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在东南大学的演讲。
民族没有优劣之分，国家却有发达不发达的重大区别。
经济制度、政府状况、意识形态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盛衰的主要因素。经济制度、政府状况、意识形态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盛衰的主要因素。古今中外，屡试不爽。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中国从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便日益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是在1368年；大清帝国始建于1636年（与英国革命几乎同时）。他们的经济、政治制度都是旧有制度的延伸；而在文化领域则变本加厉推行固有的意识形态，严厉镇压所谓异端。这些恰好与西方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政治革命、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等大改革、大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至今仍在为缩短这个巨大的历史差距而艰苦奋斗。人们一再追问：这个古老大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这里蕴涵着值得反复吟咏的历史智慧。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上述三大领域都属于文化；差距就是来自文化的差别。中西文化的纷争，数百年间连绵不断，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朝野上下。这个论争直接关系国运，不是无关痛痒的纯学术讨论。一般认为这场纷争开始于16、17世纪之交的明末，我以为可以1601年利玛窦到达北京为标志。没有人提出过何时终结的问题，仿佛战斗未有穷期。从理论论争的角度看，这场论争已经在2001年告一段落。这一年，中国参加WTO，意味着把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市场经济和法治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作为自己的法定义务。中国参加WTO，意味着把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市场经济和法治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作为自己的法定义务。从中西交往的历史长河去考察，以此事为中西文化论争的终结的标志，非常合适。这400年又可分为两大段落：1601至1900年300年间为前期，20世纪为后期。
一、论争的开端与前300年间的文化冲撞
16世纪，伴随着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探险”和扩张，从1552年至1579年间，先后有57位各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他们大都滞留澳门，成效不彰。158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学会中国语文；经过近20年的艰苦奋斗，于1601年1月4日到达北京，度过他生命中最为辉煌的最后10年，开创了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新局面。
明末清初，利玛窦和接踵而至的其他西方传教士——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汤若望、邓玉函等人，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他们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介绍给西方，并把中国经典和小说、戏曲翻译成西方文字；中医中药和中国园林等艺术，也是通过他们介绍到西方的。以他们为中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中国主要是受益者。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当时“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美金玉，为千古不朽之作……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不过，这个开端并不平静。文化交流中波澜起伏，成为两大文化体系的大冲撞。双方的冲突是在三个领域展开的：一是科学、技术领域的华夷之争；二是人文和意识形态统制与自由的矛盾；三是经济领域自由贸易与朝贡体系观念的冲撞及其变形。
（一）科学、技术领域的华夷之争
西方是挟着其科学技术优势紧叩中国大门的。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在这个领域的冲撞连绵不断。限于篇幅，让我们通过两件典型事例，看看其中情况。
第一件是明末清初科学技术西来引起的冲突。
传教士是靠三件宝贝打开中国大门的：钟表，三棱镜，天文历算。要是说玻璃三棱镜和钟表等精美制品，让官民人等“惊羡无言”，叹服他们不是没有教养的蛮夷；天文历算及与之相关的新成就，则在提高中国有关领域的水平的同时，直接冲击着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
中国传统的天文历算有过不容忽视的成就，在世界天文历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是，直至明清，它仍然笼罩在一袭天人感应的神秘外衣下。按照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天象和历算预示着人间的祸福。而这些海外来客一眼就看穿了所谓皇历、风水、算命、看相以及天人感应等等，全都是骗人的鬼话。“这种骗局在他们中间弄得像煞是其事，因而皇家的占星术家每年要编写两本皇历，由官方公开发行”。与此同时，西方的天文历算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尽管后人指责利玛窦没有将哥白尼到伽利略的最新成就介绍给中国，但他引进的包括天文学在内的科学技术，已足以震慑群儒，提高了好些领域的学术水平。
