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浓浓的黄色迷雾笼罩着伦敦。从星期一至星期三，我真怀疑我们能否从巴克街我们的窗口看到对面房子的轮廓。头一天，福尔摩斯把时间花在了替他那册巨大的参考书编制索引上。第二天和第三天，他耐心地消磨在他最近才喜好的一个题目上——中世纪的音乐。但到了第四天，吃完早餐把椅子放回桌下后，我们看着那湿漉漉的雾气阵阵飘来，在窗台上凝结成油状的水珠，这时，我的同伴急躁而又活跃的天性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单调的情景了。他强忍着性子，在起居室里不停地踱着，不时咬咬指甲，敲敲家具，对这种死气沉沉极为恼火。
“报纸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消息，华生？”他说道。
我知道，所谓有趣的消息，对福尔摩斯来说，就是那些犯罪方面的有趣事件。报纸上有关于发生革命的新闻，有可能要发生战争的新闻，还有即将改组政府的新闻，但这些我的同伴都不放在眼里。我所看到的犯罪报道，没有一个不是平淡无奇的。福尔摩斯叹了口气，继续不停地来回走动着。
“伦敦的犯罪分子都是些愚笨的家伙，”他好像一个在比赛中失意的运动员，发着牢骚说，“看看窗外，华生，人影隐隐约约地出现，又融入浓雾之中。盗窃犯和杀人犯在这样的天气里，可以在伦敦随意漫游，就如老虎在丛林中一样，谁也看不见，除非他向受害者猛扑过去，当然只有受害者才能看清楚。”
“小偷嘛，”我说，“还是有很多的。”
福尔摩斯藐视地哼了一声。
“这个阴沉的大舞台，是为比这个更有价值的事情设置的，”他说，“我不是一个犯罪分子，这是这个社会的万幸。”
“确实如此！”我诚恳地说。
“假如我是布洛克斯或伍德豪斯，或者是那有充足理由要我命的五十个人当中的一个，在我自己的跟踪追击下我能幸存多久呢？一张传票，一次假约会，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幸亏那些拉丁国家——暗杀的国家——没有起雾的日子。哈哈！总算有事情来了，我们的死气沉沉总算给打破了。”
女仆送过来一份电报。福尔摩斯撕开电报，哈哈大笑起来。
“好呀！好呀！还有什么呢？”他说，“我哥哥迈克洛夫就要来了。”
“为什么不可以来呢？”我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来？这就像是在乡村小径上碰上了电车。迈克洛夫有他的轨道，他得在他的轨道上跑。帕尔马尔街他的寓所，戴尔基尼俱乐部，怀特霍尔——那是他的圈子。他到这里来过一次，只有一次。这一次又是什么事惊动他来这里的呢。”
“他没有说吗？”
福尔摩斯把他哥哥的电报递给我。
为加多甘·威斯特事必须见你，即来。
迈克洛夫
“加多甘·威斯特？我听说过这个名字。”
“我没有任何印象。不过迈克洛夫突如其来，有点反常！星球也会脱离轨道的。顺便提一下，你知道迈克洛夫是干什么的吗？”
我模模糊糊还记得一点，在办理“希腊译员历险”一案时曾听说过。
“你告诉过我，他在英国政府里做了点小官。”
福尔摩斯咯咯笑了起来。
“那些日子，我对你还不太了解。谈起国家大事，一个人不能不谨慎一些。你说他在英国政府里工作，这是对的。假如你说他有时候就是英国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是对的。”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知道我会使你吃惊的。迈克洛夫每年薪水是四百五十英镑，是一个小职员，没有任何野心，他既不贪求名誉，也不追逐小利，但却是这个国家最不可缺少的一员。”
“但那是怎么一回事？”
“唔，他的地位不同寻常。这地位也是他自己取得的。这种事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的。他有一个最精密和极有条理的脑袋，记事情的能力特别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我和他都有同样的才能，我用来侦破案件，而他则用到他那特殊的事务上去了。每一个部门做出的结论都送到他那里，他是中心交接站、票据交换所，这一切都由他加以平衡。别的人都是专家，而他的专长是无所不知。假定一位部长需要有关海军、印度、加拿大和金银复本位制的问题方面的情报，他可以从不同部门取得互不相关的意见。而且，只有迈克洛夫才能把这些意见汇总起来，并可以说出各因素之间如何互相影响。他们开始是把他作为捷径和方便的手段加以使用的，但现在他已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了。在他那了不起的大脑里，什么事情都分类留存着，而且可以随时取出来。他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决定着国家的政策。他就生活在这里面。他什么事都一概不想，除了我去找他，为我的一两个小问题去询问他，他才把它们作为智力锻炼，松弛一下。但丘比特今天却从天而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加多甘·威斯特是谁？他与迈克洛夫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知道了，”我叫道，一边扑到沙发上的一堆报纸上，“是呀，是呀，他在这里，肯定没错！加多甘·威斯特是一个青年，他已经死了，是星期二早上在地下铁路上发现的。”
福尔摩斯坐了起来，聚精会神，他的烟斗还没有举到嘴边就停住了。
“这一定很严重，华生。一个人的死亡竟然使得我哥哥改变了习惯，看来这不同一般。这件事到底与他有什么关系呢？据我的记忆所知，这件事还没有眉目。那个青年显然是从火车上摔下来自杀的。他并没有遭到抢劫，也没有特殊的理由怀疑这是暴力行为。难道不是这样吗？”
“已经验过尸了，”我说，“冒出了许多新情况。再仔细想一想，我敢肯定地说，这又是一桩离奇的案子。”
“从对我哥哥的影响来判断，我看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他舒适地躺在他的扶手椅中，“现在，华生，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经过。”
“这个人全名叫阿瑟·加多甘·威斯特。他的年龄是27岁，未婚，沃尔威切兵工厂的职员。”
“政府雇员。这就同迈克洛夫挂上钩了！”
“星期一的晚上，他突然离开了沃尔威切。最后见到他的是他的未婚妻怀奥勒特·威斯特伯利小姐，他在那个傍晚的七点半钟于浓雾中突然离开了她。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争吵，她对他行为的动机也弄不清楚。所听到的关于他的第二件事是，一个叫马森的铁路工人，在伦敦地铁的阿尔德盖特站外，发现了他的尸体。”
“什么时候？”
“尸体发现的时间，是在星期二的早上六点钟。它躺在铁道远处靠东去方向铁轨的左侧，就在离车站很近的地方，铁路在那里从隧道中伸出来。头部已经碎裂不堪——伤势很重，很可能是从火车上摔下来的缘故。身体只能是摔在铁路上的。如果要把尸体从附近某一条街抬过来，那就必须得经过站台，而站台口总是有检查人员站在那里的。这一点看来是可以绝对肯定的。”
“太好了。这个案子的情况够明确的了。这个人，不管是死还是活，不是从火车上摔下去的，就是被人从火车上抛下去的。这一点我已经清楚了，继续讲下去吧。”
