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早上，在河口湖边，父亲指着对岸被大块冰淇淋状的云团笼罩的富士山顶，告诉文亮，那是他们今天要去的地方。
湖边有几家不大的温泉酒店。昨晚，在其中一家的顶层温泉，文亮透过落地的玻璃窗，也看见了左前方这座山。他想那只是他们的山，他们的神山。文亮从没去过，但父亲说他自己每年都会来富士山一次。
夜色清淡，玻璃窗因水汽而朦胧。窗外，夜晚的天空与湖面，呈现一致的灰白，像哈尔滨街头出售的那种大烧饼，从中间剖开，豁口如一张饥饿的嘴，在等待甘美的酱肉。这样的想法，让文亮意识到，他如何背弃并伤害了自己的胃。在日本，所有东西仿佛顷刻便会消散，然后，你就再也看不见它们了。那些未加芥末的寿司若有似无的甜味、味噌汤在嘴里长久品咂后出现一丝海腥味，还有加了冰块的清酒寡淡如同隔夜的凉水……在日本的这些天，文亮一直试图记住的那些东西，其实也都像这些味道一样，稀薄。
文亮记得昨晚没有被云团遮挡的富士山顶，清晰袒露出那标识性的白色花边。到早上太阳出来，镶嵌着白色花边的峰顶再也没有从云团中现身。隔着河口湖平静的水面，富士山消失了。它一度出现过，但是它消失了。
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都很擅长消失？就像二十年前，文亮的父母来到这里，然后他们也消失了。二十年的时间里，文亮只见过父母一次——那是2000年，他十二岁的时候——一次失败的见面。
然后是三天以前，文亮第二次见到父亲。现在，他已经二十二岁了。长久的疏远后，他对“父母”两字的真实含义，不免产生种种怀疑。他知道，其实就连父母，他们自己，也跟他有着同样的疑虑，毕竟这么多年，他们再也没有回过县城。
“这是一个火山湖。”父亲说，但他的眼睛，并没有看向文亮，他像是在躲避着什么。
父亲沿着湖岸，往远离文亮的方向，慢慢走远。文亮一开始以为父亲只是没有目的地在漫步，后来他发现，父亲其实是要去乘坐那艘客轮。
文亮赶紧快走几步，跟上父亲。
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文亮不熟悉这里的一切，从语言、食物，到逢人便鞠躬的男人女人们，可能还有一些他并未发现的东西，将在日后的岁月里渐次呈现，对他施以各种意料外的折磨。所以，无论他如何不情愿，现在，他也只能这样，紧紧跟着父亲——这个男人，比十年前矮了些，也许只是因为文亮比十年前高了些，现在他至少比父亲高一个头——寸步不离。他一直小心翼翼注视着父亲的一举一动，尽力不让自己，再被他抛弃一次。
可是，父亲为什么连去湖边坐小客轮的时候，都没有顺便招呼一下他呢？
父亲站在那艘小客轮旁边，停下来，回头看文亮，像是在等他。这时文亮想起，自己二十二岁了，而其中二十年，他都在独自生活，跟父母身处两个不同的国度，中间隔着一片无望的海洋。但现在，他竟害怕跟父亲走散——这明明是三岁的孩子才会产生的担心，这不是一个身高一米九的成年人应该有的想法。
他放慢脚步，希望父亲现在能跟他说点什么，随便什么。
但父亲什么都没说，就像几天来的情形一样。
这是一次沉默的出游。
2
文亮三天前抵达东京成田机场。飞机上一共有四名空姐，两位是中国国籍。其中一名空姐，先是用日语对文亮说话，立刻又换成中文。
文亮很想问她，你觉得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但他最终也只是微笑、点头，用手快速指了指餐车上那一排装着苹果汁的纸盒。他不能用自己也不确定答案的问题，去为难一个陌生女人。他不想用中文回答她，也不想用日文——虽然他并不知道在日语里“苹果汁”应该怎么说。
文亮早就被希望学习日语的，但他这几年把本该用来学日语的学费，都花在了别的地方。那些从日本寄来的钱，足够他去做很多事情。而那些事情，可都比学日语有趣多了。
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四个小时后到达东京。
他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年。临走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回来，他很希望回来。这几乎是黄金般的三年，从大一到大三。在一所普通大学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很容易成为佼佼者——比如文亮就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个姑娘们喜欢的男孩。这也很容易，因为他有钱。父母在日本多年，除了源源不断地给他寄钱以及各种甜腻的日本点心之外，他们好像也不知道还能为文亮做些什么了。而姑娘们，其实都很喜欢那些甜腻的东西。
文亮长得好看。他从网络上学会了日本少年的各种潮流装扮，懂得让头发错落着，在脸颊边散开，至少要挡住耳朵。他一度在左耳戴一只元宝形状的耳钉，后来担心被误认作同性恋，便不再戴了。他染过至少五种颜色的头发。在他后背左边肩胛骨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纹身——那图案其实并不小，但他长得太高，图案看上去便小了很多。如果有人曾经看见过他赤裸的后背，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他左肩胛骨处那只海豚。昨晚，文亮和父亲在湖边旅馆的顶层温泉，迷蒙的水雾里，父亲也并没发现这只海豚。
“没有人纹身纹海豚的”，萧霄，他那时的女朋友，为此这样嗤笑他。他没理她，认为她并不懂得他的人生。
萧霄给自己纹了一只蝴蝶，在右脚踝的外侧。他们一起纹身的过程中，她又后悔起来，因为脚踝的神经太敏感，她不想纹身了。
“你打算留着一个半片翅膀的蝴蝶吗？”于是轮到文亮嗤笑她了。
他们那天分别趴在纹身店里两张并排放置的小床上，侧着脑袋，四目相对，像是同床共枕的男女，如果两张狭窄的纹身床中间不存在那道不宽的缝隙的话。天气已经热起来，铺着墨绿色天鹅绒的纹身床上，留下他们的汗渍，像他们转瞬即逝的爱情。
萧霄流着眼泪，没有哭声。她说，“就算翅膀长全活儿了，又能咋样？蝴蝶又飞不过大海。”
她平时不这么说话。东北这里的姑娘说话普遍毒辣，像是要与你永世为敌，但那天她的东北腔调，却是那么温柔。她选了蝴蝶的图案，这是常见的图案，但她选择它，不是因为它常见，而是因为“蝴蝶飞不过大海”。文亮那时才明白这一切，他将永远失去眼前这个与自己同床不共枕的姑娘。两张小床之间那道缝隙，就像是地图上那道窄得还不及一个巴掌宽的日本海。
他伸出手去，希望拉住她的手。她继续被纹身师的工作伤害，开始龇牙咧嘴地咒骂，显出她身为哈尔滨姑娘的本色。她狠狠地在他右手拇指和食指中间的虎口处，掐出三道粉红色的指甲印，像是他手上渗出了三点血迹。
文亮的海豚图案，比她更早完成。他觉得自己大概是最失败的纹身者，因为她一开始喊疼，他就后悔了——他不想要这只海豚了。他不想游过这片深海，从今天的此处，抵达明天的对岸。他也想要一只蝴蝶。他知道，萧霄的蝴蝶，将永远停留在她右脚脚踝那个瘦瘦的地方。它不会消失，像墨绿色床垫上汗水深黑的印迹那样消失。所以，他希望自己还能见到那只蝴蝶。
3
文亮记忆中最美的味道，是小时候在奶奶家吃的西红柿。西红柿是乡下的奶奶自己种的。只有他的小拳头大小的红果子，从铁丝架上垂下来。底层的总是率先变红，在顶层的果实还是青绿色的时候。夏天，文亮正好可以摘到那些早熟的西红柿。奶奶会用存放在大缸里的井水冲洗它们，直到西红柿也变得如井水一样冰凉。后来，他再也没有吃过那种冰凉的西红柿，因为他和奶奶搬到县城了。
在县城的第一个夜晚，是夏季。文亮没有听见熟悉的蝉鸣，天空始终也没有真正暗沉下来。那些不知在何处闪动着的灯光，像乡间坟地里的萤火，在文亮紧闭的眼皮上不安地跳跃。没有苍蝇、蚊子安详飞过，而是晚归人的自行车铃不时从远到近地传来，每当此时，他便突然睁开一直紧闭以强制自己入睡的眼睛。
奶奶发现文亮还醒着，会替他扇扇子，从乡下带来的扇子，有熟悉的稻草香味。奶奶问文亮，高兴不？
半梦半醒之间，他记得自己先点了头，然后又摇头。点头是因为他觉得应该点头，摇头才是他真正的意思。县城于文亮和奶奶，那时是一个陌生的大世界，而他还没有学会在这个世界的夜晚安稳入睡。
他们在县城的房子，在县城东边，是城里最早修建的商品房，六层楼的第三层。奶奶说住三楼的人家，都是国宝。可是，国宝是熊猫。文亮想。
