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深邃的平静并未持续多久；不过，爱情的亲切影响倒是一直延续到一八一〇年。无疑，多亏了这一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制力，使他的才华结出了最美好的果实，诸如：那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一天那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一八一〇年）；还有那《热情奏鸣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迪写成的，他把它视作他的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奏鸣曲，发表于一八〇七年，并题献给泰蕾兹的哥哥的。他把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1809年）题献给了泰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日期的信，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与《热情奏鸣曲》一样，表达了他的爱情之炽热“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中装满了要对你说的许许多多的话语……啊！
不论我在哪里，你都同我在一起……当我想到你可能在星期日之前得不到我最新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如同你爱我一样，但更加地强烈……啊！上帝！
——没有你的日子里，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这么的近，又如此地遥远——……我的思绪涌向你，我永远的至爱，那思绪有时是快乐的，然后就忧郁了，在询问命运，问它是否会接受我们——我只能同你一起活着，不然我就活不成……另外的女人绝不会占有我的心。绝不会！
——绝不会！——噢，上帝！为什么相爱的人儿要分离？
可是，我现时的日子是忧愁的日子。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又最不幸的男人。——……稍安勿躁……安静下来——爱我！
——今日——昨日——多么强烈的渴望、多少热泪抛向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
继续爱我吧——永远也别误解你亲爱的人的心——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原因阻挠了这两个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条件的差异。也许贝多芬对人家强迫他长期等待，对让他保持爱情的秘密的屈辱起而反抗。
也许粗暴、染病、愤世的他不知不觉之中使他所爱的女人感到痛苦，而他也对此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双方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直到1861年才去世），泰蕾兹·德·布伦威克仍爱着贝多芬。
一八一六年，贝多芬说：“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心仍像初次见到她时跳得同样地激烈。”就在这一年，他写下了六支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第九十八号），生动感人，深邃真切。他在笔记中写道：“一见到这个可爱的人儿，我便心潮澎湃，然而她并不在这儿，不在我的身边！”泰蕾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并题献云：“送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泰·布赠。”在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见贝多芬形单影只地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并如习惯的那样大声说着：“你那么地美丽，那么地伟大，宛如天使一般！”那位友人退了出来，稍后复又返回，看见他坐在钢琴前，便对他说道：“今天，我的朋友，您的脸上毫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回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天使来看望过我了。”——创伤是很深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贝多芬，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你的幸福的。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你才会找到朋友。”他在笔记中写道：“屈服，深深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已不能再为自己而存在，只能是为他人而存在；对于你来说，只有在你的艺术中才有幸福了。啊，上帝，赋予我力量吧，让我战胜自己！”他被爱情抛弃了。一八一〇年，他又孤身一人了；但是，光荣来到了，而且他也感到浑身是劲了。他正值壮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和粗野的脾气发泄，不再顾忌人言、习俗、社会等等一切。他有什么可害怕或敷衍的？
爱情不再，雄心已无。剩下的只有他的力了，力的欢乐和消耗，几乎是滥用它的需要。“力量，那是不同于常人的人的精神！”他又不修边幅了；他的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地大胆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对崇高的人物。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他写道：“除了善良而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其他的高贵标志。”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布伦塔诺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国王对自己的力量有这样的一种体味。”她被他的威力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全都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不觉得自己搞错了，我觉得此人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歌德想要结识贝多芬。他俩于一八一二年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见了，但却话不投缘。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备加赞赏；但是，他的性格过于自由、过于暴躁，与歌德的性格难以相融，而且难免会伤害后者。他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这位傲岸的共和派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教训了一通，使后者永远不原谅他了。
“君主们和亲王们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他们可以给后者以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们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老远地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未能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扣上外套上的纽扣，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太子鲁道夫向我脱帽；皇后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们认识我——我觉得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歌德对此也耿耿于怀。
