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我们的论文
刘效仁
近年来，从教授博导到普通学生，媒体曝光的论文造假事件呈高发态势。可是你知道吗，论文造假的背后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记者历经两个多月调查，“潜伏”进多家论文造假公司，日前揭开这个产业链触目惊心的黑幕。（2016年07月12日新华网）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真得要感谢央视记者身入虎穴，使公众识得庐山真面目。我们原以为，枪手们总是散兵游勇，皮包公司，远未想到今非昔比，不只鸟枪换炮组团结盟，且摇身一变成了实体公司，“比先前阔多了”。据广州名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郑经理介绍，该公司的论文生产线就由五个核心部门组成——竞价部、企划部、顾问部、财务部、创作部，五部门环环相扣，互相配合，流水线作业。每个业务员基本上都加了三四百个研究生群，500多业务员几乎渗透进了我国大多数高校的研究生群，堪称一网打尽。
关键更在于，“目前整个论文造假行业正在处于高速增长期，现在业务员一天内接到几十单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一个不大的公司去年共完成了4688.5单（单笔交易在500元以下的算0.5单），相当于一天就能接十几单业务。今年仅一月份就已完成1395.5单。究竟每年赚取了多少黑心钱，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在全民创新创业的时代大背景下，在大树诚信、敬业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舆情下，论文造假行业闷声发大财，“高速增长”，委实是极大的讽刺。
当然，关键在于有旺盛的市场需求。除了普通的职评论文千把元可以搞定，硕士论文价码五千到一万元左右，博士论文一篇大概五六万元，难度大一些的比如医学类的论文则要更贵，一篇硕士论文要价大概一万七左右。东北一高校在读博士生定制的论文，全文12万字，全款高达7万元，买家已支付2万多元的订金，也是蛮拼的。
可博士显非一个人在战斗。一家公司内部文件显示，客户名单中涉及超过500所高校的学生。其中11份进度表中涉及约300篇硕士论文，意味着至少300个在读硕士研究生已经付钱买了论文骗取学位。全国究竟有多少硕博生因此骗取了学位，真的不好说。
不能不说学子们的品格出了问题，未能学会独立思考，学会自尊自重，反倒学会了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瞒天过海。当这些不合格的“产品”流入社会之后，又将对整个风气产生多少恶劣的影响，恐怕无论怎样估计都算不上过高。
显然，高等教育也出了致命的偏差。只知教书而忘记育人，甚至连教书的职分都没有尽到。否则，硕博生们何以连基本的写作能力、连起码的创新能力都不具备。问题更在于，如此购买的论文竟然轻易地骗过了教授们的眼目，一路通过答辩，顺利拿到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
论文水准高低评估的学术标准在哪里，其真伪的甄别手段又在哪儿？仅仅靠“检测软件”？可悲的是，当“我今天晚餐吃了番茄炒蛋”变成“西红柿炒鸡蛋作为我的晚饭”，软件检测其重复率为0，摇身变成了100%纯原创论文。更让人质疑，不只是理当审慎严格把关的教授们未能“放出眼光”，甚或因种种利益纠葛被蒙上了一双慧眼，或者主动缴械投降，遂让一篇篇低劣论文登堂入室，成了学位桂冠上的耀眼光环。
论文造假公司固然可恨，理应受到惩处，但论文造假事件的真正元凶与既得利益者，那些买假论文的人，拿着假论文骗职称、骗学位、骗荣誉的人，更应受到惩治。可拿什么拯救教育的尊严，拯救学子的灵魂，拯救学者的良心，仍是一个问题。
（原载《检察日报》2016年7月22日）
可杀10头牛办婚事的“细则”
阮直
俗话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说得实在、还是说得虚假，是说得狡猾、还是说得含糊，别人一听就明白，其中多少是含金，多少是忽悠，多少是猫腻，不用你再解释了。
就说这四川凉山州金阳县出台《关于遏制婚丧事宜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的实施细则（试行）》文件吧，咋看都不是在执行中央的“八项规定”。这个县想用10条刚性的规定，来遏制本县婚丧嫁娶时的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可我看完之后却被逗乐了。比如：婚嫁礼金总额不超过6万元；婚嫁宴席只能办理一次，宴请亲朋不超过69桌；婚嫁中送亲接亲车不得超过6辆；丧葬中亲属一方奔丧车辆不得超过5辆，杀牛数量原则控制在5头以内，最高不能超过10头……包括普通群众都得遵照执行。
那么，参照金阳县的这个“细则”，本老汉也为自己所管的几名员工制定一个《文明职工守则》：耍流氓只能耍一次，撒谎一年不能超过6次，给领导送礼一次800元为上限，请领导吃饭只能在农家乐或大排档，凡安排在星级酒店的领导要一概拒绝。
不要以为这是本老汉在开玩笑，杀牛可以杀10头，婚宴可以摆69桌，不可再摆第二轮，礼金可以收6万。制定如此“细则”这不是为自己今后钻“八项规定”空子留活口吗？就是放在“十八大”之前也是过分的吧。
当然，我们理解凉山地区的民俗、民风，可是，既然是为领导干部、公务员制定的反“铺张浪费”“细则”，就不能淡化、忽略中央的“八项规定”，那是刚性的。在中国大陆哪级党组织，哪级人民政府，都不能另搞一套。否则的话，都有特殊性。少数民族有民俗，汉民族乡下有传统，富裕地区生活标准高，哪个地区都能找到自己的独特性，要是都搞出一套本县的“婚丧嫁娶细则”来，中央的规定就给中央委员自己执行了。
更为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金阳县还以为本县的百姓是县政府的臣民呢，他们让“普通群众都得遵照执行”这个细则。看来他们是权威惯了，还不知道自己都该干些什么。本老汉在此提醒他们一句：作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作为百姓“法无禁止即可为”。
这个“细则”表面上看是限制全县的领导、干部、职员借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大敛钱财，可仔细一读，它还是允许大家“小敛钱财”。大流氓是流氓，小流氓就不是流氓吗？限速60公里的地段，我们不能再制定一个65公里之内的细则吧。
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一个以“县治”为核心的行政体系，不符合国家法律与规则的地方细则，县一级没少制定，诸如成立“馒头办”，为卖馒头的商户制定“细则”，其实就是要垄断市场。但为干部自己制定的“细则”就留足了“钻空子”的活口，为大家日后行个方便，可这事儿如今是不能瞒天过海的了。
这样的细则是背离了组织原则与百姓心愿的，不仅会受到上级的批评，普通百姓也没人理睬这个“细则”，这个“活口儿”还是自己早点儿堵上为好！
（原载《讽刺与幽默》2016年2月5日）
谁让我们陷入两难境地
刘兴雨
人们常常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要说折磨人恐怕没有比这更折磨人的。就像一些热恋时被感情烧糊涂的女性，总爱撒娇地问热恋的对象，如果你妈和我同时落水，你先救谁？
难怪哈姆莱特总是念叨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那么，是谁让我们陷入了这种两难境地呢？
人所以两难，是因为选择哪一个结果都会让自己留下遗憾，选择哪一个结果都会给别人造成有意无意的伤害。有些人喜欢快刀斩乱麻，绝不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但有些事并不是一把快刀就能解决的。就像选择工作，一个是自己喜欢干的但挣得少，一个是自己不喜欢的但收入高，为了钱多就得委屈自己的志趣，为了自己的志趣就得忍受清贫。有了工作，有人处处给你掣肘，你还不得不干，欲干不能欲罢不忍，也是两难。姑娘选择对象，一个有钱但人品不大好，一个人品好但钱不多，这可能就让姑娘为难，选哪一个都会让她蒙受损失。相反也是一样，让小伙选姑娘，一个长得俊，但既不温柔又不贤惠，一个既温柔又贤惠，但长得不理想，选哪一个都会心有不甘，也会心有不舍。
这么看，似乎是我们自己让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是自己的犹豫、自己的目标不清。可看得多了，又不免怀疑这个结论。
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在户口登记时被无意中写错，办身份证时他要恢复过来，可办证的人说什么也不同意。当然，他能说出一大堆依据。即使是他们登记时弄错的，你也没有改正的权利。
这还只是个人的名字的问题，只关乎一个人的利益。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让许多人陷入两难境地。听说，一个小区人们都交了买房款，可到了入住的时间就是不能入住。一打听明白了，原来好多房子都是一户卖给两家，人们去找开发商，开发商却揣着钱跑路了。
人们被逼无奈集体上访，可也不知谁规定的不许集体上访，到法院涉及房地产拆迁之类的事又不受理，有权力的部门还动用警力把上访者抓了起来。上边不给解决问题，下边集体上访又不准，逼得人跳井的心都有。如此看来，使人陷入两难境地的就不是自己了，而是不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人们或有关部门。
鲁迅先生说过一个故事，说爷俩牵一头毛驴上街，一开始父亲心疼孩子，让孩子骑在毛驴上，有人见到就说这个孩子真不懂事，让他爸在地上走，他骑毛驴，小孩一听，下了驴，让老父亲骑上，可有人见到又批评当爹的忍心让孩子走。爷俩没招，就都骑在毛驴身上，还是有人嘲笑，太虐待牲口了。俩人实在没法，只好抬着毛驴回家。人们只把它当笑话来说，绝不相信现实中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现在媒体就遇到了类似的尴尬。老人跌倒有人救助却被人家讹上，这是多么令人上火又令人痛苦的事情。记者将此事披露出来，引发了人心的地震。一时间议论风起，人们莫衷一是。报道者认为，不能让好人流血又流泪，应该声讨不义的人，哪怕是老人。反对者觉得，这么一弄，以后谁还敢见义勇为。双方相持不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颇有些让人难以适从。也就是说，人们的不同看法不同观念，也会导致人陷入两难境地。
不管怎样为难，最后也得做出选择，选择的原则无非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就可以理解孟子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时候，舍鱼而取熊掌。其实，有时连利害的轻重都难以权衡。就像周国平讲的一个故事，一对母子同时落入洪水之中，农民救起了妻子，孩子却淹死了。事后人们议论，救妻子对，孩子可以再生。有人说妻子可以另娶，孩子却不能死而复活。作者问那个农民怎样想的。那个农民说，洪水袭来，妻子就在我身边，我救完她，孩子已被洪水冲走了。
由此可见，许多选择也是出于无奈，人们只能顺其自然。
当然，在有些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含含糊糊。20多年前，有些人大搞反和平演变，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提不念，邓小平来了个南方谈话，认定主要祸害还是“左”，“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一下子拨正了航向。这种眼光和魄力真让人追怀不已。
（原载《中国检察日报》4月29日）
第100只“老虎”
徐迅雷
