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和蒋不凡出警的时候，我站在他身后，等了好久，天也没有黑下来。透过窗户，我看见那人穿着东北老式的蓝色棉袄蹲在地上生炉子，先垫上旧报纸，再放上细柴，最上面是细碎的煤块，然后他点燃了报纸留出的一角。不一会烟从生锈的小烟囱上面飘散出来，消失在冬日傍晚的天空里。
“回车上。”
车上比外面还冷，因为早已经熄了火，这时也不能发动，我们要装作我们并不存在，或者说，并不在此地。S市冬天的傍晚最为寂寥，脱光了叶子的树木历历在目，没有足够阳光的照射，像乞儿的胳膊一样颤动。如果是夜晚，一切溶解在黑夜里，单纯的冷空气即使让人觉得寒冷，也不过觉得孤单，而傍晚则不同，景象俱在，寒冷初临，即使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行走，也会觉得孤寂，觉得自己像是给栽在路边的树，无所依赖，求援的手得不到回应。
“冷吧。”蒋不凡摸出两支烟，递给我一支。
“不冷。”我放在嘴里，吸了一大口，好像暖和了一点。
我第一天见到蒋不凡，是2007年的夏天，穿着刚刚发到手里的警服夏装。主管人事的副局长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指着蒋不凡说：蒋不凡，我们最牛逼的警察，刑侦能手。然后他指着我说：李天吾，今年警校毕业的最好的学生，各项评测都是前几名。你们聊聊，看看能不能当你的兵。他出去之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要拘谨，跟不了老蒋，也不会把你开除，懂吗？我点了点头。
蒋不凡当时也许没听见我们说话，他正在网上下棋，盯着电脑屏幕自言自语：我不将死你。将死你算我输。我折磨死你。我站在他电脑背面等着，电脑的背面实在没什么可看，任何机器的背面都是如此吧。也许下棋是刑警的必修课，和小擒拿一样，我当时这么想。
蒋不凡赢下那盘棋之后，端起茶杯喝水，缺口的老式陶瓷杯，每喝一口之前，都先吹走水面上的茶叶。
“看见暖壶了吗？”
“看见了。”
“看见我茶水要喝完了吗？”
“看见了。”
“为什么不把暖壶给我拿过来？”
这叫什么问题，好多事情等着我做，拿暖壶帮他倒水算哪一桩呢？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
“想看看卷宗，想跟点案子，这就开始？”
“是，而且我还没有枪。”
“明白。”他翻开桌子上我的简历。
“李天吾，男，未婚，1983年9月生于S市，2003年以文化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刑警学校。2007年7月毕业，射击，格斗，理论考试，实战演习的毕业成绩全优。祖籍北京，满族后裔。”
“是。”
“警校这几年混的不赖。”
“不算，把应该做的事情做了而已。”
蒋不凡把枪套摘下来，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
“五四式半自动手枪，弹夹里有八发子弹，重量四百八十克，每颗子弹三十五克。”
“你确定？”
“确定。”
“拆了。”
我拿起枪，拆了个稀碎，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压力使然，差点打破了自己的纪录，27秒。
“挺快。”
“不算。”我说
“看看有多少颗子弹。”
一颗也没有，号称市局最好的刑警，枪里竟然没有子弹。
“你说的八发子弹呢？”
“应该有八发。”
“给我记住三件事儿，一，出事儿的都是因为快。二，我装几发子弹它就有几发子弹，没有他妈的应该。三，把你的学生气收一收，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你能多活几年。”
“明白了。”
“不是让你明白，是让你给我记住。”
“记住了。”
“再记一件事儿，好警察不需要子弹，但是不代表枪里就不装。把我的枪装上。”他递给我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装完之后跟我走，去给你申请一把枪。听好喽，从今往后我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听指挥，否则就给我滚蛋。能做到吗？”他看了一眼我的简历，“李天吾。”
“我尽力。”我实事求是地说。
蒋不凡把打火机揣回兜里，说：“冷的话就想点热乎的东西，比如你对象的屁股。”
“我还是冻着吧。”
“怎么着呢？”
“这时候想她，耽误事儿。”
“告诉你，不想才耽误事儿，拿本记上。”
炊烟还在升着，天终于要黑了，远处的树枝渐渐变成了树影，那人从炉子旁边站起来，跺了跺脚，进了里屋，看不见他的蓝棉袄了。
“他能跑不？”
“他进屋洗菜去了。”
“你咋知道？”
“升完炉子，就该进屋洗菜，你妈都知道。”
“他这样的，也能杀人？你确定吗？”
“九个，不过不算主犯，给人递绳子的。”
“就干这个？”
“把绳子两头系俩疙瘩，也给人开车。”
“因为他面，所以先抓他？”
“和同伙比，他算胆小的，但是和咱们比，他算胆大的，所有杀人犯都比咱们胆大。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找到他。”
“他不是嫌疑犯吗？得等法院判了才知道是不是他。”