在这一时期，一八一二年在特普利兹，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写成了：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幽默的交响曲，他在其中也许表现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是最“放松”的，带有欢乐和疯狂的激越，意想不到的对比，令人惊讶的、雄壮的机智，使歌德和泽尔特惊惧的巨人似的爆发，并使德国北方流传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不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但却是陶醉于力和天才。
他自己也说：“我是为人类酿制玉液琼浆的酒神。是我给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癫狂。”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中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在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我特别发现他那佛来米族的遗传，同样地，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放的言谈举止，也是其自身血统使然。在任何一个作品中，都没有比《第七交响曲》中蕴有那么多的坦荡、自由的力。这是纯粹为着娱乐而毫无目的地在浪费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条泛滥之河的那种欢快。在《第八交响曲》中，力显得没那么雄浑，但更加地奇特，更加具有人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织，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
一八一四年，贝多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作欧洲之荣光。他积极地参加节日欢庆。亲王们向他致敬；而他则如他向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傲地任由他们向自己献媚取宠。
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支《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一八一四年年初，他又写了一个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君王们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而在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做了一个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比他其他所有音乐作品更加为他带来声誉。布莱休斯·赫弗尔根据弗朗索瓦·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一八一二年弗兰茨·克莱恩在他脸上拓出的脸模，都把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张紧咬着牙床、愤怒和痛苦深印的狮子脸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式的意志力。此人在谈到耶拿战役之后的拿破仑时说道：“真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拿手！否则我将击败他！”但是，他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如同他在写给弗朗索瓦·德·布伦威克的信中所说：“我的王国在天空。”继这光辉的时刻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对贝多芬从未有过好感。像他那种傲岸而自由不羁的天才，在这座瓦格纳那么深恶痛绝的轻佻浮华的城市里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从不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将近一八〇八年，他真切地想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充满着音乐的源泉；我们也必须实实在在地指出，维也纳也始终有着一些高雅的鉴赏家，能感觉出贝多芬之伟大，避免使祖国蒙受失去他的奇耻大辱。一八〇九年，维也纳的三位富有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大公、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给他四千弗罗林，唯一的条件是他得留在奥地利。他们说：“由于一个人只有在不为衣食所虑的情况之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艺术之荣光的那些伟大作品，所以我们决定以此方法使路德维希·冯·贝多芬摆脱可能阻遏其才情的物质上的障碍。”不幸的是，效果没有回应承诺。这笔年金并未足额付给；很快就又完全停止发放了。自一八一四年维也纳大会之后，贝多芬的性格改变了。社会开始薄艺术而厚政治，音乐兴味被意大利风破坏了，而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视贝多芬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们，或散或亡：金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二年；里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四年；洛布科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年。受贝多芬题赠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的拉美莫夫斯基，一八一五年二月举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一八一五年，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了。他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耳朵由重听变为全聋。自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除了笔头交流而外别无交往。最早的谈话笔记是一八一六年的。大家都知道辛德勒关于一八二二年《菲岱里奥》演奏会的那痛苦的叙述。
“贝多芬要求指挥总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显然他已完全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他大大地减缓演奏；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演奏时，歌手们则自顾自地在超前。于是乎，一下子全乱了套了。平常的那位乐队指挥乌洛夫提议稍事休息，但并未说明原由；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必须再次停下来。很显然，不可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继续演出了；但又怎么同他讲呢？没有谁忍心对他说：‘退下吧，可怜的家伙，你无法指挥了。’贝多芬焦急，烦躁，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原因来：但大家全都默然无声。突然，他厉声唤我。当我走近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笔记本递给我，示意我写。我写下了下面这句话：‘我恳求您别继续指挥了；回去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他猛地一下跳到下面，冲我嚷叫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来；进得门来，他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待到吃饭。