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13岁的闻一多在春天里回到省城，在民国公校继续读书。父亲闻廷政希望他走哥哥们的路，成为实业人才。所以他又转入一所实修学校学习。
到了夏天，省教育司门前贴出了清华学校的招生启事：招收4名15岁以下的高小学生入中等科一年级，入学后学费膳费全免，8年后公费资送美国留学。闻廷政看到这一招生启事后很是动心，4个儿子都要上学，其经费是很难筹到的，何况分家时只得了五、六百担租子，经济上并不宽裕。清华学校学费、膳费全免，的确是送子入学的好地方。此外，当时的多数家长对蛮夷之国存有戒心，谈起出洋更是不免有所畏惧，以至不愿送子弟入洋学堂读书。而那些官僚买办大家子弟有的是出洋机会，无需到清华园里苦熬8年才迈出国门。所以当时报考清华的人远不如以后那么踊跃。闻廷政毅然决定送闻一多前去报考。
梁实秋曾经说：“闻一多的家乡相当闭塞，而其家庭居然指导他考入清华读书，不是一件寻常的事。”闻一多报考清华的那年，清华只在湖北招4名学生，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多闻阙疑》，正好应了闻一多名字的来历。闻一多在少年时，读过不少梁启超的文章，学得了一些梁启超的文笔，而梁启超的文笔在当时为世人竞相模仿，这使得他的文章受到主考官的赞许，但他的其他功课却平平，因此只被录取为备取第一名。入京复试时，他以鄂籍第二名的成绩被正式录取。
闻一多是1912年进入清华学校读书的，他在清华一呆就是10年。在闻一多的一生中，清华可以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在那里读书，后来又在那里当教授，他早年的民主思想萌生于清华，中年时，他的民主精神又在清华成熟。在闻一多的生命中，没有比清华更重要的地方了。
1913年，闻一多走进了用“庚子赔款”组建起来的“清华留美学校”。这个学校的学制分中等科和高等科，其中中等科有五个年级，高等科有三个年级（以后又改为各四个年级了）。中等科新生入学后英文统授一年级课程，只有中文依各新生程度分别列入各级。当年入学的42个新生大多分在一至三年级，只有闻一多因中文成绩突出被列入五年级。
作为留美预备学校，一切课程设置都服从于留学，所以英文是门主课，许多课程又都要用英语讲授。为打好英文基础，闻一多不得不留了一级，重新从中等科一年级读起。此后，他在这座亭园优美的清华园里，整整度过了10年。清华学校的考入，使得闻一多从闭塞的乡村走进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里，他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西方文明，学到了许多新的科学知识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同时，又由于这里是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之地，特殊的环境促使他的思想早熟起来。它对闻一多的成长，将起到重要作用。
正常情况下，闻一多在清华应该是8年，但他在进入清华的第二年，为了打好英文基础留了一级，而后又因闹学潮再留一级，所以前后一共10年。梁实秋说：“他的同班朋友罗隆基曾开玩笑的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清华是八年制，因闹风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闻一多在清华时，还不是一个对政治真正感兴趣的人。对此，梁实秋有这样一段叙述：“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一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闻一多是从中等科一年级读起的，到高等科毕业为辛酉年（1921年），人们便用习惯的甲子系年称他们为“辛酉级”。在辛酉级中，闻一多是个勤奋用功、成绩优秀的学生，并一直名列前茅；就是寒、暑假期间读书写作也不间断。不仅如此，他的涉猎范围也很广泛，从古诗辞到西洋的诗歌、散文，从历代兴亡的更迭到达尔文的“天演论”，都是“兴味盎然”、“博学众采”。
闻一多还是当年清华园内颇为知名的“文人”，从1916年起，就是《清华周刊》和《清华学报》的积极撰稿人，以后又先后担任这两个刊物的总编辑和编委。由于他的国学根底较好，学校的刊物上会经常见到他所写的旧体诗和骈体诗，并以文会友。清华园不是世外桃源，围墙里的学生也时刻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变迁。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加紧，人们的忧国忧民情绪也是与日俱增。闻一多也随着一天天的长大，忧患意识在其身上也逐渐明显起来。在围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中心的辩论会上，闻一多常常担任主辩，反映出他们的历史责任感。
1919年，北京学生界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影响巨大，闻一多也汇入了这场洪流之中，经受了前所未有的锻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大战时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遭到无理拒绝。消息传来，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学生们怒火冲天，放火烧了主张在和约上签字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宅第赵家楼。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逮捕了许多学生。清华学校因在郊外，未能与城中取得联系。4日晚上，闻一多从进城返校的同学那里得知了白天的情况后，挥笔抄写了岳飞《满江红》，并在深夜贴在了饭厅的大门上，以那深印在中国人民心中气壮山河的爱国诗篇激励自己的同学，既体现了对北洋政府卖国屈辱罪行的愤怒之情，也抒发了他们驱逐外寇、收复河山的豪情壮志。
