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悼文
纪念李若冰同志
李若冰同志是我一向敬重的忠诚的人民作家和优秀的文化工作组织家。
作为作家的李若冰同志，是新中国文学中具有开创意义的“石油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始终满怀激情地描绘和讴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建设新中国的英雄业绩和崇高品质的一位独具异彩的散文大家。
在我心目中，他的名字是和柳青、杜鹏程、胡采、王汶石、魏钢燄等同志连在一起的。他们是从延安时期走来的陕西作家群中杰出的代表，是新中国文学星空中的灿烂星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移易的重要位置。他们以各种文学形式创作的具有史诗性、开创性的经典之作和诸多名篇佳构，是社会主义文学宝库中的系列珍品，是在几代广大读者心中闪耀着不熄光芒的精神财富。
在他们相继离世后的今天，深切地怀念他们，继续深入地阅读、研究和学习他们，是有现实意义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并会继续证明：对历史虚无主义说“不”，发扬并发展革命文学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必定会对促进新时期文学的健康发展、对加强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怀念若冰
牟玲生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战士、陕西作家群的主将、新中国石油文学的奠基人、新时期陕西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者李若冰同志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每当和同志们回忆起他对陕西文学艺术工作和石油文学的贡献，心中都感到由衷地钦佩。
若冰同志去世后，我前去吊唁，大厅里摆满了花圈，墙上挂满了悼念他的挽幛，全国和省上不少文艺工作者用挽联和诗词悼念他。那气氛、那激情、那情切意真散发着墨香的文词，寄予了大家对他的无限怀念之情，也记述了他毕生走过的革命历程和艺术轨迹。其中有一幅我印象最深：
云阳泾阳延安西安柴达木塔里木辉煌一生著作等身；战士诗人作家长者革命家文艺家高山仰止风范长存。
若冰幼年时期，孤苦伶仃，艰难度日，加上后来革命战争烈火的锤炼，造就了他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他早在1938年就奔赴延安，成为一名革命文艺工作者。解放后他被选派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之后，一头扎进茫茫的柴达木、塔里木，满腔热忱地讴歌新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写出了在全国有影响的《柴达木手记》《塔里木书简》等作品。我认识若冰同志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同在临潼县一个公社参加省委关于农村社教的试点。那时，若冰和杜鹏程、魏钢燄一起负责一个生产队的试点工作，体验生活。我在团部工作，常去他们那个村子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我见他们经常扛着锄头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或者走家串户，同群众促膝谈心，问寒问暖，他的身后常常留下一串爽朗的笑声。那时，若冰同志还不到四十岁，在全国文学界已经很有名气了。他为人随和，平易近人，充满朝气，丝毫没有作家的架子。他的一言一行就像他“沙驼铃”的笔名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行进在生活的大漠中。在那个万马齐喑，全国只能读一本书、唱一首歌的年代，他同几位艺术界的朋友勇敢地整理、改编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五首陕北民歌，唱响了三秦大地，以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新时期以来，若冰同志先后担任过省委宣传副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省作协党组书记、省文联主席等职，我们在工作上多有交往。有关文化艺术工作方面的事情，我也常常同他商讨，他总是满腔热忱，知无不言。我切身感受到，他为陕西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日夜操劳，受到文艺界的广泛尊重和爱戴。这一时期，从陕西走出去的优秀影视、剧目，如《西安事变》《千古一帝》《仿唐乐舞》等，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他特别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即使那些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他都给以热情关注。他在百忙中，为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作序。近几年，陕西宋庆龄基金会举办了几次大型少儿书画展，若冰同志都应邀前来观看，而且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并发表了对这些儿童书画作品的评论。言谈举止中，体现了一位作家、艺术家对祖国未来花朵的殷切厚望以及对他们关怀包容的广阔胸怀。
若冰同志远行了，但他却将一大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留给我们。我以为，他在文学艺术事业上的贡献，是和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同志齐名的。他们都是从延安时期走来的陕西作家群中的杰出代表，是新中国文学星空中的灿烂星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移易的重要位置。他们以各种文学形式创作的具有史诗性、开创性的经典之作和诸多名篇，是社会主义文学宝库中的系列珍品，是在几代广大读者心中闪耀着不熄光芒的精神财富。
若冰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系原陕西省委副书记）
追怀若冰老人
若冰先生与我，几十年中亦师亦友，当看见他静静地躺在三兆吊唁大厅的花丛中，面对他曾经热切爱恋过、艺术表达过的这个世界，而无睹无言无思，一股泪水从心头沁出，濡湿了我的眼眶。原来生命是这般脆弱，即如若冰这样的坚强者，也终于被疾病击倒！
他是怎样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人！
记得前几年“李若冰文学生涯60周年研讨会”之后的一两天，我与若冰驱车去参加一个会议，路上不知怎么说起能否再策划一次西部之旅的事，气氛便热烈起来。他写了一辈子西部，我近年亦研究西部文化，都是西部忠诚的子民。司机同志也很热衷，建议最好开汽车跑，贴着大地，边走边看。我说：
“李老，一定跑这一趟，算是告别西部吧……”他拦住我的话：“为什么是告别？西部以后不跑了？”我怔了一下，兀地懂得了，对他来说，跋涉就是生命本身，西部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
读若冰的散文，接触若冰这个人，常常能十分具体地感觉到他心中的三情结——生命还乡情结、永恒跋涉情结、理想追求情结。这三个情结像种子播在心田中，像根扎在血管里，每到春天就要萌动，就要发芽，最后构成一次次生命行动，绿一回，又绿一回。永不止息的对人生、对世界的了解欲望和探求冲动，永不止息的心灵躁动和感情波澜，是作家创造生命的力源，也是形成作家各方面质地的土壤。以此故，若冰创作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从这三个情结中得到解读。
生命还乡情结
若冰出生贫农家庭，因弟兄多，襁褓中被卖给杜家，终身未见过生身父亲，成年后在生母身边只待过一个月。而养父母的早逝，又一次使他没有了亲情和家庭。12岁在集镇看延安儿童抗战剧团（即“孩子剧团”）的演出，被这个团体家庭般的温暖所吸引，便离家随团到各地演出，从此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来到了延安这个大家庭中。童年时代这种离家——无家——归家的经历，成为若冰生命中一个永恒的情结，寻找家园的情结，生命还乡的情结。
若冰找到革命大家庭之后，由于这个家正处在一种历史性的动荡之中，这个家中的所有成员，当时正在把自己的祖国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后来又忙着建设这个千疮百孔的家园，他一直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家”中。离家既然往往是生命的常态，归家也就一直是心灵的渴望。若冰在精神上处于一轮又一轮离家——归家的漩涡中。虽然在每个时期、每个漩涡段，离家与归家的性质和内容都不断变异，但生命还乡的情欲冲动则始终牵动着他的创作，成为他建国十七年间许多作品隐在的心态。
若冰一有空便跑两个地方——陕北的沟沟峁峁和西部的油井队，不为别的，就为这是他心灵的两个家园。前者是收容他个人、解放他祖国的家园，后者弘扬他生命、建设他祖国的家园。他的小家是那个大家营造的，他为着爱那个大家而不断地和小家离别。
生命返乡欲望不断地得到满足，旋即又在新的离家中变成大漠中的海市蜃楼。他不能停止，又再度投入新的还乡追寻。
显然，这是一种与农业文明、土地文明、村社宗法文明大相径庭的心态和追求。一个不停打破既在之家、既在之“乡”的人，本质上属于现代，具有现代文化哲理的内在特征。
这个带有“彼岸”色彩的家，经过精神蒸馏和喻态象征后的家，永远是若冰心头可望不可及，可及不可留的温馨。
永恒跋涉的情结
若冰一生都在行走，都在跋涉，都在旅途上。他七进柴达木，无数次去陕北，童年在走，青年在走，老了，还停不下来。他用脚步丈量大地。脚印是他生命的印章，盖满了西部的原野和山川大漠。他的作品，《旅途集》《红色的道路》《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塔里木书简》和《神泉日出》等都是写于旅途中的手记、书简和山川世事人物的见闻感受，都可以放在“跋涉者手记”这个总题目下面。在运动中生存，写运动着的生存，礼赞运动激发的生命，构成若冰创作鲜明的特色。在这个特色中，同样含蕴着现代生存哲学的深刻内容。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静态生存，和在这种生存中化育出来的静态生存意识、生存观，是千百年农耕文明的产物。在不息地运动、选择、竞争、拼搏中，追寻新的生存境界和生命意义，本质上属于走出土地的现代人（包括现代革命人）的人生意义，属于现代动态生存状态和动态生存观。若冰虽然出生于关中这块农业文明渊薮之地的农家，却从小没有进入真正意义的家，少年即走出土地，此后跋涉终身。动态生存观对他势在必然。
生命源于运动，生命在强健和发展，生命的美丽也源于运动。用生命去实践、用艺术去表现动态的生命之力、动态的生命之美，是若冰的大幸福。动态生存意味着生命与原有生存环境一次又一次的剥离，其中必有艰难，必有痛苦，更多的却是从中化育了生存应变的各种智慧和力量——化育出勇于告别熟悉，勇于迎接陌生、转换陌生为熟悉的强健心理和能力；化育出在选择中竞争、在竞争中建构的心理和能力；化育出冲决个体内心孤独，走向群体社会实践的心理和能力；化育出在生命运动中建立开放性文化和思维结构、进行多维智慧杂交的能力；也化育出不满既在状态、苦恋将在状态的文化心理，和将目标动态化，将结果过程化的社会能力。目的地（“家”）不是没有，但那是驼峰，是马背，是路，是永远在变换、永远可以看见、永远达不到的地平线，是一个移动着的、永远前置的坐标。
传统人的归宿是“在家里”，现代人的归宿则是“在路上”。这就是若冰跋涉者形象和跋涉者散文在过去的前卫意义，在当下的现代色彩。
理想追寻的情结
若冰的散文从描写内容到表达方式都很朴实，状物写人、叙事抒情切切实实、少有华饰，使你感到一种长河大漠、山湖草原的沉厚和质感。如若因此认为若冰的散文没有形而上的内涵和理想的追求，那就十分肤浅了。
在若冰的散文中，你时时能感到他追求的那个美好境界和理想王国。他对这种境界的表达，有时散散漫漫，从字里行间探出头来，像草原上的小花，这里那里露出笑靥。更多的时候，是那种执著地、明朗地笑容在大面积铺展，一如漫天的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
若冰理想的生命风景由下列这些要素构成：
一是希望能为崇高的生活理想献身。或者在血与火中奋斗，或是在和平宁静中劳动、建设、创造。从他早年投奔革命，到后来几十年如一日去写西部的、黄土地的建设者，都能感到作家对这样一种人生境界的痴情。
二是希望社会和人生充满真善美。若冰笔下展示的都是真景真人，真情真态。真景（生存环境）陶冶、锻造真人，真人衍生真情真态。他笔下出现的都是“好人”，都是人性美善的一面。都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的美善同构的一面。作家很少写、也许是有意回避写人世的庸俗、虚伪和丑恶。他写过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拼搏，却几乎不去写横向的、消耗生命的人际斗争（包括那些被无端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他的理想王国中看不到生命和事业的减法和除法，全是生命和事业的加法和乘法。他对世上纵向的、向前奔突的奋争和创造，有着永不衰减的表现热情。“真善美”和“建设”，是他永恒的主题，“破坏”与他无缘。
和五、六十年代一些作家大不一样，若冰很少描写那个特定时代大量存在着的政治斗争生活和经常在“左”和右之间摇摆的各类政治性人物、政治性价值坐标和内心感情。反右斗争时，知识分子正被资产阶级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却一如既往反映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在开拓建设大西北中的作用，而且把他们的形象写得那么可敬可爱。他总是以充满感情的笔墨去写艰苦创业第一线的体力脑力劳动者。四十年后来读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闪烁的劳动的人格魅力和人情之美仍然那么鲜活动人。三是希望人类和大自然亲如一家，世界有个好的生态，人类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幼时因亲情的失缺，若冰就喜欢泡在山野间，在和自然的亲近、对话中，温暖那颗被冷落的心。后来，这位跋涉者的大部分生涯都在大自然，特别是西部原野中伸展、舒张。投身大自然的热切，离别大自然的怅惘，天文、地文、生文、人文的暗通和对应，成为他作品的一道异彩，令人心旷神怡，也叫人怦然心动。
由以革命改造国家的理想，到以劳动建设社会的理想，再到自然涵养生命的理想，若冰理想境界的这三重天，六十年来各有侧重却一以贯之，都是想着人民能活得更好，想着不断提高人类生存质量，这正是共产党人理想的题中之意。在他的散文中，很少有琐屑的个人欲求，很少有狭小时空内的小追求、小人物、小事件。他写的各方面内容，总是和人类进步的终极目标相关，总是和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相通，常常是这种终极目标、终极关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螺旋式发展，既有深沉的传统根基，又有强烈的现代色彩。
衰年变法翻新曲
若冰的散文，五、六十年代在读者中就广有影响，且史有定评。文学史家的论述大致是：他的散文、报告文学记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特别传递了开发建设大西北的信息。他长期和油田、矿山、盐湖、公路、铁路的建设者生活在一起，深切了解他们的生活志趣、思想情趣。在他的笔下，建设者的心灵陶冶的纯净、美丽、热烈而富有感情。他的艺术风格，有大戈壁的辽阔、粗犷，祁连山的严峻、雄浑，和柴达木的秀美、绚丽。这个概述很真实，也不失准确，但恕我斗胆说一句，似乎并没有将若冰散文的深层文化内涵点出来，也并没有将上述若冰创作中三个情结所含纳的现代色点出来。
若冰在年过古稀之后，创作又出现新的井喷。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联袂推出。这时的散文，常常让我惊异其面貌的新鲜和陌生。老作家衰年变法，表现出日新又新的活力。
分析几篇若冰的近作，可以更深的印证作家三个情结的现代性。
《紧贴着你的胸膛》写于他柴达木热土生活四十年之后。
四十年积压心中的柴达木的歌，“高亢激越豪放悠长，紧扣我脆弱的心扉，使我振奋使我浑身像火焰般燃烧，任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于是我被歌声所诱惑，便疾步走向远方。”文章开笔便进入热恋青年那种感情痉挛状态。千多字的散文，长句与短段穿插交错，形成文体上的奇诡反差。用繁复的长句，层叠的定语表现心中那前呼后拥的感情浪涛，又以频繁分切、急速闪回的短段从各个视角、各个层面抒发对梦魂牵绕的柴达木的眷爱。若冰恋酒，文章写得酒般醇厚、酒般浓烈、酒般热烈、酒般热辣，是他永恒跋涉情结发出的激情呼号，也是他理想追求情结的集中展示。
和以前写柴达木的作品比，明显的变化有两点：一是由主要瞄准生活客体的人物和景物，转而为主要瞄准创作主题的情景和心境；一是由主要描绘实在的生活，转向主要描绘心灵和感情。笔法由描绘转向抒发，由流畅的线描走向开合自如、一挥而就的涂抹。过去的文章也写感情，但主要是围绕人和事来写对象的感情和作者的感情，焦点在实在的生活画面上，感情则附丽其中，起一种展开、丰富人物的作用。现在，焦点转到创作主体的感情上，以情感逻辑打碎人物和事物固有的逻辑，梳理重组，出现了新风景。
另一篇新作《第一次见到母亲》也值得重视。作者的夫人、女作家贺抒玉对我感慨过：“这是他第一次写自己的母亲。”他以前大都写别人，写社会，在自身的命运和感情经历中开掘艺术矿藏较少。可能和作者童年缺少父母亲情、缺少亲人无间的交流有关，也可能和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有关，非但很少写自己，也不大谈自己。这篇文章中写到的终身未见过亲爸，二十多岁才第一次见到亲娘的辛酸经历，我是读文章才第一次知道。
文章当然也写了这次见面的具体的感情状态和心理反应，但又远远超出了记述散文常见的层次，有了三点重要变化：一是由特定环境中具体的感情描摹进入了人生大感情的表达和传递；二是由生活经历，通过人生感慨，进入了生命感慨；三是捕捉到了最能表达这种生活感悟的独特生活画面、生活细节，使心中的感慨、感悟成为可视的、能够更深感觉到的东西。无形的心情有了有形的画面来作传播渠道，作者的感情也就可能转化为读者的感动。文章的感情内容和表达形式在真切基础上得到深刻统一。
最重要的是，这篇散文提供了不少独特的感情和心理经验。它来自生命深处，具有难得的感情认识价值（注意：不是我们常说的生活认识价值），而且能够点燃读者深层共鸣。
阅读常有共鸣，但这种牵动你对生命作整体感悟的共鸣，实有罕有。譬如二十年后在村头见母亲，母亲不说话，只是用手揉搓他的头发，泪珠掉在他的面颊上。譬如他第一次喊妈，母亲眼中爆发出一种爱抚之光，“这种从母体深处放射出来的光芒”。譬如大小伙子第一次被母亲牵着手，走过村道，走进家门，母子双方那种幸福交融着悲凉、泪光伴和着笑容的复杂心态，那种多年孑然一身终于有了亲情依傍、几乎失望的思念终于接上血脉的复杂情绪，等等，都被描摹得那么真切、独特而具有传染性。文章所写的是亲历性素材，就作者来说，是对自我生命的一种发掘，对读者来说，则是对生命新感觉的一种发现，带有创造性意义。总体上，它是作者生命还乡的一次大宣泄、大奔涌。那种动人心魄的“归家”之情，谁都会为之动容。从近期作品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可以说，若冰的散文，经历了由主要写客体世界转向更多地写主体世界；由主要写包蕴在客体生活的感情内容，转向更多的表现主体感情；由主要关注社会进程、生活感受，转向更多地关注生命感悟这样一个新变过程。
终身奉献的“沙驼铃”
