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ha，1872-1945）的一生波澜不惊。即使在纳粹占领下受苦时，他写写小品、把玩历史的活动也没有完全被打乱。起初在格罗宁根大学执教，任历史教授。这是一所生活宁静、颇有威望的大学。他以轻快的笔调为该校的前一百年写了一部校史。从1915年到1945年，他在莱顿大学历史系掌舵，声望卓著。这座城市遍布人形墙的建筑，充满活力，让人回忆起欧洲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遗迹随处可见，17世纪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留下的印记尤其强烈。在这里，赫伊津哈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专著、散文、学术讲演录，他为不同的时代留下了印记。他那难以伺候、盛气凌人的脾气也是在这里形成的。
1919年，《中世纪的秋天》问世，赫伊津哈赢得广泛的赞誉。比较挑剔技术细节的中世纪专家对该书有一些保留，尽管如此，在思想的深刻和心理描绘方面，该书被视为学养深厚的杰作。赫伊津哈顺理成章地成为雅各布·布尔克哈特[2]的后继人。布尔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显然是赫伊津哈灵感的源泉之一。他们两人都觉得自己继承了伊拉斯谟[3]的衣钵。赫伊津哈对伊拉斯谟的研究成果是1924年问世的。巴塞尔城[4]的伊拉斯谟和莱顿小镇的赫伊津哈在各自的领域里大放异彩；更加确切地说，他们阐述并传播了斯多葛派哲学别具神韵的立场，对作为话语的历史进行了特别的阐释，既凭借直觉又有科学依据，他们对文明的各种可能性具有独特的理解。布尔克哈特与尼采[5]惺惺相惜，虽然这样的关系维持不久，但他还是清楚看到欧洲价值和人文价值日益逼近的危机。赫伊津哈被纳粹放逐到荷兰东部一个偏僻的小区，他在晚景凄凉的最后一个寒冷的冬天看到，这些典范的价值可能会遭遇穷途末路的厄运。
赫伊津哈回忆，他对游戏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03年。那一年，他完成了东方学和梵文的学业（据其回忆录《我踏上历史研究之路》描绘，他逐渐转向这个研究领域几乎是纯粹偶然的机遇）。1933年，他在就任莱顿大学校长的讲话中回到游戏这个主题。日益深化的政治危机使他感到压力；1933年，他发表著名的作品《明天即将来临》。尽管如此，他研究游戏的兴趣还是不曾动摇，他对喜庆之中的人的兴趣或许主要是为了寻求生活的平衡。《游戏的人》1938年问世。
赫伊津哈给游戏下这样的定义：“游戏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活动，游戏呈现明显的秩序，遵循广泛接受的规则，没有时势的必需和物质的功利。游戏的情绪是欢天喜地、热情高涨的，随情景而定，或神圣，或喜庆。兴奋和紧张的情绪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动作，欢声笑语、心旷神怡随之而起。”他强调指出，严肃并非游戏的对立面。游戏也可能是极其严肃的，而且常常是非常严肃的。作弊者遭到的憎恨和惩罚，远不如搅局者（spoilsport）遭到的憎恨和惩罚强烈。所谓搅局者就是颠覆和粉碎游戏合法性的人，就是破坏游戏重要性的人。赫伊津哈说，难以给游戏找到一个恰当的反义词。但我们也许能在这里得到一点提示：从最广阔的视野和活力来看，游戏几乎在文明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一切方面“起作用”。游戏唯一的对立面就是“非游戏”这个否定范畴。
游戏绝不是偶尔的间歇，绝不是处在历史文化边缘的活动。在赫伊津哈的笔下，游戏成为人的感知能力的决定性特征。游戏人（Homo Ludens）与工匠人（Homo Faber）比肩而立（我们怎么给人工制造物和人工技巧划定边界呢？），“也许，游戏人和智人（Homo Sapiens）处在同一个层次。”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常见的主题，这个主题在莎士比亚笔端是非常活跃的：演员是一切人的化身，“游戏”就是一切生活的形象和浓缩。这个主题在赫伊津哈的笔下获得了正面的历史意义。在行为和“表演”的背后，在世界舞台的背后，在这些常规的表象之后，在这些新柏拉图主义的源头和说教式的惯用语的背后，赫伊津哈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真正的、纯粹的游戏是文明的柱础之一。”