房边有河，但河里没有水。后来文亮知道，他以为的“河”不过只是一条城市排水渠。排水渠里，经常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垃圾。更怪异的是，垃圾里总会有一只只看不出颜色和质地的旧鞋。那些混迹在污泥脏水中的鞋，是文亮对恐惧的最早认识。那时他夜晚的很多噩梦，似乎都跟那些鞋有关，然后才是腐烂的尸体，残肢断腿或者带血的兵器。
奶奶说，房子其实是文亮的父母买的。他们从日本寄回外汇，奶奶在县城邮局通过复杂的程序，终于让汇款单上的数字变成装在奶奶衣服内兜里的一大沓人民币。奶奶独自完成买房这件事，没有让姑姑帮忙，所以文亮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多少钱。足够买一套房子了，应该有很多钱。于是，他可以确定，他们很有钱。
不过，既然他们有钱了，又为什么不回来？他想问奶奶。
只是没多久，他就知道了答案。搬入县城的这个秋天，他开始在县城上中学。中学叫河岸中学，就在排水渠的旁边。文亮知道，这是他们从乡下到县城来住的唯一原因——因为他得在县城上中学。他很快发现，中学里，有不少同学跟自己一样，父母也在日本。他们被奇怪地统称为“侨胞”。可是，他知道自己出生在乡下，他的父母也出生在同一个乡，也许连奶奶都是。他从来没有去过外国，自然不能被称为“侨胞”。
“你爸妈是日本人了，不能回来了。”这是“侨胞”之间流传的官方答案。
“你爸妈才是日本人！”文亮把这种官方说辞看成是县城少年对乡下少年的侮辱。在东北，在黑龙江，在离哈尔滨几十公里的这座县城，几十年前的那场侵略毕竟还没被忘记。但他们并不生气，反而很得意。他们的反应都差不多，一律认真地点头说，“是的，我爸妈也是日本人了。”有时，他们中一些人还说，“我将来也会去日本的。”言下之意，他们最终会成为“侨胞”的。
文亮大概从那时起，开始意识到一种他无法确定的东西，他不知道将来某一天，自己是否也会离开奶奶，到日本去。他曾经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就像他也曾以为搬出奶奶在乡下的房子是不可能的一样。但现在他一点都不确定了。
他在初一地理课本那张世界地图上，黑龙江与日本之间用直尺画出一道道蓝色圆珠笔的线，每一条线都用足了力气，笔迹穿透纸页，日本海因此成为一道道幽深的沟壑。他仔细测量过，在地图上，那是八厘米左右的距离。他不知道在现实中，这段距离有多遥远。他的地理成绩并不好，而他的所有成绩也都不好。但他不在乎，因为奶奶也不在乎。他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是，那里太远了——所以，他根本没法为那里的事操心。
但在开学三个月后，文亮就飞跃了这段遥远的距离，第一次去了日本。
先是一张机票从日本漂洋过海地来到县城，文亮依靠几名“侨胞”同学的帮助，才弄明白从县城如何去哈尔滨坐飞机的全部流程。事实上，他是跟另外两名同学一起登上飞往日本的飞机的。他们的目的地都是东京——哈尔滨飞往日本的飞机的唯一目的地。
在东京机场，文亮见到了他们。文亮认为，那是自己第一次见到父母，可不是么？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刚刚两岁，可是他们——这对陌生的中年夫妻，有着与自己十分相似的眉目，穿着举止却与自己如此不同——并不这么认为。
那时，父亲激动地抱住他，从父亲用力的方向来看，文亮疑心他其实是想把自己高高举起来，仿佛文亮仍然只有两岁。但文亮已经十二岁，并不比父亲矮多少，所以最终，他只是默默承受着父亲黝黑的胳臂施与自己的那股与地心引力相反的力量。
文亮听见父亲说，我们一家人终于“重聚”了。
文亮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有些委屈，但又不完全是，或者，那只是一种单纯的不认同而已，倒不是因为他们多年来都未曾出现过的残忍事实，而是因为，在他看来的“初”遇，却是他们眼中的“重”聚。他认定，这实在是有些不公平。
4
在河口湖的小客轮上，父亲点了一支烟，也递给文亮一支，仍没说话。文亮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然后决定原谅父亲刚刚的行为——他明明去坐船，却没有叫上自己。但文亮不希望自己这么敏锐，易受伤害，就像个姑娘。
“山上会很冷的。”父亲说，声音不大。在日本，跟你说话的所有人声音都很小。不知道他们怎么吵架？文亮想。
文亮支吾着，随即被自己刚要出口的音量吓了一跳，又调整一下，让声音变得小一些。这天他穿一件米色细条纹的短袖衬衣，是昨天在东京的原宿新买的，印着“日本制”的标签现在正让他的后脖颈发痒。
“最大号的衬衣”，当时他这样告诉父亲，父亲又用日语跟店员说了些什么。年轻的女店员留着齐耳短发，笑眯眯地，然后小跑着去拿衣服。文亮很想知道，父亲有没有告诉她，他是带着自己的儿子来买衣服的，只是他的儿子不会讲日语。她肯定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
文亮说不冷。他想告诉父亲，黑龙江才是真的冷，最冷的，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奶奶无疾而终，县城医院给出的解释竟然是“太冷”。这世界上会有老人因为“太冷”死掉！你信吗？他不知道这样的话说出来，父亲会不会生气。奶奶去世，父亲也没有回来。文亮一开始觉得这没什么。毕竟二十年来，他就没想过他们有一天会回来这件事。可是后来，文亮觉得这很有些什么。奶奶毕竟是父亲的妈妈——妈妈？尽管这个词对文亮来说，也很陌生。
“他们不敢回来。”姑姑一直这样告诉文亮，那是一个心怀怨恨的高个子女人，两道浓眉时常拧在一起，只有人民币可以让它们暂时分开。
文亮记得很多次，在他们县城的房子里，晚上躺在床上，姑姑会走进他的卧室，跟他躺在一起，有时她会把一只胳臂搭在他的肚子上，沉甸甸像一条巨大的蛇。如果这时文亮醒来，姑姑会小声地跟他说话，她总说：这是最好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跟你爹妈没关系，他们胆子小，不敢回来，但是亮子，你一直是我们家人，你看你的眉毛，还有你的个子，真像你爷爷……”
“为什么他们不敢回来？”文亮问姑姑。
“因为他们造了假，他根本就不是那个日本老太太的孩子，如果他们回来，会被揭穿的。”姑姑说。
在文家的户口本上，奶奶没有父亲这个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文亮的姑姑。文亮在户口本上是姑姑的孩子。因为姑姑一直没结婚，所以在户口本上，文亮也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私生子。户口这东西，看来完全不值得相信。
去哈尔滨上大学之前，因为报到需要，文亮才第一次见到了奶奶藏起来的户口本，奶奶把户口本藏在米缸里，拿出来的时候上面爬了几只米虫。墨绿色封皮的小本子，上面写着是1990年新办的。1990年是神奇的一年，文亮两岁，父母去了日本。而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向日本人民赠送了两只熊猫——文亮很多年后在大学门口旧书摊上的一本过期杂志上，知道了这件事。
奶奶说过，“日本没有户口这事儿。”
文亮觉得这很奇怪，1990年，父母的名字从文家的户口本上消失了，但日本没有户口这回事儿，那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现在，父亲跟文亮在一起。父亲使劲儿地抽烟，文亮也使劲儿地抽烟，他们把烟灰都弹进父亲随身携带的一个小铁盒里。父亲看上去的确有些冷。而文亮本来也觉得，父亲在黑龙江生活了二十多年，应该也是不怕冷的。但父亲说过，“大阪倒是从来不冷。”他离开黑龙江太久，在温暖的大阪住了太久，当然不再习惯严寒中的世界。
父亲和文亮的妈妈，本来一直住在大阪。他们起初一起经营一家中国料理店，奶奶说，他们卖的仍然是炖粉条、拍黄瓜以及糖拌西红柿这种东北菜，一小份一小份地装在日本料理的盘子里——不知道那些西红柿是否跟奶奶在乡下种出来的味道一样。
后来，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也挣到更多的钱，尽管那其实也都是中国人的钱。但他们又离婚了，一家中国料理店分成在大阪的两家分店，两人各自经营。“不存在竞争”，父亲这样解释过。
他们离婚的时候，文亮上高一。这件事带给他极大的现实利益：从前是父母一起给他寄钱，在那之后，他一直收到父母各自寄来的两份生活费。
