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读《问青春》，认识了张闻昕，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十一岁时，她写过《细菌国王秘密日记》，找出来看一遍，看出这孩子心细而有大志，细到了、大到了在显微镜下打一片江山、创一个王国。如今，写了这本《问青春》，她长大了，作为写作者的张闻昕获得了神奇的加速度，远超过她的年龄，她已经不是个少年才女，而像是气象不凡的作家，临近高考的那一年那群孩子那些事，竟被她写出了人间辽阔、人情丰饶。
这是另外一种“青春”书写。我本以为会看见阴郁、孤独、冷酷、愤怒，书店里有太多此类拒绝走出青春期的“青春文学”，其中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市场的复杂机制，此处也不必细表。而《问青春》的青春却不是被指认、被订制的“青春”，不是姿态和表情的“乌托邦”，它越出了大众文化的成规，它被张闻昕还原为生活。
成规化的青春书写必须偏狭，必须不公正，它必须对人类生活做出粗暴删减。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他拒绝领会父母的苦衷、他人的道理，他深深地沉溺于自己，封闭于内部，兀自委屈和悲伤——这并非多么不正常，而张闻昕，这个二十岁的写作者，她当然是站在青春的内部，站在自己的青春里，但是，这没有阻碍她对他人的好奇、探究和理解、体贴。她的青春不是拒绝对话的青春，相反，在她的笔下，青春之盛大正在于向着他人、向着世界敞开。《问青春》里，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正是那些孩子们之间、他们和成人之间热烈的对话，“问”青春，也是“问”世界，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甚至也不会有终极的答案，问答的过程也正如小说所写，充满了困难、误解和伤痛，但是，正在这热烈的对话中，青春成为了向着更广大世界、向着未来的探索和成长，也充满欢欣和希望。
这就是艺术上和人生观上的“公正”，有这样公正眼光的小说家，看到的“青春”就不是符号，不是某种表情或姿态，青春本身就是一个生活世界，而生活是多么的难以界定，生活的可能性和人的可能性无穷无尽不可封闭。看得到这些，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才能开始他的工作。
而张闻昕正好有这样的禀赋。是的，我认为这样一种面对生活、面对众生和众声的公正，这样一种既辽阔又贴切的眼光对小说家至关重要，在很多作家那里，这种禀赋严重匮乏。他们远比张闻昕更有名，却很难说他们比她更成熟。当今小说中，很少见到《问青春》这样的气象：大大小小的场面纷至沓来，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场面推动，这是在人间，这是人走进和拓展他的世界，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形成自己、呈现自己。《问青春》中充满活生生的人的关系，所以必定是有声的、说话的，众声喧哗，话说得热闹。——这些都使我想起中国古典小说和十九世纪西方小说的传统，这也让我想起现在很多“纯文学”的小说：小说家不让他的人物开口，他一定要让人沉默，在心里没完没了地想啊想。那是形影相吊，是厌食和自闭，既不吃饭也不交际，拒绝与他人对话，人被切割封闭在一种被观念界定出来的“私人生活”里。他们由此失去了基本的艺术眼光和能力：在人间、在人的整全存在、在人和世界的全部关系中认识人、想象人、塑造人。
很多小说空旷无人。而《问青春》里有那么多的人，有名有姓的几十，性格鲜明的十几。张闻昕似乎是不太费力，她兴致勃勃，她是一个受过传统训练的肖像画家，她确信，人和人不一样，这种使人间变得如此有趣的差异，既是出于天性，更是出于家庭、环境，出于种种个别条件的复杂作用，一个作家或一个画家面临的考验，正在于把“这一个”、把一个个的“这一个”辨认出来、刻画出来。
说来容易做到难，张闻昕竟然做到了，她表现出在这个年龄很少能够达到的准确和娴熟。可能是，她的心里本来就有这么多的人，她对他们满怀兴趣，她用显微镜仔细研究他们。与此同时，掌握显微镜并没有使她变得骄傲专横，她爱他们，她分享每一个人的“秘密”和“真理”，怀着惊喜、敬意。
——我不想掩饰我对《问青春》和张闻昕的惊喜。在这个夏天，因为工作，我看了很多小说，深感厌倦。对抗这种沉闷和厌倦的办法是，一边看小说，手机里一边放着相声。小说看过了，未必记得多少，段子倒是记了不少。有一句话，叫做“祖师爷赏饭吃”，演员说起来顾盼自喜。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天赋”，有人就是天生该吃这碗饭的，没什么道理，你气死活该。说相声是如此，其他事也是如此，比如写小说。张闻昕当然还小，前路漫漫，还得不懈努力，但是，一部《问青春》在眼前，一边看着，一边忍不住暗叹：果真是梦中携回一支笔，细写世间万般情！
（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