若冰将整个生命献给了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事业。这种全部生命无保留的奉献，这种奉献中的崇高、真诚、执著，使我们这些他身边的同志无不生出一份敬意。
对于若冰在文艺岗位上的六十多个春秋，我想用三句话来归纳，这便是：三个时代，两个领域，一条路子。
三个时代——若冰是我们省乃至我们国家少有的纵贯三个时代的著名作家。他在延安时代参加革命，一开始在杨醉乡的孩子剧团，30年代末揭开了他艺术生涯的序幕。建国后的5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佳作迭出，成为新中国最早、最知名的反映大西北建设、反映石油工人生活的几名作家之一。可以说，他和李季，是写石油人的领衔主演。“文革”一度中断了写作，寒冷还未过去，便又踏上旅途，跋涉于陕北高原，拿出了《神泉日出》。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的老作家因为年事已高，新作减少，若冰的创作生命却出现了第三次井喷，他收拾行囊重返柴达木，再去塔里木，写出了和50年代《柴达木手记》堪称姐妹篇的《塔里木书简》。他的勤奋，他的激情，他的才气，一如年轻的时候。他说：“我简直不感觉自己老了。”一个作家，在动荡的、多难的、大幅度发展变异的六十年中，创作生命始终旺盛，何等不易，何等可贵。
两个领域——若冰是著名全国的文学家，又是我省文艺界的领导者、组织者，著名的文艺活动家。他在创作大量作品的同时，先后在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担任领导工作达三十余年，参与了几个历史时期文化行政和文艺事业的组织领导，为陕西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至今在全省各地都还能听到若冰狠抓文化建设、狠抓创作活动的口碑。行政组织需要团结人、为大家服务，用的是求同思维；创作需要张扬个性，和别人区别开来，用的是求异思维。若冰在两种思维、两套方法中自由转换，在两个领域、两条战线上自如游弋，两块地里的庄稼都长势良好，收成丰硕。同样的人生长度，却取得了双倍的人生果实，他的生命是高质量的，当然也肯定是高负荷的，这又何等不易、何等可敬。
一条路子——这里是由宝塔山一直走到新时代的为人民、为社会、为祖国未来而劳作的路子。他一心一意深入时代生活。当战士、当勘探大队长，当县委书记，在生活的深处把时代的精神美提炼出来，把人民的心灵美表现出来。他的艺术长青，是因为时代和人民的精神长青。他一步不停地反映第一线劳动者的生活。写石油工人、写老区群众，写战壕里的战士、最基层的干部和采油塔下的知识分子。晚年也写自己的身世，写母亲，而他和他的母亲也正是泾渭平原上的苦焦百姓。他一门心思培养文艺新人。特别是80年代以来，培养跨时代文艺新人，扶植和奖励青年文艺家，几乎是若冰年年要说的话题，年年要做的工作。他在省文联主持了全省青年文艺创作会，主持了五届全省青年文艺评奖。这些年他还为省内外一百多位中青年作家诗人、艺术家写了序言，出版了《满目绿树红花》《李若冰序文集》。2004年初出版的《李若冰文集》第四卷就是部分序文的结集。他不仅是一位知名的散文家、文艺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而且也是一位热心扶持文艺人才的评论家。他总是用笑眯眯的目光，注视着正在成长的年轻人。这又何等不易，何等可亲。
若冰给自己起过一个笔名，叫“沙驼铃”。这位不息的跋涉者，一生都在旅途上。他在人生的和艺术的跋涉中，不断走出自我的局限，走出时代的局限，走进一个又一个阳光地带。在纪念他文学生涯六十年时，我拟过一联相赠，曰：“长河大漠沙驼铃，山湖草原莹若冰。”在他驾鹤西归之后，我又拟过一联相挽，曰：
“神泉日出三秦艺苑赖斯人耀中天，沙驼铃响西部文坛因此笔传广宇”，算是对若冰先生一生挂一漏万的感受。
哭李若冰老
李老的最后十年，除了贺老师，除了他的几个孩子以外，平日打搅最多的，或者说最亲近的，就是我们编辑部的这些人了。文联给李老的办公室，李老不去坐，他把办公桌搬到了《新大陆》的大办公室里。每到礼拜一，李老早早地就来了，然后坐在办公桌前，脸朝大门，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每一个人走进来。文联有些事情，李老都可以马马虎虎，不愿多问，但是《新大陆》就是李老的命根子，他把心都刻在这个刊物上了，因为李老这一生，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亲手创办一个刊物，为繁荣祖国的文艺，培养一批文学新人出点力。如今，在李老大行之后，我才突然明白，他是预感到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把最后一点力量，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
李老神志清醒的时候，我领着薄厚、君峰去看他。病床上的李老，第一句话就问《新大陆》的事。我对李老说：“很好！很好！一切都好！”我说，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养病，你老的健康长寿就是咱们陕西文学界的福分，就是我们这些学生们的福分。薄厚和君峰把《新大陆》存在的困难给李老说，李老在病床上躺不住了，挣扎着坐起来，见状，我把他俩的话打断了，我说：“你们都四十往上五十大几的人了，该独当一面了，有了困难自己解决，不要老让李老操心！”
再一次我们去看李老的时候，李老已经平静地躺在了那里，他的脸色像病床上的床单那样白，呼吸器象征性地还戴着。据贺老师讲，他的大脑已经停止了思想。
再一次去医院，就是将李老的遗体，从医院病房往三兆去送。
我对薄厚、君峰说，李老平日，对咱们最好，尤其对你们两个好，你们到医院来，咱们再送老人家一程。文联要开关于李老治丧活动安排会，这样君峰留下来开会，我则和薄厚一起，随着李老的几个孩子，走了最后一程路。
送到殡仪室以后，走的时候，我们的车突然熄火了，怎么打也打不着。这是天意，我对薄厚说，李老想叫咱们几个老部下，再陪一陪他。这样，我们坐在那里，又呆了大半个小时，直到王卫把车修好。
李老告别仪式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又最后看过一次。打开棺椁，剥去包着的白布，李老神色安详地躺在那里。那一刻我俯下身子，抱住他的头，让李珩为我拍下这最后的纪念。在那一刻我哭了。而在此刻，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又双目潮湿。
最后一次，是在告别仪式结束，火化以后，我们抱着李老的骨灰盒，将它安放在革命烈士陵园里。我对和谷、薄厚说，咱们这几个老部下，最后送李老一程。然后，我们从李老孩子手中接过骨灰盒，每人抱着走了一段路。烈士陵园中我们为李老选下的居室的房号是100，这是李珩和李勇选定的，两个孩子说，父亲一生都在追求完美，追求圆满，追求十全十美，那么，就选个“100”吧。
最后，由我将骨灰盒放进这100号房间。“入土为安！老人家，你可以休息啦！”我鞠了个躬，说。
事后，在家属举行的答谢宴上，我对李勇说，这是我们这些学生所应该做的。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圆满我们自己。还有一句话，我当时没有说出，这话就是，十年前，李老将我从延安调下来时，那时我就为自己定了个任务，那就是，假若李老有一天大行时，我一定像一个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孝子”那样为他去送终。
李老走了，世界因此而感到空虚——至少我的世界空虚了许多。类似李老这样既经过延安革命大熔炉洗礼，具有一种强烈的战士激情，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人美德的文坛泰斗级人物，以后大约不再会有了。这是时代的产物。产生这种人物的那个令人怀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它要产生，会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
这十年来，我一直在李老的手下工作，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他的最大的优点是大包容，在他的宽阔的胸怀里包容一切。他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一种佛家的大慈大悲大关爱之心。我常常感慨地说，有些人来到这世界上，是为帮助别人而来的，比如李若冰。包括司机，包括门房，他常常想着问着帮助你。如果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他就会像孩子一样快乐。
我的思绪很乱。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因为去碰这一段沉重的感情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痛苦。这些天来，我已经在这篇文章旁边徘徊了很久，迟迟不敢走近它。直到今天，我才强使自己坐在桌前。
那么在以后的文章中，在我感情趋于平静之后，再细细地谈论我们的李老吧。在这里暂且让我用下面的三段话结束此文。
第一段是我在为奔丧而来的李老女婿所写的字幅上所说的话——若冰老走完辉煌的一生，他像中国西部一道雄伟的风景一样停驻在那里了，从而给后之来者以感召。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的人格魅力令所有的见过他的人着迷。他有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到晚年的时候，他日益走向中国古文化人的自我道德完善，成为一位贤人和圣人。
第二段是我为《文艺报》所写的《永远的柴达木，永远的李若冰》中的话——假若有一天，即使李若冰不在了，但是柴达木还在，塔里木还在，它们永远以一道最雄伟的风景，停驻在西边的天空下，向路经者讲述新中国第一代拓荒者的故事，讲述《柴达木手记》《塔里木书简》的作者李若冰的故事。
第三段是我应贺抒玉老师之约，为李老的灵堂撰写的挽联，上联是“云阳泾阳延安西安柴达木塔里木辉煌一生著作等身”；下联是“战士诗人长者泰斗革命家文艺家高山仰止风范长存”。
从若冰老身上所看到学到的
若冰老的溘然而去，使我一度陷入沉痛的人生思考当中。
鲜活的生命竟然如此脆弱，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竟然会嘎然而停，生动而富有英雄气概的音容笑貌竟然会成为一种印记和回想。在2004年底的省文联换届大会上，李老在主席台上还神采飞扬地向艺术家们挥手致意，还铿锵有力的问候代表们，并与之合影留念，怎么转瞬间就成了一位逝者的历史话题了？
与李老遗体告别仪式完毕后不久，我曾向他的战友和夫人，也是我们的文学前辈贺鸿钧老表示，一定要写点文字出来，作为我永久的思念。可是，几次坐下来拿起笔来，却不知从何处写起，撕了又写，写了又撕。因为，我要叙说的太多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往事反而愈来愈清晰，我与李老的距离仿佛也越来越近。李老身上所具有的品质与人格魅力在我的脑海中像物化的雕像一般定格了，我必须把这些“定格”还原为文字。
我对李老的最初印象始于他的一张穿着风衣的生活照。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我正在读初中。作为一个偏爱文学的中学生，在“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中，崇尚英雄是整个青年人的普通心理，对我而言，崇尚文学家就是崇尚英雄人物。我在不同的报刊杂志上看到过戴着眼镜、颇有风骨的柳青老的照片；看到过一头浓发、眼睛深邃而有亲情的杜鹏程老的照片；还有穿着老棉袄、一幅深沉但却和蔼可敬的王汶石老的照片；戴着鸭舌帽，围着大围巾的魏钢燄老的照片，他们都曾让我心动不已，仿佛除了领袖人物之处，就要数他们伟大了。尤其是看到若冰老身穿浅色风衣，风度翩翩，意气风发，目光凝视前方那种气宇轩昂的形象，简直把他视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而风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高级别致的装束。当年我就想，长大了，不论从事什么工作，我也要像李老一样，穿上一件风衣来显示自己的风度。后来，读到《柴达木手记》时，穿风衣的李老总是在眼前时隐时现。心里还在嘀咕：怪不得李老穿风衣，你看那火一般的《柴达木手记》的开头，写得多么有气势、有灵动、有激情、有诗意！不过，说真的，那时我给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却不是文学家，而是当一名驻外大使，或当一个驻某大国的特派首席记者。我相信人与人是有缘分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先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当干事，又给一位领导同志做秘书。恰巧那个时候，李老任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兼省文化厅厅长。和我从小崇敬的文学大家在一起工作，我感到了莫大的心理慰藉，也有了直接向李老学习请教的条件和机会。
处人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但遇到重大问题直言不讳，坚持己见，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是我开始接触李老后的深刻感受。那个时候，正值全国上下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各行各业都在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向前看是一条重要的工作指针。安徽凤阳县几位农民率先提出要求并实施农业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很快在全国引起震动，其影响不亚于当年的唐山大地震。由于几十年的“左”的东西的束缚和思想僵化，各省围绕推行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许多省份都大面积推广了。为数很少的几个省区仍在观望，陕西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的感觉是，当时省委宣传部在如何对此宣传的问题上是十分慎重的，原因是必须听省委的，和省委保持一致。慎重归慎重，讨论还是允许的。况且，报章上几乎天天有评价其他省份实行联产承包制的文章，也有关于农民重新得到土地后，如何精心经营，生产水平不断上升，农民打心里高兴的故事传播。记得有一次召开部务会（也叫部长办公会），黄植老主持。出席者有吴钢、方杰、张正路、聂景德、周忄享、林牧、李若冰等副部长。会议的内容是什么，我当时不得而知，但我不时被黄老叫或让我查找什么文件送达，所以有进会议室的机会。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好像还发生了争论。在我送一份打印材料进去时，正值若冰老发言，在简短的滞留时间中我听到他谈的不是文艺问题，而是搞不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事。他讲的几句话，至今我记得清楚，大致是：刚才的同志提出我省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上见事迟、行动迟缓，思想保守，甚至仍然僵化，还是“左”的束缚在作祟。我看这个意见是对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是空谈，而是要在行动上加以体现，现在许多省这么做了，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心花怒放，这还有什么观望的，早该下决心实施了。农业战线如此，工业、科技战线也应该有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举措，文化艺术战线也不应该是一潭死水……话讲得有板有眼，可是语调平缓、温和。好像还面带笑容。过了半年多，大约到了1982年下半年，陕西才开始正式搞联产承包试点。再后来，大家就熟知结局了。从这件事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位文学家作党政领导所表现出的党性原则和做人的风格。后来，虽然若冰老卸掉了省委宣传部的工作担子，我和他的接触少了。但他仍常来部里开会，我们的交情和友谊就越来越深厚了。这种交情和友谊除了我少年时对他的敬重外，就是李老的这思想品格和情操在起着亲和的作用。
以后我调任于西安电影制片厂和省作协，与李老的直接接触和交谈就更多更密切了。也有时间较为系统地阅读他的作品。我强烈地感到，李老的散文不仅是我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重要资源，甚或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他是用火一样的热情，把大西北的风情和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固定在了纸上，把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留给了后世。延河畔的灯火，边区的歌声，酒泉的日出，柴达木的风雪，戈壁滩的幻影，这一幅幅生动而神奇的景象，至今清晰如画；长年在塞外荒野奔走的勘探者，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奉献给祖国的石油事业的年轻人，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辛勤奋战的筑路工；性格开朗的藏族老人，以及在旅途中偶遇的女人和小孩，这一个个个真实而可爱的人物，曾经激励着我和我们那一代。
若冰老个人的成长，包括他艺术上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革命与艺术实践的熔炉锻造了他。我从诸多的资料中了解到，1938年10月，12岁的他就离开了故土泾阳，跋山涉水，走上了革命之路。从此，若冰同志的一生一直在路上，在革命的道路上，在艺术的道路上。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他却一步一个脚印。他的足迹从革命圣地一直逶迤到祁连山下，嘉峪关外，柴达木盆地，千里戈壁。从1954年，他第一次走进柴达木，半个世纪来，他七次到柴达木。在祖国的边陲，在艰苦的地方，他寻找艺术的矿藏，补充精神的营养。他不是走马观花，也没有浮在生活的表面。在西北石油管理局，他兼任酒泉大队的副队长，他和工人们同住一个帐篷，同吃一锅饭，工人们把他当作知心人，和工人们心连心。他用一股钻劲、韧劲在生活的深处开掘，他的足迹留在祖国大地，他的心迹存于《在勘探的路上》《旅途集》《红色的道路》《神泉日出》等作品里。
从年轻的时候起，若冰老就给自己的人生确定了目标。为了那个目标，他在不停歇地跋涉中，送走了一声一声驼铃，穿越了一匹一匹马背；为了那个目标，他舍弃了天伦之乐，舍弃了人间亲情，甚至舍弃了自己的健康。1953年他第一次去酒泉盆地，结婚还不到两月，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新婚燕尔的妻子。1954年直接从酒泉去了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柴达木，一去就是两年多。这期间，他的妻子正在北京文讲所生孩子，为了他的艺术事业，他在两难之中只能顾住一头了，妻子生孩子时他没有在身边。最后一次进柴达木，他已年过古稀。由于高原缺氧，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医生劝阻他。他只听从内心的吩咐，头也没回，踏上了西去的列车。西部，是他的艺术的故乡。他离不开这块热土。2004年春节前夕，我去他家看望他们夫妇，笑谈中我问李老：当年是你追贺老，还是贺老追你？
没等李老开口，贺老笑着说，当然是他追我，不相信你问他。
李老只是边笑边点头。一对革命和文学伴侣的情怀，让人打心里敬佩。