“那一年，带你去北海道，还是冬天，我记得把你冻坏了。”父亲说。文亮不希望他说到那一年的事，但父亲对他的记忆不多，仅有的便是那次，把文亮冻坏了那次。
2000年是新千年，文亮记得很清楚，北海道的冬天像黑龙江一样，一切都被大雪覆盖，可是又有些不一样。北海道的树木纤小、稀薄，在满世界的大雪里，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奄奄一息。棕黑色的火山石在公路两边随处可见，像是燃烧过的木炭。路越走越窄，像是永远没有尽头。如果在黑龙江，在这样的大雪中，人们是不应该在山区行车的，除非是当年的游击队，或者赫哲族的猎人。但父亲说，在北海道，一定要在冬天泡温泉。文亮没有泡过温泉，不理解大家一起洗澡这件事有什么神奇之处。但他们坚持，要让他先到北海道泡过温泉之后，再随他们一起回南部的大阪。大阪是他们在日本的家，就像文亮和奶奶在县城排水渠旁边的家一样。
他记得父母带着他，从东京又上了飞机，目的地是北海道。在北海道札幌的机场，他们坐上大巴。山路曲折，戴皮帽的日本司机吞吞吐吐地开车。车走了很久，遇到警戒，他们被告知，道路封住了。为节省汽油，以便支持不知道还将持续多久的路程，司机关了车上的空调。不知道是雾气还是霜雪，让车窗玻璃变得朦胧，像纸窗户一样。文亮把额头靠近玻璃，被冰冷的玻璃惊得叫出声来。他有些胆怯，为自己突然的尖叫感到不好意思。
妈妈坐在文亮旁边，她两手搓着他的脸，朝他脸上哈热气，希望可以让他暖和一些。他感到她的手上硬硬的皮，还有一些开裂后形成的刺——虽然她看上去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于是文亮躲开了她的手。妈妈脸上很快闪过一丝失望。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羽绒服，让她的脸颊也更加泛黄。“新千年”这几个日文字，用白线绣在右手内侧的袖口处，大概是商标——妈妈对文亮解释过，这几个字是日文里“新千年”的意思。新千年了，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他想。
“新千年”，文亮用中文、日文分别重复这几个字。妈妈被他的东北乡下口音逗笑了，尽管来日本以前的二十多年里，她也用同样的口音说话。
文亮觉得受到了伤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满目都看不见人烟，除了黝黑的石头、干枯的树枝，间或出现的冒热气的温泉泉眼，童话中那种孤单的小木屋在很远的地方一闪而过，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狼外婆和有毒的浓汤？
这辆大巴上，还有另外十几名乘客，都说着文亮听不懂的日本话。瘦小的日本司机在停车后，开始一口一口喝着保温杯里的水。从文亮的角度，还能看见司机在驾驶座上轮流抖动双腿，像是拼命要甩掉鞋子上的什么东西。在大巴前方和后方，都还有一些车，都是轿车，但没有人下车，实在太冷。文亮觉得自己是这里唯一不安的一个人——那些日本话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故意不让他知道的。他们肯定共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谎言，而世界上，被这个谎言欺骗的，只有自己一个人。
文亮后来在车上睡着了。他这一天经历了长久的飞行，从哈尔滨到东京，又从东京到北海道的札幌，在地图上看，他的轨迹刚好是一个巨大的表示正确的钩，可是他觉得，这一切明明都是错的。
几天之后，他就回到了哈尔滨，又独自从哈尔滨坐公共汽车回县城。他最终也没有见到北海道的有珠山。因为那是一座活火山，它好像马上要喷发了。他也没有在北海道泡温泉，尽管一路上，被认为是文亮父母的那对夫妻，都以无限神往的神情给他描述着“温泉”这个奇妙的东西。
他们把文亮送上飞往哈尔滨的飞机。文亮很高兴自己终于可以回去了，但在飞机上他想起来，还没见过他们在大阪的家，而奶奶好像很希望知道，他们在大阪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进门需要脱鞋子，没有椅子凳子所以只能跪坐在地上？临行前奶奶的确如此认真地问过他。
在吃过飞机上分发的日本乌冬面之后，更多的沮丧也随之而来。比如，他还没有给那些同为“侨胞”的同学带礼物，北海道没有商店，在机场又要赶时间，一切都顾不上。他想大不了以后也不要他们的礼物了，事实上这一点后来他没有做到。他又想起，还没有去东京银座看看，那时他最喜欢的一部日本漫画，场景就取自东京银座。
他的书包夹层里还装着奶奶和姑姑的照片，没来得及交给父母，虽然他觉得可以发邮件，但他又忘记了找他们要一个邮箱地址。他后来在哈尔滨转车的时候，把照片寄到日本。他知道他们在大阪的地址，一个叫“岸上路56号”的地址。他觉得这个地名很奇怪，邮局的工作人员要求他用拼音把“岸上路56号”几个字全部拼写出来，他担心日本的邮局会看不懂拼音，但又不知道这几个字的日文写法。他觉得自己不应该遭遇这些事。他一直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收到过那些照片。日本的一切东西，在文亮看来，都很容易消失。
在哈尔滨等公共汽车回县城的这段时间，他在汽车站的卫生间被一个高大的男人从后面推了一把。那时他的身高已经长到一米六七，但很瘦，在学校他有个外号，叫“易推倒”。头撞在公共卫生间的镜子上的瞬间，他看见镜子上很可疑地模糊成一片，不知道是陈年的灰尘还是水渍。他本能地把书包往胸前放，心想幸好他没有带更多的行李——因为奶奶说，“你父母都会给你买的，什么也不用带。”但事实上，什么都没买，买什么都来不及。他们一直在坐车，整个过程想来，不过是从机场坐上车，遇上警戒，在临时的抗震棚里冻了一晚，然后又坐车回到机场，就这样。
他想着这些，而那个推了他一把的男人的同伙这时顺利抢走了他的书包。他没有反抗，因为他想，反正里面什么也没有，他父母什么也没给他买。
他把书包被抢的事情告诉奶奶，但没有告诉父母。他觉得他们反正也不会为他在意的，不是么，在东京机场，他们让他一个人灰溜溜地回了哈尔滨，而他们的飞机，却是飞往大阪的。
“真的抱歉，太不是时候了。”妈妈在机场送他的时候，这样说。他发现自己几乎跟她一样高。
“火山爆发，谁想得到呢？”她又说，很怨恨的样子。
是的，因为有珠山，一座活火山，可能马上就爆发了，所有人必须离开北海道，至少远离北海道最大的城市札幌。可是文亮的探亲签证时间不够长，他来不及跟父母去大阪。他们权衡再三后，决定他们飞回东京去，然后在东京分开，这都是“为安全考虑”。
“只有东京才有飞哈尔滨的飞机。”父亲强调着这件事。“下次你再过来。”父亲又说。
文亮觉得自己几乎快被妈妈的话感动了。他想，也许她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他到底是眼前这个女人的儿子。但她现在成了日本人，他自己却是中国人，他会一直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总是在他刚刚要喜欢上这对夫妻的时候出现，让他不得不再次与他们保持距离。
“它什么时候会爆发？”他问他们。他没有好好学过地理课，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座让他们不得不分开的有珠山。
“谁也说不好，最近一次是三十年前，它总是三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现在，已经有了警报，它每次爆发前都会有警报。”父亲一口气说完这些，像是在为火山不得不爆发这事儿道歉。
他觉得父亲不需要道歉，火山爆发这样的事又不是他们能决定的。但他不能跟他们一起回大阪去，因为签证的问题。这也是父亲对他解释的。而那些无用的话，比如“真的抱歉”“怎么会这样”“早知道怎么”……都是他妈妈讲的。
“女人总是比较脆弱”，在抗震棚里的夜晚，父亲悄悄对他讲。他后来觉得，这是父亲最像父亲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在同一个深蓝色的抗震棚里，四周静得像世界末日，所有人都不知道有珠山——一座活火山，离他们不到四十公里——会不会在今夜爆发。
