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开始，我供职的市政局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一座餐厨垃圾处理厂，我被抽调到指挥部工作。工程进入施工阶段，因为厂房基础需要打桩，我们指挥部人员到施工现场进行协调。
工地远在郊区，距市区三十多公里。那天中午，桩基公司的金总请我们到附近的黄河渔场吃饭，主食要的是酸汤面叶。金总喜欢吃醋，他嫌面条酸味不够，让服务员拿醋过来。同事红杰对醋颇有研究，从大红浙醋到山西陈醋，从原料加工到使用工序，像个专业厨师，讲得绘声绘色，全面而考究。金总一边赞叹，一边说，要说这醋，还是农村的好。
金总的话，瞬间让我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童年。
1
老家的柿子醋，是自家酿造的，天然纯正，酸甜可口。
我小的时候，一到秋天，母亲总是在自家的缸里放进些烂掉的柿子，盖上盖子，隔上十天半月，缸里便会飘出一股浓烈的酸味。我放学回家，渴的时候就会舀上半碗，咕咚咕咚饮水般喝下去。那种酸味，带着清幽的绵甜，自然醇厚，柔和温润，沁入肺腑，让人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愉悦。
老家柿树多，所以盛产柿子。半坡上，地垄边，枝繁叶茂、生长旺盛的柿树随处可见。老家缺水，而柿树耐旱，所以适合柿树生长。
柿树属于多产植物，果实结得很稠。每到秋天，一团团，一簇簇，密匝匝的柿子，一个紧挨着一个，沉甸甸地悬挂在树梢，压得枝丫低低地垂着，在柔和的秋风中轻轻荡漾。因为果实结得太多，加上风吹日晒和虫咬，树下总会落着很多没有长成的柿子。柿子成熟的季节，满山遍野一片金黄，点缀着丰满而充盈的秋天。
柿子树虽然很高，但摘柿子不用上树。因为柿子一般都长在手臂够不着的地方，即使上了树，也难以摘到。所以，老家人发明了一种特殊的专用工具：卡竿。卡竿实际上是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制成，将竹竿根部的圆头，简单削成剪刀形状即可。摘柿子的时候，手握卡竿的一端，将剪刀那端伸向目标，紧紧卡住树枝，缓慢地转动几圈，就能卡断细小的树枝，枝头的柿子就随同断枝被卡下来。一竹竿下去，有时可以卡下来一个柿子，但有时可以同时卡下来一撮。然后，慢慢将竹竿收回来，取下黄澄澄的柿子，放进篮子。柿子怕碰、怕摔，所以，摘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一棵柿树，往往需要费上好几天的工夫才能将整棵树上的柿子摘干净。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充满着无穷的乐趣。每到这个喜人的季节，我总是争先恐后地抓起卡竿，抢在几个姐姐的前面往坡上跑。
阳光从枝丫间洒下斑驳的光点。五颜六色的蝴蝶徜徉在成熟的秋野，翩翩起舞。成群的蜜蜂，也穿梭在树枝之间，嗡嗡地飞着，忙碌地采蜜。稠密的叶子和圆圆的果实，在秋风里来回晃动。时常能听到熟透了的柿子受到震动脱落树枝而摔在地上的声响，还有因为我的顽皮捣乱遭到姐姐们吆喝的声音。于是，我的童年便被轻轻定格在这样缤纷而热闹的画面之中。
柿树叶多，而且叶质肥厚。冬天的时候，树下积满了厚厚的落叶。村人常将干枯的柿叶装进篮子或者箩头，挑回家生火做饭。那时候，村里人穷，很少有人家能烧起煤，而林木又禁止砍伐，所以，柿树的枝叶便成为村人首选的燃料。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柿子虽然不像玉米、小麦那些主要的粮食作物那样珍贵，但作为辅助食物，可以挑到集市换些零钱，补贴家用。
刚摘的柿子，颜色橙黄，新鲜而充满水分，挑到集市上能卖三毛多钱一斤。有很多人家，将柿子摘后堆在房顶。生涩的柿子，经过风吹日晒，由硬变软，由黄变红，皮薄肉嫩，香甜可口，城里人很喜欢吃，所以价钱比生柿子要贵一倍。老家有句俗话，“吃柿子拣软的捏”。老家人实在，因为软柿子的确好吃。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句话却被莫名其妙地引申为欺负人或者受人欺负的意思，有悖于这句话的初衷。生柿子还可以浸泡在温水里，过上三五天，泡成懒柿。泡熟之后，像苹果一样，吃起来脆甜。有心计的人家，还将柿子削皮，加工成柿饼保存起来，等到冬天再拿到集市上去卖。
