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扛着一张大课桌的校工。
校长转向班主任，低声对他说：
“罗杰先生，我给你带来一个学生，先让他进五年级，学习和操行都好的话，就按年龄，把他编到高年级吧。”
新生站在门后墙角几乎看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左右，个子比我们谁都高。
我们开始朗读课文。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像听布道一样专心。两点钟下课铃响了，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一声，他才随同我们走出教室。
我们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腾空了手好做功课。
但这新生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这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祷告完了，他仍然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那顶帽子可是颇有特色，既像熊皮帽、骑兵盔，又像圆筒帽、水獭皮鸭舌帽和棉布睡帽，总之不三不四，十分寒碜，它那不声不响的难看样子，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
“站起来。”老师叫道。
新生站起来，帽子掉了，全班笑开了。
他俯身去捡帽子，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把它捅到地上，他再次弯腰才捡起来。
“放下你的战盔吧。”风趣的老师说道。
同学们哄堂大笑，窘得这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该把帽子拿在手里，扔到地上，还是戴在头上好。他又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结结巴巴，说出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他吞吞吐吐又说一遍，引得全班哗笑，还是一个字母也听不清。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于是，新生下了最大决心，口张得大大的，像喊人似的，扯开嗓门，嚷出这样几个字：“夏包法里。”
整个课堂轰的一声吵嚷开了，越闹越凶，夹杂着尖叫。
老师一再威胁要重罚作业，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他让新生拼音，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再连起来重说一遍，才弄明白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立刻命令这可怜虫坐到讲台前面那条懒学生坐的板凳上。新生站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但又显得犹豫不决。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说，不安地四下张望。
“哎！你的帽子嘛，会找到的，又没人偷走！”老师说。
整个教室又安静下来。一个个脑袋俯在练习本上。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起一个小纸球，飞来打在他的脸上。他只是抬手揩一揩，低眉垂目，纹丝不动。
晚自习时，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每个字都查字典，很卖力气。他大概就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才没有降班，因为他语法掌握得还勉强可以，造句却半通不通。他的拉丁文是村里的本堂神甫开的蒙，他父母图省钱，迟迟不送他上中学。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原本是助理军医，一八一二年左右，在征兵事件中受到牵连，被迫退役，靠天生的长处，即长相漂亮，赢得了一位帽商女儿的爱，毫不费力捞到六万法郎的陪嫁。结婚头两三年，他全靠妻子的财产生活，吃得考究，常睡懒觉，抽细瓷大烟斗，夜里看完戏才回家，是咖啡馆的常客。不料岳丈仙逝，遗产甚少，他一气之下办起了制造业，结果赔了钱，于是退居乡村，希望在那里发起来。可是，他一不懂种田，二不懂织布，几匹马只供自己骑，而不让它们去耕地，苹果酒一瓶瓶喝光，而不一桶桶运去贩卖，最肥的鸡鸭都宰来吃掉，用猪油擦打猎穿的靴子。这样，他很快就发现，一切碰运气发财的念头最好从此打消。