他的睡袋在父母中间。没有灯，因为电已经断掉了。抗震棚里有两盏应急灯，光线一开始很强，后来电力用尽，终于熄灭。他们不能住旅馆，因为有珠山每次爆发之前，都会有前兆性的地震。何况经营旅馆的人，也被疏散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他们每人都分到几个可以自行发热的小袋子，是红色的，像满满一袋凝固的血液。拿到手时，袋子很硬，但揉一揉，小袋子发出一些细碎的像泡沫擦过玻璃的声音，里面那些凝固的果冻一样的东西变软了，像是真正的血液，小袋子开始发热，然后越来越烫。这个国家的人很擅长发明这种小东西。
他想把这些小袋子带回去，给奶奶用。奶奶怕冷，总是在半夜起床把滚烫的开水倒进热水袋。但后来，这些小袋子在机场安检的地方被没收了——也许不一定非要没收的，只是文亮不知道怎么用日语跟人家解释。
在冬夜的户外抗震棚，小袋子的微弱暖意其实根本不起作用。这样的温度，如果在黑龙江，没有人会在户外呆上超过半个小时，但他们却得度过一整个夜晚，和几十个陌生人在一起。文亮后来想到这些，他觉得其实那个夜晚也没那么冷。
那时父亲说，希望他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因为女人总是比较脆弱的。他说，我会的。他听见父亲的呼吸声，像是低声的抽泣，但他看不见父亲的脸，这里太黑了。他告诉自己不是的，父亲没有哭。
黑暗中，他相信自己这样的话会让父亲感到放心。那几乎是他能做出的最郑重的表达了——他会的，这是一个承诺。尽管那一年，他只有十二岁，在县城河谷中学上初一，地理课还没有讲过日本那一个章节。但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出这样的承诺。
在哈尔滨汽车站，文亮的书包被抢走，他想起那个黑暗中的夜晚，自己对父亲的承诺，心里有种轻微的挫败感。他的牛仔裤兜里，还有一些人民币，一些日元，几枚日本硬币。有的硬币中间有方形的孔，像中国古代的钱币，但是，他再也没有机会把那些日元和硬币用掉了。
他买了一张回县城的汽车票。在公共汽车的窗玻璃上，他恍惚看见自己的脸上，有种酷似父亲的神情，紧张的、受挫的，因长期漂泊而始终惴惴不安的神情。他听见了自己的呼吸声，也像是在抽泣。他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于是对着黑暗中的车窗玻璃，做出了一个凶恶的表情。他的少年时代，大概是从那时开始的。
父亲认为，女人都是脆弱而不可信任的。果然，他们后来离婚了。父亲搬到东京，和一个比妈妈更老的日本女人住在一起。父亲仍然在照顾那个日本女人，就像他曾经照顾妈妈一样。文亮那时在电话中问他，为什么会离婚？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你，你在中国，我们觉得再也见不到你了。
5
现在，文亮当然知道，富士山也是一座火山，这意味着它也会爆发。只是它的爆发周期比有珠山的三十年更长，大约是四百年。而且，它被认为从几百年以前就开始休眠了——一座不会爆发的火山。
2000年，从日本回来后，他开始琢磨火山的事，通过县城刚刚开业的网吧里那几台586电脑。但他没有看到更多有关有珠山的事情，毕竟富士山才是日本最著名的火山，是日本的标志。他始终不明白，父母为什么没有首先带他去富士山——至少富士山不会那么容易爆发。就算富士山不休眠，他们也不会那么凑巧，刚好赶上四百年一次的爆发。而有珠山，每三十年就爆发一次。在他的有生之年，如果运气好活得足够长，有珠山还会爆发两次。
回县城后，他买了很多无用的东西，当成是父母在日本什么都没给他买的一种补偿。木质的飞机模型、昂贵的耐克球鞋、成套日本漫画外包装的玻璃纸到现在都没有拆……他得花光他们从日本寄回来的钱。他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对他、对他们来说，都是。
也是2000年，他申请了QQ号，加了两百个陌生的网友，他告诉他们自己是孤儿，父母在日本。竟有网友说，自己的父母还在美国呢。他感到快乐，在网吧浑浊的空气里打发掉整晚的光阴，吃最贵的泡面。
这年期末考试的时候，他去了趟沈阳。临行前在邮局，他给妈妈小心翼翼地打国际电话，开口只说，妈，我没钱了。他的账户——他从这一年开始有自己的账户了——从此一直收到海外汇款。
在沈阳，他见到了那位号称父母在美国的网友。他们在钢铁厂空荡荡的大门口见面，然后他听她说，其实她的父母就住在这间钢铁厂内建于三十年前的一幢职工楼里。
那是个壮硕的东北姑娘，涂着乌黑的唇彩。她用肥美的手指戳乱他的飞机头。他后来改变了飞机头的发型。他的发质细软，头顶蓬起的部分头发难以长久固定，除非借助大量喷雾发胶，而那些发胶，来自县城洗头房，充满暧昧、黏稠的女性气息，他不是太喜欢。
沈阳姑娘显然比当时的文亮还要高大一些。她带他去了一间废弃的拆迁房。他们在里面分享了一盒香烟。文亮想起在日本时，见过父亲抽的那种日本烟，烟盒上有七个小星星的图案。她的唇彩在烟嘴上留下一圈乌黑的印迹。他觉得那很是好看。
后来他吻了她，她用胖胳臂费力搂抱他的动作，显得笨拙不堪。他问她，多大年龄了？她一开始说十八岁，后来又改口说十六岁。于是他说自己也是十六岁，比实际年龄多说了三岁。
文亮连夜赶回黑龙江，还来得及参加最后两门课的考试。在通宵的火车软卧车厢中，他盖着气味可疑的被子，右手藏在被子里，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手淫。
临行前，他给沈阳的胖姑娘买了一套真维斯的最大号衣服，又请她吃了冰淇淋。在看着她伸出舌头把麦当劳圆筒冰淇淋舔成一座小火山的模样后，他意识到，自己愿意为她花光身上所有的钱。
但是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连在QQ上都再没讲过一句话。
只是他依然挥霍，给不同的网友买不同品牌的衣服，请她们——清一色都是比他成熟一些的东北女孩——吃冰淇淋，要求她们慢慢地把冰淇淋舔成一个火山的形状，并在随即而来的夜晚想念着她们不同颜色和形状的舌头，卖力地手淫。
他不想跟她们发生实际的关系，因为他感到，自己不属于眼前的一切，所以他也才能够放心挥霍它们——钱财，大把的时间，还有少年的身体。
有珠山在2000年的时候，到底还是爆发了。新闻联播在国际简讯里简短地报道了这件事。没有人员伤亡，因为提前三个月便已将方圆一百公里的所有无关人员疏散，包括文亮和他的父母。它的爆发警报距离真正爆发的日期竟然有三个月，而三个月，足够他们一家做很多的事情了。
火山爆发的实况被近距离观测的科学家记录下来。文亮在县城家中的电视上看见了那短暂的壮观一幕，像是有人在挤压一颗饱满的西红柿，黑红色的汁液喷涌，混合着黑色石块，汩汩冒着热烟，也像是手淫的最后时刻，那些蛋白状的东西喷出来的样子。
那些镜头，始终在摇晃，人们的呼喊和惊叫声，也都是日语。几秒钟的实况录像，其实已经够了——文亮知道自己体验过这次真正的火山爆发。
他开始对地理课产生兴趣，甚至知道了日本曾经也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后来日本四岛渐行渐远，一路往太平洋深处飘去，就像他的父母一样，因为1990年的下岗和天灾，他们再也无法应付奶奶和儿子的生活。于是他们一路往远离儿子的方向，飘走了。
姑姑说，这都是奶奶的主意。虽然在县城早有去日本的传统，但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传统了——1990年的时候，该去日本的人都已经去了，而改户口这种事，早就没有十年前、二十年前那么容易了。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文亮问。他知道姑姑会告诉他一切的，只要他问。姑姑跟奶奶有仇，因为奶奶把自己的儿子儿媳都送到了日本，而把她的女儿留在身边。姑姑独身一人，是个皮肤黝黑的老姑娘。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奶奶造成的。“该去日本的人，是我。”她总是这么说。奶奶会说，“他们要男的。”文亮听她们说话，想起自己也是男的，他会去日本吗？
“你奶奶，她竟然还留着那个日本女人的照片。她坚持说你爸爸是那个日本老太婆的儿子，那个老太婆也认了，她不认女儿，只认儿子。”
事情就这么成了。
日本有火山，多危险——他这样劝慰姑姑，一边试图躲开她压在自己肚子上的手臂。
姑姑说你别动。过了一会儿，她又对他呢喃耳语，“你才是火山，还有你奶奶，我被你们俩给毁了。”
