结巴，也没有完全译对。但严济慈还是满意地点了点头，笑微微地说道：“还行啊，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准备留学考试吧！”
严所长经过一番突然袭击式的考试之后，才放心地亮出了“底牌”。
原来，严济慈得知中法教育基金会招考公费生到法国留学。共三个名额，其中有一个名额是到居里实验室攻读镭学。严济慈慧眼识英才，有意送钱三强出国深造。
两个月以后，钱三强如愿以偿，通过了留法考试。他将赶赴法国大学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并从此与核物理结缘。
居里实验室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实验室。创建这个实验室的居里及其夫人玛丽，于1898年先后发现了钋与镭，开创了镭射治疗肿瘤的新篇章，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从而获得了1903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又因分离金属镭成功，第二次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妇先后去世以后，居里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约里奥夫妇俩继续领导这个研究所工作。当时正是原子科学面临重大突破的前夕。1934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发现人工放射现象，丰富了人们对原子核的了解，并且开辟了放射性同位素的广泛应用，从而获得1935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
钱三强有机会到居里实验室学习、工作，从而将向着20世纪30年代迅速发展的前沿科学——原子核物理学进军，他感到无此兴奋，无比激动。他突然想到，如今他心目中有两位漂亮的“女神”，一位“女神”是何泽慧；另一位“女神”则是原子物理。他以为，终生与这两位“女神”相伴，那么，他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科学家。
留法考试开始了，钱三强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
一连考了三天。考数学、物理、外语（法文、英文都可以答卷）和语文。每考一门就是闯一道关，一关通不过，就会全线败退。
考完第三天，三强泄气了。自我感觉语文没有考好。他知道文言文是自己的弱项，这是受父亲影响的缘故，因为父亲提倡白话文，在家里很少接触文言文，更没有用文言文练过写作。
这次留学考试，正是南京政府刮复古风的时候，要求写一篇白话文，一篇文言文。钱三强断定自己文言文的成绩很糟，留法的希望可能要破灭了。
留法考试半个月后的一天，钱玄同在学校接到严济慈的电话，让三强到他家里去一趟，说是要谈谈关于留法考试结果的事。
严济慈在客厅迎候三强，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留学考生中，你和另外一位的成绩不错，两人不相上下。他的文言文写作比你强，但物理不如你。外文成绩，他考的英文，你考的法文，都是符合要求的。经过考试委员会研究，决定录取你。你就做启程准备吧。”
严济慈还告诉三强，他6月底也要到巴黎去。
“能在巴黎见到您吗”？三强希望在异国他乡见到他的导师严济慈。
“完全可以。我要在那里逗留几个月，参加几项活动，先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然后应邀参加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还有，我的法国老帅范勃理要退休，要举行一次庆祝活动，也是要参加的”。严济慈介绍了他这次法国之行的安排。
严济慈第一次去法国，是1923～1927年，先后在巴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第二次去法国，是1928～1930年，在范勃理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
当钱三强把录取通知书递到父亲钱玄同的手中时，父亲的脸上，只在刹那间掠过一丝欣喜，而后，便是好一阵的沉默。许久，他叹了口气说：“如今是国破山河碎，即使学到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也怕是将来报国无门啊！”
钱玄同教授的担忧不无道理。近年来，华北的局势动荡不安。1936年8月，日寇开始侵略绥远。傅作义率部在怀柔奋起抵抗。中华健儿，勇敢抗击日寇，前仆后继，给日寇以迎头痛击，显示了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为这次抗击日寇中英勇牺牲的战士题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的碑文，由钱玄同亲手书写。墓碑立在大古山下的公墓前。墓碑建起以后，为了隐藏革命纪念物，傅作义又在墓碑上加了一层迹盖，上刻“精灵在兹”四个字。这件事激励了全国人民。不久，日军侵占我秦皇岛，节节进逼平津，中日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钱玄同愤怒至极，平时谈话，每每提到日本，使用“我们的敌人”来代替。父亲对日本侵略者嫉恶如仇、势不两立的态度，对三强有着深刻的影响。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钱三强动身去巴黎之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随着卢沟桥枪声响起，北平，这座文明古老的都城，一夜之间，处在了战争的前线，枪炮声震撼着每一个市民的心。