“从尸体附近铁轨经过的列车，是由西往东开行的，有的只是市区列车，有的来自威尔斯登和邻近的车站。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遇难的青年是在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乘车向这个方向去的，但他是在哪个地方进的站，这还无法说清。”
“他的车票，当然，一看就知道了。”
“他的口袋里没有车票。”
“没有票！天啊，华生，这就太奇怪了。根据我的经验，不出示车票是进不了地铁站台的。那么，假定这个青年有票，难道车票不翼而飞是为了掩盖他上车的车站吗？这很有可能。或许他的车票丢在车厢里了？这也有可能。这一点很奇怪，也很有趣。我想没有发现被盗的迹象吧？”
“显然没有。这里有一张他的物品的清单。他的钱包里装有两英镑十五先令，还有一本首都——州郡银行沃尔威切分行的支票簿。通过这些，可以查清他的身份。还有两张沃尔威切剧院的特座戏票，时间就是当天晚上。还有一小捆技术资料。”
福尔摩斯带着满足的声调叫喊着。
“我们终于都有了，华生！英国政府——沃尔威切。兵工厂——技术资料——哥哥迈克洛夫，环节凑全了。不过他自己来说了，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一会儿后，迈克洛夫·福尔摩斯高大的身躯被引进房来。他长得结实伟岸，看上去显得不太灵活，但在这笨重的身躯上长着的那颗脑袋，其眉宇之间显出的是一种如此威严的神色，铁灰色的深沉的双眼是如此机警，嘴唇显得如此坚定果敢，表情又是如此敏锐，以致谁看了他第一眼后，就会忘掉那粗壮笨重的身躯，而只记住他那出类拔萃的智力。
紧随其后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既瘦弱又严厉。他们两个人阴沉的脸色预示着问题的严重。这位侦探在握手时一言未发。迈克洛夫·福尔摩斯用力脱下外套，然后在一把靠背椅上坐了下来。
“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歇洛克，”他说，“我是极不喜欢改变我的习惯的，但当局说不行。照目前暹罗的情况来看，我离开办公室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可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我从来没有见过首相如此惶惶不安。至于海军部呢——闹闹哄哄，就像个倒翻了的蜂箱。你看到这个案子了吗？”
“我们刚看过。技术资料是什么？”
“啊，这是关键的一点！幸运的是，它还没有公开。要是公开了，报界会闹得满城风雨的。这个倒霉的青年口袋里装的资料是关于布洛斯-帕廷顿潜艇计划的。”
迈克洛夫·福尔摩斯说话时的严肃神情，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他的弟弟和我坐着等他讲述。
“你肯定听说过了吧？我想每个人都已听说过这件事了。”
“只听说过一个名称。”
“这件事的重要性几乎一点儿都没有夸大。这是政府最需要严格保守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布洛斯-帕廷顿的效力范围以内，根本不可能进行海战。两年以前，一大笔款项从政府预算中偷偷拨出，用在了这项专利发明上。每一种努力都是为了保守其机密。这项无比复杂的计划包括三十多个单项专利，每一个单项都是整体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存放在一个精心制造的保险柜里，保险柜放在和兵工厂毗邻的机密办公室，办公室还装有防盗门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把计划从办公室里取走。假如海军的总技师要查阅计划，也必须到沃尔威切的办公室去。但是，我们却在伦敦中心区，从一个死去的小职员的口袋里发现了这一计划。官方认为，这真是太可怕了！”
“不过你们已经把它找回来了。”
“不，歇洛克，没有！这是最要紧的。我们还没有找回来。有十份资料从沃尔威切被取走。但加多甘·威斯特的口袋里只有七份。有三份最重要的却不见了——被盗失踪了。你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搁下来，歇洛克。别像往常那样为那些警察厅的小事动脑筋了。这是你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为什么加多甘·威斯特要取走资料？丢失的资料到哪里去了？他是如何死的？尸体怎么会在那里发现？怎样挽回这场灾祸？只有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你才算为国家尽责做了件好事。”
“你为什么自己不去解决，迈克洛夫？我能看到的，你也能看到。”
“可能是这样，歇洛克。但要查明细节是一个问题。只要你把细节告诉我，我就可以坐在椅子里把一位专家的真知灼见告诉你。要知道，四处奔跑，询问路警，拿着放大镜去察看——这都不是我干的事情。我干不了，而你就是那个可以查明真相的人。如果你想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下一次的光荣榜上——”
我的朋友笑着摇了摇头。
“我玩游戏，也只是为游戏而游戏，”他说，“不过问题确实是相当有趣的，我非常乐意去调查研究这件事。请再提供一些事实吧。”
“我在这张纸上记下了一些更为重要的情况，还有几个地址，这你以后会知道用得着的。其中管理秘密文件的官员是政府的著名专家詹姆斯，瓦尔特爵士。他的荣誉和头衔，在人名录里占了两行的位置。他在职务上是位老手，也是一位绅士，更是一位出入上流社会的受人欢迎的客人。还有，他的爱国主义是毋庸置疑的。只有两个人有保险柜的钥匙，他是其中的一人。再加一点，在星期一的工作时间里，文件肯定是在办公室里的。詹姆斯爵士是三点钟左右启程去伦敦的，他随身带上了钥匙。出事的整个晚上，他就在巴克莱广场的辛克莱尔海军上将家里。”
“这一事实得到证实没有？”
“证实了。他的兄弟瓦伦丁·瓦尔特上校证实他离开了沃尔威切，而辛克莱尔海军上将证实他在伦敦，因此，詹姆斯爵士已不再是这一问题的直接因素。”
“拥有钥匙的另一个人是谁？”
“西德尼·约翰逊先生，他是正科员兼任绘图员。他有四十来岁，已婚，有五个孩子。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总的说来，他在公事方面表现得很出色。他与同伴疏于来往，而且工作努力。据他自己的陈述，星期一下午下班回家后，整个晚上都待在家里，钥匙挂在他的表链上，从没有取下过，当然，这些仅从他妻子那里得到了证实。”
“告诉我们一些加多甘·威斯特的情况。”
“他已服务了十年，而且工作相当不错。他向来性情急躁，容易冲动，但却是一个诚实率直的人。我们对他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在办公室里，他仅次于西德尼·约翰逊。他的工作使他每天得以个人去接触计划。再就没有其他人掌管这些计划了。”
“那天晚上是谁把计划锁起来的？”
“西德尼·约翰逊先生，就是那个正科员。”