他问，为什么？他总是问她为什么，并对她给出的答案时常表现出不解。他知道那时在姑姑心中，他仍然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身体里还没有住进一只贪心的怪兽。
他从未在夜晚她的拥抱中勃起，也许她由此认定，他仍未长大成人，所以她需要不时地从独居的房子里过来，照顾他，还有奶奶。姑姑的生活，被他和奶奶给毁了。而她的哥哥，文亮的父亲，奶奶的儿子，此时正在大洋对岸，另一座温暖的滨海的城市里，日式公寓的榻榻米上，七星烟燃烧出的蓝色烟雾里，夜夜安抚另一个脆弱的女人，日本女人。
但姑姑没有再回答。文亮发现她已经睡着了。薄棉的蓝色睡衣有烧烫的熨斗落在湿衣服上发出的那种味道，这种味道在奶奶身上是没有的。文亮猜想，也许这就是女人的味道，也许也是妈妈的味道，如果他对妈妈还有记忆的话。
奶奶认为，姑姑不应该和文亮睡在一起，毕竟文亮已经长大了。但姑姑更不愿意和奶奶睡。她们从1990年开始，就没在一张床上睡过觉了。
文亮认为，这是自己的成人时刻。他想从现在起，该是自己来照顾她们的时候了——这两个深怀怨恨，但又都爱他的女人。他在心中暗自对父亲再一次这样承诺。他知道，无论那次有珠山爆发的警报是否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无论父亲的户口是否从奶奶的户口本上迁出，无论那个日本老太太是否接受了父亲作为她在中国东北生下的儿子，无论这两个国家是否在1990年共同做出决定中断了这种持续多年的移民行为，无论这个决定是否意味着自己从两岁开始便一直被拒绝给予赴日本的签证……这些复杂的一切，其实都不重要，他们不过都是在为着家人们的生活，而日复一日地这样活着。
6
小客轮抵达河口湖的对岸。文亮和父亲步行去到两百米远处的大巴停车场。父亲去买票，文亮一步不离紧跟其后。他们站在售票窗口前的队伍中，父亲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放心，富士山这次不会爆发。”
文亮笑着，他说是啊，怎么我一来就得火山爆发呢？
父亲从手提包里掏出钱夹。日本男人都会带一个手提包，这让他们随时保持两手下垂、手臂紧贴裤线的谨慎姿态，再慌乱的场合也不会让他们改变这种姿势。父亲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年，他的黑色手提包已经陈旧，跟他身上的衣服、脚上的登山鞋一样，像是穿越了二十年风尘的东西。但父亲却穿了一双白得耀眼的袜子，在裤腿和鞋子间，袜子露出一圈雪白的边，像是戴了一双雪白的脚镣，但不注意的话，并不会发现。父亲身上还有很多东西是文亮没能发现的。
在小客轮上，父亲问文亮平时都喜欢做什么。
文亮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平时喜欢做什么？答案是可以想见的。但提问的人是父亲——尽管他们只见过两次面，这些年连电话都不是太多。那些电话永远只有一个主题，钱。
于是文亮告诉父亲，他没有上完四年大学，因为他本来就不够上大学的资格的，“侨胞”的身份倒是帮助他进入了那所不入流的大学。他觉得自己的话里，含着一种不明确的恶意，或者讽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意这样说的？他又补充说，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他倒也做了些事情的，比如看书——他的确看了不少关于地理和历史的书，都在学校门口那个瘸腿老头经营的旧书摊上。除了漫画书，他还从来没买过一本书。
父亲看上去高兴起来，然后说真没想到。他说文家从来没有过喜欢看书的人。而文亮想起，那些四处游荡、乘火车漫无目的地逛完整个东北三省的日子，那些被刻意忘记的考试、几乎空白一片的成绩单和两封劝退学籍的信件，还有小旅馆里女孩们酥软的乳房、租来的破汽车里燃烧的手卷烟叶、宿舍里散落一地的啤酒瓶，也许还有卧室墙上层层叠叠、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床底下从未开封的成箱日本漫画，衣柜最里面那个铁盒里的日本AV光盘……他真正的成长经历，他是永远也不会告诉父亲的。
父亲说到了文亮的爷爷，那是一个老实得过分的农民。那年日本投降了，所有在东北的日本人都在陆续撤回日本。文亮的爷爷，那年十三岁，有一天领回一个日本女娃——她知道自己的名字，也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但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六岁，也许八岁。她说自己生在日本，但长在中国东北。那一年她的家人带着她慌张撤离。她记得几天前自己还跟父母在一起，但这天早上，她在高粱地里醒来，发现父母和其他人都消失了。她压倒了一些高粱，地上出现一块小小的平地，跟她的身体形状刚好吻合，是一小块边缘不规则的破损。
“日本人把老人和小孩留下来了，带不走。如果再不走，他们可能就走不了了。”父亲说，“她一直住在你爷爷家，直到70年代，才回日本。”
文亮知道这段往事。这是所有事情的起因——姑姑在说这件事的时候这样认定。但他不知道那个日本女人现在怎么样了，她回到日本，是否找到了父母，是否原谅了他们当初把她扔在中国的事。他突然觉得，这跟自己现在的问题多像啊——他现在应该原谅他们吗？他们把两岁的他留给奶奶和姑姑，到日本来了。
文亮打断父亲说，“我知道这事儿，姑姑说过的。”他又说，自己还见过那张照片，是复制品——奶奶正是用那张复制的照片，把文亮的父母都送到了日本。奶奶也是帮凶。而奶奶为什么要这样做？文亮不理解。姑姑说是因为生活，他们在国内已经过不下去了，去日本至少是个出路。在县城，很多人都这样干过，不是么？他们通过简单的程序就改了户口，让每个当初滞留在东北的日本女人，都凭空多出来七八个子女。何况，文家还真的收养过日本女人，为什么不这样干呢？只是，他们运气不好，刚去日本，日本移民局就发现了其他人造假的事，所以，他们回不来了。
文亮并不相信姑姑的话。他一直想问奶奶，但不忍心，无论如何，奶奶是唯一的亲人，而现在，他再没机会问奶奶了。也许可以问问父亲，但他不会问的，那会显得他很可怜，尤其在奶奶已经去世、他再次来到日本的时候，像是一个孤儿来投奔一个还没有决定是否要领养自己的人家。这种感觉不太好，他不想让父亲同情自己。
“你爷爷，你还有印象吗？”文亮摇头，他出生那年，爷爷刚好去世。“我想也是，不过你长得跟他很像，我反而不像。”
“你像奶奶。”文亮说，这是显而易见的。
“是的，我像你奶奶，尤其是眉毛，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三角形的眉毛。”父亲突然不说话了。大概因为他想起还没有见上奶奶最后一面，文亮觉得。
“她怎么会冷死呢？”父亲问，同时看着湖水中的一个什么地方。碧蓝色的水面上，有白云投下的黑色影子，被客轮划开，变成一道道黑线，像是有无数小鱼在水下游动。
但这里是不会有鱼的，河口湖的水温太高，会把鱼煮熟——文亮想着自己从哪本地理书上看过这样的说法。
“不是冷死，我怎么会让奶奶冷死呢？我们有暖气，有空调，我给奶奶装了空调。”文亮说。
“我知道，你奶奶不是一直身体不错么，怎么就一个冬天的事情？”父亲的语气，过于柔弱，大概他已经明白，眼下说这些已经没什么用了。
父亲真的已经尽力了，文亮想，他一直给他和奶奶寄钱，虽然他自己一直不能回中国——在县城，伪造户口假冒为日本后裔的人太多，中国政府从1990年开始拒绝给这批伪日本后裔发签证。他们回不来了。
“其实，奶奶走得挺平静的。”文亮说。他想起奶奶去世前，没有等来父亲，但她说，文亮，你去日本，一定要去日本。
文亮可以拿到日本签证，“这都得感谢政府开恩”，奶奶去世前这样说，她念着上帝啊，念完又念阿弥陀佛。奶奶信上帝，也信佛。她有一个中国女儿，一个日本儿子。她一直是个平静而开明的老人，可以理解很多事情。
“七十八岁了。”父亲说，他竟然准确说出了奶奶的年龄。
“是的，七十八岁。”文亮说，“丧事很顺利，她跟爷爷葬在一起的。姑姑说她自己将来也会葬在那里。”
父亲轻轻叹气，又指向那团冰淇淋一样的白色云团，说，“看，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7
这次来看富士山，是文亮要求的。“就跟去中国要爬长城一样。”他去过长城，高中时候一个人去的。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去过长城。但他只是不想去北海道而已，他觉得十年前的那次，他们就该去富士山的。
