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春天，湖南长沙出现了一所引人注目的崭新的学堂：湖南时务学堂。
15岁的蔡艮寅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这个学堂，成为这所学堂第一班40名学生中的高材生。
他在这里，第一次接触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一些维新志士和爱国英杰如：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并与这所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当时已头角峥嵘、誉满全国的青年文豪梁启超，一见倾心，从此便永远并肩战斗，声气相通，结成了终生不渝的师友。
开学那天，梁启超与谭嗣同、唐才常、欧榘甲、熊希龄等人，正陪同来校参加开学典礼的学台大人徐仁铸、臬台大人黄遵宪等，坐在那间房门口贴着一副醒目的大红对联“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的教习室内，喝茶说话。
徐仁铸忽然抬起手来，伸出两根细长的手指，指着千个正默默地从教习室房门口走过的少年学生，对梁启超说：“卓如兄，快看，那孩子就是我前天对你说起过的宝庆少年蔡艮寅，才情器识、操行文章，都是极好的，江蒹霞离湘时，还曾特别向我引荐，说‘此宁馨儿，捷才凝行，果敢沉毅，勤于思，讷于言，敏于行，将来必成大器’，要我们好好地培育他。这次，他来投考，名列第三，考试成绩也是很优异的。我们学堂这次招收的四十几名学生，都很优秀，加上梁先生和诸位教习，又都是学通中外、道贯古今的大家名士，乐育英才，循循善诱，今后满园桃李，皆为栋梁，福国利民，前途正未可限量啊。”
梁启超口里应酬着，却用心仔细看了看那个缓缓走过房门前的名叫蔡艮寅的孩子，内心不免有些嘀咕，心想，这孩子名字很别扭，模样也颇平平，身材微嫌瘦弱，面目神色虽有凝重之感，但又略略显得有些稚嫩，走路倒是很稳健的，却又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便点点头，微微一笑，也就罢了。
梁启超这一年才24岁。他是当时正蜚声寰宇、名震中外的“康圣人”康有为的高足；年甫弱冠，就入了庠，中了举，为广东学台李端棻所赏识并且亲以堂妹相许，结为郎舅之好。前年，他因在北京松筠庵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一道，带领十八省举子，“公车上书”，呼吁变法，而一举成名，声誉播满神州。
去年，他才23岁，就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并任该报的主笔，用他那“笔尖常带感情”的掾笔，撰写了《变法通义》、《续变法通义》等一系列雄文，出版了《西学书目表》、《西政丛书集成》等专著，大声疾呼，鼓吹变法图强，系统介绍西方名著，着力启发民智，在广大青年和民众中产生了振聋发聩、醒世觉人、廉顽立懦的作用，俨然成了一代青年的导师和戊戌维新时期一支最强有力的号角。
他早遇明师，出自高门，少年时便崭露头角，侧身清贵，二十几岁就著书立说，主笔大报，誉满中华，名动公卿。俗语云：“曾经沧海难为水。”像他这样的人，阅人多矣，自视既高，眼眶亦大，是很难轻许于人的。因此，当他第一次见到蔡艮寅时，这平平凡凡的瘦小的乡村的孩子，似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令他心动的印象。
但是，数月之后，当他与这个孩子接触久了，特别是当他读到这孩子用心撰写的一些读书札记之后，他就开始为这孩子忧国忧民的心志和勤学敏思的态度所感动，并逐渐对这孩子刮目相看了。
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即公元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在直隶总督荣禄等人的怂恿与支持下，突然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
这天清晨，已退隐多年的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重出临朝，垂帘训政，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光绪帝幽禁于瀛台，使之从此成为一名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并且杀了辅佐光绪帝励行维新的“六君子”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林旭、杨锐，废除了一切新政。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死里逃生，在日、英使领人员的掩护下，逃往日本。轰轰烈烈的戊戌维新惨遭扼杀，全面失败。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一切复于旧观。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后，陆续逃亡到日本的原湖南时务学堂的师生们，都深深地怀念着在政变中牺牲的他们的师友谭嗣同。
当时，所有的维新党人，革命党人都为谭嗣同英勇就义时悲壮激烈的慷慨情怀所感动，人们都传诵着谭嗣同在临死前对梁启超说的那一段豪言壮语：“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我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流传着谭嗣同临刑前奋笔疾书的那四句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并且把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谱成歌曲，到处传唱。
尤其是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璇、蔡锷等人，更是椎心泣血急于一战，恨不得马上起兵，直捣京华，捉住慈禧、刚毅、荣禄、袁世凯等人，为他们的老师谭嗣同报仇。
这时，康有为也自称曾得到光绪帝的密诏，令他“迅速出外”，“设法相救”。因此，他也到处游说，呼吁国内民众和海外侨胞，一切爱国之士，都联合起来出力出资，兴师勤王，讨伐慈禧，扶光绪帝重出执政。光绪帝维新变法决心本来就深受世界各国舆论和一贯有忠君爱国之心的广大侨胞的支持与拥戴。对光绪帝被幽禁的处境，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也都是很关注，很反感的。因此，大家对康有为出兵勤王的主张，也都十分支持，踊跃响应。
许多华侨都捐出了大量资金，协助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组织义军，出师勤王。