“放屁，我蒋不凡就没抓过嫌疑犯。”
据说蒋不凡没开过枪，据说他抓过的人累计判了五百年，如果无期徒刑算十五年的话。据说他极爱他的老婆，却一直没要孩子。最后一个据说应该是真的，因为是据他自己说，他说老婆跟着他，是老婆自己选的，孩子没得选，生下来就得跟着他，所以他选择不生。我问他是怕仇家来寻吗？他说，也说不好，主要是作为警察看过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心里和常人不同，怕教不出正常的孩子。我说，你就没想过不当警察啦？他盯了我半天，说，我退伍就进了警察局，要不就得当工人，你知道当工人是什么感觉吗？我说，我知道，我父母就是工人。他说，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还是当警察吧。蒋夫人是个普通人，见过几次，在民政局工作，给人发结婚证，当然还有离婚证。不怎么会讲话，但是自有一种威严，不知道这种威严是来自于蒋不凡的溺爱还是手里掌握着无数桩婚姻的离合。没见过蒋不凡尊敬什么人，他可以轻易指出任何一个人的毛病，唯独提起老婆，必称之为我夫人，既文气又别扭，所以蒋夫人便有了蒋夫人这个绰号。蒋夫人除了给人颁发爱情和爱情破裂的证明，就是四处买房子，然后仔细装修，卖给陌生人，然后再买，再装修，再卖给陌生人。多少年乐此不疲，好像把房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只不过成人之后要过继出去，自己再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蒋不凡和我说的话越来越多，我不抗拒，也不奉迎，有一说一地回应，那时我已确定他是一个像他自己所说的好警察，甚至他对自己的评价还有自谦的成分，可以说他是一个天生的警察，虽然他很少穿警服。按道理说，一个天生的警察应该具备一张毫无个性的脸，那种五官如同经过缜密的筛选，从最平庸的眉眼里找到五个组装而成的脸。可蒋不凡不然，他长了一双鹰一样的眼睛，看人就好像看着一块鲜肉一样，即使年近五十，眼睛里没有一点污浊，还是清烁发亮，和他散漫的个性颇不协调。身高一米七左右，有着军人的硬腰板和极快的步行速度，夏天穿深色的polo衫，春秋穿深色的皮夹克，冬天穿深色的羽绒服，下半身永远是黑色的西装裤和黑皮鞋。他喜欢吃面，抻面，每次都抡着胳膊吃得呼呼作响，满头大汗，好像抻面就应该是这个吃法，抻着吃。他经常把烟蒂随手丢在办公室里，走在五星级酒店的大堂也随地吐痰。而对于脚下的这座城市，他了如指掌，每一条小街他都可以张口说出名字，然后告诉你这条街上有什么样的人物在游荡，过去的和现在的。我经常怀疑也许他当警察之前做过出租车司机，知晓城里所有的单行道。可他说，这些在他看来常识性的东西，是他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骑着自行车一点一点趟出来的。他的时间观念差的惊人，每次出现场他都姗姗来迟，不过他还是不停地破案，这让很多同事无法理解。
一次他问我，说说，勘察现场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细心。他说：废话，勘察现场最重要的是破坏现场。他破坏的现场不计其数，在凶杀案的房间里四处乱走，还把地上的凶器随手捡起来查看，然后再随手一丢。斧子，一次他说，然后拿起扔在尸体身上的斧子递给我，说，说说。我接过来，差点掉在脚面上，我说：凶手是个壮汉，至少臂力过人。他说，把那些傻逼侦探小说忘了吧。这人心里有恨。
2008年盛夏，北京奥运会前夕，也是我跟他一年之后，城市边缘的一栋联体别墅里，发生了一起灭门案。受害人一家三口，两个大人，一个上小学一年级的男孩儿，在家中被割喉，死相很惨，家中藏的现金一分没留，连零钱都拿走了。那时候已经很少人愿意在家中放大量现金，除了像受害人那种，搞轻工业产品批发的生意人。他用受害者家中的筷子挑开喉咙看，然后把筷子留在伤口里，站起来说，一刀，可以可以。我在旁边皱眉，他说，怎么着？恶心？我说，不是，我觉得你有点不尊重受害人。他说：最尊重受害人的方式是把案子破了，你给我破破看看，你尊重。我说，两码事，你这是偷换概念，老把两件事混成一件事说。他说：能混成一码事，就是一码事。说说你的想法。我说，凶手是个老手，而且缺钱，或者说，好几年不干了，不知道为什么又干了。他说：凑合，不过还是棒槌。我让你看这几年的卷宗你看了没？我说，都看了。他说，是，都白看了。2002年大年三十儿凌晨五点二十左右，一个卖鞭炮的离异男人和十三岁的女儿在家里被割喉，现金全没了，那案子一直没破，一是手法确实高明，二是为了节日气氛，局里没敢大动干戈，结果错过了破案的最佳时机，三是那案子没让我负责，一个傻逼破了四个月，没破了，调走了，案子就扔那了。无头案很多，都是负责人没头脑，懂吗？我说，懂了，一个人干的？他说，杀人的方式有很多，割喉的我干了这么多年警察见到的很少。凶手一定是非常有自信才敢这么干，因为出血量太大，很容易弄自己身上，如果一刀没割好，受害人的惨叫可是惊天动地。两个案子死者都是一个以上，说明他杀第一个的时候，根本就没出什么动静，这活儿你能干了吗？我说，干不了。他说，你不但要尊重受害人，还得尊重凶手，他干的事儿我们都干不了，所以我们才得抓他们。这案子就是例子，他的自信心完全是上次那起案子给的，结果多死了一家子人。不过这次他跑不了了。我说，难说吧。