父亲答应了，“我每年都会去一次富士山。”他现在住在东京，离富士山并不远。“虽然今年刚刚去过，但还可以再去一次的，是吧？”他很少拒绝文亮的请求，倒是文亮一直在拒绝他。两年前，文亮已经可以拿到日本签证了，签证政策放宽了许多，只要愿意，他还可以申请长期在日本居住的签证。但他没答应父亲，也没答应母亲，他不想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一起生活。
他怎么会离开呢？他觉得自己很喜欢哈尔滨。哈尔滨有一百个县城那么大。哈尔滨让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在大学校园，夏季里总有一种面包发酵的气息。他的身高已经一米九。他交了不少朋友，为他们买各种东西。只有银行账户没钱的时候，他才会想起自己是“侨胞”。他想一直呆在哈尔滨，但他没能顺利读完大学。他觉得读大学拿学位这种事，对自己来说太困难了些。
他曾经想开一家网吧，为此真的存过一些钱，但后来网络普及，家家户户都装了电脑和网线，网吧成为不合时宜的场所。他的存款，也远不足以让他完成网吧这种需要先期投入的生意。
他倒是认真地跟妈妈说过这件事，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在要钱这件事上，妈妈总是比爸爸好说话。何况她一直经营着大阪的饭馆，她比父亲做得更为出色，文亮觉得妈妈能理解在生意中投入与回报间的关系。
但妈妈不认为这是文亮应该考虑的事情，她忧心忡忡地告诉文亮，“儿子，你好好玩儿吧，等长大了，该结婚了，妈妈再给你十万块钱，是人民币，不是日元。”他想起妈妈手上的倒刺。
她又说，“真的，我现在就在为你准备。”那时父母已经离婚，父亲已经搬到东京，妈妈独自经营一家中餐馆。她让他结婚后马上到日本来，“我们总是要团聚的，不过结婚后再来吧，因为你得找个中国姑娘，我不想你娶一个日本女人。”
文亮说，“我不会娶一个日本女人的。”他那时二十岁，默默盘算着最快还有几年他就可以结婚了，只是他还没有一个可以结婚的女朋友，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你爸爸找了个日本女人，他找了个日本女人。”她重复道。
文亮拿着电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对父亲、母亲都缺少了解，他们很少说起日本的生活。于是他只是看着自己吹出的几个完美的烟圈。
“倒也不奇怪，他本来就是日本女人的儿子。”妈妈说。
文亮那时并未听出妈妈语气中的情绪。但他想到，妈妈也是日本国籍，所以自己也是日本女人的儿子。他为此沮丧，他不喜欢妈妈提出的“去日本接手中餐馆”的未来。他不想跟他们一样。
他被学校劝退后，想在哈尔滨找一份工作。他辗转换了很多工作，认为最适合自己的，或许是服务员、宾馆门童、服装店导购，因为这些工作让他备受女人们关注。但这些工作都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工资太少，他想起妈妈的十万块钱的许诺，决定找个可以结婚的女朋友。
他有了女朋友萧霄，他们在一起一个月的时候，他向她求婚，在哈尔滨市中心五星级酒店的套房里。但她吓坏了。为了安抚她，他说出了十万元的事情，然后又为了解释十万元的事讲了很多自己的身世。“我不会去日本的，就算有了十万。”他信誓旦旦。
但萧霄不这么看，“你爸你妈不会放过你的。”她在哈尔滨长大，是大城市的姑娘，懂得在酒店如何调试出温度合适的洗澡水，用玫瑰花瓣泡澡，“不过，北海道的温泉，该比浴缸舒服。”她沉潜在一层玫瑰花瓣下的身体，正让不大的浴缸兴起层层涟漪。“你会带我去北海道么？”她问他，一块折成小方块的白毛巾，正被她顶在头顶处，像头上的一只小鸽子。她说完便咕咕笑起来，笑声也像鸽子。
他看着酒店浴室里镜子中的那个自己，坚定地说，“我不会去日本的。”他问她，有没有听过“九一八”那天的警报？他是听过的，在沈阳。“那是什么意思？那是说，我怎么能去日本呢？”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起“九一八”，但说完之后他觉得，这真是不错的理由。
“你真是可爱。”萧霄说着，像是长辈看穿了晚辈的谎言，“我们可以打赌。”
“赌什么？”他也认真起来。
“赌——十万块——”她往他身上泼水，他后退着躲开。“天啊，你在干什么？”他冲她喊起来。他知道，她根本就没想跟他打赌。
“胆小鬼。”萧霄接着泼水。
“疯女人。”文亮差点在浴室的地板上滑倒。
“你爸你妈不给你寄钱的时候，就是你去日本的时候。”萧霄平静下来。
文亮退出浴室，觉得萧霄说的没错。如果没有那些汇款的话，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什么也做不了——萧霄知道，姑姑也知道，因为姑姑也这么说过，“别要他们的钱，我给你钱。”
文亮并不拿姑姑的话当真，他只是笑着，“我不能要你的钱。”姑姑抽烟，也喝酒，她自己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男朋友，这都增加了她的开销。而她的收入不高，她在一家杂志社当校对，每张钞票都是用红色铅笔改标点符号改出来的。她能攒下多少钱呢？她连奶奶都养不活。
“都给你，不多，但都是你的，文家只有你了，你不能走。”姑姑那时有些昏昏欲睡的样子，不知道她的头脑是否足够清醒。文亮闻到她身上浓烈的烟酒气息。白天的姑姑，是戴深度近视眼镜、一本正经的校对工，而夜晚，校对工取下眼镜，世界朦胧成一片。她可能更喜欢这朦胧中所见的生活，因为这比清晰的白天美好，于是她总是让自己喝醉。文亮抽烟，也是姑姑教的。她似乎很享受小时候的文亮缠着她向她讨烟抽的样子。
8
现在，文亮来了日本。他认为，来看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就当完成奶奶的遗愿。“我是替奶奶去看他们。”他这样告诉姑姑。姑姑也和萧霄一样，认为他走了便不会回来。女人们总是缺少安全感，姑姑甚至已经打算回他们乡下的房子去住——她一个人过，或许也不是，因为她说要“守着你爷爷奶奶，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东西”。姑姑骂道，眉毛拧在一起。
“我真的会回来的。”他说，像在说一个谎言。他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无论怎么说，都像是在说一个谎言。文家人这二十年的生活，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谎言改变了他们的国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从乡下到县城，再到哈尔滨，让他从吃不上饭的婴儿成为学校里的有钱人——谎言也许是一个好东西。
“够了，我不需要你说这些。”姑姑看上去很焦虑。她半年前安葬了奶奶，那时她也没有这样焦虑。中国女人看上去总是更焦虑一些，因为她们失去了太多的东西，这是文亮来日本之后，才明白的事情。姑姑已经很长时间再没跟文亮睡在一张床上了，她把文亮也划入文家“没良心”的那一阵营里去了。
在停车场，他们已经买好车票。父亲和文亮又抽了一支烟。文亮在自动售货机上，买了两瓶日本茶饮料。
“为什么每年都要来一次富士山？”文亮问父亲。
“我也不知道，富士山好看？”父亲说。
文亮并不理解，他认为这座山从他们现在所在的停车场的位置看过去，只是一座近在眼前的普通的山，但他很快就会意识到，上山的路是多么曲折漫长。大巴仍然吞吞吐吐地在盘山路上缓行，与十年前北海道的感觉很像，只是没有北海道的大雪了，也没有火山爆发的威胁，眼前的一切，逐渐被一点点浓重起来的雾气淹泡，富士山显得软弱，暧昧。
父亲说从前富士山不是这样的，垃圾很多，后来日本人自发来山上捡垃圾，现在，这里很干净。
他们爱干净——文亮知道，但他不认为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还没有习惯这里的一切，他觉得没必要习惯，他反正是会回去的。可是父亲不这么想，父亲说希望文亮留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和那个日本女人一起？”文亮毫不掩饰对跟父亲一起生活的那个日本女人的敌意。父亲没生气，他说她是一个好人，不过也是受苦人。然后他没再说关于那个女人的更多的事了，父亲说，“何况你不是和她在一起，你是和我在一起。”
