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去世。仅仅一天以后，统治了中国长达47年之久的慈禧太后也驾崩了。慈禧在弥留之际，立三岁的溥仪为皇帝，而溥仪的父亲载沣出任摄政王。载沣一上台，就以雷霆手段裁撤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所，命各省新军归陆军部统辖，自封“代理统率陆海军大元帅”，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成立了军谘处，控制了全国海陆军的调动之权，让两个弟弟载洵、载涛分管海军和军谘府，形成弟兄三人分揽军政大权的局面。
1908年12月初的一天夜里，马上就到年关了，摄政王载沣紧急召集了自己的弟弟七贝勒载涛过府，谁知载涛刚一进门，摄政王就说了一句让他大吃一惊的话。载沣想要从德国引进18门150毫米野战重炮和24到30挺马克沁式重机枪，要知道这在当时的中国以至亚洲国家，都是绝无仅有的武器。载涛听完一阵紧张，不知自己的哥哥要武器何用？载沣慢慢说出了自己的用意，他想要建立一支几万人的神秘军队，给这支部队最好的军装、最好的武器装备，而训练大臣不仅可以领薪水，还可以领公费饷银，薪水每月200两到1000两不等，而清末新军的总统领的薪水也不过600两，军队的名字就叫皇家禁卫军，载沣自命为禁卫军大统领，仅次于自己的训练大臣一职需要一个可靠信任的人来担任，他希望由弟弟载涛来担任。
载涛一听到这个军队的名字，顿感热血沸腾，他谈到了当年光绪皇帝手中只有守卫皇宫的侍卫亲军几十人，并没有掌控部队的指挥权。光绪帝正是因为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导致戊戌变法失败。载沣又说到自己当年在德国见识了德皇室的威严，以及皇室近卫军的精良剽悍，认识到皇室必须掌握兵权，而革新武备则是首要之事。
因此，载沣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想组建禁卫军，载涛受命之后便立即说道：“咱可得保住皇上。保住了皇上，就保住了您的摄政王，也就保住了咱哥儿几个！”其实，除了要保卫皇家之外，载沣、载涛兄弟建立皇家禁卫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原来，此时的载沣刚刚用“足疾”的借口罢黜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权倾朝野的袁世凯，让他告老还乡，然后诏告天下，自己代替皇帝溥仪行大元帅之职，把全国军队的统帅权抓在手上。
载沣和载涛本以为皇族已经控制了军队，控制了局势，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谈何容易。他们发现北洋军袁世凯旧部根本不听他们的指挥。
袁世凯刚被罢免，载沣就接到了包括冯国璋在内近四十多名北洋军阀的辞表。此外还接到密电，上面说段祺瑞和曹锟等北洋军各镇领军将领在看了罢免袁世凯的报道之后，都借此鼓动中下层的官兵不服上层八旗将军的管制，从而使得整个北洋军利用官民舆论的压力向他发出攻击。
尤其是段祺瑞，对载沣和载涛兄弟更是十分不屑。当年《辛丑条约》签成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移驾回京，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在道路两旁立正行礼。当时还是醇亲王的载沣见了，当场就责问他：“这是你的部队吗？见了两宫圣驾为何不下跪？”段祺瑞说：“北洋新军是按照德式操典训练的，根据操典规定，军仪就是最高礼节。”载沣听了之后大怒：“难道大清的新军仅有你一家？”载沣觉得自己不但是亲王，还是当朝皇帝光绪的亲弟弟，单凭这个身份就能镇住北洋军，谁知段祺瑞仍然毫不客气地给顶了回去：“别的新军如何，属下不清楚，但我这是按操典规则行事。”“大胆！”载沣顿时被对方的倔强态度给激怒了。
就在众人都替段祺瑞担心的时候，有人出来给他解了围，坐在轿子里的慈禧太后传下话来：“新练之洋队参用西法，训练有素，堪为栋梁。”连慈禧太后都对北洋新军忌惮三分，载沣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从此，载沣与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结下了梁子。
载沣当上大元帅后，段祺瑞竟然唆使部队捣乱，载沣随即以明升暗降的手段，任命段祺瑞为江北提督，将他调离北京。载沣和载涛兄弟不明白，北洋新军为何如此效忠一个被罢官免职的袁世凯？
当时北京周围新建陆军一共有六镇，其中有五镇是袁世凯的私人势力。东三省、直隶、山东的总督、巡抚也大多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袁世凯实际上控制了清政府北方的军政大权。平时袁世凯灌输给士兵的思想是，他们吃的是袁世凯的饭，穿的是袁世凯的衣服，有的甚至还供奉有袁世凯的牌位，北洋各部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