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是利玛窦在向北京进发途中，被宦官马堂在山东临清连哄带骗，弄到天津卫禁锢半年之久；万历皇帝突然召他进京的原因之一是贡品礼单中有自鸣钟等珍奇。而利玛窦向皇帝表达的最强烈的愿望，是期望在天文历算领域对中国有所贡献。他的原话是：“臣先于本国，忝与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然而不敢必也。”他的这个愿望生前没有实现。但是，他的学生徐光启在后来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帮助下，主持修改了中国的历法，确立了现在的农历，让中国人至今仍受其惠。
可是，传统是非常顽强的。习非成是，有些非常荒唐的东西，可以变为神圣不可侵犯。
万历四十四年（1616）五月，以署理礼部尚书为首的一批官员联合给皇帝上疏说：“从来治历必本于言天……今彼夷立说，乃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为一重天；又曰七政诸天之中心，各与地心不同处所，其为荒诞不经，惑世诬民甚矣。《传》曰：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是故天无二日，亦象天下之奉一君也。惟月配日，列象于后；垣宿经纬，以象百官；九野众星，以象八方民庶。今特为之说曰：日月五星各居一天，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此为归顺王化乎？抑亦暗伤王化乎？”这“是率天下而无君臣”！
徽州府有个荫袭新安卫副千户的小官杨光先（后来在康熙年间做过钦天监）也跳将出来，散发文章嘲笑地球是圆的：“若然则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总是一个大圆球矣……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橫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
如果这只是愚昧对知识的嘲弄，无非留下一堆笑话，可作后人一碟开胃小菜。可怕的是权力介入学术争议，加上真诚的卫道士或别有所图的小人极其险恶的诬陷，害人误国的悲剧就开场了。而在专制皇朝，出于体制的内在需求，这类悲剧，史不绝书。当时，那些卫道士们就给皇帝上奏章说：这些洋人的住所均选择与皇室有关的地方，在城内潜住正阳门内，洪武岗之西；“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之前，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加上他们定期集会，“每会少则五十人，多则二百人”，这还不是谋反吗？“伏戎于莽，为患叵测！”事关一统江山的巩固，这一下可把皇帝打动了。于是，他下令把这些洋人一律押送广东，让他们回国，教会财产则一律没收。那些传教士有的回到澳门，有的则改名换姓，在教徒掩护下，在内地躲藏。这是有名的南京教案。后来，同满族打仗，出于购炮、造炮和修历的需要，才逐步把他们召回。
康熙皇帝（1654—1722）无疑是一代英主。他8岁（1661）继位，14岁（1667）亲政，1722年11月逝世，实际统治中国53年。这一时期，正是世界历史的大转折年代，恰逢英国光荣革命（1688）；俄国彼得大帝改革（1698—1725）；中西文化交流也正处在关键时刻。英、俄等国因能积极改革而上升为现代世界强国，大清帝国却在康熙皇帝手上变为一个庞大而封闭的步履蹒跚的古老国家。
在他亲政以前，发生了可耻的“熙朝历狱”。
徐光启、汤若望他们修成的《崇祯历书》来不及颁布，明朝已经灭亡。1644年清王朝入主北京，汤若望上书摄政王，请求保护天文仪器，建议用西洋新法修改旧历。经过测算比较，西法确实比原来使用的大统历、回回历准确，他的要求得到批准。顺治二年（1645）他出掌钦天监。翌年，他把《崇祯历书》删繁就简，易名《西洋新法历书》呈进；得到批准颁行，称为《时宪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场诬陷丑剧和杀人惨剧由此开场。
丑剧的主角是杨光先。他先后参奏汤若望的罪名有四条：新的历法书正文屡屡注明“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有损国体！新的历法只推算了200年，实是诅咒大清短命亡国。为顺治帝幼子荣亲王所择殡葬时辰不吉，连累其母董鄂妃及顺治帝致死！谋反。证据呢？“西洋人汤若望，本如德亚国谋反正法贼首，耶稣遗孽”！反正当时掌握实权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既不懂得耶稣是何方神圣，又无法到国外查证汤若望是不是逃亡的阴谋家，只能任由杨光先之流信口开河。一位山猫科学院（罗马教廷科学研究院的前身）的院士，于是成了谋反的“贼首”！在中国的行动则是“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探朝廷秘密”；在京师和各省要害之地立天主堂30个，并据广东的香山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实行“内外勾连”，并已在澳门屯兵3万；与此同时，“阴行邪教”，“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这还不是谋反吗？据说，在受到传教士攻击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人士大量资金支持下，杨光先大肆行贿。经过7个多月的审判，判决汤若望凌迟处死！南怀仁等其他7个传教士砍头！被牵连的6名钦天监中国官员处死！荣亲王殡葬时辰是由礼部尚书恩格里选定的，根本与汤若望无关。可是，恩格里本人通过行贿，把责任推到汤若望和钦天监其他官员身上。审判时汤若望已经73岁，因为中风身体已瘫痪，说话亦已非常困难，只好由另一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代为辩护。
事情因为两件事出现转机：审判期间，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1665年1月16日）日食。经实地测验，回回天算家们的预测早了半小时；而中国传统的大统历预测则早了一刻钟左右；最准确的是汤若望的测算。本来汤预测时间也有五分钟的误差，可是，对手们为陷害汤若望，负责通报时间的官吏居然提早五分钟宣布：“现在是汤若望预测的时间了！”不料日食立即出现，正好帮了他的大忙！不过，汤若望还是被判有罪，要处死，仅仅免了凌迟活剐的惨痛！死刑宣布后北京发生地震，按照传统的解释，这是谴责施政不当的天怒。于是，太皇太后出面干预，汤若望保住了性命。钦天监中的几个中国官员还是被斩首了。新历法依然被废除。汤若望也于康熙五年七月（1666年8月）在失望和悲痛中去世。直至康熙八年（1669）八月底，也就是捉拿鳌拜后三个月，康熙皇帝下旨为他申冤，被处死的钦天监其他官员也同时得到平反。而杨光先，在汤若望恢复名誉的同时被遣送回乡，死在旅途中。