“我不会讲日语，我怎么过啊？”他笑起来，觉得自己有些厚颜无耻。他希望父亲能继续给自己的账户汇钱，这是他现在唯一的愿望。但他不能这样告诉父亲。
“你可以先上半年语言学校，然后就可以找工作了。”父亲说，他什么都盘算好了。
“我能做什么工作呢？”
“做什么都行，我和你妈妈，我们那时都是这么过来的。”父亲说。文亮觉得父亲已经看穿了自己。于是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他的确想过留在日本这件事，也想过回哈尔滨这件事，但他无法决定，他觉得任何一种选择都不会容易。他想要第三种选择，更容易一些的，但是父亲没有答应他的另一种选择。
“你奶奶已经去世了，你也二十二岁了。”父亲说着，把拧开了瓶盖的饮料递给文亮。文亮跟着父亲坐上大巴，他说他得再想想这件事。他喝了一口饮料，是很苦的茶，和中国的康师傅冰红茶完全不一样。他想也许以后都得喝这种很苦的茶了，也许他会习惯的。他已经下意识地系上了安全带，这是日本的规定，必须系上安全带。他觉得安全带这种东西，让自己孤零零的，因为那让他和父亲分开了。他们的距离本来很远，这些天来，一度近了一些，但现在又远了。
9
富士山只有每年八九月的时候可以登顶，其余时间封山。在文亮和父亲去富士山的六月，樱花已经开过，山路还未完全开放。他们乘坐的大巴的终点，是半山腰一处叫“五合目”的停车场。
“他们把上富士山的路分成十合目，我们到五合目，已经足够了。”父亲对文亮解释。在这辆上山的大巴里，文亮很难判断其余的乘客是否都是日本人。他不希望父亲用中文跟自己说话，那让他感到难堪，像是没心没肺的游客，兴致勃勃，到此一游而已，处处被人轻视。他想自己跟那些游客还是不一样的，不是么，他的父亲是日本人。
于是文亮小声地说话，他说他知道，很多年前就知道，一合目、二合目、三合目……他们用一炷香的行路时间来划分这条山路。他觉得自己似乎在讨好父亲。
父亲果然显出惊喜的样子。文亮没有告诉他，其实他还知道日本的很多事情——一种奇怪的自尊心，让他对此绝口不提。他知道，日本很多男人喜欢小孩子，男孩女孩都可能被猥亵。他也听说，很多中国人，有的是留学生，初到日本会去做背尸体的工作，因为背尸体挣钱多。他相信父亲没有背过尸体，因为他觉得父亲没这胆量，他自己也没这胆量。他怀疑自己和父亲其实很多地方都很像，比如懦弱、被动，却又自尊心极强。父亲笑起来的样子比不笑更丑，似乎脸上的大部分皮肤都在颧骨处层层叠叠堆起来，看上去很假。文亮突然有些憎恨父亲这样笑起来的样子，于是他下意识转头去看车窗玻璃，想知道自己笑起来的样子是不是也这样令人厌恶。但他只看见窗外那些高大的阔叶林，平缓的山坡，路边不时出现一根不明作用的水泥柱子，仍然看不见富士山顶。那个休眠的火山口始终躲在巨大的云团里。过了一会儿，大巴也驶入云团中，连这条盘山路，也隐没在了雾气里。外面下起小雨，窗玻璃上凝结出水珠，一颗一颗，很快串成无数条细线，像玻璃上无数道倾斜的裂纹。
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五合目，旅程的终点。
10
富士山上的天气很特别，经常跟山下不同。即使那些晴朗的天气里，富士山上五合目的地方也会下雨。这天，文亮和父亲都没有带伞。他们顶着小雨，小步跑出停车场。
文亮感到失望，在五合目的观景平台上，水雾缭绕升腾，就像开锅的蒸笼。十米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平台不大，边缘有警戒线，为防止游客们跌落下山。文亮仰头，原地转了一圈，但看不见富士山那道终年积雪的白色花边。
“富士山就这样，每次来，天气都不一样。我来了这么多次，每次都不一样。”父亲看上去很兴奋。他轻飘飘的黑色防水风衣，被风吹得鼓起来，像马上会飞起来。
一阵风猛地刮过，平台上的人们喊起来。从那些惊呼的语气里，文亮判断不出他们到底是为这阵狂风激动还是感到恐惧。他跟着父亲往平台边缘跑去，鞋子轮流踏进积水里，水溅起来。文亮看见父亲雪白的袜边在灰蒙蒙的世界里，就像两只引路的鸽子，带领他们去往一个可以避风避雨的地方。平台靠进山的一侧，依稀可以看见有一座不高的小楼。
风落了又起，夹着雨丝，落在脸上，文亮下意识闭上眼睛。但他仍能听见身边纷沓的脚步声，很多人都在往那座小楼跑去。人们彼此呼唤着，为在恶劣的环境中不至于彼此失散。他们刚刚在观景平台上看过一眼朦胧的风景——其实什么都看不见，远处的县城、湖泊、树……粘滞在雾气里，像是很快也会烟消云散的那些虚幻的东西。
风很快就过去了，雨丝忽大忽小，嘈杂的脚步声、人声，似乎也随风而逝，世界重归平静。
文亮睁开眼睛，看见天色转暗，可现在是中午。这古怪的天气。
他没有看见父亲，只有三三两两的游客莫名激动着，为这意料之外的遭遇。可是，没有他的父亲。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跟父亲失散了，他回想刚刚，大风突起之前，父亲在他前面几步远的地方，然后自己被风刮得睁不开眼睛，又停住了脚步——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五秒？或者十秒？十秒钟的时间里，父亲可以走多远呢？但无论父亲去了哪里，为什么又没有叫上他？就像刚刚在湖边乘小客轮的时候一样。父亲自顾自地行动，仿佛文亮根本没有和他一起旅行？
文亮慌乱地走着，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走。他把能看见的平台上的人影，都仔细确认了一遍——很遗憾，都不是他的父亲。他意识到，这样的情况他也许不应该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的，也许最好是呆在原地不动？他希望父亲会回来找他。
又一阵风过去，似乎比刚才更猛烈。只有三五个游客，还恋恋不舍地留在这。他们努力在风中站直，为拍出一张脸孔被风吹得变形的合影。文亮看着他们，觉得自己实在不适合再呆在这里了——一个人，顶风冒雨，为什么？
风过去后，地上的积水闪闪发亮，其外的一切，都暗沉下来。乌云很厚，像乡下的夜空，湿润又安宁。雾气又浓了些，现在，文亮已经很难看清两米之外的东西了。但他还能听见一些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不过都是日语，他听不懂。他感到很冷，才发现头发和衣服已经湿透。他还是得去那座小楼，趁他还能在浓雾中辨识方向的时候。
于是他又朝那座小楼跑去。他知道那不远，只是他现在看不见它。也许父亲就在离他不远的一个地方，只是他也看不见他。也许父亲正在四处找他，可是，他并没有听见父亲喊他的名字。也许他可以喊一声的，然后父亲就会找到他了，可是他张开嘴，却什么也喊不出来，只吞下一些雨水。他从来没有大声喊过“爸爸”两个字。
小楼终于从浓雾中现身。文亮看见，这座小楼的一层，有三家店面，中间是一家卖旅游纪念品的商店，左边似乎是邮局，因为橱窗里放着明信片和邮票，右边的商店卖食品饮料，他已经闻到了煮玉米的香味。
他决定一家一家找过去。但进到室内前，他又回头看了看平台，希望能发现父亲穿黑色风衣的身影，但只看见一些色调明亮的冲锋衣在雾气中若隐若现。为什么父亲偏偏穿了一件黑色风衣呢？
纪念品商店里，已经密密麻麻挤满了人。身高一米九的文亮很容易就发现，父亲不在这里。他又去了邮局、食品店，一无所获。他回到纪念品商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去什么地方。外面的天色似乎渐渐明亮起来，但雨却下得更大了，能听见雨滴打在屋檐上的声音。
纪念品商店最里面有卫生间。父亲可能在卫生间里，但文亮进不去，卫生间收费。他在裤兜里摸索了很久，也没能摸出一枚五十块日元的硬币。打开卫生间的自动门，需要一枚硬币。他无端觉得，父亲一定在卫生间里，只是自己现在进不去。五十块钱，日元，换成人民币，只有三块钱。三块钱，足够让文亮束手无策。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文亮想起在中国的日子，那些毫不在意花掉的钱，其实也没能让他真的快乐，但在日本，他身上没有一枚硬币的时候，他确实很不快乐。
