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玛丽夜总会今晚来了3位非同寻常的客人，两位穿迷彩服戴鸭舌帽的青年，搀扶着一位双腿截肢的壮汉。壮汉衣冠楚楚，戴着墨镜，剃了个时髦的光头，铁青的头皮上有滴滴汗珠。壮汉牛高马大，把两个搀扶他的小青年累得气喘吁吁。
他们三人出现在大玛丽的大堂，在大堂里略站了一下，这一停留，把几位美轮美奂的咨客吓了一跳，以为是黑社会大佬要来收数，连忙报告领班。
领班是一位四川女子，年龄在30岁左右，打扮得既妖冶又庄重，风情万种的样子，她一出现，气氛就完全不同，她轻盈地靠了上来：“老板里面请！”
他们三人便跟着领班往里面走。
这三人正是鬼马李、老四川和许楠生。许楠生一手导演的活剧，就这样开台了。
许楠生是见过世面的，夜总会虽未正式进来过，但他对发廊那一套十分熟悉，电视剧里也有不少夜总会的场面，他都熟记在心。他交代过鬼马李和老四川，让他俩千万别吭声，一切都由他应付。在夜总会里，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不信邪。
为了这一次行动，许楠生在火车站旁白马商场的服装批发行，足足逛了几个小时，最后花100元给自己和鬼马李各买了一套迷彩服，外送两顶迷彩鸭舌帽，他认为这样才够酷。老板的保镖嘛，够酷够型的。给老四川买了一套西装，花75元，送了一条领带。反正是在夜里，也辨别不出质地，再廉价的东西，在这些地方批发零卖，全是名牌。又花2元钱，给老四川买了一副墨镜。老四川本来就留着平头，许楠生让他全给剃光了，香港的黑社会头目，大多是光头。为了行动顺利，许楠生下午还给大玛丽打了个电话，订了一个包厢。
小姐极为殷勤，领着他们穿过一个大厅，进入一条走廊。
从堂皇富丽、灯光明亮的大堂走进一片黑暗之中。鬼马李有些紧张，老四川却一副悠然，反正没有腿走路，让他们俩抬着，便也没有什么感觉。许楠生报了包厢的号码，小姐一路絮絮叨叨，问是不是第一次来，有没有熟悉的小姐，老板在哪里发财，许楠生懒得回答。只是哼哼哈哈，他也无法回答。小姐无话，套近乎。许楠生便脱口而出：“黄牛党，知道吗？”
“知道知道，大哥真会开玩笑！”小姐媚声媚气。
“怕不怕黄牛党？”许楠生变本加厉。
小姐说到了，把他们让进一间包厢。
墙上挂着几张欧洲古典裸女油画，一看就知道是胡乱临摹的东西，但依然令鬼马李备感新奇。他从贵州乡下来广州不到半年，从未来过这样的地方。他俩一进包厢，迫不及待地把老四川扔进沙发里，两人已出了一身臭汗。领班小姐还在絮叨。许楠生想，得好好计划一下，便让领班小姐先出去。他把门关上。包厢里冷气很足。老四川蜷在沙发里，冷得发抖。鬼马李却贪婪地呼吸着冷气，把迷彩服整个儿翻到后背去，露出瘦骨嶙峋的脊背。
男DJ进来调试音响，把两个调试好的麦克风摆在茶几上。服务小姐进来问，要啤酒还是红酒。许楠生很气派地说：“当然是啤酒，喜乐。”小姐搬来两打喜乐啤酒，外带一个果盘。老四川在许楠生调教下，已经正襟危坐，一副大老板的模样，但他心里还有些虚。他问许楠生：“等会儿小姐来，有什么规矩吗？”
许楠生笑说：“有什么规矩？你自己搞掂就行了，反正到时每人发100元小费，其他的你自己跟小姐谈，我可不管。”
“摸得摸不得？”老四川小心翼翼，又有些淫邪地问。
“我哪里知道哟！你自己看着办吧，难道抬棺材还要包哭众？”许楠生有些不耐烦，他也是第一次到夜总会来。有人敲门，领班小姐把门推开一条缝，探进半个脸来：“先生，可不可以让小姐进来？”
许楠生挥了挥手：“进来吧！”
包厢门大开，领班小姐招呼着十多位姑娘：“进来进来，站好站好，往里边靠……”
鬼马李傻眼了。他不敢正视那些浓妆艳抹的小姐，一个劲儿往四川人身边靠。
许楠生对老四川说道：“老板你挑吧！”随后又对领班小姐说：“你给老板介绍介绍吧！”
“个个都靓，个个都是一流。”领班小姐十分风光地说，随手拉过一个十分丰满的女孩，样子也就十七八岁，“湖南常德的妹子，湘女多情，很棒的，昨天刚到的，还没坐过台。就她了，怎样，老板？”
老四川不知所措，许楠生便随口答道：“就她了，好好伺候我的老板呵，他可是黄牛党主席啊。”“好好伺候黄牛党主席。”领班小姐故作夸张地对那女孩说。那女孩很乖巧地便依偎到老四川身上，把老四川吓了一跳，他身体触电似的往后一缩。这女孩儿按年龄，可以做自己的女儿。
鬼马李虽然十分拘谨，但已是跃跃欲试，他还是个童男，面对一群夜色下不辨美丑的女孩，他早已魂飞魄散，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努力装出一副江湖大佬的架势。见老四川已有佳人，他忽然想起港台电视剧里的大佬，便忽地把双脚搭在茶几上，神气十足地指着离他最近的一个女孩：“就她吧！”那女孩便轻盈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鬼马李旁边，温软地对他说：“老板，玩得开心点啊！”说着，把手放在鬼马李的大腿根上，轻轻地摩挲着。
鬼马李本就憋着一股劲，经那女孩的手一触动，马上就泄了。当然，谁也不知道。
许楠生见老四川和鬼马李都搞掂了，便让领班小姐走人。“你不挑一个吗？”领班小姐关切地问。
“我是保镖，不要了。要不，就要你！”许楠生厚颜无耻地捏了领班小姐一把。
“当真？”领班小姐认真起来。
“当然！”许楠生毫不示弱。
领班小姐把嘴凑到许楠生身边，先是向耳朵里吹气，然后说：“你给我的小费是多少？”
“多少？”
“你说呢？”
“你说嘛！”许楠生有几分心动，他觉到这位领班小姐的风情。
“坐台500，出钟1000！”
“不贵，但下辈子吧！”说着，许楠生毫不客气地摸了她一把，“明天我call你。”
领班小姐塞给他一张名片。她当真把许楠生当大佬了。
陪老四川的湘女让他点歌。老四川问：“有没有《血染的风采》？”