2016年2月4日这天，两条有关监督执纪、反腐打虎的新闻，给人深刻印象：一是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因为严重违纪，遭到撤职和“断崖式”降级，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魏宏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纪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但还是“同志”。另一个是，当过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政府副主席、政协副主席的赵黎平，涉嫌故意杀人，已被提起公诉；《新京报》这天报道说，有律师分析称“赵黎平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很大”。
赵黎平，汉族，1951年8月出生，辽宁建平人，197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4月参加工作，1985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毕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职研究生班毕业，研究生学历，副总警监警衔……他是十八大以来被宣布调查的第100只“老虎”——这“百虎图”搁一块儿肯定是很壮观的。而且，赵黎平一案还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例省部级官员亲手杀人案。
这个当过公安厅厅长的赵黎平，私藏枪支弹药，有预谋地对被害人下手开枪，而对方是一名与他“关系较为亲密的女性”，两人相识多年，是情人关系。赵黎平在内蒙古赤峰市“痛下杀手”时的情形令人惊悚：第一次开枪后，对方没被打死，逃命过程中拨通了110，万分惊恐中告诉接线民警是原公安厅长赵黎平要杀她；而赵黎平飞驰奥迪车，追赶上，再次开枪，当即将对方杀死，尸体装进后备厢，拉走抛尸灭迹。不知道，让他去抓毒贩之类的，他有这么能干否？
赵黎平在警界任职四十余年，其行为的主观恶性极为恶劣。都说有权不能任性，可是在赵黎平那里，他还“任”两种“性”：一是对女人以“性”取乐，有报道说他还不止一个情妇；二是一旦双方发生冲突，他就任性地取人性命。看来权力任性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的，玩情妇是一种，杀情妇也是一种——最极端、最疯狂的一种。为了遏止这种权力任性，今后官员向组织的财产申报、重大事项的报告，得把“有情人”给列入，因为这真是重大事项啊，搞不好还会弄出人命，这不是重大事项那什么是重大事项？
赵黎平杀人案发生在2015年3月20日，此前在“3·20”案件通报会上，有关方面认为，“案件是赵黎平蓄谋已久、精心策划实施的，对内蒙古公安机关形象产生了颠覆性的破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与会者“一致认为赵黎平是公安系统的败类”。可是，在“败类”没有“败露”的时候，你能否想到，他赵黎平竟然还是一个作家！我也是在查阅有关赵黎平资料的时候，才知晓这个“背景”。
在中国作家网“中国作协会员辞典”下，至今还挂有他赵黎平的大名。赵黎平1998年加入中国作协，是“内蒙古公安文联主席，全国公安文联理事”；出版有长篇小说《大司马传奇》，散文《俄罗斯散记》，诗集《大漠孤烟》，文选《中国谋略家箴言》，电视剧剧本《王陵疑案》等。啊哈，还是个多面手。最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还是一个作家里的杂文家，他的杂文集《大梦谁先觉》获得1995年全国“五个一”工程最佳图书提名奖、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我孤陋寡闻，尽管写作杂文二十年，好歹也出版过十多本杂文、评论集子，咋就没有听说过赵黎平这个“杂文家”呢！不知道这《大梦谁先觉》是嘛玩意，还能得“五个一”工程奖，恐怕是因为他是高官才得的吧。不知道他在这本书中是如何“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上孔夫子旧书网查询，竟有好几本不同作者写的书用的是这同样的书名，他赵黎平著的仅有一本出售，售书摊出自内蒙古，定价“飙升”至80元，原来是“物以稀为贵”了哈。
《大梦谁先觉》这个书名倒是不错，只不过赵黎平为官为文的“大梦”一直做着，直到这回亲手杀了人，这梦才算是“觉醒”了。他这个杂文界的败类，可是弄过“中国谋略家箴言”的，他学到的最大“谋略”，竟然是亲自动手，开枪把情妇给谋杀了！他何止是公安系统的败类、杂文界的败类，他不是共产党员队伍里的败类、国家行政系统中高级领导干部的败类么？很标准的，可以上反腐防腐的教材，可以拍成廉政教育纪录片什么的。
然而，这个败类在败露之前，他不正是咱们党政领导干部中“文武双全”的中坚么？
“作为一个省部级官员，亲手用枪打死人，这个事件十分特殊和罕见，具有事发型的典型效应，这也或将成为其会被判处极刑的一个考量因素。”律师分析说，“同时，除了涉嫌故意杀人，赵黎平还涉嫌职务犯罪，一旦查明，法院会对赵黎平数罪并罚，合并执行，但如果是判处赵黎平死刑，不论其他罪名的刑罚怎样，都将对其执行死刑。”
这第100只“老虎”，头顶副部级高官的光环、肩扛副总警监警衔、身披作家的外衣、腰插私藏的手枪，面上满嘴倡廉，背后满腹盗娼，简直比“国妖”还国妖。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厚黑学”造就了他，难道不值得有关方面深刻反省、深长思之吗？
这个赵黎平，如果仅仅是毙了就毙了，那咱们真是该死。
（原载《杂文选刊》2016年3月上）
县大院里的“官一代”
刘吉同
鄙人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县大院，当时的那些“县太爷”，如今已垂垂老矣，有的甚至已呜呼哀哉了。眼下，他们的子女都挑起了“大梁”，官大的已至县处级，不咋样的也是本邑的副镇长。没见过多大世面的我，眼中的“官二代”也就是尔等了。
聊聊我眼中的“官一代”——今日那些“官二代”的父辈，并不是一件没有意思的事。
多出身草根。当年的那些“官一代”，来源于多个渠道。一是“文革”前的大学生。1983年中央提出“干部知识化”时，这些人已在基层滚打一二十年了，赶上了末班车，于是很顺利地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了“县太爷”。这些老牌大学生多来自普通之家，也有的来自地富家庭乃至本人曾当过“右派”。二是当年从贫下中农里挑选出的“佼佼者”，比如“学毛著积极分子”“优秀生产队长”“铁姑娘队”等等。这些人身上有较浓的泥土味但多没有学历，不过后来“与时俱进”都弄了张文凭，摇身一变也“知识化”了，从而进了班子。三是“工农兵大学生”和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届大学生。这些人生逢其时，走出校门不久便做了官。他们的出身多很卑微，“高考”前最体面的职业，恐怕就是民办教师了。总之，“官一代”的父辈不是“李刚”，他们没有什么靠山，之所以能成为“县太爷”，与80年代公平选人的环境关系很大。
为儿女经营的意识很强。当这些人官帽加额、手掌权力时，有的便开始经营自己妻儿的前程了。第一步是“农转非”，很多家庭的户口本就是那个时候由绿变红的。这事在当时可谓“鱼跳龙门”。第二步是安排工作。计划经济时代，“官二代”进的多是商业、供销、物资部门；市场经济来了，则都一股脑儿涌进了“公检法”和财税、人事、监察等部门，以后又开始往组织部、共青团系统里钻，好占领做官的“制高点”。第三步是谋求官帽。在一个县，凭借“好大一棵树”的庇荫，一家族人中有五六个科级官员以至形成权力“互联网”的，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官一代”的官职是“官二代”的参照。某县曾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两位“官二代”甲与乙同时提拔的副科级，两年后乙超越甲成了正科，任某局的“一把手”。而恰恰甲的老爹比乙的老爹资格老，于是，甲的老爹便去找“管官的官”理论，说乙凭什么超过甲？我当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时，乙他爹才是个乡党委书记。这一闹还真管用，为了平衡，不久甲也成了正科。通常讲，昔日的书记、县长的公子千金，若于本县内高于昔日的副县级的子女，大家都会认为“理所当然”，反之就有些不合“情理”了。
上述“官一代”的所为说明了什么？其一，脑子里有着浓厚的封建遗存。他们活在当代，之前也很普通，既非天才，也非功臣，更没有王侯之尊。但是，在其灵魂深处，仍存世袭思想，老爹做官掌权，也得让儿子做官掌权，而且这种思想目前仍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二，自私和特权思想作祟。就像大家挤公交车，当自己没有挤上去的时候，总是痛恨那些靠歪门邪道上去的人，渴望能有一个对人人公平的“挤车规则”。然而，等他们挤上车之后，则立场变了，特别讨厌公平，因为照那样做自己的“鸡犬”就上不了车。于是，便想方设法破坏“规则”、掏空“规则”，使“规则”有名无实，乃至制定新的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上世纪90年代，有的县就有个“内部规定”，每个县级领导干部，其子女可享受一个副科级指标。以后这个口子越开越大，市级领导的子女都成了县级，县级领导的子女都成了科级，成了寻常事。
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趋利是人的本性。可这样的本性若进了公权领域，就会带来无尽的祸害，必须坚决遏制。但是，出自本性的东西，靠道德的说教是很难奏效的，只能靠铁的规则——这样的规则，能充分体现民意，杜绝某些特权者塞进的私货，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公平。
（原载《杂文月刊》2016年第5期）
“论文大国”与抄袭学
齐世明
学子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临（毕业）门”的莘莘学子，要赶论文，找“下家”（工作单位），真叫一个“倍儿忙”！
正好说说“赶论文”。近日，传媒连续曝光数起论文抄袭事件，如《山东大学一硕士论文疑似大面积抄袭，连文末“致谢”都不放过》《长沙学院宣传部长被曝抄袭，人大副教授指其“盗取”论文抢发》等，个中情形实在令人一震，也不能不引发笔者之议。
中国早有“论文大国”之名。2014年即有数据透露，中国每年产出的学术论文已达数百万篇，中国国际论文和科技期刊数量均居世界第二。论文也雄踞“世界老二”，可贺么？与之相伴孽生的“大面积抄袭”问题，不能不让人“独坐幽怨里，拍案复长啸”。
或为评职称，或为课题费，或为完成既定指标，或为考核体现“政绩”，或为浅近的名利，或为“临（毕业）门一脚”，毕业“胜利大逃亡”……越来越强劲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枪手”，也日臻“系列”地形成了各种“抄袭学”。
笔者静观默察复搜索枯肠，“大胆发现”抄袭作为一种文化世相——病相，当下可分三种“时态”、三个层次：
低端的可称“大众”，仍如我辈读小学时描仿影，亦步亦趋，直至一字不爽——眼下有“百度”亦有形形色色的“搜”，一“度”一“搜”，岂不是“全盘搞定”？君可闻？闹得各地纸媒的副刊几乎都不上网，据说是被真作者追究抄袭追究怕了，打不起“官司”。另一重灾区是时评，谁也不敢发“陌生面孔”的文字。
中层的就算是个中“高段位”吧，已经辗转腾挪，上天入地，从我处裁一段“凤头”导语，从你文切下一块“猪肚”内容，从他篇再续一下“豹尾”……你纵然生就火眼金睛，哪有“读‘网’破万‘家’”的功夫，又如何追究其责？
前些天，一全国名牌大学研究生回家，与笔者谈到其导师写论文的“名言”：抄一个人的文章那是抄袭，同时抄袭几个人的文章那叫科学研究。循此“名言”自不难理解，中国学术论文发表量居世界老二，如何被称“论文工厂”，又有多少论文抄袭的丑剧在上演？多少欧美权威刊物揭你抄袭之丑、愤而撤稿的“警号”在鸣响……