也许他一开始就错了。为什么要向他们要钱呢？他其实不需要那些钱。但他回不去了，谁也不能让时间倒回去。现在，他不知道如果没有父亲或母亲给自己寄钱的话，他到底该如何继续生活。可是他已经二十二岁了，如果他没有被学校劝退的话，今年，他应该大学毕业，然后，按照他们多年的计划，他会和一个中国姑娘结婚，婚后到日本来，先学一段时间日语，再在餐馆、加油站、商场、酒店这种地方找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并一辈子干下去。这是他们为他安排的人生，就像奶奶为他们安排的人生一样——冷酷的，没有希望的人生。他们为什么这么冷酷，像这个国家的一切，都那样冷酷。你看，在他们的神山上，如果你没有一枚硬币的话，连卫生间的门都不会向你敞开的。这风风雨雨的时候，没有免费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可是，他明明已经付出过代价了，从两岁的时候开始。那时，他们不能带着他一起来日本，都是因为移民政策。他们在日本和他之间，选择了日本，因为莫名其妙的移民政策。而他，却一直在为父母当初的选择付出代价。
他看着从卫生间走出来的人，心里很希望下一个出来的人，会是父亲。也许他应该再回观景平台去，父亲也许会去那里找他？可是，他又意识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他现在需要小便，需要打开这扇收费的卫生间的门。他觉得自己还能忍一会儿，但他不确定这“一会儿”是多久。如果终究不能和父亲会合的话，他应该怎么办？怎么打开卫生间的自动门，怎么下山，怎么买车票，肚子饿了用什么买吃的？他不敢再想。也许他可以趁着有人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溜进去？看上去那不是太难，但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因为他一直也不缺钱，他从来都是学校最体面的那一个——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迅速挤进开门时那个狭小的缝隙。他还担心那会被摄像头录下来，或者触发某个警报器，然后在这里的所有人，都会发现他，他们会失望地发现一个中国年轻人竟为了五十块钱做出这样丢脸的事来。但他们不会知道——这个中国年轻人，其实有一个日本国籍的父亲，而现在，他和父亲失散了，他不会讲一句日语，身上没有一枚硬币，也许二十分钟后下山的大巴就该发车了——人们只会看到，这个年轻人全身湿漉漉地守在卫生间门口，并试图闯进去。
他看见那扇门的上方，镶有一块手机大小的黑色玻璃，透过玻璃，他还是看不见卫生间里的情形。但他觉得那玻璃后面，似乎有一双眼睛也正在看着自己——也许那就是父亲的眼睛，父亲是否一直躲在门后，眼睁睁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样的猜测，让文亮感到恐惧。他知道，那其实意味着自己又被他抛弃了一次，而他每一次见父亲，都会被抛弃一次。他从来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2000年的有珠山，2010年的富士山，也许还有1990年的中国——他再也不会原谅他们了。他也不应该来日本找父亲。他根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本来他是想找母亲的，他觉得母亲会更好说话，可是母亲的“好说话”是有条件的——他得先读完大学，再结婚。多遗憾，这两件事他都没做到。也许他还是可以结婚的，找个姑娘并不难。但他不愿意走到那一步，他觉得事情还可以不一样的，他的生活也可以不一样，尽管他从来也没想过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但他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可能就足够了。萧霄终究拒绝了他的求婚，她的理由很正确，因为她还年轻，不想结婚。可是他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毕竟还是太了解他了，所以她不能把自己交给一个靠父母生活的男人，而这个男人，还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日本人。他已经习惯了账户里永远有汇款，他不能没有那些钱。他现在明白，这是比他们当初把自己扔在中国更可怕的事——他们明明抛弃了他，但他再不能离开他们。
二十年来，文亮都没有现在这样强烈地想念他们。他甚至想，如果现在父亲能马上出现，他可以不要父亲的钱了，他真正需要的其实并不多，在眼下这样的时候，不过五十块钱就够了，日元，不是吗？只是不要让他这样，一个人在这里，对下一刻将要发生的一切、对自己将要面对的事情，全然无措，一无所知。
一个日本老太太问了他一些什么，但文亮没听懂。他用中文告诉她，他的爸爸也许在里面。但他知道，这没用，她也没听懂。文亮又比画了几个动作，她似乎懂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埋头把小小的身子全躲在浅灰色的风帽帽檐下，她在手中精致的拎包里摸了很久，最后，她递给文亮一枚五十元硬币，笑得眼睛眯了起来。
这是意外的惊喜，文亮喜出望外，他用英文、中文说着感谢，然后抢在日本老太太之前，塞进了硬币，冲进了卫生间。
只是，父亲并不在卫生间里。
11
文亮走出纪念品商店的时候，雨已经停了。一大团乌云正在快速移动，也许太阳很快就会出现了。人们陆陆续续也从商店里走出来，有人已经回到了观景平台上，试图弥补刚才的遗憾。远处，白色的雾气还未完全散去，像稀薄的奶油，但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
文亮看了看手机，距离下山的大巴发车的时间，还有五分钟。他的手机没什么用，里面还装着中国的sim卡，没有国际漫游——他的账户已经不够开通昂贵的国际漫游了。何况他觉得，在日本，他没什么需要联系的人，也没什么人会联系他。现在，他有点希望手机上会有父亲的未接来电，他只是这么想。那不可能。手机显示，没有信号。几个大大的数字，显示的是时间。他有些恍惚，看着那些数字，就像是看着几个不认识的日文。
他下意识往停车场的方向走。路上，他想起这失败的一天，就像新千年那次失败的北海道之行一样——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候，总有意想之外的事情出现。
他走得很慢，因为他再也不需要追赶父亲的步子了。现在，怎么走，往哪个方向走，只是他自己的事。不时有人急匆匆从他身边经过，他在心里嘲笑他们的背影：这些匆忙的背影啊，难道不知道走得再快也没用吗？他们都不会回头看看，看看身后的人有没有跟上。他们都忘掉了背后的东西。
他已经不在人群中寻找父亲的黑色风衣了，他好像已经认定了和父亲失散的事实。他觉得应该坐上大巴下山。当时父亲买的是往返车票，这真是有远见的决定。但在山下停车场，他该怎么办？他想不出来——毕竟他很长时间都只会用钱解决问题了。但现在，在日本，他没有钱——他想起自己的书包还在大巴上，里面也许还有两张一千日元的纸币，差不多一百块人民币了。在中国，这够他在酒吧喝两杯酒，但现在，他觉得那是很多的钱。他得用这两千日元，做很多事情。
他坐上大巴。车上的乘客不多。还有很多人都没回到车上来，也许有人会坐一个小时后的那班车。但文亮和父亲是计划坐这趟车下山的。父亲没有出现——这也许都不能算是意外了。
文亮把头靠在大巴的玻璃上。他看见窗外，停车场上，有几只乌鸦。他知道，乌鸦是他们的神鸟。它们永远飞得很低，从不怕人，所以，它们永远飞不过大海，到对岸的大陆去，就像萧霄的蝴蝶纹身一样，飞不过大海。那只蝴蝶，是属于他的，会永远留在那里，不会消失。
大巴快发车前，文亮看见停车场，那些乌鸦飞过的黑色轨迹里，出现了两团白色的阴影，好像有两只白色的乌鸦，在雾气里忽隐忽现，并向大巴靠过来。
很快，他辨认出来，那是一个人脚上的白色袜子。他不确定那是不是父亲，在那个孤独的人影终于从雾气中现身以前。毕竟，很多日本人都习惯穿雪白的袜子，但有很大的可能，那就是他的父亲。
文亮没有觉得意外，也不觉得激动，也不想去分辨那人是否穿一件轻飘飘的黑色风衣。文亮不知道父亲刚刚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不知道他有没有找过自己，不知道父亲是有意失踪还是无意地失散，而文亮现在一点也不想知道这些他从来就不曾明白过的事。他能确定的唯一一件事，是有珠山后，自己又经历了一次真正的火山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