于是，电视上便出现了《血染的风采》的MTV。
老四川的歌唱得不错，这很令许楠生吃惊。
不时有个把喝醉了酒的人闯进来，见走错了地方，又骂骂咧咧地出去。
茶几上摆满了喜乐啤酒，老四川小心地问许楠生：“喝得喝不得？”
“喝吧！钱都算在里面，一瓶50元呢！不喝白不喝！”许楠生一脸的豪气。
“那就喝！”老四川拿起一瓶，对着嘴就饮。
“在部队，都这样喝！”他抓起一瓶，递给依偎在身边的湘女，“你也来一瓶吧！”
“我不会喝，我要喝椰奶！”
“老弟，她要喝椰奶！”老四川对许楠生说。
“让她自己买去，大爷只有啤酒。”许楠生毫不客气，他太明白这些小姐的把戏。多叫一份饮料，小姐就可以多提成。一瓶椰奶，外面3元，这里起码30元。
湘女子不吱声，反而吻了老四川一下，老四川受宠若惊。
鬼马李已经进入状态，他一反刚才的拘谨，和那位自称是贵州遵义的小姐抱在一起，在只有几米见方的场地里，摇来晃去跳贴面舞，像一头笨拙的老熊。
有人推门进来，一个衣着朴素的女孩儿，胸前吊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摆着香烟、雪茄和口香糖：“先生，买支雪茄吧！”
湘女马上对老四川说：“我要抽雪茄，买一支吧！”老四川便不好意思地问许楠生：“老弟，她要雪茄呢？”
“让她自己掏钱买吧！”他接着又对湘女正言正色地说，“靓女，别乱搞啊！大佬可不是乡下来的啊！”说着，把卖烟的女孩给轰出去了。
许楠生毕竟在广州混了几年，港台电视剧看了不少，他知道在这些场合，不强人一头只有受人欺侮。
鬼马李早已忘记身在何处，他抱着那同乡小姐，几乎要和她谈起恋爱。同乡小姐也十分敬业，任由鬼马李摆布。她掏出一粒蓝色的药丸：“来一粒如何？”
“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场？”鬼马李毫无常识。
“摇头丸！”同乡小姐对着他的耳朵细语，“100元。”
100元把鬼马李吓着了。他不语。
同乡小姐见鬼马李不吭声，马上挣脱他的怀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鬼马李连忙过来哄她，像哄恋人一般。假戏真做了。
许楠生看在眼里，便对那小姐说：“别搞啊靓妹，小心我告发你，贩毒是不是！我可是安全厅的。”
“我看你就像，像安全套。”小姐有些气恼，又有些调侃，把许楠生弄得哭笑不得。
老四川已经忘情地抱着湘女，他全然没有了拘束，他明白一切都要花钱买，不抱白不抱。小姐为了100元的小费，不敢怠慢客人。他也就无须客气，尽管双腿没有了，有些不太方便，但多少年没沾女人味了，刚才他已不知不觉泄了。
有钱真是大爷，想想给小姐也就100元小费，可这100元却买来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儿身，任凭自己放肆揉摸。这是什么交易？老四川想着，有些心虚，有些胆怯，可又觉得既然付了钱，总不能吃亏，他五音不全但极其认真地唱着，一次又一次地唱《血染的风采》。他粗糙的双手，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湘女的身体。
既然许楠生这位老弟仗义，自己也就尽情受用。想着明日又要在烈日与暴雨下，坐在牛皮垫上，双手匍匐着爬行着去乞讨，老四川突然如坠深渊。他平日很少喝酒，不是不会喝，是喝不起。刚才喝得太凶，太多，加上包厢里空气太闷，他又有些紧张，他像中风病人一样突然歪倒在沙发上，周身抽搐起来。许楠生见状，马上掐他的人中，老四川一脸无奈和沮丧，片刻后苏醒过来，把那湘女吓得不敢往前。许楠生笑说：“老哥，你是不是太急色了，慢慢来，别等会儿横着出去，我可真是抬棺材包哭了。”
老四川有些不好意思，他毕竟一把年纪，又从未到过这种场合，心里太紧张。他喘着气说：“老弟你就别笑我了，我们享受不了这个福气。”
鬼马李对老四川不太了解，本就有些瞧不起他。他总认为自己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与老四川这样讨饭的混在一起，是抬举了他。鬼马李便说：“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享受了吗？下回我们上中国城去，那儿的夜总会才是全城顶级的。那时你就不敢去了吧！”许楠生对鬼马李的口出狂言，十分鄙视，心想才当几天黄牛党就牛气烘烘，明天进了看守所，看你不尿流满地。他觉得四川人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倒是鬼马李，才认识几天，还摸不透。许楠生自幼失去父母，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所以对上了点年纪的男人，他都会有一种对父亲的联想。他之所以愿意请老四川来玩玩，大约也出于这种心结。有一段时间，他穷困潦倒，还是老四川每天匀了一点饭给他吃，虽说不是什么好吃食，但也算救了他一命吧！他不能接受鬼马李对老四川的奚落。他也常开老四川的玩笑，但他自认那些口无遮拦的玩笑是善意的。他在心底里幻想有一个父亲。
湘女老是自荐要为许楠生介绍小姐，许楠生有自己的打算。到夜总会来一是见识，二是出口恶气，过把富人瘾。多一个小姐多100小费，倒不如用这钱，等会儿去叫个发廊妹，来把真的，那样合算多了。