饭桌上，没法让他说一句话：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表示不愿一个人待着。我俩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那位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灵受到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生活在这个可怕场面的阴影之下。”两年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指挥《合唱交响乐》（或者不如按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挥”）时，全场向他发出的一片喝彩声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直到女歌手中的一位拉着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他这才突然看见观众全体起立，挥动着帽子，拍着手——一位美国旅行者罗素一八二五年光景看见过他弹钢琴，说当他想轻柔地弹奏时，琴键没有响声，在这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和那抽搐的手指，真令人伤感。
他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离群索居，唯有大自然能带给他一点慰藉。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说：“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它是他的避难所。一八一五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地喜爱花草、云彩、自然的：他似乎依靠着大自然活着——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无人会像我一样地喜爱田野的……我对一棵树比对一个人还要喜爱……”——在维也纳，他每天都沿着城墙遛一圈。在乡间，他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全能的主啊！
——在树林里，我好快乐——在树林里，我快乐——每一棵树都在传达着你的话语——上帝，多么地灿烂！——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丘上——一片寂静——为你效劳的寂静。”他精神上的焦虑从中找到了慰藉。他被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一八一八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可我还得装出一副不缺衣少食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作品第一百零六号是在紧迫的情况之下写成的。为求取面包而创作真是苦不堪言。”施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开了口子。他欠出版商的债不少，因为他的作品卖不出什么钱来。《D大调弥撒曲》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可一个音乐家也没有）。他的那些精品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耗去了他三个月的劳动，但每一曲只勉强给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也许是他的最深邃的作品，仿佛以血和泪写就，但亲王却一分钱也没付给他。在日常的窘境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因索取别人答应他的津贴，或因要保留对侄子——他兄弟于一八一五年因肺结核死去后留下的儿子——的监护权），贝多芬耗得油干灯灭了。
他把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都倾注在了这个孩子的身上。他这又是在自己折磨自己。似乎有一种境遇的慈悲在费心地不断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以使他的才气不乏其营养。——一开始，他必须同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查理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
他写道：“啊，我的上帝，我的城垣，我的防卫，我唯一的避难所！我看透了我的心灵深处，你知道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与我争夺我的查理，我的宝贝的时候，我所承受的苦痛！
听听我的呼唤吧，我不知如何称呼的神明呀，接受你的造物中最不幸的造物的强烈祈祷吧“啊，上帝！救救我吧！你看见我被全人类抛弃了，因为我不愿与不义讲和！
接受我的乞求吧，至少在将来，让我能和我的查理一起生活！……啊，残酷的命运，不可调和的命运！不，不，我的不幸将永远不会结束！”后来，这个被激烈地爱着的侄子表现得并不配其伯父的信赖。贝多芬给他的信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如同米开朗琪罗写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更加地天真，更加地感人“我难道还得再一次得到最卑劣的无情无义的回报吗？
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那就随它去吧！
所有公正的人知道之后将会恨你的……如果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约束让你不堪忍受的话，我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均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给我主；我已做了我所能做的；我可以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了……“像你这样被惯坏了的孩子，想法好好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是不会有害处的；你对我的虚伪让我的心受到太大的痛苦了，我很难忘记……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离你千里之外，远离这可悲的小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然后他签了名：“不幸啊，你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但他立刻又心软了“我亲爱的儿子！
——什么也别说了，——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关于如何安排你的将来，我们将友好地谈一谈。——我以荣誉担保，绝无责备的言辞！
责备将毫无用处。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将只是疼爱和最亲切的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那忠实的心坎里。——贝多芬。——来吧，一接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用法文写道：“如果您不来，您必将置我于死地。”）他又哀告说：“别撒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像人家让我相信的那样，以虚伪来回报我的话，那是多么地丑陋啊！