他妻子过去爱他爱得神魂颠倒，百依百顺，结果反而使他变得不冷不热。她早年性格活泼，感情丰富，充满爱心，上了岁数，就变得脾气古怪，唠唠叨叨，喜怒无常。
她生了一个男孩儿，不得不送到奶妈家喂养。小把戏回到家里，娇宠得像个王子似的。母亲喂他蜜饯，父亲让他赤脚奔跑，甚至冒充哲学家，说他可以像幼畜一样，赤条条去外面玩耍。对于幼儿教育，这位父亲抱着某种男性的理想，力图排除母性的影响，按自己的理想培养儿子，以斯巴达的方式，让他经受严酷的磨炼，练出一副强健的体魄。母亲成天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硬纸块，讲故事，还教他读书，甚至弹着她的那架旧钢琴，教会了他唱两三支浪漫小调。可是，包法利先生轻视舞文弄墨那一套，看见老伴所做的这一切，只是说：“白费力气！”难道他们有能力送他上公立学校，给他买一个官职或提供一笔做生意的本钱吗？再说，“一个人只要天不怕地不怕，在社会上就不愁吃不开。”包法利夫人咬住嘴唇，孩子成天在村里野跑。
这样，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两手粗大，肤色健康。
他十二岁的时候，母亲才争取到让他开蒙，请本堂神甫当老师。可是，上课的时间短，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什么效果。神甫不是忙里偷闲，赶在行洗礼和葬礼之间，在圣器室，匆匆忙忙，站着给他讲点功课，就是在晚祷之后，不出门时，打发人叫他过来教。
不能让夏尔长此下去。太太下了决心。先生呢，也过意不去，或者不如说厌倦了，没怎么反抗就让了步，同意再等一年，就让孩子接受初领圣体。
一晃又是半年，第二年总算决定把夏尔送进卢昂中学。是接近十月末，由他父亲亲自送去的，其时正逢圣·罗曼庙会。
他靠死用功，在班上始终保持着中不溜，有一次考博物学，甚至还得了个一等奖哩。可是，第三学年末，父母让他退了学，准备让他去学医，深信中学毕业的水平，他靠自学就能达到。
母亲到她认识的一位染匠家，在五层楼为他挑了一个临洛贝克河的房间，讲定膳宿费，买了一张桌子、两张椅子等家具，又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还买了一个小小的铸铁炉子和一些劈柴，免得她可怜的孩子挨冻。
印在布告牌上的课程表，他一看都吓呆了：什么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理学、化学、植物学、诊断学、治疗学，还有什么卫生学和药学，全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名词，像一座座神殿的大门，黑洞洞的，森严吓人。
上课他像腾云驾雾，听也白听，半点不懂。然而，他硬着头皮学，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每课必上，一次实习不缺，当天的功课当天完成，像一匹推磨的马，两眼蒙住，绕着磨盘转呀转，根本不知道磨的是什么东西。
他消瘦了，个儿长高了，脸上总现出忧郁的神情，让人见了有点怪可怜的。
他原本天性懒散，早先下的决心，终于都抛到了脑后，有次实习缺席，第二天课也没去上，尝到了偷懒的滋味，便渐渐地干脆不上学了。
他养成了上酒吧的习惯，迷上了骨牌。每天晚上，钻进一家肮脏的赌坊，坐在大理石赌台边，掷带黑点的小羊骨头，觉得这是体现自由的可贵行为，平添了几分自尊。
由于工夫都下在这些方面，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他遭到惨败。而当天傍晚，家里人还等他回去，庆贺胜利哩！
他步行回家，走到村口停下来，请人叫母亲出来，向她坦白了一切。母亲原谅了他，把失败归咎于主考人的不公，勉励他几句，负责安排一切。
于是，夏尔重新埋头苦读，起早贪黑，温习考试科目，事先把所有问题都背得烂熟。这回他通过了，分数还相当高。母亲欢天喜地，全家大摆酒宴。
他到什么地方去行医呢？去道斯特。那里只有一位年老的医生。包法利夫人早就盼他死，没等老头子卷铺盖，就让夏尔在对面安顿下来，准备接替他的位置。
但是，对包法利夫人来讲，把儿子哺育成人，让他学成医，并帮他在道斯特挂牌开业，心愿还不算全了，还要给他讨媳妇。媳妇找到了，是迪普一个小吏的寡妇，四十五岁，每年有一千二百法郎收入。
夏尔以为，结了婚，他的地位就会改善，行动更自由，可以我行我素，随意花钱。谁知妻子竟成了一家之主，他在人面前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都不能自主，每星期五必须吃素，穿衣服得合她的意，对拖欠诊费的病人，得按她的旨意登门催讨。她拆阅他的书信，窥伺他的行动，每当有妇女登门就诊，她就隔着板壁偷听。末了，她要求夏尔为了她的健康，给她点糖浆喝，更要多给她一点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