高端的“凤毛麟角”，一目十行，已摄取了你大作之“精气神”，敷衍成篇成剧，成“自行设计、自己名牌”，可“独家”、可头题、可“开XX先河”、可成“填补全国空白”。甚至于你的“遗珠之憾”，他居然可以“晴雯补裘”，倒把你弄得一愣一愣的，内心先已怯了二分……
抄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自古既存，于今为烈的。不过，其“新技术、新发展”，让古人闻之也会拍案惊奇：
最新一种是作者冒充专家邮箱，“打造”虚假同行评议。众皆惊悉，近几个月有百余篇中国论文遭英、德等国欧洲名刊撤稿，为何？同行评议是学术刊物普遍采取的论文评审制度。有些国人借此“以售其奸”，既登场比赛，又冒充裁判：用自己注册的邮箱地址冒充专家邮箱，评审时论文实际上是返回到投稿者手里。投稿人冒充评审人将好评发至出版方，操纵评审。
抄袭种种，竟被奉为成功学新科目！这让人油然想到那可怕且令人警醒的“国人思维定式”：一提到办事，就想到关系；一提到论文，就想到抄袭；一提到打假，就想到假打……
而“学术四害”（作假多，署名滥，抄袭猛，剽窃快）之说，更令笔者不能不痛指，而今动辄“数典忘祖”，不过民族基因谁也“忘”不掉，你精神的DNA无法逃避，它始终畅流在你的血管里，不好意思，抄袭——“文偷”也成了传承的基因之一，衍生为现时社会一种病态。什么病态？笔者以为，是可与“一脱而红”“一夜暴富”合为“三部曲”的不劳而获综合征，“学术”一点儿讲，是寄生症，说白了，就是“文偷病”。不过这病态，在时下更具传染性质，其威远胜“非典”，足以警醒国人，以引来医疗。
（原载《讽刺与幽默》2016年6月10日、9月9日）
驴的悲剧及其他
陆春祥
山西，省城外有晋祠，这里，人烟稠密，商贾云集。
此地有酒馆，所烹驴肉最香美，远近闻名，来酒馆喝酒的人，日以千计，大家都叫“鲈香馆”，借“鲈”为“驴”也。
这驴肉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用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拍打。再将驴脚捆在四根桩上，驴背上用一根横木穿过，将驴头和尾捆结实，驴便不能动弹了。然后用沸腾的开水，浇遍驴身，将毛刮尽，再用快刀割肉，吃多少割多少，客人如果要吃驴的前后腿，或者背脊肉，或者头尾肉，或者肚子里的下水，随便点。
往往客人下箸时，驴都还没有咽气，一直在挣扎。
这个馆，一直开了十多年。
一直到乾隆辛丑年，长白巴公延三做山西首长，听说这样的事后，立即命令地方官查处，从业的十余人，都按谋财害命论罪，店老板斩首，其余的都充军，政府刻石碑，永远禁止。
上面的情节，出自清代作家钱泳的笔记《履园丛话》卷十七，《报应·残忍》。
驴的悲剧，在古代中国大地继续上演。
我们将镜头转向陕西。陕西有“汤驴”，驴肉当特产送人，据说味道极佳美。那，“汤驴”又怎么制作呢？
先用厚厚的木板铺地上，要稍高出地面一些，再用钉子将木板逐一钉牢固，然后，在木板上凿四个洞，洞的大小，要和驴四个蹄一样。做完这一切，就将驴子拉上板，驴蹄踩在木板洞中，驴身转动不得。接下来，屠夫要做的是，站在高处，将滚烫的开水，从驴头开始浇，一直浇到尾，遍体淋漓，无论驴怎么挣扎，木板像铁板一样坚固，不一会儿，驴毛全部脱尽，全身雪白，再看驴，早已气绝，驴肉也已烫熟。
接下来，屠夫将驴从木板上解下，开膛，剖去肠脏，分割其肉，割成大大小小的块状，挂在有风的地方，风干。
吃货们，还嫌此时的驴肉太松，就将肉用芦篾上下夹好，放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任车马往来践踏，久之才将肉收回。
这样做出来的驴肉，珍贵异常，不是重要筵席不轻易上，陕西本地也极贵重，将它当作重要特产馈赠。
清朝初年，扈申忠巡按陕西，得知“汤驴”一事，严厉加以禁止。如有犯者，处以重法。此后，这种吃法才慢慢止息。
描述“汤驴”的作者，也是清代作家，叫宋荦，他的《在园杂志》卷四中，不仅写了驴，还写了铁脚、鹅掌、炮鳖，状也极惨烈。
铁脚。天津卫有小鸟，生着一双黑爪，人们叫它“铁脚”。用来烹炒作为下酒物，味鲜爽口。
看人们怎么拔毛的：这种鸟群居生活，群飞时，用网罗之，一网可得好多只。将鸟抓到后，地上掘一个坑，用火烧红，将鸟从网中倒入坑，用东西盖严实，铁脚们在坑里乱飞相触，热气交加，互相扑打，鸟毛很快脱落。
鹅掌。明朝太监极喜欢吃鹅掌，但嫌鹅掌不够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先用砖头砌一个火坑，砖烧得通红，然后，将鹅赶到火坑里，砖烫，鹅站不脚，只有在火坑里不断地跳来跳去，跳就是逃命，一身血脉，都集中到掌上，越跳得快，掌越肥厚，不久，鹅受烫不过，就死掉了。
我家附近有中国刀剪博物馆。有次，进去参观了一下，一圈下来，什么也没记住，只在一把标有“猴脑剪”的展柜前停下了脚步。
该剪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形体并不大，中等显小，只是刀口部位略尖而已，如果没有文字说明，绝对不会想到它是专门用来取猴脑的。而剪刀的历史已经有百来年了，但并没标明产地。
所有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曾经作为一种普通产品而生产，重要的是许多地方曾经有活吃猴脑这道菜（我在一本清末法国人写的书里读到过中国人活吃猴脑的细节）。
冰冷的猴脑剪，没有任何表情，静静地躺在大运河畔的博物馆里。
例子不举了，有好些看得人心惊肉跳。
只要不是素食主义者，或者职业限制，人都得吃肉，但活吃驴肉，活吃鹅掌，活吃铁脚，活吃鳖，一系列的活吃，真让人毛骨悚然。
为什么要活吃？图的只是鲜活，血是鲜的，肉是活的。
那大批涌到“鲈香馆”的食客，将“汤驴”当作宝贝，冲的就是驴肉的鲜活，柔，嫩，滑，鲜，他们视挣扎的驴而不见，只顾饱口腹之欲。
而酒醉的驴子，一刀一刀割着，生不如死。被木板绑着的驴子，开水从头烫到尾，生不如死。
动物保护主义者，痛斥这种惨无人道的吃法。宋荦，也在文字里谴责和怜悯：“其死甚于一刀，恸楚为何如耶？”“适于口，忍于心矣”“吾不知其是何心也”！
现代，餐馆里还有家常菜：醉虾，用白酒将虾灌醉，各种调料放进，食客将箸伸进虾盆里，那虾间或还要跳动几下，不管它如何跳，食客们却是一边咂味着，一边吐出虾壳，还不忘赞美醉虾的味道。
鲈香馆，汤驴，谋大量钱财，害活驴性命。清朝这样的判法，绝对尊重生命。
哀驴，就是一面历史折射镜。
吃得奢侈，往往是道德上的作死，无论古今。
（原载《解放日报》2016年8月4日）
“芝麻”为什么开不开门
王重旭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之所以让人喜欢，就是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太灵验了，不仅强盗念它大门可开，就是阿里巴巴这样的穷小子念它，大门也开。算了，这老掉牙的故事，就别去讲它了。
一天，翻捡旧书，偶见一文，题目是《机关门和地狱门哪个更难进》，忽觉眼前一亮，好题目。
作者讲，现在机关都有武警把门，好难进。有一次他进某机关开会，在大门口被拦住，他“自我感觉长得还算人模狗样的，不太像个上访者，也不像个农民工，更不像个坏人，可是不知为什么，把门的却对我十分照顾”，无论如何也不让他进。
我也碰上过这样的尴尬事。
我有一个同学在省里某机关工作，在大学我俩是好朋友，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到省里一定过来，咱们聚一聚。”我这个人不愿见领导，尤其咱是小地方的，人家挺忙的，不要添麻烦。但同学实在热情，况且确实多年未见，盛情难却。
那回真的到省里了。我到了他机关门口，门口武警把门，威风凛凛，远远地心里就怯了起来，硬着头皮想对警卫说，我要找某某。还没等我靠前，警卫手指着我，厉声喝道：“退回去。”
我一下子呆住了，我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想向他说明一下情况，求得他的帮助，而且很有礼貌。
我战战兢兢地赶紧退后，半天才缓过神来。这时出入大门的同志见我不像坏人，便告诉我：“你要找谁，给他打电话，他下来接你。”
本想突然出现在同学面前，给他个惊喜。可现在做不到了，只好打电话。我说：“老同学，我来到你机关的大门口，可是警卫大喝一声，吓得我心脏病差点犯了。不给你添麻烦了，给你打个电话，我就回去了。”
同学知道是我，非常高兴，哪里肯让我走，说：“别呀，都到门口了。没办法，机关就这么规定的，你等着，我这就去接你。”
于是我就在门口等着，过了老半天同学来了，大老远就跑过来，和我拥抱，并抱歉地说：“刚出门，就碰上一位同志要签个文件，让你久等了。走。”说罢，拽我就往大门里进。没想到，警卫依然大喝一声：“站住。”我的同学急忙解释：“我就是刚才出来的，你看到了，出来接个同学，我是某某办公室的。”警卫依然让人生畏：“证件。”
同学忙说：“下来接同学，忘带了。”警卫说：“不能进，退后。”
同学一脸的尴尬，忙打电话，对办公室说：“我在大门口，没带证件，你下来接我一下。”
办公室的人一会儿来了，远远地站在门里，对警卫说：“那位是我们的主任，我下来接他的。”警卫毫无表示。同学说：“走吧。”
我已兴致全无，对同学说：“我还是别上去了，在这里看看你就行了。”
从此，我虽然常到省城，却再也没到这位同学那儿去。
《机关门和地狱门哪个更难进》的作者和我不在一省，但发生的事情却很相似，这说明此类事情不是个别现象。不过，那位作者为了表示对这种现象的不满，列举西方一些政府部门如何可以随便参观，如何可以随意进出，甚至可以前去吃饭等等来对照。其实，有些事情，咱和西方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国家制度不一样，人的素质不一样，服务的对象不一样。
有人说，资产阶级政府都让人民进，人民政府为什么不让人民进？这就有些不说理了。资产阶级政府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人少，所以政府闲着没事干；我们是人民政府，人民那么多，所以政府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有时连星期天都不能休息。再说，中国人那么多，大家都进去闲逛，还让人家办公不？尤其像有些退休的老同志，以为自己当年做了多少贡献，常来机关，这屋坐坐，那屋唠唠，就已经够影响工作的了。再让那么多的老百姓进来，岂不成了大市场了。
再说了，要历史地看警卫的事情。人民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美蒋特务对新生政权心怀仇恨，常常计划暗杀我们的革命干部，你不加强保卫，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就会让敌特也混进来。一旦我们的领导干部被敌人暗杀，损失就不可挽回了。现在西方接收难民，表面看办了好事，可是恐怖分子也混了进去，结果暴恐事件频发。所以，保卫必须加强。虽然这样表面看，离人民远了点，但是领导干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之中，算一下，还是蛮合算的。
有人说，现在已经建国60多年了，已经没有敌特了，还这么严格，有必要吗？有必要，这根弦不能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矛盾逐渐加大，有事没事来上访的人，对社会心怀不满的人，精神失常的人，不防行吗？那些把门的武警战士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罢了，又何必责怪于他呢？
于是我想起小学课本中《列宁与卫兵》的故事，好在不长，不妨全文照录。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一天早晨，朝阳透过薄雾，把金色的光辉洒在高大的斯莫尔尼宫上。
人民委员会就设在斯莫尔尼宫，在门前站岗的是新战士洛班诺夫。班长叮嘱他说：“洛班诺夫同志，你今天第一次站岗。到这里来的人很多，你的任务是检查他们的通行证。列宁同志要来这里开会，你千万不能让坏人混进来！”
“是，班长同志。”洛班诺夫行了个军礼，“我以革命的名义保证，一定为列宁同志站好岗！”
太阳越升越高，到斯莫尔尼宫开会和办事的人真多，有工人，有士兵，有农民，还有学生。洛班诺夫认真地检查了他们的通行证。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在考虑什么问题。