湘女老是出出进进，把老四川扔在一边。她一会儿说上厕所，一会儿又说去拿点东西。刚开始大家并不留意，后来湘女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许楠生便有些生疑，这女孩是不是坐两边的台？拿两份小费？和妈咪关系好的女孩常有这种勾当。他正想去跟踪一下，忽然包厢外一片人声鼎沸，似有人在争执扑打什么。许楠生打开包厢门，混杂着酒气的吵闹声扑面而来。果然是一个男人扯着湘女，还有几个帮忙的。那男人喝醉了。看样子，这帮人都挺有身份，衣衫不整但衣着考究，大多戴着眼镜，可能是白领或大机关的官员。许楠生本想去帮帮湘女，心想还是别惹事，犯不着去为一个三陪小姐惹祸。他正想把门关起，发觉那男人正盯着自己，这男人有些眼熟，但他想不起是谁，在哪儿见过，他也想不起来。很奇怪，却不由得不想。
那班人终于埋单走了，湘女又回到老四川这儿。许楠生不无愤怒地说：“小姐，坐两边台的滋味不好受吧！”
“谁坐两边台啦？男人没一个好！”湘女年纪不大，但已经入道多年，一脸的稚气，却一口的江湖。
他们在包厢里混到深夜2时，领班小姐要求结账，说公安局规定，午夜2时必须关门，他们意犹未尽。许楠生发放小费，给两位小姐各100元。领班小姐涎着脸，伸出一只纤手：“老板，我呢？”说着，顺手圈住许楠生的脖颈儿，在他脸上印了一个吻。许楠生就势摸了她一把，给了她50元。领班小姐也不计较：“谢谢老板。下回光临找我，一定给打个折。”许楠生心想，还有下回？没有下回了。下回当真去中国城。
两人又抬起老四川，老四川已经昏昏沉沉，他刚才拼命喝酒，怕吃亏似的，最后还不忘把果盘里的水果也包起带走。鬼马李和许楠生没怎么喝酒，酒大都给老四川包了。
老四川在被抬出包厢时，口里还喃喃地问：“多少钱，花了多少钱？”
“不多，950，包小费！”许楠生觉得并不太贵，也没被斩。老四川大喊不值：“会不会算错账？”他有点不放心。
许楠生知道老四川没醉，也不想与他多说，他的心思在刚才那有些眼熟的男人那儿。他是谁呢？他想得头生疼。三个人出了大玛丽，大玛丽的霓虹灯忽地灭了，他们便让广州城浓浓的夜色吞吃了。
杜林从图书馆出来，怀里抱着几本书，他站在台阶上，迎风独立，倒有几分五四时期大知识分子的味道。他终日穿着青竹布做成的长衫，齐耳的长发茂密有些花白，整整齐齐地梳在脑后，颇有电影《风暴》中大律师施洋的意味。他的脸瘦长，骨棱棱的，下巴有点翘，有些像普希金，一把山羊胡子，也有些灰白，长长的飘逸着。除了上课，他不常出来走动。一旦他在校道上行走，上过他课的同学，会蜂拥而上，围着他谈各种问题。不认识他的同学，会远远地窃窃私语。熟悉的老师，会客气地笑问：“杜林先生，好久不见，又到哪儿云游了？”他也客客气气地笑答：“在9楼上打坐发呆呢！”
他至今独身，28岁之前，在海南岛兵团当知青，为了回城，不敢结婚，恋爱倒是谈过几场，但终未成功，不是女方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他是一心一意要回城，或做工人，或读书，或失业，总之是要回城。广州对他太重要了。他不隐瞒他这种理想，哪怕去城里扫地，也非回城不可。所以在兵团，他自然也就被当作落后分子，他自己也不求上进。父母都是中学教师，没什么背景。在兵团10年，但没什么进步，去时还是个伐木工人，到后来竟降为连队的种菜工，终日掏大粪。他都认命了。伐了五六年木头，睡窝棚睡出一身关节炎，被当作老弱病残，从山上撤下来只有掏大粪合适他，也还算是连队领导关照他了。
他对做什么工种都不以为然。在他已经彻底绝望时，“四人帮”垮台，恢复高考。这回他活转来。他是最后一个知道高考消息的。他所在的种菜班，在离连部还有几公里的峡谷河滩上。他是偶尔回连队厕所掏大粪，从粪坑里捞出一张报纸，是一个半月前的报纸，报纸头版头条就刊载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来不及冲洗那张报纸，便像捧着一座神明一般，把报纸摊在一块石板上，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又耐心地等太阳把那报纸晒干，小心地收起。他如今仍保存着那张救他一命，改变他前途的报纸，那张报纸就压在他箱底，如今还隐约有着当年山中粪坑的气味，可在杜林看来，那气味是世上最可爱可亲可敬的气味。他反而感激起把他从山上调下来的连队领导，否则连从粪坑里看到报纸的幸运也没有。山上是几个月没有山下消息，何况是报纸。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也是两个月后才知道的。
1977年是开卷考试，他并没有费多大劲就考上了，那年已经28岁。他是在红卫轮上认识刘兴桐的，那条船上几乎全是从海南到大陆上学的人。巧得不能再巧，他和刘兴桐考取的是同一所大学，正中大学，而且同一个系。他所在的兵团农场和刘兴桐的生产队，同在一个镇的辖区里，在红卫轮上，他们同在五等仓的散位。散位被安排在船舷的过道上。更巧的是，他们同龄，都是1966年高一，只不过杜林读的是华师附中，刘兴桐是县中学。
虽然有许多共同的惊喜，但是沉郁的杜林并没有给对未来充满憧憬和设想的刘兴桐有太多的好感，只不过，当时的刘兴桐，对来自广州的兵团知青有一种钦羡与敬畏。从广州来的，就意味着一种身份。
28岁才进大学，大学毕业已经32岁，一切要从头开始。大学毕业留校马上要给师弟妹们上课，他到助教进修班去速成进修了半年，就上了讲台。杜林没有生生死死的恋人。杜林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没有心情没有对象去谈恋爱考虑结婚。于是高不成低不就，一年一年就过去了。不知不觉毕业将近20年，他依然孑然一身，也就死了这条心。前几年，他干脆穿起长衫，蓄起长须，留起长发。并非预谋，倒是一种心理变化，他不想费心机去解释自己这种选择。只有心知道。当有朋友同行与他笑谈这身五四行头时，他便自惭形秽地打趣：“回到五四嘛，这是当代文学的精神追求嘛，算是复古吧！”