而袁世凯被罢免回到河南老家之后，表面上在悠然地钓鱼，其实却在家中设有私人电台，随时截获清廷的最新动向，遥控指挥京城的一举一动。外面的时政报纸，他也是每张都不落下，必定认真阅读。北洋军官或本人或派遣幕僚，经常会在袁世凯的隐居处悄悄露面，向他秘密汇报外面的情况，并听取下一步指示。河南的那个小村，其实变相地成了当时的一个“政治中心”。
为了镇住北洋军，防止军队造反，伤害皇室宗亲，摄政王载沣和载涛召集满族贵族子弟，短短两个月编成了禁卫军，禁卫军全部由满族人组成，大约有一万两千多人，由载沣的弟弟载涛担任统帅。这支军队可以说是当时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无论是武器还是训练，全部采取西洋模式。
为了更好地训练禁卫军，清政府派出了载涛、李经迈和哈汉章等人到德国考察，购买武器和招揽人才。1911年7月24日，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涛身着戎装，按照阅兵流程，请载沣奔赴德胜门两旗校场，亲自检阅训练已久的皇家禁卫军。官兵们穿着崭新的军服，整齐划一，看上去十分武威，摄政王看着这支由自己和弟弟载涛一手培养出来的军队，深感欣慰，也对大清朝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作为护卫清帝国皇室的盾牌，载涛领导的禁卫军跟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六镇不同，它是一支直接受皇室掌控的军队。为了加强军备，载涛还从德国购进了当时最先进的马克沁机枪。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他掌权仅仅几个月后，皇家禁卫军的军权就被袁世凯骗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欧洲留学参观回国后，载涛又被自己六岁的侄子宣统皇帝溥仪任命为军谘大臣，协助哥哥摄政王载沣统辖陆军和海军，这个职位相当于国家军队总参谋长一职，在军队中的权力仅次于摄政王载沣，载涛俨然陆海军联合总参谋。
此时的他年仅24岁，自然是十分得意。但是，随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清政府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
为了重振八旗雄风，摄政王载沣决定在直隶永平府管辖内的滦州调集禁卫军及北京附近各镇的数万军队，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清政府称为“滦州秋操”。载沣、载涛等满族皇室急于利用这次秋操，重拾自信心，对抗袁世凯，借此炫耀武力，震慑全国。
滦州位于滦河下游西岸，水陆两通，自古就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要道，是通往北京、东北的重要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载沣对这次秋操非常重视，并寄予厚望，亲自委派军谘大臣七弟载涛为阅操大元帅，并为这次秋操拨款1800万银元，是前几次秋操的总和。
在秋操开始的前两天，摄政王载沣召见军谘大臣载涛，再次恳切嘱咐，这次任务一定要慎重，否则，不单单是新军名誉扫地，与国家前途命运也大有关系。接到任务的载涛信心满满地出发了。这次清政府动用山炮608尊、陆炮720尊、步枪28582支，雇用民夫19488人次，载涛决定分成东、西两路军队，各自操演战法。
谁知，正当载涛准备带领军队在操练场大展拳脚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声炮响，打碎了载涛的军队梦。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把载涛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北京军谘府打来的，说湖北新军兵变，成立了军政府，黎元洪被推为大都督。摄政王载沣让他赶紧停止滦州秋操，紧急回京商量对策。惊慌失措的载涛，还未来得及跟操练的士兵打招呼，就带着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等人，从训练场地飞奔到火车站，坐着只有火车头和两节车厢的列车，连夜冒险回到了北京。
武昌城内兵变后，朝廷上下一片哗然。载涛一见到载沣，就拿出地图，主张从河南和京畿附近调动兵力，镇压武昌的造反，但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却极力反对，他担心这些兵力一旦调离，只剩载涛领导的禁卫军控制京城，会借机除掉与载涛不和的自己。武昌城内厮杀不断，朝堂上争论不已，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时，各种小道消息相继传来，北京城内的银行到处都是民众带着钞票来兑换金条，还有人害怕革命党打到北京来，因此将自己的金银财宝都偷偷运到天津、奉天等地，许多皇亲国戚如庆亲王奕劻、慈禧太后的族亲那桐等人也跑去银行大量提取金条。
