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是清朝的军事单位，一营编制无定数，一般是500人，也有的两三百人，或者上千人，视情况而定。如李鸿章手下“淮军”的“铭字营”、“鼎字营”、“春字营”；曾国藩手下“湘军”的“霆字营”等。
“营”一般由游击统领。“游击”清绿营兵军官职，秩从三品，位次参将。顺治初年出现绿营。顺治初年，清廷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
绿营营制分标、协、营、汛四种，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所属称标，副将所属称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营，千总、把总、外委所属称汛。京师设巡捕五营，统于步军统领。
在内地各直省，均有绿营兵驻守，但经制及兵额不一，其中闽广最多，安徽最少。绿营的军职，以总督为最高，节制总兵以下各级军官。而各省区绿营，自巡抚、提督、总兵各标以下，统归所在总督节制。巡抚原则上不节制提镇。但在不设总督的省份及巡抚兼任提督的省份均可节制镇协。此外，江苏、湖南、福建、台湾、甘肃、新疆和贵州等省，巡抚也有节制总兵之权。总督、巡抚、提督、总兵除了统辖本标官兵外，还兼辖若干协营。个别省份的八旗驻防将军，如伊犁将军、成都将军亦统辖、节制部分绿营兵。在边区，新疆、蒙古和西藏建立了屯戍制度。地方绿营基本任务是“慎巡守，备征调”，此外还担负差役、西北用兵、东南海防和边防、屯戍、河工、漕运、守陵等任务。绿营的这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发挥了臂指相使的镇压功能，成为清王朝维护其统治的主要支柱和武装力量。
同时，清统治者为了防止藩镇割据，骄兵跋扈，在绿营中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第一是以文制武，地方绿营的各级统兵官均归地方最高文官统辖或节制。第二是确立了一套互相分权，相互牵制的体制。如总督有权节制巡抚、提督、总兵，而提督和部分巡抚也可节制总兵以下各级武官。遂分散和限制了总督的指挥权。又如总督、巡抚、提督都有调遣兵马的权力，但是，除了统辖为数不多的本标官兵外，都不直接统辖其他镇协营兵。重兵是由总兵管带，而总兵虽有管带兵马的职任，却无调遣兵马的权力。这都是为了防止兵权过于集中。第三是实行兵皆土著，将则调补，兵籍和兵饷的发放统归兵部的制度。于是将不得私兵，兵不为将有，权利悉归中央。
清代中期以前，绿营尚称精锐。但以后承平日久，营务废弛，日趋腐败。自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即已不能得力，至咸丰间镇压太平军时，更屡战屡败。于是自同治至光绪年间历经裁汰，最后被改编为巡防营，失去了常备军的作用，绿营之制仅存空名而已。
19世纪50年代，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太平军、捻军起义席卷大江南北，清朝地方政权土崩瓦解。刘铭传身处乱世，先是加入当地贩卖私盐的团伙，接着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1856年（咸丰六年）8月，纠集起几百名贫苦青壮，当上了结寨自保的武装头目。两年后，以“捍卫井里”为旗帜，在大潜山西面建起寨堡，成为这一带对付太平军和捻军的一股团练武装。
1859年9月1日，太平军一部攻打合肥的长城镇、官亭，刘铭传奉命率部“协剿”，将太平军击退。后被安徽巡抚福济褒奖为千总，赏五品顶戴。1861年11月，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在合肥招募勇丁，编练淮军。刘铭传受荐组织一支500人的队伍，号称“铭字营”，随同出发。
1862年（同治元年）4月，李鸿章奉命援上海，刘铭传带着“铭字营”，乘英国轮船由安庆到达上海。
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便着手更换军械。至9月，“铭字营”中小枪队已改为洋枪队。以后，全营都换成清一色的洋枪。11月，刘铭传聘请法国炮兵军官毕乃尔教演洋枪，后来又四处购觅新式炸炮，委任他充任亲兵炮营营官。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变，作战形式也就改为在开花炮队掩护下由洋枪实施突击的新式战法。
刘铭传先后参与了进攻上海外围和苏南的太平军，攻占了南汇、川沙、江阴、无锡、常州等城镇，由于他打仗不怕死，深得淮军统帅李鸿章的赏识，由游击、副将擢升至记名提督，所部“铭字营”发展成左、中、右三军，每军6营，共18营，加上炮队、亲兵队和募僚人员，总兵力达七八千人，成为淮军的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