柿木纹理细密，质地坚硬。因为柿木沉重，一般不用它制作家具，只能当成家具的辅料。虽然柿木不成大器，但用它做成的小桌子或者厨房的面板结实无比，经久耐用。现在街头卖白吉馍的地方，剁肉用的案板大多都是柿木做的。不过，近年来，柿木家具逐渐增多，因为市面上少，价格昂贵。我曾在一个家具店里见过一张做工考究的柿木餐桌，标价竟高达三千多元。
村里人对柿树感情很深。在那时候，即使柿树的树冠很大，长在地边，茂密的枝叶伸进地里，摇摇曳曳，遮挡着阳光，影响着庄稼的长势，但因为它的种种好处，都舍不得将它砍掉。
村南有一个高坡，叫立爬坡，坡上原来种着很多果树。包产到户以后，为了多打粮食，村人将很多种果树相继砍掉，唯独将柿子树留了下来。
现在这坡上，还剩有我们家三棵柿树。母亲说，这三棵树，是四爷留给我们的遗产。
2
四爷当年就住在立爬坡西边的沟底。
四爷在坡下打了一座土窑，一年四季都住在那里。
四爷死后，也埋在了那里。
我没有见过四爷，他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照片和值得追忆的线索。我老家闭塞落后，老年人很少照相，都很少有照片留存下来，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四爷长什么样。我父亲去世后，尽管他和母亲还在郑州住过多年，但仍然只找到了仅存在我大姐家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冬天照的，在大姐家新落成的正屋中央。父亲戴着一顶蓝呢子单帽，坐在放倒的高凳子上，左手夹着一支香烟，神情安然。这张照片被放大后，作为遗像，使用了很长时间，现在被我带到郑州的家里，珍贵地供着。我后来还专门带了相机回老家，给村里的老年人都照了相，以备后事。
四爷其实是我二爷，我爷只有他这一个亲弟弟。但他在堂兄堂弟中排行老四，所以叫四爷。
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到那个窑洞附近捉迷藏，还跟着大人去那里收种红薯。那个窑洞还临时储存过生产队大量的红薯。那时候，四爷早已去世。我当时不知道那个窑洞是四爷留下来的，所以显得陌生而漠然。最近，听母亲说了历史，突然对那个窑洞产生了一种归属般的亲情。
四爷的坟，离那个窑洞相距二十米左右。原来的坟头，也种着一棵柿树。那棵柿树，属于小四股品种，是我母亲埋葬四爷时栽上的，年年硕果累累。后来，父亲患了偏瘫，大姐夫和三姐还有三姐夫都信神，他们都是远村原来一直信神的一个人的信徒。那人姓赵，我认识，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小。他们说父亲的病，是因为四爷坟头的那棵柿树引起的，所以他们便把那棵柿树砍了。但柿树砍掉后，父亲的病，并没有因此而好转。于是，他们又将父亲拉到赵家治病，在那家住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将父亲的病治好。
我起初就对于这件事情不能相信。偏瘫属于中风后遗症，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而对这类病，似乎仍然束手无策，靠一种非科学的迷信手段，就更不可能治好。但我远在郑州，当时没有办法照顾父亲。再想想，姐夫和姐姐是一片好心，也都希望父亲的病能够好起来。他们只是按照他们理解问题的方式来做事情。所以，我知道后也不置可否，没有太多干涉。后来，母亲跟我说了父亲和她在赵家所受的委屈。年近八旬的母亲，每天得给他们一家人做饭，还给了他们近两千元钱。我这才意识到上当受骗。
大姐很反对大姐夫信神，因为大姐夫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地里的农活很少去管，和三姐到处跑着烧香磕头，而且最终也没有将父亲的病治好。