就在载沣、载涛等人焦急万分的时候，秋操的场地滦州又传来了一个让载涛震惊不已的消息，参加演习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三人，秘密决定在开操之时，用实弹来攻击西军。他们打算扫清禁卫军后整军入京，直取首都，以达到与武昌城兵变一样的效果，使得清廷首尾难顾。载涛还没来得及派出军队去镇压武昌的兵变，就要先派兵肃清靠近北京城的滦州兵变。
摄政王载沣在仓皇失措之下，被迫同意启用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回到北京的袁世凯通过组织责任内阁，掌握了除载涛掌握的禁卫军之外几乎所有的兵权。袁世凯深深感受到了威胁，为了铲除这支禁卫军，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夺取禁卫军的指挥权，他费尽心机地想了一个办法。
在南方的革命军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北京城开始流传这样一条流言：朝廷要派载涛贝勒率领禁卫军出征，前去镇压南方的“革命党”。原来这是袁世凯为了取得载涛的禁卫军权力，用的一个计谋，他上奏皇帝说：“禁卫军训练得当，装备精良，若能出征镇压革命党，必然大胜而归！”袁世凯的这一做法，让只领过兵却没有实战经验的载涛吓得乖乖地交出了军谘府和禁卫军的一切军权。
此时的载涛深知自己解除了兵权，正好落了袁世凯的下怀。为此，他留了个心眼，要选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执掌禁卫军，关键时候能站在皇室这边。载涛与哥哥载沣选来选去，他们把目光瞄准了一个人——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故友，两人私交甚密，那么，载涛兄弟二人为何要把最重要的军队交托给这样一个人呢？
原来，早在徐世昌就任东三省总督时，知道载沣、载涛兄弟几人都是出过国留过洋的，他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在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城里，建造了一座西式的奉天公署大楼，楼中又采购各种西式物品，使得办公场所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没有能比的。此外，宴请客人采用全套西餐器具，并伴奏西乐。一次，载涛从欧洲考察归来时，途经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具备，房屋建筑都是欧式的，让他“直把沈阳作巴黎”。因此，他对徐世昌大加赞赏，更是在五哥摄政王载沣面前举荐这位能人。
载沣也把徐世昌树为朝廷学习的典型，加上像载振、载洵、那桐等皇亲国戚早已被徐世昌贿赂了大量钱财，天天在载沣耳边说徐世昌的好话，于是载沣和载涛始终相信徐世昌是忠于大清的人。也因为这样，在袁世凯被罢黜之后，与他交好的徐世昌不仅没有受到牵连，反而步步高升，甚至在清朝组成的皇族内阁中仅次于庆亲王奕劻和那桐，担任内阁协理大臣，成为汉族官员中官职最高的人。载沣为了笼络徐世昌，先是破例赏赐他入值时在宫中用膳的特权，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位，而载涛也一心把自己训练的禁卫军托付给老朋友徐世昌。
谁知，徐世昌在接过禁卫军大权之后，立马就变了脸，不仅完全无视摄政王载沣的暗中授意和指挥，就连举荐者载涛的话也不买账。徐世昌自己牢牢把握了禁卫军之后，转手就送给了袁世凯。此时的载涛才明白，自己看错了人。更让他气愤的是，后来他打听到，给袁世凯“献策”放出流言吓唬他的人，正是这个徐世昌。
不仅如此，为了尽快逼迫宣统皇帝溥仪逊位，徐世昌为袁世凯想了个办法，他让袁世凯命令北洋军阀段祺瑞出面领衔，以64个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要求皇帝退位。在种种压力之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
而据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爆料，退位诏本由张謇起草，徐世昌又偷偷加入一句，强调袁世凯的政权是取之于清廷，并非得之于民军。就这样，载沣和载涛兄弟二人被徐世昌耍了阴招，失去了军权。那么，掌控几万兵马的堂堂皇城禁卫军首领，怎么被袁世凯的一道奏折就吓得丢盔弃甲了呢？这还得从载涛小时候的经历说起。
载涛出生于1887年，三岁时，就被哥哥光绪皇帝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十五岁又晋封多罗贝勒，十七岁进入陆军贵胄学堂学习军事，他一点儿实战经验都没有，就已经身居高位。载涛是自幼在母亲怀里长大的孩子，谁知，十一岁的时候，没有任何先兆，慈禧太后一道懿旨就把他过继给了嘉庆皇帝之孙奕谟为嗣子。消息传来，刘佳氏哭得死去活来。