他这身不合时宜的行头，确实吓怕了诸多想望走近他的女性，在她们看来，谁也受不了这样一个古怪的老头。其实他并不很老，才刚刚50岁，可他看起来确实有些老了。比他年龄大半岁的刘兴桐反而像个小弟弟，光光鲜鲜的，年轻勃发。
以刘兴桐的话说，杜林这是自甘堕落，他对杜林这种做派，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说辞，他要在必要时才发表看法。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杜林很不以为然。一个伪孔乙己！这就是刘兴桐公开的结论。重要的是杜林对一切非议和不屑不以为然，更有说他是故意在炒作自己，他一概不分辩。
杜林是10年不飞，10年不鸣，1982年毕业，教了5年写作课，1987年开始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又是5年过去，1992年他便一发不可收，一下子拿出两部专著，一部作家论，一部流派史。没有听过杜林讲课的人，很怀疑杜林这匹黑马的真伪。他太违背常规了！通常的学者做法，是会把撰写专著期间的一些见解文章，先行发表以求得影响或反馈，以利于最终成书时获得修改意见。尤其是现当代文学领域，这种社会反响更为重要。杜林一反常规的做法，自然大有可疑之处。
在学校学术委员会上，刘兴桐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虽说是同学，他对杜林的才华和学问其实是了解有限的。杜林这两部书的出版，由于缺乏长期学术界中的铺垫，其轰动程度自然不能与刘兴桐当年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相比。刘兴桐有足够的理由与优势去俯视杜林的著作成果。
正中大学的人们也都还记得1993年的杜林事件，被称为杜林事件是一份小报的渲染，其实事情也并没有大到足以用杜林名字来命名的地步。
那时的杜林，就已经是长衫长须长发，一副颓废衰靡的样子。加上那些天他天天熬夜，眼泡子涨大得吓人。他一出现在高级职称述职会上，就引起一片唏嘘之声。倒是白家胜教授惯来前卫，他并不以为杜林如此做派有什么不妥。
学术委员会的17位教授，包括时任副校长的刘兴桐，正襟危坐，把杜林围在中间。杜林慢条斯理，别人紧张是因为他的打扮与做派过于古怪，异端。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杜林不是今天才如此怪异，但许多人还是初次见识，不免有些震颤。大家面面相觑，像面对一个民国时期的孔乙己。杜林自己本不紧张，可是教授们异样的目光却着实令他有点紧张起来，幸好只是瞬间的事。他无意间把视线投向白家胜教授，白教授一脸笑意，还向他致以微微的颔首，这令他很鼓舞。其实现场的教授们除了刘兴桐和白家胜外，其他15位都是外系外行。杜林的些微紧张并非来自述职本身。
杜林把两部出版了半年多的专著拿出来，放在桌面上。此刻他发现自己的书并没有出现在各位委员的文件袋中，每人的文件袋都是薄薄的，显示里面不可能有砖头般厚的书籍。他开始觉到也许这只是一场过场戏而已，委员们也许并没有对他的职称评定有多大的决心。杜林是1989年评上的讲师，那也是勉勉强强通过，盖因为他没有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的论文，他太忽视这种要件了，当初只要随便把两部专著任何一部中的任何一个章节拿出去发表，都不至于让人轻看。现在申评副教授，差一天都属于破格。破格的程序可就烦琐了，要件也特别苛刻，任何一条欠缺都可以被作为反对理由，同样，任何一条欠缺也可以由更为形而上大而论之的说法被否决掉。全凭人事和感情投资了。杜林太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对此次申评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白家胜教授好为人梯，他反复鼓动杜林应该试一试。“破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刘兴桐当年不是也一路破格过来了吗？”
杜林还是没有多大信心，他明知自己恃才傲物的脾性在职称评定上只能坏事，可他又不愿意去上委员们的门槛。
委员们等着杜林的发言。杜林环顾四周，似有话说，他忽然收起桌面上铺排开的两本专著，他原来想就着这两本书做一番述职讲演的。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他说出了一番很不合时宜同时又葬送自己前程的话，令在场的委员们大为惊愕也大为光火又不得不认真对待。
“对不起，先生们，”杜林有些气喘，“恕我直言，我的述职和学术见解只能在同行专家面前才会有听众和价值，我不认为在座诸位，除了白家胜教授和刘兴桐教授还比较接近我的专业外，”他略顿了一下，并不去注意白、刘两位的反应，却再次强调，“我不认为在座诸位能够听得懂我的学术陈述。让理工科的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来最终评定一位教师的中文专业水平，我以为是可笑而且滑稽同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所以，我决定退出这种闹剧。谢谢诸位，再见！”
他慢条斯理地收起桌面上的东西，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全场一片静默，委员们让突如其来的变故怔住了。
刘兴桐轻轻敲了一下桌面，小声地说：“岂有此理！简直是捣乱。”