他说，两次都是入室，窗户上都有栅栏，门也没撬。我说，熟人。他说，第一次也这么觉得，这人很可能当晚就睡在受害人家里，排查了，没排出来，凶手没前科是肯定的啦。这次又是这手法，把两次受害人的朋友圈交叉排查一下，这人就浮出来了。应该也是做生意的，而且最近生意有点周转不灵，我估计这人除了手黑，还有很强的嫉妒心，两次抢的人都是蒸蒸日上的同行，自己生意受挫，就杀干得红火的同行抢钱，就好像你没当好警察，就给我一枪，一个意思。我说，别老拿我打比方行吗，你算我半个师傅。他说，少套近乎，我从来就不是你师傅，差辈儿，咱俩就算半个朋友。我说，那半个呢？他想了想：那半个是陌生人，别废话了，回去排吧，排出来这案子就算你破的。我说，不行，这案子是你的。他说，我还有别的案子，顾不了这个，这案子你负责，抓人的时候多带点人，你在后面跟着，因为你没亲手抓过人，不会弄。这人做事相当缜密，理智得很，家里可能还藏着别的家伙，而且手上的人命太多，已经生死不惧。所以，你给我小心点。我忽然问，你以前带过别的警察吗？他说，没有，你是第一个。麻烦。我说，知道了。他说，知道个什么？我都烦死你了，一年多了还像个靶子一样，不过我是再也升不上去了，可老王还得用我，你升上去之后，我还得找你给我报销呢，就为这个，懂吗？
如果永远不亲手抓人，你就永远也学不会如何把人抓住，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被一把自制的五子蹦打中了锁骨和左脸，就好像一辆满载沙子的东风卡车从我胸前碾过，死亡的错觉从中枢神经传来，似乎在一瞬间就失掉了所有记忆，然后进入了非生非死的维度里，漂浮着，等待着靠岸。也许是摆渡我的老人嫌我太年轻了吧，在快到对岸之际又原路返回，把我扔在生的南岸，草长莺飞的南岸。我看见一只火红的鸟儿，风筝一样从我受伤的左脸边飘起，拍打着翅膀，久久无法飞入天际，好像腿上被拴了一根细线。我睁开眼睛，原来是窗台上瓶中的一束郁金香，插在一只洁白的大肚瓶里。窗外漆黑一片。蒋不凡坐在床边，地上都是烟蒂和浓痰，护士在哪，怎么能让人在病房抽烟。然后我又昏睡过去，等我再次醒来，妈妈和衣睡在我脚底下的行军床上，蒋不凡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没有抽烟，也没有睡觉，地上也没有烟蒂，也许上一次是我的错觉，可是房间里的烟味是怎么回事儿？
“你是不是在我的病房里抽烟？”说完了这句话，我的胸口好像又被打了一枪。
“来一颗吗？”
“我不抽烟。”
“迟早的事儿。”
他在嘴里点了两颗烟，放我嘴里一颗，我吐在地上。
“你是要呛死我。”
“五子蹦都没打死你，没啥可怕的啦。”
他把地上的烟捡起来，捏灭了火，放在耳朵上。
“李德全抓住了吗？”
“他把子弹都打你身上了，能跑得了吗？”
“活捉？”胸口好了一点，风吹了进来。
“嗯，他是完好无损，过阵就是个全尸。”
“还有别人受伤吗？”
“哪有那么多傻逼？”
我闭上眼睛，心里重复着：人抓住了，我没死。
“你是不是像他们说的，替大川挡了一枪？”
“忘了。就记得像蹦爆米花的一声响。”
“跟你说，你对这地方不了解。”
“我在这儿长大的。”
“那也没用，你不了解这地方，你就不了解这些人，你不了解这些人，你他妈就别往前冲。”
“和了解有什么关系，我冲不冲。”
“说过了，你不了解，都是连着的。说多了你也不懂，等你好啦，我带你走走。”
“好吧。”
妈妈还没醒，睡得很沉，也许和我过去几天一样。
“我认识的人太多了。”
“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又认识了你妈。”
“这有什么不好？我妈埋怨你啦？”
“没有，你妈是个好人，几十个小时没合眼了，都是你闹的。”
“你也不错，两次睁眼你都在。”
“这感觉不好。既然已经这样了，说也没有用，屁用没有，所以，”他把耳朵上那颗烟拿下来放在嘴里，“不说了。”
“我什么时候能下床？”
“很快，枪伤就是这样，只要救回来了，很快就是好人一个。不过你得留疤。脸上。”
我想伸手摸自己的脸，他这么一说，脸忽然极其不自在，自己脸上的事得别人告诉我。
“别动，伤口破了，你又得进急救室。不是那种一片的疤，是俩坑，比酒窝大点，你就当酒窝吧，比死强，而且警察这张脸，没那么重要。”
“那不光是警察的脸，还是我的脸。”
“俩坑，换了一个二等功，也算可以啦，不是所有挨枪子儿的警察都能评上。”
“按你这么说，我这回还算冲对了？”
“你给我听明白了，别以为自己挺了不起的，在公安局里，英雄全得完蛋。荣誉是给死人的，当警察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点上烟看着我。
“能不抽吗？闻着难受。”
“不能，是什么？”
我想了想，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也许是让城市更好一点吧。”我说。
“你可别侮辱城市了。是活着，一直活着的刑警是最牛逼的。”
说完他站起身来，把抽了一口的烟扔在地上，说：
“花是你对象送的，明天她还能来，你歇着吧，留着话明天和她说吧。”
“你看见她了？
“嗯，挺漂亮的，有点浪费，一般的就够用啦。”
“她说什么了没？”
“放心吧，不会因为你脸上有坑就把你甩了。不用审就能看出来。”
“你明天还过来吗？我的意思是，是不是还来聊聊什么的？”
“不来啦，我还有案子，而且我在这儿抽烟，你也难受，上班之后直接到我办公室吧。对了，如果你下次再不听指挥，就给我滚蛋，爱跟谁跟谁，不是和你开玩笑。”