若冰老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这不是说，他先投身于革命，尔后才从事艺术创作的，这和时间无关。革命是他的生存方式。艺术是他的生命方式。对他来说，革命家和艺术家是统一的。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创作中，他都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情操，用党的准则自律。他敢于担当，能够担当责任和道义。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一生都在高举主流文学的大旗，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自觉地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人民。他的作品充满亮色，激昂向上，真诚质朴，诗意盎然。高原上的一块雪，盆地里的一片草，山路上的一辆车，以及晨雾、落日、山峰、帐篷都被他赋予了诗性的浪漫和美好的情趣。他热爱祖国，热爱版图上的一草一木，热爱他周围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他笔下的领导干部，还是普普通通的工人；无论是漂亮的姑娘，英俊的小伙子，还是年迈的老人，稚嫩的少年。他们的精神面貌是健康的，品格是高尚的。读者从这些人物身上汲取的是积极向上的力量，是令人振奋的精神营养。他历经了苦难，但从不渲染苦难，从不张扬苦难；他摒弃了浅薄，从不追求时尚；他讴歌时代，从不无病呻吟；他坚持质朴无华，从不装腔作势。他让阴暗、灰色、沮丧、颓废这些字眼从自己的作品里走开。他的作品调子是明快的，色泽是鲜亮的；他的作品好读、耐读、感人、动人。
若冰老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艺术根须深深地扎根于祖国大地。他的作品触摸可及的是大地情、自然情、祖国情、人民情。他展示的是真景、真人、真事、真情，他的作品和浓浓的情分不开，他的一生和浓浓的情分不开。从他的作品中看不出人性的残缺和丑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他背向低俗、流俗、媚俗，他面对高尚、高洁、高贵。他的四卷文集是真、善、美的集大成。
若冰老具有一颗善心、爱心、冰莹的心，他得到了同辈、同志、下属、学生、朋友的尊重和爱戴。我听到过不少这方面的佳话。文革结束以后，遭到重创的省作协百废待兴，他克服重重困难，四处奔走，为新作协的建立而努力。为了加强作协的创作力量，他将忠实、路遥、志安、白描、徐岳、韩起等作家调进了陕西作协，也为这些作家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创作环境。为了培养文学新人，为了使陕西的文学创作有新的突破。
若冰老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在担任陕西省文化厅的厅长期间，他闻讯，一个很有潜力的歌唱家被阴差阳错地安排在省杂剧团工作。他拍了胸膛，十天之内给这位歌唱家重新安排工作。果然，十天以后，这位歌唱家调到了省歌舞团。这位歌唱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爱才若渴，知人善任，不论别人怎么评说，他竭尽全力要把那些有用的人才放在一定的位置上。为促成路遥的《人生》拍成电影，为《仿唐歌舞》的问世，为振兴陕西文化艺术事业，为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冰老高负荷地工作，任劳任怨，呕心沥血，被人们所敬重。几十年来，若冰老在文学创作和领导岗位两个领域内极大地发挥了自己，使生命大放异彩。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这里我不能一一叙述。
虽然，我和若冰老长谈的机会不是十分频繁，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每一次和他交谈，我的收益不小。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为人和为文在两条道上跑的作家，而若冰老不是这样的，若冰老的为文如为人，为人如为文；他的作文是作人的体现和映照，是他的生命的结晶。他的笔下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战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这些人物既具个性，也有共性，其共性特征之一是：正气。他们都是正直的人，具有正气的人。这是我最欣赏的，也是能引起我共鸣的。
读若冰老笔下的人物犹如若冰老自己。从和若冰同志的交往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极具正义感的作家，一个具有一身正气的作家。难怪，进入他的视野的是一群善良的、美好的人物，是一群正气盎然的人物。试想，作为领导者的若冰老，如果不坚持正气，他所领导的单位就会乌烟瘴气，邪不压正。正因为他的品格的本质是正义正直，所以，他每到一个单位首先是弘扬正气，提倡的是敬业，以正压邪，以和谐求团结。这种榜样的力量今天依然鞭策着我们。
我们怀念若冰老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为人为文的精神，要像他一样具有一身凛然正气和文学品格。陕西作家历来坚守着现实主义创作的传统。我希望我们的作家们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同时在不同题材和创作风格上大胆探索。若冰老一生坚守道德操守和人格修养，胸襟坦荡，爱憎分明，拒绝世俗的诱惑，潜心创作。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企盼我们的作家们不断写出正气大气的作品来，为中国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大厦添砖加瓦，在证明自身的价值的同时，也创造文学新的辉煌。
（2006年9月30日草就10月20日定稿）
一代文化人的杰出代表——哭吾师若冰
2005年3月23日，陕西几位友人给我来电，通报他们拟于近期在陕召开我的两本散文集的出版座谈会，我特别建议，如有可能，一定要请若冰和他夫人抒玉参加，友人告知，若冰病重已住医院，我心里暗暗一惊，一种不祥之兆顿时堵上心头，我什么话也没说，但放下电话后心情久久不宁。
谁承想，没过几天，通报若冰噩耗的电话便纷至沓来。我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位鹤发童颜的不倦的“灵魂创造者”，那位被我奉为一代宗师的文化领军人物，怎么能在一瞬间就消失了呢？
一
若冰被称为“领军人物”，是当之无愧的。
陕西作为一个公认的文化大省，云集了一大批在全国乃至海外颇有影响的文化人，如果要从他们中间选出某一方面的权威人物，可以列举不少；但若要推举能够代表新时期整个陕西文化界的人物，恐怕就为数寥廖了。李若冰正是陕西文化人当之无愧的一位代表，这是因为他不仅在文化的某一领域（散文创作）有不同凡响的深入耕耘和杰出成就，而且他还以豁达的胸怀和巨大的人格力量吸引各方面的文化精英和后起之秀，在陕西文化界竖起一面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旗帜。
若冰首先是一位风格独特、卓尔不群的散文大家。青年时代接受老区革命文化的熏陶，解放后不断深入第一线火热生活所汲取的营养，加上中年开始担任各级文化领导职务的影响，使他形成了激昂向上、诗情洋溢、明快质朴的散文风格，并将它一以贯之，数十年如一日，任凭风云变幻，这种“底色”始终“万变不离其宗”。在这种牢牢扎根的“底色”之中有一道十分显著的亮色，这就是“明快”。他的作品几乎没有灰色和中间色，没有追逐时尚的浅薄，没有故作高深的卖弄，没有孤芳自赏的浅吟低唱。这与若冰珍存一生的社会使命感是密不可分的。他总是怀着一名文艺家对社会的良心、使命和历史责任感，真诚地贴近社会生活的主流形态，以朴实无华而又饱蘸激情的笔墨，深入挖掘时代精神品质中最动人的内容。正如戏剧主要演别人，音乐主要演自己，评论主要塑造别人、理论主要塑造自己一样，小说所塑造的主要是别人，而散文所塑造的则主要是自己。散文更便于若冰直抒胸臆，袒露心扉，完成他抑恶扬善、干预生活的渴望，这或许正是他偏爱散文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若冰又是一位语重心长、谆谆善诱的评论家。他是怀着一腔热忱，抱着扶植后学的殷殷之情跻身评论圈为文作序的，加之他的评论文字既融有自己对艺术创造的切身感受，又渗入文坛宿将、学界领导对文艺创作的宏观透视，所以人们读起来不仅感到语重心长，亲切感人，而且多有真知灼见，使人深受教益。若冰的评论除具有其散文一样的“明快”特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长处就是真诚：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虚与委蛇，不夸大其词，不为亲者讳。另外，其文风也多含散文因子，即不仅重阐释，重论理，而且重描绘，重诗情，重意境，重评论文字的艺术张力。这种“评论散文化”的实验，这种“散文化评论”的风格暗合笔者本人多年来的追求，这也许是我推崇其评论的一个主观原因吧。
若冰还是一位有巨大号召力的社会活动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他曾担任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省作协、省文联的领导职务，在组织全省文化活动和扶持、帮助、保护各类文化人从事创造性劳动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对若冰，我感情的主旋律是师生之情。尽管我从未向他拜过师，从未听他讲过课（至于听李部长、李厅长作工作报告当不属此列），也从未叫过他“李老师”，但在心底深处却一直视若冰为恩师。一是因为他的道德文章令我心悦诚服，奉为楷模；二是在与他相识、相知的漫漫20余年间，我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得到过他的多方提携和关照。1985年9月，若冰任省文化厅厅长期间，将我从省社会科学院调至省艺术研究所任所长。是年12月，他出任我任会长的省喜剧美学研究会顾问。翌年又担任我任会长的中华喜剧美学研究会顾问。1998年，我到西京大学任常务副校长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喜剧美学研究所，他作为省文联主席，居然应我之邀，屈尊出任了这个全国最小、最穷的研究机构的一名分文不取的顾问。
谈到我与若冰的几十年交往，应该说未必十分频繁，但却相当亲密。我一直努力从他身上追寻一个我久无答案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精神”？
我的另一位老师、文学评论家阎纲说过：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称谓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还是可以为之找到若干特征，比如：“有学问，有勇气，以科学献身社会，一般不从政，手中无权”（一旦从政，“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自动退出知识分子阶层”。）20世纪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的世纪，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尽磨难、扭曲、挣扎之后，从不被信用逐渐走向新生的世纪。从苏区和延安开始，一批本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新政权代表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同时，不知为什么又把知识分子定性为改造的对象和后脑勺生有反骨的异己力量。知识分子始终被钉在“资产阶级”的耻辱柱上，他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脱胎换骨”，“向无产阶级投降”。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终于成了“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轻视、漠视乃至歧视之风仍时有所见。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例如比较愿意也比较善于独立思考的那一部分，又如思想比较超前、对西方文明比较崇尚的那一部分，则更容易被另眼相看，甚至被打入另册。
奇怪的是，这一切在若冰身上竟出现了一系列逆转和悖论：
其一，他做了至少大半辈子官，且官至正厅级，手里不能不说多少还掌了一点权，但无论他自己还是别人，谁也不认为他已退出了“知识分子阶层”或“文化人圈子”。
其二，他作为一级政权的主要代表，从来没有把他治下的知识分子视为“改造对象”和“异己分子”，反而倒是常把他们看成朋友、文友和战友。
其三，尤其是对那些有独立见解、有出众才华、有超前思想的知识分子精英，他更是赞赏有加，关怀备至，甚至多方重用。
依我理解，若冰在做官的同时始终不曾忘记自己还是一名作家，一名文化人，一名知识分子。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若干要素，比如：重学养，重教养；有骨气，有胸怀；力倡民主，与时俱进。
他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无论是10年浩劫中游街，靠边站，横遭迫害，抑或是此前此后各种“翻烧饼”的风浪中，若冰都能坦然面对，坚守信仰，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既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为乌纱帽俯就，并尽己所能，仗义执言，保护了一批有才华、有抱负的文化英才。
他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在我所接触的文化艺术界领导人中，他是切实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口号变为实践的一位。谁有真本事，他就尊重谁，喜欢谁，重用谁。看人不问资历深浅，用人不论关系亲疏。只要你有真知灼见，无论你的话好听与否，他都认真听取。有时他也会控制不住自己发点脾气，发过之后又像个大孩子地向你表示歉意，毫不顾忌什么上下、尊卑之界限。
他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在陕西文化界，他是乐于“扶”人的一个，力倡文人相“亲”的一个，也是淡泊名利的一个。对自己，他讲一个“淡”字；对别人，他讲一个“扶”字；对同行，他讲一个“亲”字。作为一位文化界领导，他追求“开明”；作为一名作家，他追求“开放”；而作为一个人，他所追求的则是“道德自我完善”。所谓“道德文章”，若冰可称得上占全矣。
三
对于若冰身上的这种“知识分子精神”，我亲历的几件小事至今刻骨铭心。
1985年夏，时任省文化厅厅长的若冰读了我发表在《延河》上的一篇王蒙访问记，便四处打探作者的下落，听说我在省社科院《社科评论》做副主编，便直接与郭琦院长通话，建议将我调任文化厅下属的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界》杂志主编，据说他俩的这次通话竟长达半小时之久，在此过程中我的职务从主编升至副所长，最后干脆径升为所长。而且说干就干，翌日若冰便带着厅人事处长前来社科院找我相商，只用两天时间便办妥了我的全部调动手续。对照我一生中曾经遇到过的各种马拉松式调动，其决断，其效率，我相信断无第二人！
调动过程中他与我的那次谈话更令我瞠目。当时我虽已调社科院工作5年，但社会上对我的某些“历史问题”仍时有传言，于是我就自己“文革”中在外院的情况向这位陌生的作家厅长作了如实的说明。若冰听后笑答：“我看过你的档案，也看过你的作品，我相信你没多大问题！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就算真有点问题，只要是出于热情幼稚，又肯改正，我看这种人要比什么错儿都不犯、什么事儿也不干的人更有出息！”
这番话，这份情，我相信恐怕也很难有第二人！
做了若冰部属之后，跟他的接触就日渐频繁起来。使我至今犹感受宠若惊的是，有不少场合，不管是朋友聚会还是正式会议，也不管主题挨得上挨不上，他都要有意无意地扯上“喜剧美学”的话题，而且每次通向这个永恒话题的独木桥永远是：“陈孝英正好就坐在我对面，我忍不住要说两句喜剧美学。”时至今日，“喜剧美学”这株幼苗之所以能在陕西省内外产生一点儿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几棵参天大树的庇荫和提携：省外如王朝闻、陈瘦竹，省内如李若冰、霍松林。每念及此，我总不禁想起我的那几个“新新人类”小朋友对我的谆谆告诫：“都什么年代了，您还抱着50年前的老皇历不放。21世纪压根儿就没有‘大公无私’可言！”可是，多年来，王、陈、李、霍四君子难道是为了他们的什么一己之私利在为区区“喜剧美学”不遗余力奔走呼号么？
慈眉善目的若冰也有发脾气的时候，而且一点儿也不给对方留面子。那是1985年12月省喜剧美学研究会成立前的一个晚上，我和艺研所几位领导前去若冰家请他这位顾问出席，他先是兴高采烈地满口答应，但一看请柬上的会期定在星期六便大光其火，说：“我一个礼拜就盼着这两天能写一点小文章，你们连我这点儿可怜的乐趣都要剥夺，我去不了！”说完竟独自离开客厅回书房继续写作去了，把陪坐于侧的抒玉弄得比我们这几位客人还要尴尬。好在我与抒玉也不算陌生，便若无其事地跟她寒暄了几句之后请她为我们再作周旋。第二天抒玉给我来电，说我们走后她把若冰“狠狠说了一顿”。我一听就知道有门儿，果不其然，到了研究会成立那天，若冰不仅到会，而且比所有的客人都到得早，他西装革履，容光焕发，先是仔细地视察了一番会场，然后便专注地视察起我的面孔来，足足端详了几秒钟之后终于笑嘻嘻地对我说：“都是自己人，不要介意，我这个人就这脾气，看来改也难。”以厅长之尊，又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大作家，能为此区区小事向晚辈公开直抒歉疚之情，恐怕也断难有第二人吧？
四
1999年3月，陕西文化界各方代表汇聚雍村，祝贺若冰从事文艺60周年，我在发言中感慨万千地直抒胸臆：
“今天我们为若冰祝寿，就是要弘扬和学习他忠于信仰的风骨、豁达宽厚的胸怀和洁身自好的操守。一个人文章盖世固然可贵，若同时又能道德超群更属难得；一个人平时坚持一种正确主张固然不易，当泰山压顶，别人纷纷退却时仍能‘顶住深重的闸门，让别人从闸门底下通过’方显英雄本色；一个人做一两件好事固然可贵，若一辈子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才真正可喜可贺。时代需要若冰这样的代表性人物，历史造就了若冰这样的代表性人物。这种人物有点像核裂变源，他仅仅只是一个人，他的投入似乎只有那么一点点，却可以裂变出千千万，创造出使人叹为观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若冰对陕西文化的贡献，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也同样可以作如是观。创造历史的人往往并不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同代人也往往并不意识自己的某个师长、朋友或同事正在创造历史。
到下个世纪，我们的后人将会欣喜地发现，他们所熟悉和尊敬的那位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笑容可掬、操一口‘关中普通话’口音的老人，在三秦大地上带领一批同道者，克服千难万阻，创造了一部新时期陕西文化一步步走出潼关、走向全国的历史。我们的后代将会记住他的名字，海内外一切关心、热爱华夏文化的人们也都会记住他的名字！”
今天，我们已经走进了“下个世纪”，陕西文化也正在“一步步走向全国”，然而领军的那位宗师却离我们而去了。我愿用哀思和追忆编织成一只小小的花环，来表达“人民的悼念”，为我们不倦的“灵魂创造者”送去永远散不尽的馨香。
痛悼若冰
每年新年前夕，我和若冰都要互寄贺卡，互致问候。而去年过了新年，一直等到又过了春节，仍没有收到他的贺卡，我想他可能外出了，万万没有想到又过了一个月，他的爱妻贺抒玉打来电话，告诉了令人痛心的若冰病逝的消息。
几年前到北京开会相遇时，他还是那么健壮，热情，谈笑风生，而今怎么就突然走了！他比我小两岁，怎么就先我而去了！我沉浸在思念的悲痛中。