作为印欧语语文学家的赫伊津哈将要登台展示风采，他的许多例证是语言学的例证。在许多语言里，表现游戏和博弈、竞争和仪式的词语是互相渗透的。《旧约·撒姆耳记下》第14章表明，即使殊死的战斗也被看成是游戏。在宗教、法律和社会行为里，来源于游戏和运动的习惯用语是至关重要的。接着，赫伊津哈研究了文明成长中的“竞赛成分”。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尼采《悲剧的诞生》对他的影响，同样，葛兰言[6]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开创性研究，也对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各种社区的发展模式包括艺术、军事和经济的模式，都有赖于有组织的竞争；各种竞争的结果可能是互相毁灭的，但有一个共同的属性：“竞赛——游戏”的成分。赫伊津哈探讨夸富宴（potlatch），这在古代是非常引人注目、分布广泛的庆祝活动。即使是铺张浪费的活动，如果包装到社会仪式里，并纳入达成共识、互相约束的框架之后，也会成为文明进步的动因。文明似乎是在斗争中前进的；只要有“游戏规则”，斗争就可以控制在没有危险的范围之内。游戏和战争的相似性（见之于军棋游戏中）是随处可见的，这就是似非而是的意义所在。在封建时代的战斗中，在法国大革命前夜高度程式化的社会及政治制度里，互相屠杀的规则酷似游戏的规则，最突出的例子恐怕是丰特努瓦[7]战役。中世纪的骑射比武或武士决斗，在仪式的作用下模糊了游戏和“现实”的区别。虽然赫伊津哈没有点破全面战争的新概念，但是在美国内战中（谢尔曼将军[8]决定扮演终极的搅局者），全面战争的到来和美国的清教徒信仰有关系。游戏的人对感情的脆弱持怀疑态度，脆弱的感情会使人迫不及待地抛弃战争中不温不火、捆住手脚的规则。
赫伊津哈考察了古代哲学话语的谜团和辩证方法，他认为，“游戏的本能”有助于知识的获取。我们觉得宇宙有灵气，所以通过占卜可以寻求问题的解答，我们看见对手紧紧把纸牌护在胸前的姿态，就可以从中推测牌局的走向。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游戏的模式是存在的。赫伊津哈又断言，这样的模式在诗歌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中，是不容误解的。诗歌样式和韵律的规则，常常是任意的，又是极其细腻的，这是诗人严肃的领地，他在这里自由驰骋；这说明，诗人是在游戏——当然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高尚的、意义最丰富的游戏。文学是独立自主的语言，它在常规的、非功利的规则中运行；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文学都是游戏。赫伊津哈把这个相似性推广到一切艺术。在“演奏音乐”（play music）这个短语中，艺术和游戏的成分互相交叉。在造型艺术里，这两个成分的交叉略为逊色；但即使在造型艺术里，艺术和游戏的交叉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这里，“无用的”发明和苦心孤诣的竞争也互相影响，两者的互动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上述分析被认为是有效的，如果它“似乎是难以不接受的”，赫伊津哈就得出了这样一个权威的结论：文明“决不脱离游戏，它不像脱离母亲子宫的婴儿：文明来自社会的母体，文明就在游戏中诞生，文明就是游戏”。
文明决不脱离游戏吗？在本书结尾时，赫伊津哈露出忧郁的神色。诚然，中世纪的文化、巴洛克[9]时期和洛可可[10]时期的习俗，“充满了游戏的调子”。在这两个欢快的时代，社会进程的大部分时期是色彩绚烂、铺张浮华的。18世纪的艺术、政治和服饰，“给我们的印象无时无刻不是游戏欢乐的”。在华托[11]的风景画和诺特[12]的园林里，大自然似乎成为一首装饰华丽的嬉游曲（divertimento）的参与者。然而到了19世纪，文明却带上了一股酸臭味：“欧洲人全都穿上了连衫裤衣服。自此，文明的主导因素就成为社会觉悟、教育理想和科学判断……我们对经济因素的估计高得离谱，这是因为我们崇拜技术进步，这种崇拜又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产物，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把文化中的神秘成分扼杀殆尽，使人从歉疚和负罪感中解脱出来。”但是这样的解脱是虚幻的。神圣和嬉戏几乎是两个对等的属性，这两个成分被剥夺殆尽之后，人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按照自己陈腐的模式”来塑造俗气的工业世界了。游戏的人在凄风冷雨的冬季旋律中落幕，林中仙女和牧羊人再也不会翩翩起舞。
这本引人入胜的小书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去批评。