我把脑袋歪过去，朝向他，好像在拧一枚陈年的螺丝。
“如果我死了，你咋想的？”
“我就单干。”他说。
车里的温度升起来一点，蒋不凡把车窗摇下来，伸头出去看了看烟囱上飘荡的烟。
“开始炒菜了。”
“什么时候行动？”
“等他吃完饭，再进厨房的时候，吃完饭的人都有点懒。把枪拿出来检查一下。”
八颗子弹一颗不少，腰后面还有两个弹夹。
我摸了摸脸上的伤疤，确实如蒋不凡所说有两个深坑，一个直径半厘米左右，一个直径大约七十五毫米，相距一厘米，好像一大一小两个岛屿，隔海相望，除了这些，其实还有一片细小的类似于磨砂面的伤痕，在两个伤疤周围，如同涌动的海浪。原本我是一个相貌周正的人，上学的时候，收到过不少女生的纸条和情书。应该是遗传父亲，他比我好看很多，我只是继承了一点五官的轮廓，没有其相呼应的精髓，不过也足以称之为一个周正的小伙。那些女孩子怎么也不会想到，除非她们站在我的右手边，否则我已经大大变了模样。想到这里我就有点窃喜，好像忤逆什么东西，伤疤什么的，我并没有在意，选择当警察那一天，这副皮囊就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只要没有死，使命还有机会完成，就算是彻底变成了一个丑八怪也没有关系，只是对于妈妈，残忍了一些。想到妈妈，我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妈妈要的半导体还没有买给她，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就和天宁去买，买东西这样的事情她相当在行。
我下床之后，蒋不凡开始领着我在S市里四处游走，第一站是大帅府。到了售票处，他亮出警官证，说：跟踪嫌犯，不要声张。给我两张全票。售票员一脸兴奋撕了两张票给他。
进了大门，站在垂花小门楼前，他让我抬头看那块牌匾，上面写着：宏开塞外。两边一副黄底黑字的对联：开塞仗金锋屹甲千城万里，海外接半壁昭泽三省六洲。
“匾是新的，字是原来的意思。”
“原来的匾呢？”我问。
“毁了两茬。日本人砸了一次，‘文革’的时候砸了一次。”
进了中厅，左边是大帅的会客室。很简单，红木的桌椅，老式的电话，笔筒里装模作样的放着满是灰尘的毛笔。墙上镶了很多幅工笔画，画工普通，不过在这样的房间里有点新颖，好像是连环画，后来才知道好几个房间都有，连起来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当时鞍山的一个老画家画的。
“去椅子上坐一坐。”
“不行，都是文物，而且人家拿红绳隔着呢。”
蒋不凡把围绳挪开，走了进去。
“坐，放心吧，和匾一样，都是新的。”
坐在上面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灰尘的气味让人觉得好像坐在棺木里。
“怎么样？”
“不怎么样，有点高。”
“那对，大帅一米五八。”
“你在我身边站着，感觉有点怪呢？”
“哪怪？”
“觉得你有点张学良。”
到了张学良扬名立万的老虎厅，两只黄老虎站在厅中央。虎这东西真是奇妙，即使是假的，即使做工粗糙，也还是威风凛凛，只不过毛有点旧了。
“要是在当初，咱们这样进来，就得给枪毙。”
“犯了什么罪？”
“不能带枪，枪都得放在承启处里。有点下马石的意思，文官下轿，武将下马。老虎厅事件那两位可能是因为没带枪，才让张学良轻轻松松给撂了。”
然后他指了指墙上大帅的画像。
“这小个子曾经主宰了奉天城。”
“东北王。”
“怎么死的？”
“皇姑屯，让日本人炸死了。常识。”
“日本人为什么炸死他？”
“他有民族气节。”
“如果你是日本人，让一土匪当孙子玩了，还一点甜头没尝着，你怎么想？”
大帅府的布置，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叫做少帅府，因为关于大帅的东西少得可怜，纪念张学良的展厅和物件占了大部分篇幅。看过了中正剑，在西安事变展厅的液晶电视上，张学良带着基督徒的黑色圆帽，眉毛几乎脱尽，正用东北的乡音颤颤巍巍的讲着：西安事变，我送蒋先生回南京，李协和先生，讲了一句话，不是和我讲的。我到现在都记得，一辈子我都记得那句话，我觉得那句话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对我们父子俩都有点意思。他说：你不愧是大帅的儿子。这话我一辈子都记得。
“人能记一辈子的话，通常都不是事实，而是他对自己的期待。”蒋不凡仰头盯着液晶屏。
“他在台湾过得怎么样？”
“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不过他能一直活着，这事儿有点意思。”
“蒋中正的心胸？”
“就让你活着，让你看看，到底谁对谁错，你到底干了什么，可能有点这个意思。”
“你的角度怎么老这么奇怪？”
“我还觉得你的角度奇怪呢，从你那书上学的鸡巴角度。”
“我问你啊，在你的心里是不是就没有英雄？”
“我问你啊，什么叫英雄？”
“心里有大义。”
“谁啊？”
“张学良不算？”
“你知道他杀了多少人吗？他扣住老蒋，共产党因为抗日拿了天下，后来又死了多少人？老蒋到了台湾，台湾又死了多少人？”
“那是时逢乱世。”
