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户。雨水从屋顶上刷刷地往下流。劲风阵阵，吹得花园里的樱桃树东摇西晃，树枝不时碰在窗玻璃上。冬妮亚已不止一次抬起头来，凝神谛听是否有人敲窗。当她明白是风在捣乱之后，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风雨声搅得她无心再写，惆怅袭上了心头。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几张写得满满的信纸。她写完最后一页，裹紧了披巾，拿起刚写好的信，重读了一遍。
亲爱的塔妮亚：
碰巧我父亲的助手要去基辅，正好请他把这封信带给你。
你已经知道，父亲不同意我再去基辅。我只好在本地的中学念七年级了。我很想念朋友们，尤其是你。我在这里一个朋友也没有。周围大多是些庸俗乏味的男孩和土里土气却又目空一切的傻女孩。
前几封信里，我跟你谈到过保夫鲁沙。塔妮亚，我原以为我对这个小锅炉工的感情不过是年轻人的逢场作戏而已。生活中昙花一现的恋情随处可见。可我想错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是的，我们两人都很年轻，加起来只有三十三岁。但是，这里面却有一种更为严肃的东西。我不知道该叫什么，不过这绝不是逢场作戏。
如今，在这阴雨连绵、遍地泥泞的深秋时节，在这个寂寞无聊的小城里，我对这个肮脏的小火夫的突发之情竟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装点着单调乏味的生活。
我本是个不守本分，有时甚至还很任性的小女孩，总想在生活中寻找某种不同寻常、光彩夺目的东西。我从这样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这些小说常常触发你对生活的奇想，促使你去追求一种更为绚丽、更为充实的生活，而不满足于周围圈子里绝大多数女性所习惯的那种令人厌恶腻烦、千篇一律的灰暗生活。正是在对这种不同寻常、光彩夺目的追求中，我产生了对保尔的感情。在我熟悉的年轻人中，没有一个具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那样明确无误而又独特不凡的生活见解。而我们之间的友谊本身也非同一般。正是因为追求光彩夺目，也因为我异常任性地要“考验考验”他，有一次我差点让他送了命。这事至今回想起来，都令我觉得非常惭愧。
这是夏末的事。我跟保尔来到湖边的悬崖上，这是我十分喜爱的地方。真是鬼迷心窍，我竟忍不住想再考验他一下。那座悬崖十分陡峭，这你是知道的，去年夏天我领你去过，足足有五俄丈高。我简直疯了，竟然对他说：
“你敢从这儿跳下去吗，谅你也不敢。”
他朝下面的湖水看了看，摇摇头说：
“活见鬼！干吗？难道我不要命了？谁活得不耐烦，让他去跳就是了。”
他以为我的挑逗是开玩笑。可我呢，虽然多次亲眼看到他表现得很勇敢，有时甚至天不怕地不怕，此时此刻我却认为他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做出真正大无畏的举动；他敢做的，顶多也就是打个架、冒险偷支枪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事。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糟糕，叫我今后再也不敢如此任性胡来了。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他那么勇敢，只是想试试他是否真有胆量跳悬崖，不过我并不强迫他这样做。当时我简直着了迷，为了进一步激他，又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他确实勇敢过人，又希望博得我的爱情，那就跳下去；跳过之后，他就可以得到我。
塔妮亚，我现在深刻地意识到，这太过分了。他对我的建议惊诧不已，向我凝视了片刻。我还没来得及站起来，他已经猛地甩掉脚上的鞋子，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我吓得尖叫起来，可一切都晚了——他那挺直的身躯向水面飞落下去。短短的三秒钟，对我来说却长得似乎没有尽头。当水面激起的巨大浪花瞬间把他吞没的时候，我害怕极了，顾不得滑下悬崖的危险，忧心如焚地俯视着水面上一圈圈扩散开的波纹。经过了一段仿佛无尽的等待之后，水面上终于露出了那个可亲可爱的黑色的头。我禁不住放声大哭，迅速奔向通往湖边的小路。
我知道，他跳崖并不是为了得到我，我许下的愿至今没有偿还，他是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类考验。
树枝不时地敲击着窗户，不让我再写下去。今天我的情绪一点也不好，塔妮亚。等你的回信。
爱你的冬妮亚
1918年11月29日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了乌克兰。拿起武器的人越来越多，而每一场战斗都产生了新的战士。市民们过惯的安逸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
风雪漫天飞舞，隆隆炮声震撼着那些破旧的小屋，市民们蜷缩在地窖的墙根，或是躲进自家挖的避弹壕里。彼得留拉手下各式各样的匪帮在全省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有大大小小的头目，有形形色色的派别，什么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以及其他无数的名目。
在那动乱的一九一九年四月，吓得失魂落魄的小市民早上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推开小屋的窗户，焦虑不安地问比他起得早的邻居：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城里哪一派掌权？”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裤带，一边东张西望，惊恐地回答：