“哦，是谁把计划拿走的，这不一目了然了？实际上，计划是在副科员加多甘·威斯特身上发现的。这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是这样，歇洛克，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首先是他为什么要把计划拿走？”
“我想是因为计划值钱吧？”
“有了计划，他就可以轻而易举捞到几千英镑了。”
“除了拿到伦敦去卖以外，你还能说出可能有别的什么动机吗？”
“没有，我说不上来。”
“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我们破案的前提。年轻的威斯特把资料取走了。这要有一把仿配的钥匙才能办到——”
“要有仿配的钥匙才行。他得打开大楼大门和房门。”
“那么，他肯定有几把仿配的钥匙。他把资料拿到伦敦去出卖秘密，毫无疑问是为了在人们发现计划丢失之前，在第二天早上把计划重新放回保险柜里。当他在伦敦执行这一叛国使命时却丢了小命。”
“如何解释呢？”
“我们可以这样假定，他是在返回沃尔威切的路上被杀害的，而且是从车厢里被扔下去的。”
“阿尔德盖特，他的尸体是在那里发现的。那个地方离通往伦敦桥的车站已有相当距离，他可能是从这条路上去沃尔威切的。”
“他经过伦敦桥时，可以设想的情形也许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车厢里有一个人，他正在与这个人秘密会面。这一会面导致了一场暴力，他就这样送了命。也可能是他想离开车厢，摔到车外的铁路上而死的。那个人关上车门。当时雾很大，什么也看不见。”
“就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了。但是，你想一想，歇洛克，你还有多少问题没有考虑到。为了辩论起见，我们不妨设想，这个年轻的加多甘·威斯特早就打定主意要把这些资料带到伦敦。他自然已经和外国特务约好了，并且设法在那个晚上不使人怀疑。但情况不是这样，他拿了两张戏票陪同未婚妻走到半路，然后突然失踪了。”
“瞎猜。”雷斯垂德说，他坐在一旁听着，对谈话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一种很特别的想法。这是讲不通的第一点。讲不通的第二点是：我们可以假定他到了伦敦，并且见到了那个外国特务。他必须在早上以前把资料带回去，不然，他就会露出马脚，被人发现。他带走了十份，而他的口袋里仅有七份。余下的三份到哪里去了呢？他丢下三份肯定不是出于自愿。还有一点，他叛国得到的赏金又在哪里呢？总应该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大笔钱吧。”
“依我看，事情已非常清楚，”雷斯垂德说，“我对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他带走资料是想把它们卖了。他见到了那个特务。他们在价钱上没有谈拢。他就启程返家，但那个特务跟踪了他。在火车上，特务把他给杀了，并取走了最重要的几份文件，并把他的尸体扔到了车厢外。这不就说明一切了，是不是？”
“那他为什么没有车票呢？”
“有车票就能说明那个特务的居住处与哪个车站最近，因此，特务把它从受害者口袋里拿走了。”
“好，雷斯垂德，很好，”福尔摩斯说，“你的理论很集中。但如果这是真的，那这一案子就完结了。一方面，叛国者上了西天；另一方面，布洛斯-帕廷顿潜艇计划大概也已经到了欧洲大陆。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可做呀？”
“行动，歇洛克——采取行动！”迈克洛夫叫道，一下跳了起来，“所有我的本能都反对这一解释。拿出你的本事来！到作案现场去！去查访一下有关的人！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吧！在你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过这样难得的机会来报效你的祖国。”
“好了，好了！”福尔摩斯说着耸了耸肩膀，“来，华生！还有你，雷斯垂德，能不能劳驾你陪我们去一两个小时？我们先去阿尔德盖特车站，调查就从那里开始。再见，迈克洛夫。我会在傍晚以前给你一份报告，但我有言在先，你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呵。”
一个钟头后，福尔摩斯、雷斯垂德和我，来到了穿过隧道与阿尔德盖特车站相交的地下铁路。一位谦恭的脸色发红的老先生代表铁路公司接待了我们。
“这就是那个年轻人尸体躺着的地方，”他说着，一边指向离铁轨大约三英尺的一处地方，“这不可能从上面掉下来，因为，正如你们看到的，这里的墙全部没有门窗。因此，它只可能是从火车上掉下来的。而这列火车，据我们看，它可能是在星期一子夜前后经过的。”
“那个车厢检查后有没有发现暴力的痕迹？”
“一点儿也没有那种痕迹，也没有发现车票。”
“也没有发现车门是开着的吗？”
“没人发现。”
“今天早上，我们还搞到了一些新证据，”雷斯垂德说，“有一位旅客乘星期一晚上十一点四十分的普通地铁列车，经过了阿尔德盖特车站。他说，就在列车进站前不久，只听见嘣的一声，好像是人摔在铁路上的声音。当时雾很浓，什么也看不见。他当时就没有报告。哎！福尔摩斯，你怎么啦？”
我的朋友站在那里，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他注视着从隧道里弯伸出来的铁轨。阿尔德盖特是个枢纽站，这里有一个路闸网。他急切而疑惑的双眼盯着路闸。我从他机灵而警觉的脸上看到他嘴唇紧闭，鼻孔颤动，两道浓眉紧锁着，这都是我所熟悉的表情。
“路闸，”他喃喃地说，“这些路闸。”
“路闸怎么啦？你是什么意思？”
“我想，不会有别的线路会有这么多路闸吧？”
“没有。很少有。”
“还有路轨的弯曲度。路闸，弯曲度。啊！如果仅此而已就好了。”
“是什么呀，福尔摩斯先生？你找到线索啦？”
“一个想法——一种迹象，如此而已。但案情肯定变得更有趣了。不同寻常，完全不同寻常，怎么会如此不同寻常呢？我在路上没有找到任何血迹。”
“几乎没有什么血迹。”
“但我知道伤势很重。”
“骨头已经摔碎了，但外伤并不很重。”
“仍应该看到一些血迹的。我能不能察看一下那列火车，就是在浓雾中听见落地碰撞声的旅客乘坐过的那辆。”
“恐怕不能，福尔摩斯先生。现在那列火车已经拆散了，那节车厢已经挂到别的列车上去了。”
“我能向你保证，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那列火车的每一节车厢我都已经仔细检查过了。而且是我亲自检查的。”
我的朋友最明显的弱点之一，就是对那些警觉不如他高、智力不如他强的人总是缺乏耐心。
“很可能是这样，”他说着转身走开，“就出事的情况来看，我想去检查的并不是车厢。华生，我们在这里要做的都已经做完了。我们不用再麻烦你了，雷斯垂德先生。我想现在我们得到沃尔威切去调查了。”
在伦敦桥，福尔摩斯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电报，在拍发之前，他把电报递给了我。电报上写道：
黑暗中见到一线光明，但可能熄灭。此刻请速派通信员把已知在英国的所有外国间谍或国际特务名录列举送到巴克街。
歇洛克
“这应该是有帮助的，华生，”他说，这时我们已经坐在去沃尔威切的火车上了，“我的哥哥迈克洛夫把这样一件十分奇怪的案件托付给我们，我们当然应该感激他。”