奕谟夫妇无儿无女，对载涛宠爱备至。然而，由于奕谟作画题诗讽刺慈禧太后，惹恼了慈禧，因此一道懿旨，载涛又被过继给钟郡王奕诒为嗣。奕诒早已经病逝，载涛只能一个人生活，在第二次过继之后，养父母奕谟夫妇难以承受刺激，双双辞世。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已经十六七岁的载涛深受打击，但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他也只能委曲求全。这些经历对载涛终身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怕事、躲事，也就成为了载涛人生中的“座右铭”。因此，在袁世凯让自己带兵去镇压武昌革命党时，载涛选择了辞职。
清帝退位后，许多皇族如溥伟、善耆等都在积极寻求复辟，而载涛这位皇族重臣却赋闲家中，虽然没了官职，但身为皇族，每月仍有800大洋的薪水，生活还算优裕。家里来了客人，他还会亲自下厨房掌勺，不单是宫廷御膳，甚至连西餐都能做上几样。谁知，正当载涛一心过着闲适的王爷生活时，逊清朝廷又发生了重大变故。
1924年11月5日，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同时下达命令，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取消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包围了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当天下午，溥仪被监护着离开皇宫紫禁城。
当溥仪被荷枪实弹的冯玉祥逼出紫禁城后，身为皇帝七叔的载涛又要为这个侄子的命运而操心。载涛一边为侄子筹谋，一边跟哥哥载沣商量法子。谁知此时溥仪却瞒着父亲载沣和七叔载涛，被日本人的花言巧语迷了心窍，不久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留书出走，去长春当了日本人的傀儡。
眼看着溥仪和日本人越走越近，载涛有心提醒提醒这位皇帝侄子，便通过五哥载沣给溥仪传话，不料这一举动却触怒了鬼迷心窍的溥仪。溥仪大发雷霆，直呼其名道：“载涛有什么话不好对我直接讲明的？非要王爷来说？”载沣替七弟回护道：“是载涛不敢直说，这才叫我来转话的。”不料溥仪拍案而起，历数了载涛以往说过的坏话，并发布了一道言辞激烈的“手谕”：“载涛非但不以祖宗之事为念，今日所说，实属目无圣上。”
面对溥仪的训斥，载涛也只好忍气吞声。其实当时载涛和溥仪的关系，在一张照片中有所体现。这张照片是溥仪到达天津后，众人为他祝寿时拍摄的。照片中溥仪端坐中央，而在溥仪左上方的载涛虽然站着，但呈前倨状，神色中透着一股战战兢兢，卑躬屈膝。
溥仪到了长春后，邀请皇叔载涛前往任职，而经历了各种变故之后的载涛变得能够洞察先机，逐渐成熟起来，这次他拒绝了溥仪的邀请，没有追随。但是，每年溥仪的生日，载涛会带着爱新觉罗家族的族人前往长春，为溥仪祝寿。谁知，载涛在溥仪生日会上一次不经意的举动，却彻底破坏了自己跟溥仪的关系。
一次，溥仪过生日，特意请来了日本滑冰队表演。就在大家看滑冰的时候，载涛面见溥仪之前与吉冈安直等日本军官打招呼，表示礼貌，溥仪最初没有在意。按照规定，没有溥仪的允许，臣子没向自己拜见之前，是不能随便跟日本人打招呼的，这属于“君前失礼”。溥仪身边的侄子小瑞子为了邀功，就悄悄地跟溥仪汇报了这件事，溥仪本不想责备载涛，谁知载涛“不识时务”地问了小瑞子一句：“你方才说些啥？”溥仪一听，勃然大怒，猛拍桌子，大声说道：“载涛，给你脸，不要脸，还有够吗？你眼里还有我吗？”一句话，吓得载涛赶紧双腿跪地谢罪，谁知溥仪越说越气，站起来吼道：“你眼里没有我，就是没有德宗景皇帝，就是没有穆宗毅皇帝！”载涛听到溥仪的训斥后，心中愤愤不已——你自己被日本人控制，心中郁闷，却找我借机发泄。从此，载涛再也没去过长春为溥仪贺寿。
溥仪出走后，清室优待条件成为了一张废纸，许多末代皇族上下几十口人坐吃山空，生活也日渐困顿，载涛也不例外。载涛全家三十多口人，对于断了俸禄、又没有进项的载涛来说，经济收入每况愈下。为了维持生计，他开始变卖家里的产业，汽车、爱马、戏服、古董，甚至房子，这些都相继换作了家中的口粮。没有了收入来源，载涛以及一家老少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最落魄的时候，天还不亮，德胜门外的鬼市一如既往的人声嘈杂，载涛来得并不算晚，他先放下自行车，又找了个空位置，打开包袱皮，把几件旧衣服和旧摆设搁在上面，等着客人上门，偶尔也有人过来问问价格，但买的人却没有。直到太阳高照，载涛的小摊还是一直没开张，这时，远处走来一个身穿大褂的长须老人，朝着载涛一个劲儿端详，“哎呀，您不是涛贝勒吗？久违，久违。”
原来这人也是一位皇族后裔，他这一声招呼可惊动了周围的摊主，身旁这位貌不惊人的摊主竟是赫赫有名的“涛贝勒”。人们纷纷过来打招呼，有人叫他涛贝勒，有人叫他涛七爷，也有不知底细的叫他王爷。
载涛朝大家拱拱手：“各位爷们儿，可别叫我涛贝勒了，这种称呼早就过时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从此以后，载涛还有了一项特权，每次过来摆摊，周围的小商贩们总是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他，老北京人对他这个旧日的皇族总是抱着那么一丝的同情。他的主顾也逐渐多了起来。