大家议论纷纷。“真是胆大妄为！”物理系的肖教授勃然大怒，他面对刘兴桐，“刘教授，此风不可长啊！太狂妄了。”他唾沫横飞，他刚当上教授不久，一副大权威的样子。
管理系的钱教授在那里喃喃自语：“像什么话，难怪一副怪里怪气的模样，中文系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哪儿去了？”
“应该终止他的职称评定资格。”
“这种人当了教授可不得了，能把谁放在眼里？真不可一世。”
“这是向学术委员会挑战啊！”
“他们中文系初评小组是怎么工作的？这种人都能过关！查查他的书是什么渠道出来的。”
人们义愤填膺，纷纷抨击。没有一个人对杜林提出的问题细加思考，他是否说得在理？
白家胜一直冷眼旁观。他刚才差点拍案叫绝，但碍于刘兴桐在座，他想听听刘兴桐的反响，看看他的态度。杜林不止一次在他面前谈论起这种学术委员会的弊端，他颇有同感。白家胜见刘兴桐没有正面疏导，看出他有意要让人们往杜林身上泼污水，借题发挥。他便亮开大嗓门：“诸位，诸位不必激动，平心而论，我以为杜林先生此言并非不妥，他倒是比我们这些委员想得更实际更深远。这是个专业范畴问题，不是人格也不是道德更不是政治问题。该检讨的是我们现行的学术制度，而不是杜林先生。杜先生后生可畏，他有什么错？他只不过说出了皇帝的新衣而已。”他转而面对叫得最凶，上纲上线最高的肖教授和钱教授，“难道我有资格去评说肖先生的物理学论文、钱先生的经济学论文的高下吗？这是显而易见的。想必两位不会反对我的浅见吧！完了。”
肖、钱有些尴尬，一时找不出什么强有力的理由来反驳白家胜。白家胜是老前辈了，他们在他面前也不敢太过嚣张。肖教授便讷讷地说：“当然，这是当然。但是杜林也太张狂了吧！有意见可以慢慢提嘛。”
“他不就是慢慢提吗？”白家胜话中有话。
会场气氛松弛下来。人们的议论便有些转向。
“我看他这是与学术委员会为敌，这绝不是个人问题，我看这代表着一种倾向，和校党委作对！”刘兴桐的话令人费解，但意思是明确的，立场也是明白的。
“这种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做法，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有鲜明的立场与态度。刚才有些同志的态度就很好，很鲜明，我想杜林的行为是在向我们敲响警钟……高级职称应该评给什么人，尤其是破格评聘，有些格是不可以让步的。同志们可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绝不能够让这种目无组织的人在正中大学得逞。”刘兴桐很少在公众场合以如此鲜明的态度表明自己的观点，也许他觉得杜林是自己的同学，他更要在这个问题上给人一种截然分明的态度，他认为杜林话中有话，其实是针对我刘兴桐的。都是伺学，10年后拉开的距离是如此悬殊，他这是嫉妒。刘兴桐有些自鸣得意，不过，杜林此举在他意料之外，他也想过杜林不是一只好鸟。他本来是等着看好戏，准备好一些话题让他难堪的，想不到他竟会取这种做法，公然向学术委员会叫板，真是一介草莽。他在心里笑杜林迂腐，他也觉得不错，他对这种学术体制早就有异议。但是，这哪是个人可以改得过来的。你一个小小的杜林，要和体制叫劲，太不自量力了吧！其结果就是高级职称再拖上几年，或者这辈子干脆就别想。刘兴桐一席话让白家胜感到震惊与意外。这些年，刘兴桐荣誉加身，但在白家胜眼里，他也还是懂得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的，尤其是在自己母校任职，刘兴桐的乖巧是有目共睹的。如今他如此公开地把杜林的事上纲上线，一点儿善意都没有，直往死里踩，还谈到与校党委作对，这就更加离谱。他本想针锋相对发言，但想想还是让刘兴桐再表演一番，看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刚才群情鼎沸的情况已经冷却下来，白教授一番话让人冷静地把问题往体制上考虑，人们对杜林也就不那么气愤，刘兴桐一番话又点燃起大家的思绪，重新考虑。但说到与校党委作对，有些人便有些反感。此风不可长，这样下去，还有人敢说话吗？英语系的区教授是个留英学者，他平心静气地说：“刘校长要大家展开讨论，我想这是好事。我想我们的学术体制确有些问题。虽然评职称首先是同行专家评议，但到了学校这一级，省里最高那一级，这两个最关键的关口，可不是由同行专家说了算，还是其他领域专家占绝大多数票数，我想这正是杜林先生的真意所在。说到严重嘛，他这种态度的确有点那个，这是在国内，国内国情特殊嘛，在英国，那就很正常。外行是绝对不可侵犯内行的。”他还想往下发挥，刘兴桐已听得不耐烦，自从当了常务副校长以后，他确实有些专横：“讨论时论题还是集中一点。尤其是中文系的同志，似应多关注教师的政治思想方面，要注意和中央保持一致，安定团结，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刘兴桐似乎想引导教授们做什么思考，他似乎非得把人们的注意力往杜林犯错误上去引导。
白家胜终于压抑不住，但他又不想在会上和刘兴桐顶牛。他对刘兴桐很失望，这刘兴桐分明在公报私仇，或叫作相煎太急。他不禁同情起杜林来，这位老兄是有些迂，迂得太不世故，一点儿也没有防备，这样下去很危险。刘兴桐出言不逊，用心深不可测。他站起来，抱拳作揖：“诸位，我先告辞，这种会我开不明白，知难而退吧！”说着，走人。
刘兴桐颇觉意外，白家胜这分明是在拆自己的台，他不便发作，只是笑笑对大家说：“白家胜教授就是这个脾气，他很快就会想通的。我们会私下再做交流。我对白先生太了解了，大好人一个。”他的话令人莫名其妙而又滴水不漏。大家也不便深究。