我俩相识于1950年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时。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险岁月，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学习，我们是多么愉快！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若冰是一位青年诗人，聪明、活跃、热情、爽朗，才思敏捷，风度翩翩，那时他用的是响亮而富有诗意的名字，沙驼铃。我俩和同学陈孟君经常一起聊天，一起到外面散步，一起去参加晚会，舞会。
形影不离，无话不谈。我们有着相似的回忆，有着共同的向往，构建了真诚、深厚的友谊。
度过了两年半愉快而充实的同窗生活之后，他回到了陕西，我回到了山西。不久，我便非常高兴地听到了从大西北荒漠中传来的一串串高昂、悠扬的驼铃声，看到了一颗颗珠玉般的美文。他以诗人的激情，歌颂了建国初期的建设者们到大西北荒凉的山野中开采石油的非凡的业绩，他以诗的语言热情地赞颂了柴达木石油工人和工程师们在高寒的荒原上艰苦创业的动人情景。他以饱满的热情从大西北发回了许多激奋人心的诗篇。
1978年11月，我随山西省文联参观访问团到西安时，他已是陕西省宣传部副部长，他在省作协也兼任着领导职务。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热心地陪同我们参观访问。
西安的名胜古迹较多，好几天他整日陪同我们参观，还请我们吃了羊肉泡馍等西安名吃。他还领我们到他经常去生活的一个村子去访问。我看到了他和农民朋友相处的亲热情景，很高兴他在忙于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还能坚持深入生活，和农民交朋友。
在西安和他在一起的几天中，经常有文艺界的同志、戏曲剧团的演员找他，我看到他都是那么亲切地接待他们，爽快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同时，也感到了同志们对他的感激和尊敬。
我们还经常在北京全国文联或中国作协的会议中碰面。我们依然是那么亲热地谈着我们的创作生活。在会议期间我俩相遇或互到住处探访时，我还看到陕西的作家朋友们和他在亲切交谈。他们相处的是那么和谐愉快。我感到他对作家朋友的关心，也感到作家对他的敬重。我非常欣慰地感到我的同窗好友回到陕西后，不但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在文艺领导工作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2004年4月，我收到他寄来的四卷本《李若冰文集》，这是他文学创作的结晶，是我国当代文学的宝贵财富。我欣喜地翻阅着，我还写信告诉他，他怀念母亲的散文使我热泪盈眶，而不过一年，他竟然走了！
我收不到他的回信了，收不到他的新年贺卡了。再也不能相见，畅谈了！
在悲痛的思念中，我又翻开他的文集，热情爽朗的面容，多么活跃、潇洒的身影便浮现在眼前，我的耳边仿佛又传来了悠扬而深情的驼铃声。
总是关山旧别情
李若冰同志去了，尽管他享年近八旬，可以算是高寿，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应该遽然逝去，尤其想起他那红润的面庞，他那和蔼的笑容，他的神态慈祥、安详；他的风采热情、激情，他应该青春似火，永不熄灭。
我认识若冰同志在五十年代，但并不熟识。虽然若冰同志的夫人贺抒玉从五十年代起，一直是我的领导，若冰同志那时是省作协的专业作家，后来又是陕西省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但我那时不过是《延河》文学月刊的一名普通的编辑。
而吸引我的却是若冰同志的《柴达木手记》。在那冰天雪地、沙漠无垠的大戈壁中，作者一头扎了下去，以雄奇瑰丽的风光，以创业者的铮铮铁汉，展示了天外有天的边陲关山，展示了浩瀚苍茫的真美境界，以至于时隔五十几年，若冰同志又一次亲历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追寻光阴的踪迹，探索岁月的沧桑，是那样专注，是那样激动，自然更多了一份慈祥和安详。可以说，在李若冰的视野里，充满了胸中的激情，洋溢着心灵的撞击，无怪乎这种沙漠情结凝成至美的诗篇。使人们领略到边陲风光的辽阔、人物胸襟的博大。只有痴情不改，才能勾画出一幅气贯长虹的长卷。这不是苍凉冷漠的边塞，是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时至今日，还是那么栩栩如生，还是那么情满神州。那时就让我怦然于心，这样的作家，实在是不应逝去。
这是我那时的仰望，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才逐步认识了若冰同志，特别是“文革”时期，我曾经九死一生、屡经坎坷，此期间才真正认识了若冰同志的心胸。
在八十年代，我从朱子南同志的文章中看到，若冰同志在五十年代，就全力以赴地深入柴达木，进入祁连山，写出了一系列《柴达木手记》，却竟然没有参加“反右”，还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反右”，写了一篇检讨。我不幸卷入“反右”的浪潮，深知在那么席天卷地的风头里，几乎没有人能够理性地认知。我当时在作家协会，已经被认定为右派分子，在批判会上我亲历到许多同志的无奈，哪怕是无关痛痒的批判，也要一鼓作气的义愤填膺，否则被认为划不清界限，重则会株连，轻则会受批评。若冰同志却义无反顾地去勾勒了柴达木在冰天雪地中展现的无限风光，又展示了柴达木的开拓者的无私胸襟。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宁折不弯的创造者，后来竟然大都被划为“右派”，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臭老九”。我不知道若冰同志当年的心灵脉络，但他那样的不随俯仰，那样的一身正气，显示出是何等的坦荡襟怀！对于若冰同志的这种风骨，不禁使我想起“文革”初期的一段往事。大约是在1965年，我刚刚成为一个“摘帽右派”（即那时随时可以摘掉，又可以被抓的“右派分子”），又因为在小范围内随意讥弹时弊，甚至牵涉到对反右派的不平言论，被列为“专案”，几乎整整一年被软禁在机关内，不能与人交谈，不能回家，久而久之，也没有人为我开禁，只能孤身一人，独居斗室。转眼到了1966年，“文革”浩劫从天而起，我的父辈，“西安事变”时曾担任陕西省代理省长，自然是被抄家的余孽。突然有一天一群红卫兵要抓我回家接受批判，当时的若冰同志，临危受命，在机关内部的领导人纷纷落马之际，勉为其难当上了“文革”小组的组长（即当时所谓的“御用文革”的领导人），据说若冰同志和纠缠不清的红卫兵小将周旋，几乎从凌晨延续到上午，不得已才同意我回家，但却再三强调，我是机关里的重点分子，接受批判可以，绝不能受体罚，更不能随意打死。这样我被几个红卫兵小将押送回家，尽管我家里被抄得七零八落，妻子也被体罚。自己却没受到皮肉之苦。时隔几十年，我平反之后，想到若冰同志对我的慈祥和温暖，仍然从心中感激。时隔不久，若冰同志亲自关怀，让我回家与妻子团聚，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涕泪。当时若冰同志又该担负怎样大的风险，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要知道那时正是阶级斗争火炽的岁月，我又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
经过平反冤案，我终于回到了陕西省作协，又到《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上班。当时还有一段插曲，由于“左”的风气尚未完全消失，为我平反时，还留下政治问题的小尾巴，又是若冰同志力排众议，要我从劳改队急速回机关工作。后来，经过法院判定，我宣告无罪。这又一次领略到若冰同志的凛然正气。其实在此之前，若冰同志和我并没有多少深交，全凭他的正直的品格，全凭他对人才的爱惜，因此才使我在这后半生多少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后来，由于若冰同志在领导岗位上，我经常受到他的关怀，从《小说评论》的创建，到陕西省评论家协会最早的成立，不仅受到若冰同志的关注，而且还大开绿灯。
鲁迅先生写给瞿秋白同志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不敢说对若冰同志是“知己”，是“同怀”，他毕竟是我的前辈，但他对我的关注和厚爱，却使我如沐春风，难以忘怀。
遗憾的是，近年来衰病有加，鸡骨支床，在若冰同志临终时，我未能亲赴探视；在他逝世之后，我又未能告别悼念，只是和妻子一同送了一个花圈，以示哀悼。想起若冰同志的《李若冰文集》发布会上，我不能赴会，他还托韦昕同志把文集送到我家里，并亲自签名。昊天罔极，令人感涕。
王昌龄诗云：“总是关山旧别情”，寄寓了对边塞的“旧时情”，若冰同志对边陲的深情，七次重返柴达木，在当代文坛铸就了重要散文家的位置，就因为这“旧时情”，可以无憾，可以不朽，而他的逝去，又是多么令人悲怆，因此，我才在衰颓之年，对若冰同志有无限的追思。
在故乡种棵树——对一位长者的追思
在咸宋公路泾阳和三原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三渠口。醒目的标志，就是路边有棵大柳树，树身足有三抱粗，树冠遮天蔽日，洒下的浓荫宛如一方巨大的天然凉棚，卖吃卖喝的、剃头钉掌的、修车补胎的、歇脚纳凉的，便聚集在这阴凉下，成全了一派旺盛的人气。这就是我的故乡，是我梦中常常回到的地方。
三渠口实际上是朱、蒋、韩、白、雒五个村庄的总称，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流经的地方。后来在郑国渠老底子上兴建的泾惠渠，主渠道在这里分流，因而得了三渠口这个名字。给人说三渠口，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咸宋公路在早年是西安、咸阳通往铜川、延安、榆林和宋家川（今吴堡）的唯一公路，凡从这条路上走过的人，告诉他公路边那棵大柳树，人们即刻便有了印象。大柳树太醒目了，看它一眼就会难忘。它是五个村庄的中心，五个村庄像花瓣一样围绕着它散布开来。
它伟岸、庄严、慈爱、柔情，在故乡人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记不清什么时候我给李若冰讲述过三渠口，讲述过这棵标志性的大柳树。
若冰和我都是泾阳人，我们经常谈论有关家乡一些话题。知道他将这棵树记在了心里，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一块回故乡泾阳的时候。泾阳乡镇企业家焦志学办了家造纸厂，请若冰回去视察，我全程陪同。那天在纸厂呆了很长时间，之后若冰回了趟老家。他的老家阎家堡和纸厂所在地云阳镇只有半个小时车程。若冰出生不久因家庭贫困，被卖给一户杜姓人家，不几年，养父母就被一场瘟疫夺去了生命，很小的他就成了孤儿。十二岁那年，他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如今老家只有侄辈的人，见他回来，非常高兴，几个侄子家庭十多口人围拥着若冰，坐在老家的庄户院里，嘘寒问暖话亲情，喝茶聊天拉家常。正是阳春三月，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这些情殷殷、意切切、乐融嘈的人们，其情其景，很是感人。本打算在老家看看就走，但亲情绵绵，这一呆，便呆了两个多小时。侄辈的媳妇们张罗着要去做饭，因为已在纸厂吃过，被若冰谢绝了。县上给若冰还安排了活动，必须在晚饭前赶到县城去，若冰不得不和亲人们道别。
上了车，若冰突然问我：“从你家到县城多远？”我说不远。若冰说：“我印象中很近，不就是咸宋公路边那棵大柳树吗？也就是十多里吧。好吧，去你家看看老人。”我的母亲随我在西安，父亲仍在老家三渠口。若冰要去看望我父亲的提议，是计划之外的，这一天行程安排得很紧，县上还要若冰去看几处文物景点，若冰任省文化厅厅长，文物工作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单位一些人，早就想求若冰的字，县招待所那边早就铺开笔墨等候了，另外还有一些非见不可的朋友。
我家尽管离县城不远，但从云阳去我家再去县城，要绕很大一个弯子，在家里还要耽误一些时间，这样一来，县上的活动肯定就安排不开了。我婉拒若冰，说已告诉父亲，这趟没有时间回家，但若冰还是想去。我给若冰算了一笔时间账，若冰大概也觉得时间确实安排不开，只好遗憾地说：“你陪我回了我的老家，我该陪你回趟你的老家才是，今天时间安排不开，以后咱俩再回来，就在你家或我家吃农村饭。”随后又问我，家在那棵大柳树的什么方位？他说他去长庆油田，从咸宋公路走见过那棵大柳树，问大柳树有多大的年龄。我说听爷爷辈的人讲，他们小时候那棵树就那么粗。若冰说：那肯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是棵应该保护的古树，以后回来时去看看那棵树。
但这以后，我没有机会再陪若冰回过泾阳。没能一块品尝他的亲人或我的亲人做的农家饭，没能在我的老家接待他，一同去看看那棵大柳树，终成为一件憾事。
若冰给我的亲切感和我对他的尊敬，决不简单同是泾阳人的缘故，也不简单因为他在长时间里是我的领导和师长，而在于心灵的贴近和沟通。他是一个重情重义、拿心和人交往的人，这样的人自有一种人格的魅力。他有很深的革命资历，有长期担任地方文艺界的资格，有着受人尊敬的著名作家的声望，但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一切身份和地位的特点都很淡很淡，给人突出的印象，便是他的爽朗与随和。他有很强的亲和力，无论你是普通工人，是农民，或是个初学写作者，和他交往，你不会有局促不安的感觉，即使出于对他名声的敬慕，开始你会有点拘谨，但他和蔼的态度和亲切的笑容，像春风一样，马上会拂去你所有的顾虑，你会被他感染。从内到外都会获得一种亲近滋润的感觉，让你变得轻松而舒展。
第一次见到若冰，是在东木头市原陕西省文创室的小院里。那是1975年国庆节，路遥、叶延滨、叶咏梅和我，作为当时《陕西文艺》借调的“工农兵”编辑、实际上是刊物重点培养的青年作者，参加编辑部举办的国庆会餐。若冰当时正在礼泉县兼职深入生活，他赶了回来，和我们几位青年作者亲切交谈。我们几个人，谁没读过《陕北札记》《柴达木手记》《神泉日出》？谁不期待着他给予我们以教诲？我们对他的尊重是由衷的，若冰却全然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像朋友，又像父兄一样询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询问我们的创作和生活，和我们碰杯喝酒，给我们夹菜，和我们开心地说笑。记得当时他有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你们要努力，陕西文学的繁荣最终还得靠新一代生力军。我们的刊物既要出作品，又要出人才，将来你们都要接陕西文学的班。”其时老一辈作家有些刚刚复出，有些将要复出，都是青年作家所要倚持的大树，但他以长远的眼光激发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情切切，其意殷殷，让我至今难忘。
我在《陕西文艺》学习工作了将近一年之久，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前夕，才回到学校。我是陕西师大的学生，路遥是延安大学的学生，编辑部想让我们和路遥毕业后都到刊物工作，刊物领导出面与学校方面协商。这是我和路遥都梦寐以求的，但结果是路遥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编辑部，我却被留校做了教师。为此，若冰很不甘心，从1976年到1982年，从省文创室到陕西作协，从《陕西文艺》到《延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作为陕西文学界主要负责人的他，始终没有放弃调我的努力。陕西师大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不放我走。陕西作协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这个人我们要定了。若冰对我说：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先后与几任陕西师大的领导人协商，直到李绵同志做了师大校长，凭着他们都是老延安的关系，他亲自出面多次跑师大，直接与李绵同志洽谈，终于在1982年，我调陕西作协的事情才成定局，实现了我人生专事文学工作的梦想。
若冰对“陕军”文学队伍的建立，对陕西青年作家队伍的成长，不遗余力，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和他的夫人贺鸿钧有一个共同之处，凡见到一个文学新人冒出来，便无比的兴奋和喜悦。鸿钧长期担任《延河》领导，我曾经在一篇纪念《延河》创刊60周年的文章里这样描述鸿钧：这位50年代就以小说创作得到不少读者赞赏的女作家，在编辑工作中，看到一篇好稿子，“年过半百的人会像孩子一样，两眼放光，拿着稿子在各个办公室奔走相告，其兴奋之情宛如现在的父母看到儿女跃过龙门考取了好大学。”若冰也一样，在我担任《延河》主编期间，每看到刊物出现一位新人，看到刊物发了一位青年作家的好作品，总要问我作者的具体情况，叮嘱我要注意扶持有潜质的文学新人，特别是基层的作者。即使在他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厅长期间，不具体管作协的事了，但总是尽其所能，给青年作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热情帮助遇到困惑或困难的青年作家，有时甚至不计自身在官场的得失，挺身出面保护一些遭遇某种危机的青年作家。
80年代中期，贾平凹发表了《好了歌》，招致了一些重要人物的严厉批评，搞得平凹灰头耷脑，很是伤心。若冰一直认为平凹是个难得人才，不能因为创作上的某种探索和实验就损伤他的热情和自信，他让我转告平凹，一定要振作起来，指示我《延河》仍应该继续向平凹约稿，平凹的好稿子，陕西青年作家的好稿子，《延河》都要尽可能地优先发表，刊物要成为陕西作家成长的重要基地。路遥在成长道路上也遇到过更大的危机，在路遥寝食不安的日子里，若冰给了他最宝贵的支持，帮他度过了山重水险的人生关口和阴霾密布的精神危机。
那一段时间，若冰成了路遥的精神支柱。三天两头，路遥有事没事都要去若冰家。若冰身担要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要读书，要写作，时间是很紧的，但一旦路遥登门造访，若冰便将一切事情搁在一边，听路遥的倾诉，陪他聊天说话，宽慰开导他。若冰知道，这个从陕北山沟沟一路打拼出来跻身著名作家行列的青年，如果不给予呵护，那精神系统里自尊和自卑复杂交织、雄心和疑虑相互纠缠、强悍和脆弱一并兼有的基本平衡，即刻就会倾斜颠覆，整个人也就毁了。事后路遥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好友讲：若冰在他心里，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教父。
若冰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想到要谁感恩。他只是按照自己赤诚的心性和善良的愿望来做。在这一点上，他不像个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的政治家，倒像个单纯得毫无城府的赤子。这便难免会被某些人利用。有时知道被人利用了，他也不会后悔懊丧，更不会改变他的热心肠。凡事自有公论，正因为若冰是这样一种人，才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社会良好的口碑。
若冰是我国石油文学的奠基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的足迹踏遍了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的一线工地。至今，当我们随便走进哪个油田，提到若冰，那些老石油们无不充满敬意。他的激情燃烧在黄沙大漠，他的汗水撒在戈壁荒滩，他的身影印在苍穹大地，他留下的文字，深深地嵌在了人们的心里。2005年深秋，我和阎纲、周明、雷抒雁、何西来等应邀奔赴新疆库尔勒，我们走访了西气东输工程的首站轮台、东西横跨神州大地的万里气龙的源头克拉2，我们沿着沙漠公路，一直深入到塔克拉玛干的腹地塔中油田。一路上，无论是我们几个陕西老乡还是油田的同志，经常说到若冰。到了油田不能想到他，不能不说到他。在塔中油田的沙漠植物园里，看到人工栽培的沙漠植物，我想起了若冰作品里对红柳、梭柳、沙棘的描写。这些都是他非常喜爱的植物。我在想，若冰如果有墓地，应该把这些植物种植在他的墓地上，让它们陪伴着他，让这些伟大非凡的生命呼应着他的灵魂，九泉之下的他，一定会感到欣喜的。