他急切的脸上依然流露出紧张而精力充沛的表情，它向我表明，有某种新奇的有启发性的情况已经打开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思路。看着这只猎狐犬，当它懒洋洋地躺在窝里时，它耷拉着耳朵，尾巴下垂着，而现在同是这只猎犬，却两眼炯炯有神，肌肉绷紧，正跟踪着气味浓烈的动物追索向前——这就是今天早上以来在福尔摩斯身上发生的变化。几个小时以前，他还是没精打采，散漫无聊，穿着灰色睡衣在雾气浓罩下的房间里来回走动。前后比较，他简直判若两人。
“这里有材料，就有发挥才能的余地了，”他说，“我的确很笨，就没有看出它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我的面前还是一团漆黑，看不清楚。”
“结局我也弄不清楚，不过，我有一个想法，它可能使我们更进一步。那个人被杀，或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他的尸体只是放在一节车厢的顶上。”
“放在顶上！”
“奇怪，是不是？但请你想一想事实。发现尸体的地方正好是列车开过路闸时发生摇晃颠簸的地方，这难道是巧合吗？车顶上的东西难道不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掉下来的吗？而路闸是不会影响车厢里面的东西的。尸体要么是从车顶上掉下来的，要不就是发生了非常奇妙的巧合之事。但现在还是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血迹的问题吧。当然，如果身体上的血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那就不会有血流在轨道上了。每一件事本身都是有启发性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累加的力量就大了。”
“车票也是一件呀！”我叫道。
“那当然。我们不能解释没有车票的原因。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到解释了。每一件事情都彼此吻合。”
“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仍远没有揭开他的死亡之谜。的确，事情不仅没有变得简单，反而更加离奇了。”
“也许是这样，”福尔摩斯想了想说，“也许是这样。”他开始默默地陷入沉思之中，直到这列慢车最后抵达沃尔威切车站。下车后他叫了一辆马车，并从口袋里掏出了迈克洛夫给他的纸条。
“今天下午，我们得去查访好几个地方，”他说，“我想，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该是詹姆斯·瓦尔特爵士吧。”
这位著名官员的宅邸是一幢漂亮的别墅，绿茵茵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畔。我们到达的时候，雾气已经消散，一缕微弱的带着水汽的阳光照射下来。我们按下门铃，管事应声开门。
“詹姆斯爵士，先生！”他带着严肃的神色说，“今天早上，詹姆斯爵士已去世了。”
“天哪！”福尔摩斯惊诧地叫道，“他是怎么死的？”
“先生，你或许愿意进门来见见他的弟弟瓦伦丁上校吧？”
“好的，我们最好是见一下。”
我们被带进一个光线暗淡的客厅，过了一会儿，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潇洒、稍微有点胡须、五十开外的人，他就是那位死去的科学家的弟弟。从他惶惑的双眼、脏兮兮的面颊和蓬乱的头发可以看出，这家人遇到了飞来横祸。他谈起这件事时，声调含糊不清。
“这是一件可怕的丑闻，”他说，“我的哥哥詹姆斯爵士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人。这种事他经受不住。他伤透了心。他总是为他主管的那个部门的效率而自豪，这次对他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本来希望他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以帮助我们把这一事情的真相查明。”
“我敢向你们保证，这件事对他就像对你和对我们大家一样，完全是一个谜。他已经把他所知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了警方。自然，加多甘·威斯特毫无疑问是有罪的，但余下的一切都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对这件事不能提出任何新的见解吗？”
“除了我所读到的和听到的，我本人一无所知。我不想失礼，但你可以了解，福尔摩斯先生，目前我们已狼狈不堪，所以，我只好请你们赶快结束这次访问。”
“的确没有料到这一意外的发展，”我们重新坐上马车后，我的朋友说道，“我怀疑这是否是自然死亡，或者是不是老家伙自杀啦？如果是后者，是不是因为失职而自责的一种表示呢？我们必须把这一问题留待将来再说。现在，我们去找加多甘·威斯特一家。”
坐落在郊区的一幢小巧而维护完好的房子里，住着死难者的母亲。这位老太太悲伤得已经神志不清了，她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但在她的身旁，有一位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士，她自我介绍说是怀奥勒特·威斯特伯利小姐，是死者的未婚妻。她就是在他遇难的那个晚上最后见过他的人。
“我解释不清楚，福尔摩斯先生，”她说，“自从悲剧发生后，我就没有合过眼，想呀，想呀，白天想，晚上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阿瑟是世界上头脑最单纯、最侠义、最爱国的人。他要是会出卖交付给他严密保管的国家机密，那他早就会把自己的右手砍断的。凡是了解他的人，都认为这简直是荒谬、不可能，是反常的。”
“但事实呢，威斯特伯利小姐。”
“是呀，是呀，我承认我无法解释。”
“他是不是需要钱呢？”
“不，他的需求极为简单，而他的薪水又很丰厚。他已经积蓄了几百英镑，我们准备在新年结婚的。”
“没有什么受到精神刺激的迹象吗？威斯特伯利小姐，对我们坦率地讲吧。”
我的同伴的敏锐眼光已经注意到她的态度发生了一点变化。她的神色变了，态度迟疑不决。
“是的，”她终于说道，“我有一种感觉，他心里一定有什么事。”
“多久了？”
“就是最近这一星期左右。他显得忧虑焦躁。我曾有一次追问过他。他承认是有心事，但那件事与他的公务有关。‘这件事对我来说太严重了，不能讲，即使对你也不能讲。’他说。别的我就什么都没问出来。”
福尔摩斯的脸色变得沉重了。
“继续说，威斯特伯利小姐。即使事情可能对他不利，也说下去。我们也说不准会带来什么结果。”
“确实，我再没有别的什么可讲的了。有一两次，他好像想告诉我一点什么。一天晚上，他还提到了秘密的重要性。我还记得他说过，为了得到它，外国间谍无疑是会出高价的。”
我朋友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
“还有其他吗？”
“他说，我们对这种事很马虎——叛国者要获取计划是很容易的。”
“这些话是不是他最近才说的？”
“是的，就是最近。”
“现在我们来谈谈最后那个晚上的情况吧。”