第一个层次见诸彼得·海尔[13]1961年的文章《赫伊津哈责难他的时代》（Huizinga as Accuser of his Age）。他发现《游戏的人》“精彩纷呈，却有许多固执的错误”，他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赫伊津哈阴郁的结论。海尔的批评显示，赫伊津哈“偏执地展示衰落与毁灭，对时代的怨恨几乎完全控制住了他的脑子”。正如海尔所见，《游戏的人》就是这种倾向的必然产物，他作为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的声望或多或少受到了损害。赫伊津哈骨子里是官僚式的知识分子和精英，浸透了资产阶级高雅文化的理想和闲情逸致。他自始至终以挑剔和怀旧的观点来看待文明。他把劳苦大众从文明中抽象出来，从他的历史叙述中剥离出来。他不可能去考究，艺术和学术的丰碑是建立在什么代价基础之上的。因此可以说，他把整个文明当作游戏的观念固然给人启示，却是一种虚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观念把最高尚的价值即艺术、法律、哲学和文学放置到最猥琐的审美层次上；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这个观念的崇高的价值与普通的民众是脱节的。赫伊津哈对中世纪晚期的佛兰德斯[14]的描写很有名气；正如布尔克哈特对佛罗伦萨的描绘一样，他把历史简化成一派人工雕琢的美好景色。历史成为富有创造性的、血统高贵的、学问高雅的少数人的色彩斑斓的画廊。因此他在论述游戏人的时候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民主这样的玩意儿意味着地道游戏的终结，也是那座典雅而精湛的大厦的终结，他把这座大厦命名为文明。这是因为，“只有在高雅的游戏中，赫伊津哈才感觉到游刃自如……这是一种由规则管束的比赛，而物质利益、收获、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和这场游戏是没有关系的”。
海尔的上述批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沿着特尔·布拉克[15]和让·罗曼[16]批评的路子继续前进。赫伊津哈的结语总是有一种难以摆脱的阴郁调子，而且他选取的历史证据常常带有一定的任意性。
不过，事情并非就像海尔等人的严厉批评那样直来直去。令人不安的真相也许是这样的：文学艺术和纯思想的高雅文化的确倚重于等级森严、仪式隆重的社会模式，比如伯里克利[17]执政时期的雅典、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18]或路易十四[19]治下的法兰西。社会进步和比较公平的经济资源分配对审美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培养，是有影响的，这一点可以理解。赫伊津哈预言，我们的主要艺术和哲学遗产来源于高雅文化，消费式的民主文化将要和高雅文化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可以证明，这个预言是准确的。正是这些遗产给文明史家提供了主要的参照标准和框架，布尔克哈特、赫伊津哈、彼得·海尔都借重这样的参照。就像许多新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教士”一样，海尔主张两种遗产都要接受。赫伊津哈勇敢地表明自己悲观主义的信念，他认识到，睿智而富有精湛感知能力的生活，和政治平等与经济公正的要求是不协调的，前者与后者一样，是值得嘉许的。他拒绝回避这个两难困境。他在困境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世事的走向更加接近于他灰暗的预言，而不是接近于海尔的自由派信仰。
我提出第二个层次的批评。我认为，《游戏的人》之所以受到挑剔是由于自身有不足。赫伊津哈提出的许多佐证都经不起仔细推敲。许多词源的考据是业余水平，或者是错误的，他企图证明，许多不同语言形式都表明，游戏是其中首要的意义。《游戏的人》甚至没有提及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理》对游戏的思考不愧为最准确的思想），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提出“游戏本能”说时，却不加界定。赫伊津哈认为，诗歌和所谓儿童、野蛮人及预言家的前逻辑精神状态大约是相同的，这样的断言读起来使人感到尴尬。同样，他所谓神话和游戏的相关性是未经检验的，这样的判断也使人不胜难堪。他断言，“风格的缺乏是神话固有的特征”；在我们这个列维·斯特劳斯的时代，人们很难认真对待这样的论断。以目前的证据来看，赫伊津哈对希腊戏剧源泉的描绘，尽管信心十足，看上去还是太陈旧且不合时宜了。