但我也知道这是空想。红柳、梭梭、沙棘这些植物，只适宜在沙漠生长，它们生命的意义就是挑战，在不可能有生命的地方呈现出一丛丛、一片片生命的绿色。脱离了严酷的生存环境，与别的娇花嫩草没有区别，生存的意义大打折扣，它们便宁可不复存在。
去年回泾阳老家，让我分外感伤的是，那棵大柳树已经死了。活了上百年，突然就死了。那片遮天蔽日、挡风避雨的浓荫已荡然无影。原来大树下那块地方，再也不是人们的聚集之处，拓宽的公路从那里经过，到处都在盖房建屋，过去清荫笼罩的地方，如今尘土飞扬。一段生命的历史，一段人世的风情，就这样戛然而止。
我又想起了若冰，想起当年他要来三渠口的提议，其情其景，如在眼前。大柳树没有了，若冰也离我们去了。我想，如果能在故乡给若冰修建一座墓园，我会在那墓园里种植一棵柳树。柳树的生命力是极强的，随便往地上一插，便能成活，这倒与红柳、梭梭、沙棘很是近似。在故乡的树木中，柳树在春天总是最先发芽变绿，把春的消息早早报告给人们；而秋天又是它最后落叶，在一个四季轮回的谢幕之际，叶子变黄，呈现出一片耀眼的金色，在寒风乍起时给人一种明亮的暖意。垂柳依依，是生物对造化感恩的绵绵柔情；垂柳飘飘，是人们对尊者逝去的无尽思念。
为若冰在故乡种这样一棵树，我想他是会喜欢的，像喜欢红柳、梭梭、沙棘一样喜欢它。
文如生命生命如诗
李若冰同志，他平静地离开了人间。他是彻底休息了，还是去另一个空间换一种方式劳作？若冰同志，一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一位文艺官员，一位文苑的辛劳园丁，吐尽春丝，燃尽心烛，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文坛，离开了家人，离开了朋友与同事。他走了，他了无遗憾地走了，他对自己的祖国、人民，对哺育自己的黄土地，无怨、无悔、无愧！
在我的印象中，若冰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是一位以劳作为生命的人。他的散文创作，是他生命的主要存在方式，他的生命也因文学创作而充满激情与辉煌。
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人民、是国家的唯一选择。国家要发，需要钢铁，需要石油。地质勘探成为祖国建设的尖兵，先锋部队。转业官兵，步出校门的大学生，祖国的热血儿女，如同铁流涌向大西北，涌向大沙漠，大戈壁，涌向塔里木。他们边勘探，边施工，向沙漠索取石油。1953年夏，若冰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学成结业后，本可以在大城市从事专业创作或当文学编辑。这样，生活相对安逸一些。但是，他没有选取这条道路，却自觉地走向艰苦与战斗。他扛起行李，投身建设尖兵的战斗行列。从1953年9月直至1956年，一直兼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地质勘探大队副大队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不是挂职体验生活，而是实际顶班上岗。他不是旁观者，而是真正的指战员。
《柴达木手记》是若冰石油勘探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他心血的结晶。生命写就散文，散文成为生命的载体。
若冰的散文犹如诗歌。它以无比高昂的热忱讴歌地质战线创业者的艰辛，创业者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创业者锐意进取的风采。他讴歌石油战线的工人，也讴歌昔日的将军，今日的叱咤风云的建设事业的领导者。然而，这样的老将军在1959年的政治风云突变中，被投入“反党集团”的深渊，直至“文革”后才恢复名誉。
若冰的散文，还歌颂已划为“右派分子”的年轻地质师。
在当年，这是异常危险的行为。弄不好（例如有人告密，或嗅觉灵敏的文艺官员觉察）李若冰“包庇”、“歌颂”右派分子，仅此一条“罪状”，即可将李某也推入“右派”火坑，不知当年年轻气盛的李若冰如何面对这一严酷现实？在别人看来，确是“后怕”不已啊！幸而苍天保佑，若冰平安度过关隘。
若冰散文中的英雄人物有其悲壮的命运，自然环境也具有壮观的品格。神秘而伟岸的祁连山；黄沙漫漫的无垠沙漠；黑石密匝，荒凉无边的戈壁；与风沙抗争的胡杨；古战场的遗存，仿佛眼前依然有烽火冲天、刀光剑影，似乎耳旁有壮士征战前的豪饮与放歌……
若冰的晚年，除过肩负文艺领导职责外，写下大量的序言、短评之类文字。这数十万言的文字，是他生命的另一部分，是他生命中闪闪发光的另一种诗。这些文字集中体现了他奖掖后进的不懈努力。他不愧为文苑可敬的园丁。
若冰于我，亦师亦友。他的文章人品，堪为吾师。他待我，平等，真诚，坦荡，一如朋友。我知道若冰，是由于阅读他的饮誉文坛的散文。大约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开会而结识，80年代中期以后因工作上的接触，相互熟知。
1985年秋，受省文化厅委托，西北大学中文系举办省剧作家大专学习班。我当时在系上具体分管这项工作。这个班的开学典礼在省戏校举行。那天，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厅厅长李若冰出席这一活动。会后聚宴中，我看到若冰饮白酒甚为豪爽。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早年的若冰不善言谈。每有讲话，必备讲稿，届时照本宣科。只是后来当文艺官员时日久了，才改变了这一习惯，可以即兴演说了。一位内向的作家，在饮酒时的表现，透露了这位作家的另一性格侧面。
1990年，省作协与西大中文系联合为拙著《中国当代小说史稿》召开学术研讨会。若冰同志出席研讨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肯定了这部学术专著的价值，并指出，这是我省文学理论工作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首部文学学术专著，又是我国第一部当代小说史，对我省文学理论工作在全国的影响有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我为了开展《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这一较为重大的科研项目，急需筹措一笔科研经费。我起草出研究大纲。1990年上半年，我向当时的省委常务副书记致信，请求省财政拨款支持。我深知，省领导并不了解我，单凭此信难以奏效。我去拜访若冰，送上《综史》研究大纲一份。他仔细阅读后，直爽地说：“我不懂多少文艺理论，但我读过几部文学史著作。
依我的感觉看，这五卷本是一个大工程，是从来没有过的文学史巨著，是开拓性的学术工程，很有价值。我支持！你说说，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我直接发问：“省委常务书记×同志你认识不？”
他坦率地说：“不是一般认识，是很熟。”
我向若冰说明，为了促成此举，请他去向书记说说，说明这个项目的学术与实践价值，介绍我的人品与学术水准，说白了，作个担保人。
若冰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他告诉我，他要尽大力促成此举。这个申请延置半年多，直至11月初才得到省财政拨出的一笔专款。此间，若冰同志付出了不少劳动与心血。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综史》书稿在我主持的写作组同仁辛勤劳作中于1992年5顺利完成。但正如常言所说，好事多磨，出版滞缓。书稿在京华已成纸型，却迟迟不能付印。我心急如火且无关紧要，若冰同志心理上难免有负担。我不时去向他通报音讯，解释有关情况。他总是开导我：“书出版慢点没什么关系，省领导不会有什么意见。现在出书难是一个普遍现象嘛！”他反倒宽慰我了。
1994年9月《综史》终于刊行面世。其时，若冰有病住进医院。我和副主编王仲生先生带上一部简装样本（精装本尚未运到）去医院探望若冰并汇报出书情况。
若冰将上下两册书拿在手中翻了翻，又合起来，用手轻轻拍了拍，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在病房中来回走动。他显然非常激动。我很少看见他流露如此表情。他轻轻地说：“出书了！很好！”
我说：“书迟迟出不来，让你操心了。也让你承担了不必要的议论。”
他有些激动了：“什么议论！什么只帮助外单位的人，不帮助本机关的人，这是什么话！”
我深深地感到歉意：“真对不起，让你承受了不公平的舆论。”
若冰动情地说：“什么本单位外单位！我就喜欢干活的人！我就支持开拓进取的人！终日睡觉的人，因循守旧的人，不管他在哪个单位，他是谁，我都不会去支持。”
1995年6月6日在省委宣传部支持下，省文联、省作协与西北大学联合召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学术研讨会。
若冰同志抱病出席大会，还勉力作了虽然简短却热情、中肯的发言。《综史》甫出，即有同行专家在《人民日报》撰写专文作出高度评估。文章认为，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停滞徘徊局面的结束，它“带来学科意识的觉醒”，并认为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本体论和文学史结构体例上是一大创造和发明。”我个人认为，这个评价，有所过誉。若冰却认为“当之无愧。”在我不在场时，若冰在讲话中多次赞扬，说×不是世俗的评论家，是真正的学者、专家、教授。
若冰奖掖后学，其情殷殷，令人感动。和若冰相处，会感到他真诚坦荡，无官员习气，一如平常朋友。大约是1991年3月或4月，我去他家闲聊。他和老贺同志对我说，看来，要给老杜（鹏程）安排个研讨会了。老杜的身体状况不大好。
我认为，这是作协领导考虑的事，我不便插言。若冰坦诚地说：“你和老杜是朋友，又是研究老杜的专家，我们要听听你的意见。”
我顺即说：“可不可以安排在老杜的生日？”
若冰稍加思索：“5月份开，来不及准备。”
我只好表示，越早越好，若冰也同意，他说他去争取经费，要我也承担些准备工作。这个研讨会，后来定在11月初。
岂知，天不遂人意，老杜在会前两天离我们而去了。
老杜在作家中，是我的另一位师友，他的夫人张文彬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老杜去世后，我去他家帮助料理丧事。那天下午近5时吧，张文彬和女儿对送来的作协有关人员起草的悼词有意见，主要是认为太空洞，太干巴。她给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若冰同志打去电话，强烈表示不接受这个悼词。她打电话时，我坐在近旁。我听到若冰在电话中问：“×在你家吧？”
我进雍村大院时，碰见若冰，相互打过招呼。文彬作出肯定的答复，我听到若冰说：“你把电话交给×。”我一接电话，听到他急切地说：“你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我委托你，重新写悼词！”我有点犹豫：“我不是省作协机关的人嘛！”他果决地说：“什么机关内外？你是不是作协会员？是不是老杜的朋友？明天早上9时胡采要在告别会上用。时间有限，你抓紧吧。”
无论于公于私，我只得从命。我对老杜其人其文很了解，应该说，可以接受并完成这个任务。我回家去从晚7时开始赶写出一份三至四千字的悼词。晚11时送去文稿，得到文彬母女的首肯，若冰也通过了。贺抒玉同志对悼词也深表满意。胡采老人对老杜有深厚的情谊，又有深厚广博的学养，很擅长朗读文章。他宣读悼词时，深沉舒缓，抑扬有致，追悼会场数次引发数百人的欷歔之声。这次“紧急受命”，体现了若冰对我的信任。
若冰同志，您将永远生活在我们心中，生活在广大读者心中。您的英名将与文学史册并存！
不息的驼铃声
去年岁末，大雪纷飞的丈八沟林苑，青竹白雪围拢着的九号楼屋，我见到了主持省文联换届大会而来的李若冰主席，看来他已显清瘦，因文联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他带病出席会议。言谈中，他仍似从前那样充满激情，充分体现了这位人民作家对于陕西文艺发展和未来的期望和热情。
我没有想到在还留着风寒的三月天，他就走了。我总以为他会像过去那样，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带上省上艺术家们，去下乡、下厂到基层采风（我和他去过几次）。然而，他竟这样快地走了。走得这样匆匆，这样令人震惊，以至在事过多久，我总难相信他就走了。
其实，我同若冰认识得很迟，但后来因为工作，或因为写作同若冰来往很多。记得是七十年代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王平凡先生主编一册抒写延安的散文集《延河之歌》，我就在王平凡那里读到若冰写的一篇散文作品，好像是写“枣林沟”的那篇。若冰对陕北生活的熟悉，对毛主席在陕北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和感情的深挚了解尤为感人。我还特别欣赏他在《神泉日出》那组散记中对于陕北高原山河沟壑万千气象的描绘气势及激情抒发，对我影响很深，我当时在青年团编辑“陕西青年”杂志，业余写点散文，此后，沿着毛主席转战陕北的路线写了一组“纪行”，名为“陕北书简”系列，以“南飞雁·长城”笔名连续刊出。后来，在一次聚会时，若冰见到我说“你写的‘陕北书简’我看了几篇，有感情，将来能出个集子就好了。”我没有想到既任领导，又忙写作的若冰老师在百忙中，能将我当时的那些纪行文字读了。而且还给予重视和鼓励，这对于当时还是业余爱好文学的我，增强了信心和热情。
七十年代末，我随团去大庆参观，一到大庆，就听说李若冰在大庆油田兼职并体验生活。我曾经读过他的名作《柴达木手记》和《山·湖·草原》的散文集，对于他的那些充满边塞石油勘探生活气息的散文和报告文学我特别神往。但没有想到他又来到大庆油田深入生活了。真如“沙驼铃”一般，从东到西又从西向东，不停息地沿着石油建设者的开拓脚步奔走着。因之，在大庆的几日，我总想看看李若冰（在此之前，我未很近地见过他）。于是，在一个月晴凉快的夜晚，我同郑文选一起来到李若冰临时住所，便看见一位身穿条格衬衣，脸膛红润、头发浓密、很健壮的中年人。他一听我们是“陕西来的”，像见到乡亲一样高兴，拉我坐到身边，打听陕西，来了多少人，参观了那些地方。未等我们问及他的生活和创作，他滔滔地向我们一连介绍了好几个油井大队、王进喜的第一口井及不少先进人物，他激情难耐地说：“其实，大庆油田咱陕西石油职工占了大半，大都是从玉门油矿，延长老矿调来的老石油工，就连老总也是陕西老乡。”
这真是想不到的情况。显然，若冰正沉浸在他已经进入采访和构想的激动中，在这亲切而愉快的叙述中，自然打破了我初次见到若冰的拘谨。他像老朋友重逢似的大声说：“走，到外面看看，大庆的夜晚是最美的。”
我们一起在草原上漫步。这七月的东北大草原，明月高照，如水如霜，整个茫茫大野都笼在雾朦胧中，只有不近不远的井架及工棚闪闪灯火，如同群星闪烁——实在是太美了。若冰敞开衣襟，任夏夜这清凉的风吹拂着。他指指划划，对每一处工棚、每一个井架似乎都在掌中，不时地说出一串故事，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惊异他的锐敏和捕捉力，打问他的创作生活和设想，他说：“其实，只要扎下来，随处都有感人的事迹——不是在什么‘伟人’身上，而就在你身边这些普通平凡的职工身上。只要你同工人们交上朋友，不仅能得到最珍贵的素材，而且更能从他们身上，学到高尚的品质，你在感动中自然能写出好的作品，而不是瞎编胡凑，没有生命活力。”
这话是随意说的，我却觉得是融合了这位知名作家半生奔波于石油第一线，同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结成深厚情谊并不断冲击写作灵感的真切体验，道出了作家的真情实感。
这大庆七月之夜的星光流彩，激情燃烧的情景，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以至事隔20多年，仍清晰如初。
后来，我调省文联，又调省作协，工作上联系多了，常在一起开会、下基层采风，走黄陵、延安、榆林等，在工作中他敬业、负责，对青年业余作者充满关怀爱心，对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开拓眼光，这些都令我深深感动。这一切很难想象是出自于一位年过七旬老人的所作所为。他是在既作领导又勤奋写作的超负荷的繁忙中累成了病，他始终对文学艺术的燃烧般热情却是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
记得我八、九十年代在太白县兼任县委副书记深入生活时，有一年夏天，《小说评论》编辑部组织我省中青年评论家和作家在太白召开长篇小说讨论会。李若冰同志作为领导和老作家参加了。一来太白，他就领着大家来到我住的县委小院，大家欢畅相叙。看我在写作之余用旧报纸练毛笔字，于是，兴之所至，每人都用旧报纸为我随意“题词”，若冰也十分兴奋，提笔为我挥就一个“潜”字。这一字之“教”，使我受益匪浅。看来作家深入生活，重要的是如何“深入”，“潜”不仅是一种深度，还在于一种超乎一般的思想穿透力。
在太白县那一夜，县上专为会议安排了县剧团的秦腔清唱晚会。剧团年轻演员听说省上“李厅长”来了（李若冰任省文化厅长兼秦腔改革委员会主任），争先报名“出演”，以至节目“爆满”。李若冰惊异这山区小县，何以有这么多年轻、美丽、又功底不凡的演员队伍。我告诉他，近年太白县从凤翔戏校招收了大量的专业毕业学生，使县剧团面目一新，特别是年轻女演员队伍整齐，无论扮相、声腔都具一定专业水平，演出的“青峰寺”（自编大型秦腔剧）曾获过会演一等奖，这更增加了若冰观摩的兴趣。后来，一个接一个地直演唱到12点多，我恐累坏了若冰，建议“收场”，正同杨县长商量，杨县长说，还有几位要演出的小旦，一听说“收场”，急得哭了。若冰听到此情，对我说：“她们出台也不容易，让继续演唱吧。”李若冰这么几句话，使后台小演员破涕为笑，一个个欢喜雀跃，轻盈为燕，尽情施展才艺，一直到晚间一点多。过后，若冰特别给以赞许和鼓励，这使我感受到作家兼省文化界领导的李若冰，对于基层山区群众文化事业的关切、热心和感情。
一个如此充满生命活力，终生燃烧革命激情的李若冰，就这么快地走了。我至今感觉他没有走，还是饶有兴味地同我在太白山听戏，还是如一头沙漠中的骆驼，跋涉于陕北高原，远行于柴达木和格尔木，在长城，在黄河边，在那些无尽的山道沟壑和山村荒路，那么缓缓地走着，走着，你还可以听见那清亮的驼铃声，近了，远了，又近了……
哭李若冰
一声电话，惊闻，我一向敬重的李大兄长，出色的优秀的富有个性的宣传家、文艺家、作家、诗人若冰同志，突然与我们永别了，不禁声声哭泣！
此刻，我更在这样想，凡他脚步走过的地方——延安窑洞，西部沙漠，河西走廊，祁连雪林，戈壁红柳，冷湖寒月，热水流云以及抗旱抗饿抗渴的高原佳草名卉“死不了”，都在为他志哀默悼！
他从延安来，要到戈壁去，就在共和国刚刚诞生的阳光岁月中，他第一个先行地举起“开拓文学”的大旗，翻山越岭，吞风喝沙，走进柴达木，与地质钻探大军，同吃同住，历尽艰辛，写出了震撼文坛的《柴达木手记》。一时间成为我国文学界一颗耀眼的明珠。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三进柴达木。他的精神，他的宏愿，他的情愫，远远地超过了“手记”自身。
我认识他，是在青海。大约在20余年以前，他从陕西到青海采风，在民和县农村田间的一个土梁上，我们握了手。他红光满面，笑容可掬，爽朗地说：“你的大名叫李沙铃，我的笔名取沙驼铃，咱们原本就是沙家店驼队的亲兄弟啊！”热情，亲切，豪爽，幽默，至今我记忆犹新，铭刻在怀。
我曾经对文学青年介绍李若冰称，他在“开拓文学”的“开”字上，最鲜明地有着三把斧：一把斧劈开了中国文坛从未有过的“冷”门，反映地质钻探生活，讴歌戈壁建设壮举。
在当时来说，清新无比，鼓舞非常。二把斧劈开了吃苦是荣的“苦”门。不留恋城市，甘愿下“沙都”。争先恐后，炼苦堪荣。三把斧劈开了生活单调的“枯”门。把戈壁变成风情万种的闹市，让沙漠书写出浪漫壮丽的人生。因而获得了文学界文论界最广泛的掌声赞誉。