“我们是准备去剧院的。当时雾太浓了，以致马车都无法乘坐。我们就步行，走到办公室附近时，他突然就窜到雾里去了。”
“没有说什么？”
“他惊叫了一声，就这么些。我等着他，他却再没有回来。后来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办公室开门之后，他们就来查询了。大约在十二点钟，我们就听到了那个可怕的消息。啊，福尔摩斯先生，你要是能够挽回他的荣誉，那该多好呀！荣誉对他可是件大事。”
福尔摩斯悲伤地摇了摇头。
“走吧，华生，”他说，“我们到别处去想办法。我们的下一站，是必须去文件被盗的办公室。”
“原来的情形对这个年轻人就已经够不利的了，但我们的查询使得情况对他更加不利了。”他说话时，马车已经开始徐徐走动了，“他即将到来的婚事使他有了犯罪的动机。他自然是需要钱的。既然他提起过钱，那么他就起了心。他把他的计划告诉她，差一点使她也成了他叛国的同谋。这真是糟透了。”
“不过，福尔摩斯，性格肯定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吧？那么，再说一说他为什么要把姑娘留在街上，而他跑去干这一罪行呢？”
“说得对！肯定有目的。但我们遇到的是难以对付的情况。”
西德尼·约翰逊先生，这个高级办事员在办公室里会见了我们。他恭敬地接待了我们，这礼遇往往是我同伴的名片所带来的。他是一个身材瘦削、粗鲁、脸上带有斑点的中年人。他面容憔悴，由于总是精神紧张，他的两只手一直在抽搐着。
“真糟糕，福尔摩斯先生，真是太糟糕了！你听说过主管人死了吗？”
“我们刚从他家里来。”
“这地方乱糟糟的。主管人已经死了，加多甘·威斯特也死了，我们的文件被盗了。可是，星期一晚上我们关门的时候，我们的办公室是和政府部门的任何一个办公室一样有效率的。老天爷，想起来真是太可怕了！在这些人里面，这个威斯特竟然干出这种事来！”
“那么，你是肯定他有罪的啰？”
“我看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不过，我是像信任自己一样来信任他的。”
“办公室是在星期一几点钟关的？”
“五点。”
“是你关的吗？”
“我总是最后一个出门。”
“计划放在哪里？”
“放在保险柜里。是我亲手把它们放在那里的。”
“这房子没有看守人吗？”
“有的。不过，他还得看守另外几个部门。他是个老兵，极为诚实可信。那天晚上，他没有看到什么。当然，那晚的雾太大了。”
“说不定加多甘·威斯特是希望在下班后溜进来。他在拿到文件以前，需要有三把钥匙，是不是？”
“是的，三把，外屋一把，办公室一把，保险柜一把。”
“只有詹姆斯·瓦尔特爵士和你才有这些钥匙吗？”
“我没有大门的钥匙——只有保险柜的。”
“詹姆斯爵士平日是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呢？”
“是的，我认为是的。据我所知，这三把钥匙他是拴在同一个小环上的。我经常看见钥匙系在小环上。”
“他是带着小环去伦敦的？”
“他是这样说的。”
“你的钥匙从来没有离过手吗？”
“从来没有。”
“那么威斯特，如果他是嫌疑犯，那他一定有一把仿配的钥匙。但在他身上并没有找到。另外一点是：如果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名职员想出卖计划，复制计划难道不比像实际上所做的那样把计划原本拿走更简单些吗？”
“有效地复制计划，那是需要具有相当的技术知识才行的。”
“不过我想，詹姆斯爵士也好，你也好，威斯特也好，你们都是有这种技术知识的吧？”
“毫无疑问，我们都懂，但我请你别把我往这件事上扯，福尔摩斯先生。事实上，计划原件在威斯特身上发现了，我们这样推测又有什么用呢？”
“噢，他完全可以万无一失地进行复制，这样他同样能够达到目的，他却偏要去冒险偷窃原件，这真是奇怪。”
“是奇怪，毫无疑问——但他却这样做了。”
“对这件案子进行的每一次查询，总显露出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现在，仍有三份资料丢失在外。据我所知，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是呀，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掌握了这三份资料，不需要另外七份就可以建造一艘布洛斯-帕廷顿潜艇了？”
“关于这一点，我已向海军部做了报告。不过，今天我又翻阅了一下图纸，是不是这样，我也不能肯定。双阀门自动调节孔的图样是画在已经找回的一张文件上的。除非外国人已经发明了，否则他们是造不出这种船来的。当然，他们也可能很快就克服这方面的困难。”
“但丢失的三份是不是最重要的呢？”
“那是毫无疑问的。”
“我想，如果你允许的话，我现在想在这房子里走一走，我本来想问你的问题，一个也想不起来了。”
他检查了保险柜的锁、房子的门，最后是窗户上的铁制窗叶。只有我们到了户外的草坪上时，这才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窗外有一丛月桂树，有几根树枝有被人攀摘过的痕迹。他用放大镜把它们细心地检查了一遍，接着，他又检查了树下地面上的一些模糊不清的记号。最后，他要那位高级办事员把铁制窗叶关上，并指着叫我看，那些窗叶中间关不严实，任何在窗外的人完全可以看清室内的情形。
“三天的延误，这些印迹都已被破坏。它们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也许什么也说明不了。好了，华生，我认为沃尔威切也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的收获并不大。让我们看看在伦敦是不是会干得好一些。”
然而，在我们离开沃尔威切车站以前，我们又得到了一点收获。售票处的售票员蛮有把握地对我们说，她见过加多甘·威斯特——她见过后就记住他了——就在星期一晚上，他是坐八点一刻去伦敦桥的那趟车去伦敦的。他是孤身一人，买了一张三等单程车票。售票员对他惊慌失措的举动感到吃惊。他抖得那么厉害，以致找给他的零钱都接不住，后来还是售票员帮他拿起的。参看时间表说明，威斯特在七点半钟离开那个姑娘后，八点一刻那趟车是他可能乘坐的第一趟车。
“让我们重新来看看，华生，”福尔摩斯在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沉默之后说，“我想不起在我们俩联手进行的侦查之中，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棘手的案件。我们每一次有了新的进展，就会看见前面又出现一个新的障碍。不过，我们当然还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