实际上，本书出版的时机是令人不安的时期。它问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但表现出二战以前的风格。事实上，本书是机巧的妙语之作，成也在此，败也在此；这是颇有学问、想入非非的业余爱好之作，借重传闻轶事的话语。20世纪30年代学术成就奠定的基础，使游戏研究更加富有穿透力、更加权威，对个人心理的研究也更加深刻、更加权威了。然而，赫伊津哈对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却采取孤傲的、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使他无法利用心理学的实验成果；在这个时期，对儿童心理的研究，对儿童游戏心态的摧毁和重建的研究硕果累累，可惜他未能利用。赫伊津哈引用马塞尔·莫斯[21]划时代的专著《论馈赠》（Essai sur le don，1925），可是他对社会学却不甚了了。结果，他对社会演化的观察太笼统，他使用的“原始”这个范畴太简单。况且，赫伊津哈忽视了一个核心问题，所以他失去了步入坦途的机会，否则他的游戏观念是可以更加透彻的。
在人的一切活动中，数学尤其是纯数学最接近赫伊津哈的高级游戏标准。数学的演算遵循一套非常任意的、非功利的规则。数学勾画的范围只向懂行并遵守规则的人开放。不过，新规则是可以设计并作为“游戏凭借”的。和赫伊津哈描绘的心理活动模式中的游戏成分一样，数学也具有某些形式美，具有难解和智慧的标准。还有什么比巴拿赫─塔斯基悖论[22]更加深刻的游戏、更加独特的人的游戏吗？所谓巴拿赫─塔斯基悖论就是“分球问题”，我们把大如太阳的球体分割成无数的小块，直到可以把小块放进自己的衣袋。反过来，我们可以把一颗又一颗的小豆豆那样的构造成分排列起来，使之塞满宇宙。还有比这更加富有人性的游戏吗？我们看到拓扑学、数论和多重空间几何学里的相似性，这样的相似性比赫伊津哈提出的相似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游戏与创造性、非功利性思维的神秘色彩，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在《游戏的人》的写作过程中，博弈论即将成为一门益智的学问，该学问发轫于冯·诺伊曼[23]1928年表述的“极大极小原理”。
不久，诺伊曼和摩根斯顿[24]着手把竞赛策略及其形式规则应用于研究社会、经济和军事行为。然而，赫伊津哈似乎对这些平行发展的博弈论毫不知晓。《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比《游戏的人》早出9年，可是对赫伊津哈而言，它似乎是一个时代以前出的书了。
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读。那温文尔雅的人性，那色彩斑斓的学问，那好学深思的精神，都是很值得一读的。赫伊津哈温文尔雅，他深信艺术和杰出的思想具有终极的价值，他认为我们的时代非常需要杰出的艺术和思想。海尔承认，“赫伊津哈的魅力不减分毫”。他的“文化游戏”理论的价值也魅力如故。休闲问题成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突出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赫伊津哈的预期。我们陷入了一个新的两难困境：如何分配多余的时间和资源，以便用创造性的、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去利用闲暇。在《时间，工作与休闲》一书里，格拉西亚[25]区别自由使用的时间和胡乱浪费的“空闲时间”，他认为，这样的区分对文明社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样的分别里，他提出了人类卓越境界的标准，这和《游戏的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倘若政治创新真正来临的话，它将与休闲携手到来。”格拉西亚使用的语汇当然有别于赫伊津哈的风格，但那“节庆”式的展望还是神似赫伊津哈的憧憬。“玩游戏的时候”，人处在创造力的巅峰，他完全摆脱了互相仇视的羁绊，他从粗俗的需求中彻底解放出来。只有死亡才打破一切游戏规则，只有死亡才顽强地战胜一切对手。
注释
[1]乔治·史丹纳（George Steiner，1929-），法裔美国比较文学家、文化学家、文化批评家，先后在欧美几所大学执教，著有《悲剧之死》《通天塔之后》《托尔斯泰抑或陀斯妥也夫斯基》《语言与科学》等。
[2]雅各布·布尔克哈特（Jacob Burckjardt，1818-1897），杰出的文化史家，生于瑞士，专攻文化史和艺术史，代表作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世界史观》等。
[3]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欧洲北方文艺复兴主要人物，荷兰人文主义学者，1506年编订希腊文本《新约》，1516年编订拉丁文本《新约》。
[4]巴塞尔城（Basle），瑞士西北部城市。