我曾同李若冰下过乡，开过会，共过事，拉过话。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是以大对人，以小对己。于人，以大胸怀，“大家朝前迈吧，担子我把它扛着。”于事，以大境界。顾大局，顾大体，顾大面。“辉煌是大家的，疵斑是我的。”于文以大手笔。动之以情，书之以彩，点点笔墨，独见自己。只有于己，“以严克我”。他当过部长，当过厅长，当过书记，也当过主席。但我感受到他仍然是一个平平实实的若冰。他没有大话，没有狂语，没有噱头，没有做秀的爱好。也没有做过广告自己的梦。他很实在，他很随和，他很家常。我和他交谈，得来的是一种领教。我读他的作品，得来的是一种心教。他对读者的谈心，得来的是一种社教。他才是一位真宣传家，真文艺家，真作家，真诗人，真真的好人。
在一次表彰会上儿童给模范献花，他感慨地对我说：“鲜花向着好人开，正是生活之真。”今天想起这句哲语，也是对他生平的写真。
踏着鲜花上路吧，我的大兄长，若冰同志！
（2005年3月26日于北京）
善良不朽
一个慈祥的老人告别了他热爱、眷恋的文学和人生，一个忘年交的朋友抛下了我们自己孤独地上路了，一个笑眯眯的脸庞永远只能铭刻在亲朋好友的心里！痛何言哉？痛何言哉？
得知老李病危，我大为震惊，他的身体是不错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他卸下工作的担子退下来也不过一百天而已，为什么就马上不行了呢？苍天无眼哪！对这样一个大好人为什么这样残酷？人生无常，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呢？有道理，真甫有道理呀！
在抢救室中我看到了弥留之际的老李，看到了一个从英英武武走向衰残不堪的老李，看到了再也不会和我谈笑风生的老李！想说一句话，已经没机会了。
2004年的春天，我已经亲见他身体大不如从前了。那是在雍村饭店为陕北的一个业余作者开作品研讨会的时候，在电梯口，我看到他的腿不行了，人老先老腿，他已经不是在走路，是在慢慢地挪路，尽管挪的速度并不慢。我和他打了个招呼，便一起走进了会场。我的直觉马上得到了证明，会开了一小时左右，老李一句话未说，便自己站起来要走出开会场，他可能坐这么长时间已经很累了。老李走到我的座位前，一声都没吭，灿烂地笑着盯着我，伸出右手，用力地捏着我的手（恐怕是当时他所能使出的最大的手劲儿了），有一分钟以上，然后就自信地走出去了。我的感觉当时就非常不好，熟人这样表达情意的方式是非正常的，更何况是一个快八十的老人！心想和老李以后握手闲谈的机会大概会越来越少了，但我不能也不敢说出来，不然，别人就会骂我是乌鸦嘴。
我最后一次见老李，是去年夏天他在第四军医大学住院的病房里。当时房间里只有他和老伴贺抒玉女士在，他躺在床上，贺老坐在床旁椅子上。房间光线很好，澄明得给人一种满室生辉的感觉。躺着的老李看见我进去，挣扎着笑容可掬地要坐起来，我连忙用双手轻按着他的双肩，不让他起来。老李躺着伸出了他的两只手，左手拉着我的右手，右手在温和地抚摸着我的左手背，用手在传达着对我的关爱。别人可能不理解，一个老年男人和一个中年男人的手互相有什么摸头？但我的感觉可不一样，一个父辈用他温暖的手向我表达他的关爱之情，而这种感觉一旦文字表达出来就索然无味了。我们相谈了一小时多，除了他简单地给我介绍了住院的情况，他问得最多的是我的工作、学习和身体情况，最近写了些什么东西，特别关心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是否习惯和适应。告别时他还调侃我说：
“谢谢教授在百忙之中来看我。”我回答：“你这不是骂我嘛。”
嘻嘻哈哈中我和老李告别。明亮的病房，老李孩子般纯洁的笑脸，便镌刻在了我的心间。
我真后悔今年的春节没有给老李打个拜年电话。我固执地认为，真的是关系好、感情深的人，就不用打电话，亲自见面比打个破电话好得多。现在看来，我错了。我原以为见面的机会有的是，没想到机会已在我的粗率中失去。一些可见可不见的人我们老在见面，像老李这样绝对去值得请教的师长却疏忽了，我感到了自己的面目可憎！我整天东跑西颠又忙活了几个值得忙活的事情呢。
我和老李认识已经二十年了。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文学会议开幕式完了以后的酒宴上，得知我大学毕业后工作了才一年多，便鼓励我好好干，特意干了三杯酒。我当时身体壮，老李当时豪饮，见我酒后脸红得像个关公，便笑呵呵地指着我：
“你不成，看脸红成啥了。还要喝几年，像你这身体喝一二斤白酒没问题。”老李在会前看到了我给会议上写的东西，在这时直白地表示出了他对我的好感。就这样我和老李相识了，而且当时约定，他叫我直呼名字，我见他只有一称呼：老李。二十年来，未曾变过。我也一直这样叫了过来，没叫过同志，没称过先生，没有职务称呼过他，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两人见面无话不谈，常开些没大没小的玩笑，老李多是笑眯眯地听，我多是张牙舞爪地乱表现。和我同龄的一些熟人，觉得我在老李面前有点放肆，也有善意劝我收敛一点的。他们不知道这是多年形成的，更不知道我在内心对老李的尊重和尊敬！嬉笑中的深情厚谊恐怕只有至亲至爱至交中才有。
一个人真正到了叫人尊敬，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对某个人热情并不意味着对他尊重；我们对某个人客气根本也谈不上尊重。老李是叫人由衷尊敬的人，从他身上放射出了灿烂的人性的光辉。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宽厚的人，也是一个天真的人。他一生提携过多少中青年干部？他一生扶持过多少各行各业的业余作者和艺术家？他一生帮助过多少朋友、同事、部下？他一生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地为别人办了多少好事？……把这些事迹搜集起来，便会构成李若冰传记的主体，便会凸现出老李大写的人格。
老李有着不求回报的高风亮节。在老李个人，帮助弱者、给人办好事，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习惯。在别人却未必如此，宵小之辈对他的利用，势利小人的过河拆桥，无耻之徒的忘恩负义，也不在少。熟悉老李的人好多都说他耳根子软，经不住别人几句好话的进攻，给那些不值得他关心的人办了不少的好事。其实老李何尝不清楚，心里明白地镜儿似的，但他就是不说出来，别人问也不说。这从另一个方面正好体现出了老李高度的克制和顽强的意志。老李本质上是一个强硬的人，只不过是因为不少人仅注意老李的慈祥和蔼态度及与人为善的禀性，而未能进一步把他一辈子最大的两面结合在一起来认识。假如老李要是只唯上，我们实在弄不清老李这辈子能坐到多么高的位置上去。事实上老李坚持原则，守住生命善良的底线，至死都不曾改变。面对如此高尚的灵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一躬到地呢？
像老李那样级别，那样资历的高级干部，多少子女打着他老子的旗号，混行政都混到了极高的级别，挣银子都挣到了满钵满盆，而老李的三个子女，没有一个挣钱的，没有一个做大官的。他老人家能留给子女们的最大遗产，也不过是兢兢业业地做事，认认真真地做人罢了。如按照现在人们实惠的眼光，老李没有拿出行动来关爱他的儿女。但换个眼光看，这是若冰老对儿女们大爱的体现，是从骨子里对后代负责的体现。而这种为人之父的境界和襟怀，绝不是那些鼠目寸光者能够望其项背的。
作为一个战士、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大作家，老李尽了他的职责，毫不掩饰地抒发了他对国家、民族的赤子之情，达到了他同时代作家能达到的难能可贵的高度。我在此只愿意讲一个细节：正在“反右”的时候，他却在《柴达木手记》中赞美如葛泰生、朱夏、顾树松、慕生忠将军（当时已经定为“反党集团”的头目）等等“右派”和“反党分子”，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呢？这些事实放在当时，一旦让组织知道，完全都是坐牢乃至杀头的大罪。可老李就是这样干了，将这些极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优秀知识分子写进了自己署名的作品中。这种魄力、不屈服，坚持公正和社会稀缺的道义情怀，在全中国的当时，又有几个作家敢于做到呢？
老李去世后，我已经感到了骨子里的凉。一个亦师亦友的好人大行而去，他劳累终生，疲惫不堪的身心得到了永远的休息。十数天来，我一直想给老李写点纪念性的文字，写一回撕一回，始终无法成篇。现在这些凌乱的文字，是多少次写的片断，之所以要急于拿出来，主要是想表达一点我的怀念和崇敬之情。最后，我还愿意把我匆忙中敬挽老李的对联写出来，以表达我对若冰先生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情。当然水所限，瞒不过明眼人的，对仗的不工恐怕离所谓的“宽对”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副挽联是：
存松柏气节不唯上不傲下不失公正先战士后文艺一生急匆匆管理之余叙春秋。
有云水襟怀是诗人是真人更是好人从英年到老境整天笑眯眯严谨背后蕴仁和。
深深地怀念着你。
抒玉同志：
您好！
我是从《文艺报》悼念若冰的文章中，得悉了若冰兄辞世的噩耗的。我的心情非常沉痛，当晚久久不能入眠，脑子里不断出现他的音容笑貌，以及我们的诚挚友情。直到今日给您写信的此刻，我仍然摆脱不了一腔愁绪。
我可以想象，若冰的去世，对你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因为我知道你们夫妇间的深厚感情，从青春年少到鬓发如霜，你们共患难，同战斗，共幸福，同创作。我从我的好友岳瑟处，曾听到你们的往事。我赶快致函给您，希望您节哀，保重身体，健康长寿。这才是若冰的心愿，也是朋友们的心愿。
读若冰的文章，应是五十年代，而与若冰相识，却迟至一九六五年冬季。那时，我和他一道去访问柬埔寨，他作为团长，在外事上表现很稳重，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正如当时对外文委和中国作协要求我们那样：促进中东友好，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任务。我和若冰兄，在整个访柬过程中，亲密合作，没有丝毫的芥蒂，可谓亲如兄弟。多年以后，我们重逢在西安，受到你们全家和陕西作协诸位老友的亲切接待，到今我记忆犹新，铭感于怀。
若冰兄辞世固然令人伤感，但生老病死，人之必然，而且也算长寿了。可以庆幸的是，他的人品文品，已长留人间，他的形影和那么多优秀作品，也长留于文坛和友人心中。若冰可以无憾了！
我离西安太远，不能前去若冰灵前，为他献上我悼念的素花，真是人生一大憾事，我仅能给您写信，托您在他的遗像前，说一声：“老友高缨深深地怀念着你！”
我离休以后，远离都市生活，迁居到百余里之外的洪雅县小城，在这里过着宁静的晚年生活。以后您若能到四川访问，预先告诉我，我会去成都迎候您的，但愿我们能够重逢！
祝健康长寿。
高缨2005年12月10日
怀念若冰——若冰师逝世周年祭
每年农历春节到来之前，我谨守着我国古老的风习，总要给远在异地他乡的亲朋戚友，寄去一份新春的问候与祝福，特别是我的几位最为敬重的师长，对于他们，除了贺年卡外，还要附上一封长信，向他们报告我一年中的生活和写作情况。今年（2006）也不例外。每年都是这样，若冰师在收到我的贺年信后，很快就会亲笔复函。至于我，每次收到他的复函，我总是不忙拆开去读内容，而是像品评一样，将目光停留在留着他的墨迹的信封上。这时候，就会使我产生一种既熟悉又亲切，既惊奇又挚爱的感觉。若冰师的墨迹有着独特的特点和风格。
然而，今年我收到的信却是“西安贺寄”。
那天，当我匆匆走下楼去，从自置的邮箱里取出信来，映在眼里的竟是若冰夫人贺抒玉大姐的笔迹，下意识立刻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便急忙返回住室，迅速拆开来看。果然不出所料。抒玉大姐在信的开头写道：“今天上午看到你元月六日写的信，令我无限伤感！可惜若冰永远看不到你的信了！他于2005年3月24日永远离开了我们！”
读了这头几行文字，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泪水不由自主夺眶而出。若冰师的猝然离世，像梦一样，让我一时难以置信，要知道他的病不是绝症；作为老一辈作家，他还只有79岁的年纪，就这么匆匆远去，无疑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当今是一个信息的时代。由于我退休后远离文艺界，又定居在这个滨海岛上，对于当时新闻媒体所发有关若冰去世的消息，我竟全然不知。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暗自责备自己，感到特别的痛苦。这是不可挽回的过去啊！良久，当我稍稍平静了些，擦去泪痕，我才又捧起抒玉大姐的信继续看下去。大姐在信里详述了若冰去世前和治疗过程的病况，信的结尾，大姐写道：“我知道若冰和你的关系，你们之间的友谊很深。”
是的，若冰与我不止是莫逆之交，我们的这种关系，这种友谊，是建立在他对我的长久的关心与帮助的师生之情。
若冰师属于前辈作家之列。这不只是指他的年龄。事实上，在1938年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那一代作家中，若冰算是小字辈。但是李若冰的作品却是很早就广传于世的。如果说，最早让我熟知和心仪的西北作家，我要说，首先是李若冰。岂止是我呢，在我所生活的青海省的广大读者，最早就是从那部脍炙人口的《柴达木手记》中认识和记住了李若冰的名字。
他是1959年随石油地质勘探队走进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跋涉者和探求者。那会儿的柴达木，可是亘古无人问津过的广袤大荒原。作为当时担任酒泉地质大队副队长的作家李若冰，他肩负着双重的任务，其经受的考验是可想而知的。他在他的作品中就这样描写过最初走进盆地的情景：“一个人也看不见。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那被狂风飞卷着的沙丘，和戈壁中孤独低矮的枯树，时常会叫人迷惑一阵子。每天，我们总是怀着一种美好的向往，行走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憩息在空旷寂寥的滩地里。……”然而，正是他从生活的底层，从亲身经历的苦难中，丰富和积累了他的创作源泉的宝库，培育了他的“大漠情结”和“荒原情结”，奠定了他作为“石油文学之父”的丰碑。
记得是1959年的夏天我头回去柴达木盆地采访，我就从许多石油钻井工人的口中，从野外地质勘探队员的口中，从地质师顾树松等一批专家的口中，听到有关作家李若冰最初在盆地工作与生活的许多近乎传奇秀的故事和佳话。我很想采访这位前辈作家。遗憾的是那时他已离开柴达木，据说去了酒泉和陕北的一些油田。虽说我们没能见面，但他的人格魅力和他的作品一样，已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极其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我与若冰师见面和相交是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打听到若冰到了西宁要进柴达木去的消息。记忆中，那天晚上我去省招待所拜访他。走进他的房间，见房里挤了不少客人，他们中有记者，有文学作者，有乡党。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他立刻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脸上泛起动人的微笑。他说：“你就是朱奇啊！五十年代我在咱们陕西的《延河》杂志上读到过你不少诗作，印象很深。很抱歉，我们初次见面不能好好交谈，一是来了不少客人，二是明天大清早我搭长途客车进柴达木。不过以后我们会有机会见面，还可以经常通信。”离开他时，他很热情地送我到下楼的地方，这使我非常感动。
我们再次见面，已是“文革”那场灾难结束之后。1980年的5月间，他又来到西宁。当我了解到他有作黄河探源之想，我便向机关要了一辆吉普车，与作协的另外两位作家白渔和李振，一起陪同他去了黄河源头。沿途发生的许多趣事恕我省略。最让我记忆得比较深比较长久的，是我们夜宿黄河上游第一城的玛多县招待所的一次倾心交谈。玛多县城已是海拔4400米的高度，严重缺氧。我们都有明显的高原反应。躺在那间简陋冰冷的房子里，辗转难眠。若冰师就索性与我聊谈起来，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一直就想有这么个机会，向若冰师请教有关从生活到创作方面的问题。作家与作家之间的谈话，三句话不离本行，若冰说：“青海确实是十分可爱的地方，它在你们青海作家的心中是美好的，在我这个外省籍作家的心中也是美好的。”我说：“若冰老师，你应该属于青海人之列，你比谁都来青海早，生活的时间长，而且来的次数最多。”若冰说：“青海人算不上，柴达木人勉强算一个。你知道，我思念柴达木，眷恋柴达木，这回还要去柴达木，柴达木是我青春和生命的一部分。”我说：“你的作品可以作证。你走遍了青海，上至昆仑、祁连，下至戈壁、草原。你写了那么些普通的、也是优秀的石油、地质工作者和他们的英雄业绩。
是你最早向外界披露了和介绍了青海这块神奇封闭的土地。可以这么说，青海的山、湖、草原都留有你的足迹和笔迹。”若冰说：“不够。青海可写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我以为，青海的作家队伍中，应该有专写青海题材的带头人和举旗人。”我说：“若冰老师，你早就为我们带了这个头，举了这面旗；所以，我们许多人学着你，忠诚地、痴情地在写青海，写柴达木，写草原。”若冰说：“这就对啰。这是条正路，也是责任。”……后来，我们终于在睡意惺忪中进入梦乡。
这次谈话，于我教益匪浅。因此，我在日后的创作中，在我长期担任青海作协的领导工作中，他的话无疑带有启示性的。
若冰因写柴达木独有的风韵和善于从建设者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开掘人物内心世界而享誉中国文坛。作为一位无可争议的当代散文大家，他与同时代作家，特别是与青年作家的交往中，永远是一位热情、和蔼、忠诚的朋友。他对他们的创作乃至生活是关切和体贴的。你与他的交往，绝不会有距离感、压迫感和渺小感。他对与他联系的作家，从来都是亲笔复信，而且绝不是三言两语敷而衍之。
我不妨从他多年写给我的许多信里摘出几段小节的文字：
“朱奇大鉴！你好，很想念你！
在千禧龙年接到你的信，心里很感快慰。早从郭保林那里，知道你已迁青岛，却不知你在什么地方。……你在青岛这么美丽的城市居住，却有醉氧现象出现，使我感到惊异，这也许和你50年生活在青海高原有密切关系，暂时还不能适应这样的新环境，我想再过一段时间就会适应的吧！说实在的，我倒非常高兴你能生活在黄海之滨这么优美的环境里，经受了半个世纪的高原缺氧的生活，你也该体会海洋性气候的滋润了。……”
（这是他在2000年元月写给我的长信中的一段）“朱奇好友：接到你从西宁发出的信有好些天了，因为我在赶写几篇小序，迟复为歉。我就知道，你虽离开了青海，你的心仍在青海，那里是你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你永远眷恋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你成为作家的安身立命之地，你不想它那才怪呢。”……（这是他2000年8月写给我的长信中的小段文字）“朱奇友：想念，想念你。……我还是老样子，换届说是6月，现在已是8月了，还没有音信，真烦人，前不久作家和谷和陕西米诺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摄影家惠京鹏等人，成立摄制组，拟拍摄《西部散文家李若冰》，现正在筹备中。这样一来，我9月份就要和摄制组去柴达木，至于塔里木和其他一些地方，能不能去就不一定了。因为我患糖尿病，引起小腿肚子痛，不能持续地行走，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我们的友谊是长久的，我时常想到你。要是你现在还在青海，那当然是摄制组采访的对象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和爱好！……”
（这是他在2002年8月写给我的长信中的一节）由于篇幅关系，我只能割爱，从他写给我的许多信件中摘出这么几小节文字。尽管如此，也足以看出他是一位多么温柔敦厚的长者，循循善诱的良师益友。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他对后辈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关切和注意，不止是表现在往来的书信上；其他方面，例如为他们出书写序，不仅占去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那种认真程度，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谁都会从他鞭辟入里、呵护有加的序文中得到营养呢！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曾谈到他为人作序的事：“这两个月，叫写序的人特多，在大热天里，为写序汗流浃背。已写了四五篇。近十多年来，我主要就是为他人做嫁妆，仿佛是没有法子的事。而自己创作放在一边，无所顾及了。……前几年，我出版了一部序跋集《满目绿树红花》，收有100多篇序，写你的那篇放在第一篇，也算给社会有个交代。”
