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如何认识乡土资源的价值，这关涉到一个作家的写作根基。尽管现在的新作家，很多都出自都市，但在血缘上，多半还是植根乡土；离开了乡土，就无从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费孝通说，传统的中国社会其实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乡土社会。确实，无论城镇化的进程如何迅猛，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国族精神还是乡土的：社会规则的建立，多和乡土的伦理有关；每年清明、春节大塞车，大家多是往乡下去；最动人的文学描写，也多是作家关于乡土的记忆。哲学家牟宗三在《周易哲学演讲录》中说“真正的人才从乡间出”，这个观察饶有意味——今日的中国，无论文学、艺术界，还是政治、商业界，拔尖的人才，几乎都出自乡间，或者都有乡村的生活记忆和家族背景。
乡村是熟人社会，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城市经验高度相似，乡村经验却极富差异性。没有经验的差异，就没有个性的写作，也没有独特的想象。这令我想起一个80后作家对我说的话。她说：我们已经无法再进行《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了，更不可能像古代作家那样，细致地去描绘一种器物，一张桌子，或者去描写一个人的穿着，一次茶聚，一场戏。古代作家由于地域和交流的限制，他所看到、遭遇的经验各自不同，他写这种有差异的个体经验，谁读了都会有新鲜感。但是，现代社会不同，现在的孩子，从小到大吃相似的食物，穿相似品牌的衣服，甚至戴的眼镜、用的文具盒都可能是同一个品牌的，大家的成长经验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假若有哪个作家在小说里花很多笔墨去描绘一个LV包，或者讲述自己吃麦当劳、法国大餐的滋味，岂非既无聊又可笑？城市化进程，抹平了作家经验的差异，以建筑为例，以前有北京四合院、江南园林、福建民居等地域差别，现在，从南到北，从新疆到海南，房子都建得几乎一样，衣服、饮食亦是如此。大家说一样的话，住一样的房子，穿差不多的衣服，接受几乎相同的教育，这样的公共经验已经不足以成为一种写作资源。
乡土经验则全然不同，它是个别的，偏僻的，是贴着感觉的末梢生长的；它之于文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既能训练作家的感官，也能解放作家的感官。
写作如果只靠阅读经验或书斋里的想象，就容易变得苍白、无力。我经常说，好的写作，既要用心写作，还要用耳朵、眼睛、鼻子甚至舌头写作，要有丰盈的感觉，作品的气息才会显得活泛。这方面，莫言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们可在他的小说中读到很多声音、色彩、味道，以及各种幻化的感觉，充满生机，有趣、喧嚣、斑斓，就感官的丰富性而言，其他作家很难与莫言相比，这得益于乡土经验对莫言的塑造。他曾经说：
每天在山里，我与牛羊讲话、与鸟儿对歌、仔细观察植物生长，可以说，以后我小说中大量天、地、植物、动物，如神的描写，都是我童年记忆的沉淀。我作品中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描绘、乡土气息的浓郁也许是我在中国文坛上有一席之地的原因。[1]
这种感觉训练、记忆储备，对于写作而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躺在青草地上，看白云飘动、花朵开放，看各种小动物觅食、打架，了解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感受世态的冷暖，这样的经验，未必是每个人都有的，但对于作家而言，又是至关重要的。莫言回忆，自己小时候经常孤独地坐在炕头或树下，看院子里蛤蟆怎么捉苍蝇。他将啃完的玉米棒子扔在地上，苍蝇立刻飞来，“碧绿的苍蝇，绿头的苍蝇，像玉米粒那样的、有的比玉米粒还要大，全身碧绿，就像玉石一样，眼睛是红的”。这是形体、色彩的描绘。“看到那苍蝇不断地翘起一条腿来擦眼睛、抹翅膀，世界上没有一种动物能像苍蝇的腿那样灵巧，用腿来擦自己的眼睛。然后看到一只大蛤蟆爬过去，悄悄地爬，为了不出声，本来是一蹦一蹦地跳，慢慢地、慢慢地，一点声音不发出地爬，腿慢慢地拉长、收缩，向苍蝇靠拢，苍蝇也感觉不到。”这是动作的分解，源于他细致的观察。“到离苍蝇还很远的地方，它停住了，‘啪’，嘴里的舌头像梭镖一样弹出来了，它的舌头好像能伸出很远很远，而后苍蝇就没有了。”[2]真是有声有色。莫言说，他小时候就观察这些东西，蚊子、壁虎、蜘蛛、向日葵上的幼虫、锅炉上沸腾的热气……这些都被莫言写进了小说。在《透明的红萝卜》里，他写“当她的情人吃了小铁匠的铁拳时，她就低声呻唤着，眼睛像一朵盛开的墨菊”；写菊子姑娘的右眼里插着一块白色的石片时，又说“好像眼里长出一朵银耳”；他写自己小时候掉到茅坑里，大哥把他捞上来按到河里冲洗，他说自己“闻到了肥皂味儿、鱼汤味儿、臭大粪味儿”，[3]色、香、味俱全，想象力超人。生活、大地与自然，成了莫言最重要的写作导师。
