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与陈平原取得联系时，他正在国外讲学，但非常爽快地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请求。电话、邮件往来交流中，他言辞不多，却真诚、谦和，分寸感极强，一如他在学生、公众面前的一贯作风。在北大，雅号“平原君”的陈平原深受学生喜爱，被公认为“极有魅力”。在学生眼中，他宽厚、亲切，爱请学生吃饭，时而有点“冷幽默”；在同侪看来，他是个爱“冷板凳”胜过“满堂彩”的学者，从不故作惊人之语。2012年9月，陈平原从担任了4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职务上卸任，对于自认为“缺乏行政兴致与官场智慧”的他来说，这并无任何失落之感。身为系主任时，他曾因为“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说”而颇感苦恼；卸任后，他重新回归一名普通大学教授的身份，按他的话说，“那样更本色些”。
2012年6月，他的新书《读书的“风景”》出版，收录了其一系列演讲、随笔。在引言中，陈平原写道：“书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经济实用的‘指南’，只不过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令他倍感忧虑的是，在当今社会，读书似乎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不惟大众，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甚至精英阶层，也不再以读书为乐事。
《环球人物》：读您的著作，感觉您更倾向于师法古代教育传统、警惕西式学科教育。您确实有这种倾向吗？
陈平原：所有的发言，都得看上下文，语境很重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在晚清为传统教育说好话，当然是因其“流水落花春去也”，再不追怀，就会被彻底遗忘。晚清以降，一直到今天，毫无疑问，“西学东渐”始终是主流。既然是“时代潮流”，不必唱赞歌也能奔腾万里。像我这么发言，其实只是在给当道诸公提个醒，拾遗补阙，敲敲边鼓而已，根本就不指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另外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学科的规定性。相对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更容易获得“反省意识”与“本土情怀”。教育也是如此——如果连中文系都像医学院或商学院那样，汲汲于采用英文授课，那绝不是好兆头。
《环球人物》：您多次谈到过当代大学教育的问题，但您也提到，这可能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从夫子游”“咏而归”这样风雅、闲适的教育方式，似乎已难以实现。
陈平原：中国有句老话，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问题在于，今天中国学界，对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方式并无共识。因大规模扩招，加上评价体系向研究成果倾斜，压力重重的教授们，别说对培养本科生不太用心，连指导研究生也只能“放羊”。教书这一行，本就是良心活，做多做少，只有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知道。
《环球人物》：很多人在评价当代社会时，都会用到两个词：浮躁和急功近利，您认同这种看法吗？作为个体，我们该怎样对抗这种浮躁？
陈平原：因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的时间感与空间感全都变了。一边是“天涯咫尺”，另一边则是“争分夺秒”，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难了。远离古代文人雅士的沉潜与静穆，现代人之所以只争朝夕，有其合理性。
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弥漫在中国社会中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既是转型期社会的通病，也是个人发展的动力。很长时间内，这个状态无法改变，喊口号没有用，因为这是整个经济结构与社会氛围决定的。作为个体，你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凑热闹，不要怕出局，沉得住气，有所坚持，这就行了。
《环球人物》：近年来，您一直在关注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以及当代人文学者面临的困境，您认为要脱离困境，出路在哪里？
陈平原：我想特别强调三点：第一，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之所以得到政府及民间的普遍尊重，有其合理性；第二，人文学科的命运与人文学者的命运，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第三，人文学者必须在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学术观念的同时，努力理解这个时代，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及工作策略，主动出击，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好处，向世人展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我不主张一味地孤芳自赏或冷嘲热讽，那样久而久之，真的会变成“深宫怨妇”的。
《环球人物》：您多次提到“理想主义”这个词。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陈平原：如不是生活所迫，自愿选择教师职业的，十有八九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投入这个行业的前提，就是相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后的“人才辈出”以及“民富国强”，是看不见的，最多只能见其端倪。也正因为有此愿景，现实中的诸多缺憾、奋斗时的无数挫折，都能泰然处之。我曾说过，自己属于低调的理想主义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某种意义上，强调耕耘而淡化收获，甚至将耕耘本身作为目标，这与鲁迅先生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其实是异曲同工。
（初刊《环球人物》2012年第30期，原题《陈平原：不凑热闹？不怕出局》，原文分两部分，删去谈读书的上篇，因与其他访谈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