……别了，不曾生你的但却肯定扶养过你，并为你的智力发育竭尽了心血的人，以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底里求你走上善良和正直的唯一的大道。你的忠诚的好父亲。”贝多芬本想把这个并不缺少天资的侄子引上大学之路，但在替他的未来做过各种各样的梦之后，不得不答应他去做商人。但查理常去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由于一种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常见的可悲的现象，伯父的伟大情操非但无益于侄子，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恼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活现其可耻灵魂的那句可怕的话语：“我变得更坏了，因为我伯父要我上进。”一八二六年夏天，他竟然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他始终未能从这个可怕的打击中摆脱出来。查理治愈了：他到其伯父死之前都一直让他没有安生过，而伯父之死，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贝多芬临死前，他都没有在其身边。——几年前，贝多芬给他侄子写信说：“上帝从未抛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来为我送终的。”——但送终的却不是他称做“他的儿子”的那个人。
从这个忧伤的深渊深处，贝多芬着手歌颂欢乐了。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自一七九三年，在波恩的时候，他就对此有所考虑。他一辈子都在想歌颂欢乐，并以此作为他的大作中的一部终曲。整个一生，他都在琢磨歌颂的确切形式以及他可以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他一直犹豫不决。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也远没有拿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应该注意，《第九交响曲》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题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叫《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终曲的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差一点就有了另一种结尾。一八二三年七月，贝多芬还在想以器乐曲作为它的终曲，后来，他把这器乐曲用到作品第一百三十二号的那个四重奏里去了。车尔尼和松莱特纳甚至肯定地说，在演出（1824年5月）过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
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有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这从贝多芬的稿本上就可看出来，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进合唱，他做了不少的尝试，想以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的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在这里加入很合适。”但他下不了狠心同他忠实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突生一个念头时，我就听见一种乐器在弹奏它，而从未听见人的歌声。”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使用声部；他甚至不仅把终曲的吟诵，而且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演奏。
必须更深一步地去了解这些延后和犹豫：其中的原委更加地深刻。这个总是受到忧愁折磨的不幸者，始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而他却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因为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漩涡，为忧愁所苦。只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如愿以偿。那是怀着多么伟大的精神啊当欢乐的主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乐队突然中止；突然间，寂静一片；这使得一种神秘和神圣的气氛进入到歌唱之中。本该如此：这主题确实是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超自然的平静之中：它用轻柔的气息抚慰着痛苦；当它悄悄渗入康复的心灵之中时，开始的一接触是十分地温柔，致使像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因看到他那温柔的双眼而很想流泪”。当主题随后进入声部时，首先表现的是低音部，带着一种严肃而有点压抑的情调。渐渐地，欢乐抓住了人。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一场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大军，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受启迪而发出的他的呼喊，使人看到他正穿过田野，一边还在作曲，如痴如醉，激动狂放，犹如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紧接着战斗的欢乐的是宗教的陶醉；随即又是神圣的狂欢，一种爱的疯狂。整个人类全都向苍穹伸开双臂，发出强烈的欢呼，冲向前去迎接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中。
巨人的作品战胜了公众的平庸。维也纳的轻浮因此而受到了一时的震撼；该城一直完全属于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的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将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如同一八〇九年那样，几位高贵的朋友又一次恳求他千万别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写了一部新的圣乐曲，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启迪您的那些情感。深入您那伟大心灵的超自然之光照耀着它。另外，我们也知道您的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最近几年的隐遁使所有曾把目光转向您的人感到怅然。大家都痛苦地在想，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移植到我们的舞台，想把德国艺术作品弄到无人问津的时候，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沉默着……我们民族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并不顾当今时尚而重创一种真与美的时代，这一重任只有您能承担……但愿您能让我们很快遂了心愿……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为了我们，为了世界而更加地鲜花盛开！”这些言词恳切的信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道德上，享有多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为颂扬他的才华而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非科学词，也不是艺术词，而是信念这两个字。
贝多芬被这些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他留下来了。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时，观众们掌声不息，连续了五次；在这礼仪之邦，即使皇族驾临，习惯上也只是鼓三次掌。演出之狂热竟然惊动了警察。交响曲引起了一阵狂热的骚动。有许多人哭了起来。音乐会后，贝多芬因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他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到次日早晨。但胜利只是短暂一瞬，贝多芬分文未得。音乐会没有给他带回一个子儿。物质生活的窘迫毫无改观。他贫病交加，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苦痛的战胜者。