“同志，您的通行证？”洛班诺夫拦住了他。
“噢，通行证，我就拿。”列宁急忙把手伸进衣兜里拿通行证。
一位来开会的同志看到洛班诺夫拦住了列宁查通行证，就生气地嚷起来：“放行吧，放行吧！他是列宁！”“对不起。”洛班诺夫严肃地说，“我没有见过列宁。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
列宁把通行证交给洛班诺夫。洛班诺夫接过来一看，果然是列宁同志，他非常不安，举手行礼说：“列宁同志，请原谅，我耽误了你的时间。”
列宁握住这位年轻战士的手，高兴地说：“你做得很对，小伙子！你对工作很负责任。谢谢！”
他又回过头来对旁边那位同志说：“你不该责备他。我们就需要这样认真负责的好战士。革命纪律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我也不能例外。”
（原载《杂文选刊》2016年第7期）
狼的另一面
孙贵颂
有位作家说过，人什么时候变成狼，这个世界就太平了。我联系到狼的一些表现，觉得此言很有道理。
讲几个故事吧。
一个发生在西藏。一个星期天，几位解放军战士闲来无事，请假去野地里采摘雪莲。行前，做了充分准备，水壶、干粮、药品，一应俱全。哪知转悠了一上午，也没发现雪莲的影子。几个人很是扫兴。正准备返回，仿佛是来提神助兴似的，一只小狼出现了。这只小狼的腿不知为何受了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小狼也发现了他们，想跑，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位军人没想到竟然逮到了一只狼，也算不虚此行。然而当他们发现小狼受伤之后，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当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小狼细心地包扎。刚把这个不够专业的活干完，远远地就跑来一只老狼。不用说，它是来找孩子的。几位军人刹那间没了主意，烧香引鬼，救小狼竟然把老狼给招来了。大家都知道，老狼看见孩子在别人手里，一定会拼命的。军人虽然不怕死，但也不免惴惴然。无计可施之时，他们赶紧将小狼放了。然后若无其事地赶路。老狼将自己的孩子收到身边，并未立即投入战斗，而是不紧不慢地尾随着他们。几位军人想，老狼肯定是在选择下手的时机，反正我们有好几个人，对付一只狼不在话下。于是就保持着高度警惕，做好了与狼进行恶战的准备。然而老狼迟迟不动手，一直与他们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弄得几位更加忐忑不安。当走到一个悬崖峭壁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朵硕大的雪莲。军人们是为寻找雪莲出来的，但这时却没有一点要去摘那朵雪莲的心思——老狼在后面盯着呢！况且，那雪莲长的地方太陡峭，根本上不去。正想着，只见那只老狼一个飞跃，众人还没缓过神来，老狼已经将那雪莲叼在了嘴里！
老狼将雪莲往地上一放，带着孩子往回走了。
都说狼是凶残的。然而我从这只老狼的身上，分明看到了狼其实也有善良的心地。我们常把有良心、有善心说成是“人性”，好像这种东西只有自称为“高级动物”的人才配承担似的。岂不知，世间的大多数动物，都有一种向善之心，报恩之心。只不过我们人类不去注意，不去研究罢了，反而把这种共有的“动物性”强夺过来——反正动物们也不会和人类辩论，摇身一变就成了人类独有的美德。看看狼吧，它们比我们人类逊色多少呢？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东北的一个知青点。那时生活很艰苦，一年到头吃不到肉。知青们就养猪，等到过年杀了吃肉。有一次，一头老母猪竟然下了十三头猪崽，把大家都乐坏了。他们盘算着，养到过年的时候，好好改善一下生活。于是，饲养员精心侍弄着小猪们。
大约过了一个月，不知怎么回事，小猪一天晚上少一只，一天晚上少一只，一连三四天，天天如此。一时间弄得大家好紧张。一位出身猎户的知青说，这肯定是被狼叼去了。饲养员忙问：“怎么办？”猎人知青道：“看我的！”
第二天，猎人知青扛起从家里带来的猎枪，饲养员与另外一人各抄起一把铁锨，就上山了。走不多远，果然发现了一个狼窝，里面有四五只狼崽子，而老狼却不在。两位拿铁锨的问：“是满门抄斩，还是弄几只回去？”猎人命令逮两只小狼回去。
到了晚上，三人抱着狼崽子，爬上了猪圈顶。不大一会儿，老狼来了，停在猪圈的前面，十分凄惨地嚎着。猎人朝天空放了一枪，老狼不叫了。猎人开始喊话：“老狼听着，你的孩子现在我的手里，你如想得到孩子，从今往后，不准再来偷我们的猪，赶快带着小崽子离开这里，如果再被我看见，格杀勿论！”那两人觉得好笑：“老狼听得懂么？”猎人说：“听得懂。”说完，命令将小狼放了。
从此之后，知青点的猪，一只也没有少过。
狼肯定是听不懂人话的。狼不是人。但狼有它们的行事规则。它叼走小猪，是一种生存所需。狼其实不贪婪。它是以自己的肚皮饿饱为标准，绝不多吃多占。草原上的羊与狼生活在一起，狼只有等到饿了的时候，才去杀死一只羊，饱餐一顿后，便停止攻击。它们不像某些人类，贪得无厌，比如贪官。地球上有贪官，但没有贪狼。当狼知道人类不准它杀害他们养的猪时，也就很知趣地躲开，不再与人纠缠。
最后一个故事，是被誉为“沂蒙母亲”的王换于的亲身经历。1941年，王换于做地下交通员，有一次在山里遇见一只小狗，看它可怜，就抱回家里养了起来。万万没有想到，这只狗长大后，却“变”成了一只狼。左邻右舍都劝她不要养了。王换于只好把小狼带进山里放生了。一年后的一个夜晚，王换于在跑交通回家的路上，困得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在一棵大树上睡着了。半夜里，她被阵阵狼嚎声惊醒，发现身边围着几只狼！王换于吓得不知所措。正在这时，一个黑影从她身边闪过，勇敢地扑向那几只狼，一阵打斗过后，那些狼逃走了，只有一只留下来，轻轻走到王换于的身边。王换于这才看清楚，正是她放生的那只小狼。小狼守在她身边，直到天亮才离开。
就是这位王换于老人，在战争年代，办战时托儿所，掩护过一大批抗日干部，抢救过一大批八路军伤病员，捐助、掩藏了许多抗日物资。她对于中国革命，对于许多高级干部，均有养育之恩、再生之恩、舍命相救之恩、毁家纾难之恩、保护绝密档案之恩。然而，解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没有一个人前去看望这位“沂蒙红嫂”……
我们人类，常常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对狼患有先天的偏见，一说到狼，不是“狼心狗肺”，就是“狼子野心”，而其实，狼很懂得知恩图报。而我们人类中的某些部分、某些时间，说实在的，其所作所为，还真不如狼呢。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6年8月10日）
合葬
禹宏
又是清明。我带着家人来到父亲的墓前，为父亲烧上一炷香，献上一壶酒后，妻子将手中的鲜花轻轻地放在父亲墓旁的另一座墓碑前。那里，安眠着我永远年轻的哥哥和他的女友丁军。
父亲走的时候，他老人家在病榻上对我交代后事说：“湖南老家太远，我就不回去了，同你哥哥一起就安在武汉。哦，还有丁军这个伢，怎么这样想不开，会走那条路，唉……”
丁军是我哥禹劲的女朋友。他俩是在下乡插队时好上的，后来恢复高考，我哥考入了大学，丁军则进应城石膏矿当了一名工人。当时，有不少“天之骄子”遗弃“糟糠之妻”的事儿发生，也曾有人认为他俩长不了，但是地域的阻隔，“地位”的不同，并没有终止两人的爱情。可是，多年的苦恋，却没有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1981年2月3日（大年二十九），身为武汉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21782班三年级学生，末满23岁的哥哥因意外事故离世。出事前他帮母亲打扫完扬尘后，还在剌骨的冷水中用手洗了三大木盆衣物。
意外身亡之所以会使亲人们痛苦异常，除却它来得太突然，还在于只要是有些微的错过都可以避免意外，因而悲恸时又添加了种种啮心般的后悔与自责。加上哥哥是那么优秀，“头羊”般地带出了我家满门三位大学生，一直是弟妹们的学习榜样。他多年的学海奋发就这么灰飞烟灭，当时我在深感生命之无常之脆弱时，也深深地陷入了灰心与绝望。
哥哥的突然离去给了我家致命的一击，母亲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卧床不起；两个妹妹更是不知所措。我们一家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而这时，丁军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强，她安静地出现在我们家里，不善言辞的她开始改口喊爸爸妈妈，虽然叫得并不多；身材娇小的她几乎每次来都要浆洗一大堆的被单等大件衣物——那时可还没有洗衣机……我想，哥哥走后，我妈没疯，我爸没倒，很大程度上多亏了丁军那柔弱双肩的支撑。大家相互搀扶着，艰难地行走在阴霾不散的日子里。
哥哥去后，丁军在顽强地前行，她努力自修，当上了小学教师。哥哥离开三年后，母亲便小心翼翼地开始劝说丁军开始新的生活，因为只有她正常地生活了，做父母的才能心安。过了几个月，听说她交了男朋友。一年后，听说她准备结婚，母亲也为她准备起了嫁妆。然而，不久噩耗从天而降，丁军自杀了！
陪母亲去送她，才知道她要走的一些原因。她的遗书大意是：自我哥离世后，四年多的时间她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的。四年来，她不曾有过一天的快乐，总是觉得天是阴沉沉的天，地是灰蒙蒙的地，若不是担心四位父母伤心，弟妹们再受打击，她早就随我哥而去了……后来为了使父母宽心，她交上了男朋友，还领了结婚证，但是自领证后她才发现自己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她对不起我哥！对不起自己！“我实在是熬不下去了，请原谅我的不孝，请忘记曾有丁军这么一个人……”
她走了。
或许她找寻到了解脱，但是她忘了她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还属于许多关心爱护她的人。她的离去使本来就踉跄而行的两个家庭又遭受了沉重的一击。
在责怪她糊涂时也曾想责怪她自私，但对她又不忍有一丝半点的怪罪。
丁军的死在当时曾轰动一时，人们为她惋惜，因她感慨。不少人想到应把她与我哥葬在一起，以圆一个当代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然而，丁军之死也使丁家与男友家出现了不小的矛盾。尽管从感情上我也很希望哥哥能和丁军葬在一起，但是为防矛盾激化，我自认为“理智”地阻止了一这愿望的实现，这也成了我多年来一个沉甸甸的心债。父亲临终前又提到丁军，显然在暗示某些东西。但是与丁家已多年没有联系，也不知丁军现在葬身何处，是否还可以旧话重提。
父亲走后的第二天，几经周折，终于同丁军的弟弟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明日上山，我们想在墓碑上以“女儿”的名义留下丁军的名字，不知他父母和他同不同意。她弟弟在电话中有些哽咽：“谢谢你们十几年了还记得我姐姐，我们同意，我和爸爸妈妈都会赶过来送伯伯。”
第二天一早，当丁军的父母与母亲握手时，三个老人都老泪纵横。大家明白是已去的父亲安排了这次相逢，了却了这十几年来的牵挂。
丁军的弟弟已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他也有一个难安的心结：“二姐走后，多年没有安葬，她没成家，又是自杀的，按老家的习俗进不了祖坟。但是应入土为安，我们两年前才……才安葬她，不过只能葬在祖坟的旁边，小小的一个坟，孤零零的……”说到这里，年近四十的汉子满目泪光。
告别仪式后，我们在青山秀水的扁担山公墓南特三区买了两个合葬墓，让哥姐与一直记挂着他们的父亲相伴。
一位送葬的作家听罢这段故事，很是动容，因此在哥姐合葬墓的大理石墓盖上，出现了作家敬题的16个字：“生时苦恋，死后相随；情动天地，人神共泣。”
1999年8月4日是一个合适的日子。