贾平凹也对乡土经验极为熟悉，他的小说，也充满了乡土的实感，很多场面、细节和人物，读之如在眼前。以《高老庄》为例，主人公子路父亲祭日的宴席上，各色人物都登场了，但贾平凹能掌握场面，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中，写出了各人不同的性格。
庆来娘说：“刚才烧纸的时候，你们听着西夏哭吗，她哭的是勤劳俭朴的爹哪，只哭了一声，旁边站着看热闹的几个嘎小子都捂了嘴笑，笑他娘的脚哩，城里人不会咱乡下的哭法么！”大家就又是笑。这一笑，子路就得意了，高了嗓子喊：“西夏，西夏！——”西夏进门说：“人这么多的，你喊什么？”见炕上全坐了老人，立即笑了说：“你们全在这里呀，我给你们添热茶的！”骥林娘就拍着炕席，让西夏坐在她身边，说：“你让婶好好看看，平日都吃了些啥东西，脸这么白？”庆来娘说：“子路，你去给你媳妇盛碗茶去。”子路没有去，却说：“西夏，你刚才给爹哭了？”西夏说：“咋没哭？”子路说：“咋哭的？”西夏偏岔了话题，说：“子路你不对哩，菊娃姐来了，你也不介绍介绍，使我们碰了面还不知道谁是谁。”子路说：“那现在不是认识了？这阵婶婶娘娘都在表扬你哩！我倒问你，是你给菊娃先说话还是菊娃先给你说话？”双鱼娘说：“这子路！西夏毕竟是小，菊娃是大么！”西夏说：“这是说，菊娃姐是妻，我是妾，妾要先问候妻的？”一句话说得老太太们噎住了。[4]
这样的写实，透露出了作家固有的乡村生活的底子，他对这些人物有感觉，才能捕捉到他们的个性、特点，并运用他们独有的语言。因此，强调乡土经验与乡土资源，其实就是强调写作要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不能过度虚构想象无边，而是要在一种经验和生活里扎根。没有根，不接地气，作家的感觉是飘浮的，无法沉下来，更谈不上贴近生活本身，经验也会越来越贫乏。譬如，在城市里住久了，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事实：自己可能多年都没有见过真正的黄昏或凌晨了。在城市，早晨起得迟，见不到万物在晨曦中苏醒的样子；黄昏呢，天未暗下来，路灯就亮了，也见不到万物被黑暗所吞噬的过程。我们几乎生活在白昼和黑夜区别不大的世界里，黄昏和凌晨，都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不再是现实的一种。同样，很多人的写作，也是在使用二手经验，要么看报纸新闻，要么看好莱坞影碟，从中寻找写作素材，没有自己的体验和观察，更不能复原一种记忆，这样的写作，必然是空泛的。小说是活着的历史，也是对生活世界的还原，它不仅要写人物的命运，还要呈现人物生活的场景，小说的世界里，应该有人，有物，有情。然而，当一个作家的感觉迟钝、经验贫乏，他如何才能进行一种既有实感、又有想象力的写作？
因此，乡土经验对作家感觉的训练和解放，具有阅读和想象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如何理解乡土资源，背后也隐含着一个作家是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情感和现实的。不了解乡土中国，就谈不上理解了文化中国；不到中国的乡村去走一走，我们也不会知道中国的矛盾在哪里，她的希望又是在哪里。譬如，这几年来，关于拆迁所引发的冲突，见诸媒体的很多，有的还酿成了流血事件。有些人自焚，有些人跳楼，但都不能阻止推土机的步伐，这确实是一个悲剧。很多的冲突，未必是赔偿合不合理的问题，它的背后，也潜藏着情感问题、精神问题，一个作家要写好这一类题材，就得对这个题材的深层矛盾进行探究。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中国人对历史和土地，有着神圣的情结。照钱穆的研究，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中国人对历史和记忆，洋溢着一种难言的深情。把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祖屋、祠堂拆了，把人家的祖坟挖了，那他们在祖屋、祠堂和祖坟上所寄托的情感，今后将安放在哪里？中国人没有自己恒定的宗教信仰，没有教堂，一直以来，祖屋、祠堂、祖坟、文庙就成了中国人的教堂，成了中国人的信仰。拆迁动的就不仅是房子，而是中国人的信仰，这必然会引发顽强的对抗。没有了祖屋和祖坟，很多中国人就会觉得自己成了孤魂野鬼，有处安身，无处立命了，被连根拔起了，这无异于是一次灵魂的死亡。