“乱世怎么来的？我告诉你，这帮人全是杀人犯，不管有什么目的，你不是警察吗，杀人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信了基督就他妈不是杀人犯了？搁到现在，我们抓人，他说他已经皈依了天主，我们就让他走了，说，没事儿了，好好做您的礼拜吧？”
“跟基督什么的没关系，就好像我们现在法律上的正当防卫，别人要杀你，你把他杀了，你可以脱罪，或者我们现在抓了杀人犯，杀人犯如果给判了死刑，按你的意思，我们也是间接杀人啦？”
“我们是警察，不能比较。”
“他们是军人。”
“我他妈过去还是军人呢。”
“那就对啦，军人的天职不就是把敌人赶尽杀绝吗？”
“所以，我们也不是英雄，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吃人家嘴短，就得拿人。职业。”
“所以我们的职业就是拿人，有时候杀人。”
“拿该拿的人，杀该杀的人。”
“不管怎么说，蒋不凡，如果有那玩意的话，我们是不是得下地狱？大帅，张学良都在地狱里等着我们呐。”
蒋不凡不说话啦，瞪着老虎厅里的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也没瞪。半晌之后他说：“你看那老虎多威风，让蒋夫人也买一个，摆家里。”
“我问你呐。”
“我不信这个，我没有信仰，我就信人死灯灭。”
“如果没灭呢，就是换了一灯座儿。”
“你是不是因为差点死了，才想这些。”
“不是，我是因为李德全判了死刑，才想的。”
“那你就不对啦，他可是罪有应得，那孙子拿一把双立人水果刀灭了两门。”
“他爸就是个劳改犯，1982年的时候，因为偷邻居晾的衣服，给判了八年，从小没妈，跟别人跑了，一直跟着爷爷奶奶长大，饭盛多了，爷爷就打他。我们怎么不抓他爸，他妈，他爷，他奶奶呢？”
“小子，能上天堂的人不多。如果有那么一地方的话。”
“我们能去吗？”
“不知道，可能里面住的都是牛顿，爱因斯坦什么的吧。”
即使我不愿意承认，以免增强自己的懦弱，即使我看起来一如往常，除了脸上的伤疤使我周正的样貌有了奇异之处，事实是，自从受伤之后，噩梦不断袭来。我梦见自己被装在氧气钟里，放入海洋深处，去观看深海的生物。那些生物在极大的压强里面生活，因而变成了极扁的形状，纸片一样在我周围游动，有的没有眼睛，有的眼睛长在屁股上，有的眼睛长在细长的须子上，水袖一般飘飘然，不知道是在看我，还是仅仅在探路。氧气钟上的探照灯照过去，在隧道一样的光柱里，一切都诡异地真切，五彩斑斓，却又似乎根本就没有颜色。生物们并没有被强光吓走，而是围拢过来，有几个莽撞的撞在玻璃罩上，好像要钻进我的怀里，可是我听不见一点声音。撞上来的生物越来越多，后来简直是蜂拥而至，虽然还是没有声音，玻璃罩上开始出现了裂纹，我大声呼救，没有任何用处，连我自己都听不见，终于海水淹没了我，氧气钟的碎片在我周围向上升起，而我再次坠入非生非死的维度里，还是那条河，那条船，摆渡的老人对我说：这次没的办法，高低要把你送到北岸去啦。我问，北岸有鸟吗，有花吗？老人说：北岸鸟不会落地，花不会枯萎，太阳永远不会落下。我说，那敢情好。他说，只是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忘记了现在的你。我说，不行，我还有事没做。老人说，上了船，你就没得选啦，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因为你什么也记不得了。我说，不行，我还有事儿没做。船疾驰向前，我想跳入水中，可是脚上好像给绑了细线，如何也跳不起，挣扎了许久，听见老人说：北岸到了。我突然睁开了眼睛，房间里一片漆黑，我坐起伸手摸了摸脚踝，没有细线，天宁也醒啦，抚着我的背问，做梦啦？我说，梦见脚上绑了线，让人绑架了，跑不了。天宁把手放在我的脸上，准确地说，是放在我的伤疤上：那就对了，我的脚上也有一条，我们俩谁也跑不了。我说：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她说，大半夜不要讲道理。快睡。
李德全获判了死刑之后，没有上诉。离执行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我去看守所看了他一次。他正坐在自己的床上靠着墙低头写字，像个小学生一样一板一眼，时不时扶一下向下滑的眼镜。
“写信呢？”我问。
他抬头看了看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胡子长了，他们不让我用剃须刀。”
“这地方，对刀字儿比较敏感。”
他摘下自己的眼镜，用囚服的下摆擦着，镣铐的声音清脆悦耳，说：“没写信，寄出去怕吓着人，练练字儿。”
“认识我吗？”
他戴上眼镜，“见过。我是应该叫你政府呢还是叫你长官？或者叫你同志？”
我说：“不用，都不是。字能拿过来给我看看吗？”
他说：“恐怕不能，你是来看你的战利品的？”
有点意思，还用了一个比喻。
我摸了摸左脸说：“我差点成了你的战利品好不好？”
他说：“这事儿不能怪我，我没想打你。”
我说：“知道，这事儿是我的责任，让你给打啦。”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我听听。”
“嗯，也不算有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
“想采访我？像电视上那种，采访死囚，听我忏悔，然后临死前给我加个菜。”
