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夫的这匹马，我想是世界上最懒的马了。它一直耷拉着脑袋，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蹭着，仿佛它喜欢让那些收包裹的人久久地等着似的。我真的有一种幻觉，有时候仿佛听到它为这一念头发出轻轻的暗笑声，但是脚夫却说，它只是患了咳嗽病。
我们往小路上拐了好几次，为了把一副床架送交一家酒馆，又花了很长时间，另外还去了几个地方，闹得我都厌烦透了：后来终于看到亚茅斯了，我才又高兴起来。
我们终于来到了亚茅斯的街上（这种街道我感到相当陌生），鱼腥味、沥青味、麻絮味和焦油味扑鼻而来，只见水手们在到处走动，叮当作响的车子在石铺路上来来往往，这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于是我对佩格蒂说了我的想法，她听了很高兴，非常满意，并且告诉我，大家都知道，亚茅斯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了。
“瞧，我家的汉姆在这儿哪！”佩格蒂叫了起来，“长得都不认得了！”
没错，汉姆正在酒馆里等着我们，他像个老相识似的，问我一路可好。
汉姆把我放到背上，腋下夹着我们的一只小箱子，佩格蒂则提着我们的另一只小箱子。我们穿过了几条撒有碎木片和堆有小沙堆的小巷，经过了几家煤气厂、制缆厂、小船厂、大船厂、拆船厂、堵船缝厂、船具厂、铁匠铺，以及许多类似这样的地方，最后终于来到了我打远处就已看到的那片单调的荒滩。这时汉姆说“大卫少爷，那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我朝那片荒滩的四面八方看去，尽量往远处看，一直看到海、看到河，可是我什么房子也没看见。在不远处，有一只黑乎乎的驳船，或者是别的什么旧船，倒扣在稍高处的干燥地面上，上面伸出一个铁漏斗似的东西，当做烟囱，正在舒畅地冒着烟。可是除此之外，我再也看不到有任何可以住人的地方。
“不会是那个吧？”我说，“那个像船一样的东西？”
“正是那个，大卫少爷。”汉姆回答说。
这船屋里干净得让人喜爱，要多整齐有多整齐。里面有一张桌子，一只荷兰钟，一个带抽屉的木柜，柜子上搁有一只茶盘，茶盘上绘着一个拿阳伞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军人模样的小孩在散步，那小孩正在滚铁环。
这都是我进门后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按我的理论，这是孩子的特点——接着佩格蒂打开一扇小门，让我看了我的卧室。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最让人喜欢的卧室了——它位于船尾，有一个小小的窗子，这原本是伸出船舵的地方。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镜框上镶着牡蛎壳，镜子挂的高度正好适合我。房里有一张小床，刚好够我睡。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只蓝色的大杯子，里面插着一束海草。
来时，我们受到了一位系着白围裙的很有礼貌的妇女的迎接。当我还在汉姆背上，离船尾大约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时，我就看见她立在门口，朝我们屈膝行礼了。跟她一样行礼的，还有一个戴串蓝珠子项圈的挺美的小姑娘。后来，进来一个毛发浓密、满脸和气的汉子。因为他管佩格蒂叫“小妞”，还在她脸上来了一个亲热的响吻，从她对他的一般礼数来看，我断定这人一定是她的哥哥。果然是这样——佩格蒂对我介绍说，他就是这一家的主人佩格蒂先生。
“见到你很高兴，少爷，”佩格蒂先生说，“你会觉得我们粗鲁，少爷，不过你也会发现我们还是挺爽快的。”
我向他道了谢，同时回答说：“我相信，在这样一个让人喜欢的地方，我一定会很快活的。”
直到睡觉的时候，到了我自己那间小小的卧室中，在没有外人在场时，佩格蒂才告诉我说，汉姆是佩格蒂先生的侄子，小艾米莉是他的外甥女儿，他们都从小就父母双亡，无衣无食，佩格蒂先生相继收养了他们；
葛米治太太的丈夫和佩格蒂先生曾在一起搭伴捕鱼，最后死于穷困潦倒。佩格蒂说，佩格蒂先生自己也是个穷人，可是心地好得像金子，纯得像钢——这都是她打的比方。
那天夜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几乎是晨光刚一照到我房内镶有牡蛎壳的镜框上，我就起了床，跟小艾米莉一起跑出门外，到海滩上拾小石子玩了。
“我想，佩格蒂先生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人吧？”
“好！”艾米莉说，“要是我有一天做上阔太太，我一定要给他一件有钻石纽扣的天蓝色外套，一条紫花布的长裤，一件红色天鹅绒的背心，一顶卷边三角帽，一只大金表，一只银烟斗，外加一箱钱。”
在说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小艾米莉停下脚步，仰望天空，仿佛这些东西是一种光辉的幻景。我们重又朝前走去，捡拾着贝壳和小石子。
“你想当一个阔太太吗？”我问道。
艾米莉看着我，笑着点了点头，意思是说“是的”。
我们总是相亲相爱地在亚茅斯那片凄迷苍凉的海滩上，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闲逛。日子由着我们消遣，仿佛时光自己也还没有长大，也是一个小孩，成天玩个不歇。我告诉艾米莉说，我非常喜欢她，她要是不承认她也非常喜欢我，那我就只好拿刀子自杀。她说她也非常喜欢我。我完全相信，她的确是非常喜欢我的。
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告别佩格蒂先生和葛米治太太，我还能忍受，可是跟小艾米莉分离，我内心的痛楚，真是如同刀扎。我们手挽着手一起走到车夫落脚的酒馆，路上我答应一定写信给她（我后来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信中用了比通常手写出租招贴还要大的字）。我们分别时心中都非常难过；
在我的一生中，如果说心中有过空虚失落的话，那一天就有过这么一次。
回到家里，门开了，我半笑半哭，怀着高兴激动的心情，心想见到的一定是我的母亲。可是不是她，而是一个陌生的仆人。
“这是怎么回事，佩格蒂！”我懊丧地问道，“我妈还没回来？”
“不，不，大卫少爷，”佩格蒂说，“她已经回来了。等一下，大卫少爷，我有——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佩格蒂！”我非常吃惊地说，“出了什么事啦？”
“大卫少爷，”佩格蒂用一只颤抖的手解开帽带，一面上气不接下气似的说，“你猜是怎么回事？你有了一个爸爸了！”
我听了这话立刻全身颤抖，脸色变得煞白。一种跟教堂墓地的坟墓和死人复活有关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或者是怎么回事——仿佛像一股毒风似的，扑到我的身上。
“一个新爸爸。”佩格蒂说。
“一个新爸爸？”我重复说。
佩格蒂喘了一口气，仿佛在吞咽什么很硬的东西，接着伸出手来说“来，去见他。”
“我不要见他。”
“——还有你的妈妈呢。”佩格蒂说。
我不再向后退缩了，我们径直来到那间最好的客厅，到了那儿，她就留下我走了。壁炉的一边，坐着我的母亲；
另一边，坐着谋得斯通先生。我的母亲急忙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站起身来，但我觉得她显得畏畏缩缩的。
“哦，克莱拉，亲爱的，”谋得斯通先生说，“要镇静！克制住自己，永远要克制自己！大卫，孩子，你好吗？”
我伸出手跟他握了握。跟着，犹豫了一会儿后，我便过去吻我的母亲。她也吻了我，还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随后坐下来继续做针线活。我不敢看她，也不敢看谋得斯通先生，因为我非常明白，他正在看着我们母子俩哩。于是我便转向窗口，朝外面看去，只见那儿有几株小灌木，在寒风中垂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