1988年，我将《朱奇抒情散文选》交给了一家出版社。
这是我继诗歌创作之后专攻散文创作以来较为重要的一本书。
于是，我写信给远在陕西的若冰师，想请他写序。信寄去之后，我的心很不踏实，想到他当时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省文化文物厅厅长，可以说是万机日理；更何况序文实际难写。
我便有些后悔。出乎意料，一星期之后，他就复信让我速将部分作品复印寄去。同样也没有想到，一月之后，就收到他的序文：《朱奇散文的魅力》。这篇近五千字的行文，他的严谨，他的善意，他的鼓励，他的希望，乃至殷殷盛谊，无不力透纸背，使你怦然心动！
现在他已不在人世了，但对我来说，他的谈话，他的信札，他的序文，等等，就显得多么的宝贵，有着永远的爱抚的意义！
至于他的作品，我曾在《散文天地》杂志开辟的“我喜爱的五本散文集”专栏中，对我喜爱的《柴达木手记》写有这样一段文字：“激情、真情是这部作品的特色。而真情实感，来源于老作家对生活的幽微观察，作品不朽的生命就在于此。”
是的，若冰师和他的作品，就如开不败的花朵，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且让我们记住他不朽的遗名吧——二十一世纪作家李若冰的名字！安息吧，若冰老师！
（2006年2月12日元宵节）
解读李若冰
若冰老师去世一周年了。这一年中，朋友们已经纷纷握笔，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满怀深情地悼念他的文章。
我还能再写些什么呢？
若冰老师在陕西文坛工作了几十年。这几十年中，他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甘于寂寞地当着作家，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担任行政领导工作。让人敬佩的是，他当作家是名好作家，当领导是位好领导。
之所以如此，是和他的做人分不开的。
记得九十年代中期，我的长篇纪实文学《大京九纪实》出版。我照例分送给一些师长和朋友们。那时若冰老师担任着文联主席的职务，工作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我送他书一是尊重，以示请教。二是惯例。其实内心里不敢奢望他能够阅读。
《大京九纪实》是部讴歌铁路工程建设的纪实文学作品。按照时下不成文的规矩，这类文章已经越来越脱离了文学而越来越多地掺杂进功利。尽管我清楚自己写这本书并非出自功利，也尽管我为这本书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但真正要体会这些，唯一的方式就是阅读作品。无论对思想和艺术的判断还是其他，相信都蕴藏在书内。
问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很忙，都有一大堆急需处理的事情。读不读一部书完全是被送者的个人选择。何况这还牵涉到口味和喜好问题。不说别的，如果我的朋友们给我送来一本写工程写技术的长篇作品，我会不会认真拜读呢？
书送去了，我也就将它忘记了。隔了一段时间，我和若冰老师在一次会上碰见了。他见到我后，紧握着我的手说：“你那本写京九的书我看了，写得好！”
他说：“尤其是写段那篇。不光是把中国交通建设的各种思考写进去了，可以当作历史资料来读，而且人物也写活了。单纯就艺术上讲，就可以当作一部独立的中篇来发表。你把一条铁路的建设写到这种程度，很不容易！”
显然，他很认真地看了这本书。
如果放在一般人身上，说了上面这番话不值得惊奇，但放在他身上，却让我深受感动。无论哪种原因，他都不可能来读这本书。原因在于他实在太忙。如果说在繁忙的事务中还能抽出一些时间的话，那么他同时又是一名作家，他需要抓住这宝贵而有限的时间写自己的作品。
但是他却认真地读了我的作品——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极有可能干瘪无味的书，而且长达六十多万字。
他为什么会这样认真地读这部书呢？
翻看一下李若冰的文章，你会发现，他一生中始终都站在写作的第一线。他写石油，写戈壁，写青海新疆，也写陕北。
他饱蘸笔墨，满怀激情地书写着各条战线上干部和工人农民们创造出来的业绩，也饱念热忱、满腔热情地书写着他的朋友和战友们。他用自己手中的笔和各种门类的艺术家们一起来谈论绘画、解说音乐，分析摄影，品赏舞蹈——除此而外，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他用极大的精力为许许多多人写序和撰写评论。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已经十分出色的艺术家，有些则完全是名不见经传的初出茅庐者。可以说，李若冰在用毕生精力追求着文学的同时，也用毕生的精力在帮持着朋友和培植着新人。
还有一点，是我在生活中有了更多的阅历之后才体会到的。这就是，李若冰写作的视野很广，站位很高，他写的基本上都是“大我”！
这些年来，在“小我”还是“大我”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观点对立。有些人热衷于写“小我”，他们不厌其烦地开掘和抛出着一种又一种新理论，来为自己“小我”的写作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他们把自己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放在掌心里翻来覆去地把玩，并且津津乐道地向周围展示。不是说绝对不允许这种把玩和展示，问题在于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和量的限定。至少在当前，作家们对自己个人私生活洋洋自得的表现（甚至不该示之于众的、既不健康也不具美感的隐私）实在是太多了些，不仅数量多，而且往往在这上面来比较“胆量”和“勇气”，这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常常说文学滑坡，常常说文学边缘化了，常常为文学已经不再有当初那种撼人心魄的力量感到惋惜，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反问一下这其中的缘由？问题的本质在于，假若文学对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不再关注，又怎么能指望老百姓来关注文学？假若文学不能为老百姓提供美的服务和美的享受，又怎么能指望老百姓们对文学心怀崇敬？有一点应当肯定：成就文学崇高地位的不会别人，一定是作家们自己。而将来毁灭文学的同样不会是别人，也必将是作家们自己。
翻开李若冰的文章，那里面全是石油战线上感天动地的人物和事迹。全是普通老百姓中挖掘出来的美好的情愫和境界。
我不知道这些文章发表时是一种什么情况，或许那时并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但是当生活走到今天，当人们对市场上颂扬得美妙无比而实际上一塌糊涂的书籍越来越感到腻味，当大家对文坛上炒得热火朝天而实际上苍白乏味的作品不再投入激情，于是人们渐渐地明白了，闹出响动的并非都是音乐，他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了文学本质上的纯洁和神圣！
于是我们发现，李若冰始终坚持写“大我”是多么值得！于是我们也才能够认识，他是在以自己严肃而执着的文学写作，不断地呵护着文学的地位和文学的神圣。
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好好深思，好好学习。
无法不敬重他
陕西老一辈作家里，我认识最早的是李若冰。那时他全家住在北大街的一座居民楼上，房间窄狭，周围嘈杂，我和陈策贤去了那里。他俩为编辑出版《神泉日出》一书而高谈着，我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相貌堂堂，气度雍容，但有些口笨，和陈策贤说过一阵话了，又歪过头问我几句。陈策贤是资深编辑，我只是陈的助手，他和我说话完全是怕我被冷落，还递过烟来，说：“你抽你的。”我自然也大了胆子，走近他的书桌，看他的笔，看他的手稿，觉得很是亲和。之后，因稿件的增补和校样，我独自去了几次，我们的说话就多了，当得知我从大学刚毕业，也尝试着写作，他显出几分激动来，让我把我的习作带去给他看看。但我没有带我作品给他看，有些不好意思。后来，我被派去烽火大队，领陕师大一批学生写烽火社史，他那时也在礼泉县兼县委副书记，又直接指导着我们，十天半月他就来了。他每次来一出现在村口，就有小孩先跑来告知我们：李书记来了！往往远远看见了他，走近却需十多分钟，因为村里人都和他熟，和这个说了，又和那个说。这一回较长时间的相处，我们就成了忘年交。二十多年里，我的创作和生活他一直关心着，我对他始终心存着一种亲近感。
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那一本《柴达木手记》我是初入文坛时认真拜读过，前不久又读了一遍。这是一本充满清正之气的风格独特的书。它并不过时，因为它写得真实、朴素、歌颂的是关于人的崇高的奋斗精神，歌颂的是中国西部的壮美的风光。他年轻时写《柴达木手记》，晚年写《塔里木书简》，令我惊叹的是他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他的思想从不保守，思维开放而活跃，这使得他的创作在六十年间没有出现枯竭，且常写常新。这一启示对我们晚一辈作家特别重要，如保持创作的活力，除了永远沉于生活之中，就是要不断地更新自己，不断地咬破自己的茧壳，使自己的感觉永远鲜活。中国的政治运动多，许多人写东西到老年时是无法再收入自己的文集中，也有许多人到了晚年写下的东西你无法想象是他写的。而李若冰是常青的作家，更是一位真诚的作家。
李若冰因他的创作成就和德高望重，曾长期担任省文学艺术界的领导。他得到众多作家、艺术家的尊重和热爱。我从未听到过对他的非议。而他爱才如渴的品行到处被人传颂着。我的创作道路极不平坦，常常受到挫折，每一次在我落寞之时，他总是给予特别的关照。有一年在陕北开会，我正受到批评，许多人都有意躲开了，他却故意在人稠广众之时拉我和他在一起，甚至离开会议，和我单独出去活动。那些情节和细节至今历历在目，一回想起来，心里充满暖意，锦上添花人人都可以做到，雪中送炭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何况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据我所知，陕西有相当多的年轻作者受到他的提携和栽培，许多人如果没有人的呵护，很难在文坛上立脚，至少是自生自灭了。可以说，陕西的文学艺术发展到今日，他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
作为作家，他杰出而常青；作为长辈，他宽厚而善良。我有幸生活在西安，有幸写作在他做领导的环境里，我祝福他身体健康，创作再有收获。
（1999年3月12日）
2002年的驼铃
西去列车的窗口
起先，西安至库尔勒的火车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新奇的。你听不出它的汽笛声与别的火车的嘶鸣有什么不同，辨不出它遥远的南疆味来。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使者，是由历史记忆中的驼铃演变而来的。你能听得出它融会其中的驼铃的吟唱吗？
我们在寻思2002年的驼铃，在秋深的季节里，也是从古城西安出发，路的尽头便是千里万里之外的西域。不是去西天取经，只是陪一位七旬有七的老人，去温习半个世纪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梦想。
几个月前，在建国路十一道巷的家中，我们同若冰老人谈起拍摄他的电视片的事，他说他要去西部，他要六进柴达木。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里又闪烁出那种久违了的亢奋的目光。
是马儿恋草原、苍鹰念天空、骆驼向往旅程的那种目光。老伴贺抒玉担心他患有糖尿病的身体吃不消，后来也同意了他西行的打算。
离开车时间不到二十分钟时，若冰老人赶来了。他拎着简单的行囊，以一个老旅人的身份走向站台。因患病，他的腿部有点肌肉萎缩，走不了多长路就疼痛难受。我们扶着他稍事歇息，又似乎是步履谨慎地登上了火车。
车开了，我们终于成行了，若冰老人的心情应该说比谁都要好。1953年的他，是一个英气勃勃的27岁的小伙子，从这里走向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走入石油地质勘探的朋友们中间。这便有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的重要收获《柴达木手记》，且影响深远，成为石油文学以至西部文学的拓荒之作。
之后，他又几次走出嘉峪关，越昆仑，入戈壁，为石油人而歌，从而构成了他散文作品的主体。那是一些多么让人怀念的日子啊！
他凭窗眺望，白发在黄亮的阳光里颤动，映在镜片上的目光是深邃的，心情怎一个好字了得？他即使想抽一支烟，想饮一杯酒，也因医生的叮嘱而受到限制。他需要按时吃降压药，自己掀起衣服来打胰岛素的针，夜里几乎是每隔一小时要去一回洗手间，而拒绝使用我们着意为他放在厢里的便桶。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的情绪，话不多，更多的时间是乐呵呵地倾听旁人的谈话。
车到蔡家坡，他说这儿有个珍珠泉，1951年时他和贺抒玉在泉边拉的手，定的终身。他在延安时就认识她，一起跳过舞。他从北京文讲所回来，赶到这儿找她。临别时，她发现他身无分文，给了他盘缠。此后，他将在延安看见骆驼而起的笔名沙驼铃易为若冰，为鸿钧起笔名为贺抒玉，一片冰心在玉壶，见证了二人坚贞不渝的爱情生活。
车过酒泉，他望着黝黑的茫茫戈壁说，曾经在一个冬天的夜里，他和勘探队员们一起被困在野外，差点冻掉了耳朵。当时他挂职酒泉地质勘探大队副大队长，是实干的。早期发表的反映勘探队员生活的散文作品，大多是在野外帐篷里写的。在戈壁滩上跑得久了，回到家，连女儿也不敢认他这个爸爸了。
车过玉门，他说他五十年代头一回来玉门，和“铁人”王进喜住在一起，有时甚至于钻在一个被窝里。贺抒玉先一步随西北文艺工作团来过玉门，并结识了王进喜。当时进喜知道若冰这帅气十足的小伙子与那个漂亮的米脂姑娘的关系后，高兴地说，这是我们的缘分啊！多年后，若冰又在大庆与王进喜重逢，写了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大庆书简》，在当时颇有影响。
乌鞘岭、祁连山、天山、崇山峻岭。北大河、疏勒河、开都河，河流激荡。车行在辽阔无垠的大西北的版图上，若冰老人都认得出这些山岳和河流的面目，它们想也认出了重逢的这位朋友。他为这些苍凉而壮阔的山川，领来了亲近和感受它们的新朋友。
重访塔里木
库尔勒，以它绚烂的秋阳迎接我们。尤其是这条穿城而过的孔雀河，泛着蓝色的波光，洁净而丰盈地涌流着。整个城市，也因为这条母亲乳汁一样的河流而充满了生机。看惯了几天来旅途上的戈壁荒漠，这里的绿树、楼房、人群，让你觉得莫非是梦一样进入天堂。我们随着由北京先期抵达这里的石油作家小路及老郝一行穿过市区，入住塔里木宾馆。这里有四星级的国际标准，不时出入有参与油田开发或旅游的外国人，又让你有一种置身异域现代大都市的感觉。
若冰老人走在孔雀河大桥上，走进油田小区公园，走过维吾尔商贸街，记忆中的十五年前的市景已完全换了新颜。当初他在作品中写道的瑞阳大楼、民族商店和萨依巴格市场在哪里？他显然是辨不出来了。只是瓜果依然飘香，小吃集市惹人垂涎，异域特产让你眼花缭乱。他戴上维族小花帽，像个维族老者了。他欣赏着一把精美的小刀，说这是英吉沙小刀，是塔里木西部边缘一个叫英吉沙的地方出产的，很有名气。他同女卖主搭讪了一阵，女卖主为了显示小刀的真假，用小刀在货架的三角铁上当当地砍了几下，他接过小刀，刀锋不见崩口卷刃，说是好刀。他又仔细琢磨着刀柄上的黄铜、白银、玉料和骨石镶嵌，爱不释手地买下了这把小刀。在和田玉工艺品摊店上，他又精心挑选了两枚生肖玉佩。让人想起古人所说的于阗“土人夜视月光盛处，入水采之，必得美玉”的奇妙情景来。
我们没有陪他去铁门关和博斯腾湖重访，来时路上快到库尔勒时，他为我们指点过焉耆和这两处名胜。在他的作品中，曾写道铁门关是天下二十六关之一，是西域最险要的口子，当今已打开了城门迎接四方宾客。曾写道唐玄奘到西天取经路过焉耆，称其为阿耆尼国，说大都城方圆六七里，四面有山作为屏障，道路艰险难行。境内泉水溪流交织，引水灌溉，适宜糜子等谷物各瓜果生长，气候温和，风俗淳朴，人们真挚相处。
千年后，这里的交通已大为改观，物产丰富，经济日益繁盛。
被视为生命之源的博斯腾湖，“就荡漾在焉耆盆地的肚脐眼上，她哺育着世世代代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儿女子孙。”
若冰老人向往着塔克拉玛干，向往着塔里木盆地的石油人，我们便驱车经轮南朝塔中油田进发。在西气东输的首站轮南，他注视着井深5221米的轮南2号功勋井石碑，仰望着522公里的沙漠公路起点纪念塔，询问着输气首站控制台上星星点点闪烁的显示流程，有一种老石油人的情感。不远处是高高耸立的燃烧着的火炬，让人眼睛发热。
1987年9月，他在这里采访过物探基地，写过注视塔里木的地质学家和野外勘探工作者。赞颂他们在塔克拉玛干寻找油气资源储量所做出的罕见的努力，在塔里木盆地点燃起了希望的火光。他曾乘直升机深入到大漠腹地，领略石油人征服死亡之海的豪气。他在《塔里木书简》中写道：“塔里木河，从疏疏落落的村庄中跳出来，犹如没有套缰绳的精屁股野马，快活地奔向前方。”开发这里的仓塔木人在和贫困告别，征服大漠的石油勘探者来了。他写了一支沙漠队在七八级狂风中挺进，曾有几回从黑风沙暴中挣脱出来，终于发现了巨大的储油气区域，揭于了塔克拉玛干这谜。
经过500多公里行程，我们穿过塔里木河边的胡杨林区，越过漫无边际的沙漠旷野，夜宿塔中油田基地。这里方圆数百里皆是大漠洪荒，除零星可遇的勘探者之外，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这荒漠中的石油小城，不啻是一座天堂。百十个年轻人工作生活于此，使它奇迹般地有了绿色，有了现代化的公寓。
“我为祖国献石油”，你除了打心眼里想唱这首歌儿，别的还能说什么呢？若冰老人颇有兴致地与职员们聊着，比谁都要惊喜于油田的开采进度，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乘沙漠车，去看油井。他在酝酿新作，更多的是他在品味着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石油的成果。
塔里木，似乎是他精神的一个家园。回程时，他坐在塔里木河边维族餐馆门口的桌子旁，一边赶着苍蝇，一边很香地吃着手抓羊肉，喝着大碗茶，笑呵呵地望着驿站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他似乎在请求我们说，让我抽支胡杨牌香烟吧，只吸两口，让我呷半杯昆仑啤酒，真香。看他的感觉，好像是回到了家一样。
去柴达木罕家做客在美丽的孔雀河边，有一片塔里木油田的生活小区。新式的高层建筑，统一供应暖气热水，中央空调，服务设施齐备，院落花木草地如同花园。在轮南、塔中各工作区上班的职员，定时轮休，回这里生活。若冰老人在探访老朋友时，打听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的线索，她的名字叫柴达木罕。她现在是这里的工会领导，就住在这处小区里。
还是在五十年代初，不满三十岁李若冰闯入了柴达木盆地。在与石油勘探者相处的日子里，他结识了维族老人依斯阿吉。1957年10月，在茫崖的勘探帐篷里，他写下了一篇题为《寄给依斯阿吉老人》的散文。文章写道，那年阿吉老人已六十四岁，胡须花白，褐黑色的脸上刻满皱纹，身穿老羊皮袄，有着雄鹰般的眼睛，脚蹬毡靴，豪迈地走在大沙漠中。阿吉家住若羌，年轻时被土匪逼迫，领着妻子儿女，赶着羊群，闯进了柴达木。之后，自愿给解放军当向导，进柴达木剿匪。当勘探队第一次踏入柴达木时，阿吉又成为勘探者的第一号尖兵，发现了大漠中的油砂。作者在茫崖又见到阿吉时，知道老人在六十二岁时又添了一女孩。