[5]尼采（Friede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创立“权力意志说”和“超人哲学”。代表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6]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法国汉学家、人类学家，师从迪尔凯姆，完成汉学从语文学向社会学的转向，著有《中国古代之媵制》《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国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中国文明》等。
[7]丰特努瓦（Fontenoy），古战场，18世纪法国王室军队在此战胜英军。
[8]谢尔曼将军（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1891），北军大将，放弃正面阵地战，用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歼灭南军，加速战争的胜利，晋升陆军总司令；美国内战是有别于中世纪概念的战争。
[9]巴洛克（Baroque），约1550-1700年间盛行于欧洲的一种艺术和建筑风格，以铺张浮华为特色，渗透到其他艺术门类。
[10]洛可可（Rococo），18世纪初起源于法国并盛行于欧洲的建筑装饰艺术，其特点为精巧、繁琐、华丽，渗透到其他艺术门类。
[11]华托（Jean Antoine Watteau，1684-1721），法国画家，常常被视为最杰出的洛可可艺术代表，作品多与戏剧题材有关，画风富于抒情，作品有《发舟西苔岛》《哲尔桑古董店》《丑角纪勃》等。
[12]诺特，即安德烈·勒·诺特（Andre Le Notre，1613-1700），法国最伟大的园林设计师，古典主义园林先驱。
[13]彼得·海尔（Pieter Geyl，1887-1966），荷兰历史学家，著有《与历史学家辩论》《荷兰人民史》等。
[14]佛兰德斯（Flanders），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
[15]特尔·布拉克（Ter Braak），荷兰作家、历史学家，著有《我为何拒绝美国》《阳台上的人》等。
[16]让·罗曼（Jan Romein，1893-1962），荷兰记者、历史学家。
[17]伯里克利（Pericles，？——？429），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袖。
[18]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Tudor England，1485-1603年），历经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共5位国王。
[19]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绰号“太阳国王”，建立绝对君权，推行重商主义，企图称霸欧洲而连年进行战争，保护了一批文化人，营建凡尔赛宫，促成法国文艺的黄金时期。
[20]由于他坚定的反纳粹立场而被囚禁，流放到一个小村庄，1945年2月1日，在荷兰解放前夕被迫害致死。至于去世的细节，似乎有三种说法——一是史丹纳这篇序文里说的自杀；二是“关押至死”；三是被释放后身体衰弱致死。无论如何，他被纳粹迫害致死是有案可稽的。
[21]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法国社会学家，著有《论馈赠》《原始分类》《文化的要素及其形态》等。
[22]巴拿赫─塔斯基悖论（Banach-Tarski Paradox），即所谓“分球问题”。这个悖论可以说是违反了物理学定律，按照这个悖论，一个单位球体（半径为1）可以分成有限份，最少可分成五份，然后通过一些刚体运动，即旋转和平移，再重新组合；不过在组合后，竟然成为两个单位球体，也即是体积增加了一倍。
[23]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匈牙利裔美国数学家，因其对策论和量子理论的贡献而出名。
[24]摩根斯顿（Oskar Morgenstern，1902-1977），德裔美国经济学家，与诺伊曼合著有《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诺伊曼的策略博弈论用于商业竞争。另著有《论经济观察的准确性》《组织原理绪论》等。
[25]格拉西亚，即塞巴斯蒂安·德·格拉西亚（Sebastian de Grazia，1918-2001），美国政治学教授，1990年普利策奖得主，著有《地狱里的马基雅弗利》《时间，工作与休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