“不知道啊，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昨夜开进来一些队伍。等着瞧吧。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准是彼得留拉的手下，要是口称‘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立刻明白了。这不，我正在看呢，到底该挂谁的像，可别弄错了，惹出是非。您知道吧，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因为没弄清楚，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肖像挂了出去。偏巧有三个人冲进他家，原来是彼得留拉的部下。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一把抓住屋主人。好家伙，一口气抽了他二十鞭子，一边抽一边骂：‘狗崽子，一看你的嘴脸就知道是个共产党，我们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格拉西姆竭力分辩，大声哭喊，均无济于事。”
正说着，他俩看见一队武装人员沿着公路走来，赶紧关上窗户藏了起来。天下不太平啊！……
目前小城的主人是戈卢勃上校，他是外第聂伯师团的“荣誉和骄傲”。尽管四月的太阳已经暖烘烘的了，他却依旧披着高加索毡斗篷，戴着扎波罗什哥萨克的红顶羔皮帽，里边穿着切尔克斯长袍。
半小时后，城里开始了一场正式的战斗。爆竹般的步枪手枪声夹杂着嗒嗒的机枪声，撕破了黑夜的寂静。小市民们吓得晕头转向，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跳出来，紧贴着窗户向外张望。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抬起头，侧耳倾听。对，他没有听错，是在打枪。于是急忙跳下床，鼻子紧贴在窗玻璃上，就这样站了一会儿。毫无疑问：城里在开战。
必须赶紧把谢甫琴科肖像下面的小旗扯下来。让红军看到彼得留拉的小旗，准得遭殃。挂谢甫琴科的肖像倒无妨，红军白军都尊敬他。塔拉斯·谢甫琴科真是个好人，挂他的肖像用不着提心吊胆，谁来了都不会说三道四。旗子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他阿夫托诺姆可不是傻瓜，不是像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那样的糊涂虫。既然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何必冒险挂列宁的像？
他逐一扯下小旗。可钉子钉得太紧了，他猛一使劲，身子失去平衡，“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老婆被响声惊醒，一骨碌爬了起来……
“你怎么搞的？老东西，疯啦？”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骶骨撞在地板上，摔得生疼，冲着老婆大叫：
“你就知道睡觉。即使上天国也会让你睡过了头。城里出了天大的事，可你依旧睡个没完。挂旗是我的事，扯旗也是我的事，你倒好，啥也不管。”
唾沫星子喷到老婆的脸上。她拉过被子蒙住头，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只听见她闷声闷气地嘟囔了一句：
“白痴！”
枪声逐渐稀疏，回声仍然像锤击似的敲打着窗户。城郊的蒸汽机磨坊附近，一挺机枪狗叫似的时断时续地响着。
将要虐杀犹太人的消息在小城里悄悄流传。这风声也传到了位于肮脏河岸上的犹太居住区，这是一些低矮简陋、窗户歪斜的小屋。穷苦的犹太人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挤住在这些被称为住屋的火柴盒子里。
浩劫从一大清早就开始了。没有人起来反抗。匪兵们冲进那些矮小的房子，找遍角角落落，然后满载而去，留下的只是一堆堆破烂衣物和枕头、靠垫被撕裂后散落的绒毛。第一天白天只有两个牺牲者——丽娃和她的父亲，但是随后到来的黑夜却带来了难以逃避的死亡。
傍晚，这群豺狼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彼得留拉匪徒们一个个晕乎乎的，只等着黑夜降临。黑夜使他们可以放开手脚，黑暗更便于他们杀人。就是豺狼也喜欢黑夜，因为豺狼也专门袭击不能逃脱的人。许多人永远不能忘记这可怕的三天两夜。在这血腥的日子里，无数生灵遭涂炭、被毁灭，无数青年白了头，无数人流干了泪！谁又能说，那些幸存的人们比死者幸福些呢？他们忍受着难以洗刷的羞耻与侮辱，忍受着无法言喻的心痛和永远失去亲人的哀伤。一些受尽折磨、遍体鳞伤的少女的尸体，双手痉挛地向后伸着，毫无知觉地蜷缩着躺在小巷里。
只有在小河旁边的小屋里，当这些豺狼扑向铁匠纳乌姆年轻的妻子萨拉的时候，才遭遇了强烈的抵抗。这位二十四岁的大力士铁匠，抡铁锤练就了一身的肌肉，充溢着旺盛的精力，他绝不愿让自己的妻子受辱。小屋子里的格斗凶猛而短促，两个匪徒的脑袋被砸得像烂西瓜一样。怒火燃烧的纳乌姆是可怕的，他狂怒地扞卫着自己和妻子两个人的生命。那些感到危险的戈卢勃匪徒们蜂拥而来，于是河边响起密集而长久的扫射声。在纳乌姆的子弹快要用完的时候，他用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了妻子，然后端着刺刀冲出去拼命。但是刚刚走下屋外的第一级石阶，就被雨点儿一样的枪弹射中，他那沉重的身躯轰然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