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作家中没做过老师的少。
胡适被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年方27岁的教授胡博士，人年轻，思想新锐，原来中国哲学史都是从三皇五帝讲起，这位留美的胡博士却另有体系，他从《诗经》讲起，他认为《诗经》里那些训世诗的作者们是真正的思想家，这种讲法震动了北大。就有老教师拿了胡适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嘲笑说，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哲学史大纲，岂不是成了大纲的大纲了？课堂上坐着的北大学子也都不是省油的灯，比如顾颉刚，后来在他的《古史辨》序中就说到胡适这一改给他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不能下。”但是听了几堂课，顾颉刚渐渐感到，这年轻教师虽然书读得没有老教师多，但“在裁断上足以自立”。他又拉了外系同学傅斯年——当时学生中的翘楚、日后也是新文化界重量级人物——去听课，结论也是一样。于是胡适在北大讲坛上算是立住了。后来讲义印成书也是颇为轰动的。就像蔡元培评介中常常出现的“从前所没有的”、“从前所不注意的”，这本书无疑是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之作、划时代之作。而且该书用白话文写作，并用了新式标点符号——从内容到形式，里外三新。可想而知这本书在当时是多么“炫”。风度翩翩的胡博士，着西装，打领结，活跃在学术圈中，一笑像个花脸猫（张爱玲的妈曾对胡适有这样的描述），魅力十足。
胡适做导师强于当作家。他的作家名号，主要得自《尝试集》。这本新文学史上第一本白话诗集，占了“第一本”的先机，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名，读中文系的人都记得“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的诗作，哪有诗味儿？胡适是杜威的学生，讲实证主义，叫做“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无一字无来历”，学者的冷静与作家的热烈毕竟矛盾。
这一重矛盾鲁迅也深有体会。他与许广平商量未来生活时，也还颇为踌躇。相比胡适，鲁迅创作、教书做学问，两方面都做得好。1929年他回北平探母，见了一些老友新朋、学者教授，在给夫人许广平的信中，他很自负地写道：“我自从到此以后，综计各种感受，似乎我与新文学和旧学问各方面，凡我所着手的，便给别人一种威吓”，“所以所得到的非攻击便是‘敬而远之’。这种情形，使我更加大胆阔步，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干什么成什么，让一般庸人羡慕、嫉妒、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虽有道听途说的陈西滢的“抄袭”之诬陷和莫名其妙的苏雪林之谩骂，终不能遮蔽其光辉。而他在北大、女师大教书，常常是黑压压坐满了人，外系、外校学生也来旁听、偷听；他离开厦门大学，当即就有好几个学生跟着他转学。许广平当年给老师写的第一封信，开头就有这样的句子：“现在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
据许广平一些回忆，鲁迅当老师的“范儿”属于“酷”那一类。夹个包袱皮，内藏讲义，非常守时，铃声响过，上来就讲，从不点名。货真价实的学问，用不着插科打诨，而对于人生世态的剖析处处闪现睿智光芒，所谓幽默，绝对是智慧绰绰有余的产物——中国不乏所谓“幽默作家”，比起并不提倡幽默的鲁迅，那真是高下立判。读过鲁迅杂文的人不难想见，课堂上学子们如何随着老师的讲述起伏着情绪而时常爆堂大笑。这时，他自己却不笑，偶尔，被青年学子热情洋溢的笑声感染，他才难得破颜一笑，严峻的脸瞬间焕发出披诚相对的笑容。
鲁迅也不是装酷不笑，人到中年毕竟城府深，更何况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让他操心又不顺心……哪像青年学生少见多怪、毛丫头动不动就傻笑一气。比如，据偷听他讲课的张友鸾回忆，鲁迅讲武侠小说，说他小时候在南方，读到小说里描写侠客们飞檐走壁，就很羡慕神往；等他来到北方一看，房檐也不高，房顶平平的，人们在上面晒煤球、晾衣被，走来走去的，连他也能上去跑，学生就笑。他讲旧小说的缺点，正赶上从衣服口袋里掏一条手帕抹汗，看见手帕上有星星点点的破洞，就名士风度地扬了扬，示意同样有“缺点”，于是学生又笑……
老师的魅力太大，女学生后来就爱上了，这样的“佳话”在新文学作家中还是颇多的。师生恋的易发生，是因为老师地位天然令人崇拜。不过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师生恋，却又不同。沈从文妙笔生花，满腹锦绣文章，在课堂上却毫无风采，又紧张，第一堂课憋了半天讲不出一个字。讲也是期期艾艾、吃吃讷讷地讲，当然吸引不了女学生。好在胡适帮他，说他半天讲不出话，学生还是静静的，没把他轰走，说明还是对这个作家老师有期待。又对张兆和说，沈从文，挺不错呀。于是乎，一保住了沈从文的“教席”，二成全了他的恋爱。
女生爱老师，男学生则成为老师的追随者。现代文学作家圈子，有一些就是围绕老师形成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鲁迅周围的几个文学团体。据说他们提到鲁迅，都是“导师”如何，让圈子外某些人听了直撇嘴，觉得他们的崇拜心理很不现代。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像鲁迅与胡适，对当时的青年都有精神引领的作用，也堪称导师。虽然两人“道”不大相同。鲁迅要青年走到十字街头、直面人生，胡适要青年“踱进实验室”，“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孰是孰非，且不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清晰的人生主张。
也有自己还“惑”着的老师，给学生们上课，就很有意思。徐志摩当时对国家现状不满、失望，他提出中国有三种病症——混乱，变态，一切标准颠倒。他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主张打破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界限，打破江浙人和北方人的界限，实行“尽量的通婚”，改造民族，使“将来的青年男女一定可以兼有士民和农民的特长，体力和智力得到均平的发展”。他给学生上课时，也宣讲过这种乌托邦思想。他还恳切地要求女生毕业后去嫁农民，让江浙学生找北方人谈婚论嫁，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他的学生赵家璧直率地问他可是当真，诗人只好回到现实，说：这不过是我的“理想国”而矣。
不过徐志摩作为一名教授英国文学课的老师还是非常棒的。他进课堂，总是将隐藏在长袍袖底的烟蒂偷偷吸了最后一口，向门角一丢，开讲。诗人的热情，赤子之心肠，丝毫没有教授架子，江浙普通话夹着流利的英语，一会儿朗诵济慈的《云雀》，一会儿分析讲解，蓬勃的生气，活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感染熏陶着学生们。他带学生去看画展，鼓励听西洋古典音乐，有一次还应学生们请求，在校园古墓前上课。他靠着一棵古槐树，学生们分坐两旁石条凳上，头顶满树绿叶，耳畔小鸟啁啾，徐志摩给学生们念赫德生的《绿色大厦》、《鸟与人》……
从20年代到40年代，作家们当老师半多是为了解决生计，写作不足以养家糊口，虽然教育当局也每每“欠薪”。像鲁迅那样最终放弃教授学问而以笔为生，终是少数。而且北京时期鲁迅也是几处兼课，去厦门大学教书也有经济上的考虑——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厦大给教授的工资在当时大学中是很高的了。而抗战时，偌大北中国摆不下一张课桌，南迁南迁，西南联大的教师们——那是全中国的斯文所在——也已经是穷得替人写字、刻章、充幕僚的都有，还有教授夫人替人打毛衣、焙制小点心当街售卖以补贴家用，即便如此，弦歌不辍。再后来，更有朱自清教授饿死，闻一多教授惨死……不仅穷，政治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了教师这个行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