这天凌晨两点，丁家“启墓”，孤寂的丁军在胞弟的陪伴下披星戴月赶往武汉，去会那个曾给她幸福、快乐，又使她灰暗、痛苦的人。虽然他俩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相会，但是活着的人都觉得他俩就要相会，而且是被相思煎熬了18年的重逢，所以均小心翼翼地为他俩安排这神圣的一刻。
八点整，微型收录机传出了小提琴曲《梁祝》凄婉而又优美的旋律，在清新晨风的抚慰下，两个永远定格在青春年华的纯洁灵魂终于并排地放在了一起。两个骨灰盒相聚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股沁入心脾的纯净、宽慰及崇高，当然还有裹含其间的深深的痛惜。
墓地肃穆，静无一声，大家好像生怕打扰他俩的相见，又似乎想听见他俩重逢的问候。然而，静默了不一会儿，亲友们的抽泣声还是忍不住地奔涌而出……
（原载2015年12月凯迪社区）
混世哲学在败坏劳动品质
吴非
江边步行道有一段被两米高的挡板封住，只能绕行。封堵的挡板上有两块温馨的提示语：“眼睛容不下一粒砂土，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幸福是棵树，安全是沃土。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宁走千步远，不走一步险。小心无大碍，粗心铸大错。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劳动创造财富，安全带来幸福。”——每走过这里，都会想到“有关方面”的责任心，他们把人们的安危放在心上，不惜这样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然而，三四个月过去，这个安全提示牌仍然堵在路上，也让我好奇，想看看究竟有何不安全。
这一看，瞠目结舌——挡板后的路面，裂出一条十米长的大缝，看样子是地基坍塌所致。这条代表了施工质量的大裂缝被“安全提示”温馨地遮盖起来，就算尽到责任了，除非哪天塌成一个大洞，酿成大祸，才会再有新闻。
这条步行道启用时，报纸宣传过，电视报道过，官员谈克服困难，市民感激“办实事”。现在，远看，平整美观；一场雨后，地面会出现一些大镜子，一块块的积水告诉人们：这条路不平。时间不长，多处地砖松动，七零八落，有几处护栏玻璃崩裂。我相信，这会儿大家都不去想什么了，习惯了。
附近的人行道，地砖高低不平，走起来一路响，不得不小心翼翼。刚修通没几年的路，怎么会成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路上走，不得不叹息。有到处竖警示牌的精力，为什么不在施工时精细一些？比如，为什么要抢工期？哪有一两天就能夯实路面的？有人说，路修得松垮一些，未必没有远见：地下的各种管道，常有要更换的，路修得太结实，届时挖路就要费大事。听他这么一说，情有可原，但问题就变得更复杂，让人不敢往下想。
就说这个地下管道，也是触目惊心。前几年搞雨污分流，亲眼见到宿舍楼边挖出的塑胶管道，严重老化，一碰就碎，民工没挖出整根的管子，基本是碎片。也就是说：二十五年前建房时埋下的管子质量很差。我吃惊的是工程队换新管时，因为挖坑深度不够，工头竟然下令把塑胶管道平削去一两厘米，然后直接糊水泥，敷衍了事。居民抗议，怎么可以这样？民工笑，怎么啦，不是一直这么糊的么，领导让我们做的，有本事你找领导去？谁理你？我猜，他们内心想的是，再过二十五年开挖时，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我不否认工头和民工的苦衷和“经验”，有可能费用层层盘剥，所剩无几，但把这样的管道埋在地下，难道真的一点也不愧疚吗？我也想到，主事人未必不知道质量存在问题，但本质相同的心理是：我即使埋下百年不烂的管道，也没有人能知道是我们做的；反之亦然。
对着坎坷的人行道和那些堂而皇之竖着的遮羞牌，我有许多感想。我不信这些人造不好一条步行路，我也不信那些民工真的不会埋管子，我不信中国造不出品质优良的电饭煲和马桶盖，当然，我也不信每年那些造成群死群伤的灾祸不可避免。我不相信这些就是我们的“国情”。质量问题，体现劳动素质，体现社会文明度和文化特征，未必因为科技落后，也未必是物资匮乏财力限制，而是认真与否。金钱至上的腐败风气和得过且过的混世哲学在败坏劳动品质，其危险并不在于能否造出永世长存的建筑和经久耐用的生活用具，而在于劳动者对个人的创造能否保持尊严。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究竟有没有对“认真”的褒扬？有的是，找出的言论和故事能编出几大本；同样，也能毫不费力地找出大批嘲笑认真的言论和段子，在专制主义风行的社会，消极的处世态度有浓厚的群众基础。
我们有能力把产品做得精致牢固，我们有能力生产出安全的食品，我们有能力把地扫得干净一些，我们过马路时一定等绿灯，只要我们真正地遵守规则，不只想着“利”。——很抱歉，我不小心，习惯地说了很多“我们”，其实，我只能说“我”。无论如何，我要认真直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思考负责。
（原载《新民晚报》2016年6月22日）
爱国青年打爱国青年，国怎么想
廖保平
想必很多人还记得，7月17日上午，河北唐山乐亭县有部分民众围堵肯德基店，并打出横幅“你吃的是美国的肯德基，丢的是咱老祖宗的脸”。
就在这个事件背后，一个叫赵大龙的青年人，觉得这样的行为有些无理取闹，“简直给乐亭丢脸”，于是去阻止这些非理性爱国的行为，朝他们骂了不少脏话，还录了视频发到网上，结果乐亭抵制肯德基事件的最先发起者看到了，非常气愤，叫了三四个人把赵大龙约出来，打得他鼻青脸肿，报警求助。
南海虽是多事之秋，但中美、中日还没有开战（似乎也不可能开战），爱国青年们就已开撕了。
赵大龙脏话骂人，虽说没有指名道姓，但非常不妥，而三四个爱国青年将赵大龙痛扁一顿，则把爱国青年的脸丢到南海去了。当那一记老拳打出去的时候，已经走到爱国的反面了，因为他们只懂得爱国，不懂得爱人，却不知道爱国的本质是爱人——人都不爱，还爱什么国呢。
国家是什么？是由无数国民构成的集合体，没有国民，国将不国。一如我们谈论一个人，就必然要谈到人是由不同的肌体器官组织构成一样。他有独特的性格爱好，离开这些来谈一个人，就是一个“抽象的人”，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它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它只是一个符号。
爱一个人是很具体的，这种爱是很具体的。你不能说你爱你的妻子，但不爱她的身体。她的身体的某个器官发生病变了，需要及时治疗，你不闻不问，而你的解释是：我爱她这个“人”，对她的身体爱不爱无关紧要，那么疾病就会夺去她的生命，夺去她这个“人”，你爱这个“人”也就无从爱起了，此所谓人之不存，爱将焉附。
道理不是很简单吗？国家并不是什么“空中楼阁”，它无非是由处于特定法律和政治关系中的个人组成的实体。你爱国，就同时爱她的国民，甚至要爱她的国民甚于爱国。不爱国民的爱国，那是空爱、假爱；只有把爱人看得比爱国重要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觉得，判断一个人爱不爱国，不在于他是不是抵制洋货，不在于他喊出多么漂亮的口号，就看他在爱人这个问题上表现如何，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爱国的试金石。爱人就是真爱国，不爱人就是假爱国。
可是，我们看到太多只爱国、不爱国民的人，你叫他爱国容易，叫他爱人就很难。你叫他爱国，他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你叫他爱人，他袖手旁观麻木不仁。
试问，你赴汤蹈火地爱国，最终是为什么？还不是要让国民生活幸福？面对一个同样爱这个国家的同胞，他难道不也是需要你爱的一分子吗？你竟然老拳相对，真是情何以堪。换个角度看，爱国青年打爱国青年，国怎么想？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毛泽东也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相对于社稷国家，都是肯定人的第一位。在人与国家的关系，应该像印度民族的圣雄甘地所说的那样：“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中国人。因此，回归到爱国的正途，即爱国者必先爱人，真的爱国者必然是爱人的。
赵大龙再怎么骂了脏话，也有其不可侵犯的人身权利，爱国青年只见一点见解不同，就将其痛打一顿，他们心里只有国，而无人，已经离开了爱国的最基本前提。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你更应该爱人，你是爱人的，你就能够去理解人性，真正的爱应该包含在理解人性基础上对整个人类的爱。人性的价值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爱国与爱民族是从爱人的人性中抽象出来的。任何违背人性的爱都是值得怀疑的，极易走向爱的反面、人性的对立。
离开这个前提，所谓的爱，只是一种崇拜，即便算为爱，也是狭隘的爱。
不懂得尊重生命是人性最大的缺失，将爱人的理解具化起来，我认为至为重要的，是面对生命的态度。佛祖与魔鬼的区别，或许也正在于此罢。
还记得2009年4月份，美国纽约州发生枪击案，13人死亡，多人被劫持。这显然是一个悲剧。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和纽约州州长帕特森先后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暴力事件，并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对遇害者家属和案发地居民表示慰问。
可是，我很遗憾地看到，在某网站上，80%的中国网友对这篇报道表现出了幸灾乐祸，有的说“事实证明，中国不允许私自带枪是正确的”，有的说“全国人民放假三天，庆祝一下”，有的发帖：河南安阳发来贺电！
这样的事件又何止此一例。
生活中，很多人一面在说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滑坡，人无真情；一面又在扼杀人们对生命的敬意，践踏人性的尊严。这些人是道德的挽救者，还是将道德使劲地往深渊里推？
更为可怕的是，他们自己没有看见生命，也不容许别人看见生命！所以他们会对同胞大打出手，还以为自己是在爱国。他们忘了，哪怕是维护对一个犯罪生命的敬意，也是在维护自己生命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尊严。
首先，爱国不只是要求别人去爱国（要求不动别人就说别人是汉奸），而是捍卫人的权利，督使国家爱人民，让国家扮演它应有的角色——为全体国民谋幸福，而不是为权势阶层谋幸福。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爱国，就看他爱不爱人，爱不爱自己的同胞，用什么方式去爱。
最后，爱人，并不只是爱他人，还包括了爱自己。如何爱自己？如若这还要来教，那真是不可救药了。不过为了不引起误会，我要强调一点，我说爱国要爱自己，这是一个前提，但如果有人太爱自己，爱自己爱到为了个人利益的达成，不惜损害所有人的利益，那么就会变成“人民公敌”，会遭到人们的反对。
这正如人要爱国，不能爱到不爱人，不能对弱小的生命无动于衷，也不能用爱国的高尚旗帜来作践他人的合法权益。只不过，太爱自己，能够有机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的人，是贪官污吏；而打着爱国的旗号作践他人权益的，往往又是平常之人，比如愤青之类。
我时常觉得，关于爱国与爱人的常识，“五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讲透讲绝，其中，“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傅斯年对爱国与爱人就有过清醒的论述，他认为爱国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