“我们在沃尔威切调查的结果，大多都是对年轻的加多甘·威斯特不利的。但窗外的印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假说。譬如，让我们这样猜想，他跟某一个外国特务打过交道。对这件事可能有过誓约，不准他讲出去，但他在思想上还是有些不安，他对未婚妻说过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太好了，现在我们再假定，当他和这位年轻的姑娘去剧院时，他在雾中突然一眼瞥见那个特务朝办公室方向走去。他是个性情鲁莽的人，决断事情很迅速。为了尽责任，便什么事都不顾了。他跟踪着那个特务来到了窗前，看见有人在偷盗文件，就去捉贼。用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就可能解释为什么有人在可以复制的时候不去复制而去盗窃原件了。这个外来人偷走了原件。到此为止，这些放在一起都是讲得通的。”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们就遇到困难了。人们会这样想，在这种情况下，按说年轻的加多甘·威斯特首先得去抓住那个坏蛋，同时拉响警报。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取文件的是不是会是一个上级官员呢？这样就可以解释威斯特的行动了。或者会不会是这个主管人在雾中甩掉威斯特，而威斯特立刻去伦敦赶到他的寓所去拦截他呢？当然得假设威斯特知道他的住处。情况一定，很紧急，因为他抛下未婚妻就跑，让她一直站在雾里，根本没有告诉她什么。我们的线索到这里就断了。假定的情况和放置在地铁列车顶上、口袋里装着七份文件的威斯特的尸体这两者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从事情的另一端着手。如果迈克洛夫能把名单给我们，那我们也许能找出我们需要的人，这样双管齐下，而不是单线进行，事情就好办了。”
果不其然，有一封信在巴克街等着我们。是一位政府通信员加急带来的。福尔摩斯看了一会儿，就把信递给了我。
这里无名小卒很多，但能够担当如此重任的却寥寥无几。值得一提的只有阿道尔·梅依，住在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十三号；路易斯·拉罗塞，住在诺丁希尔坎普敦大厦；雨果·奥伯斯坦，住在肯辛顿考菲尔德花园十三号。
据说，后者于星期一在城里，现在已经离去。听说你找到了一些头绪，真是令人高兴。内阁在焦急地等待着你的最后报告。查询急件已经抵达最高当局这里。如果你需要，全国警察都是你的坚强后盾。
迈克洛夫
“恐怕，”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王后的所有人马都会无济于事的。”他展开他的伦敦大地图，俯着身体急切地查看着。“好了，好了，”他一会儿踌躇满志地呼叫道，“事情终于有点向我们的方向转来了。哎呀，华生，我确实相信，我们最终是会胜利的。”他突然高兴起来，拍着我的肩膀，“现在我要出去一下。不过只是去侦查一番。没有我忠实的同伴兼传记作者在身边，我是不会去冒风险的。你就待在这里吧，大概过那么一两个小时，你就会再见到我的。时间万一耽搁了，你就拿出纸笔来，着手撰写我们是如何拯救国家的吧。”
我感到他欢快的心情在我自己的思想里已引起了某种反响，因为我知道，他一反平常的严肃态度却决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除非那高兴确实是有原因的。在十一月的这整个漫长的黄昏我一直在等待，焦躁地盼望他早点回来。终于，九点钟刚一过，通信员就送来了一封信：
我正在肯辛顿格劳塞斯特路戈尔丁尼饭店进餐，请即刻来此与我联络。请带上铁锹、提灯、凿刀和手枪等物。
歇。福。
对一个体面的公民来说，带着这些东西穿过昏暗的、雾气笼罩的街道，真是妙不可言。我谨慎地把它们裹在大衣内通过这些街道。在这家豪华的意大利餐馆里，我的朋友就坐在门口附近的一张小圆桌旁。
“你吃过东西没有？来和我一起喝杯咖啡和柑橘酒吧。试一试餐馆老板的雪茄吧。这种雪茄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有毒。你带工具来没有？”
“在这儿，在我的大衣里。”
“好极了。让我把做过的事和根据迹象我们将要做的事，简洁地给你讲一讲吧。现在，你一定已经明白了，华生，那个青年人的尸体是放置在车顶上的。当我肯定尸体是从车顶上而不是从车厢里摔下去的这一事实时，这就已经很清楚了。”
“难道不可能是从桥上掉下去的吗？”
“依我看不可能。如果你去检查车顶，你将会发现它略微有点拱起，并且四周没有栏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年轻的加多甘·威斯特是被放上去的。”
“他怎么会被放在那儿呢？”
“这就是我们必须解答的问题。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式。你知道地铁在西区[4]某几处是没有隧道的。我模糊地记得，有一次我坐地铁，偶然看见外面的窗口就在我的头顶上方。现在假定有一列火车停在这样的窗口下面，把一具尸体放置到列车顶上会有任何困难吗？”
“这看来太不可能了。”
“我们必须相信那句古老的格言：当别的一切可能性都已行不通时，那么剩下的一定就是真的，不管它是多么不可能。这里，别的一切可能性都已告吹。当我发现那个刚刚离开伦敦的首要国际特务就住在紧靠地铁的一个房子里时，我真是高兴不已，因为我居然看到你对我突如其来的鲁莽举动感到有些惊诧。”
“啊，是这样吗？”
“是呀，是这样的。雨果·奥伯斯坦先生，就是住在考菲尔德花园十三号的那个人，他已经成为了我的目标。我在格劳塞斯特路开始工作。站里有一位公务员对我帮助很大。他陪我沿着铁路走去，并使我得以弄清楚了考菲尔德花园的后楼窗户是向着铁路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那里是主干线之一的交叉点，地铁列车经常要在那个地点停靠几分钟。”
“好极了，福尔摩斯！你做对了！”
“只能说迄今为止——迄今为止，华生，我们前进了，但目的地还很遥远。好了，察看了考菲尔德花园的后面，我又去看了前面，确实查明了那只鸟已经飞走了。这是一座相当大的住宅，里面没有陈设，根据我的判断，他是住在上面一层的房间里。奥伯斯坦与唯一的一个随从住在一起，此人可能是他的心腹同伙。我们必须记住，奥伯斯坦已经到欧洲大陆去交易他的赃物去了，他还没有任何逃走的想法，因为他没有理由害怕逮捕，也根本不会想到有人以业余工作者的身份去搜查他的住所。但这恰恰是我们要做的事。”
“难道我们不能要一张传票，按照法律程序来办吗？”
“证据太少了。”
“我们还要干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他屋子里有没有信件。”
“我不喜欢这样，福尔摩斯。”
“我亲爱的伙伴，你在街上放哨。我去干这种犯法的事。现在不是考虑小节的时候。想一想迈克洛夫的信件，想一想海军部，想一想内阁，想一想那些在等待消息的尊贵人士吧。我们不能不去呀。”
作为回答，我从桌旁站了起来。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我们不能不去。”
他跳了起来，握着我的手。
“我知道你最终是不会退缩的。”他说道。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他眼里闪烁着近乎温柔的目光，以前我从未曾见过。过了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常态，老练严肃，讲究实际。
“有将近半英里路，但用不着着急。让我们走着去，”他说，“我希望你别把工具掉出来。把你当作嫌疑犯抓起来，那可就闯了祸啦。”