不过，在宗法专制制度下的最高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容许公民享有思想和信仰的充分自由。康熙皇帝对所谓礼仪之争的过度反应，就是适例。利玛窦他们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应本土的原有习惯，穿儒服，尊重中国人尊孔、拜祖等风俗习惯，尽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本教教义的结合点，从而为异文化开辟了立足点。但是，当时的天主教没有经过认真的改革，本身带有浓烈的中世纪气息。利玛窦死后，接替他出任耶稣会中国会长的龙华民反对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策略，不准中国教徒尊孔、拜祖，也反对把Deus翻译为“天”或“上帝”，从明末起逐步引发所谓礼仪之争。教廷支持他的有关主张。康熙年间，教廷要严格执行禁令，拖延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为了妥善解决这项争议，罗马教廷和大清帝国朝廷双方多次派出代表反复交涉；但教廷丝毫不肯让步，还要教徒宣誓严格执行《禁约》。本来，这只是天主教内部的争论，是百姓的私人信仰问题。拜不拜祖先和孔子，应由中国的天主教徒自行选择。他们要是不愿接受《禁约》，完全可以退出教会。对这一类私人信仰问题，政府没有必要介入。可是，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终于露出他的专制本性，在1717年下令禁教。按照有关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他们自己可以信教，但不准传教。一个翻译西书7000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打开过的国门而又迅速关上，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圣祖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再加上他亲政后的10起文字狱，也为其子孙树立了典范，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件是19世纪关于要不要修铁路之争。
1825年9月27日，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诞生。1840年前后，有关铁路的知识开始传入中国。1863年7月，上海27家洋行联合致信江苏巡抚李鸿章，请求修建上海至苏州的铁路。信中指出：“火轮车路之益，难以枚举，不独便利贸易，而于行军亦未尝无益。”1864年，英国人斯蒂文生特地来中国劝说中国修筑四条铁路干线；1865、1866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署理驻华公使威妥玛先后在其呈递的《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中建议修铁路，均没有得到采纳。此后，清政府内部关于要不要修铁路的论争连绵不断，直到1889年才下定决心修筑。在这20多年的争议中，反对的声音都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为出发点，并且打着维护国家、民族和民众利益的旗号。
理由不外是：洋人心怀鬼胎，必有阴谋；任其方便往来，十分不利。修了铁路使中国关隘、险阻尽失。破坏风水，破坏墓地，破坏田庐。中国车马无法与之并驾齐驱，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乃至拆毁，众愤难当。铁路一开，穷乡僻壤，皆染外国邪教，有害风俗。此事开天辟地以来所未闻，祖宗定制所没有。“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强弱”，“夫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为”！
早在1867年1月，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虽然认为“此两事（有线电报和铁路）大有利于彼，有大害于我”，但认为“与其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部分比较开放的大臣更极力主张修建铁路。1874年由于日本派兵入侵台湾，引起朝廷内部筹议海防大讨论，李鸿章在其《筹议海防摺》中提出：“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需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傥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不至于误事”。掌握实权的中枢大臣的回应是：“文相（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同治皇帝的棺木），谒晤恭邸（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在利益驱动下，英国商人一再尝试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第一次在“同治四年（1864）七月，英人杜阑德，以小铁路一条，长可里许，敷于京师永宁门外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旋经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群疑始息”。早在1863年，上海英商就提出要建上海至苏州的铁路，遭到当局拒绝。1872年他们组织吴淞道路公司，申请在上海吴淞间修路，并购得所需地皮，在含糊其辞的筑路后面，实际是修铁路。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施工，于1876年6月30日开始通车营业。这是中国第一条投入营运的铁路，不料竟引起轩然大波。清政府以侵犯主权为名，反复抗议交涉。李鸿章建议由华商组织股份公司，分期付款，收购和经营这条铁路，也被朝廷和南洋大臣拒绝。最后，清政府以28万5000两银子的代价将该路赎回，将全路拆毁！
中国大陆修成的第一条铁路是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在李鸿章支持下，用以运煤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这条路1881年11月通车，全长只有11公里，而且“声明以驴马拖载”才得到朝廷批准。第二年，英国技术人员用废旧锅炉造了一台小机车，但“行车未久，都中言官连奏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奉旨查办，旋被勒令禁驶”。几经周折，这个荒谬至极的禁令才被撤销。