但是，他同时认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这个人道的大路，无论一个人的资质怎么样，每个人都有做到释迦牟尼或耶稣基督或林肯或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机会，至少分到他们的精神。”（《傅斯年全集》第5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我很荣幸地引用他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希望能分享到他的精神。
（原载《新京报》2016年7月22日）
无方可治众生痴
郑少逵
“有药能医龙虎病，无方可治众生痴”是南怀瑾在《小言黄帝内经》里说的一副对联。上联说的是唐代大医药家孙思邈的故事。传说他医术非常好，连老虎、龙王有了病，都知道自己跑来找他看。下联是说，疾病只是体内平衡失调的一种外在表现，只要改善了体内环境，外在的疾病就会遁形。
也是的。现在，人类针对各种疾病的技术和疗法日新月异，可谓“道高一尺”，而疾病却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诡异刁钻，“魔高一丈”，让人徒叹奈何！
其实，这其中也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人尚有一个最难治的病——“痴”。
这“痴”，简单说就是心病，就是精神上的不和谐，就是内心的疑神疑鬼。现代社会，生产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了，生活方式也就大不相同了。可是，要说进步了多少幸福了多少，那是值得探讨和反思的。这些年，人们意识到“征服自然”的不妥，要“合理利用自然”才对，可那也是在恶果显现时引起警觉的，且悔改的诚意也似乎有限，实际行动上还是在不知不觉地“征服自然”，“自然”自然就不客气了！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引发生活方式变化，也不见得就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甚至于背道而驰，精神上不见得长进了多少，还可能是内心更不和谐了——得心病了！如此，何求幸福指数的提升？如此，何求人身的不病？如此，何求疾病不“魔高一丈”？
季羡林说过：“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人与人，及人自己的思想情感都要和谐，人才能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世界卫生组织为人定了这样的健康标准：“健康是指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处于完全的安康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黄帝内经》也提到：“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可见，人如果不能认识和顺应自然，内心的和谐出了问题，就不健康，身心就会痛苦。
元代医家罗天益也曾说过：“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百病息。”是的，魔由心生，妖由人兴。一个人，倘若心中之魔不除，内心不清，情志不展，焉能不病？
钟南山也曾在一个讲座上谈到，不良情绪损害健康。他认为，疾病的一半是心理疾病。一切对人不利的影响因素中，最能使人短命夭亡的莫过于不良的情绪和恶劣的心境，如忧虑、惧怕、怯懦、嫉妒和憎恨等。这些情绪就会造成紧张，对人的身体危害很大。他还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解释：科学家发现，每一个人血液里有白细胞九十多亿，其中五十亿是特别能战斗的抗癌细胞，人体一天可生成三千个癌细胞，多数人身上并未生成真正的癌，是因为癌细胞刚出现并被及时杀灭。NK（naturalkillercell）细胞的作用就是杀灭肿瘤的细胞，一有肿瘤细胞出现，就有五个NK细胞围它，钻进去将肿瘤细胞杀死。当情绪处于低潮时，而且经常是很内向、很抑郁，NK细胞分泌系统功能被抑制，从而降低了它们的杀伤作用。
遗憾的是，现代人心“痴”的多，而医者偏偏不治也不能治世人的心“痴”。正如清代医家程文囿所说：“古之神圣之医能疗人之心，预使不至于有疾，今之医者，惟知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求末，不澄其源而塞其流。”许多人，有一点不舒服，就要依赖所谓先进的医学科技手段，拼命地检查。殊不知，现代医学界认为医生的责任、医学的发展，似乎就是要针对疾病施展各种诊断手段和应用各种仪器，其目的似乎是要千方百计找出患者身上的毛病来。如此“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在找病治病的过程中，不免破坏了体内环境的和谐，没病找出病，小病治成大病，旧病将愈新病又来，情何以堪！
五柳诗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顺其自然吧，有病就治治，但不必慌乱痴迷。因为“无方可治众生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原载《大公报》2015年11月5日）
“贪官里的贱种”
刘效仁
湖南省衡阳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彭应龙也太贪了。任职期间，违规公款报销个人费用114万余元、收受贿赂180余万元、贪污公款130余万元。媒体称他钻进钱眼，大到棺材木、家具、电器，小到孙女的奶粉、纸尿裤，甚至一双袜子，“衣食住行”样样都在公家报销。用调查组人员的话说贪婪耸人听闻，毫无下限。虽是信奉菩萨的“香客”，但未能保住平安。目前，已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2016年4月4日华商报）
在一些贪官聚敛动辄过亿的行情下，彭应龙堪称虾贪，恐只有小巫见大巫的份。但从小处着眼，聚沙成塔的功夫，虽说确让大贪们叹为观止，却更可能被轻贱与不屑。有网友称其为“贪官里的贱种”，“估计连贪官们都羞与为伍”。真的，对于彭的“贪婪”，我几乎找不到词汇可以形容。所谓“贪官里的贱种”实乃“绝妙好词”，描写彭毫无底线，自轻自贱的丑恶嘴脸恰如其分，入骨三分。
当然，“吃喝嫖赌”全报销之“贪官里的贱种”，彭不是第一个，也可能不是最后一个。曾被称为“报销王”的云南省栗坡县原县委书记、文山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大到万元以上的彩电、冰箱、皮包、手表，小到几元的洗漱品、袜子等，都变着方法用公款报销，创下贪官中的报销之最。可脸皮最厚，最敢报销的则是原广东汕尾副市长马红妹莫属，连买包卫生巾都要叮嘱男工作人员“记住，别忘了开发票”。面对检察官的审问还无耻且无畏振振有词地辩驳：“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我花人民一点钱算什么？！”这一情节，记得曾雷倒过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更可鄙的，如此“贱”得有理，“贱”得理直气壮，甚至“贱”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公仆论”。估计彭应龙也早把“公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了。虽然没有最贱，但只有更贱。马红妹报销女性用品毕竟是自身的生理需要，可彭应龙的纸尿裤却是为孙子辈买的。敢情，彭太把自己当公仆了。一人成了公仆，祖孙都得享受公款消费的特权？如此财迷心窍，利令智昏，真得不知今夕是何年，直把杭州作汴州了。
这些官儿贪婪到这个份儿上，早就异化成了公款消费账单上的蛀虫，一种爬行动物。别提什么政治信仰组织纪律权力意识，连起码的公私观是非观美丑观都付之阙如！据介绍，在群众路线、“三严三实”教育中，彭的学习心得、对照检查材料、整改材料都由下属代劳，甚至连“三严三实”的具体内容都不知道。就难怪不分是非黑白，也就难怪以丑为荣以贪为美，毫无羞耻之心了。至于成了信奉菩萨的“香客”，亦成了政治无底线官德无底线的佐证。
对此，除了深感讶异，深表震惊，自然也不能不感叹，在反腐机构十分健全，公款报销程序规范，审计部门年年审计的国中，纸尿裤、卫生巾、美容费等（江苏省姜堰市纪委书记栾立平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消费账单上，除酒吧、桑拿等，竟包含35元的“震动安全套”1只），这些纯属私人使用乃至隐私的物品，其费用何以竟能堂而皇之地在单位报销？究竟有多少机构在其中助纣为虐，面对权力“绕着走”？有多少人唯权力马首是瞻，主动缴了审查把关的械儿，成了纸尿裤、卫生巾的帮闲与帮凶？抑或又有多少人借为纸尿裤、卫生巾报销开绿灯之机上下其手，揩了公家的油儿？值得职能部门彻查，顺道儿揪出背后的黑手。
（原载《湖北日报》2016年4月5日）
“江湖”就那么难舍？
柳士同
去年年末，电影《老炮儿》上映，据说反响不错，至少在豆瓣网上一开始分值就突破了8，之后还曾一路呈上升趋势。不过，批评的贬斥的言论也不少，有些意见还是切中肯綮的。笔者因朋友的推荐，也在网上看了两遍，说实话，看完后感觉不怎么样。除了那辆限量版的法拉利和谭小飞那份“酷毙”的头发和装束，真让人感觉有点恍若隔世，而且隔着不知多少世！
记得影片尚未公演，就有一些关于“大院子弟”和“胡同串子”的议论流传。这两拨人虽同为“文革”时期的产物，但其生长的土壤却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积淀。这一传统文化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江湖”。在对这部影片的赞扬声中，就有不少是在肯定老炮儿的“江湖义气”的，并由此而从内心惋惜江湖的式微。说起“中国特色”，“江湖”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独一无二，且延续了数千年直到现在。在其他语种中几乎找不到“江湖”这个概念，英语就怎么也找不出能够准确翻译“江湖”的词语来。曾有美国学者试图以“Under world”对译，可未能取得共识；因为江湖并不等同于“地下社会”，它虽也不乏秘密结社，可绝大部分，就连近似于黑社会的青洪帮，不也公然活动在“地上”吗？若说成“准社会”“次社会”，那就越发言不及义了。后来又有人直译成“Riversand lakes”，可此“江湖”并非彼“江”和“湖”呀！没办法最后只好音译成“Jiang hu”。也许正是这种独特及其数千年的传承，才使得国人明明生活在当代了，依旧对它恋恋不舍情有独钟，仿佛若要反抗强暴伸张正义，就不能不依仗江湖似的。
殊不知“江湖文化”历来和“庙堂文化”就是既对立又统一，也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否则，江湖怎么可能存在数千年而不衰，直到今天仍有人来讴歌呢？啸聚“水浒”的一百单八将，最后不是都跟着“呼保义”宋江投靠朝廷了吗？“大院”在“文革”中遭到冲击后，其“子弟”不也跑到“江湖”上跟“胡同串子”争地盘？而老炮儿至今当宝贝似的藏着将校呢大衣和日本军刀，不能不说是他潜意识里对庙堂的景仰与向往。无论江湖文化还是庙堂文化，无不奉“忠孝仁义”为圭臬，而“忠”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孝也好义也好，都得服从于“忠”。“忠义”二字在江湖上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即便是胡同串子也得听老大的呀！梁山好汉不都是听宋老大的么？大家一起跟着老大接受朝廷的招安，最后一个个都不得善终，莫非这就是讲“江湖义气”的结果。如今，我们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还这么整天把“江湖义气”“江湖规矩”挂在嘴边，真有点让人不知今夕何夕了。老炮儿最后不是也没有信守不报警的承诺吗？尽管他自欺欺人地辩解“这不是报警是举报”，但毕竟是违背了“江湖规矩”。而从另一方面看，倘若他真的认为举报没错，应该“依法办事”，那岂不正说明了单靠“江湖规矩”，是惩治不了谭家的贪腐之罪的？人不能没有血性，却不能一身戾气。弱者被逼无奈铤而走险的做法，固然值得同情却实在不宜提倡。盗亦有道与盗没有道，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性质并无多大区别。我们不能因为如今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便把希望寄托在重振江湖上。说到底，“江湖义气”“江湖规矩”均无法见容于现代文明。
