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侨：字子产，春秋时郑国的公族，年轻时就已崭露头角，后来，宰相子皮赏识他的才干，将大权移交给他，公元前543年到522年执掌郑国国政，连续执政二十六年，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子产没有著述传世，他的言行事迹，主要载于《左传》、《史记》等书籍。他机警聪敏，沉毅果敢，博学多识，又善于辞令。
公元前543年，子产做了郑国的正卿（相当于宰相），开始实行社会改革。他下令把田地划清疆界，承认土地私有。他规定有战功的农民可以升任小官吏。他对贵族中比较俭朴的人予以嘉奖，对奢侈浪费的人加以惩罚，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他还允许百姓议论政治，注意听取大家的意见，在郑国大胆实行改革。
为了保障社会改革的进行，子产主持制订了一套国家法律——刑书。刑书先是写在竹木简上，由国家的官吏掌握施行。后来，子产下令把刑书铸在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百姓都能够看到这个鼎。这就是有名的刑鼎，让全国遵照执行。有人写信表示非议，他回信说：“如果像您说的，我实在不才，而且恐怕影响我的子孙承袭我的爵位。但我为的是拯救社会，就不能有别的顾忌了。尽管我不能接受您的意见，可是怎敢忘记您的一片好心呢？”实行新法不过几年，郑国大治，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为了发展生产，他还颁布了新的赋税制度。人们一开始不理解，不习惯，编出歌谣说：“计算我的财产而收费，丈量我的土地而征税。谁杀子产，我助他一臂之力。”有人将歌谣转告给子产，子产说：“怕什么？假如有利于国家，生死由它去。况且我听说，做好事的人不改变他的初衷，因此才能成功。百姓不能让他们放任自流，法度是不能变更的。《诗经》中说：‘礼义上没有差错，何必顾虑别人的闲言烂语？’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过了三年，人们尝到了新的赋税制度的甜头，于是又编出歌谣说：“我有子弟，子产加以教诲；我有土地，子产让它多打粮食。如果子产死了，谁能继承他呢？”
他在政治上是比较开明的，善于发挥民众的智慧，广开言路。郑国人常到乡校中聚会，议论国家政治。有人对子产说：“禁止乡校议政之风，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们早晚做完事情，到那里聚会谈论，评议一下政治上的得失，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就改正。这些评议就像我的老师，为什么要禁止呢？我听说用忠善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耍威风可以防止怨恨的。难道靠强硬手段不能制止议论吗？然而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这像防止河水一样：堤防如果发生大的决口，伤害的人必然要多，我们就无法补救了。因此，不如开个小口加以疏导，才不至于出现大的危害。对于民众的批评，不如听了之后把它做为苦口良药，用来治理政治上的弊端。”
在外交场合，他常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识和思辩，取得外交上的胜利。
子产在做了正卿之后不久，陈国曾随同楚国攻打郑国。郑国为了报复，于第二年由子展和子产率领七百辆战车，夜袭陈国，一举攻下陈国都城。战争结束后，由子产带队到盟主晋国贡献战利品。
到了晋国，晋国派人首先质问陈国有什么过错。子产于是慷慨陈词，说：“当初（周代之初）虞阏父做周朝的陶正，以服事先王（指周武王。晋国和郑国与周人同宗，都是姬姓国家），先王赞赏他能制作陶器，并且是虞舜的后代，就把他封在陈地，又把长女太姬匹配给他的儿子胡公。因此，陈国是我周朝的后代，到今天还依赖于周朝。陈桓公死后，陈国发生动乱，是我们先君辅助五父做了陈君。一直到陈庄公、陈宣公，都是我们所立的。陈国后来有夏氏之乱，陈成公流离失所，又是我们帮助他回国的。这些是贵国君王所熟知的。现在陈国忘记了周朝的大德，无视郑国的恩惠，抛弃姻亲，倚仗楚国强大，攻打我国，仍贪心不足。因此，我国曾在去年请示攻打陈国，但是没有得到贵国的答复，于是发生了陈国帮助楚国攻打郑国的战役。在陈国军队经过的路上，填没水井，砍倒树木。敝国担心被削弱会给先祖太姬带来耻辱，幸而上天厌弃他们，使我们萌发了攻打陈国的想法。陈国已经知道自己的罪过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惩罚，因此我们敢于贡献战利品。”晋人又问：“为什么进攻小国？”子产回答：“先王曾命令，只要是罪过所在，就要分别给予惩罚。再说，从前天子的土地四边各一千里，诸侯的土地四边各一百里。现在大国的土地多到四边各几千里，如果不是侵占小国，怎么能到这种地步呢？”晋人不能再质问了，向执政者赵文子汇报。赵文子说：“子产的言辞合情合理，违背了情理是不好的。”于是接受了郑国的战利品。子产的言辞，可说是头头是道，冠冕堂皇，使人找不出破绽，从而完成了使命。晋国接受了郑国的战利品，也就意味着对郑国攻打陈国行为的默认。孔子后来对此事评论说：“古书上说：‘言辞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文采是用来完善言辞的。’不说话，谁知道你的意愿？说话没有文采，也不会行之有效。晋国是霸主，郑国攻入陈国，如果不是子产善于辞令，是行不通的。要慎重使用言辞啊！”