那年十一，我放假回老家。为了说服大姐夫脱离他们，免得让大姐生气，我让大姐夫带着我去见过那个姓赵的人。在去赵家的路上，大姐夫神秘地跟我说，那个姓赵的人法力很高，他能坐着不动把人捆住。我根本不相信大姐夫的话。我对大姐夫说，如果今天晚上他能将我捆住，我也跟着你们信他。我和大姐夫赶到他家，三姐和三姐夫已经在那里。我对那人说，如果你今晚能把我捆住，我也当你徒弟。那人笑了笑说，我们只对付邪门歪道的神鬼，你老弟没做什么坏事，怎么能捆你。我说：我不管你们做什么，但人总得吃饭，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果连地都不种了，像我三姐家这样，种的花生全沤烂在地里也不管，那就不好了。他们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姑娘，大儿子马上就要结婚，到时候家里一贫如洗，拿什么给儿子置办聘礼和酒席。再说我大姐夫，家里没有男孩子，大姐没明没夜地忙，家里地里，累死累活地干，大姐夫却迷在这上面，能不让街坊邻居耻笑吗？那人听完我的话，转头对我三姐两口说：地可一定要种啊。
我记得那天晚上，回家时没有走大路。三姐两口似乎对于我的话不以为然，我和大姐夫走的时候，他们还留在那里不走。
因为他们信神，又是深夜，四野漆黑一片，弄得我也有点害怕。而大路边不远的地方，是一座火葬场。所以，我和大姐夫选择走了小路。那条小路回村近些，但需要翻过一道高坡，路很差。而去时也没有带电筒，所以就摸黑走路。我印象中坡上好多坟地，种着很多柏树。大姐夫也不知道是因为给自己壮胆，还是真的有感应，或者在故意吓唬我，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打哆嗦，喉咙中发出怪异的声音，弄得我浑身毛骨悚然。
好在大姐夫在后来逐渐疏远了他们，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尽管他家的正屋许久还挂着令人惊悸的硕大的神位。
而三姐两口却继续走着这条道路。前年我和二姐从郑州回去，路过三姐家，看到他们家烟雾缭绕，彩旗飘扬，吓我一大跳。回家后，母亲说，三姐现在成了一个神婆，会给人看病，尤其疑难杂症，远近闻名。
关于三姐看病的说法，起初我并不相信。但我四姐说，有次她的眼无缘无故泪流不止，跑去找三姐，在神位前磕了头，泪就莫名其妙地不流了。二姐从郑州回去，突然腰疼，三姐用黄纸在她前胸和后背拍了拍，也就感觉不疼了。二姐于是有点相信，在三姐家的神位前说，如果到年底让她赚够两万块钱，她就来捐五百块钱。二姐和姐夫在郑州修车补鞋配钥匙，当时已经临近春节，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那年春节前他们竟然真的挣到了两万块钱。所以，二姐拿了五百块钱去三姐那里还了愿。
其实，在我的感觉里，不管三姐一家干什么，只要不偷不抢，不违法乱纪，能挣到别的钱也算是一种本事。但不管怎么说，三姐从事的行当，总算是与迷信有关。不过，老家人很迷信，政府好像对这些事情管得也不是很严。
3
我之所以相信三姐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四爷过去当过祖师爷。
过去的祖师爷，相当于后来的风水先生。四爷那时候，经常到处跑着，给别人看风水，还因此置办了十几亩田地。
因为四爷一生没有子女，我父亲过继给他当儿子。
四爷后来找了一个女人，那女人就是我四奶。四奶是挑挑子挑过来的女人。所谓的挑挑子，大概就和现在的人贩子差不多。只是那年月，兵荒马乱，人贩子生意好做，一顿饭就能让人跟着自己走。我四爷用了二百斤坏红薯干换回了四奶。
那时候父亲不在家，我母亲从小被外公送到爷爷家，是个童养媳。所以，母亲和四奶同病相怜。因为我奶奶对母亲和四奶都不好，四爷就带着她们住到别的地方。
四爷和四奶对我母亲很好。四爷死的时候，父亲还不在家。四爷拉着四奶的手，交代着说，让四奶替我母亲给他背花圈，免得别人笑我母亲。
我叔和母亲因为一座织布机，两人生了几十年的气。
他们生气的原因，是因为当年父亲干自卫团，爷爷奶奶家被土匪烧了个精光，我八岁的小姑还因此被土匪打死。爷爷奶奶曾用四爷的树打过一架织布机。爷爷奶奶死后，这架机子留给了我叔，而我叔又把机子送给了我大姑家。母亲的意思是，怎么着也轮不到我姑要这架机子，我叔应将机子还给我们家。由此而引发了争端，争了很多年。而且因为这件事情，波及其他方面，造成两家积怨很深，像仇人一样。