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是很深沉的，对故乡的情感也是。对于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埋葬了自己祖先的地方，很多都存有神圣的情感。莫言曾把自己的故乡形容为“血地”，这是一个很重的词，是母亲为我流过血的地方——除非你忘却自己的来处，否则你永远不能放下这份情感。
这种对土地、祖屋的情感，成了维系中国人伦理的精神纽带；没有了祖屋和祠堂，儿子上大学了，无处告诉，生孙子了，也无处告诉，无处欢喜也无处悲伤了，这个伤害，对中国人来说是巨大的。所以，看起来是拆毁一些旧屋和祠堂，破坏和摧毁的却是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家庭的核心是血缘，血缘断了，中国人就一片茫然了。中国人眼中的生与死是相连的，“未知生，焉知死”，也可反过来读，未知死，又焉知生呢？没有了对死者的尊重，也就不会善待生者，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何以历朝历代都信守一个原则，不挖前朝皇帝的坟墓？民间为何也不挖别人家的祖坟？这不是一句封建主义就可解释过去的，它暗含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中国人必须在看得见的现实世界里，找到归宿，看到未来，唯有如此，中国人才能安息。西方有宗教信仰，他们可以安息在神的怀抱里，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神，他们死后，希望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这是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今日的社会进程，无视这一文化的意义，强力、野蛮地摧毁一切，这样的文化暴力，当然也值得作家们来反思。
很多人都在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欢呼，确实，这些年，中国到处楼房林立，新城、新区不断涌现。可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通过建房子把自己建成世界强国的。文化根系如果彻底破坏了，维系中国人和历史、传统之间联系的精神纽带断裂了，中国的现实将会变得令人无法理解——事实上，今日中国的种种乱象，已经够触目惊心了。比起经济的落后，文化的贫穷是更可怕的事，文化的断绝，才是一个民族最致命的灾祸。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天下”就是指着文化说的。顾炎武担心清兵入关之后，汉文化会灭绝，所以才有这个感叹。朝代更替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不能承传下去。今天不必再有这种担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经过这么多年对传统的践踏，再加上各种粗鄙文化对中国人的重塑，今日中国人的种种表现，包括他们的精神姿态，已经和我们在古代典籍里所读到的中国人，完全两样了。
很多中国人是靠血缘的流传来维系自己的精神信仰的，你把这个摧毁了，中国人的灵魂就没有着落了。我再说一件真实的事情。某个中国省会城市要建新城，并对新城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当这个城市的市长把一幅宏伟的新城规划图给一个来访的西方著名建筑师看时，那个建筑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教堂在哪里？市长哑然。市长在主导设计这个新城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居住于此的百十万人是有精神的，而精神是需要有栖居地的。所以，他可能为博物馆、美术馆、大剧院、行政中心都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却唯独没有给这个新城留一个教堂的位置。没有了教堂，那中国人的精神该安放在哪里？这个问题，在古代中国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中国的文庙、祠堂，就是中国人的教堂。现代社会的精神表达或许多样化了，但关于精神归宿何方的问题，依然在折磨着中国人。可见的精神栖息地是文庙、祠堂、祖屋、祖坟，不可见的精神栖息地是中国的诗歌、中国的文学。中国历代以来以文立国，就在于文既诠释中国人的精神，也能为中国人提供精神居所。所以钱穆才说：“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5]这可谓是独特的中国现实，它对文学抱以极高的期待，而中国的文学又必然要解释一个乡土中国，因为乡土里隐藏着中国最基本的伦理、情感和精神。