清华园沸腾了，为维护国家主权、营救被捕学生，积极讨论开展爱国运动的办法。闻一多被选为学生代表团的成员，他以全部精力担任着宣传工作，学校在这次运动中的许多重要文献就是他参与起草的。罢课期间，闻一多又通过翻译《台湾一月记》，以敲起以史喻今的警世钟。
“五四”运动以后，祖国的忧患和新思潮的影响，使闻一多对现实有了越来越多的想往，他开始探索，试图用新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1920年秋，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第一首新诗《西岸》。他在诗中写道：
这里是一道河，一道大河，
宽无边，深无底；
四季里风姨巡遍世界，
便回到河上来休息；
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
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
河岸下酣睡着，河岸上
反起了不断的波澜，
啊！卷走了多少的痛苦！
淘尽了多少的欣欢！
多少心被羞愧才鞭驯，
一转眼被虚荣又煽癫！
鞭下去，煽起来，
又莫非是金钱底买卖。
黑夜哄着聋瞎的人马，
前潮刷走，后潮又挟回。
没有真，没有美，没有善，
更那里去找光明来！
但不怕那大泽里，
风波怎样凶，水兽怎样猛，
总难惊破那浅水芦花里
那些山草的幽梦，──
一样的，有个人也逃脱了
河岸上那纷纠的樊笼。
他见了这宽深的大河，
便私心唤醒了些疑义：
分明是一道河，有东岸，
岂有没个西岸底道理？
啊！这东岸底黑暗恰是那
西岸底光明底影子。
但是满河无期的死睡，
撑着满天无涯的雾膜；
西岸也许有，但是谁看见？
哎……这话也不错。
“恶雾遮不住我，”心讲道，
“见不着，那是目底过！”
有时他忽见浓雾变得
绯样薄，在风翅上荡漾；
雾缝里又筛出些
丝丝的金光洒在河身上。
看！那里！可不是个大鼋背？
毛发又长得那样长。
不是的！倒是一座小岛
戴着一头的花草：
看！灿烂的鱼龙都出来
晒甲胄，理须桡；
鸳鸯洗刷完了，喙子
插在翅膀里，睡着觉了。
鸳鸯睡了，百鳞退了──
满河一片凄凉；
太阳也没兴，卷起了金练，
让雾帘重往下放：
恶雾瞪着死水，一切的
于是又同从前一样。
“啊！我懂了，我何曾见着
那美人底容仪？
但猜着蠕动的绣裳下，
定有副美人底肢体。
同一理：见着的是小岛，
猜着的是岸西。”
“一道河中一座岛，河西
一盏灯光被岛遮断了。”
这语声到处，是有些人
鹦哥样，听熟了，也会叫；
但是那多数的人，
不笑他发狂，便骂他造谣。
也有人相信他，但还讲道：
“西岸地岂是为东岸人？
若不然，为什么要划开
一道河，这样宽又这样深？”
有人讲：“河太宽，雾正密。
找条陆道过去多么稳！”
还有人明晓得道儿
只这一条，单恨生来错──
难学那些鸟儿飞着渡，
难学那些鱼儿划着过，
却总都怕说得：“搭个桥，
穿过岛，走着过！”为什么？
这首诗收入《红烛·李白篇》，表现了诗人不满现实，寻找唯美主义人生理想的信念，事实上，闻一多一生的理念，也确实从未改变过。
接着，闻一多又发表诗评和其他作品，更加注重诗的社会价值和思想价值。对动笔写诗，闻一多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诗人胸中底感触，虽到发酵底的时候，也不可轻易放出，必使他热度膨胀，自己爆发了，流火喷石，兴云致雨，如同火山一样——必须这样，才有惊心动魄的作品。诗人总要抱着这句话做金科玉律。‘可以不作就不作’。”闻一多以他的探索和才气，涉入中国的诗坛，并成为“五四”后新文艺园地里的拓荒者之一。
在学生时代，闻一多也爱上了戏剧，是清华话剧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同时也爱好绘画，当结束清华学习选择留美专业时，还把艺术当成自己努力的事业。闻一多不仅生活内容丰富，也生活得很正直。在一味追求美国化的学校里，他为反对歧视“国文”课而大声疾呼；为反对宣传强盗文明的美国电影在清华上演而掀起论战。他对学校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总是勇于公正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决不趋言附合。
1921年，辛酉级进入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一面准备大考，一面慎重选择留洋后所学的专业。闻一多成为清华学校毕业生中第一个攻读美术的学生。
但是，就在毕业考试的前夕，北京城里传来“六三”惨案的消息。事情是这样的：北洋政府因筹集军费参加军阀混战，长期拖欠教育经费，北京国立8校教职员为了索薪，宣布停止职务。但北洋政府置之不理，6月3日，马叙伦、李大钊等组织了罢教斗争，22所学校600多学生聚集于新华门前请愿，结果遭到军警的殴打，受伤者达20余人。
“六三”惨案发生后，北京市学生立即罢课，抗议军阀的暴行。清华学生也决定支持这一正义斗争，实行罢课。
为此事，辛酉级召开了两次会。他们面临着毕业留洋的严峻形势，若拒绝参加毕业大考，8年的寒窗苦读就会付之东流，这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无疑是人生关口的重大选择。闻一多与大多数同学一样，坚决声援索薪斗争，坚持参加罢课。闻一多还亲自参加入城演说，完全投身于爱国运动之中。他曾对父母这样说过：“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日无人作爱国之事，亦无人出爱国之言，相习成风，至不知爱国为何物，有人稍言爱国，必私相惊异，以为不落实与狂妄，岂不可悲”，“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这些话，深深地反映了闻一多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人格和情操。