子产在执政的第二年，又辅佐郑伯（国君）到晋国朝聘（对上的拜访）。晋侯因为鲁国有丧事，没有及时接见他们。子产于是果断地让手下人把宾馆的围墙拆毁，以便将装载着财物的车辆进到院子里安置。晋侯听说后，便派大夫士文伯前来查问，说：“敝国法治不严，盗贼很多。敝国是诸侯的盟主，各国常来朝聘，因此加厚了围墙，以使宾客安全。你们今天却拆毁了围墙，让我们再如何接待宾客呢？我们君主因此派我来询问拆毁围墙是什么意思。”
子产早已胸有成竹，镇定地回答：“由于敝国弱小，处于大国威力之下。大国索要贡物的时间不固定，因此不敢疏忽，就带着全部收入前来朝聘。不巧赶上贵国执事（指晋侯）不得空，不能及时接见，又没有具体指示。我们不敢让财物放在露天地里让风吹雨淋，担心财物经一干一湿会毁败，从而加重敝国的罪过。我听说晋文公做盟主时，自己的寝宫虽然低小，但是却将接待诸侯的宾馆建筑得高大宽敞，如同现在贵国君主的寝宫一样。当时宾馆的库房和马厩也修缮得整整齐齐，道路整修得平平坦坦，接待宾客的人都尽职尽责。文公从来不让诸侯宾客滞留，但是该办的事也不废弃；体谅宾客的甘苦，有了麻烦就加以安抚；宾客不知道的加以诱导，缺少什么就给予周济。宾客到了宾馆就像在家一样，没有什么为难之处。不担心寇盗，也不担心风燥雨湿的事。可是现在晋国的铜鞍宫规模宏大，绵延数里。而诸侯来朝聘却住在奴隶才住的房舍里，大门连车都进不来，又不能越墙而入；盗贼公然横行，传染病也不时发生。宾客进见没有准时候，又得不到具体指示。如果我们今天不拆毁围墙，就没办法安置满载财物的车辆，也就将加重我们的罪过。请转问贵国君王，对我们有什么指示。如果我们能够早日献上贡品，愿意将围墙修好再上路。这是晋君的恩惠，怎敢辞辛苦呢？”子产的这番话，可说是振振有词，天衣无缝。其中不失对盟主晋国的恭敬，然而不亢也不卑，柔中有刚，不仅申明了拆毁围墙的充分理由，还说了晋国一堆不是。士文伯无言以对，连忙向执政官赵文子汇报。赵文子听了，不无感慨地说：“子产的话确实有道理，我们实在是德行不足，竟然用奴隶才能住的房舍做宾馆来接待诸侯，这是我们的过失呀！”马上打发士文伯去向郑伯道歉。晋侯也及时接见了郑伯，礼仪隆重，还赠给郑伯很多礼物。郑伯走后，晋侯下令兴建了新的宾馆。赵文子事后说：“辞令是不能废弃的呀！子产善于辞令，诸侯都因此借光。《诗经》中说：‘言辞热情，百姓就和睦；言辞动听，百姓就安心。’子产是明白言辞的重要性的呀！”
十几年之后，子产代表郑国参加诸侯的盟会，又来到晋国。会上讨论到各国进贡财物多少的次序，子产争道：“从前天子确定进贡财物的多少，是根据各国的地位（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不同等级）决定的。地位尊贵，进贡就多，这是周朝的传统惯例。郑国是男爵，如果让我们按公、侯的等级进贡，恐怕是不能如数供给的，谨请原谅。诸侯间立盟休兵，应该以友好为宗旨，可是摧交贡品的使者没有哪一个月不到的。贡品没有限度，小国难以满足，也就不免有所得罪。诸侯今天重温旧盟，是为了让小国得以幸存，可是纳贡无穷无尽，小国灭亡就指日可待了。决定小国存亡的贡赋制度，就看今天了。”争论从中午一直到夜晚，晋人虽然恼火，但最终也无可奈何，同意了子产的意见。子产不仅维护了郑国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小国的利益。后来孔子听说此事，便说：“子产此行，足以成为国家柱石了。《诗经》中说：‘君子快乐，他是国家的柱石。’子产，是君子中为国家求得快乐而自己也快乐的人。”
荀子曾说，君子在交际中，应是“言语之美，穆穆皇皇”。穆穆皇皇，意思是优雅而有气度。子产可称得上是言语之美，穆穆皇皇的君子了。
子产就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郑国处于众强环围之中，南有强楚，北有晋霸，界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成为二者争夺的对象，左右为难。但子产为了维护郑国的独立和尊严，在许多棘手的外交事件中，坚强地、不屈不挠地和晋楚等大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改变了郑国同各诸侯国交往中的被动局面。他精心治理国家，巧妙地与大国周旋，不仅使国力得到充实，也使郑国在诸侯间有了一定的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