那女孩便是柴达木罕。她是柴达木茫崖帐篷城的见证。近半个世纪过去，阿吉老人已于1961年去世，长眠在了柴达木花土沟的戈壁滩上。她的女儿辗转油田，落脚到了库尔勒。曾经有一年，柴达木罕到了西安，找到这位写过《柴达木手记》的作家朋友，是为给她哥的孩子看病的。她说，这孩子得的是肾脏综合症，在西宁、兰州看不好，就来西安了。若冰为她打听介绍了咸阳中医学院的一位名医，终于医好了孩子的病。若冰记得她是在什么毛安的地方工作的，怎么这么巧，能在眼前这座城市见到她呢？这是若冰老人始料不及的意外收获，他的惊喜之可想而知。
若冰老人无意中得到这个消息后，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说是从塔中回来，一定去见见柴达木罕。临到要出发时，才知道她去北京出差了，在我们离开库尔勒之前是赶不回来的。这恰似一瓢凉水，浇得激动中的他说不出话来。他想了想说，柴达木罕不在家，即使去她家里看看也好啊，她的丈夫买买提在吧？经联系，说买买提在家，腿脚因患风湿病上不了班，但这会儿是去职工医院打针了，一会儿就去家里。若冰老人说，买买提有病，更应该去看看。
进小区，乘电梯，我们陪若冰老人敲开了一扇门。它不是近五十年前茫崖帐的门，是近五十年后那个叫阿吉老的小女儿柴达木罕的门。若冰老人拉住买买提的手，久久说不出一句来。拄着拐杖的买买提与若冰老人互相搀扶着，在沙发上坐下来。这个家宽敞舒适，收拾得美观大方，维族的特色十分明显，让客人赞叹不已。若冰老人说，又是二十年不见了！买买提说妻子那年去西安给孩子看病的事，很感谢眼前这位老作家。若冰老人问到他的腿病，说要抓紧医治。买买提说，柴达木罕这次去北京，也捎带着去咨询他的病例。他们拉着家常，品尝着库尔勒有名的香梨，心情十分舒畅。我们知道主人的一儿一女都成人了，分别在北京、上海读本科和研究生，儿子是自己贷款读的，说是长大了，不让父母再操心。买买提给在京的柴达木罕拨通了手机，若冰老人同她聊了一阵子，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与柴达木罕同事的老郝是陕西永寿人，是油田上的作家，若冰老人为他的一本书写过序，他这几天一直负责接待我们一行。在我们谈话时，他已如数家珍似的从主人房间里摘下了几幅镜框，原来是阿吉老人给勘探队当向导时骑骆驼的照片和主人的全家福及不同年代的留影。这确实让若冰老人高兴得了不得，似乎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火热的年代。他又听到了那叮咚作响的驼铃的召唤，眼睛也湿润了。
按行程安排，我们是要陪若冰老人去柴达木盆地的。他一直盼望着能六进柴达木，重访芒崖、冷湖、花土沟和尕斯库勒湖，去拜谒长眠在那里的石油人和阿吉老人。数天后，当他因血压升高未能翻越冰天雪地的当金山进入盆地时，他该多么焦灼、遗憾、沮丧和不安！对于若冰老人来说，柴达木是永远的。
永远年轻的跋涉者
离开库尔勒，经吐鲁番，我们来到了鄯善石油基地。若冰老人在我们同钻井队长聊天时，他已随一位年轻钻工向钻台上登去。当我赶上钻台时，见他正坐在操纵室里，望着高高竖立的钻杆发感慨呢！过去的印象，钻台上的刹把，是用人工操作的，今天已是电脑控制。来到宿营地，帐篷也早就换成了空调房。而以往沿小路步行的采油工，已叫做巡查工，开着小车在抽油机之间来往。
更让人惊喜的是吐哈石油城，如同戈壁上的一个世外桃源，绿色掩映着一幢幢现代小楼。尤其是人工湖公园和文化广场，让你觉得不是身处大漠，而是进入了现代城市最美的角落。若冰老人散步在湖边，徘徊在时尚美观的广场甬道上，想到石油人所走过的历程，为他们今天所建造的乐园而高兴。
在宾馆的商场里，他买了一块小小的硅化石。他是延续着早上在岩心库的追思，寻求着一代大地的勘探者、开拓者的凭证。在他西安家中的书房里，摆放着一些这样的矿石，是他半个世纪的珍藏品，每当他看见它就仿佛置身于西部的野外。
到了敦煌，我们在做前去柴达木的准备，经过医院查体，若冰老人的血压升到了100至200，看来是不敢让他翻高海拔的当金山了。小路从这里返回北京时，拉住若冰老人的手幽默地说，去不去盆地，您还是要听党的话，听医生的话。阻止他去盆地，这话谁也好说。只能由医生和油田领导来决定。他几乎是在央求那位年轻的女医生，试图说服油田领导和同行的我们，说他们的身体完全是适应柴达木的，柴达木人能适应他就能适应，不适应也应该学会适应。
休息了两天后，他的血压仍未能降下来，而又增加了“窦性心律不齐，慢性冠脉供血不足，较前加重”的症状，医生请组织“阻止该同志到高海拔地区”，他自己也只好妥协，让我们一行出发。他说，看来年轻就是好啊！难道说我再也进不了柴达木了吗？上一次不是很顺利地进去了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已经十年过去了。我们说，不是再也进不了柴达木了，以后可以坐飞机进去，也可以六进、七进甚至于十进柴达木。这话多少有点诳老人的成分，年纪不饶人，难道说就这样让他死了这个念头，我们也感到不忍心。
他几乎是很动感情了，他说，我多年来非常怀念柴达木，眼看到了它的面前却不能去了，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人最初的一步很重要，1954年的那次选择，让我爱上了柴达木，这便成了我永远的情结。柴达木曾经令我感动，也令世人感动。和柴达木人在一起，自己也感到崇高了。进不了盆地，真是太遗憾了！
油田的人说，去年有一位老石油领导，比若冰还年轻一些，也是执意要回柴达木看看，没翻过当金山就休克了，当时请专用飞机送北京抢救，花了30万，才保住性命。他们也的确是怕了。当我们在翻越当金山的雪峰，见大多车辆抛锚在冰雪路上，寒冷的尕斯库勒湖边有零下十几度，缺氧让人头晕难耐时，想着还是没让老人来的好。我们在阿吉墓前，在冷湖烈士纪念碑下，献上了出发时采的菊花和若冰老人亲笔的挽联，向故去的人们问安，也向柴达木的山峦和戈壁，向每一个人、每一粒沙子、每一只掠过苍穹的鹰、每一缕空气问好。这是若冰老人的心意。
在敦煌的几天里，我们去了玉门关、鸣沙山和莫高窟。若冰老人在沙山下骑上骆驼，攀上了黄亮亮的沙丘。近五十年前，他是这样行进木的戈壁大漠上的。再往前推，六十多年前，他从泾阳老家投奔延安，从一个孤儿变成了一个战士，一个作家。他曾经在延安城边看到的骆驼是这样的吗？那驼铃也是这么叮叮咚咚响吗？
跋涉者永远年轻。若冰老人把那只从鸣山下带回来的驼铃，挂在西安家中。它无声似有声，永远在跳动着生命的脉搏，吟唱着诗。
李若冰：魂归大漠
玉兰花开时节，李若冰远行了……挽联“云阳泾阳延安西安柴达木塔里木辉煌一生著作等身；人品文品长者仁者革命家文艺家高山仰止风范永存”概括了李若冰平凡而又多彩的一生，表达了文学艺术界和众多吊唁者的共同心声。
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西部文学的拓荒者、陕西文联名誉主席李若冰静静地走完了七十九年人生之旅，魂归他毕生牵念的大漠深处。他老伴贺抒玉说，几乎每年都是玉兰花开时节，李若冰离家奔向西部大漠，到白雪飘落腊梅盛开之时，他才回家。1953年与他结婚不到半个月，他就到延安去了。不久，他就去了酒泉盆地，兼任勘探大队副大队长。1954年春季玉兰花开，也是女儿出生之时，他从酒泉勘探队直接去了未开垦的柴达木盆地，顾不上回来看女儿一眼……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祖国大自然的怀抱，融入了西部的大漠中，他就是大自然之子！
“我是在延安的怀抱里，吃党的奶长大的，最爱唱爱听的一首歌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是李若冰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永远不忘的一句话。李若冰是个孤儿，十二岁从陕西泾阳县老家出走，投身到延安革命洪流中，1945年考入延安鲁艺文学系。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毕业，就深入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把自己的手紧紧地扣在生活的主动脉上，用自己的胸脯贴着生活发展的脉搏，感受生活，感受时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陕北札记》，热情地讴歌了共和国第一批石油勘探者。他一次次地西出阳关，穿越河西走廊，登上祁连山，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挂职兼任酒泉盆地地质勘探大队的副大队长，之后又在柴达木、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及高山、雪湖和草原上留下了一步步跋涉的足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在柴达木盆地》《酒泉盆地巡礼》《勘探者的足迹》等作品在中国文坛引起轰动，尤其是在1956年，他曾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到东北采访，写下了《汽车城散记》《在海洋的胸膛上航行》等散文，并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在勘探的道路上》，和作家柳青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对他说：“你是这里最年轻的作家，希望你写出更好的作品。”之后，他的作品就像石油一样从心底源源不断地喷发出来。八十年代的《塔里木书简》《高原语丝》《龟兹乐舞之乡》等，又在艺术创作上登上新的高峰，从这些作品里也看到了他的生命流程。人们都说，他是西部散文的代表人物，最早发现了西部美，歌颂了西部美，为祖国石油工业树起了一座丰碑。1999年11月，他和已故的著名诗人李季，被石油部授予首届铁人文学“贡献奖”，他俩被称为石油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李若冰不但一生勤奋笔耕，还提携和鼓励年轻作家。他一生中，共为一百多位作者的作品写过序，他说：“我看完二十多万字的一部作品，才写出两千字的序。”作家贾平凹说他是：“雪中送炭”的人，“无法不敬重他”；也有人说：“对自己，他讲一个‘淡’字；对别人，他讲一个‘扶’字；对同行，他讲一个‘亲’字。”1959年他的《柴达木手记》出版时，当时书中的多位主人公已被打成右派，但他却坚持不删改这些人的名字，大胆地让所谓“右派”以本来创业者和奉献者的形象走进读者的心灵。
李若冰纯净似冰，冰清玉洁；他热情似火，晚年犹如夕阳样火红明丽。他除了写作之外，还在陕西省的宣传文化岗位上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他领衔创作的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至今广为流传；他雄心大略，为陕西的文学大厦垒砖砌石；他领导创作编排的《仿唐乐舞》等久演不衰，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璀璨明珠……看看李若冰仅十三平方米的书房，看看他家用了几十年的家具，就知道这位延安时的小八路、红小鬼，半个多世纪后仍保持着延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若冰啊，你那旺盛的生命之火，怎么会在刹那间突然熄灭！深爱着你的亲人们一直在大声呼喊着你，你没有听见吗？
若冰，莫非你又去了遥远的柴达木，你的魂又去了大戈壁？”
老伴贺抒玉的呼唤催人泪下。
人们坚信：冰消化春水，滋润大戈壁。若冰虽远去，驼铃声永脆。
永远的“沙驼铃”
——悼当代著名作家李若冰
“柴达木手记传青春城月光影万丈，塔里木书简志烈士暮年志在千里。”半个世纪前，《柴达木手记》《塔里木书简》成就了李若冰这位中国现代西部散文第一人；半个世纪后，李若冰怀着对西部热土的无限眷恋，静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从此，他将和他的文章一起，为世人所永远铭记。
2004年年底，李若冰仍精神矍铄地出现在省第四次文代会上，并致了开幕词，谁能想到，仅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音容犹在，却已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李若冰的一生都与西部息息相关，他的一生，眷恋西部、抒写西部。只要一息尚存，他就忘不了西部那片曾经工作过、耕耘过的土地。李若冰曾在《西部风景》一书中说：“我的家乡在西部，却不知为什么总是向往西部的西部，仿佛那里有着一种神秘奇异的魅力，吸引着我不由得走向它的身边。”
熟悉李若冰的人都知道，他曾有“六进柴达木”的经历。
其实，他在晚年还去过一次，却因身体原因，与柴达木“失之交臂”。2002年10月，为配合纪录片《沙驼铃》的拍摄，他第七次来到魂牵梦萦中的旧地，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采风，距第六次“西进”，已有10余年之久。因此李若冰显得格外兴奋。这次采风涉足甘肃、青海、新疆三个省份，经过塔里木、吐哈、青海、玉门四大油田，行程21天，二万余里。
从在火车上起，李若冰就指着窗外，兴奋不已。每到一处，他都会受到当地石油工人的热烈欢迎，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我们自己的作家”。一些当年支边的人见到他像见了老朋友似的大声“抱怨”：“李老，你的文章把西部写得这么美，这么好，我们可都是被你的文章‘骗’来的哟。”尽管临行前医生再三叮嘱不能饮酒，但面对这些亲切热情的人们，他经常是“一饮而尽”，任谁也拦不住。当队伍行进到青藏高原的腹地——柴达木盆地的时候，由于海拔过高，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深入其中。摄制组为了取镜头必须进入，他只能待在原地等候。他万分焦急却又万般无奈地说：“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七进柴达木’，我还不知道柴达木现在的面貌啊。”据与他同行的惠京鹏夫妇回忆，当时，李老边不停地向远去的人挥着手，边止不住潸然泪下。汽车上播放的《青藏高原》在辽阔的天地间显得异常苍凉。车走很远了，人们还能看到他在久久地伫立着，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飞扬。那情那景，令所有人都欷歔不已。谁能料到，此次行程，竟给李若冰留下了今生都无法完成的夙愿……李若冰不但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据与李若冰有过交往的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沙铃回忆：
我曾同李若冰下过乡，开过会，共过事，拉过话。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是以大对人，以小对己，于人，以大胸怀，“大家朝前迈吧，担子我把它扛着。”于事，以大境界，顾大局，顾大体，顾大面。“辉煌是大家的，疵斑是我的。”我省著名作家、评论家贾平凹、王愚、陈孝英等都曾得到过李若冰的扶持和保护，诚如贾平凹所言：“锦上添花人人都可以做到，雪中送炭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何况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他的作品仍然流传，他与人合写的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还在传唱，他主持组织创作的舞蹈《仿唐乐舞》依然长演不衰。而他的作品与人格，也必将在人们的记忆里永存！
驼铃声断文坛星陨——作家李若冰活在我们心中
著名作家李若冰永远离开了热爱他的读者、亲人和朋友！
噩耗传来，文坛及社会各界为之震动。从3月24日下午起，到省文联和李若冰家中悼念的各级领导、文艺界人士及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全国各地发来的唁电、慰问信更像雪片般飞来。
人们以各种方式追忆着一位富有激情的作家，一位实干重才的领导，一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
陕西文坛一大损失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省文联。李若冰先生的灵堂就设在文联大楼一层。满目的花圈、花篮、挽幛从楼内摆到院外，空气中弥漫着悲凉的气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站在李老的遗像前，神色凝重，似有千言万语。
“云阳泾阳延安西安柴达木辉煌一生著作等身，战士诗人长者泰斗革命家文艺家高山仰止风范长存”，遗像两旁，著名作家高建群的一幅长联形象地概括了李若冰的不凡人生。获悉不幸的消息，省文联党组及工作人员纷纷行动起来，安慰家属，安排后事。陈忠实、雷涛率省作协20多位作家立即赶到李老家中，“艺术之魂，文学之神”、“文坛丰碑，艺苑巨匠”、“一串脆铃成就文坛宗师，两袖清风完美政界楷模”……表达了文坛名流对李老的崇敬之情。
与此同时，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来唁电，认为“李若冰的去世，是中国当代文坛和艺苑的重大损失”。已故著名诗人李季的夫人李小为，作家肖复兴、肖复华当即赋诗“沙驼铃仙逝，西风唱春秋。若冰诗千古，天长抒地久。”而自称“柴达木石油人”的李玉真，则深情地写道：“李老，您走了，我用泪水为您洗净前面的路；李老，您没有走，您永远是我们心中为人民真情写作的榜样。”
30岁成名受周总理接见
面对记者，省文联副主席、著名评论家肖云儒沉浸在悠远的回忆中，“李老是我大半生的师长和领导，我们相识相交整整45年，我20岁时就开始读作的作品。他是贯穿延安文艺运动、17年文学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这三个时代、在文学艺术上很有建树的一位重要作家，像他这样的人在我省及全国都不多见，他在国内开创了西部散文的先河。1959年李若冰推出成名作《柴达木手记》时还不到30岁，周总理还亲切接见了他。”
李若冰是中国第一代石油作家，中国石油文联特授予他和李季为“铁人文学特别贡献奖”。继《柴达木手记》后，李若冰陆续出版散文集《旅途集》《红色的道路》《山·湖·草原》《神泉日出》《爱的渴望》《高原语丝》《塔里木书简》等一批极有影响的作品。2002年12月，李若冰以老迈之躯，重走塔里木、青海油田，再看了一眼魂牵梦绕的陕北高原，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吟唱。
夫人贺抒玉以文送别“五十二载相濡以沫感情深似海，六十七年革命生涯一片赤子心。”李若冰的离去，让他的夫人贺抒玉痛彻心扉。“我做梦都没想到，灾难会降临得这么快！”在李若冰去世的当天下午，贺抒玉以顽强的毅力，写就一篇饱含深情的《送别若冰》：“若冰，我和儿女们千呼万唤，你怎么不答应，难道你真的离开了我们？我的心往下沉，我的心在猛烈地颤抖。若冰，莫非你去了遥远的柴达木，你的魂又去了大戈壁滩追寻勘探者的足迹？”
在李若冰去世前的两个多月，70多岁的贺抒玉整整在医院守护了他两个多月。她告诉记者：“我就像战争年代打仗一样，浑身都是劲。我们家不能没有他，他是我生命的支撑，是我们家幸福欢乐的保证。病重时，当他得知最疼爱的女儿要从深圳回来时，竟激动得整夜不眠。”
李若冰的去世，让更多熟识他的人悲伤。陕歌副院长、歌唱家冯健雪拉着贺抒玉的手说：“是李老的扶持，才有了几十年连演不衰的《仿唐乐舞》。”陕西省小天鹅艺术团团长李志华动情地说：“‘小天鹅’的名字就是1985年艺术团成立时李老给起的，孩子们永远记着他！”
好人，您走好——悼散文大家李若冰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两点一刻，一代文豪、延安时代的文艺战士李老若冰同志停止了他的写作，他睡着了——已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著名人物的逝世，对于当代文坛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活着是陕西文艺界最高的领导人物，现在他的位缺，有人可以弥补，但文学界的损失却无法弥补。当我们每个爱戴他、爱读他的作品、受过他扶持的人，在悼念他的时候，却无不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李老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从12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以自己的刻苦努力和艺术天赋，在文学创作上，从《柴达木手记》《山·湖·草原》《在勘探的道路上》到《旅途集》《红色的道路》《塔里木书简》等著作，成就了他的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