对此，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企图以开除来迫使学生终止罢课。6月18日，没有学生走入考场，正直的学生没有向这种镇压正义斗争的反动手段屈服。于是，学校当局临时改变策略，宣称22日大考，只要悔过，出国的照样出国，升级的照样升级，否则就以留级处分。他们改换手法，以分化学生的团结。这时，辛酉级有人顶不住压力，怕失去最后机会，22日，辛酉级有三分之二的人走入考场，而全校除他们外，都拒绝考试，闻一多与同级的共29位毕业生在巨大压力面前没有屈服。
学校的处分降临了，闻一多与多年的同窗挥泪而别。但是，闻一多十分坦然，他在这个考验的关头，宁可失掉出洋的机会，宁可留级，也为维护正义绝不低头。就这样，本应毕业的闻一多，被无理地推迟了一年，仍然留在清华。
对闻一多等29人的处分一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学生们都离开了北京，可报纸上仍不断地刊登各界的抗议与质问。这年8月，学校给回到浠水的闻一多寄出通知：只要肯签具悔过书，即可次年出洋。暑期过后，闻一多等29人回到清华园，但没有一人去写悔过书。最后仍旧做因罢课自愿受罚而多留一年之学生。
1922年的寒假，闻一多回到家乡，为尽孝子之心而成婚。闻一多新婚那天，亲友纷纷前来贺喜。可是等了好久，还不见新郎，大家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当迎亲花轿快到家时，人们才在书房找到他，原来他仍然穿着旧长袍在看书。家里人说他一看书就“醉”。这也成为闻一多一件轶事，在亲友间流传了好久。3月，他又返回京城继续学习。6月，闻一多结束了在清华的求学生活。
从13岁入学，到23岁离开清华的10年，应该说是闻一多初步认识社会的重要阶段。正是这一阶段对闻一多的影响，形成了他的民主观念。当时的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校风格较为美国化，主要课程都用英语讲授，使用的也是美国教材，如公民课本就用的是美国公民课本。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从小就学会了类似美国人为人处事的方式。早年清华的这种教育，多少年之后，才体现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中。庚子赔款资送的清华留美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班底，特别是中国早期的政治学者，差不多都是庚子赔款资送留美的学生，像胡适、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王造时、萧公权等。闻一多在清华的经历，除了以美术和诗歌知名外，还是一个对校园文化活动非常热心的积极分子。他是著名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也时常在各种重要的校园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闻一多在清华，一直参与《清华周刊》的工作，由一般编辑到最后的集稿人。
1919年12月23日，清华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的校长不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会，派校警干涉，引起学生公愤导致罢课。闻一多当时还画了一张漫画讽刺校长不理校务，这样的事，在当时一个传统社会的学校里，是不可能发生的。梁实秋曾说：“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励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做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
梁实秋是比闻一多晚两年的清华同学，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从梁实秋的回忆中，可以体会到早年清华学生的民主气质。《清华周刊》的经费是学校给的，多年之后梁实秋对它的评价是：“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闻一多是清华学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在他之前，清华学生会还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学生团体，而到他参加时，清华学生会才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学生自治机关。学生自治也是早年清华对于学生民主训练的一个极好的实践。