笔者虽然于数年前就写过一篇《告别江湖才是正道》，但未曾想到国人对江湖至今还这么难以割舍。莫非这也是一种怀旧，处境困厄时便不由得想起了江湖的行侠仗义？以致老炮儿的儿子张晓波最后如愿开了个酒吧，挂的招牌居然还取名为“聚义厅”！他是以为他又回到了他老爸的江湖呢，还是索性穿越千年上了“水泊梁山”？“江湖”是个伸张正义的地方吗？如果依凭江湖正义就能够得到伸张，那数千年来的专制社会何以就那么难以实现转型呢？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人与人的关系，是不能靠所谓的江湖义气来维系的。人与人之间也好，公民和政府之间也好，只有建立起一种公平合理的契约关系，厘清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社会才可能实现和谐与稳定；也只有在一个契约社会里，各级政府才能在法治的制约下正常运作，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原载《青岛早报》2016年4月19日）
别让忌妒的种子发芽
侯国平
余小曼是厂里的大美女，因为长得好，所以嫁得也好，找个老公是机修车间主任。她也从车间操作工调到厂办公室当了打字员，成了坐办公室的人。
时光流逝，大美女已经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每日涂脂抹粉，还有不少的回头率。这余小曼自以为长得好就觉得很了不起，认为自己有资本骄傲，走起路来，头昂得高高的，除了领导，谁也不搭理。她整天褒贬这个，嫌弃那个，不是张三的嘴太大了，就是李四的腿太短了。言下之意，就她是个樱桃小口，修长腿的大美女。
你别说，余小曼的日子过得还不赖，住进了三室二厅的大房子，120平方米，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学习上进，考上了省重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市三中当了教师。这一下余小曼更骄傲了，把眼睛长到了头上，谁都看不起，谁都不放在眼里，尤其是家属院里那些工人住的小房子，儿女又找不到工作，到南方打工。特别是门卫值班室的李师傅，一家四口挤一套小房子，儿子在厂里当工人，连媳妇也不好找，日子过得苦巴巴，看见他们，余小曼优越感便油然而生，人比人就是幸福得很。
这种优越感近来受到了严重冲击，余小曼的丈夫拈花惹草包了个小三被被她发现了。余小曼很是不理解，就问丈夫，我难道长得不漂亮吗？丈夫说你长得很漂亮，但是一天到晚大鱼大肉也让人腻歪，也想吃点萝卜、白菜。余小曼一听这话，气得头发倒竖，立马就和丈夫离了婚。
屋漏偏逢连阴雨，余小曼女儿婚姻也亮起了红灯，虽经极力劝和，但最终女儿还是离婚了，带着八岁的外孙女回到了娘家。这一个家里乱套了，由过去的二人居变成了三个女人的世界。余小曼觉得邻居看她眼光有点变了。虽然她还是昂头挺胸走路，谁也不搭理，邻居们照例也不主动搭理她。但她只要看见邻居们在一块说话就以为在议论她。还有那个看门的吴师傅，竟然悄悄问她，有啥要帮忙的，只要说声，都是邻居。这让余小曼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高傲了一辈子，老了老了，却成了被人可怜的对象，她受不得这个，日思夜想，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于是，就卖了房子，跑了几十里外的新城区买了房子，一家人搬离了这个住了几十年的老小区。
生活中，有些人总是看不上这个，瞧不起那个，就不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谁也不会天天好运，凤凰也有不如鸡的时候。如果你总是抱着优越感不放手，到头来就会有无尽的烦恼。
光明小区有一个女强人叫杨霞，年轻时在石油公司上班，年年都先进。有一年因为住了几天医院，没评上先进，就不依不饶，找了科长，又找经理，最后又去找局长。领导最后答应给她补评一个三八红旗手才拉倒。由于争强好胜惯了，退休后在小区里也要事事比别人强，跳广场舞，她要站在前排，虽然跳得一般化，家属区里选楼长，别人都不愿意当，她第一个报了名。社区评选五好居民，她差一票没评上，气得躺床上睡了一天，埋怨有人不识金镶玉，隔着门缝看扁人。
这些都还罢了，尤其叫杨霞心里难平的是，她对门的邻居陈师傅。那个和他同在一个单位上班的老工人，老实巴交，石磙也压不出一个屁来，认字又不多，光知道埋头苦干活，一回先进也评不上。陈师傅见了杨霞，不笑不说话，比见了领导还谦卑。但杨霞还不满意，见了陈师傅总是忌妒羡慕恨，为啥？为的是陈师傅有一个五岁的孙子叫小宝，聪明活泼！嘴也甜，见面总喊她奶奶。杨霞自己也有一个五岁的孙子叫小军，出生时难产，得了脑瘫，奶奶也喊不囫囵，走路歪歪咧咧，总是发烧感冒，老往医院跑，这叫杨霞愁死了，再看看邻居家的小宝，她就觉得老天太不公平，忌妒的种子就在心里种下了。
忌妒是颗可怕的种子，只要在心田里长出芽来，就会开一朵邪恶的花。只许自己比别人好，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看见别人在有些方面比自己强了，就会心生怨恨，这仇恨的火焰一旦燃烧起来，就会伤害别人，最终也害了自己。
杨霞被这忌妒的怨火烧烤着，终于失去了理智，从天使变成了魔鬼。一天中午，她看见邻居家的小宝，蹦蹦跳跳回到家，就以给棒棒糖吃为诱饵，把小宝骗到了家中，接着就向小宝伸出了罪恶之手，把个五岁的孩子活活掐死了。当案件水落石出时，杨霞面对警察痛哭流涕，追悔莫及。她说，两家没有什么冤仇，平日相处还好，她之所以要害死小宝，就是因为他比自己的孙子活泼可爱。杨霞的话叫众人大吃一惊，忌妒竟然让一个奶奶杀死了别人家的孙子。
见贤思齐的人永远都在向善的路上，妒火中烧的人用毁灭他人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最终也害了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原载《陇南日报》2016年8月2日）
另一种蓝天白云
许家祥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多么醉人的美景！可近年来，随着雾霾增多，一到冬天，当“风局长”“雨局长”不给力时，美景就成为记忆，灰蒙蒙的天上没云飘，地面上见不到“马儿跑”。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现实中蓝天白云少了，另一种蓝天白云出现了。
比如报纸上的蓝天白云。2015年11月以来，东北、京津冀等先后多次发生大面积空气污染，南京、武汉、长沙等地也多次出现重污染。可多数报纸上的天空没有霾，除了2016年1月上旬《人民日报》有一张雾霾照外，其他报纸照片多是蓝天白云。2016年1月4日，长沙重度污染，高楼大厦若隐若现，是个“草船借箭”的天气。幸运的是，我们在《长沙晚报》头版显著位置看到了蓝天白云，一幅大照片上，白云在蓝天飘荡，地面是整齐的楼房和碧绿的江水，真呀么真漂亮！照片还加了大绿框，配发了文字报道，醒目的标题是：长沙清霾行动成效明显，258天空气优良；副标题是：“长沙蓝”频频刷爆朋友圈。
比如电视上的蓝天白云。我喜欢看电视新闻和天气预报，最近我发现，当现实中的蓝天白云成为奢望时，电视台就会播出“蓝天白云工程巡礼”“清霾系列报道”，“巡礼”和“报道”中的天上睛空万里，看起来心旷神怡。尤其是新闻之后的天气预报，每个城市的背景都是“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
比如工作报告中的蓝天白云。近年来雾霾增多后，人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年终的党委、政府工作总结中的蓝天白云也相应增多，其中有清霾行动的重大意义、有治理环境的战略举措、有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美好前景展望，还有“还我蓝天白云”的响亮口号，真的是满纸绿色，“报告风来满眼春”。
可问题在于，当我们放下报纸、关掉电视、走出报告厅，置身于“茫茫雾都”之中时，难免疑惑：现实中的天空怎么不一样？
于是，权威人士发声了：第一，公众看到的灰色天空，是雾不是霾，雾的主要成分是水蒸气，对人体危害不大，不必大惊小怪；二是肉眼的感觉有误差，没有仪器监测准确，就像你感到头晕，以为是血压高，用血压计测量后并不高，那就是其他原因，或是你的主观感受有偏差；三是要分清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你看到的天空是局部，大部分天空是蓝的，不能用局部否定全局；四是不排除别有用心者造谣惑众，诋毁环境治理成果……
按照权威说法，看不到蓝天白云，主要是我们的肉眼和感觉出了偏差，现实中蓝天白云是无处不在的。
可我还是疑惑，难道公众的眼睛都出现了偏差？难道灰色雾霾和南京那样的“彩色雾霾”也是蓝天白云？可以肯定的是，一些读者可能与我有同感，在公众场合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哪里还有蓝天白云？”有的答：“XP桌面”；有的答：“PS动画”；有的答：“梦中”。
据报道，新闻媒体中的蓝天白云多是在内蒙古金银滩拍的，那里的天，蓝得醉人；那里的云，白得可心；那里的山，美得如画；就连草原的空气也甜得让人心怡。
我向往金银滩的蓝天白云，我觉得，无论现实中的蓝天白云还是新闻媒体或工作报告中的蓝天白云，都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因为现实中蓝天白云少了，所以新闻媒体或工作报告中的蓝天白云便多了；反过来，正因为新闻媒体或工作报告中的蓝天白云越来越多，所以现实中的蓝天白云就越来越少。
（原载《检察日报》2016年5月13日）
别拿“报复社会”做恶行的挡箭牌
林永芳
一个“习惯闷头穿村而过的年轻男子”，因采石场被关停，便策划了“9·30”广西柳城爆炸案。于是乎，“匹夫之怒，血溅五步”，五步之后，天下发怵——医院、商场、民居，爆炸声此起彼伏，县城各处犹如沦陷区，原本像你我一样按部就班过着寻常日子的无辜百姓顿时陷入恐慌（10月3日北京青年报）。比爆炸更可怕的是，事发之后，照例有人抛出“报复社会”四个字来为作恶者提供道义资源，就像当年的系列校园恶性杀童案、公交爆炸案等类似罪行发生之后一样。
可，什么叫“报复社会”？所谓“报复”，本义是人家有错在先、对不起你，甚至亏待了你，然后你愤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才叫作“报复”。《圣经·旧约·申命记》第19篇中，摩西发布法令：“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号召信众对于不法侵害予以还击。“谁伤害了我，我就要惩罚谁”，这种朴素的报复观其实不独基督教，而是全人类共同的心理反应，它的确可以有效地震慑施害者；可“报复社会”四个字，却给人一种错觉：“整个社会都对不起我、亏待了我”，从而把上述朴素报复观置换成了“你敢打我，我就杀他”，而这个被杀的“他”，其实和打人的“你”、被打的“我”都没有任何关系，因而也就失去了对施害者的惩戒和震慑作用。
很显然，“报复社会”四字是个病句，它掩盖了真正的权与责、罪与罚的关系，从而为一系列逻辑错乱的恶行披上了“道义正确”的伪面纱，一次次充当了作恶者的帮凶而不自知。更可怕的是，说得多了，便成了一个习惯性词汇，以致每有类似血案发生，总有人顺口抛出这四个字来，仿佛果真整个社会都欠凶手的、每个社会成员都活该挨刀。可事实上，“社会”是由无数立场不同、行为各异的人组成的，即使“对不起”，也只是其中极少数特定的人“对不起”他；至于其他绝大部分成员，很可能自己本身也在受压迫受委屈，凭什么让他们为自己没做过的事担责并付出血与命的代价呢？