“我可没带摄像机，我就是想听你说点实话。”
“那你得失望。”
“说说你为什么杀人？”
“这我说过了，你自己去查呗。”
“查了，你说是谋财。”
“当然。”
“就没别的啦？”
“还有嫉妒。”
“还有吗？”
“没啦。”
“李德全，我觉得你应该珍惜。”
“什么意思？”
“珍惜，我站着，你坐着，我在用心听你讲话，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得。”
“这对我没意义，你以为你是谁？我不需要任何人记得我，就算你记得，你想起来的时候也会是：那个杀人犯李德全临死之前和我说。我不需要。”
“我查了你的档案，你虽然家庭问题很多，但是你从小成绩很好，你现在四十一岁，大学学的档案管理，可是大学毕业，在市委办公厅干了两年之后，就辞职下海经商了，为什么，单纯是为了发财？”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问吧。”
“你是不是替那人挡了一枪，当时？”
“听说是，我记不得了。实话。”
“如果真有这事儿，你觉得你为什么要替他死？他可能根本就不配替你活着？你跟他熟吗？”
“下意识。他是分局的，我之前不认识他。”
“什么叫下意识，能解释解释吗？”
“下意识就是，如果我是你，你是我，你来抓我，你也可能替别人挡一枪。”
“你觉得我会？”
“不一定，有可能，这才叫下意识。”
“他怎么感谢你的？”
“他来看过我，带了点水果，在我昏迷的时候。”
“没啦？”
“他也是被动的，事儿都是因我而起，不是，往前说，是因你而起。”
他把纸片放在床上，说：“也不是完全为了发财。”
“还有什么？”
“我这样的在市委干不起来。”
“成分问题？”
“那时候已经不叫成分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不过，在提你之前，这方面还是会考虑。我能进去已经不错啦，完全凭的是本事，可是怎么干，也达到不了我的期望。”
“你是不是期望太高了？”
“我的期望就是能者居之，这期望高吗？”
“你辞职下海经商，在当时看挺有魄力。”
“不算，那时候下海的人很多，是潮流，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是觉得，可能那里面比较公平。没人注意我爸是谁啦。”
“开始的时候顺利吗？”
“一直都还算可以，如果不被别人骗的话。我没做过亏心的买卖，尽管那个来钱快，当时也没什么风险，可能是家庭的关系，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可是被熟人骗这部分，我控制不了，两次都没防备。”
“所以你做了两次案。这一层你在口供里没说。”
“没那个必要，这是我的私事儿，而且说这些，有用吗？对于我来说。”
“你杀的两家人，都骗过你。”
“第一家是，第二家不是，第二次那人跑了，我找不着他。”
“所以第二次被骗心里更不痛快，一般都是这样，掉进同一个坑里，你就找了干得最好的同行出气。”
“能别老试图分析我吗？他骗过别人，有批货他压了人家一年的款，那人跳楼了，没死，摔在水果摊上，残了。”
“哦，除了报私仇，有时候你还替天行道。”
“不算，压款这事儿经常发生。选他，第一，他确实害过人。第二，他和我熟，很熟，几乎可以算是朋友，我第一次被骗之后，能再起来，除了抢的钱，他借给我三分之二。第三，他身体不好，有糖尿病，不是我的对手。”
我走开，用纸杯给他倒了杯凉开水。
“谢谢，正好渴了。”
“可以这么说吗？你第二次作案，选择他们家，除了泄愤和作为一个罪犯专业上的考虑，还有羞愧，因为他帮过你，而你又搞砸了。”
他把水喝干，把纸杯还给我说：“也许可以，也许，真是这么回事儿。不过，也可能是，我在毁灭自己之前，想先毁灭掉和自己有关的美好的东西。就像是小孩儿生气的时候，摔碎自己最好的玩具。”
“你知道第二次跑不了了。”
“说不好，有预感，但是也不是坐以待毙，如果你们抓不着我，我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去，就是挺奇怪的一种状态。”
“嗯，你对自己怎么看，自己这个人？”
“到现在这步，我也有责任。”
“这个说法有点不磊落。”
“那我管不了，是你的事。如果非要换种说法，可以说，我其实可以更好。”
“你不一定非得这么做，我这么理解对吗？”
“差不多吧，人做每件事都有理由，大部分时候，但是那些有理由的事不一定非得去做。”
他把眼镜摘了下来，又擦了擦，我才发现，他的眼镜没有镜片，他一直在擦的是镜框。他戴上裸露的镜框看着我，说：“面对痛苦的方式有很多种，我的方式不好，坐在这里我想清楚了这一点，尤其回想在杀那两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像小兔子一样被我擒住，割断了喉咙，连央求我的机会都没有，我只是觉得，我不想让他们和我一样，像个孤儿一样活着。也许我不一定非得替他们做这个决定，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我的方式不好。你是不是想听这个，我的忏悔？”
“我不认为是忏悔，说实话，但是有真实的成分。”
“对，也许我只是编给你听的，打发时间。”然后他不说话了，拿起笔和纸片来继续写字。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案子你只做过这两起是吗？”