大学是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一个独立社会，那时的清华，还不同于一般的大学，因为它要求学生的入学年龄不能超过14岁。也就是说，清华的学生是从小就开始接受民主和自由的观念的。因此可以想象，一个14岁的中国少年，在清华那样的环境里，经过8年训练，他们对民主和自由会有怎样一些深刻的了解，更何况闻一多在清华整整呆了10年。早年由清华出去留学，后来又回到中国的那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难以和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达成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实际上从小就接受民主的训练，到了青年时代又完全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行为和观念已与他们所处在的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了。闻一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了知识分子的安静，也深深地认识到民主与自由的意义。
闻一多在离开清华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美国化的清华》，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相当尖刻，他说：“我这意见讲出来，恐怕有点骇人，也有点得罪人。但是这种思想在我脑筋里酝酿了好久。到现在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经对他讲。我说：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文化所得来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或者清华不能代表美国，清华里的美国人是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不过清华里的事事物物（我又拿我那十年的经验的招牌来讲话），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于说我讲的关于清华的话，是没有错的。我现在没功夫仔细将清华的精神分析出来，以同所谓美国化者对照，我只举其荦荦大者数端。”作为一个有着10年清华经历的人，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对于一个刚刚23岁的青年来说，闻一多过多地看到了清华的缺点，也可以理解，但也必须注意他的评价中相对偏激的一面。闻一多从小受的是美国化的教育，23岁时留学美国，但终其一生，他对美国的印象并不是很好。他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情感的人，同时，对于生活在底层的贫民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可以说代表了他青年时代的大体思想倾向，有深刻的一面、理想化的一面，但也有不切实际的一面。闻一多同时代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他们都是美国文化的受益者。不过，他们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美国文化很少像胡适那样倾心、那样热爱。对于美国文化，闻一多先是批评美国太重经济，不重理想。他说：“除了经济，美国文化还有什么？他们除了衣食住的‘用’外，还知道什么？他们的思想在哪里？他们的主义在哪里？他们对于新思潮的贡献在哪里？他们的人格理想在哪里？他们的精神生活又在哪里？”在他看来，清华学生确有干练敏捷之才。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更证明清华学生确实是积极活跃的。闻一多是一个特别厌恶平庸的人，这是他个性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他特别指出：“清华学生不比别人好，何尝比别人坏呢？很整齐、很灵敏、很干净、很有礼貌——很过得去，多数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不逛胡同——很规矩。表面上看来清华学生真令人喜欢，但是也只是真令人喜欢，不能引起人的敬爱，因为他们没有惊人之长。”闻一多很有名士之气。除了批评清华学生的平庸之外，闻一多还举出了清华学生的其他缺点，如肤浅、虚荣、浮躁、奢华。他这样说：“以上所述的这些，哪样不是美国人的底色？没有出洋时已经这样了，出洋回来以后，也不过戴上几个硕士、博士、经理、工程师底头衔而已，那时这些底色只有变本加厉的。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文明啊！支那的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
去美国留学前，闻一多就给老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的清华同学浦薛凤在一篇回忆其清华国文老师赵醉侯的文章中说：“他告诉我说：‘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赵醉侯老师反复所指之得意门生四人，乃是我辛酉级（本级毕业留美，应在1922年夏，在毕业前后概称辛酉级）罗隆基（字努生）闻多（后来改名一多）何浩若（字孟吾）及浦薛凤（字逖生）。”赵醉侯还写过这样一首诗，其中四句是：“清华甲第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翙颂声和。”和闻一多并称的这四位同学，后来在美国都学了政治学，只有闻一多一人学了美术。
红烛
“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吧！烧吧！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