有人为此类作恶者开脱说，那是因为施害者太过强大而他太过弱小，根本就“够不着”那些本该担责的人，所以只好“就近”伤害“够得着”的无辜人众以寻求心理平衡。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冤有头债有主，谁亏待了你就找谁讨公道去，岂能说，我对付不了那只咬了我一口的虎狼，可我又气愤难平，所以就拿羔羊泄愤？设想一下，假如哪天你的邻居在社会上被流氓打了，或者在单位被领导批了，他不去找流氓拼命，不去找领导说理，反而回来在你家里点燃一个炸药包以“寻求心理平衡”，你还会觉得他“值得同情”或“可以理解”吗？一个社会，倘若人人都以对方戒备森严无法靠近为由，不敢去找始作俑的强者讨公道，转而将自己的愤怒或挫败感倾泻到其他弱者或无辜路人身上，那么，最终岂不是把所谓的“社会不公”演变成弱者之间的自相残杀？这样的种群，何须什么外敌入侵，自己就会在自相残杀中很快把自己给灭绝了。
而对此类作恶者报以同情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是，这个社会没有人是无辜的，虽然你们貌似没有直接施害于他，可当他受到冤屈不公之时你们保持沉默，没有为他拍案而起，所以有朝一日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也不过是报应。这种扯淡逻辑，经不起最简单的追问：你身边有那么多委屈不公，你又做了些什么？当你的老板批评你的同事、扣发他的奖金时，你是不是每次都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去调查清楚到底谁是谁非，然后拔刀相助，替你同事出头，向老板宣战？当老虎吃人时，你是不是明知自己宝剑不在手、打不过老虎，还会挺身冲上去挡在被吃者面前？……如果人人都必须担负起做大侠的义务，还要专门机构干什么；如果人人都必须以做大侠为第一要务，大家还怎么谋生，谁来养活这满社会的大侠们？这不是道德捆绑式的强盗逻辑，又是什么？
有人说，使用“报复社会”这个词，只是对人性的思考，与律法上的惩戒并不冲突；它并非对凶手的理解与同情，而是在追根溯源、冷静反思，探索这病态社会、扭曲人性的疗救之道。可问题是，如果没有对犯罪者的严厉谴责和追责作前提，任何反思与挖掘都会走入歧途、让社会“病”得更重。因为，它会给更多潜在的作恶者以一种心理暗示，形成一种美化凶手、鼓励犯罪的舆论氛围：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人们会理解我！……
对“报复社会”之类伪概念的纵容，其实就是让无辜的弱者为一些肆意妄为的“强者”买单，为另一些既无能力复仇、又无能力控制自己情绪的懦夫买单。区区一个似是而非、漏洞百出的“报复社会”，就能引来一次次各执一词的互相攻讦、意见分裂；换言之，随便设置一个语言迷障就能弄晕一大片。这样的思维能力，怎好意思以“独立思考”“拒绝洗脑”自诩。一个社会，居然一次次在道义上给这种变态逻辑以同情理解乃至力挺，这是要自食其果、自取灭亡的前奏吗？
（原载《杂文月刊》2016年1月上）
谁来拯救高考工厂里的“浮士德”？
马长军
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中学创造了应试教育的神话。有人说，这里是如炼狱般的高考工厂，也有人说这是乡村教育的一次成功逆袭。而对这所学校的未来，校长和老师都充满了危机感。“进入此门，只为高考”“苦战百日、笑傲高考”“活一分钟战斗六十秒、拼一百天誓上好大学”，这样的高考励志标语在毛坦厂中学随处可见，与教学楼前跳动的高考倒计时屏相呼应，初夏清新的空气中，仿佛一下子有了硝烟味。（《半月谈》6月4日）
诸如毛坦厂中学之类的很多县镇中学最拿手的无非就是给学生大量布置作业，靠死记硬背强化学生对死知识的记忆，简直就是把学生的脑子当成可以存贮一切的电脑了，只要把考试卷上的内容看作“关键词”，马上就能搜索到相应的答案。这样的答题方式很少需要通过思考，只能用来应付僵化的考试，面对生活现实恐怕就不大管用了。毕竟，学习“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绝对不是考试，而是提高个人素养以及应用于生活。
应试教育实质就是把学生的大脑像电脑一样工具化。电脑本来就是受人控制的工具，无论它的功能多么强大，也离不开人的操纵。把人的大脑如此改造，只供考试专用，彻头彻尾就是人类大脑的退化，是智慧的堕落。一旦人的大脑被视作一个存贮器，只能存贮那些过去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死的不具新意的知识，人就完全成了“知识”的奴隶，知识不再为人服务，人却完全被知识左右。人的价值、知识的价值何从体现？
鼠目寸光在这里表现格外突出，许多校长和教师深深地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可他们还是违背着良心拿着少年去“拼”。而短视的家长其实完全被短视的学校牵住了鼻子，那些中学正是利用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大打“成绩”牌，在家长唯唯诺诺地配合下，以“学习”的名义囚禁了天真少年的身体，也禁锢了少年的思想和灵魂。还不具完全的明辨是非能力的少年如同“浮士德”，就这样被家长交给了“摩菲斯特”。踩着学生舍却一切拼来的分数爬上去的最终是学校的成绩——当然就是官员的政绩还有教师的荣誉，少年灰暗的青春岁月铸就了学校眩目的“辉煌”。这样的学校里那样的官员和教师难道不是奴役少年灵魂的恶魔吗？那些懵懂的家长则是一群被蛊惑的帮凶！这样的学校只能用“地狱”“集中营”来形容。
被逼着不得不苦学死读也好，受误导心甘情愿埋头应试也罢，学生只顾眼前时刻准备“考大学”。考上大学之后呢？还要工作，还要生活。要是他们不能从应试的习惯摆脱出来，即使高考还能捞得高分——我只能说“即使”他们还能捞高分，接下来恐怕就不那么好应付了：他们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恰当地选择专业吗？整天都在不停地往脑袋里塞着各种各样的试题，恨不得把电脑塞进去，可曾有时间想一下自己的兴趣何在？他们已经不会甚至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了！那些欲借少年成绩抬高身价的学校以及还在梦想中陶醉的家长哪里能容许少年的小脑袋留一点空间给自己！我甚至怀疑，这些可怜的少年很可能就不知道自己还会有什么兴趣。没有兴趣，连个性都差不多被泯没了，早已没有了创新的欲望，未来又如何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立于人生不败之地？他们一旦走出“高考工厂”，就发现自己找不到方向，心灵也可能有点“与世隔绝”了，面对未来迷茫而彷徨。
谁能拯救这些少年“浮士德”？
（摘自“荆楚网”2016年6月5日）
救灾一景何其相似乃尔
徐迅雷
干部去救灾，不能被人背；被人背一背，后果很悲催；被人扶一扶，可能丢职务。我特地编这么几句顺口溜式的话，供干部记取并参考。
浙江泰顺县教育局，一个名叫包序威的干部，因为“救灾搀扶照”被免职了。包序威是教育局计财科科长，教师出身，当过校长。让他成为“网红”的“搀扶照”是这样一个画面——两个穿白色衬衫的人，架着一个身穿格子衬衫的男人前进，周围是淤泥和水。澎湃新闻网报道说，受第14号台风“莫兰蒂”影响，浙江最南端的泰顺县普降暴雨、大暴雨，受灾严重。16日上午，泰顺县教育局党委紧急开会，部署救灾工作；穿了球鞋与会的包序威，会后马上跟领导去受灾现场；途遇一片较大的水洼地时，恰遇保险公司人员在现场定损，他们中有两人扶了包序威一把，“其实就借力抬了一把，大概四五秒，没想到被拍了”。照片上了网，立马引起轩然大波，网友讽之“出淤泥而不染”。还有网友说：“别说是块淤泥地，就算是个臭水坑，只要达不到淹死人的地步，你完全可以大踏步地走过去，果断拒绝别人的搀扶。”“因对救灾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教育局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免去其科长职务。
过去有“火线提干”，现在有“水线免职”，这都是“非常态”。如果不是咔嚓一张照片就上网的互联网时代，这样的事估计就没事。网络舆情，有着强大的倒逼功能。也难怪包序威对媒体回应说：我很冤。
然则，“很冤”吗，那可不见得。现在是一个舆论场迁移到互联网上的时代，更是一个狠抓干部作风的时代，你在干群关系、工作作风上一个不小心，那可是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这样的事已经有前车之鉴，“殷鉴不远”你不记取，这不能怪别人。
2013年台风“菲特”到来时，浙江余姚市遭遇大水。在余姚的三七镇，一位镇里的中层干部在下乡视察台风重灾户时，遇到一片积水地，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让60多岁村支书背进并背出灾民家。照片被拍后也上了网，这位姓王的镇城建办主任，立马被“火线免职”。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新闻1+1》里毫不客气地批评：“这属于‘鞋没进水，脑子进水’！”而且说，“当地的快速反应体现了执行力，也反映出不管你是哪个级别的干部，只要脱离群众都是零容忍”。
这两个“救灾一景”，何其相似乃尔！与包科长一样，这位王主任也在事后喊“冤”。他认为他跟村支书平常关系好，是村支书主动提出背他而不是他主动提出要人家来背，而鞋子也不是什么高档鞋；这包科长呢，也认为与几位抬扶他一把的人平常熟识，他们也是主动上前来扶的……两人都说明自己是“与群众关系打成一片”的，“体现团结互助”，并无其他想法与杂念。但问题是，那个小小的一背一扶的动作，完全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在这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这样错误的事，正所谓“特殊环境、特殊场合做出了不当行为、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员干部形象”。
革命时代有草鞋，执政时期没雨靴。2014年6月20日，江西贵溪市白田乡兰田村3名小学生因为暴雨意外落水，1人获救，2人失踪。救援现场有干部“怕弄湿自己的名牌皮鞋”，叫同事背其蹚过水坑。这个官员职位高一点，是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军华，背他的是其下属（干事）。照片上网曝光当晚，贵溪市委就紧急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对王军华予以免职。王军华同样很委屈，认为都是“朋友式的相处”。好吧，今后是不是要明文规定：官位在上的朋友不得让职位在下的朋友背其蹚过水。这样该记牢了吧？
心中装着群众，就永远不会趴在群众的背上。试想，你如果是焦裕禄、孔繁森，你在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地点，你会让平常与你打成一片的群众背你吗？一定不会啊，是不是。反过来，如果你在那个时刻背了平常与你打成一片的群众，那会是如何的情景？那多么感人、动人、让人铭记！背者与被背者、扶者与被扶者，同样是人，你背人家一下、扶群众一把，难道就不可以？无论你穿什么鞋，让鞋子进水算什么天大的事？双脚不粘泥，是因为心中粘了泥。
值得称道的是，杭州一位居委会主任，可真是在积水中背了大妈过马路的。2015年7月21日，因暴雨积水严重，江干区水湘社区居委会主任周建强，穿着一双布鞋上街巡查，看到7个六七十岁的大妈听完健康讲座出来站在门口，就主动一一去背她们过了积水的马路。周主任水电工出身，48岁了，是这里的老居民。《都市快报》记者去采访他，他有点难为情：“反正我鞋子已经湿了，就背她们过去了，都是我应该做的，哪里晓得会传到网上去。”本色发言毫不渲染，让人钦佩，应该为他竖起大拇哥！
（原载《凤凰博报》2016年9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