考菲尔德花园这一排房子都有扁平的柱子和门廊，是维多利亚中期的出色建筑，它坐落在伦敦西区。隔壁一家，好像是孩子们在聚会，夜色中传来孩子们快乐的呼喊声和叮咚的钢琴声。四周的浓雾以它友好的雾障把我们遮蔽起来。福尔摩斯把他的提灯点亮，让灯光照在那扇厚实的大门上。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说，“门肯定是闩上了，并且上了锁，我们最好是到地下室上的空地去。那一头有一个极好的拱道，以防万一闯来一位过分热心的警察。你帮我一下，华生，我会同样帮助你的。”
过了一会儿，我们两人来到了地下室的门道。我们刚一接近暗处，就听见雾中有警察的脚步声从我们顶上传过来。等到那有节奏的轻盈的脚步声从远处消失后，福尔摩斯就开始撬地下室的门。我看见他猫着腰使劲地撬着，忽听咔嚓一声，门打开了。我们跳进黑魆魆的过道，回身把地下室的门关上。福尔摩斯在前面引路，我跟着他东拐西转，走上了没有铺地毯的楼梯。他那盏发出黄光的扇形小灯照向一个低矮的窗子。
“我们到了，华生——这肯定是那一个窗口。”他把窗户打开，此时，一阵低沉刺耳的吱吱声，逐渐变成了轰隆隆的巨响，一列火车在黑暗中飞驰而过。福尔摩斯用灯沿着窗沿扫照过去。窗台上积满了来往机车开过时留下的厚厚的一层煤灰，但有几处的煤灰已被抹擦过。
“你能够看见他们放尸体的地方了吧。喂，华生！这是什么？毫无疑问，这是血迹。”他指着木制窗框上的一片已褪色的痕迹，“这里，楼梯石上也有。证据已经完备了。让我们在这里等着看列车停下吧。”
我们没有等待多久。像往常一样，下一趟列车穿过隧道呼啸而来，到了隧道外面就慢了下来，然后听到刹车声吱吱作响，列车正好停在我们下面。车厢离窗台还不足四英尺。福尔摩斯轻轻地关上了窗户。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看法已经得到了证实，”他说，“你有什么看法，华生？”
“一件杰作，你从没有达到过如此伟大的高度。”
“这一点我不同意。当我产生尸体是放在车顶上的这一想法的时候，当然这一想法并不太深奥，其余的一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不是因为案情重大，关于这一点也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的面前仍有许多困难。但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
我们登上厨房的楼梯，走进二楼的一套房间。第一间是餐厅，没有几件家具，也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第二间是卧房，里面也是空荡荡的。最后留下的一间看来比较有希望，于是我的同伴停下来，进行了系统的检查。这个房间里到处是书和报纸，很明显曾当作书房用过。福尔摩斯迅捷而有条不紊地把每一个抽屉、每一个小柜里面装的东西逐一翻看，但看来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他的脸仍旧紧绷着。过了一个小时，他的工作与我们启程时相比没有更多的进展。
“这只狡诈的狗把他的踪迹掩盖起来了，”他说，“他没有留下任何使他落入法网的东西。他认为危险的信件要么销毁了，要么就转移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那是一只装现金的小铁盒子，放在写字台上。福尔摩斯用凿刀把它撬开。几卷纸放在里面，纸上面是些图案和计算数字，它们涉及的是什么，没有任何条据来说明。反复出现的字眼是“水压”“每平方英寸压力”等，这些都说明与潜水艇可能有关系。福尔摩斯极不耐烦地把它们扔在一边。盒子里剩下来的东西就是一个信封和几张报纸的碎片。他取出来把它们放在桌上，我一看到他那急切的脸色，就立刻知道他的希望之星已经升起来了。
“这是什么，华生？嗯？这是什么？报纸的广告登载有一系列信息。从印刷和纸张看，是《每日电讯报》的寻人启事栏。登在报纸右上端的一角。没有日期——但信息本身自有编排。这一定是开头一段：
希尽快听到消息。条件已谈妥。按名片地址详告。
皮尔罗特
“接下来是：
太复杂，不便言说。须做详尽报告。货物交付时即给东西。
皮尔罗特
“第三则是
情况紧急。必须收回要价，除非合同已签。希望来信约定，广告为凭。
皮尔罗特
“最后一则是：
星期一晚上九点后。敲门两声。都是自己人。不要过于疑虑。交货后即付硬币。
皮尔罗特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录，华生！假如我们能从另一端找到这个人就好了！”他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并用手指敲打着桌子。最后他一跃而起。
“啊，或许并不怎么困难。这里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华生。我想我们还是去请《每日电讯报》帮帮忙，然后再结束我们这一天的辛苦工作吧。”
迈克洛夫·福尔摩斯和雷斯垂德在第二天早餐后如约前来，歇洛克·福尔摩斯把我们前一天的工作给他们讲述了一遍。这位职业警官对我们坦白的夜窃行为摇头反对。
“我们警察是不能做这种事情的，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难怪你取得了我们无法取得的成就哩。不过以后你会走得更远，你会发现你自己和你的朋友是在自寻麻烦。”
“为了英国、为了家庭和美好——呃，华生？我甘当国家祭坛上的牺牲者。但你又是怎么看的呢，迈克洛夫？”
“好极了，歇洛克！太令人钦佩了！但你打算如何加以利用呢？”
福尔摩斯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每日电讯报》。
“你看见皮尔罗特今天的广告没有？”
“什么？又有一则广告？”
“是的，在这里：”
今晚。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两声敲门。极为重要。与你本人生死攸关。
皮尔罗特
“真的！”雷斯垂德叫道，“假如他回话，我们就捉住他了！”
“刚开始时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想，如果你们两位方便的话，八点钟左右请跟我们一起到考菲尔德花园去走一趟，我们或许会得到进一步的解答。”
歇洛克·福尔摩斯最不平常的特点是，他有能力使他的大脑暂时停止活动。并在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一时难有收效的时候，把一切心思都转移到轻松的事情上去。我记得，在那难忘的一整天里，他都在专心致志地撰写关于拉苏斯[5]的和音赞美诗的专题文章。至于我自己，我没有那种超凡脱俗的本领，所以，那一天简直像是漫无尽头，这个问题对我们国家关系之重要，最高当局的悬念，我们试图进行的试验的直截了当的性质——都搅和在一起，刺激着我的神经。直到吃了一顿轻松的午餐，我们终于上路去探险后，我才感到宽慰。雷斯垂德和迈克洛夫如约在格劳塞斯特路车站外面与我们会晤。前天晚上我们已经把奥伯斯坦的地下室门撬开，并一直让它开在那里，但由于迈克洛夫·福尔摩斯愤慨地拒绝——他绝对不爬栏杆——我只好进去把大厅正门打开。在大约九点钟，我们都已经坐在书房里耐心地等候着我们的客人了。
一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过去了。十一点钟敲过了，大教堂里有节奏的钟声看来在为我们所抱的希望大唱哀调。雷斯垂德和迈克洛夫坐在那里烦躁不安，每分钟都要看两次他们的手表。福尔摩斯静静地坐着，一声不响，他的眼睛半闭着，但他的每一个感官都在警觉着。他猛然转过抬起的头。