谁知民国政府各军阀混战，整个中国陷入了兵荒马乱的年代，载涛家里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董也卖不了几个钱。为了降低生活成本，载涛索性搬到了京郊小汤山先祖墓地的阳宅居住。1933年初春的一天，北京的天气还透着些阴冷，在位于北京北郊的小汤山大柳村载涛家里，来了三个不速之客，为首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后面则是他的两个随从。
寒暄几句之后，中年男人便开始滔滔不绝地游说，而院主人对他所讲的东西却并不感兴趣。在两人争执几句之后，中年男人突然拔出手枪，用枪口对准了院主人。
这名持枪的中年男人叫土肥原贤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执行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之一，而此时，他的身份是位高权重的日本驻奉天的特务机关长。是什么原因让土肥原贤二对载涛拔枪相向呢？
原来，土肥原贤二想要说动载涛前去长春为溥仪任职，只要去东北，自然是高官厚禄不在话下，立马就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当土肥原贤二说明来意之后，载涛硬气地回道：“我身体不好，断然无法遵命。”土肥原贤二这位特务机关长决定用武力成事，他深知载涛胆小懦弱的性格，当初连带兵打仗都怕得要辞官，如今自己拿枪对着他，直接面对死亡，载涛还不得乖乖就范？
令土肥原贤二没有想到的是，载涛一反平日里的胆小怕事，而是拍着胸脯说道：“来吧，我奉陪。既然我来到了先祖的墓地，就没想活着回京城！”土肥原贤二断然没有想到载涛会有如此硬气的反应，这让他的处境变得很尴尬。他此行的目的是来劝说载涛去东北任职，而不是杀了载涛，况且杀掉载涛引发的一系列影响是他不想承担的。最终，土肥原贤二只能悻悻而归。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载涛一家人虽然清贫度日，但过得安心。
然而土肥原贤二的失利并没有让日本人放弃对载涛的游说。先后又有日本浪人田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王揖唐前来力邀载涛出山，王揖唐甚至拿出了北平市市长的官位。载涛看见客人上门，必是以礼相待，但让他做汉奸，却是断然不从。载涛毅然回绝汉奸王揖唐“出山”的请求：“饶了我吧您哪！我可坐不起您那小卧车哟，依我看，还是骑我那辆破自行车自在哟！”
抗战胜利后，王揖唐被定为汉奸，被国民政府枪毙，载涛对家人说：“多亏我那时心里明白，我要听了王揖唐的话，即使当上市长也得被枪毙。”
不肯做汉奸，家里也没了进项，载涛很快就连自行车都没得骑了，就在解放前夜，载涛的福晋姜婉贞便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载涛的五哥载沣也在家中病逝，此时，溥仪和溥杰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作为家中唯一的载字辈，载涛担起了皇族大家长的职责。
周总理听说了末代皇叔载涛的消息后，非常惦念他的处境，专门让人去打听他的近况。当工作人员找到载涛的时候，却看到他在胡同口摆摊的一幕，这一情况便通过周总理报告给了毛主席。很快，北京市政府转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小摊不要摆了，立刻发给救济款！”1965年6月14日，载涛作为满洲代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从此载涛家的生活有了保障。为此，载涛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十分感激。
1950年8月的一天，位于北京市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的家中，他接到了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在1950年8月10日签署的《委任令》，让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马政局顾问，也就是去部队相马驯马。从接到这个任命状的那天起，这位曾任过清朝宣统时期军谘府大臣、禁卫军总管的王爷，一下子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使载涛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心里很不平静。
载涛之所以这么激动，不仅仅是因为他当了解放军马政局顾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改良马种以利军用》是他给新中国递交的第一份提案，而这份提案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由李济深、蒋光鼐一起签字后，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又上交给毛主席，毛主席披阅后，提出任命载涛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的建议，经朱德总司令同意，下发炮兵司令部落实。载涛因此有了新的工作，成为马政局顾问。