会议继续开下去，另外安排了别的教师做述职汇报。这是外语系的一位老先生，50多岁靠60岁了，还是个讲师，申报了六七年，年年都上不去。他口语不错，授课也好，是印尼华侨，就是没有论著。他可怜巴巴，唯唯诺诺地在门外等候多时了。刚才杜林那一幕，把他惊出一身冷汗，现在还哆哆嗦嗦，心有余悸。他在窗外目睹了大家对杜林的缺席审判，和他再熟悉不过的“文革”大批判不相上下。他本来就胆小，初次见识这种阵势，十几位权威教授，把自己半围在中间，先就一个下马威。他坐下，展开早已准备好的稿子，想一口气念完了事，他对今年的申报抱着最后希望，他的希望是请大家高抬贵手。总得有个副教授头衔再退休，否则也太没脸面回印尼见子女孙女们。
他先说了一段非常讨好评委的话，说得有些肉麻，有些文不对题，又是感恩于社会主义制度、又是感恩于学校党委各级领导，几乎是把每位领导的名字都拜见了一番。英语系的区教授直听得起鸡皮疙瘩，心想系主任怎么不把把关，让这位老先生当众出丑。他忍不住走到这位老先生身旁，对他耳语。老先生更加紧张，连连点头，却更加语无伦次。
刘兴桐听得很不耐烦，刚才让杜林一搅，心情就很烦，现在又来了个窝囊废，简直有失斯文。他只好暂时闭起双眼，听凭老先生表演。过了好久，老先生终于讲完。刘兴桐也正好打了个盹，他很习惯于在开会时闭上眼睛，明明是在打盹，可手指却一直在轻轻地碰击桌面，给人以他只不过是闭目思考的假象，这种本领，是他十多岁时从一个下放干部那里学来的。那干部这方面的本领十分了得。刘兴桐也学得出神入化。
报社记者不知从哪里得到杜林挑战学术委员会的消息，到学校来采访，首先找到刘兴桐，让刘兴桐一口拒绝。他不想把事情闹大，他明知闹大的结果对杜林有好处，对学校没有什么好影响。他自己也不愿意充当保守势力的靶子，这个问题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杜林说得有道理，他在心里承认，轮到自己，也会这样想。说与不说，另当别论。但事到杜林身上，就不同了。话是人说的，来去囫囵，就看现实需要了，圆的扁的，功利就是立场，利益比真理更真理。他坚决在舆论层面上淡化此事，绝不能让杜林趁机出名。他对记者明确说，不能见报，因为这是高教改革过程的问题，目前不宜公开讨论，引起思想混乱。
记者去采访杜林，杜林如实说了，还发表了更出格的意见。白家胜教授听说记者采访，主动毛遂自荐，答记者问，也把评聘体制狠狠地批判了一阵。
学校向报社打了招呼，所谓“杜林事件”胎死腹中。几年之后，在别的城市别的大学别的报纸上，有文章展开了这方面的讨论。杜林已不再关心此事了。他在1998年当上了副教授，发誓从此不再参评教授。乐得逍遥吧！
他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风吹起他的长衫下摆，颇有一副毛泽东当年独立寒秋的意味。
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师，去年硕士毕业的骆见秋见杜林站在那儿，便一路小跑过来：“杜教授！”
“是杜副教授，注意表述准确！”杜林笑说。
杜林不急于和他说话，倒欣赏起他满头金发来。这位骆见秋今年26岁，去年硕士毕业求职到中文系，因为染着一头金发，在试讲后差点没被录用。他讲课不错，不但不落俗套，更可贵的是，还能阅读英文原版书，这点令中文系的听课教师们很满意，样样都好可就是一头金毛。大家在最后表决时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大家把目光投向始终没有发言的杜林。杜林心想都是些无稽之谈，一头金毛又与他的水平高下何干？他本不想说，眼见这位骆见秋先生就要录用无望，大家又把眼光投向自己，他便轻淡地说：“毛色和本领有关系吗？染发和思想有关系吗？我这身行头如果中文系不能相容，我只好另谋出路。”
他站起来，做出走人的姿态，他冷冷的不留余地的言辞，引得大家一阵欢笑。系主任冯之炳便宣告录用骆见秋。
骆见秋见杜林关注自己的头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杜教授，哦，杜副教授，杜老师吧！我是少白头，不染不行呀。”
“我知道，我也是，头上有癞痢疤，只好长发遮丑，哈哈！”他俩一起大笑。
“有什么好事禀告？”杜林问。
“听说学校与外校联合办博士班，我想去参加，弄个博士。”
“什么博士班？外国文学的吗？”杜林很诧异。他是听说过要办一个经济管理方面的博士班。
“是经管的。”“那你凑什么热闹？”“容易拿学位啊，反正是博士就行。”骆见秋难抑兴奋之情，“外语我是没有问题，其他经管课程突击一下就行，反正也无须考试。”
“我说你这外国文学老师，去读经管博士，又不是想改行，光想捞个学位，这是什么逻辑？真是世风日下。”杜林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
骆见秋并不理会杜林的激愤：“好多外系的老师都想报呢，这是个机会，又不费什么事，手到擒来，多好！”骆见秋来向杜林咨询，他是想杜林一定会在经管博士班上课。人文课非他莫属。他也想听听他的意见。杜林是他最敬重的老师之一。
“这是你的事，小骆啊，这样的学位对你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我现在是助教，正常的话，15年以后才能上教授，那时41岁。如果去搏个学位，最多三五年就上去了，节约时间，开发生命呀！杜副教授。”骆见秋算计得很现实，令杜林刮目相看。
简直是精神沦丧，骆见秋说得不错，都对，你无法去反驳他，也没有去反驳的必要。可是这是大学的初衷吗？简直是名利场，大市场。
骆见秋在杜林眼中，是个很有前途的教师，他要读博，何不去认认真真地找一位好老师，去读读至少也与人文有关的专业，而不是什么经管，经管与外国文学有什么关系？