两次拆毁铁路；只能用驴马拖火车，以免惊动死去的皇帝。这就是19世纪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时留下的令人痛心的真实记录。概括起来，这些不外是祖传的几帖膏丹丸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华夷之辨，不准以夷变华。中华道德文化，举世无双；不贵奇技淫巧！
（二）人文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与统制的矛盾
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学者指责西方传教士的罪名，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们无非是殖民者的开路先锋。这个说法不能说毫无根据，他们的活动确实往往是与其世界市场的开拓，乃至掠夺殖民地并行的，有些传教士也甘心为殖民者服务。但不能以偏概全，仿佛他们都是殖民者军刀的刀鞘。他们中不少是有高度文化素养而又献身宗教的虔敬信徒，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传播了学术文化，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不少论者喜欢歌颂中国传统文化有海纳百川的宽容，例证是佛教和佛学融入中国文化。其实，这是表象。陈寅恪说得好：“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在于“既融成一家之说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佛学唯识宗消亡，就是典型。排斥一切不依附自家的异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天主教在明末因利玛窦对儒学采取顺着来的态度，因而被朝野人士所接纳。康熙年间因其不驯服，厄运便随之而至。
时至19世纪，中外纷争纷至沓来，中国却无法摆脱困境，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主流文化坚持不准以夷变夏！问题不在社会精英之间的意见冲突，而是权力与主流文化融为一体，成为绝对不容侵犯、不准怀疑的狂热信念和道德规范，压制和排斥理性的态度。从而形成这个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的基本态势：西方现代文化难以进入中国，已经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为缺少外来因素刺激和交流而不能顺利更新，从而带来日后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
（三）自由贸易与朝贡体系的冲撞及其变形
两个文化体系的差异也体现在经济领域的激烈冲突。
从明末开始，英国国王向中国皇帝发出国书。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在国书中写道：“吾人以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1596年女王再次致书中国皇帝说：“因吾人实见公平之通商，无任何不便与损失之处，且极有利于我两国之国君及臣民，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不为？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贸易时，务请赐予自由出入之权，俾得与贵国人交易……与其他国人在贵国贸易所享受者，一无差等。”英国也“愿对于贵国人民之入境贸易者，到处予以自由，加以保护”。包括此信在内的英国国书，有的没有送达，有的送达了。其基调都是自由贸易和建立两国间的平等往来关系。西方采取这样的态度，不是道德特别高尚，而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贸易利益；尚未了解中国的虚实；文化传统。
请先看看林则徐禁烟后，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英国外交大臣一份给中国宰相的外交照会。这份照会咄咄逼人，以战争相威胁，要求中国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和其他损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文件。
照会提出：“据悉中国政府向来强制旅居广州的英商将他们的货物卖给某些行商，而不得卖予其他人等。中国政府既这样限制英国商人的经营，那么对于它所限定的承办行商，自当负责。但是近年来，行商当中已有几家倒歇，英商因此在银钱上遭到很大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在听由他们随便择人贸易的情况下，原是可以避免的。所以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将各该倒歇行商的欠银，赔还英国债主。”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不是对行商的经营行为负有无限责任？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但是，行商确实是有特权的官商，这一制度祸害无穷，与自由贸易背道而驰，却是不争的事实。
照会要求，对英国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应该由该国政府及其官员按照文明国家的惯例，并按照对英国国王应有的尊重，加以招待，相与往来”。
在今天，这些都是常识，双方却在战场上打得死去活来，在谈判桌上争论得唇干口燥！看看乾隆爷等人怎样回应叩关的洋人，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你要自由贸易吗？乾隆爷的回答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汝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惜，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统御万国”的“天朝”，只需各国定期朝贡，附带贸易，自由贸易云云，有乖天朝体制，绝对不可行！