他不说话，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来过，他从来没说过话一样。
“2003年，住在皇姑区岐山路一栋日式民宅里的一个十八岁女孩儿，失踪了，没有尸体，没有遗书，那是你第一次作案第二年的事情，你记得些什么吗？”
他不说话。
已经够了，也许他这么想。
我说，保重吧，李德全。
我转身走出走廊之前，他在我身后说：“我从来不搬动尸体，我害怕那东西。”
我转过来说：“谢谢。”
“不用，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在侮辱我。也请你保重，你不会每次都这么命好。”
然后他继续写字，看起来那个时候，写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像我不得不逐渐承认蒋不凡是个天生的警察一样，在我跟了他三年之后，我就不得不逐渐承认，作为一个警察，他的力量实在太大了一点。除了警务，他还负责一些帮派活动的安全，也为帮派之间的争端居中调停。调停这件事情程度可深可浅，或者，逐渐由浅入深。他会在电话里说：铁军，晚上六点黄河大街韩都烤肉，你来。席间他说：六子的事儿我知道啦，你先不用动他。铁军什么也不吃，说：他容不下我。蒋不凡说：我知道，以后再说。铁军喝了口大麦茶说：好，蒋哥，那我先走。他说：吃片肉再走。铁军就从篦子上捡了片半生不熟的肉放在嘴里，嚼烂，咽进肚里，说：蒋哥，那我先走。他说：过一个月回头请你到家里头吃，你嫂子想你了。铁军站起来，冲我点点头，然后走了。我跟他的时间久了，他开始介绍我，说：这是天吾，我朋友。对面说：天吾哥，多照应。我说：叫天吾就行。一次见到的那人头发已经花白，看上去怎么也有四十岁左右。他说：别客气，我是少白头。蒋不凡指着我说：你们不要犯在他手里，他是少年包青天。中年人说：不会，我们都是生意人，不做违法的事情。就算将来有点小毛病，也得绕着天吾哥走。蒋不凡说：那就好，挣钱是对的，钱没得罪任何人。别干违法的事儿。中年人说：是，钱是无辜的，是这意思吗，蒋哥。蒋不凡点点头，说：白头，你去秦皇岛住一阵。中年人喝了口酒，说：多久？蒋不凡说：不一定，先过去，那边有朋友接你。中年人说：我老婆孩子怎么办？蒋不凡说：一起过去，机票已经买好了，去毛锋那拿。到那之后，少出门，有事儿就报警，懂吗？白头点点头说：我孩子上学怎么办？蒋不凡说：我想办法。你最好改个名。白头说：不改了吧，就这样，用了几十年了，老婆说梦话喊的都是这个。蒋不凡点点头：好，你孩子最好改个名吧，别太自私。白头说：行，给她改了。蒋不凡说：她原来叫什么？白头说：叫唐琳。蒋不凡回头看我：你说改个什么名字好？我说：我不知道。蒋不凡说：知道你不知道，随便说一个听听。我说：唐若琳。随便说的。蒋不凡对白头说：你觉得怎么样？白头看看我说：好名字，唐若琳，唐若琳，好名字。蒋不凡说：那就叫唐若琳吧。再别改了。
一天我们一边在茶社喝茶，一边等人。蒋不凡拿茶水洗净茶杯，然后用镊子把茶杯举在我面前，说：闻闻。
“闻不明白。”
“不急，再喝几次，你就知道什么是好茶了，这儿的茶叶一般，有点陈，不过环境还可以。”
墙上挂着高仿的《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茶和环境，我都不懂，你觉得行就行。”
蒋不凡说：“你跟我几年啦。”
“四年多了吧。”
“我快要退休了。”
“还远着呢吧，你才五十出头。”
“你不懂，快退了，知道就行。”
“那你准备干点什么？退休之后。”
“没想。”
“没想是怎么想的？”
“就是完全不知道的意思，如果你非要我翻译一下的话。你为什么老和我抬杠？”
“我第一天跟你的时候就这样，那时候你完全可以让我滚蛋，不对，你随时可以让我滚蛋。”
“你是不是有点瞧不起我？”
“一部分。”
“可你拿我没什么办法，就算你一直在场。”
“我知道，我虽然一直在场，可我还确实没拿到你什么把柄。但是没拿到把柄和什么也不知道，是两码事，我这么说你有异议吗？”
“准确。我只是需要有点秩序。”
“外加很多的钱。”
“钱是秩序的一部分，你知道如果没有我，如果我今天死了，这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吗？”
“你这句话像联合国秘书长说的。”
“我他妈已经够谦虚了，你知道，无论我们怎么破案，犯罪率也不会降低，只有有秩序，这个城市才能更安全一点。你没发现吗？这里很多街道的信号灯设计不合理，汽车，自行车，行人挤在一起，这时候就需要交通警察指挥，不要管什么红绿灯，打手势就足够了。”
“挺形象，但是还是狡辩。所以你破的案子都是秩序之外的，或者说，你的秩序之外的。”
“差不多。知道为什么烟可以随便卖而毒品不行吗？因为烟便宜，出现的早，更大的秩序建立起来了。案子是破不过来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到了你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候，当警察是个良心活。”
“良心，你还真敢用词儿。失踪的事儿你管吗，在你的秩序里外？”
“这事儿你问我过一百八十回了，你知道全中国的失踪人口有多少吗？你知道一个人不想让你找到，是多么简单的事儿吗？”
“不需要知道，我说的是人，不是数字。”