办什么博士班？又有好戏看了。杜林拭目以待。金毛骆见秋见杜林持反对态度，也就不想在此问题上再讨论下去。他有他自己的主张。“我请你喝酒吧！”
“有什么理由？”
“没什么理由，感谢你给我意见。但是，我不一定采纳，但依然感谢你，这与请你喝酒无关，就是这样。”骆见秋很干净利落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杜林并不反感，骆见秋这代人，面临的竞争太大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思维和取舍，无可厚非。只是千万别活得太功利，这很可怕。
“我请你吧！”
“什么理由？”
“我比你钱多，工资多你两倍，又没有老婆、孩子和狗，就这样。”
一个金毛，一个长衫，中文系的两个另类，肩并肩走出正中大学的校门，一路上引来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同学们的窃笑和注目。广播里刚好在播送《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他们便踩着国歌的节拍，一路走去。一个五四青年，一个现代派。
早晨8点，李可凡急于出门，到白云山去唱歌，可女儿非得要她一起去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听留学讲座。她只好妥协，答应陪她去中心，取了资料就走。今晚大家回家商量留学的事。李可凡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她想不出有什么事来消磨等女儿从房间走出来的这段时光。她用几分钟就把自己给打点好了，可是女儿每次出门，都得化妆修饰半天，这令李可凡很反感。
李可凡只好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不停地看表，唱歌本也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和规定。只不过是一些没事可干的人，心里颂，一起亮亮嗓子，唱一些老歌。就在想唱就唱，想走就走，可李可凡却很认真。她总是很准时来去。
李可凡已经催过女儿几次了，可女儿就是出不了房间。催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她只好很无奈地打开电视，又是杨×莹的歌，甜得很虚伪。想着近日有关于这位歌星的种种说法，还有歌星本人关于“纯洁爱情”的自白。李可凡“啪”地关了电视。现在的女孩怎么都这样？她心里便平添了许多烦闷。她拿起一本画报。这是女儿昨天带回来的。都是些她不感兴趣的广告。她合上画报，闭目养神。她努力令自己平静，她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发火，那不断增殖的烦闷烧成的大火，很快就会喷发。十年了，她日日夜夜都处在增殖同时扑灭这大火的时刻。李可凡努力地告诫自己不要发火，深呼吸，再深呼吸，她深长地叹息，双眼有了清泪，她努力不让它滴落下来。
女儿终于出现在她面前。
青春逼人、焕然一新的女儿李凡已经习惯了母亲的种种神态，她并不很在乎母亲的这种状态。
李凡亭亭玉立地站在母亲面前，李可凡却全然不觉，她处在休眠状态，双目紧闭，眼中有泪，鼻翼不规则地翕动着。李凡想给母亲一个惊喜，她今天特意把自己打扮得很现代，所以她耐心地等待着母亲睁眼，让她发现一个很现代而且很酷的女儿。女儿长大成人了，要漂洋过海去留学，自然要做好融入欧美自由世界的准备。她要在今天的讲座上大出风头，引起主讲人迈克先生的注意。
李可凡睁开了眼睛。她有些疲惫的略带眼袋的双目，并没有自然地落在女儿身上。而是穿越了女儿的身体，投向女儿房门大开的房间。房间里是一片狼藉。换下来的衣服散乱地扔在同样是十分散乱的睡床上。衣柜门大开，还在轻轻晃着的穿衣镜里照出房间隐秘的一角，粉红色的胸衣和黑色三角内裤，很不经意地挂在椅背上，梳妆台上琳琅满目，贴着各种商标的化妆用品，东倒西歪地堆积着……
李可凡收回目光，面对打扮精致而又野性的女儿，她冷冷地说：“裤子上钉那么多口袋子什么？”
女儿一愣，并不为意，她非常习惯母亲不讲道理的指责和老土的审美，她不想惹母亲生气，重要的是开心！开心比什么都好，何况自己还没有自立，每一分钱都还必须从母亲口袋里抠出来或挤出来。否则只有去做鸡了。她不止一次地这样威胁李可凡。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弥漫李可凡的心胸。唯有叹气。
女儿刚高中毕业，又一心要去留学。这本也是李可凡的愿望，可是近来她越发感到女儿正在远去，变得愈来愈陌生。在她看来，女儿在进入高三之后的每一天，都在急剧地变化，变化得惊心动魄。也不知她从哪儿弄来那么多令人不可思议又伤风败俗的东西，透明的胸衣吊带，十几元一百张的吸油纸，每天往脸上贴，不知要花多少钱。“洗把脸不就行了！”她有时会忍不住对女儿吼道。女儿却一脸无辜，天真无邪的惊愕令李可凡都自觉太过分。不就是几张吸油纸吗？“妈，你看去油效果多好。”女儿会又甜又嗔地在她身上蹭着，把那薄如蝉翼的吸油纸往她的脸上贴，在她的鼻头上吸出一纸的油腻，果然清爽了许多。她只好很无奈地苦笑，情不自禁地把女儿搂在怀里，眼中却闪出了泪花。
每当此刻，女儿会很体贴，温存地把脸贴上她的脸颊，搂紧她的脖子，无言地拥着她，女儿温软火热的身体会把她从莫名其妙的伤感中唤回来，仿佛此刻她们母女互换了身份，自己倒成了一个年幼无知无助无靠的女儿，对母亲有着一份绵延的依赖。她反而会很依赖很凄然地依靠在女儿身上，脑子里一片空白，生怕失去什么似的，把女儿拥得紧紧的。是的，除了女儿，李可凡什么都没有。