我高二那年，我叔被通知到法庭解决矛盾。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连法庭的人都不愿意管。可是，母亲咽不下这口气，非要政府给个说法。我劝母亲，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说到底，还是亲情重要。我好说歹说，最终算是说服了母亲，将起诉书抽了出来。那天，我在镇上见到我叔，我跟他说我们家不再告了，请他忘掉以前的不愉快。我叔听后，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就走了。
我当兵走后，我叔家遭遇了一场灾难。他原有两个儿子，但二儿子二强在深圳打工时触电身亡。我叔经历过这样的不测风云和创痛之后，对我们家的态度逐渐和善起来。在我当兵走后，经常帮我母亲挑水，母亲也经常到他家串门，两家关系缓和了许多。
在我考上军校那年，我叔对我说，他有一年和一个风水先生从南坡路过。那风水先生站在坡顶，凝视着沟底四爷的坟，问我叔是哪家的坟。风水先生说，别看那座坟孤零零的，很不起眼，后代可能还要出个小官呢。
这样一种唯心的说法，加上三姐神乎其神的传闻，以及我亲眼目睹的事情，我开始相信三姐的话。我甚至相信，这些有关历史的一系列因素也许真能促成我在仕途找到一个入口，完成我光耀祖宗的心愿。
可是，事实证明了我想法的幼稚。三姐神灵的保佑以及风水先生的话，并没有得到验证。无论我如何努力工作，如何进行感情投资，还为此付出了近十万元的代价，弄得我现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焦头烂额，也没能得到提升。
4
四爷死后，四奶又嫁过一家。四奶死的时候，母亲打官司将四奶要了回来，和四爷合葬在一起。
在我印象中，有很多年的正月，母亲带着我去给四爷四奶上坟。尽管鞭炮将沟底震得山响，但我当时就有另外一种凄凉的感觉。我觉得四爷和四奶孤零零地躺在沟底，孤单而落寞。
父亲去世以后，我叔一再想让父亲安葬在老坟。
如果将父亲埋进老坟，就必须先将四爷的坟起到上面。
其实，四爷的坟离老坟不远。只是四爷的坟在沟底，而老坟在坡上，在四爷留给我们家的那三棵柿树的下面。起上去很容易。但四爷当年去世的时候，因为生前信神，不能进老坟，所以才将四爷埋在下面沟底。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叔也不想顾及这么多老规矩，想让近人埋在一起。可是，母亲却坚持己见，新选了一块坟地安葬父亲。我们姊妹几个知道母亲过去和爷爷奶奶生气很大，尽管母亲和叔叔意见不统一，我们都不便说什么，只能按照母亲的意见办。
父亲安葬后，母亲和我来郑州居住。母亲在这里住不习惯，一直嚷着要走。
母亲要回老家，原因很多。除了生活上不习惯，还担心我五姐。而且母亲怕她住在我这里给我增加负担。母亲说，我养了你们姊妹几个，总不能老住你这。
在我的感觉里，儿子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些都是母亲的借口。我想，母亲最主要的心思，是担心自己年龄大，怕自己将来动不了，回不了老家。其实，我和母亲担心的是一个问题，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我担心母亲年龄大，一个人住在老家我很不放心，毕竟是八十多岁的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去年春节，母亲就得了脑出血，幸亏治疗及时，没有留下后遗症。如果母亲回去跟着姐姐住，我相对要放心一些。但母亲敏感而要强，一辈子不看别人脸色，她说回去还要一个人住，谁家也不跟。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母亲回老家。
母亲看拗不过我，便借口说，南坡上四爷留下的那几棵柿树没有人管。我对母亲说，坡上那几棵柿树也值不了几个钱，现在砍了怪可惜的，我叔家的门又正好对着那几棵树，很好看管，还不如送给我叔家。
我本来想，母亲和我叔生了几十年的气，当初因为一架破织布机闹得鸡犬不宁，母亲肯定不会同意，没有想到母亲竟然欣然同意。这让我很高兴，就像心中有块石头，如今终于落了地。
母亲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心中也开始释然了。
2008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