“牺牲，永远牺牲人生的愚钝，为了你的艺术！上帝凌驾于一切之上！”他终于抓住了他终生的目标。他抓住了欢乐。他会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久留吗？
——当然，他还将跌落到往日忧愁之中多日。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怪异的阴影。然而，似乎《第九交响曲》的胜利在他身上留下了光荣的印记。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的曲子、为克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写的音乐，还有《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都显示出他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代的大师们的强劲的宁静：巴赫和亨德尔，——而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的明媚，倾向于法国南部或他梦想游历的那个意大利。
一八二六年，施皮勒大夫见到过他，他说贝多芬的面容变得容光焕发了。同一年，当格里尔巴泽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贝多芬鼓励这位颓丧诗人振作的。后者说：“啊！
如果我能有您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的话就好了！”时事艰难：反动的专制政治在压迫着人们的思想。格里尔巴泽叹息道：“审查制度杀害了我。如果你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但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束缚住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文字被束缚住了；但幸好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德国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感到了这一点。他常常提到他必须履行的职责，要利用自己的艺术为“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而斗争，为人类造福，给人类以勇气，让人类苏醒，斥责人类的懦弱。他在给其侄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时代需要坚强的心灵去鞭策那些可悲的人们。”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政府，对警察，对贵族，总是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警方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容忍他的批评和讥讽，把它们视作无伤大雅的梦呓，因此也就对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不闻不问了。”因此，没有什么能使这个无法驯服的力量屈服的。现在，这力量似乎在耍弄痛苦了。在这最后的几年里，尽管创作条件艰难，但他所写的音乐常常有着一种嘲讽的、傲然而欢快的蔑视的全新特点。他死前四个月，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最后一段，作品第一百三十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终曲，非常之轻快。严格地说来，这种轻快不是常人的那一种。时而是莫舍勒斯说的那种嬉笑怒骂，时而又是战胜了那么多苦痛之后的动人的微笑。反正他是战胜者，他不相信死神。
但死神终于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末，他着凉了，患了胸膜炎；为侄子的前程而冒着隆冬严寒四处奔波归来之后，他在维也纳病倒了。朋友们都在远方。他让侄子替他去请医生。据说这个漠不关心的家伙竟然忘了，两天之后才想了起来。医生来得太晚了，而且诊治得很浮皮潦草。三个月里，他那运动员的体魄在与病痛抗争着。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立他亲爱的侄子为正式继承人。他想到了自己莱茵河畔的朋友们；他还给韦格勒写信说：“……我多么想同你聊聊！
但我身体太虚弱了。我什么都不行了，只能在心里吻你和你的洛申。”如果没有几位英国友人的慷慨解囊，贫穷可能会笼罩他的最终时刻。他变得很温顺，很有耐心。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他经过三次手术，等待第四次手术时，躺在弥留的床上安详地写道：“我耐心地在想：任何病痛都会随之带来点好处的。”这个好处便是解脱，是如他临终前所说的“喜剧的终结”，——我们要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结。
他在一场大雷雨——一场暴风雪——中，在雷声滚滚中咽了气。一个陌生人替他合上了眼睛（1827年3月26日）。
亲爱的贝多芬！
有不少人赞颂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他是当代艺术的最勇敢的力量。他是在受苦在奋斗的人们的最伟大的最优秀的朋友。当我们因世界的劫难而忧伤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会跑到我们身边来的人，仿佛坐在一位服丧的母亲身边，默然无语，在钢琴上弹出一曲隐忍的悲歌，安慰着那位哭泣的女人。当我们同善与恶的庸俗进行了毫无用处的无休止的争斗而精疲力竭时，重新回到这片意志和信仰的海洋中浸泡一下，那真是有说不出来的美。从他的身上散发出的一种勇气、一种斗争的幸福、一种感到与上帝同在的陶醉，传染给了我们。好像在他同大自然每时每刻的沟通交融之中，他终于从中汲取了深邃的力量。格里尔巴泽赞赏贝多芬时带有某种胆怯，他在谈到他时说：“他一直走进了可怕的境界，艺术竟和野性与古怪的元素混合在一起。”舒曼在谈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我们常常听到它，但它仍然对我们有着一种不变的威力，如同自然现象一样，虽然一再产生，但始终让我充满着恐惧和惊愕。”他的好友辛德勒说：“他攫住了大自然的精神。”——这是真的：贝多芬是大自然的一股力；一股原始的力与大自然其余成分之间的那种交战，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
他整个一生都像是一个雷雨天。——一开始，是一个明媚清亮的早晨。仅有几丝无力的轻风。但是，在静止的空气里，已有一种隐隐的威胁，一种沉重的预感。突然间，大片的乌云卷过，雷声悲吼，静寂中夹杂着可怕的声响，一阵阵狂风怒号，《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奏起。然而，白昼的清纯尚未遭受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忧伤始终保留有一线希望。但是，一八一〇年以后，心灵的平衡打破了。光线变得怪异。一些最清晰的思想，人们看着如同一些水汽在升腾；它们散而复聚，以它们那凄惨而古怪的骚动笼罩着人们的心；乐思常常在雾气中浮现一两次之后，便完全消失；只是到曲终之时才在一阵狂飙之中重新出现。甚至连快乐也具有了一种苦涩而犷野的特点。所有的情感中都掺杂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随着夜幕的降临，雷雨在聚集着。随即，沉重的云蓄满闪电，黑压压的，挟带着暴风雨，《第九交响曲》开始了。——骤然间，在疾风暴雨之中，黑夜撕裂开一道口子，夜被从天空中驱走，在意志力的作用下，白昼的明媚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的？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奥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阳光达到了这种超凡努力的光荣？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最辉煌的胜利？
一个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他以欢乐的人，竟创造了欢乐带给人间！
正像他一句豪言壮语所说的那样，他以自己的苦难在铸就欢乐。在那句豪言壮语中，浓缩了他的人生，并成为一切勇敢者的心灵的箴言“用苦痛换来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