10年间，她无数次地想起那个夜晚，想不通相濡以沫地走过几年的夫妻，怎么因为一个半夜的电话，就反目成仇，就吵得你死我活，像仇敌似的。最后在无言的厮打中，把几年来的无限温存毁得无限狰狞，成为一片烧焦的废墟。那是一片人类无法选择生存的废墟。就这样，自己几乎是独自一人背着女儿，在废墟上行走了10年。现在，眼看女儿也要走了，而这个女儿，一经放飞，也许就再也无法找回来。她不敢去想没有女儿在身边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即使她与女儿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了。
“妈，走吧！”耳朵里有女儿同样温软的声音，她潮湿同时散发着魅人气味的嘴唇紧贴着她的耳朵。
李可凡自觉失态，顺手拎起沙发上的黑色提包。提包的拉链没有拉上，里面的东西“哗啦”一声全掉在地板上。一张印有彩色照片的剪报飘了出来，李可凡连忙扑过去，把那剪报抓住，边收拾提包，便把那剪报往怀里揣。
李凡并不在意，她拾起一支唇膏，诧异地问：“妈，你也用这个？”李可凡一把抢过来，扔进提包，岔开话题：“走吧！时间不早了。”
“妈，你涂了唇膏会好看一些，护护唇也好嘛，回头我给你挑一些。无色透明的。”
李可凡并不回应女儿的热情。她有些凄然外加几分嫉妒地欣赏着女儿那张晴天朗月般的脸，这张脸轮廓很小，是那种很标准的脸形，小小的瓜子脸，下巴尖得很圆润，很性感，眼睛很长，笑起来是弯的，像一湾深水，又像一弯晓月。眉毛像画笔随意一撇。浓淡相宜并在眉梢处有几分留白，令人遐思。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可那是一种另外的美丽，一种努力遮蔽住娇嫩的美丽。一切好像还在昨天，一切好像又远在天涯，消失得那么快。女儿从母亲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她知道母亲在欣赏女儿的同时，在怜悯她自己。她也就40岁，可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老人。自从和刘兴桐事实上分居之后，她就不再经心收拾自己。她衣着越来越随便，几乎不买化妆品。她的润手霜还是女儿用了一半送给她的。
李凡有一点不明白，母亲是英语系的讲师，懂两门外语，可是她几乎对外面的世界，对那些操着她熟悉语言的国度里所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兴趣。她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英语教师，否则，她怎么一点现代气息都没有。除了教书，她几乎什么兴趣爱好都没有，一点儿也不浪漫。在女儿看来，她实在愧对这个专业。有一天，她对李可凡说：“妈，我怎么觉得你应该去教古代汉语。”
“这是什么话？”母亲很认真地回应她，“为什么？”
“不为什么。”女儿说，她欲言又止。
李可凡终于悟出女儿的心思：“你是觉得妈太老土，太刻板，太落伍，是吗？”她笑着说，但笑得很勉强，“你是这样认为？你妈真的这样？”
“差不多吧！”女儿忽然涎着脸，搂住她的脖子，“妈，不是啦！你是不是比我漂亮？”
“为什么这样说？”李可凡有些情绪，“你是我生的，当然有我的优点，你自己说呢？”
“有时觉得是，有时觉得不是，我也说不好。”李凡很认真，“这样说吧，你开心的时候很漂亮，不开心的时候有点难看。我呢，永远不开心，也就永远难看，不漂亮。”女儿心情很好，她说得俏皮，也不想让母亲不高兴。倒是女儿一番话，让李可凡思忖了许久。
她们终于下楼。已是9点15分。李可凡有些焦急，她嗔怪女儿。李凡却一点儿不急：“10点才开讲呢，足够时间。”
“你够时间，我可要迟到了。”李可凡有些急。
白云山上的歌会9时就已经开始。逢二、四、六、日，每周4天，从早到晚，都有人在那里唱，有指挥，有伴器，也有伴舞的。全部是自告奋勇，毛遂自荐。母亲最近迷上了白云山的歌唱，这令李凡大惑不解。那天，是一个周日，李凡陪母亲上白云山，山腰的平台上、树荫下、岩石上，到处都是人，聚在那儿唱歌。她们早上9时上山，见到唱歌，下午5时回来，那儿还在唱歌，足足有几百人，老老少少，兴趣盎然，唱的都是老歌。妈妈从不唱歌，可那天她让李凡先回学校去，她自己留在那儿，说是晚上反正没事，就多待一会儿听人唱老歌也挺好的。
那天，李可凡是最后一个离开白云山的。她一个人坐在平台树荫下的台阶上，坐了很久，直到有一个人走到她身边，邀她一起下山，她认出这个人就是从早到晚站在一边拉小提琴的人。
那天晚上，她很开心。许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从此，白云山上的唱歌，成了她的功课，每周她起码要去两次，有时上午，有时下午。去之前，她会想起那人，希望能碰上他拉琴。“拉得太好了。”她由衷地对他说。他只笑笑。
“妈，小心。”女儿拉住她，她脚下是一个没有盖的沙井。几天前，一场大雨，一个小男孩被冲进这个沙井溺死了，第二天报上登了，沙井盖没盖上几天，又被人偷走了。
李可凡沉浸在回忆中，差一点踩到沙井里去。拐过一个街角，就是公共汽车站，女儿却叫住了一辆“的士”。李可凡有些犹豫：“还是去坐公车吧，很顺的。”
“妈，来吧，来不及了！”李凡把她拖进“的士”里去。李可凡还有些不愿意，对着“的士”司机又不好说什么。“你总是大手大脚的。”她小声但是严厉地对女儿说，把话说得很囫囵。李凡笑笑，又搂住她的脖子，把脸贴上她的面颊，李可凡总是经不住女儿这一手，李凡知道该怎样治母亲。
李可凡心情又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