“对于我来说是数字，而且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已经宣布死亡了，法律上的规定你懂吧。”
“我只知道宣布死亡和死亡有很大的区别。”
蒋不凡把我丢下，开始摆弄茶具，赌气似的喝了两杯茶之后，他说：“我答应你，那个失踪案我会盯着，只要我当警察一天，我就不会忘了。”
“这话我听你说过，而且按你说，你也当不了几天警察了，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蒋不凡给我倒了一杯茶。
“既然你觉得我不干净，为什么你还来？”
“我有我的考虑，似乎我没有义务解释我的每一个行为。”
“你不怕下水吗？”
“我看见河在那，而且你应该听过，淹死会水的，我可不会游泳。”
“嗯，你不喜欢游泳。”
“喜欢，我是个普通人，正常人。”
“我可以帮你。”
“我有工资，有失业保险，有房屋公积金，逢年过节，局里还发东西。”
“够了？”
“足够。”
“小子，你不是一般人，真心话。”
“我是，是你把一般人的标准定得太低了。其实我现在就应该把你铐起来，不过我只是想做自己要做的事儿，做完了就行啦，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警察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你撒谎。你正在不知不觉成为一个好警察，干得劲劲儿的。”
“这我不知道，在完成我的事儿之前，我应该做点分内的事，我这么想。”
“看来你不可能为我做事啦。”
“要看什么事？”
“比如，接替我，在各个方面。”
“不可能，我没那个能力。”
“好吧，喝茶，话说得太多了，我嗓子都他妈要哑了。”
“你以后还准备带着我吗？”
“废话。目前我们还是半个朋友呐。”
夜晚终于来了，在S市的这片已经为数不多的棚户区里面，夜晚似乎比别处更黑。我们的车子停靠在一条小土路上，没有路灯，矮房里映出的灯光因此似乎比别处更暖。人们陆续的回家，有的手里提着菜和酒，有的骑着自行车匆匆的赶路，此处位于城乡结合部，属于S市的辖区范畴，房租最为便宜，治安也最为宽松，落魄的市民，想要向城市进军的农人，小偷小摸的游民，都能在此找到适合他们的房子和邻居。时不时能看到醉得摇摇晃晃的男人揭开裤子，站在路边小便。很多房子的墙上写着“征收”，看来不久的将来，这里也会是另一片商业开发的住宅区，也许刚才那个摇摇晃晃的男子就会拿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动迁款，而这笔动迁款有多少会变成他肚子里的酒，然后变成某个黑暗角落的废液，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盯的那个中年人，已经陆续把菜摆在炕上的小方桌上，盘子装的菜就有六个，最后又用海碗装了汤摆上。在他们这个团伙里面，有两个全国A级通缉犯，是双胞胎兄弟，算上那天的目标在内，一共五个人，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大多数有过前科或者离异无业。从1992年到2002年，他们在内蒙、黑龙江、吉林、辽宁，夜晚劫杀了四个出租车司机，通常是勒死，把尸体放在出租车的后备箱，第二天凌晨径直开车抢劫银行或者储蓄所，射杀了两个银行职员，两个保安，一个路人，从作案地点逃出之后，在郊区偏僻处，焚车解散。这伙人在2002年末突然销声匿迹了。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通常这样疯狂的匪徒不会骤然收手，除非出现惨烈的内讧。据蒋不凡说，他们之所以停下来，是团伙的头目，双胞胎之中的大哥，一天突然上收了所有人的枪，然后宣布团伙解散，只身一人去了广州。据线人说，是为了一个女人。
如果破了这个案，你就是副队长了，在那天上车之前，蒋不凡这么跟我说。而他觉得，我猜，一个收手了十年的脱离了组织的中年逃犯，不会费我们什么周折，而我当了副队长之后，也许有一天会改变主意，接下他的衣钵，成为一棵根植于这座城市的阔叶槐，地上绿色的枝叶和地下灰色的根须同样茂盛，不但能保护秩序，还能保护退休之后上了年纪的他。我相信他是这么想的。直到小屋的方桌上，摆上了五副碗筷，事情向着我们不那么有把握的方向发展了。
“你的线人不是这么说的。”当我看见一对中年的双胞胎向小屋走去，两个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一个嘴巴周围留着浓黑的大约半寸长的小胡子，另一个胡子剃的十分干净。
“沉住气，这样更好，全在这儿了。”他伸手摸了摸枪，确定带了。
“我们两个？”
“恐怕不行，用手台，请求支援，把情况说清楚。”
我刚刚把手台拿起来，听见有人敲蒋不凡那侧的车窗，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没有化妆，长得很文静，穿着单薄的白色女式夹克，冻得瑟瑟发抖。在我发愣的时候，蒋不凡已经摇下车窗。女人指了指蒋不凡手里的烟说：同志，请问这附近有烟店吗？南方口音，烟店。奇怪的问题，奇怪的口音，我忽然觉得这里面有十分不妥之处。这时我这边的车门被拉开。
“车里冷，进屋说吧。”
五个人站在车周围，我面前的那个，手礼貌地搭在车门上，嘴巴周围的小胡子上，上了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