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和梁启超等人的组织筹划下，唐才常、秦鼎彝、林圭等，便决定立即回国在长江沿岸，联络会党，策反新军，发动民众，起兵勤王，先占领长江沿岸各重要口岸，并以武汉为根据地，夺取汉阳枪炮厂的武器，然后扩军北上，直捣幽燕，拥光绪帝复辟，继续将维新大业进行到底，将中国建成为一个虚君立宪的现代民主国家。
1899年冬天，唐才常、林圭等归国之日，梁启超、沈翔云、戢翼翚等还在日本东京红叶馆设宴为他们饯行。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周、宫崎寅藏等革命党领袖和日本友人，也都前来祖饯。血战在即，生死当前，群情激昂，慷慨话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概。
这次饯宴会，蔡锷也参加了。
他也很想跟唐才常等一道回国去，起兵发难决一死战，为谭复生师复仇，用自己的鲜血，为黑暗的祖国，闯出一条光明的新路。
但是，刚开始，梁启超并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那天夜晚，蔡锷和唐才质、范源濂三人，从红叶馆回到大同学校后，都聚集到梁启超房里。蔡锷和唐才质再次向梁启超提出要求，希望回国去参加战斗。
梁启超考虑他们年纪还小，学业要紧，不同意他们过早地投入冒险行动。
他劝他俩说：“你们的心意，我是很明白的。今日的中国，专制独裁黑暗腐朽愚昧落后，瓜分之兆，已迫在眉睫，凡我血性男儿，忧国志士，谁不焦虑？谁还能安心坐在书斋里平静地读书？你们对复生师的感情和复仇之心，我也都能体味。我同谭复生的交谊也是很深的。北京诀别时，他对我讲的那些话，时时都如暮鼓晨钟，滚滚春雷，长鸣在我的耳畔，轰响在我的心头。这样一位一心为国为民，无私无畏的奇男子，竟然遭到杀害，伏尸街头，谁又能不痛心切齿！但是，大丈夫生世间，固当为国家民族立大志，建大功，创大业，造福万民，流芳后世，方不负此一生，切不可轻举妄动，因小忿而乱大谋。而图大事者必须谋深虑远，待时而动，忍人所不能忍，耐人所不能耐，岂可逞一时之忿，感情用事，轻易冒险，满足于匹夫匹妇之勇哉？你们年纪都还很小，十七八岁，脑力正健，根基又好，正宜乘此人生最宝贵之时光，刻苦学习，丰富自己，待学业成就之后，再去报效国家，才能有大的建树和更好的奉献。古人云：“十年面壁”，“百年树人”，“大音希声”，“大器晚成”就是这个道理。这次起义，有佛尘、锡珪、力山他们去办就行了。他们年龄比你们大，经验比你们足，朋友比你们多，情况比你们熟，会有成功之望的。至于你们，我看还是先安心在这里学习为好。”
蔡锷、唐才质都认为梁启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仍然希望立即回国去参加战斗。他们认为，从国内传来的情况看，慈禧已经立了大阿哥，很可能会对光绪帝下毒手。光绪一死，政权完全到了慈禧后党手里，中国的维新和改革事业就会毫无希望了。现在华北又出现了义和团运动，后党顽固势力，正在勾结并利用这股势力，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盲目排外，挑衅滋事，一旦挑起战乱，国家就会有瓜分之祸，人民也会饱受战争之苦，中国的政治也会更加走向反动。时间紧迫，再不动手，就会太晚了，来不及了。读书学习，固然重要，但现在的中国青年，毕竟还是读书的人多，能够拿起武器来，直接同恶旧势力战斗的人太少。在这种情况下，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多一个人也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还是决定立即赶回国去，投入起义。
梁启超知道他俩意志甚坚，也不好再阻拦，只好成全他们的心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接着，他们师生四人，又进一步研讨了起义的步骤与方法。
梁启超、唐才质两人都同意唐才常、林圭的意见，认为目前起义，只能依靠会党势力，先借助会党的力量，打垮满清军队和官僚政府，然后再图建设与改造。为此，梁启超自己就参加了三合会并成为龙头大爷，以便掌握会众。蔡锷却认为，会党势力当然也可以适当地有选择地予以利用，但是，会党人员芜杂，又有浓厚封建意识，难以成就大事，因此不可能作为主要的依靠。起义的主力，还应该是经过训练的有组织的军队。真正起义了，打起仗来，没有正规的军队，也是不行的。因此，他认为当前最要紧的工作，还是要深入各地新军队伍之中，做好宣传、串连工作，以忠君爱国思想激励新军官后，发动他们起来勤王讨贼，支持维新变法，起义才有成功的希望。
梁启超听完了唐才质、蔡锷的议论，微微点了点头，又回过头去，问范源濂道：“静生，你的意见呢？”
范源濂坐在灯影里，一直没有作声，见老师垂问了，才伸伸腰，缓缓地答道：“松坡、洁尘的想法，都各有其道理。为救燃眉之急，眼前也只有这些办法可行了。不过，这都不是根本之计。要救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普及现代教育，非先以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教育国民不可。如果我四万万同胞都具有现代文明素养，懂得爱国，知道怎样爱国，知道怎样维护和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以监督政府，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的事情也就好办了，不愁不富强了。如果老是像现在这样，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的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处于愚昧落后之中，我们就是起义一百次一千次，国家也还是无法富强的。所以，我很同意老师的教诲，目前我们还是应以学业为重，从根本上做起，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做去。轻举妄动，急躁冒进，看似爱国，实则误国，那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梁启超听了，再一次点了点头，沉吟了片刻，才慨然说道：“好吧，看来人各有志，是很难，也不必勉强同一的。你们既然各有抱负，各有志向，那就各行其志去吧，我也不再勉强你们了。”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眉开眼笑，欢腾起来。
第二天，蔡锷和唐才质就匆匆地乘海轮回到上海去了。范源濂这位未来的大学教授、教育总长，却仍然独自留在日本东京的高等大同学校，埋头苦读，为他的教育救国事业打好基础，作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