“他来了。”他说。
有一阵轻轻的脚步声经过门前，然后又走了回来。我们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接着是门环在门上重重地敲了两下。福尔摩斯站起来，给我们做了个手势，叫我们仍留在原处不动。大厅里的煤气灯只发出一丁点光亮。他打开外屋的门。当一个黑影偷偷经过他身旁的时候，他把门关上了。“这边来！”我们听见他说。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客人就站在我们面前。福尔摩斯紧紧地跟在他身后。当这个人惊叫着转身要跑时，福尔摩斯抓住了他的衣领，并把他扔回了屋里。还没等我们的囚徒从惊慌中缓过神来，门已经关上，福尔摩斯背靠门站着。这个人瞪着眼睛对他上下左右打量着，终于摇摇晃晃，倒在地上失去知觉了。在惊慌失措之中，他的宽檐帽从头上掉了下来，他的领带从唇边开始滑开，露出的是留着长长的浅色胡子、清秀英俊的瓦伦丁·瓦尔特上校的脸。
福尔摩斯惊讶地嘘了一声。
“这次你们可以说我是一只蠢驴，华生，”他说，“这不是我要找的那只鸟。”
“他是谁？”迈克洛夫急切地问道。
“这是潜水艇局局长，已故詹姆斯·瓦尔特爵士的弟弟。没错，没错，我已看见底牌了。他会来的。我想你们最好是让我来查问。”
我们把这个瘫软成一团的家伙搬到沙发上。这时，我们的囚徒坐了起来，面带惊恐的神色环视了一遍，又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好像他不相信自己的知觉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我到这里来是会奥伯斯坦先生的。”
“一切都已清楚了，瓦尔特上校，”福尔摩斯说，“一个英国绅士居然干出这种事来，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你与奥伯斯坦的交往和关系，你与加多甘·威斯特死亡的有关情况我们也掌握了。我只能劝你不要放过我们给予你的一点信任，你必须坦白和悔过，因为仍有某些细节，我们只能从你的口里才能了解到。”
这个家伙叹了口气，用双手蒙住脸。我们等待着，但他仍默不作声。
“我可以向你明说，”福尔摩斯说，“每一个关键的情节我们都已弄清。我们知道你很拮据，急需钱用，你仿配了你哥哥掌管的钥匙，你与奥伯斯坦接上了关系，他通过《每日电讯报》的广告栏目给你回信。我们已经知道是你在星期一晚上冒着浓雾到办公室去的，不过，你被年轻的加多甘·威斯特看见了，并被他跟踪着。加多甘·威斯特或许早有明显的理由怀疑上你了。他看到你在行窃，但他不能报警，因为你可能是把文件拿到伦敦去给你老兄的。他撇下自己的私事在一边，就像一个好公民所做的那样，他在雾中紧紧地跟踪着你，一直尾随着你到了这间房子。接着他进行了干预，然后就发生了那些事。瓦尔特上校，你除了犯有叛国罪，还犯了更为可怕的谋杀罪。”
“我没有！我没有！当着上帝的面我发誓，我没有！”这个可怜的囚徒嚷道。
“告诉我们，在你们把他放置在火车车厢顶上之前，加多甘·威斯特是怎么遇害的。”
“我愿意说，我对你发誓，我愿意说。余下的事是我做的。我坦白。你刚才说的都是事实。我要还股票交易所的债务。我迫切需要钱。奥伯斯坦给我提供了五千镑。这些钱救了我，使我免于倾家荡产。但是至于谋杀，我和你们一样是清白无辜的。”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以前，威斯特对我早有怀疑，就像你说的那样，他跟踪了我。直到我到了这个门口，才知道他跟在后面。当时雾很大，三码以外什么都看不见。我敲了两下门，奥伯斯坦来到门口。这个年轻人冲了上去，并问我们拿资料干什么。奥伯斯坦有一件护身武器，他总是随身带着。当威斯特跟着我们冲进屋去时，奥伯斯坦在他的头部猛击了一下。这一击就要了他的命。五分钟之内他就断了气。他躺在大厅里，我们都感到不知所措。接着，奥伯斯坦想到了这个主意，把他放到停在后窗下面的列车上。不过，他首先检查了我所带来的资料。他说这其中有三份最为重要，他要我给他。‘不能给你，’我说，‘假如这些资料不送回去，那沃尔威切会闹翻天的。’‘你必须给我，’他说，‘因为这些资料技术性很强，要马上复制不可能。’我说，‘那么，今天晚上一定要全部还回去。’他想了一会儿，接着他说有办法了。‘我只拿三份，’他说，‘其余的塞在这个年轻人的口袋里。等他被人发现，这件事的账可就都算到他的头上啦。’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就照他的办了。我们在窗前等了半个小时，这时来了一辆列车停了下来。雾是那么大，以致什么也看不见，因此，把威斯特的尸体放在火车上是没有一点困难的。和我有干系的事，到目前为止就这么多。”
“那你的哥哥呢？”
“他什么也没有说。不过，有一次我拿他的钥匙，他看见了，我想，他产生了怀疑。我从他的双眼中读出了怀疑。正如你所知道的一样，他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屋子里一片沉寂。这沉寂终于被迈克洛夫·福尔摩斯所打破。
“你不能想办法补救吗？这样可以减轻你良心所受的谴责，或许还可以减轻对你的惩罚。”
“我能有什么办法补救呢？”
“奥伯斯坦带着资料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他没有给过你地址？”
“他说过把信件寄到巴黎的洛雷饭店，他就可以收到了。”
“那么，想不想补救，就全取决于你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
“只要我能做的，我都愿意做。我对这个东西并没有特殊好感。是他毁了我，使我身败名裂。”
“这里有纸和笔。坐到桌边来，按我的口授写。把信封上的地址写上。对，现在写信：”
亲爱的先生：
关于我们的交易，你现在无疑会发现，有一重要分图仍缺欠。我有一份复印图可使其完善。不过，这件事已给我招来额外的麻烦，我必须再向你索取五百英镑。我不相信邮汇。我只要黄金或英镑，别的一概不要。我本想出国找你，但如果我目前出国，恐怕太引人注目。因此，我希望你于星期六中午来查林十字饭店吸烟室相晤。记住，我只要黄金或英镑。
“这太好了。如果这一次抓不到我们所要的人，那才怪呢。”
果然如此！这是一段历史——一个国家的秘密历史。这段历史比起这个国家的公开大事记，要亲切得多，有趣得多——那个奥伯斯坦急于要做成他毕生的这笔大买卖，被引诱入网，束手就擒，在伦敦监狱他得完全湮没十五年。从他的皮箱里找到了价值无比的布洛斯-帕廷顿潜艇计划。他曾有计划要在欧洲各海军中心公开贩卖。
瓦尔特上校在判决后的第二年年底死于监狱中。至于福尔摩斯，他又兴致盎然地着手研究拉苏斯的和音赞美诗了。他的研究文章出版后，在私人圈子里流传着，据专家评说，它是这一方面的权威之作。过了几个星期，我偶然听说我的朋友在温莎度过了一天，从那里他带回了一枚非常漂亮、引人注目的绿宝石领带别针。当我问他是不是买的时，他回答说是某位殷勤的贵妇送给他的礼物，他曾经有幸替这位贵妇略尽了绵薄之力。他没有再说什么。但我想我能够猜中这位贵妇的尊名，并且我一点也不怀疑，这枚绿宝石别针将永远使我的朋友回忆起布洛斯-帕廷顿计划的这一段历险。
（曹有鹏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