乡土是中国人的精神基座，也是中国文学不动的根基。现在讲写作，都在讲变道，但也不可忘记，文学除了变道，还有常道，在变的下面，还要找到一个不变的核心。何以中国人身上有那么难以释怀的历史情结和土地情结？就在于关于历史的讲述，可以满足中国人对时间的想象；而关于土地的讲述，可以满足中国人关于空间的想象。这个时间和空间感的确立，就为中国人的精神找到了一个坐标，他就觉得自己有来处，也有归途，就安心了。心安则精神昂扬，反之则精神萎靡。
中国文学中，最好的作品，都是关于乡土叙事的，这种乡土资源里，隐藏着一整套关于中国人生存的解释方法。这是极为重要的认识尺度，离开这个尺度，对中国人的描述就可能是残缺的、表浅的。
重新认识乡土资源的叙事意义，就是要打开这个视界，使之滋润当下的写作，提升当下的写作。乡土昭示写作的根源，也解放作家的感官，它的差异性、感受性经验，对一种有活力的写作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感觉的枯竭，感受力的麻木，有时不在于才华，也在于作家的经历里缺少一种来自自然、大地的滋养，不生动，没有质感，更无法通过丰富的物象描写和情理逻辑来建构一个文学世界。文学的苍白，是因为失去了那种生机勃勃的品质，失去了具有独特经验的个人讲述。而有了乡土资源这一根基，文学能更好地描绘出什么是人类世界不可摧毁的信念，什么是人类世界无法磨灭的声音。
福克纳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说：“人是不朽的，他的延续是永远不断的——即使当那末日的丧钟敲响，并从那最后的夕阳将坠的岩石上逐渐消失之时，世界上还会留下一种声音，即人类那种微弱的却永不衰竭的声音，在绵绵不绝。”“人的不朽，不只是因为他在万物中是唯一具有永不衰竭的声音，更因为他有灵魂——有使人类能够同情、能够牺牲、能够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能同情、牺牲、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荣耀，就在于振奋人心，鼓舞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和牺牲精神，这正是人类往昔的荣耀，也是使人类永垂不朽的根源。诗人的声音不应仅仅是人为的记录，更应该成为帮助人类永垂不朽的支柱和栋梁。”[6]福克纳也是一个乡土作家，他怀着对土地的深情，揭示了人类社会不可摧毁、得以一直延续下来的可贵品质，他站在大地的立场上，见证了人类灵魂的伟大。
中国的作家缺的正是这种精神。我们这块土地有如此深重的苦难，也有如此灿烂的荣耀，这么多人在此生生不息，活着，死去，留下了太多的故事，也留下了太多的叹息，可在现有的书写者中，还远没有写出真正震撼人心的故事，也还没有挖掘、塑造出这块土地上真正得以存续的精神。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多是揭露、批判，写法上也多是心狠手辣的，它对黑暗和局限的描写，达到了一个深度，但文学终究不仅是揭露的，不仅是对黑暗的认识，它也需要有怜悯和希望的声音，也需要探求“人类永垂不朽的根源”。这种写作追求告诉我们，离开了大地，离开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座，作家就无法分享永恒，无法辨识出自己是谁，他者又是谁。我何以存活在这世上？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灵魂的声音发自何方，又朝向何处？这些问题，在中国，只有大地能回答，只有故乡能回答。[7]
注释
[1]转引自隋峻：《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载《青岛日报》2011年11月17日。
[2]引自《莫言王尧对话录》，第31-33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3]莫言：《故乡往事》，见《莫言散文》，第1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4]贾平凹：《高老庄》，第87页，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
[5]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第1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6]见毛信德主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第37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
[7]本文是作者的课堂讲课实录节选，根据录音整理、修改而成。整理者为陈颖，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