危在旦夕的形势，使三强不得不对赴法留学的计划作重新考虑。眼看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踩到了中国人民的脊梁上！我，一个中国热血青年，能在这时离开自己的祖国去求学吗？
三强心里也牵挂着自己的家。让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父亲。
刚过五十的钱玄同，身缠两种疾病：一种是高血压，还出现血管硬化；另一种疾病是两条腿走路颤抖、打软。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讲述过，说这两种疾病，是旧教育方式给他留下的祸害。
父亲四岁的时候，就会背诵许多古典诗词，被家人誉为神童。稍大一些，在与兄长比赛背书、习字时，他总是第一，又被誉为小状元。于是，祖父便对父亲加以特殊培养。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站读两个小时的书，否则不准上床。由于人小，发育不成熟，长此下来，伤了筋骨。到了中年以后，就未老先衰，再也离不开拐棍了。
“七七”事变第二天，父亲耽于时势，高血压病突然加重，头晕目眩，只好躺倒在床上。
三强同样也担心母亲。母亲一生饱经痛苦。父亲多病，又事业繁忙，全家人的日子，靠着她一个人操持。人到中年，母亲患了子宫颈肿瘤，在协和医院用镭照射。有一阵子，母亲病情加重，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家里连寿衣都做好了。那时候，父亲丢下一切工作，成天陪伴着母亲。
后来，母亲终于活过来了。从此，家里又恢复了欢乐和宁静。
母亲对子女的体贴无微不至。她平时喜食素食，到了周末，大家都从学校回家了，她就炖一锅排骨或牛肉，有荤有素，给大家补补身体。可是，她自己却一直亏着自己。母亲明显地苍老了。
三强想到自己已是二十多岁的男子汉了，不能在父母需要的时候守在身旁，将会终生遗憾。
三强踌躇了。他准备给已经去法国的严济慈发电，告诉他国内发生的情况。
知子莫如父。钱玄同从三强的沉默中，猜出了他的心思。必须得抓紧谈一谈。
7月11日傍晚，钱家居住的四合院像往日一样安静，微风吹来，树叶轻轻摇动，客厅外面的廊檐下，摆放着一把藤椅，旁边有一个木茶几。这里是钱玄同小憩的地方。这一天，钱玄同招来长子秉雄、三子德充，与临别前的钱三强进行了一次永生难忘的对话。钱玄同问三强：“赴法国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三强低着头，不知怎么说好。
“二弟对二老有些放心不下，正在犹豫”。大哥秉雄帮三强把心思说了出来。
“有什么可犹豫的呢”？钱玄同问道。
“‘七七’事变以来，北平城外枪炮声不断，日本飞机常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眼看仗就要打起来了，我怎么能走呢”！三强说话间显得心情沉重。
“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敢对我们大中国发起侵略，是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们国家落后嘛”！钱玄同说着，情绪激昂起来：“‘一二·九’时，你们不是高喊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领土完整而战吗？凭什么，就凭我们这些躯体？！”
钱玄同目光扫过三个儿子，落在三强的脸上，继续说：“人多可以是大国，但未必是强国。要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必须有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科学。否则，只能任人宰割。你现在出国学习，不正是将来报效祖国，造福社会的好机会吗？”
这时，钱玄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接着说下去：“在这国难当头之际，留在家里又能怎样呢？一同受难？于国于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三强用哽咽的声音回答父亲说：“爸爸，您说的道理我明白了。我担心的是，一旦战争打起来，您的身体这样虚弱，全家人的生计也有困难，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气氛一阵沉闷。父亲强忍着悲伤的感情，把话题转向了法国。他说：“巴黎是世界文化名城，可惜我没有那份机缘。你到了那里，先要适应环境，不能生病，一个人在外生了病很麻烦。至于我的身体，多年病病歪歪，不必在意。你们的祖父和伯父都活了七十四五岁，我想我活到六十多岁是有可能的。”
秉雄以长子的身份宽慰父亲：“爸爸，您对自己的身体不必多虑，平时多注意些就好。”接着，又以兄长的口气安慰三强：“二弟，你不用牵挂家里，爸爸、妈妈有我和德充，还有你嫂子，只管放心。至于发生战争的莫测，那不是一家一户的事。真有什么战事发生，我们也一定尽全力照应好一家人，等你回来全家团圆。”
将要踏上赴法留学的征程了，钱三强留恋家庭，留恋北平，也留恋北平那古朴典雅的胡同，那幽深的四合院。
这一次的别离，是钱氏父子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啊！
父子二人久久地默默地对视着。
1937年7月，24岁的钱三强踏上了留法求学的征程。
这一去便是10年。这期间，多灾多难的祖国，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泱泱大国濒于绝境。
钱三强站在远洋客轮的甲板上，面对着浩渺无边、波涛壮阔的大海，心潮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