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这一生中有许多位老师，对其思想上有重大影响的有三个，分别是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因这三人都是谭继洵的浏阳老乡，学问人品都很著名，故被称做“浏阳三先生”。
谭嗣同10岁的时候，迁居北京“浏阳会馆”。那时候各地均在北京设立会馆，作为同乡会的会址，既方便各地进京赶考的举人住宿，也方便在京城做官的官僚们的流寓。当时有个进步学者叫欧阳中鹄，在北京任内阁中书，也住在这里。
谭继洵聘请了欧阳中鹄作为他的老师，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希望借名人之手，把自己的儿子扶上科举成名之路。
欧阳中鹄非常尊崇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学问和气节，经常给谭嗣同讲王夫之与满族贵族斗争的故事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具有忧国忧民、改革时政的进步思想，在谭嗣同孩童的心里埋下了一颗颗反抗的种子。
在欧阳老师的熏陶下，谭嗣同好学深思，善于从先秦经学、诸子、宋明理学和清代诸家的学说中吸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内容。丰富的文学，浩瀚的历史，无一不使他爱不释手。他14岁开始学诗，第一次作诗就写下了这样的佳句：
碧山深处小桥东，
兄自西驰我未同。
羡杀洞庭连汉水，
布帆斜挂落花风。
表现出非凡的才华。
1878年秋，谭嗣同在兰州道署里读书，对桐城派古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桐城派古文，在当时的文坛上占据着正宗的地位。桐城派不仅在文学思想方面是保守的，而且是程、朱理学的信徒。
谭继洵认为谭嗣同虽然用功读书，但是究竟是缺少名师的指点，不能走上“正途”，于是致函浏阳的著名学者涂启先，聘请他当谭嗣同的老师，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谭嗣同在父亲的督促下从兰州回到湖南故乡浏阳，涂启先此时正执教浏阳城南书院。
涂启先，字舜臣，秉承乾嘉考据学的遗风，精通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和史学。谭嗣同从涂启先学儒家经典，也学考据训诂基本功。涂启先讲授儒家经典，往往能自由发挥议论，不受前人注释或思想的束缚，谭嗣同很愿意跟他学习，也给谭嗣同提供了自由思索的空间。
1888年，他又拜刘人熙为师。刘人熙先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因在清末科举考试的省试中获得第一名，而被乡亲们称为“解元先生”。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继续认真研究王船山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
中法战争爆发，中国不战而败，使谭嗣同满心愤慨，他继续研究《王船山遗书》，希望从中探索到振兴中国的道路。1892年，他将研究王船山思想的疑难，向刘人熙求教。刘人熙勉励他说：“探索事物的本质，与其他书籍比较，应从社会实践的效果上加以验证。”这个提示给谭嗣同很大启发，他把王船山和其他古代思想家的著作，综合、比较，加以研究，结合他所掌握的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政治学说，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总结出要想改变中国现状，必须向西方学习。
“浏阳三先生”不但指导谭嗣同学习，而且他们的师生关系极好。像刘人熙十分欣赏谭嗣同，称他“好学深思，有不可一世之气”；是“少年真奇人”。欧阳中鹄和谭嗣同更是超出了一般的师生关系。当谭嗣同少年遭遇家庭不幸时，欧阳中鹄尽力给他帮助，谭嗣同从他那里得到了家里得不到的温暖，所以两人情同父子。谭嗣同一生中，对欧阳中鹄写给他的一张纸、一句话都非常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