你要平等交往吗？大皇帝要的仅是“输诚慕化”、“笃于恭顺”，从乾隆至嘉庆，英国使臣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不懂为臣之道，嘉庆爷谨遵父皇先例，不但将使臣礼送出境，而且下令“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干脆把大门关上。至于派遣外交人员到京都乃至广东省城，或者商人进入其中方便贸易，统统有碍“中外之大防”，也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为了坚持这些中国主流文化的大道，大清帝国的君臣在19世纪简直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丧权辱国的失败，都由此而起。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乾隆皇帝等人的言行不是什么发明创造，而是旧有规矩的重申。明代已经流行这样的说法：“国家富有万国，固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因此，与他们通商不过是天朝上国的施恩，贸易不过是恩赐他们朝贡时附带的举措，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讲。大清帝国建立后，荷兰于1655年派员前来要求通商。顺治皇帝褒扬荷兰国王：“缅怀德化，效慕尊亲……怀忠抱义”，但“若朝贡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著八年一次来朝……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这份“敕谕”居高临下，非常体贴对方困难，充分体现了传统主流文化的世界观和泱泱大国的风度。但荷兰人只能每隔八年到中国朝贡一次，附带在指定场所做点买卖，实际等于把贸易往来的大门堵住了。
二、20世纪的新争议
第一个10年的清末新政，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有历史意义的学习西方、改革旧体制的尝试。有：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1906年9月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10月命各省设咨议局；1910年资政院开院；还有法律的修订和移植。但论争没有完结。
两件大事决定了这一争论的基本走向：一是资本主义世界各项矛盾频频爆发，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苦难；另一是苏联的兴起和崩溃。两者的焦点都是：如何认识和解决西方的矛盾和黑暗？
在20世纪，中国主张全盘接受这些普世性原则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至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的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就是他们掀起的自由主义思潮。可是，他们没有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而且备受指责，甚至被加上“买办”之类的莫须有罪名。
另一答案是用政治家或思想家发明的形形色色的方案，取代和根本改变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这里又有两种取向：一是以民族性或本国特点为出发点；另一是在反对私有制的罪恶和代表下层民众的名义下，以平均和公有为基本出发点。急于改变贫弱现状的中国饥不择食，把两者都用上了。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答案是“毕其功于一役”。作为民主革命家，他没有理直气壮地为确立财产所有权和保护个人自由辩护，反而宣称“中国人用不着自由”，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适用于中国。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的不同”；“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于是，他主张，不要“用个人做单位”，而要以家族、宗族为单位，“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有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在经济领域则要实行“土地国有”，要把有关国计民生的或垄断行业公有，由政府经营。他就是这样以民族性和产权公有的平均对抗现代文明的普世性。
革命派的另一重要领袖章太炎则从另一角度否定这种普世性。他宣称：“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上天下地，日月所临，遗此尘芥腐朽之政，以毒黎庶”！
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腔调有些改变，民族性的色彩更加浓烈，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负面因素也在实践中一一浮现。
20世纪30年代，有一场“中国本位文化”论争。出面的是10位教授，背后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听听他们的理据吧：“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事关中国和中国人生死存亡，当然马虎不得。怎么办？“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中国“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在这些美丽言辞后面，中国特点的政治制度不过是专制独裁的别名，成了官僚资本的遮羞布；用严厉的思想文化管制制度排除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无非是恭顺的臣民。
革命派如此，改良派也有类似的表现。
这一派的领袖梁启超也鼓吹打破代议制，平分土地和分配平均。在他所拟的纲领性文件中声明：“同人确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的代议制度”，“同人确信社会生计上之不平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在提出这些主张的同时，他认为中国文化是挽救西方文化的重要法宝，号召中国青年“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梁启超的重要追随者张君劢则大声疾呼：“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知识。此三者，与吾上文所举‘我国立国之方策，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逸乐；在自给之农业，不在谋利之工商；在德化之大同，不在种族之分立’云云，正相反对者也……吾以为苟明人生之意义，此种急功之念自可消除。”他并把欧洲文明的上述三个特征看做必须冲破之“三重网罗”。冲破网罗、回归本国传统后又往那里走？这位毕生向往宪政的思想家有一条重要主张：“我以为工业公有，乃化私产为公产之善法也。上自国家之法律，下至国民之教育，当以货恶其弃于地而不必藏于己之论，为全国一种训条，则私利之动机，自可消灭，而吾工业之进化，或者异于欧西，而别开一生面欤。”并以没能将工业国有、省有、地方公有写进宪法草案而耿耿于怀。