当初死活不肯离开北京的载涛，当上马政局顾问后，全国各地到处跑，尤其是东北、西北的养马基地。那时条件艰苦，冬天还要翻越雪山，载涛虽然年近六旬，工作热情却像个小伙子一样。
朝鲜战争打响后，马政局的任务日益繁重。朱德总司令亲自给载涛打来电话，说中央军委要从蒙古购进两万五千匹军马转运至朝鲜，要载涛研究购买军马事宜，并拿出具体方案。接到任务后，载涛和当时的牡丹江军马场场长郑新潮一起研究方案，最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朝鲜战争打响后，为了支援部队，载涛从家里拿出来一大盒古董捐献给了国家，这个大盒子上下两层装满了古玉。为此，载涛还得到了一枚志愿军的奖章。
就在那年春节，中央军委派人给载涛拜年，送了一筐水果，还有一辆进口的英国菲利普自行车。载涛对这辆自行车特别喜欢，没事便骑着车子在北京城四处转悠。
这年冬天，刚刚被特赦回京的溥仪刚刚安顿下来，便来到了西扬威胡同，走进七叔载涛家的院子。载涛对侄子的到来也十分欣喜，看到溥仪仍然穿着监狱的蓝棉袄，便将自己的呢子大衣亲手给溥仪换上。载涛还兴奋地提议道：“大爷回来了，这是一件大喜事。我想让家族人全来这儿吃顿饺子。”这“大爷”是满族人旧话，指的便是溥仪。
这顿全家族的团圆饭吃得并不丰盛，只有六七道菜，还是各家凑的，有炒肉片、炒白菜、炒土豆丝，最显眼的不过是一些腊肠和熏肉。由于人来得太多，面粉不够，也没能吃成饺子，只是和棒子面、白菜凑在一起，做了一顿菜团子饭。但此刻，那些曾经遍尝珍馐美味的昔日皇族们，这桌菜团子却吃得格外香甜。此刻的这对叔侄，才更像是一家人。
特赦之后的溥仪更加知道自由的来之不易，也使他更加珍视这份亲情的可贵，经常来载涛家里走动。溥仪的这些变化，作为长辈的载涛自然看在眼里，时常在家里感慨：“说句实话，大爷改造得真算不错啦。细想想，哪代的皇帝能得到这样善终呀？”从此以后，叔侄两人经常走动，享受普通公民的天伦之乐。
由于把自己最后的家财都捐献给了国家，这位昔日的涛贝勒家里是一贫如洗。一天，载涛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北房东南角上塌了个大窟窿。你赶快回来设法修修吧！”载涛放下电话，回到会议桌旁，大家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他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回家张罗修房子去了。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在一次有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主席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了。
载涛接到这笔钱，感动得说不出话，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半天，他对章士钊先生说：“非常感激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事后，载涛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提笔疾书，再次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他报效国家和人民的——片心意。
那一年，载涛七十三岁，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他一如既往地热爱生活，喜欢到离家不远的北海公园遛弯，听人吊嗓子，唱京剧。有时，载涛抑制不住“戏瘾”，也会走上前去吼两嗓子。载涛爱骑自行车的习惯，到了晚年依然如故，甚至将自行车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在他八十岁时，还跟儿子骑自行车骑到了十三陵。这是载涛最后一次骑车远行，此后，自行车便搁在家中，再没骑出去过。
1970年9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篇讣告：
新华社三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载涛先生（满族），因病医治无效，于九月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周恩来就载涛的后事做了批示，他的骨灰被安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载涛，这位中国末代皇帝的亲叔叔，就这样走完了他坎坷不平凡的一生。作为晚清的禁卫军大臣和军谘府大臣，载涛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抵抗，避免了一场流血大战。他多次拒绝伪政府的威逼利诱，从末代王朝的重臣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自力更生的身影，为末代皇族做出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