更加极端的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在他看来，西方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印度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必将取代西方现代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上一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有所发展，回声再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这些文字提出了好些值得人们反复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中国乃至东方各国社会精英的迷恋传统的梦魇。民族性自觉不自觉地遮蔽了这些精英的眼光，妨碍他们包容、吸收全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
其次是传统道德信念与极端思潮的结合。公与私等于崇高与卑劣，这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信念之一。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端年代。世界大战、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种族灭绝；还有苏联杀死几十万人的肃反，把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关起来折磨的“古拉格群岛”，饿死800万人的农业集体化……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极端思潮席卷全球，为什么偏偏是德国、俄罗斯、中国和亚洲、非洲等国接纳和付诸实施？极端思潮席卷全球，为什么偏偏是德国、俄罗斯、中国和亚洲、非洲等国接纳和付诸实施？德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已经有许多专门论著评述，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其他诸国恰恰和中国一样，其传统文化都漠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把公或集体利益摆在第一位。
第三是思想、文化传播和更新的方式被扭曲带来严重后果。
现代思想文化是在自由竞争中更新、发展的。在自由环境下，死的该死，该活的死不了。不幸，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令它控制下的传媒完全丧失了公信力，反而让苏联美化现实、掩盖黑暗的宣传被广泛认同。一个突出例子是张东荪。他曾经坚决否定苏联，认为它践踏自由民主，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但在苏联反复宣传所谓工业化和集体化伟大成就震慑下，他信以为真，转而认为以苏联为榜样，放弃部分自由，首先是放弃经济自由，以计划经济取而代之，是完全正确的。他写道：“苏联还有一点最是为一切产业落后国家所应取法的。那就是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国家统办对外贸易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或柱石。此点办不到，一切必归无效。”“尚有一点亦足以后进的农业国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谓集合农场。”他把自己的主张归结为建立“计划的社会”。他说：“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必须把全社会建成为有计划性的……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这些观点不是个别人的迷误，在那时颇带普遍性。
最后是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弱点和外在势力的压制，令它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最大的弱点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存在很大的知识缺陷，是文学青年而不是现代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等等）主导了思想文化运动。
例如，陈独秀曾经说过：“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可是，财产所有权是现代公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基础这一基本观点没有得到反复宣扬，没有与已经出现的反对观点反复辩论，这就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又如，公民和国家的经济不平等，是最易挑动道义和民族情绪的话题，怎样缩小这些差距？劫富济贫是古今中外小说家极力美化的英雄故事。加上一些现代调料：“经济侵略”，“殖民”，“后殖民”，“谁养活谁”……拿起刀枪就顺理成章了。长期以来，在中国很少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宣扬：经济自由加适当的社会救济是消灭贫富差距的唯一道路；也没有让中国人家喻户晓：富人及其家族的消费有边际，他们手中的巨额财富大都是社会资金，问题只是这些资金由政府管理还是由私人管理所需成本更低？
再如，世界上没有止于至善的社会；可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失职，没有让广大的中国人懂得：社会制度的好坏，决定性的因素是自我更新机制的强弱，而自由、民主、法治就是最好的社会更新机制。社会制度的好坏，决定性的因素是自我更新机制的强弱，而自由、民主、法治就是最好的社会更新机制。连知识阶层在内都不太知道：民主和市场经济都有很多弊端，但迄今人类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制度，而制度只能在自由的环境下在竞争中逐步改进。某些思想家、政治家妙想天开的救世方案，一旦付诸实施，必然带来祸国殃民的巨大灾难。
三、论争的症结：社会运行机制
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著和宣传文章汗牛充栋。1949年以前，《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史》一类著作有70部左右；在中断30多年以后，198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又写出新的《中国文化概论》，由80年代赫赫有名的中国文化书院出版。这些书籍有的读后发人深省；有的读后不知所云，甚至在盲目自大的泥淖中愈陷愈深。关键在于有没有触及根本——两种不同社会运行机制的矛盾。
有人说：重视集体、和谐、家庭、秩序，这不是中国乃至东方价值观高于西方之处吗？西方的环境破坏、家庭破碎、社会冲突和混乱，有目共睹。
没有止于至善的社会。西方当然问题成堆。既然比较，两边的情况都要看。
先说集体和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说的秩序和集体内涵是什么？就我读过的而言，说得最好的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于1927年因王国维之死，悲恸感慨挥笔写就的一段话：“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人是社会动物，任何人群都必然结合为集体，按一定的规则形成正常的社会秩序。问题是这些集体和秩序怎样形成。陈寅恪一语中的，中国传统的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是三纲六纪。中国传统的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是三纲六纪。按照《白虎通义》的阐释，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即六亲，其基本规则是：“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它已固化在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历代法典的条文上。这样的集体和秩序无非是宗法专制体系。有人说，可以使之现代化，去掉专制，保留集体优先、秩序井然的理想境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确定哪些是真正的集体利益，如何防止特权者借集体名义以营私？怎样确定秩序是否合理？如果不通过民主程序，不确立公民个人权利本位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如果不通过民主程序，不确立公民个人权利本位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把民主放在一边，与传统的宗法专制体系又无实质差别。
再看看“和谐”。说社会和谐吗？东西方都是相砍相杀，史不绝书。但各个历史阶段，也有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人际关系相对说来比较“和谐”的时期。说中国或东方在这方面比西方高出一筹，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
人们喜欢夸耀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和谐”的重视：“和实生物”、“和为贵”……但西方思想家何尝不讲和谐？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就反复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以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普罗泰戈拉也说过：“人的生活，无不需要和谐与节律”。
“天人合一”被一些学人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是人和自然和谐的极致，但其本来的意思是“天人感应”。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就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说这里蕴藏着环境保护的哲学依据，恐怕有些勉强。再看看实际情况，从历史到现状，说由于有“天人合一”这个伟大哲理的指导，中国的环境保护远胜西方！这样的大话，你相信吗？说到底，这是受西方绿色和平运动启示，创造出来的又一个“西学中源”说。鼓吹环境保护总比破坏环境好，有人愿意借此满足民族自尊心亦不必苛责，但要趁机证明中国人比洋鬼子高明，就不符合实际了。
中西思想的差别当然存在，但要说得符合实际。实事求是地看，这是一个尚未研究清楚，最少是研究不透的问题。有些现象究竟是时代差异，还是民族本性，仍无法论定。
为什么郑和的壮举无法继续，也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
“支费浩繁，库藏为虚”，是终止下西洋的直接原因。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了约二千艘海船。这些船只多备下西洋之用。每只宝船造价约需五六千银两，此外，还要加上各种赏赐品的费用，据说大约花了600万银两。而直至明中叶时，岁支不过300余万两。如此宣扬国威的收获之一，是朝贡使臣大量涌至。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7个。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有16国遣使臣1200人同时来朝！对这些外邦朝贡者，按规矩还要赏赐。明成祖曾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更加厚不为过也。”以上还没有计算生还者要赏赐；死去的大约1万人则要抚恤。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这些壮举只好中止，而且连归入官方档案的最完整的航海资料都给人烧掉了，现存的是参与者的记录和私人保存的部分副本。
这就涉及中西思想和制度的一个根本差别：牟利还是不牟利？
在西方，包括哥伦布在内的探险者，都是旨在掠夺黄金、白银、土地或其他奇珍异宝。国王和政府的支持，目的也非常明确：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投资。哥伦布为了说服投资者——国王，整整费了8年！而他们也确实是经常满载而归。马克思说过，200％的利润可以让人甘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这一点也不高尚，但新世界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